【蒙召到殉道】藝術史中的十二使徒 – 王嵩 (名家名畫與信仰)
在基督教兩千年的傳承接力中，十二使徒被視為為基督信仰跑第一棒的人。他們是一群普通人，有加利利的漁夫、有稅吏、有革命分子，甚至有教會的迫害者，正是這群毫不起眼的人，親眼見證了耶穌的生、死與復活，並受主差遣，將福音的火種從耶路撒冷傳向地極。他們不是英雄，卻因對基督的忠心，被聖靈使用，成為教會歷史的根基（以弗所書2:20）。今天我們能坐在這裡敬拜、學習，也正是因為他們在最初的歲月中忠心承擔了“使徒”的託付。
在藝術史中，有許多畫家與雕刻家也試圖刻畫他們的形象與靈魂。這些藝術品記錄的不只是他們的面容或死亡方式，更是信心的轉變、事奉的火熱與忠誠至死的生命見證。
考一考大家，12使徒都有哪幾個?
要想一次遇見所有12位使徒，有個好地方，就是羅馬的聖約翰大教堂。君士坦丁一世於313年到324年之間下令興建，是歷史上第一座合法的基督教教堂。它是羅馬教區的主堂，被稱為Mother and Head of All Churches in Rome and in the World。14世紀以前是教皇駐地。由於意大利政治動蕩，教皇克萊孟五世遷往法國阿維尼翁，開啟了長達68年的“阿維尼翁之囚”時期。拉特蘭宮因長期疏於管理而年久失修，教皇回歸羅馬後已無法使用拉特蘭宮為主居所。它的大殿兩側，有12使徒的巨型雕像。
彼得：面容莊重威嚴。這和我們在福音書里得到的彼得的印象不同。手裡拿着兩把鑰匙。天主教傳統中，一把金鑰匙是天國大門的鑰匙，象徵教會有屬天的赦罪權和進入天國的許可。一把銀鑰匙代表地上的治理權柄，象徵教會在地上教導規戒，牧養眾人的職責。
新教認為鑰匙不是教會或教皇的權柄，而指的是神的福音，是人進入天國的途徑，權柄來自於神的話，而不是一個職位。
安德烈：X形十字架。他在希臘被釘X形十字架而死。是蘇格蘭的主保聖人。蘇格蘭和聯合王國國旗。
大雅各: 常被描繪成一位旅者的形象，象徵他的宣教旅程與他與朝聖傳統的緊密關聯。
中世紀的傳統認為，在耶穌復活之後，雅各曾向西前往伊比利亞半島（即今日的西班牙）傳講福音。此後他回到猶太地區，最終被希律·亞基帕一世王處死殉道（見《使徒行傳》12:2）。
公元800年代初，一位名叫佩拉約（Pelayo）的隱士聲稱看見一顆星星指向一處埋葬地點。人們在那裡發現了據說是雅各的墳墓。阿斯圖里亞斯國王阿方索二世隨即宣布該地為使徒雅各的安葬之處，並在此地建造了一座聖地。這座聖地後來被稱為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意為“星之原野上的聖雅各”。
從10世紀開始，這裡成為僅次於羅馬與耶路撒冷的重要朝聖目的地。
約翰: 鵝毛筆和書卷，表明他是約翰福音的作者。鷹是約翰福音的象徵。在教會傳統中，四福音書分別與四種“異象中的活物”相對應，這一傳統源自《以西結書》第1章和《啟示錄》第4章中“寶座四活物”的形象。馬可—人，耶穌為人子，馬太—獅子 耶穌是君王；路加—牛 耶穌是僕人；約翰—鷹 耶穌是神。
腓利: 這根手杖喚起旅人或宣教士的形象，象徵腓力在傳播福音中的角色。手杖頂端的十字架強調他所傳講的信息是“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傳統認為，使徒腓力在宣教期間，於希拉波利斯（今土耳其境內）被倒釘或懸掛在十字架上殉道。
巴多羅買。據說他在亞美尼亞傳福音時，因帶領當地國王歸信基督教，激怒了異教祭司，於是遭到極刑。他被活活剝去皮膚，然後被斬首。手持一塊人皮，強調信仰的代價。
多馬 : 尺規，建築師的標誌。傳說多馬曾建築很多教堂。伸出的手指，代表懷疑。重要的不是信主的過程中有多少懷疑，多少掙扎，重要的是作為結果的信有多深。疑惑，掙扎如果幫助我們把信仰的根基打得更堅實，那是好事和不是壞事。
馬太: 錢袋，書卷。
猶大: 西方戟，
西門: 鋸子，兩人一起65年在貝魯特殉道
小雅各：棍棒，在埃及殉道
代表他們殉道的方式。
保羅：長劍 以6:17 拿着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劍”在這裡象徵神的話語的鋒利與真理的分辨能力。保羅作為羅馬公民，不被釘十字架，而是被斬首殉道，劍也代表了他為信仰所付出的代價。
書卷：寫下13封書信，被稱為“新約教會的神學根基”。
Vanini, 16世紀初 約1:35-51 “看，神都羔羊”。安德烈被稱為首召者。
右側是耶穌與彼得走入黑暗房間，耶穌手指伸出，發出呼召。左側是兩個正在數錢的稅吏，專註於金錢，對耶穌的出現和呼召毫不在意。畫面中央，一個身穿紅衣、留着鬍子的男子（傳統解釋為馬太）驚訝地指着自己，彷彿在問：“是我？”
耶穌伸出的手幾乎完全模仿了米開朗基羅《創世紀》中上帝伸手向亞當的動作。耶穌在“創造新生命”；呼召是一場屬靈的重生。馬太的神情中融合了驚訝、疑惑、掙扎與蘇醒。從怎麼可能是我，到真是我嗎，到竟然是我。
馬太並未主動尋神，乃是神主動尋人。
《聖保祿的歸化》 卡拉瓦喬 人民聖母聖殿的切拉西小堂。第一幅被拒收。畫面中，保羅仰面倒地，手捂眼睛。整個場景喧鬧、混亂，觀者幾乎難以一眼抓住焦點。這與我們通常想象的神聖時刻——寧靜、震撼、天啟——大相徑庭。我們看不到耶穌，也沒有耀眼的天光。保羅被壓在畫面左下角，顯得渺小、困惑。畫面似乎沒有在表現“一個神跡”，而是在表現“一個人突然受到神跡震撼”的心理狀態——混亂、孤獨、忽視。這可能正是委託人拒絕此畫的原因之一：太不“神聖”，太不“美”了。
相比之下第一幅畫更具“雜亂現實感”，保羅不是畫面的中心，這其實有它的含義：信主的過程不是孤單的，常常有弟兄姐妹的陪伴，但信主的過程中，有一部分是孤單的，是一個人與神與自己的掙扎，旁人難以參與其中。同樣，改變生命的神的降臨往往不是宏大光芒中的榮耀時刻，而是混亂生活中的輕聲呼喚。（你如果一直等待神在你生命中以一種榮耀的方式顯現，你可能會失望）神跡發生在人群中，卻往往無人察覺。
第二幅畫中的保羅處於極簡的黑背景之中，神光照射明顯，馬匹和僕人簡化，場面靜穆。比第一幅傳統了一些，馬處在中心、高位，而保羅在地上、顯得卑微。這種構圖，強化了保羅被打倒、降卑的屬靈轉變。馬靜，保羅動；馬無意識，保羅正經歷靈魂劇變。更簡單，更內斂。也有批評意見。
洗腳 丁托雷托 1548 米開朗琪羅的素描 + 提香的色彩 是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歐洲畫壇流行的一種理想——一種融合偉大傳統、創造“完美繪畫”的企圖。這兩者在理念上是對立的：理性與感性、線條與色彩、結構與氛圍。藝術不是“素描+色彩”的算術疊加。這兩者代表的是不同的藝術理念和不同的美學追求。藝術不是數學是化學。
耶穌為門徒洗腳，彼得初拒後接受。展現耶穌在服事中所立的榜樣，使徒們在謙卑與學習中被塑造。耶穌身穿簡單袍子，半跪於地、神情專註，是僕人之姿，卻絲毫不失尊嚴。他的動作沉穩、安靜，形成一種“柔中帶威”的精神氣質。彼得退縮的姿態、伸手欲阻止的動作，體現人對神恩典的誤解與掙扎。
《五旬節降臨》——埃爾·格列柯（El Greco），1600年左右 聖靈降臨，使徒聚集禱告，火舌落在他們頭上。格列柯慣用的細長人體比例，打破黃金分割的規則。讓人印象深刻，為表達“靈魂被神聖之光拉扯、提升”這一內在感受，他筆下無論衣服還是肌膚都有金屬光澤，拜占庭藝術影響，自幼便習慣在金底聖像或鍍金背景上運用純色與亮光。他把這種“神聖不可觸及”的質感帶入油畫。製造出一種神光內放的幻覺。
《聖保羅在雅典講道》——拉斐爾畫的草稿，織成掛毯。1515 保羅在雅典城中看見滿城偶像，心中焦急。在亞略巴古講解“未識之神”，他沒有直接引用舊約，而是引用希臘詩人的話，並從創造與復活講起，引出福音。他不是攻擊異教，而是循循善誘，用希臘人的語言與他們文化對話 。保羅的講道不是在反文明，而是在為文明找回屬天根基。聽眾反映多樣，忠實還原了使徒行傳中“有人信了，也有人譏誚”的記載。
✨ 羅馬聖瑪利亞·德爾·波波洛教堂
特點：彼得倒釘十字架，儘管身體倒置、面臨極刑，彼得卻目光沉靜、表情剛毅。沒有哀嚎、掙扎，反而顯現出“平安與順服”的神聖安息。彼得的倒釘是一種upside down的榮耀的象徵。他的殉道不是失敗，而是對主耶穌一生最深刻的效法。沒有聖人的光環，沒有神跡，沒有天使，沒有耶穌在雲中為彼得打氣，只有光明和黑暗。死不是終點，是地上使命的完成。
馬太三部曲”**之一，另兩幅為《聖馬太蒙召》與《聖馬太與天使》
這幅畫表現馬太福音的作者馬太（瑪竇）的殉道事迹。根據傳統，這位聖人正在祭壇上做彌撒時，被埃塞俄比亞國王派人殺害。行刺者肌肉緊繃、面容扭曲，一手執劍，一手抓住馬太，形成強烈的暴力動態。馬太身披祭衣，正倒向地面，伸出右手向天。右上角飛來一位天使，手中遞下象徵殉道的棕櫚枝。他並不拯救馬太，而是“歡迎”他完成呼召、走向榮耀。
和卡拉瓦喬的所有宗教畫一樣，它沒有理想化聖人及其殉道，而是讓觀者直面混亂、血腥、動蕩的“屬靈戰場”。然而，就在這人間的恐怖中，馬太的手伸向天光，天使帶來棕枝，人與神，今生和永生即將相連。
今天，我們在畫布與大理石上，重新看見這些在海邊被呼召、在街頭被差遣、在世界的遙遠角落為主流血的12位普通人。看到他們跟隨主，經歷恩典，被誘惑，被挑戰，被改變，最後忠心到底。
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普通人。從他們開始，福音的接力棒今天傳到我們這一代。盼望我們能效法他們，把福音活出來，傳下去。成為像他們那樣的人。軟弱，但願意回應。平凡，卻被主使用。
Dongjun Jiao May 25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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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基利柯】質樸和聖潔 – 徐志雄 (名家名畫與信仰)
安基利柯, 本名喬凡尼
天主之仆（Servant of God） – 正式啟動封聖調查
可敬者（Venerable） – 被認定為德行卓越
真福者（Blessed） – 已宣福，可區域性敬禮
聖人（Saint） – 已封聖，全教會敬禮
聖道明1215年創立道明會，成為天主教四大托缽修會之一。道明會以宣講福音和教育為主要使命，強調學術研究和與世俗生活的緊密聯繫。在宗教改革時期，道明會積极參与反宗教改革運動，通過佈道、教育和神學辯論維護天主教教義，並在宗教裁判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其會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被稱為“黑衣修士”，聖多瑪斯·阿奎那就是道明會的修士。另外三個修會：方濟各會——“灰衣修士”，加爾默羅會（聖衣會）——“白衣修士”，奧古斯丁修會——沒有外號，馬丁路德是奧古斯丁修會的修士。特蕾莎修女——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
INRI – 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
This translates to:
“Jesus of Nazareth, King of the Jews”
耶穌的臉，傷口，肋骨，腳
道明的臉，手，跪拜，默想
人性和神性——受苦（傷口），平靜（面容）
這是1433年佛羅倫薩的亞麻工會（Linen Maker‘s Guild）委託安基利柯創作的木板蛋彩畫（Tempera）。
這幅祭壇畫外面的大理石框架是由洛倫佐·吉貝爾蒂 Lorenzo Ghiberti 設計的，雕的是耶穌和基路伯。
吉貝爾蒂設計的佛羅倫薩洗禮堂青銅大門被米開朗基羅稱為《天堂之門》，他也因此名滿天下。
中間畫的是《聖母與聖子》Maestà，周圍環繞着十二位演奏樂器的天使。背後是兩塊金色的帷幔（可能暗示行會的紡織業背景），帷幔後是一片繪有星星和聖靈鴿子的藍色天花板。
左扇屏內側是施洗約翰，右扇屏內側是聖馬可。
外側左邊還是穿紅袍的聖馬可，外側右邊是拿着天堂鑰匙的聖彼得。
畫底部有三幅基座畫（predella），分別畫的是《聖馬可記錄聖彼得的講道》；《博士來朝》；《聖馬可殉道》。
《聖馬可記錄聖彼得的講道》
聖馬可即《馬可福音》）的作者，傳統認為他並不是耶穌的直接門徒，而是彼得的學生和書記。
早期教父認為馬可記錄了彼得在羅馬的講道，成為《馬可福音》的基礎。
《聖馬可殉道》根據教會傳統，聖馬爾谷在宣教時曾前往埃及亞歷山大城，在那裡建立了亞歷山大教會，是該教會的第一任主教。
但他在當地因傳揚基督信仰而遭到反對，在主後68年左右被異教徒抓捕，並用繩索綁住脖子拖行街頭，最終殉道。
他的遺體據稱後來被埋葬在亞歷山大，後來一部分遺骸被運至威尼斯，成為威尼斯的主保聖人，聖馬可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也因此得名。
右側白點是一種視覺符號，在15世紀的宗教繪畫中經常出現，用於表示：
- 上帝的臨在（Divine Presence）
- 聖人的榮耀或靈魂升天的奇蹟
- 殉道事件的“超自然性質”
畫中多次出現聖馬可，是因為他是委託該作品的行會（即亞麻工會）的主保聖人。
某個祭壇畫5幅基座畫中的一幅，另外四幅流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中。
路加福音1章的故事。
《聖馬可祭壇畫》（The San Marco Altarpiece）
這幅畫是由**老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 the Elder）**委託繪製的
除了主畫面描繪的寶座上的聖母與聖嬰、以及圍繞他們的天使與聖人外，原本還配有九幅基座畫（predella panels）。
這件作品被認為是文藝復興早期最傑出的祭壇畫之一，以其巧妙運用隱喻與透視法、錯視技法而著稱，並將道明會的宗教主題與象徵與當時的現實政治信息緊密融合。
聖馬可祭壇畫——蛋彩畫
當道明會接管聖馬可教堂及修道院時，他們發現這組建築年久失修、嚴重荒廢，亟需資金整修。科西莫·德·美第奇與其兄弟洛倫佐主動承擔起資助的責任，聘請建築師對修道院進行重建。
按照慣例，他們在重新奉獻教堂時，除了保留原名聖馬可（Saint Mark）外，還加入了美第奇家族的主保聖人——聖科斯馬與聖達彌盎（Saints Cosmas and Damian），以此強調：正是柯西莫的財富和慷慨捐助，使修道院得以重建。
Left: Saint Mark, Saint John the Evangelist, Saint Lawrence
Right: Saint Dominic, Saint Francis, Saint Peter the Martyr
Saint Cosmas, Saint Damian (patron saints of pharmacists) 是三世紀的兩個阿拉伯醫生，一對雙胞胎兄弟，免費醫治，施行神跡，帶領許多人信主，在羅馬皇帝戴克里先逼迫基督徒時殉道。聖科斯馬的形象被認為是照着科西莫·德·美第奇畫的，
這幅作品被認為是最早的“神聖對話”畫像，即聖母與聖嬰與諸聖人處在同一空間中對話與共處。畫面下方的耶穌釘十字架的苦像畫（Pax），是典型的錯視畫法：
- 它被畫得彷彿真實地鑲嵌在畫板上，而非繪製在畫中空間里；
- 這使它成為一種**“視覺阻擋物”**，就像現實世界與畫中神聖世界之間的一道門檻。
它強化了畫面空間的真實可信感，同時也明確劃定了觀者只能到此為止，無法完全進入聖境的視覺與神學邊界。
畫中精緻的地毯，黃色邊框上飾有紅色的美第奇家族徽記“六顆球（palle），地毯上還繪有巨蟹座與雙魚座星象，可能象徵**佛羅倫薩大公會議（Council of Florence）**的起始與終結。
聖馬可（St. Mark）手持一本打開的福音書，位置正好在聖科斯馬頭頂。書頁翻到《馬可福音》6:12-13，寫道：“（門徒們）用油抹許多病人，治好他們。” 安基利柯刻意將這段醫治經文置於聖科斯馬頭頂，顯然不是偶然。這不僅強調他與兄弟達彌盎作為“醫師聖人”的身份。
在畫面正中央，赤裸的聖嬰耶穌被描繪為坐在寶座上的“萬王之王、神聖統治者”。
- 右手舉起賜福，象徵他對所有向他祈禱者的祝福與權威；
- 左手持寶球（orb），象徵統治與宇宙的掌控。
細看這隻寶球，上面有一顆星星標註在“聖地”耶路撒冷的位置
道明會的晨禱師哥中有：“創造萬物者，在其母胎中時，就已手握世界。”
神學的表達：
1 耶穌是天地之主，即便在嬰孩狀態；
2 同時，他仍以人性完全依附於瑪利亞，象徵神人二性的合一。
所有這些禮儀動作、神學理念、聖經文本與視覺象徵交織成畫，使安基利柯的這幅作品成為信仰深度與藝術形式的融合典範。
文藝復興藝術史家**瓦薩里（Giorgio Vasari）**曾評價說：
安基利柯的畫作中，圖像與人物的構造表達了他深切而真誠的基督徒虔敬之心。
《聖母加冕》被譽為他所有作品中最出色的一幅，原因在於他對眾多聖人及其神情的描繪極其細膩生動、充滿靈性。
藝術史作家瓦薩里稱讚這幅畫“如同來自天上”，整幅作品的色彩之美令人讚歎，彷彿出自一位聖徒或天使之手。正因如此，這位修士被稱為“安基利柯”（意為“天使般的”），實在名副其實。
這幅畫是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因掠奪而被帶到法國的。與其他多件藝術品一樣，後來並未歸還原地，借口是畫幅過大，不便運送。
這個就是安基利柯最為人喜愛的濕壁畫《天使報喜》，畫在修道院樓上修士宿舍的外牆上。這幅畫中，天使長加百列向馬利亞宣告她將童女懷孕，生下上帝的兒子耶穌。馬利亞看起來非常年輕和謙遜，對於天使的宣告感到驚訝，但她通過雙手交叉放在腹部的動作，表現出她順服接受這一崇高使命。天使展現出美麗多彩的翅膀，恭敬地向未來的上帝之母鞠躬。
這一場景原本只面向非常有限的觀眾，因為修道院的二樓是修士們的寢室，這也解釋了該構圖相比其他《天使報喜》版本更為簡潔的原因。
“天使報喜”這一主題對佛羅倫薩人意義深遠：他們曾將3月25日——即天主教紀念天使報喜、耶穌受孕之日（在耶穌誕生前九個月）——作為新年的開始。這個習俗一直持續到1750年被廢止。
安基利柯對自然現象的細節變幻並不關心。在他筆下，世界不是理性描述的對象，而是信仰的映像。而文藝復興時代強調現實與人文精神，藝術多以神話隱喻人世經驗，表現“今世的光榮”。安基利柯的堅持常被譏諷，被許多人視為“屬於過去的藝術家”。他風格保守，宗教立場堅定。實際上，他對文藝復興技法掌握頗深，如透視法、明暗對比、數學比例與空間構圖等。他的繪畫可分為兩種風格：一是面向大眾的理性表達，如用於公共場所的濕壁畫；另一種是供修士私下默想的畫作，簡約內斂，去除繁飾，只保留核心意象，如修士本身那般樸實無華，卻不失智慧深度。
1455年安基利柯安葬在羅馬的神廟遺址聖母大殿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
儘管他身處文藝復興時期，他卻是這個時代的“反叛者”。作為一名道明會修士，他過着簡樸生活，不食葷，只畫聖人像。據說他每次動畫筆前都必先祈禱，畫十字架時常常感動落淚，雖然他掌握了文藝復興的繪畫技法，卻不似當代畫家熱衷於希臘神話與塵世題材。他專註於神聖主題，忠於信仰表達。
在宗教繪畫逐漸式微的時代，安基利柯是少數堅持這一路線的藝術家。他明知藝術正走向新的方向，仍選擇堅守自己的信念。對他而言，藝術就像講道，是傳播真理與啟發人心的工具。因此，他的作品不斷傳達中世紀的宗教理念：繪畫不僅是再現現實，更應表達屬靈的願景，引導人們向神聖回歸。他相信藝術應喚起對伊甸園的記憶，追求靈性的完美。
安基利訶這一生最想作的是修士，其次才是藝術家。瓦薩里說他是：“一個生活極其質樸、行為及其聖潔的人。”
他的墓碑上的碑文是教皇尼古拉五世撰寫的：「不要因我畫技高超稱讚我，
而要因我將一切奉獻給基督的窮人來稱讚我；因此，我的作品一半留在人間，另一半將升到天上。
cgcm-xingyang May 18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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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到王者】在藝術中認識大衛 – 王嵩 (名家名畫與信仰)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一位舊約中極其重要、也極其複雜的人物——大衛。他的故事貫穿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志，以及眾多詩篇；他的名字在聖經中被提到超過一千次；是僅次於耶穌在聖經中出現最多的人物。他不僅是以色列歷史上最著名的君王，更是被稱為“合神心意的人”。
他從少年牧羊人到戰勝巨人的勇士，從詩人到王者，從犯罪到悔改，大衛的一生是一幅有很多層次的畫卷，既有榮耀的高峰，也有悔恨的深谷。他的一生向我們展現的不僅是一個屬靈英雄的形象，更是一個與神真實互動、經歷恩典與管教的生命。
今天我們會通過繪畫與雕塑來認識這位“神的僕人大衛”。這些作品不僅再現了他生命中的重要時刻，讓我們看見：神如何使用一個不完美的人，完成祂完美的旨意，也讓我們看到歷代的藝術家如何把自己的身世，時代的精神與大衛的事迹聯繫在一起，使這些古老的故事有了新的生命，帶給人新的啟迪。
其實讓我們進入聖經的世界，身臨其境的經歷這些與神同在的故事，讓聖經的話進入我們的世界，在我們的生活中感動，警戒，激勵我們，是對每一代基督徒都很重要的事情。這也正是藝術在信仰旅程中特別有價值的地方。
要欣賞關於大衛的藝術品，最好的地方就是佛羅倫薩。城中處處都有大衛的身影。3座大衛像，特別是巴傑羅美術館。你可以在一個房間里看到不同時期大師雕刻的大衛像。現在就請大家和我一起去看一下
多那太羅（Donatello，約1386–1466）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早期最重要的雕塑家，被譽為“現代雕塑之父”。他在藝術史上是個承前啟後的人物，在15世紀雕塑藝術革新中起了核心作用，對後來的米開朗基羅等藝術家影響深遠。
Donatello 1408，哥特向文藝復興的過渡。面容柔和，眼神下垂，身體呈輕微的S形扭轉，一種典型的“哥特餘韻”。右手隱約呈“神聖宣布式”的手勢，表明其作為神所揀選的戰士身份。腳踏敵人首級，神戰勝惡的象徵。中世紀的特點：藝術品中充滿符號，寓意。
1450重拾古典傳統：他將古希臘、羅馬的寫實風格引入基督教題材，對人體結構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動態和心理。 contrapposto 身體一邊緊繃一邊放鬆，同樣這個姿勢可以雕出很多變形，體現不同的身體緊張程度。這個雕像可以看出非常放鬆。配上面露微笑，帶一絲神秘與自信。反映文藝復興時代新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為人熟知，因為西方自羅馬衰亡，古代文化沒落1000年以來第一個裸體雕像
以正面觀看為主 vs 可從多個角度欣賞，空間感更強
結構略僵硬，肌肉處理較簡化 vs 肌肉線條細膩，身體自然流動
聖徒符號 臉譜化理想化 vs 人文主義化、對身體美的肯定，對心理的刻畫，不僅告訴觀眾這是大衛，還要描畫他的心理活動，他的感受
多那太羅的兩尊《大衛》像，一尊代表他作為傳統信仰雕塑家的起點，一尊則代表他作為文藝復興自由人文思想先鋒的轉變
韋羅基奧 Andrea del Verrocchio, 1475 江湖上的地位類似江南七怪，水平不差但是還沒有達到頂級，卻教出兩個大大有名的徒弟。believed to have been modeled after Leonardo da Vinci, disciple of Verrocchio at the time 穿戰袍，頭戴花冠, 面部線條柔和，表情輕盈，微帶得意與青春張揚. 姿態自然、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少年，代表着“佛羅倫薩共和國理想青年公民”氣質, 大衛對抗歌利亞常常被用來隱喻弱者反抗強權。這時佛正在與北方強大的米蘭進行戰爭，象徵共和國抵抗暴政的決心和自信
***多那太羅的青銅像大衛有一點柔弱，姿態放鬆，表情有一點少年人的輕狂。韋氏的更堅毅，姿態挺拔，有着青年軍人的英氣。
同樣contrapposto，多那太羅的曲線更明顯，更有柔和的美感，韋的更穩定對稱，顯得堅實有力。一個是神揀選的少年勇士以弱勝強，一個是神裝備的未來領袖充滿自信。
米開朗基羅的《大衛》（1501–1504）是文藝復興藝術的巔峰之作。卡拉拉17英尺高，12000磅重。兩位雕塑家試着用這塊石頭雕刻大衛都失敗了。其中一個還在石頭上鑿了一個大洞後放棄了。主要困難是太窄，內部有裂縫。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更少了。好像一個寓言，廢材也可以有神奇的生命，關鍵看把它放在誰的手中。米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雕像上帝早就放在大理石中，他的任務就是把他們解放出來，讓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也能看見神的傑作。你可能覺得這就是一種比較有詩意的說法。一般雕刻家都是在石頭上畫線，米從來不畫。從他的未完成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確實是在把雕像顯露出來。大衛歸來不看雕塑。
以前的藝術家雕描述的大衛多表現他割下歌利亞的頭，取得勝利的情景。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描繪了戰鬥之前的大衛。雕像面色堅毅，頭部左轉，頸部的筋凸起，鼻子附近的肌肉繃緊，好像正在深吸一口氣。準備好了戰鬥。但他的身體卻呈現放鬆的姿態，重量都放在右腿上，左手前曲，將機弦搭在左肩上。他面色的緊張和姿態放鬆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是一位尚未行動，但已下定決心的青年戰士，沉靜中體現了內在力量和強大的信心。讓我們想起他對歌利亞說的話。
和100年前多那太羅的大理石像相比，不再是中世紀聖徒式的圖像，而是真正獨立自主、承擔命運的人格體。
文藝復興時期裸體形象開始在宗教藝術中出現，是一個複雜而不斷變化的過程。基督教文化的根源是猶太傳統，而猶太文化是非常保守的，舊約聖經里多次批評“露出下體”，裸體不僅與性緊密聯繫，而且往往是道德墮落，羞恥的象徵。猶太人和早期基督教藝術中是絕對沒有裸體形象的。從寫實的角度，大衛上戰場不可能不穿衣服。但歐洲人也是希臘羅馬文化的後裔，希臘文化中人是最終極的創造，人體美是最終極的美。當藝術家要表現一些抽象的概念如公義，勇氣，智慧，節制時，他們會用人的形象。Personification. 在早期教會和中世紀時代，宗教藝術主要目的是教化會眾。通過藝術形象讓百姓明白聖經故事，故事背後的教義。讓人感到美和激發情感是很次要的事情。
但隨着人們心智的發展成熟，人們對教義的思考更深入了。像奧古斯丁這樣的人就不再滿足於“不要問問題，信就好了”這樣的教導。要求基督教的教義要能經得起希臘羅馬哲學思辨的挑戰。同樣的，城市中的市民，貴族，學者們也不再滿足於繪畫就是講故事，人物都是毫無個性的符號這樣的藝術觀。他們希望藝術可以使他們對聖經有更深而且更真切地了解，感同身受的認識。藝術不僅傳遞信息也要能激發熱情，提升靈魂。那麼如何做到這一點？就是從希臘羅馬藝術傳統中學習。這就是文藝復興這個概念最表面的意思，把古典藝術的技巧和精神復興起來。古希臘人認為人體美是最終極的美，這和基督教的想法可以相融。聖經也說人是神最高的創造。舊約里也有把智慧，神的話具象為女子的傳統，新約的核心教義是道成肉身。所以古希臘人喜歡的裸體表現形式被賦予了神聖理性和基督教美學的新含義。
在文藝復興早期，教會對裸體藝術一般是非常寬容的。主教，教皇自己就是藝術贊助人，支持藝術家把人體美融入宗教題材中。教會不反對裸體，但是要求它是體面的，不能是色情的，暗示性的。但是這種寬容在宗教改革運動中被逆轉。首先改教家路得，加爾文都相當反對宗教圖像，新教教會牆上天花板上都沒有畫。其次新教強調原罪和人的全然墮落，裸體藝術往好處說也只是肉體的榮耀，往壞處說就是代表虛榮和誘惑了。所以在新教國家的公共空間中裸體藝術基本銷聲匿跡了。而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運動同樣在藝術上趨於保守，特倫特會議明確要求宗教藝術必須教義清晰、端莊莊重、不引起慾望。所以很多藝術品中的裸體形象被穿上了衣服。
講了這麼多是希望幫助大家了解基督教和裸體藝術關係的淵源和演變。我們沒必要把它當作洪水猛獸，但也不要覺得這是高雅藝術，是有文化上檔次的東西。這是歷史上基督教文化和希臘文化的一次對話，一種嘗試。如果你覺得欣賞不來，那也沒什麼要緊。張力始終存在。94年香港把大衛像定為不雅。
吉安·洛倫佐·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是意大利巴洛克時期最傑出的雕塑家、建築師和畫家之一，被譽為“巴洛克藝術的化身”。裝飾聖彼得教堂。他的作品以強烈的動態感、情感表現力和戲劇性著稱，徹底改變了宗教藝術的表現方式。動感極強：不像文藝復興時期的靜態雕塑，貝尼尼的作品彷彿在運動中被“定格” 細節豐富：對肌肉、面部表情、頭髮、衣褶等刻畫極為生動，常常令人忘記材料是堅硬的大理石。人物不僅有姿態，更有心靈的戲劇衝突。貝尼尼讓大理石“活了”
貝尼尼《大衛》 1623，貝尼尼捕捉的是大衛正拉弓投石的一瞬間，全身肌肉緊繃，身體扭轉到極限。充滿即時爆發力。大衛雙唇緊閉、雙眉緊鎖，表現出戰鬥中高度的專註與咬緊牙關的決心。情感不再含蓄，而是直接外化為劇烈的張力與動作。如果說米開朗基羅的大衛是信心的雕像，那麼貝尼尼的大衛就是信心的行動。文藝復興的理性理想，轉向巴洛克的情感與動能。
米的大衛是理想化的。你不會指望在地鐵上碰見一個青年長的像大衛一樣。當我們欣賞大衛時，我們和雕像間有個明顯的距離。但貝的大衛像身邊的人，他不只是站在那裡的一個雕像，他控制着周圍的空間。貝把聖經人物帶進我們的生活中。
Caravaggio 1609 背景近乎全黑，使大衛和歌利亞的身體在強烈燈光中浮現。不像傳統描繪大衛揮刀割頭，或是把頭踩在腳下，而是割完頭的那個瞬間。兩人的形象都沒有理想化。 The sword in David’s hand carries an abbreviated inscription H-AS OS; this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an abbreviation of the Latin phrase humilitas occidit superbiam (“humility kills pride”) 畫作中的大衛並沒殺死敵人後的欣喜和志得意滿，而是皺着眉抿着嘴，滿懷悲傷和同情。實際上畫中歌利亞的模特就是卡拉瓦喬本人。這被普遍解讀為卡拉瓦喬對自己罪惡、愧疚與救贖的深刻反思。 大衛則代表另一種“我”——清醒、哀憐、道德的自我，似乎在審視和惋惜殺死了自己墮落的一面。正義的殺人者，也會經歷良心的煎熬，而他當年殺人以後，一直受到良心的譴責，等待救贖。 大衛不是一個戰勝巨人的英雄，而是一位面對罪、面對殺戮、面對自己的少年——這幅畫的主題不是勝利，而是贖罪與人性。
倫勃朗《掃羅與大衛》 1658 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 左側是身披華麗袍子、頭戴頭巾皇冠的掃羅王，沉陷在昏暗的王座中，臉若明若暗，神情憂鬱、陰沉、掙扎。一手用帷幔擦拭眼淚，一手緊握長矛，身子前傾，顯得焦躁與不安，彷彿隨時可能被嫉妒吞噬。右側是年輕的大衛，身着樸素，專註而溫柔地彈奏豎琴，他的面龐略帶微笑，但目光謙和，不與掃羅對視。不是表演者，而是侍奉者與醫治者。兩人被中間的暗色帷幔刻意隔開，象徵屬靈狀態的斷裂。
掃羅是昔日的揀選者，但他怕大衛；大衛是未來的王者，但他服侍掃羅。屬靈權柄的轉移，不是強者推翻弱者，而是順服，忍耐和聖靈的工作。
大衛的性格與掃羅王形成了鮮明對比。掃羅貴為國君，手持利刃，卻是二人中更驚懼憂慮的人；大衛身為僕人，面對喜怒無常的主人卻全無懼怕，能彈出平靜人心的樂曲。面對神的指責時，兩人表現截然不同。掃羅在被指出過犯時常常為自己辯解、推諉責任；而大衛儘管後來也犯下重大的罪，卻總是迅速悔改，承認自己的錯。他相信神是信實的，會拯救那些相信並順服他的人。他也承認神施恩給謙卑的人，並將自己視為這樣的人。掃羅的悔改多半是出於懼怕失去王位或人的支持；悔而不改。而大衛的悔改是真誠的，是在神面前痛悔自己的罪，願意接受神的懲治。
赫拉德·范·洪托斯特 Gerard van Honthorst 《大衛奏琴》1622 他的目光上望、口微張、神情虔敬，誰都不會懷疑他吟唱的對象是誰。畫面光源集中於大衛面部和手部，背景沉入陰影。是卡拉瓦喬風格的繼承。光線不僅是視覺焦點，也是神聖啟示的象徵：大衛的詩篇靈感如天光臨到。他雖是君王，卻以僕人姿態敬拜。仰望天上，並非面對觀眾，而是面對神；音樂從神而來，也被用來讚美神。這是大衛王最柔和、最快樂的時刻——他不是在指揮軍隊，也不是在下達詔書，而是在神的光照中傾心吐意，把心事化為琴音，把禱告唱成詩篇。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里求問 詩篇27:4 這是大衛一生的高峰時刻。
彼得·羅瑟梅爾 Peter Rothermel 拿單責備大衛王 1860。 拿單站立，手指大衛，神情嚴厲堅定，大衛則癱坐在一旁，一手掩面，身形癱軟、充滿懊悔，畫面中他的豎琴被擱在地上，象徵他的詩歌與敬拜也因罪而沉默；背後隱約可見門外之人，暗示此事雖屬隱秘，卻已為天所知、人將聞之。大衛穿白袍本應象徵純潔敬虔，但此刻反顯出污穢中的反差與羞愧；是一幅靈魂被神擊中的圖像。
亨德里克·布魯馬特 Hendrick Bloemaert 懺悔的大衛王。 大衛脫去王冠，跪在地上、雙手交叉貼胸，姿態謙卑，彷彿在默禱。他面前是一張覆蓋紅布的桌子，上面有一卷展開的聖經或詩篇捲軸，正是他自己寫下的悔罪之歌（詩篇51篇）。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面部神情深沉，仰望天光，嘴唇微啟，雙眼泛淚，讓人站在這幅畫前就想和他一起跪下懺悔禱告。
豎琴被棄置一旁，象徵現在不是歌唱，而是悔改的時刻。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痛悔的心。 神不在畫面中，但好像從左上方畫外投來的強光中，顯示着神的同在和光照。
倫勃朗 1650 大衛與押沙龍和解 大衛身着長袍、鬍鬚斑白，滿臉哀痛地抱着押沙龍，像是在壓抑一生的痛悔。押沙龍身着華麗戰士鎧甲，佩劍未卸，但他卻是低頭靠在父親懷中。聖經對這段情節並未詳細描繪。倫勃朗畫進了他自己的想法：如果大衛的接納更誠摯一些，押沙龍的痛悔更深刻一些，後面的悲劇是否可以避免？也許是大衛一生中最渴望、卻沒能實現的和解。
居斯塔夫·多雷 Gustave Dore 1866 大衛站在階梯頂端，扶牆掩面。失聲痛哭：“我兒押沙龍啊！我兒，我兒押沙龍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龍，我兒，我兒啊！” 撒下18:33 畫面下方是跪地的臣僕和戰士，有的掩面，有的跪拜，有的靜立，無一人靠近大衛。讓大衛的悲傷的孤獨更加突顯，眾人對他的悲傷既敬畏又無能為力。大衛有傷痛也有悔恨，因為是他一手種下押沙龍反叛的種子。父親管不好兒子，君王治不好國家，但神仍看顧傷痛悔改的人。一幅父親在王座上崩潰、在神面前赤裸靈魂的畫像；它讓我們看到，在王袍之下，大衛不過是一個失去兒子的父親，他的榮耀無法替代他的悔恨。
彼得·德·赫雷貝爾 Pieter de Grebber 1637 禱告的大衛。大衛頭髮雪白，老態龍鍾，雙手交叉胸前，身體微微前傾，神情沉痛而謙卑。（An angel holds the symbols of the plagues: a skull for three days of pestilence, a sword for three months of persecution by David‘s enemies, and empty ears of corn for three (or seven) years of famine.） 背景昏暗，一道光照亮大衛，暗示這不是真實的王宮中的情景，而是發生在大衛心靈中，是他的靈魂與神對話的時刻
大衛的一生是極不平凡的，但唯因這許多的不平凡，也就會留下許多的缺憾。偉人的一個小小錯誤就可能給許多人的生活帶來災難。聖經並沒有美化大衛，而是將他的榮耀與軟弱一一陳列在我們面前。
他曾是以色列人眼中的希望。英氣勃勃的從草場走進王宮，他憑着對神的信心擊敗歌利亞，喚起整個民族的勇氣。他是那麼的單純可以彈奏出平靜人心的音樂；他敬畏耶和華，即使被追殺也拒絕加害掃羅。他寫詩、唱歌，被稱為“以色列的美妙歌者”。
但那位擊敗巨人的少年，後來卻跌倒在自己的私慾之下。他窺見拔示巴沐浴的身影，沒有轉身逃避，而是縱容眼目的情慾。當他犯下姦淫的罪，不是懸崖勒馬，幡然悔改，反而一再設計掩蓋姦情，直至害死烏利亞並用權力遮蓋罪惡。他沒有被敵人擊敗，卻被自己的心敗壞了。他的家因此動蕩——長子暗嫩強暴同父異母的妹妹他瑪，押沙龍殺兄復仇，又發動叛變篡位，刀劍不離他的家。
大衛痛哭押沙龍之死，他的哀號穿越千年仍令人動容：“我兒押沙龍啊，我兒，我兒押沙龍！我恨不能替你死，押沙龍啊，我兒，我兒！”這是一個父親的悔恨，一位君王的心碎。
他晚年又因擅自數點軍民，激起神的怒氣，導致瘟疫降臨全國。儘管他立刻悔改，但七萬人已經死亡。
大衛的一生像高峰與深淵交錯的山谷。他榮耀的時候被萬人歌頌，跌倒的時候也拖累了國家百姓。他用詩篇帶領人讚美神，也用眼淚書寫懺悔的篇章。
聖經沒有塑造一個無懈可擊的偶像，而是留下一個真實的見證：一個被恩典扶起的罪人。我們看見一個心歸於神的人，也看見即使是那樣一顆心也是如何容易偏離，如何需要一次次被神引回。
大衛留給我們的，不只是讚美的詩，更是警醒的榜樣——
神不是尋找完全的人，而是尋找悔改的人；不是看外貌的英勇，而是看內心是否柔軟可塑。
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因為他是完美的，而是因為無論是成功是挫敗，是榮耀是羞恥，他總是回到神面前，讚美，痛悔，禱告。
Dongjun Jiao May 12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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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與律法】藝術史中的摩西 – 王嵩 (名家名畫與信仰)
Gustave Dore 1866
摩西生平中的哪一幕給你的印象最深？
通過藝術作品回顧摩西的生平
•探索摩西形象如何隨着時代和文化變遷
我們現在畫卷中快速地看一下摩西的一生
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創作的油畫，繪於1904年。很快就失寵了；在20世紀50年代，它因畫框才得以出售。2010年，它以近3600萬美元的價格被拍賣給了一位私人收藏家。這部作品是基於《出埃及記》第二章第六節的《聖經》場景，法老的女兒來到尼羅河洗澡，發現嬰兒摩西被遺棄在蘆葦叢中的籃子里。這幅畫描繪了嬰兒被發現後的場景，描繪一支隊伍返回女兒在埃及首都孟菲斯的住所。維多利亞時代藝術家們熱衷於將真實的考古發現添加到他們的畫作中。髮型，服飾，椅子都來自於古埃及壁畫。腳凳，左側神像基座上有象形文字，意思為法老的女兒。有趣味，但和聖經故事的主旨相去甚遠。有錢有閑階級的收藏玩物。
《摩西與燃燒的荊棘》馬賽克（聖凱瑟琳修道院）6世紀 西奈山聖凱瑟琳修道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修道院之一。修道院包含世界上最古老還持續運營的圖書館。藏有公元四世紀的希臘文羊皮聖經手抄本“西奈抄本”，公元5世紀古敘利亞文的《摩西五經》。修道院內有一眼井，就是摩西遇到妻子，米甸祭司葉忒羅的女兒西坡拉之處。馬賽克畫耗時耗材但耐久。拜占庭風格，金色背景象徵神聖，拖鞋不是一個很美的姿勢，畫家安排摩西的腳在岩石上，身體呈莊重的姿態。位於傳說中燃燒荊棘的真實地點。
普桑屬於古典主義，結構嚴謹，構圖穩重，87個人物排成幾條線，指向摩西。人物姿態參考了古希臘羅馬雕塑，動作優雅，表情自持。色調清澈、和諧，採用淺色天空和深色地面形成冷暖對比。人物眾多，有母親抱嬰兒、老人被攙扶、跪地禱告者，表現人群在神跡面前的多樣反應。摩西並未張揚地高舉權杖，鬍子迎風飄揚，而是克制地指向天空。他是一個禱告者，而不是操縱者。行神跡的是神，不是摩西。突出的是對神權的順服，而不是英雄主義。
讓-萊昂·熱羅姆 《摩西在西奈山》1895 摩西在西奈山上領受神的律法，天降雷電、雲霧瀰漫，是舊約中神與人接觸最直接、最威嚴的時刻之一。畫面將摩西置於西奈山頂，身影高大，手持法版，背後是熾烈的金色光芒和雷電，象徵神的顯現。山下密集的人群仰望山頂，表現出敬畏與驚恐的情緒。這種構圖強調了摩西作為神與人之間中介的角色。 運用了強烈的光影對比，山頂的金色光芒與山下的陰影形成鮮明對比，增強了神聖與凡俗的對立。這種處理方式突出了神的威嚴和摩西的崇高地位。摩西頭部發出的光芒可能源於《出埃及記》中描述他與神交流後面容發光的情節
畫面中神的視覺處理，不是具象的“神”，而是光與雲的組合——暗示“神不可見卻可感”。
敬畏神不是害怕神，因此遠離他。相反，敬畏神是害怕離開祂。
所 以 我 們 既 得 了 不 能 震 動 的 國 ， 就 當 感 恩 ， 照 神 所 喜 悅 的 ， 用 虔 誠 、 敬 畏 的 心 事 奉 神 。（reverence and godly fear)。因為我們的神是烈火。（希伯來書12:28-29）
當你懼怕神，你就沒有別的要懼怕。
取材於《出埃及記》32章：摩西從西奈山下，看見以色列人拜金牛犢，大怒之下將神親手所寫的法版摔碎，以此象徵他們已違背與神的盟約。法版上希伯來文是：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面部表情複雜扭曲：憤怒、痛苦、悲憫交織，眼神里不是冷酷，而是破碎的希望。並非神聖的審判者，而是一個遭遇人背叛的神的代言人，這是倫勃朗典型的“道德人物肖像”。他畫的不是故事，而是人物的靈魂。畫面幾乎沒有背景細節，摩西幾乎“衝出畫面”，與觀者形成對峙。
是在經歷內心對同胞失望、對神使命挫敗的巨大掙扎。法版的毀壞象徵著人與神契約破裂的痛苦現實。摩西的面部，與倫勃朗自畫像有許多相似之處。表達的不僅是宗教場景，更是對理想破碎、信仰動搖、人性軟弱的終極注視。他不是冷峻的先知，而是悲痛的父兄。
和出生那幅畫比較，有許多細節可以玩味，這裡沒有細節，盯着摩西看的越久，對他的內心有越多的體會。
洛倫佐·吉貝爾蒂 1401年擊敗布魯內萊斯基，贏得佛羅倫薩聖約翰洗禮堂鍍金青銅大門的競賽。不同風格的10個矩形場景。它們更為自然，運用透視，也更為理想化。米開朗基羅稱為這些場面為“天堂之門”。“天堂之門”被公認是人文主義的紀念碑。
前景人物幾乎完全脫離背景，接近圓雕效果。用於表現前景中動態強烈、情緒飽滿的關鍵角色。中遠景人物與背景，淺淺刻畫，面部細節細膩，軀體輪廓融入背景。這種技法由多納泰羅發明，吉貝爾蒂發展，能在極小的深度中表現出宏大的空間效果
競賽失敗後，布魯內萊斯基暫時放棄了雕塑，轉而深入研究工程、機械與古典建築。20年後，設計了佛羅倫薩聖母大教堂的穹頂。
新聖亞坡理納聖殿是意大利拉文納的一座宗座聖殿，由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大帝所建，作為其宮廷教堂。504年建成。亞流派。貴格理教皇命令把馬賽克塗黑，以免影響信徒認真禱告。
法國沙特爾大教堂彩繪玻璃。13世紀。 據傳聖母瑪利亞曾在此顯靈，並保存了瑪利亞曾穿着的聖衣. 公元1264年竣工。在法國大革命初期，一群暴徒襲擊並開始摧毀教堂門廊上的雕塑，但被更多的市民阻止。當地革命委員會曾決定用炸藥炸毀大教堂，並要求當地建築師找到最好的爆炸地點。然而後考慮建築物產生的大量瓦礫會堵塞街道，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清理乾淨而打消念頭. 1944年8月16日，在美軍攻佔沙特爾期間，當時美軍懷疑沙特爾大教堂正被敵軍利用以作為大炮的射程點，因此下達摧毀大教堂的命令[11] ，然而上校衛爾彭·格里菲斯（Welborn Griffith）對此表時質疑，在一名志願兵的陪同下，決定前往大教堂是否核實被德國人利用。而當格里菲斯上校看到大教堂空無一人後，才敲打塔樓的鐘聲，作為美國人不要攻擊教堂的信號。促使美軍司令部取消了銷毀令，大教堂這才免於毀壞的下場，同一天晚上，格里菲斯上校在沙特爾附近的萊夫鎮戰役陣亡。
《出埃及記》34:29（摩西從西奈山下來）希伯來原文寫的是：“他的臉發出光輝” 因為“karan”來自“קרן”（光線、角、發光）這一語根，而這個詞在希伯來文中既可指“光線”也可指“角” 由聖傑羅姆（St. Jerome）翻譯的拉丁文版本將其譯為他的臉有角。傑羅姆的翻譯，並非誤譯，而是刻意選擇直譯，保留這個字在古希伯來文中的多樣意涵，並藉此呈現在經文中的象徵隱喻。qeren這個字也可解釋成長型的柱狀放射物體。譬如，在舊約《哈巴谷書》三章四節中提到神：「他的光輝如同日光，從他手裡射出光線，在其中藏著他的能力。」qeren在這被譯成射出的光線。於是，在中世紀流行的聖經版本中，摩西被認為是頭生雙角。“角”在中世紀也象徵力量、神聖權威、屬靈能力（如詩篇中“我高舉你的角”）。
1545年，米開朗基羅完成這座現在位於羅馬聖彼得鎖鍊教堂（San Pietro in Vincoli）的陵墓，其中最為人矚目的，便是位於陵寢中央高達約三公尺七十公分的摩西坐像。
摩西正襟危坐，莊嚴肅穆，一手臂靠在《十誡》板上，一手緊握石板，左手還捋着長長的鬍鬚，長須捲曲，在大理石上的頭髮被米開朗基羅雕刻地精緻、柔軟、輕飄，一絲不亂。米開朗基羅有意誇大摩西的鬍鬚，一方面讓其成為君王的象徵，另一方面，摩西手捋的鬍鬚，轉折和動態傳達出他內心的激憤之情。作品抓住先知摩西震怒的那一刻；
摩西內心的烈火與外在姿態的冷靜形成對比；摩西好像是在等待即將發生的一切，這是靜中帶動、瞬間要爆發的情感。
1649年 尼古拉·普桑 盧浮宮。這是一次神跡，也象徵神在乾渴與不信中仍然供應的恩典。畫面中心是摩西，身着紅藍相間的袍服，手持杖擊打岩石。周圍圍繞着眾多以色列民，有年邁者、母親、孩童，動作各異。整體布局呈金字塔式穩定構圖。人物呈現多樣化的反應：驚訝、喜悅、敬畏、懇求、感謝。有人將水捧給孩子，有人跪地禱告，有人仰望摩西。摩西並不張揚，表情堅定而剋制，體現“中保”的神聖職責。普桑是法國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反對意大利巴洛克誇張情感，強調比例、清晰、理智與秩序。線條清晰、色彩穩重，不追求視覺轟動而追求道德教化。人物姿態常常源自古希臘雕像，如“倒水姿態”、“跪姿”典雅且理想化。強調“永恆理想的人類形象”，而非現實生活中的個體。光線集中在摩西與岩石之處。背景曠野荒涼，與畫前人物的生命活力形成對比，強調神恩的轉變力量。，暗示神跡的發生地。他手持杖，站在神與人之間，形象莊嚴，傳遞神的恩典與命令。
新約中（林前10:4）曾將“那磐石就是基督”——摩西擊打磐石也象徵基督為人受擊打，使人得生命水。普桑畫此作時，正處於反宗教改革後的法國。教會強調神跡、聖經歷史的現實性與教化功能。但普桑的處理方式較為“理性克制”，是古典精神下的宗教藝術，有別於意大利式的感官刺激與激情表演。借摩西這一中保形象，將17世紀古典主義對秩序、道德、信仰的追求凝聚在一幅靜謐而充滿生命力的畫面中。
穆里羅（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與普桑（Nicolas Poussin）分別代表了西班牙情感主義的巴洛克風格與法國理性主義的古典主義風格。1670年
畫面以百姓為主角。並不把視線引向摩西。以色列民圍繞在水源旁，極度饑渴，有嬰兒、母親、老者，臉上寫滿苦難、希望與感恩。有人伸手求水，有人將水倒進口中，有母親將水喂嬰兒，極富人性與情感張力。明暗對比（chiaroscuro）顯著。穆里羅強調神的憐憫、人的苦難、恩典的滋潤，突出的是“感同身受的信仰體驗”。
普桑平穩自然光，突出現象與秩序。穆里羅強烈明暗對比，引導情感
普桑的摩西是古典雕塑中不動如山的立法者，而穆里羅的摩西，是塵世中為民呼求水源的靈性牧人。一個讓人仰視敬畏，一個讓人同情共鳴。穆里羅透過這幅畫強調的是神對窮苦者的看顧與宗教信仰的溫柔面，這也與西班牙在17世紀對慈悲、苦難、神跡的濃厚興趣密切相關。
羅伯特·南特伊 1699 銅版蝕刻。摩西身穿寬大而沉穩的長袍，體態端莊。手舉兩塊石版，呈現十誡，面容莊重，理性而有克制。毫無狂熱情緒。頭上有淡淡的放射狀光線（而非中世紀的“角”），強調啟蒙時代對精神啟示而非神跡奇觀的理解。摩西在這裡是冷靜的立法者，展現了理性、秩序、公共責任的精神。新教社會強調法律、契約、道德秩序，人不再完全依賴神跡，而是靠神啟示下的規範生活。這不同於中世紀的“超人化”摩西，反映了新教倫理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偉大的人也是受限的人，信仰與理性可以共存。畫面無金碧輝煌的裝飾，也沒有誇張情感和視覺衝擊。這種樸素與節制正是新教美學的特徵：講究內容勝於形式，強調精神勝於感官。
Marc Chagall（馬克·夏加爾）摩西與燃燒的荊棘。1960 聯合國大廈
荊棘叢處於畫面中心，燃燒着，但沒有被燒毀，象徵神聖臨在與不滅的希望。火焰往往被畫成金色、紅色、橙色交織的旋渦，但火焰並不恐怖，而是溫暖、神秘。摩西往往被描繪為一個小小、瘦削、略顯脆弱的人物。他仰望着荊棘，神情充滿敬畏、迷惑與某種微弱的渴望。身體往往有些不穩定，似乎漂浮在空氣中，象徵他在神的呼召前的不確定與軟弱。
畫面色彩明亮、夢幻，背景通常是一片抽象化的曠野或星空。沒有嚴格透視法，強調的是心靈經驗而非物理現實。
荊棘叢上方常常出現希伯來文“יהוה”（YHWH）這個名字在猶太教中被視為至高無上的神聖稱呼，通常不直接發音，而以“阿多奈”（Adonai the Lord）或“哈-舍姆”（HaShem，意為“那名字”）代替。
對夏加爾來說，摩西不僅是律法的使者，更是流浪者與見證者。摩西在曠野聽到神的聲音，就像20世紀的猶太人在廢墟中尋找希望。荊棘燃燒但不毀壞，象徵以色列民族在苦難中的存活。同時也寓意着信仰在絕境中仍然可以生長。
摩西是迷失、脆弱、尋找方向的靈魂而非英雄，強調神秘體驗與內心召喚而非律法的權威，溫柔而憂傷的神聖感 而非崇高莊嚴。
cgcm_media May 7th, 2025
Posted In: LiteratureMediaMinistry, Wenxueyishu
【聖光中的慈悲】藝術史中的瑪利亞 – 王嵩
禱告中的瑪利亞 Carlo Dolci 1653。
開場問題：
• 當你想到聖母瑪利亞時，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一個畫面或形象
• 如果你要畫或者讓AI畫一幅瑪利亞的畫像，你會如何表現她？她應該是什麼樣的？
瑪利亞在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三大傳統中的地位與神學內涵有顯著差異。今天向大家介紹的瑪利亞的畫作全部來自天主教和東正教傳統。這是有原因的。瑪利亞在天主教和東正教傳統中地位很高。被稱為聖母，mother of God, 是所有聖徒中最尊貴的。而且他們認為瑪利亞無原罪（受孕時就蒙神恩寵，不受原罪沾污），終生都是童貞女，死後被接升天，是聖徒的中保。門徒可以向聖母祈求，聖母不能直接賜福，但可以傳達門徒的禱告。新教教會對瑪利亞中保的身份，無原罪和升天的教義都是明確反對的，對終身童貞更多的是不接受，但不一定反對。瑪利亞Mother of God的稱號是在431年以弗所大公會議上確定的。爭論焦點是耶穌的身份而不是瑪利亞的身份。天主教並不認為瑪利亞是神，或擁有神性，嚴格區分Veneration（敬禮）和Worship。但另一方面，普通信眾很難分別敬禮和敬拜。他們跪在聖母像面前向她祈求時，這些細緻精妙的神學理論完全不起作用。大多外邦宗教中都有一個主管生育的女神，Artemis,Isis. 在民間，瑪利亞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這些女神，逐漸承擔起人們對女性神聖力量的精神需求。這並非說教會有意融合異教，而是在人們的宗教心理中，對“母親”形象的依戀和神聖化需求持續存在，而瑪利亞成了這種需求的“基督教化”出口。
羅馬人民救援之母：相傳是路加所畫，是畫在木板上。現存於羅馬的聖母堂。聖像畫上曾裝飾有王冠和珠寶，如今已經被移除。她姿態筆直、莊嚴，合攏的雙手溫柔地抱着聖子。耶穌的左手拿着拿着一本應該是福音書的書。他的右手舉起做祝福的樣子。早期聖母子像的典型表現手法，瑪利亞形象高度神聖化，儀式化、鑲金背景（象徵天國）。ΜΡ ΘΥ 希臘文縮寫，耶穌不像嬰孩，像個被縮小的成人。是有意的，我們看見baby時的情感反應不是畫家的期望。他要表現的是聖潔，是神性，而不是真實感。歷代教皇經常在這幅畫面前，為瘟疫結束，戰爭勝利而禱告。2020年3月27日，他在聖彼得廣場為COVID疫情結束祈禱，並降福羅馬和全世界，廣場上安放着此聖像畫。
弗拉基米爾聖母：相傳是路加所畫，應該是12世紀君士坦丁堡畫家。俄國的國寶，莫斯科的護城符。帖木兒入侵俄國時被帶到莫斯科。莫斯科大公對着這幅畫整夜流淚禱告，第二天敵人就撤軍了。我們今天聽到這樣的故事可能覺得這是遙遠的國度，愚昧的年代的奇談怪論，但這和聖經里記載的一些故事並沒有很多不同，約書亞抬着約櫃，以賽亞預言破敵，而那個時代的人們真心相信而期待奇蹟。也許是我們太驕傲而關上了神跡的門。
聖母加冕像（Coronation of the Virgin）〉（1320，喬托）
人物的體積真實，擁有重量與質感，衣褶服飾服從身體結構，而非裝飾性的線條。人物的安排與視角預示了線性透視的發展雛形。背景不再是拜占庭式的金色，聖母與基督溫柔互動，表情親切而非刻板，強化了人性的表現。喬托善用對比強烈的色塊，使聖母成為視覺中心，耶穌親自為聖母戴上王冠，手勢溫柔而充滿敬意，打破了傳統對“全能君王”剛硬形象的刻畫。聖母作為“教會的象徵”（Ecclesia），她的加冕暗示信徒最終也將與基督一同得榮耀。它用更“人性化”的手法表現神聖，用更“物質”的形式呈現超驗，這種張力正是文藝復興精神的種子。
巴黎聖母（Notre-Dame de Paris）〉（13世紀）
聖母的身體呈現輕柔的“S”形彎曲，典型的哥特式“優雅曲線”（gothic sway），姿態溫婉、含蓄而高貴。聖母面龐細緻柔和，帶着微笑，透露出人性之美與內心寧靜。服裝的褶皺極為講究，流暢自然，表現出衣料的柔軟質感，遠離了羅馬式時期的僵硬對稱。耶穌不再是莊重的“小大人”，而是一個活潑、自然的嬰孩，手裡玩耍一顆水果（通常解讀為象徵“新伊甸”的蘋果），表現出母子間真實的互動與親密情感。這一轉變反映出13世紀晚期教會藝術從抽象的神學象徵走向親密的宗教體驗，更符合普通信徒的情感與禱告需要。（聖母更親切，可以接近）這尊雕像在火災中奇蹟般完好無損，被稱為“Stabat Mater”（悲傷母親）——不只是指她所承受的苦難，也象徵著教會在災難中的堅韌與希望。
草地上的聖母 Madonna del Prato（1506，拉斐爾）
畫面描繪了聖母瑪利亞坐在一片寧靜的草地上，溫柔地凝視着正在玩耍的聖嬰耶穌與施洗約翰。聖母身穿紅色長裙與藍色披風，代表愛和純潔。藍色在文藝復興以後是聖母的標配。紅藍兩色對比鮮明但不刺眼。配色是很大的學問。聖母的眼睛看向施洗約翰，約翰謙卑的跪在地上，眼睛仰望着嬰孩耶穌。耶穌身體前傾抓住十字架。三人構成一個穩定的等邊三角形構圖，這是拉斐爾常用的構圖方式，象徵神聖的和諧、平衡與寧靜。背景有藍天白雲，遠山近水，地平線在聖母肩膀後划過，突出了聖母的頭像。
相較於中世紀神秘而高高在上的聖母，拉斐爾筆下的瑪利亞更像一位富有人情味的溫柔母親。聖母的凝視中也帶着淡淡的憂愁，這是文藝復興時期聖母像常有的主題——她作為母親，知道自己孩子未來的命運。
這幅畫創作於拉斐爾初到佛羅倫薩時期，當時他受到了達芬奇與米開朗基羅的影響。但他的風格比二人更加溫潤、平衡、和諧。文藝復興三傑和後來北方巴洛克三巨匠有一些奇妙的對應。達芬奇和魯本斯驚才絕艷，領袖群倫；米開朗琪羅和倫勃朗經歷坎坷，但都想要扼住命運的咽喉，而拉斐爾和維米爾相似。最年輕，技法最嫻熟，精神上更內斂，更平和。這也許不是巧合，就像我們的生活，有過燦爛芳華，也經過痛苦掙扎，最後與創造我們的主達成和解。這幅畫既是拉斐爾技巧的完美體現，也展示了文藝復興的核心精神：神是可親近的，人是有尊嚴的，自然是美好的，世界是能理解的。
〈西斯廷聖母（Sistine Madonna）〉（1512，拉斐爾）
《西斯廷聖母》採用了極具戲劇性的構圖，沒有山水草地這樣的背景，人物彷彿站在一個天國的“舞台”上。聖母懷抱着聖嬰，從天堂的帷幕後走向人間，兩旁分別站立着聖西斯篤與聖巴巴拉，他們是三世紀時的兩位殉道者。兩位小天使則位於畫面下方。這大概是藝術史上最出名的兩個天使像，他們帶着好奇、略顯無聊的表情，增添了幾分生活化與幽默的情趣。我們在無數明信片上見過他們。聖母看容貌像是teenager少女，但在絕美的面容間是凝重而憂鬱的神情，暗示她預知孩子未來的受難。耶穌很chubby，但他同樣眼神深邃，似乎洞悉一切，彰顯他的神性與使命。乍一看，背景似乎只是普通的雲層，但仔細觀察就能發現，雲層中隱藏着無數天使的臉孔。拉斐爾早期作品經常以精細的衣物褶皺突出人物的立體感，用衣服上的光影與質感變化表現了他對於空間和形體的高超把握，但這時，拉斐爾的風格更趨成熟與內斂。他不再需要通過複雜的褶皺去表現自己的繪畫技巧，聖母衣服上的褶皺少而流暢，表現形式更加平滑、優雅，他要刻畫的是聖母溫柔、肅穆的內在情感。這是他在藝術上洗盡鉛華，返樸歸真的更高層次的追求
這幅畫是文藝復興時期聖母像登峰造極之作。不可能畫的更好了。要想超越，就必須另闢蹊徑。
聖母升天 提香 1518
完成於馬丁路德改教的前一年，也正處於文藝復興與巴洛克藝術之間的轉折點。提香以強烈的動感將畫面劃分為三個清晰的層次：下層：門徒伸出手臂仰望天空，情緒激昂，姿勢充滿動感。中層：聖母在天使簇擁下被雲層托起，面容虔誠、雙手上揚，極具上升的張力。上層：上帝在雲端俯視，迎接聖母升天，構圖賦予聖母升天強烈的神聖與莊嚴感。提香用色大膽，用大塊的暖色和冷色形成強烈對比，色彩飽和度高，豐富的光影變化，尤其是雲層與聖母衣袍的光澤，營造出炫目的視覺效果，打破了達芬奇拉斐爾相對理性克制的色調傳統。畫中人物神態誇張，情緒濃烈，聖母面容不再是內斂含蓄，而是充滿感情的表達、肢體語言開放，富有戲劇性。剛展出時，教會人士曾批評畫作過於激烈和“戲劇化”，擔心情感表現過於強烈，不夠虔誠莊重。西班牙國王的使節在揭幕式上看見方濟各會教士一臉驚訝猶疑，於是小聲說，要不你們把它賣給我？提香大膽突破傳統的構圖與色彩表現，開啟了巴洛克繪畫對戲劇性、運動感與情緒表達的追求。
〈無玷dian始胎（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1678，穆里羅）
17世紀西班牙宗教氣氛濃厚。聖母無原罪受孕（無玷始胎）的教義獲得很多教眾的支持，瑪利亞本人從受孕的第一刻起，就因着基督未來的功績，獲得了天主特別的恩寵，使她沒有原罪的污點，也不受原罪影響。聖經里無這樣的說法。早期教會就稱瑪利亞為第二位夏娃，意即她以順服彌補了夏娃的墮落，間接蘊含瑪利亞的特殊純潔性。11世紀起教會對瑪利亞是否有原罪開始爭論，16世紀這個教義開始廣泛傳播，到17世紀的西班牙達到頂峰。1830年相傳聖母兩次向巴黎聖嘉祿女修會的修女Catherine顯現，第二次更命她鑄造“聖母聖牌”，上書瑪利亞，無玷始胎者，請為投奔於你的人祈禱。修女向其神師傳達聖母的信息。教會經過審慎審查後，同意鑄造和發行這種聖牌。1854年才有教皇確認為教義信條。許多信徒宣稱在佩戴聖牌後經歷奇蹟般的治癒、保護、信仰轉化，因此被稱為“奇蹟聖牌” 強化了“無玷始胎”教義在普通信眾心中的接受程度。
穆里羅筆下的聖母少女般年輕而純潔，姿態柔美細膩，面容清新甜美，神情溫柔內斂。總之就是完美美少女形象。畫作色彩柔和，以藍色與白色為主，象徵聖母的純潔無瑕。背景雲霧柔和飄渺，整體明亮柔和的光線烘托聖母形象的神聖與潔凈感。聖母身體微微旋轉，衣袍隨風輕盈飄動，傳達出一種上升的動態。聖母腳下有一灣新月，啟示錄12:1 天上出現了一個大異象，有一個婦人，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冠冕。這個婦人既象徵教會，也象徵聖母瑪利亞本人。
穆里羅成功捕捉了人們內心深處對純潔、謙卑與柔美的情感寄託。穆里羅的聖母形象廣泛傳播，幾乎成為西班牙宗教美術的標準樣本，確立了後世“無玷聖母”形象的經典模式。開啟了洛可可繪畫細膩柔和的風格。
〈瓜達盧佩聖母（Our Lady of Guadalupe）〉（16世紀）
1531年12月12日，據傳聖母瑪利亞在墨西哥特佩亞克（Tepeyac）顯現於土著農民胡安·迭戈（Juan Diego）面前，並在他的斗篷（tilma）上留下了自己的形象。 這幅圖像展現了聖母以美洲土著女性的特徵出現，身着象徵性的服飾，融合了土著文化的元素。 如今，這件斗篷被珍藏於墨西哥城的瓜達盧佩聖母大教堂。 聖母的膚色較深，容貌顯然更接近於墨西哥土著女性，而非傳統歐洲聖母的白皙形象。她的斗篷上布滿金色的星星，這在土著文化中象徵宇宙的神聖秩序， 聖母系著一條黑色的腰帶，在阿茲特克文化中，女性在懷孕時會佩戴此類腰帶，表明聖母以孕婦的形象顯現，暗示她即將誕下基督，宣告新生命、新時代的到來。聖母站在新月之上，在阿茲特克文化中，新月象徵黑暗與邪惡力量的失敗。因此，聖母踩在月亮之上，意味着她戰勝了當地原有宗教中被認為具有威脅性的力量，帶來了新希望。聖母身後的金色太陽光芒，使她看起來宛如被太陽包圍。在阿茲特克文化里，太陽是最高神祇之一的象徵。聖母出現在太陽前方，代表她高於舊神，彰顯她的至尊地位。
這些土著文化的符號與象徵，使瓜達盧佩聖母深深融入墨西哥土著的宗教世界觀與精神世界，也使她成為墨西哥乃至整個美洲民族認同的重要精神象徵。
聖母子圖 陸鴻年
在20世紀30-40年代，有一批中國基督徒畫家曾在北京公教大學（“輔仁大學”，創立於1925年）從事美術活動。這些年輕畫家用中國風來表達基督信仰，他們被稱為“北京公教畫派”。拉斐爾的聖母是一頭金髮，真正的瑪利亞也許更像中國人。他回顧童年時說：“我們的歐洲友人有時候寄給我們一些賀卡，我看到一些與基督宗教有關的畫作，其中我特別注意到一幅這樣的畫：耶穌祝福孩子。當時我就問母親：‘為什麼圖中沒有中國孩子？’媽媽說：‘耶穌愛所有的人，包括中國人，但這幅畫是歐洲人畫的，因此這個藝術家只畫歐洲人的臉。’那時我就說：‘我將來要畫新的畫，在我的畫上，耶穌會祝福中國的孩子’。”陸鴻年在1950年受洗加入天主教，聖名“若望”。
聖母瑪利亞在藝術史中經歷了從神聖威嚴到人性溫柔的演變。每個時代的藝術都在回應當時的信仰需求和文化背景。
拜占庭時期典型形象為上帝之母 → 威嚴、莊重、端坐寶座、面無表情。3-4世紀的教義爭論圍繞着基督是否具有完整人性與神性。431年以弗所公會議確立瑪利亞為“上帝之母”，因此她的形象需要體現基督的神性 → 聖母也被描繪得莊嚴神聖、不可侵犯。藝術的功能是禮儀性 → 增強信徒對神聖權威的敬畏感，而非私人情感的表達。
中世紀哥特時期，聖母多呈現為天國之後，天使環繞、聖徒陪伴、加冕場景。因為教會權威與王權緊密結合。瑪利亞成為“天國”中的母親” → 對應地上的封建秩序。同時，聖母開始出現人性化微笑，被塑造成信徒靈魂的代禱者與保護者，回應中世紀人對中保、安慰的需求。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興起 → 強調人的尊嚴、情感、個體經驗，聖母的形象回歸人性與母愛，場景多為聖母與聖嬰親密互動。背景不再是抽象金色，而是自然風景。瑪利亞容貌親切、美麗、充滿人性特徵。教會藝術功能轉變 → 從禮儀性圖像，轉向為私人敬虔與家庭祭壇服務。
反宗教改革和巴洛克時期，由於新教否定對聖母的崇拜與中保地位，天主教通過藝術誇張瑪利亞的榮耀和超凡，作為反宗教改革運動的一部分。藝術成為教會宣傳的有力工具，通過視覺震撼與情感煽動，引導信徒回歸教會。這個時期的作品，劇烈光影對比、富有動感的姿態、戲劇性場面。
拋開宗派教義上的爭論，回到聖經敘事與人物特質，其實從千年聖母藝術傳統中，任何基督徒——無論新教、天主教、東正教——都可以從瑪利亞的形象里體會並學習到幾個重要的屬靈美德。
謙卑與順服：很多藝術作品，都會刻意描繪瑪利亞的低頭、沉靜、柔和的神態。這源於《路加福音1:38》：“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瑪利亞的順服不是被動，而是一種自由且有意識的回應，這在許多畫面中的眼神、姿態體現得淋漓盡致。薩索費拉托《沉思中的聖母》，沒有聖嬰、沒有天使，也沒有宏大的背景，也沒有任何裝飾或權力的象徵，一切榮耀都內斂在她的禱告當中。
溫柔與憐憫：在哥特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聖母子畫像中，瑪利亞被塑造成母性的象徵 —— 表現一種無條件的接納、耐心與關懷。在這幅拉斐爾的椅中聖母中，瑪利亞低頭微笑，目光溫柔而帶有保護性地環抱着聖嬰，她的臉幾乎貼着耶穌，形成一個柔和而緊密的親子圓圈，給人極強的安全感與慈愛氛圍。
忠貞與堅忍：在許多藝術作品中，瑪利亞被描繪為抱着受難而死的耶穌，眼中沒有哀嚎與崩潰，而是深刻的悲憫與持守。 藝術家試圖傳達她在苦難中不放棄、不抱怨，安靜地承受。
為眾人代求：聖母的另一個形象是為世人代禱、承擔他人痛苦、作為眾人慈悲的母親。提香《為人類代求的聖母》。瑪利亞站在畫面正中央，展開她巨大的斗篷，保護着站在她腳下的群體 —— 教會領袖、窮人、病人、孤兒等不同階層的人們。她與受苦的人站在一起，不在天上俯視，而是將他們擁入自己的衣袍之下。
cgcm_media May 7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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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聲的故事】- 徐志雄
倪柝聲（1903—1972），原名倪述祖，籍貫福建福州。1903年生於廣東汕頭。
1916年，倪柝聲就讀於著名的福州三一學校漢英書院，接受西式教育
1919年五四運動，領導學運，被停學一年
1920年在余慈度的佈道會上立志終身奉獻，改名倪柝聲 Watchman Nee
1 父親當時在汕頭任海關官員。倪柝聲是家中的長子，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祖父是教會的牧師。
母親所生的前2個孩子都是女兒，常受重視男嗣的婆婆諷刺。再次懷孕時，就模仿撒母耳的母親哈拿的禱告，應許如果所生為男孩，就將他一生獻給神[5]。此後共生有五子，
2 福州三一學校包括漢英書院（八年制，中學和大學一、二年級，主要學科均採用英文教學），倪柝聲是名列前茅的優等生，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絕頂聰明。
3 停學一年
4 原本在信仰上不冷不熱的媽媽深受余慈度的講道所感動，不僅放棄了打麻將的嗜好，而且主動為自己曾向家人發脾氣而認罪悔改，請求家人饒恕。倪柝聲對母親的改變非常驚訝，因好奇也去聽余慈度講道，深受感動，接受了福音，整夜認罪悔改，並且立志終身奉獻。復學之後，他不顧受嘲笑，熱心向同學傳揚福音，把70名同學的名字一一記在本子上，天天代禱，到畢業時，有69人接受福音。
以後幾年間，他一面刻苦勤讀聖經，同時博覽大批基督教歷史名著，一面到隱居的英國女傳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裡求教。
1 倪看見分門別類的宗派帶來的問題，覺得那是分裂基督的身體，於是提出脫離宗派，建立一地一會的“地方教會”（local church）
2 1923年初，王載從南京請來女傳道人李淵如開復興佈道會。幾十位青年基督徒穿上寫着‘信耶穌得救’的福音背心遊行，吸引人來參加佈道會。1個月間，聽道受感者達到幾百人，成立基督徒會堂。李淵如不久回到南京，幾年後成為倪柝聲的重要同工。
3 王載的重點是復興佈道的工作，要走個人奮興家的道路，到各地巡迴佈道，並且去上海接受美國傳教士的按立成為牧師。而倪柝聲認為工作重點在於建造地方教會，認為教會的一個罪惡是有特權階級，在天主教，這個特權階級是神父；在基督教則是牧師，他認為，信徒皆為祭司，不需要特權階級（神父，牧師）作神人間的代理人，所以他與同工都以「弟兄」互稱。
福州教會1966年文革中被關閉。現改名“馬廠街基督教堂”重新開放。
4馬來西亞
5新加坡
1 南京
李淵如（1894-1969）——1917年來到南京女子師範學校任校監，職責是將學校非基督化。當時該校音樂教師蔡蘇娟帶領200名學生中的72名學生相信耶穌，引起家長反對。李是倪柝聲在文字出版方面的重要同工，負責上海福音書房的文字編輯工作。
2 無錫
「以前我以為一個人要到老 年時才可以寫書；但那時我以為自己快要離世了，所以必須開始寫書。於是我在江蘇省無錫城租了一 個小房間，將自己關在裡面終日寫作。那時我的病開始加劇，連躺下來都不能。我寫的時候要坐在一 張高背椅子上，胸部頂住桌子，以減輕胸部疼痛。撒但對我說，你既然快要死，何不死得舒服點，何 必如此受苦？我說，是神要我這樣，你退去吧！經過了四個月，我寫完了三卷《屬靈人》，在寫作期間， 不知流了多少血汗和眼淚；在生命無可指望中，神的恩典都將我帶領過去。每次寫作後，我都對自己 說，這是我對教會最後的見證。雖然是在百般的艱苦中寫作，但我覺得神對我非常親近。
3 上海
1927年底，倪柝聲、李淵如、汪佩真和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祝康寧共4人，在新閘路944弄賡慶里（今泰興路口東側）汪佩真住所舉行上海地方教會的第一次擘餅聚會。
汪佩真（1899-1971）——1921年從金陵女子神學院畢業之後，開始到中國各省講道。她的傳講很有能力，廣受歡迎，號稱中國的女司布真。1925年，她到煙台傳福音，李常受因而得救。汪是倪柝聲的另一重要同工，負責姊妹工作和青年學生的福音工作。
1928年1月，他們在哈同路文德里（今銅仁路240弄），租賃了一幢石庫門房屋，作為聚會場所。又租下26號作為單身女同工的住所，汪佩真，李淵如等長期住在此處。
4 神跡
那一天我禁食，是由早晨起到下午三時，同時，在上海的同工們，也在李淵如姊妹家，為我迫 切禱告。我向神禱告，求祂給我信心，祂就給我話語，是我一生不會忘記的。第一句：是羅馬書一章 十七節，義人必因信而活；第二句：是哥林多後書一章二十四節，憑信而立（因為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第三句是哥林多後書五章七節，因信而行（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眼見）。
我就不顧一切，穿上我一百七十六天未穿過的衣服。我下床要站立起來，出了很多汗，好像被雨淋透。 撒但對我說，你連坐都不能，還想站立起來？我說，是神叫我站立。我就站起來，全身又出冷汗，幾 乎倒下去。我一直說，憑信而立，憑信而立！我就走去拿褲子和襪子來穿，穿好了，我就坐下。一坐 下，神的話又來了，叫我不只憑信而立，還要因信而行。我覺得我能起床，並走幾步去拿褲子和襪子來穿，已經是了不得了，我怎能希望再行走呢？我就問神，你要我往哪裡去？神說，你下樓梯到二百十五號李淵如姊妹的家裡去。那裡有一班弟兄姊妹，為你的病已經禁食了兩三天。
當我站在樓梯頂的時候，我看那是我一生所看見最高的 一道樓梯。我對神說，你叫我走，我縱使死了，我也要走。但我接着對主說，主啊！我走不動，求你 用手扶着我走。我扶着欄杆，一階一階地走下去。我的全身又冒出冷汗，我一面走，一面喊着說，因 信而行，因信而行！我每走下一階，我都禱告說，主啊！是你叫我能走！在信心中，我似乎是與主手 拉着手，直走完了那二十五階的樓梯。下到樓梯底時，我覺得很有力量，就快步跑到後門，開了門， 一直向李淵如姊妹的家中走去。我對主說，從今以後，我因信而活着，不再是個躺着的病人了。我就 像彼得在使徒行傳十二章里那樣地叩門，只是沒有羅大出來應門。門一開，我走進去，七、八個弟兄 姊妹注視着我，不出聲，也不動。大家安靜坐着，約有一小時，如同神出現在人間。我也坐在那裡， 心中滿了感謝和讚美。以後我就作見證，向他們述說我蒙醫治的經過。大家靈里暢快喜樂，高聲讚美 神奇妙的作為。」
1 倪年輕時愛上了倪家三代世交張汝舟的三女兒張品蕙（1902-1971）。在倪柝聲得救之後，就儘力地向張品蕙傳福音，張卻取笑他，這使倪柝聲感到很沮喪。儘管如此，在他心的深處，他仍無法放下她，
1922年倪柝聲到上海，受邀在宣道會守真堂作見證，張家都在四川北路守真堂聚會，他不能像詩人所說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那天，倪柝聲雖然硬着頭皮，上講台講了一篇道，但是他不曉得自己講的是什麼。整整一星期，倪柝聲和神掙扎，他對張品蕙的愛慕，成為他被聖靈充滿的攔阻。 一星期後，倪柝聲以沉重的心情求神改變祂的心意，允許他繼續愛慕仍未信主的女朋友，他向神許了許多願：願意去西藏傳福音；但是神堅持祂的要求，於是倪柝聲求基督的愛充滿他，他願意放下他心愛的人。 幾天後，基督的愛摸着了倪柝聲，他寫下《主愛長闊高深》，其中一段說：
你是我的安慰， 我的恩主耶穌！ 除你之外在天何歸？ 在地何所愛慕？
反對、艱苦、飄零， 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你愛情， 繞我靈、魂、身體。
2 張去北京上大學
1934年張開始參加文德里的聚，此時，倪柝聲認定，他為主的緣故所放下的，神重新賜給他作配偶。正如腓利門書十五節所說的，他暫時離開你，或者叫你永遠得着他。
但張品蕙的姑母張美珍，把張品蕙從小撫養大，有意將張品蕙許配給有名望、有財富、有地位的人。所以倪柝聲雖然對張品蕙有感情，為了不拂逆張美珍的意思，一直拖延這樁婚事。
3 1934年10月倪在杭州帶領特別聚會，當知道母親決定在聚會結束後為他舉行婚禮時，倪柝聲大吃一驚。他深知在張美珍的反對下，一旦與張品蕙結婚，一定會掀起軒然大波，他於是打算一領完聚會，就逃婚。
被同工嚴詞警告，倪不得不接受環境的安排，舉行了婚禮。
4 回到上海後，張美珍在上海最大的報紙《申報》，連續一星期刊登啟示從各方面徹底毀謗倪柝聲，她又在眾信徒之間廣泛派發單張，破壞倪柝聲的名譽，
“這 個 窮 傳 道 人 竟 敢 將 她 寵 愛 的 品 蕙 拐 走 ？ 這 樣 一 位 教 養 非 凡 的 青 春 淑 女 ， 他 以 後 養 得 起 嗎 ， 有 能 力 寵 愛 嗎 ？ 就算辦得到， 也一定是依靠了外國金援。”
使倪柝聲精神上深受打擊， 他被迫攜帶新婚的妻子，遠離上海，後來倪就和幾位弟兄駕車，從浙江、江西、湖南，往廣西去了。 因 為 結 婚 所 遭 到 的 毀 謗 ， 反 倒 促 成 了 倪 氏 在 中 國 西 南 方 的 工 作 ， 真 是 神 奇 妙 的 作 為 。
在全國兩百位同工中，差不多有四十位是由他直接照顧。
1 李常受領會
2 重新出山
3 福州教會的大復興， 信徒人數從150人擴增到1,400人以上，倪柝聲將倪家在福州的三處房產全部奉獻出來給福州教會使用
4 1948年4月20-21日，倪柝聲向同工們交代了他經營生化藥廠的原委：
「我當年目睹 同工們的家庭，經濟困難，營養不良。有些同工的孩子不能上學，肚子餓，在家裡哭。有許多同工因 患肺病而逝世
我們同工中的寡婦。。。有二十多位。這些姊妹的丈夫活着的時候，是拋棄自 己的地位，辭掉自己的職業，但他們死了以後，都被人忘記了。
當時我辦生化藥廠的時候，我的情形就宛如一個寡婦，帶着幾個 孩子，盼望養活他們，但是養活他們的盼望不幸落空，因此寡婦就改嫁了。遇了一些日子，連孩子都 沒有了。
我看着一個一個同工的去世，我裡面生氣；也許我作了許多的錯事，但是神知道我為什麼緣故這樣作。」說到這裡，倪柝聲一面講，一面哭，眾人也當場哭出來，會場里一片哭聲。
倪柝聲當天就把上海生化藥廠的管理權交出來，「我八 年的工夫在弟兄姊妹面前抬不起頭來，難道我今天不能說一句：我也擺上了。」
這時他對年青的弟兄姊妹說，奉獻一切，才能專心事奉神。 倪柝聲既然與同工們言歸於好，也就與同工們一起配搭事奉。
上海教會的大復興人數從幾百人擴增到數千人，其中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佔三分之一。於是信徒踴躍奉獻，建造了南陽路145號聚會所（後來的靜安體育館），可容納3,000人，但擠滿了4000人，於是又在虹口的虯江路買了一個會所，可容一千人。
5 這次上海同工聚會又決定，進行同工培訓。倪柝聲用經營中國生化製藥廠的收入買下了福州鼓嶺的二十餘棟房子，拿來作執事之家，以便培訓同工。執事之家於是又稱鼓嶺同工訓練班。
1948年和1949年的夏季，倪柝聲在鼓嶺，舉辦了兩期同工長老訓練。在倪柝聲的一生中，他在鼓嶺對同工的兩次培訓是他事奉的高峰。
同工回憶： 「倪柝聲弟兄在鼓嶺，一天三次，每次兩、三個鐘頭交通，連說了四個月，哪裡來的豐富和力量？我 們想也想不來。
但是看到生命的能力，吞滅了人的軟弱，我們的靈、魂、體，都蒙了恩，就不能不俯伏敬拜神。。。那些日子，天與地是連在一起的。」
陳則信的回憶：「他所釋放的亮光是過去聞所未聞的。話語的能力有如利刃扎人心坎！聽完信息在禱告時，常有多人 流淚痛哭！
有好幾次他講完了道，全堂幾乎都仆倒哀痛着禱告，其情形宛如五旬節的再臨，聖靈同在是如此明顯，真像大風吹過能感覺得到一般！參加那次訓練的人，實在是太蒙恩了！」
6 香港復興
經過鼓嶺訓練之後，全國各地教會普遍大復興。在北方，張子潔帶領的青島教會信徒迅速擴增到4,000人，
各地紛紛新建聚會所，如南京、北京。浙江蕭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陽，開辦農場，建立教會。
1950年初，倪柝聲在香港的工作，帶進香港教會的復興，信徒擴增到3,000人，新建了尖沙咀天文台道聚會所。
1950年代，中國大陸約有700處地方教會，其中一半在浙江省；共有7萬信徒，其中近4萬在浙江省，其中又以溫州地區最為集中。
1 一九五0年五月，倪在香港領會，李常受來香港，報告臺灣工作的進展，（倪差派李去台灣建立教會）。六月 李常受在臨走前，曾盡力試圖勸阻他不要回上海，
倪柝聲說：「弟兄！我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把教會建造起來，我 現在能夠丟下他們不管麼？使徒們在這種情形下，不是仍留在耶路撒冷麼？」
倪柝聲這時接到上海長老打來的一封電報，說到他們有許多問題，請他早一點回去解決。這時汪佩真在場，她支持上海長老的請求。她提醒說：「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永遠。」（詩二十九 10）
儘管李常受再次把他拉到一邊，竭力勸阻，但倪柝聲大聲說：「我不以性命為念，若房子塌下來，我的孩子還在裏面，我必定把它支撐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顧惜。」
2 1950年6月28日，中國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7月，倪柝聲、李淵如、俞成華、汪佩真聯名指示全國各地475個聚會處負責人，發動信徒32,782人簽名，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鼓嶺執事之家的房產土地。倪柝聲此舉是為了保留鼓嶺的房產土地，好作教會未來培訓同 工之用，但在當局看來，是糾眾要脅政府，是違抗新中國的土改政策。更加離譜的是，為了迎合新政權的政治需要，倪柝聲和少數的同工們，又在各地信徒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份32782人的簽名名單，作為各地信徒贊同加入三自教會的表態。這種移花接木的作法，怎麼逃得出共產黨的法眼。後來，鼓嶺執事之家被定為團體地主。1951年3月，全體在鼓嶺執事之家的人員受到管制，達半年之久。管制結束之後，執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沒收，執事之家的人員全體離開。
3 1951年4月，朝鮮戰爭爆發不久，倪柝聲接受邀請去北京參加政府召開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他“擬了一個通知，是由北京協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會處的信徒都要擁護三自會”，因為倪看到新政府對神教會的政治壓力特別大，若不趁早參加政府號召的‘三自’組織，勢必得不到政府所許諾、保證的、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導致教會大遭逼迫
4 1952年2月，在瀋陽的東北藥廠開始進行五反。原上海生化的副總經理史濟湯在東北藥廠檢舉了倪柝聲，說他將高壓鍋爐以三十萬人民幣（新幣）的高價賣給東北藥廠。這被視為是盜竊國家資財
1952年4月10日，（三反五反運動中）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逮捕拘禁。直到4年後的1956年（肅反運動中）
5 1956年1月29日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被捕，稍後俞成華、左弗如等人也入獄，這些同工和倪柝聲一起被作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公開控訴。
1956年2月8-16日，政府在南京西路上海市衛生學校舉辦了“倪柝聲反革命罪證展覽會”，組織聚會處的全體信徒前去參觀，擴音機里不斷播放李淵如和汪佩真的錄音，哭着承認自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展覽會中還貼出一張倪柝聲所寫的筆供，承認自己生活荒唐，多次嫖妓，他還與一白俄妓女長期保持關係，還污辱了兩位女同工，等等。但筆跡完全不是倪的，工作人員說是他生病時寫的。
政治上無比反動，反革命、特務；經濟上偷漏巨額稅款，欺騙政府；生活上荒淫無恥﹐與女同工私通的照相底片公開展覽（沒有頭部的裸體女性）。如同他一貫的作風，倪柝聲對他的指控沒有任何錶白。
1956年6月21日，倪被判刑15年，關進遠東最大監獄—上海提籃橋監獄
1958年中國大陸基督教於實行聯合禮拜。南陽路聚會所也被迫“獻給”國家，後來改為靜安體育館。
1 倪柝聲在被囚禁期間，仍然不停地傳福音，一直為主作見證。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帶領了一個難友吳友琦信主。吳因妻子被不肯離婚被開除公職氣憤難平，靠牆痛哭，發現一隻手被倪抓住。“我當時很氣憤。。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姊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蹟， 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打動了我」
兩個人聊了起來，倪說，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說他的妻子像吳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兩人越說越投機，然後倪就傳福音給吳。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
一天獄方把倪和兩個比較有名望的天主教徒找去，要求他們公開放棄信仰，倪拒絕了。那兩個在廣播里念自己的悔過書，然後被當場釋放。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柝聲不為所動，結果反而吳友琦被觸動了，
「你前幾天還向我講 ，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 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着倪伯伯相信耶穌。」
2 剝奪政治權力5年
3 倪柝聲的妻子張品蕙是唯一允許前去探監的人。在文革中，張品蕙因不肯與丈夫離婚而遭受嚴重迫害，曾經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處受傷，
1969年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給她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
1971年11月，張品蕙在岳陽路200弄88號家中骨折，送至醫院後無人為其醫治，11月7日，病故於上海中山醫院的走廊中
4 倪去世
5 最後遺言
金錢：完全奉獻的人；不透明，沒有健全的財務制度，倪 說 ， 左 手 做 的 不 能 讓 右 手 知 道 。 他 也 從 來 不 記 賬 ， 別 人 也 不 敢 問 他 。 有 關 工 作 的 經 濟 ， 等 於 是 他 一 手 抓 的 。 他喜歡將錢放在哪一方面，就用在哪一方面。
男女：婚前和同工有過不正當的關係
文字工作：
24歲養病時寫下《屬靈人》，三元論：靈魂體，倪柝聲認為靈本來是全人中最高的部分，靈(功能有直覺、交通和良心)像主婦，魂(功能有情感、心思和意志)像管家，體像僕人。 （帖前五23）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解經的時候不可以思想的，你一用思想就屬魂的 ，所以你讀書很多思想，很多知識，你就是屬魂的，沒有生命，「有知識，沒有生命」。這是台灣常常聽到的話，「你不要看他有知識，他沒有生命！」
「理性歸向真理的時候，那個理性就是靈性 」–唐崇榮
1938年第二次出國訪問史百克先生（Austin-Sparks），在丹麥的時候就講「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是他用英文講的，就有像金彌耳這樣的人把他記錄下來。以後出書，竟風行全球，一直到現在。中文版是翻譯本。
同工培訓：
1948-1949 鼓嶺訓練，注重對真理的絕對順服
地方教會：
採用分區、分家、分排的作法，教會迅速增長，一千個地方教會，信徒約九萬人了
一地一會，與其他教會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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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彼得 不是猶大” 【王明道】- 徐志雄 (基督教的那些事兒)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已完全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之下，表面上看，中國福音的大門是打開了。然而，將宣教工作依附於不平等條約之上，卻埋下了難以預料的禍患和仇恨的種子，為中國教會預備了極壞的土壤。儒家士大夫是反對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集團，這包括在政府任職的官員，以至地方上作為社會基層骨幹的士紳。他們散播了大量攻擊基督教的言論，並且往往又是教案的幕後煽動及策劃者。
反教三大原因
謠言和誤會：男女禮防，育嬰院（揚州教案），病理解剖（連州教案）
利益衝突：迎神賽會，教民脫離士紳轄制
傳教士某些不當的措施和行為：查還舊堂，官階品位，干預詞訟
1900年，中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是民教衝突積累了半個世紀的大噴發
1896年，山東一帶出現拳民秘密社團。
1899年，酷吏毓賢任山東巡撫，拳民焚毀教堂，搶劫教民，毓賢因教案被撤職。
1900年4月，各國駐北京公使聯名照會清政府，要求將拳匪剿除。毓賢進京遊說，稱拳民神通廣大刀槍不入；
慈禧決定啟用拳民扶清滅洋，懸賞殺洋人，男50兩紋銀，女40兩，兒童20兩
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向11國宣戰（英法德意奧匈帝國日俄美，西班牙，比利時，荷蘭未參戰）
義和團圍攻京城的外國使館，使館區內被圍者約3000人，當中2000人為尋求保護之華人，外國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兒童76人。保護使館的包括409名外國水兵及陸戰隊員，配備三支機關槍及四門小火炮。使館內有足夠水井及糧食。
北京、山西 、河南、東北、內蒙等地義和團也相繼發難，屠殺傳教士和信徒。天主教信徒被殺18000 人，新教2000 – 5000人。
列強組成八國聯軍進攻中國，鎮壓義和團，
8月14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對使館 、教堂的圍困。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
孤兒寡母，靠出租房子和母親洗衣服、縫補衣服勉強度日
王明道體弱多病，多次在醫生都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從死亡的邊緣轉回，屢屢蒙神保守
在教會學校長大，14歲時，在高年級同學的帶領下受洗成為基督徒
15-18歲，心中的爭戰——做傳道人還是做政治家
19歲上完一年大學後，到保定教書，看到孩子們受教後的改變，心志也慢慢變化，願意接受呼召，做個大牧師
1921年因為洗禮的問題和學校鬧翻，回到北京家中
1924年底在家中開始了查經班
1925年起開始被邀請到各地領會，有24年之久，直到1949年
王明道個性嫉惡如仇，最痛恨的是自由派神學
注重信徒聖潔的生活
主張政教分離，也不參與社會關懷
1928年8月8日 結婚
1942.1 （北京教會領袖）勸我們加入 “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我們大家跪下來禱告。不到幾分鐘，我忽然想到經上的話說，“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5月，迫切禱告後回信拒絕參加，參加的話和不信派同流合污；背後有日本人的操縱，不參加教會可能會停辦，甚至生命有危險
6月，敵系教會。“那些時候我常想本日的聚會也許是最末後一次聚會”，甚至有一部分常來聚會的人都畏縮不敢來
10月9日, 華北聯絡部文化局調查官武田熙要見我談話
10月10日，最後的戰爭。一夜禱告之後，神將出乎意料的平安放在王先生的心裡，騎車唱詩前往。
“希望你能出來領導一下 ”
“我為順服我所事奉的神，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決不服從任何人所發違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經準備付任何代價，作任何犧牲，決不改變我今日的主張。叫我和我所牧養的教會加入教團，是決辦不到的”“我已經考慮了幾個月之久，現在不需要再考慮了”“ 武田先生，若沒有甚麼別的事，我就告辭了”
至高神的僕人，“你不知道日本軍部屠殺一個中國人就像我們弄死一個螞蟻那樣容易么？”我聽他所說的這句話，當時心中確是有片刻的畏懼。不久我回答他說，“你說的是。但我不是一個螞蟻，我是至高神的僕人。神不許可，任何人不能加害於我。”
三自——肅清基督教內帝國主義影響，自治，自養，自傳
三自的主席——吳耀宗（王明道的評價：中國兩個著名的不信有上帝的基督徒——馮玉祥，吳耀宗）
當年因為吳親蘇親共，有人改了主禱文諷刺他：我們在北方的父（斯大林），願你的旨意行在中國如同行在俄國一樣。我們日用的盧布, 今日賜給我們 …..
我們要控訴
傳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做間諜
通過教會破壞三自運動
勾結蔣匪幫
反共反蘇，文化侵略
以民主自由，親美崇美，文化侵略
“超政治”（政教分離），離間信徒和政府的團結，破壞三自運動
各地開完控訴大會就成立三自分會
三自教會講道不能再提黑暗世界，撒旦，天國的名詞，
不參加三自的基督徒會堂人數越來越多
控訴王明道——給日本人獻銅
1954 真理，毒素——信與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負一軛（這是帝國主義的毒素），這是聖經的真理
成為眾矢之的
1955 我們是為了信仰 —— 直接反駁吳耀宗，丁光訓的攻擊，表明無法和不信派合一
“我們在信仰上的態度是：凡是聖經中的真理，我們都接受、都持守、聖經中所沒有的東西，我們完全拒絕。為向我們的神盡忠，我們不惜付任何代價，作任何犧牲，歪曲和誣陷是嚇不倒我們的。人的嘴長在他們自己的頭上，他們願意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不過事實永遠是事實，不但神看得清楚，屬神的人也看得清楚。無論別人怎樣歪曲、怎樣誣陷，我們是為了信仰！”
不斷有教會退出三自
政府開始反擊
《天風》發表社論《加強團結，明辨是非》
反帝愛國是基督徒團結的基礎vs我們是為了信仰
提出基要派和自由派的論戰是帝國主義的陰謀
凡是這樣做的人，就是中國人民的罪人，教會的罪人，歷史的罪人
基督徒會堂的同工被捕
各大院校發起運動，要求去基督徒會堂聚會的學生，交代王明道的問題，甚至有學生不堪重壓，自殺身亡，拒不交代的當即被捕
1955年8月7日是主日，那天聚會人數特別多700-800人，王先生的題目是《他們就是這樣陷害耶穌》
半夜12點一夥公安翻牆而入，一人拔出手槍，高呼不許動，將王明道夫婦逮捕。教會同工也有數十人被捕
8-11月全國各地三自教會展開對《王明道反革命集團》的聲討, 在當時成為基督教界的大案。
例如在江蘇徐州一場批王的會議上，主持人高喊「王明道該不該槍斃？」「同意槍斃王明道的人請舉手！」其中有一位名叫關品鶴的人因沒有舉手，結果被判五年徒刑。
在獄中，政府找了兩個無賴恐嚇毆打他，逼他認罪，罪認得越多，出去的越快，不然立馬槍斃
1956年9月29日王表示願意悔過，答應參加三自，9月30日在青年會YMCA被迫公開宣讀其在獄中的認罪材料。
王明道早在1935 年就在《靈食季刊》發表文章抨擊青年會的工作偏離正統信仰，在他眼中，青年會是「不信派」的大本營，現在他竟要公開在此宣讀自己的「認罪檢討」，對向來以捍衞真理自居的王而言，無疑是極大的羞辱及打擊，他說，“一個四十一年之久（1914～1955）痛恨謊言，不說謊言，而且勸戒別人不要說謊言的人，竟在獄中說了不可勝數的謊言。我還有甚麼面目見人？更有甚麼面目見神呢？”
由於王明道不能接受自己竟軟弱至謊話盡說，自覺沒資格再任傳道，拒絕帶領基督徒會堂，不再主領講道。他甚至一度萌生自殺的念頭，計劃先把妻子送到杭州外家後，「然後我就跳西湖自殺，以了此殘生」。後被妻子阻止。
那時我把我所譯的一首讚美詩的副歌：
「一切全奉獻，一切全奉獻，完全獻與恩主耶穌，一切全奉獻」
改成：
「一切全完了，一切全完了，全軍覆沒，一敗塗地，一切全完了」。
王一直沒有兌現對政府的承諾，就是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所以到58年，政府失去了耐心，再次逮捕了王明道夫婦
上訴駁回後, 無期徒刑已經定案, 沒有希望了。但神正是用這一件事挽救了他, 使他絕處逢生, 在靈性上得到一個極大的復興, 成為他生命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這時他心潮翻滾, 痛苦難當, 就禱告主說:“神哪! 你怎麼這麼殘忍, 叫我遭遇這樣的打擊, 被判無期徒刑?”就在這個時候, 他忽然想起他二十一 歲時背熟的一段聖經來，就是彌迦書7:7-9
神的話在他心裡發生了一個奇妙的功效, 使他從極大的痛苦與失望中解脫出來。這時他才醒悟過來, 認識到他之所以被判無期徒刑是因為他大量撒謊, 犯了神所憎惡的大罪, 得罪了神。他對神的不滿立時都煙消雲散了, 他說:“判我無期徒刑, 該判! 就是判死刑也是應該的。我要忍 受耶和華的惱怒, 因我得罪了他。”
他看見了自己的大失敗, 就決定把從前所說的謊言完全推 翻。於是他向神禱告說:“神哪! 求你給我一個機會, 叫我翻供。”
就在他這樣禱告過後, 心裡平安了, 也不害怕了, 而且以後每當他想到這件事時, 心裡就有一種赦罪的平安與喜樂。
他此後在獄中生活的指導原則: 寧可死在監里, 也決 不說半句謊言。
他站立起來以後, 神給了他一個應許:“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 平平安安蒙引導, 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 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松樹長出代替荊棘, 番石榴長出代替蒺藜, 這 要為耶和華留名, 作為永遠的證據, 不能剪除。”(賽五十五章十二至十三節)。
中美建交後，中國已經進入國際大家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國 際輿論和行為準則的影響。倫敦保衛人權委員會打電報給二十多個國家，並且代表這些國家向中國政府提出意見，請中國釋放一切政治犯。政府決定釋放王明道。誰知他這個犯人與眾不同，他不肯糊裡糊塗地走出來。於是政府打電報給他兒子王天鐸，讓他來接父親。
王先生看見兒子，感到很奇怪，就問天鐸說： “你幹嗎來了？”
“我來接爸爸回去。”
“我不回去。”王先生說，“你回去告訴媽媽，我在這兒頂好。”
沒等天鐸再開口，大隊長就說：“你兒子來接你到上海去，你就跟他走吧！”
“我不走，”王先生說，“我的事情還沒弄清楚呢！我沒犯罪，我在這裡押了二十多年，完全是為了信仰。”
“不必追究這些事情了。”大隊長勸他，“你走吧！監獄不是個好地方。”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監，還不知道監獄不是個好地方？”王先生說，“不過我已經習慣了。我現在已經把監獄看作我的安樂國 了，我不走。”
“你走吧！”大隊長又勸他，“別在這兒住下去了。”
“要我走也可以，”王先生說，“政府必須承認三件事：承認逮捕我逮捕錯了，判我刑判錯 了，關押了我二十多年也關錯了，而且以書面證明，不然我不出監！”
一直僵持到下午，最後，父親怕兒子接不走他太難 過，就答應跟兒子走。
結果政府要他在釋放證上簽字，上面寫着： “押犯王明道，因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改判一年，提前釋放。”
“你拿着這個，”李幹事說，“現在就可以跟你兒子回上海去。”
“我不簽字，”王先生說，“ 我也不走。說我是反革命罪犯，我不承認。我沒有犯罪，是政府逮捕我逮捕錯了，判我刑判錯了，關押我也關錯了。政府必須把我的事情弄清楚，不然我不 出監，我就在這兒住下去了。”然後他告訴天鐸說：“你回上海去吧，我不出監。”
過了一個多月，監獄幹部找他談話
“你說你不出監，我們不能強迫你出監。不過監外邊有三間房，你可以去那邊住着，過不了 多少日子，北京法院會有人來，同你談清楚你的事情。你一出監，你就恢復自由了，你願意上哪 里去，就可以上哪裡去。”他信以為真，想只要北京有人來，他就能把事情談清楚了，所以就答應了，“我回去收拾我的東西。”
“不用你收拾了，” 隊長說，“已經有人幫你把東西收拾好了。”
“三間房”不是監獄，而是刑滿釋放的人暫住的地方。一九七九年除夕，住在“三間房”的人都出去看電影了，就剩下王先生和一個湖南人。湖南人對他說： “今天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們兩個人在這裡，我勸你別在這裡住下去了。這裡已經不是監獄了，你八十歲的人，一旦病了怎麼辦？人家不能送你去監獄醫院，你只能去上海。上海離這裡 好幾千里路，你怎麼去啊？你還是趕快寫信叫你兒子把你接回去吧！不然你病了，一點辦法也沒 有。”
王先生只好叫兒子來接他。釋放王明道用的是一個計。放他出來，他不走，非要政府認錯，政府怎麼認啊？所以就只好 想個辦法把他騙出來。所以王先生說： “我不是放出來的，我是騙出來的。”
80年代後期，他在上海安頓下來，很多信徒來看他，有人勸他，“其實你領導‘三自’比吳耀宗合適, 因為你們教會本來就是三自的。特別是全國各地好多 信徒都認識你和了解你, 所以你領導比較合宜。”
“我二十歲的時候改名叫王明道, 我不預備在八十幾歲時, 再改名叫王猶大。”
八十歲以後的王明道弟兄，滿了基督的光彩。從前出賣他逼迫他的人，他都原諒了。許多的人從世界各地來看望他，他都鼓勵他們。他常常說：“我是彼得，不是猶大”。猶大為了三十塊銀子而出賣了耶穌，後來被良心責備，自殺身亡；但彼得雖然在害怕之下三次不認耶穌，但是後來卻堅信耶穌對他的愛，就迴轉過來，一生為耶穌而活。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八日(主日)戴紹曾弟兄清晨醒來, 裡面深深感到王明道先生就要歸回天家, 所以早上七時半從香港打電話到上海給王太太, 得知王先生確是病危, 正如他裡面的感覺一樣。那時王先生家的主日崇拜即將開始, 他們還在談的時候, 戴弟兄從電話里聽見會眾唱詩的聲音, 就把談話趕快結束了。但他當時一點沒有想到, 僅僅再過一個多小時, 王先生就要離世與基督同在了。
早上九點, 正當眾肢體聚集敬拜時, 王先生吸了一口長氣就安息了。天上天使天軍的歡呼聲與地上眾聖徒的歌聲交織在一起, 把這位神所重用的僕人, 引到了他一生忠心事奉的主面前。
八個月之後王太太也息下了地上的勞苦，回到了天家。
“許多人有好的開始，但是很少有人有好的結束。”
猶大和彼得都有好的開始，但是只有彼得有好的結束。
人生的道路好像一場馬拉松比賽，有好的開始固然不錯，但有好的結果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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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力量 – 王嵩
我個人覺得20世紀英語最好的兩個人是溫斯頓邱吉爾和馬丁路德金。他們把英語詞彙動員起來，送去戰場，征服了世界。不過馬丁路德金自己說，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語。是不帶兵器的真理和不帶條件的愛將贏得最終的勝利。我們今天一起來看一下非暴力的力量。
耶穌有許多有名的教導，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外也為人熟知。比如: 你們願意別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愛你的鄰舍有如愛你自己。不可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擔子一天擔就夠了。但是他也有一些教導，同樣為人所熟知，但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內也常常讓人不願多談，或者將之哲學化，屬靈化。比如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太5:38-39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5:43-44
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5:9
很多人覺得這些教導不能按字面意思來解讀，但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 這些話不只是傳道者誇張的言語，感性的教導。愛仇敵是耶穌一生的使命和全部的生活。耶穌生於貧窮，長於卑微，流離失所，遭人厭棄，最後甘心情願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目標做烈士而是代替罪人做犧牲。也就是愛仇敵以至於死。
早期的基督徒對耶穌的這些教導是極為認真的。
殉道者游斯丁 2世紀出生於撒馬利亞的希臘人，從小熱衷於哲學。有一天，當游斯丁在海邊默想思考問題的時候，剛好遇見一位神秘老人，指出他的哲學問題與弱點，他告訴游斯丁，古代先知對神的了解遠比當代的哲學家更多，他勸游斯丁去讀讀他們的著述。並告訴他舊約所應許要來的彌賽亞已經降臨在地上。游斯丁接受了老人的建議，去研讀舊約聖經的先知書，並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一直以來尋求的真理，其內容指向的是基督以及基督教真理。同時他加入基督徒的團體，他所看到的基督徒的虔誠，和殉道的榜樣使他相信基督教教義在道德和精神上都有希臘哲學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從此他開始傳播基督教作為“真正的哲學”。成為最早的護教學者。他寫道 我們從前彼此殺戮，但現在（作為基督徒）我們不僅不再對敵人發起戰爭，而且我們也不欺騙敵人，並且隨時願意用死亡見證耶穌。巡撫要求他發誓棄絕耶穌然後向羅馬的神獻祭，就可以被釋放，游斯丁拒絕了，並且向巡撫介紹福音的道理。巡撫再問：“你這自稱博學的人，在我對你加以酷刑、殺你以後，你猜自己能上天堂嗎？”游斯丁回答說：“我對此深信不疑。” Martyr 就是見證人的意思。早期教會只有為主殉道的門徒才能被稱為見證人。為主受逼迫但沒有死的只能稱confessor。基督教在第一第二世紀得以快速傳播的第一個秘訣就是 他們死的比較好，they die well. 更恰當的翻譯是他們死得其所。基督徒在強權和暴力面前的平靜和堅持展現出世人從所未見的力量。三世紀時有一次大瘟疫襲擊了羅馬，每天5000人死去，百姓大多逃出了城。很多人把染病的家人留下。這時基督徒留了下來，照顧那些染病的，將死的，甚至是那些不久前逼迫過他們的敵人。大量基督徒因此死去。這種不合情理的，犧牲的憐憫震驚了非信徒。不怕死的人大家都見過，這樣為陌生人，敵人犧牲不怕死的人，大家以前誰都沒見過。外邦人開始覺得，大概真是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信的這個耶穌看來真的有門道。
特土良（150-230） 215年迦太基總督發起了一輪對基督徒的迫害，很多普通信徒遭酷刑，被殺害。特土良寫了一封長信給總督，譴責這種暴行。他提醒總督迦太基的基督徒有幾千人，如果不停止無理的迫害，就發起所有基督徒到他府前抗議，那時你怎麼辦？把我們全殺了？你需要多少的火與劍？殺完之後的迦太基城會變成什麼樣？信很大膽。堅持和平，但並不膽怯。非暴力和平主義不是像尼采說的持奴隸心態任人宰割，也不是像馬克思說的把信仰當鴉片來麻醉自己，他們敢於抗爭，只是不使用暴力。因為他們相信改變世界的力量不在政治，法律，軍隊，而在耶穌的犧牲和復活。特土良對總督說：我們對所受的逼迫不感到驚訝和困擾，因為我們已經委身於這信仰，並且完全接受這約的所有條款。我們的信仰要求我們愛仇敵，為逼迫我們的人禱告。愛朋友的到處都是，愛敵人只有我們，你不會搞錯。他們看上去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他說話的口氣帶着權柄和力量。這是早期基督教得以傳播的第二個秘訣：cheerful losers，外邦人對此無法理解又深深佩服，基督徒能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已經贏了。如果人只是安慰自己說我已經贏了，他打我是兒子打老子，那就是阿Q，也許可以得安慰，不會改變什麼，但當人真的相信耶穌已經得勝，而我依靠他也已經得勝，並且像一個贏家一樣去生活，像贏家一樣的喜樂，願意付出時，世界就開始因你而改變。這就是真理的力量。真理不需要暴力也可以戰無不勝。人們看到基督徒這樣的生活，會無法理解，會驚奇，會想了解他們的力量來自何處。
1929年出生於亞特蘭大。他的父親叫邁克爾金，所以他出生時的名字是小邁克爾金。他父親是浸信會的牧師。 1934年教會派他去柏林參加了浸信會全球聯盟的大會。他參觀了許多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關的故址。他對路德非常崇敬，於是回國以後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馬丁路德金。而他5歲的小兒子的名字也就改成了小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路德特別影響他們父子的就是他的勇氣，他對自己良知的堅持. 他面對宗教裁判官命令他收回他的見解，停止他的教導，否則就會被革除出教甚至被處死時說：我不能也不會收回任何事，因為違背良知既不正確也不安全。我就站在這裡，我別無選擇，上帝幫助我。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help me God. 路德的榜樣就是他所服膺的最強大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而不是強權。這深深影響了馬丁路德金的一生。
小馬丁有一個白人小夥伴，兩個人總在一起玩，但到六歲時要上學了，他只能上黑人學校，因為那時候的南方黑人白人是不能去同一所學校的。很快那個白人孩子的父母禁止小馬丁再去找他們的孩子玩，告訴他：我們是白人，你是有色人種。 很困惑的馬丁把這件事告訴了父母。他們於是給他講了美國奴隸制的歷史和種族歧視的現實。小馬丁決心要仇恨所有的白人。但父母告訴他基督教的信仰要求他去愛每一個人，包括那些歧視他的人。
小馬丁從5歲起背聖經，也參加了兒童詩班。他最喜歡的聖詩是I want to be more like Jesus. 除了聖經以外，他最喜歡讀的書是字典，因此他有超乎常人的詞彙量。 小時候的他在playground和其他男孩發生衝突時，他總能講出最恰當的話避免衝突，終止打鬥。 到了高中時代，他的演講能力已經小有名氣。 他圓滿的男中音聲線，廣博的詞彙量和駕馭語言的技巧讓他成了學校辯論隊的明星。 15歲那年，他第一次參加演講比賽就贏得了冠軍。但是在回家的公交車上，他被司機命令站着好騰出座位給白人坐。他一開始拒絕讓座，但同行的黑人老師告訴他不讓座是違法的。最後兩個人站了整整一路。馬丁後來回憶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憤怒的一個晚上。
19歲大學畢業後，他進入Crozer神學院取得了神學學士學位，並且成為了學生會主席。隨後他來到BU進修博士學位，24歲拿到學位。他可以選擇在北方成為一名教授，神學家。但他回到了南方，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做了一名牧師。
民權運動已經開始風起雲湧。54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憲。從此黑人孩子可以和白人一起上學。阿肯色州州長動用國民衛隊阻止黑人學生進入校園。艾森豪威爾總統於是派遣101空降師士兵武裝護送9名孩子入學。
55年在Montgomery，Rosa Parks在公交車上拒絕為白人讓座而被捕。民權運動人士組織了抵制公交車的運動。金被委任組織Carpool來幫助3萬黑人每天上下班。運動到了57天，有人朝金的家裡扔了炸彈。聽到消息，金立刻趕回家中，看到的是受了驚嚇的妻子孩子，和一大群揮舞着刀子和手槍的黑人群眾。金從大學時代開始受到亨利梭羅，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影響。他尤其敬佩甘地，因為他令大英帝國屈膝不是依靠刀劍，而是依靠真理。真理讓人得自由。甘地的話“我今天不會對任何人行不義，也不會在當不義被行在任何人身上時袖手旁觀” 深深激勵金。但此時此刻，非暴力不再是一個學術觀點，它或者是你的生活方式，或者就什麼也不是。金對憤怒的群眾說：不要在驚嚇中做任何事，不要拿起武器，如果你帶着武器，把它們放回家。“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我們不提倡暴力，我們要愛仇敵。他勸群眾像他和他的家人一樣平靜，勸他們回家，他向大家保證我可能被阻止，但這場運動不會被阻止。我們所做的是正確的，是公義的，上帝與我們同在。在堅持了381天以後，最高法院重申公交車上的種族隔離違憲，抗議活動取得勝利。這場運動使金成為了民權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號召人們通過公民不服從、抵制和遊行等方法達成種族平等的目標。
63年金在伯明翰組織了一系列靜坐，抵制和遊行抗議在工作中的種族隔離。警察把金關進監獄。白人牧師給他寫信，你有沒有認識到你違背了主耶穌的教導，你成了trouble maker？不要這麼心急。必須要遵守法律，你給年輕人做了很糟糕的榜樣。最難被說服，也最讓人傷心的往往是那些好心人。金在回信中指出 耶穌在清理聖殿時也被人稱為trouble maker，保羅也是trouble maker。福音傳到哪裡，哪裡就有爭議，不安。上帝是最終的立法者。我遵守公義的法律。聖經里沒有種族隔離的教導，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對不公義的法律進行抗爭是基督徒的道德責任。波士頓傾茶事件也是不合法的公民不服從行為，而希特勒在德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你讓我們等待，我們已經等了太久，我們親歷的苦難告訴我們，壓迫者永遠不會自願給予被壓迫者以自由，自由是需要被壓迫者去爭取的。 他批評溫和派的白人牧師們追求的只是秩序而非公義，選擇沒有緊張氣氛的消極的和平，而不是公正的積極的和平。他們主觀地認為自己可以為他人的自由設定一個時間表。在回答人們說他是個外來者的時候，金講出了著名的格言：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任何地方的不公義，都威脅著所有地方的公義。
金不守法但尊重法制。沒有人在法律之上，沒有人有權利選擇要遵守的法律。所以他從來接受違法的後果。他的目的不是摧毀制定法律的人和國家，而是喚醒人們的良知，改變不公義的法律。遊行的黑人被旁觀的白人辱罵，被警察毆打，放狗咬，但是讓全美國看到，種族隔離是何等的錯誤。國家的良知由此被喚醒。近年來的很多街頭抗爭缺乏這樣的特質，沒有把他們的信息清楚的呈現出來，而暴力的行為嚴重傷害了喚醒良知的目的。
63年8月，金組織了向華盛頓進軍。有二十幾萬人參加了這次和平集會。金站着林肯紀念堂的台階上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他特地選在這個地點，在簽署解放黑奴宣言的總統的雕像前，是因為今天他在呼喚美國兌現她對黑人100年前許下的承諾。也是共和國締造者們187年前對每一個美國人許下的承諾：人人生而平等，上帝賜給他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沒有人可以剝奪。他警告自由和平等的涼爽秋天如不到來，黑人義憤填膺的酷暑就不會過去。但他也強調在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我們不要採取錯誤的做法而在神面前犯罪。我們不要為了滿足對自由的乾渴而在仇恨的苦杯中痛飲。我們鬥爭時必須站在尊嚴和紀律的高地。我們不能容許我們的具有嶄新內容的抗議蛻變為暴力行動。我們要不斷地提升到以靈魂的力量對抗物質的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最後他飽含深情地講到他的夢想，這夢想深深紮根於美國夢之中，其實也紮根於聖經之中。他夢想公義的沙漠會變成自由的綠洲，他夢想深谷要填滿，山崗要削平，崎嶇要改為平原。這都是在引用以賽亞書40，43章里的話。他的夢想就是舊約先知們在亡國流放的境遇中的夢想。但這也不只是一個夢想，這是神讓他看到的異象。這些夢想不是為要滿足某一種族人的私慾，而是要他們參與於建立神國的任務中，也是要他們經歷與神一起築夢的前所未有的豐盛和能力。
這次演講使金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名人。當年他被選為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次年贏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時最年輕的獲獎者）。“黑暗無法驅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仇恨無法戰勝仇恨，只有愛可以。 我相信不帶武器的真理和不帶條件的愛最終將取得勝利，暫持失敗的公正比高奏凱歌的邪惡更有力量” 更重要的是民權運動贏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支持。1964年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禁止了公共領域內的種族歧視，禁止在招聘中基於種族膚色性別的歧視。65年投票權法案，禁止在投票，選民註冊中的歧視。
世界永遠不會沿直線前進。這些法案通過了。南方仍有強大的勢力抵擋黑人平權，種族隔離做為一種制度越來越少見，但歧視和隔離在人們的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改變制度難，但改變人心就更難。同時越來越多的金的同伴對他的非暴力鬥爭方式不滿，越來越多的暴力抗爭在美國城市中出現。金在這段時間擴大了他爭取公義的範圍。他開始公開反對越南戰爭，這使他和一直支持他的約翰遜總統關係緊張 他說我反對越南戰爭是因為我愛美國，我的反對不是出於憤怒而是出於憂慮和傷心，我盼望我深愛的祖國能夠成為全世界的道德楷模。他開始建立跨種族的反抗貧窮的同盟。這讓他招致許多黑人同伴的不滿。
1968年4月，金來到孟菲斯，支持當地環衛工人的罷工。4/3晚上他在教會裡講道，他似乎預見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說 我與任何人無異，誰不希望長命百歲？長壽由神所定，對此我現在一無掛慮，我只想遵行神的旨意去做。我如今已經登上山巔，看見了應許之地。我可能進不去了，但是我確信我們的人民將進入應許之地。我不懼怕任何人。我已經親眼看見將來主的榮耀。第二天他在旅館的陽台上被刺殺。
膽怯的人會問：「安全嗎」？自私的人會問：「政治上有利嗎」？虛榮的人會問：「受歡迎嗎？」有良心的會問：「正確嗎？」隨著時間推移，總要有一個人必須採取既不安全，又無法在政治上得利，而且還不受歡迎的立場，只因為它是正確的，良知使他別無選擇。Here he stands. He can do no other. 在這一點上，馬丁路德金和馬丁路德一樣展現了一名基督徒的勇氣。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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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在貧苦中找到上帝的面容 – 王嵩
如果我們在全球做一個民意調查問誰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基督徒，我想特蕾莎修女會高票當選。對她的尊重和敬佩不只來自於基督徒，也包括其他信仰和沒有信仰的人。
是什麼讓特蕾莎修女收到如此廣泛的尊重，我們可以回到馬太福音25章 在天主教傳統中，這幾件事被稱為 corporal works of mercy, 身體上，物質上憐憫的工作。是每個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是悔改和愛心的表現。這幅畫是老勃魯蓋爾畫的。當然，這些事很容易變成一個任務清單，讓基督徒去劃勾，然後沾沾自喜的說我已經都做過了，我是一個合格的基督徒了。但當一些人長久的，付上代價的，特別是默默地做這些事，這樣的行為就成為好基督徒的普遍的標誌。這不僅是耶穌的教導，也是一個貫穿舊約聖經的主題。從摩西的律法到先知的勸誡，我們都看見神格外關注所謂的四大弱勢群體：孤兒，寡婦，寄居者和窮人。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弱勢，更是因為他們常常是或容易成為罪的受害者。在他們那裡，不公義最常發生，卻最少被人看見。所以神格外關注這些地方。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孤兒寡婦，哪裡是公義常常缺席的地方，是每一代的基督徒要了解要有敏感度的事情。
特蕾莎修女原名阿涅澤·岡婕·博亞久。特蕾莎是她成為修女後給自己起的名字。她1910 生於斯科普里城，現在是北馬其頓共和國的首都，當時屬奧斯曼帝國科索沃省。她是阿爾巴尼亞族人。她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但身邊大多數人是穆斯林和東正教徒。
12歲（1922年）在中學讀書時立下志願，將來要到外國傳教，從事救助窮人的工作。 15歲（1925年）在中學念書時，家鄉有耶穌會的神父們被派到印度去服務。神父們寄回家鄉的書信中，報告了印度有關的一切。她看到這些書信，很受感動，她和姐姐決定到印度接受傳教士訓練工作。 18歲（1928年）那年，她終於選擇奉獻生活，隻身到愛爾蘭洛雷托修會做初學生。 1929年1月6日，她從愛爾蘭到印度加爾各答，在喜馬拉雅山下的大吉嶺開始初學訓練。 1937年5月24日在大吉嶺發永願，決定成為終身的修女，做修女可以給自己起個新名字，她於是依法國19世紀最著名的修女聖特蕾莎（Saint Teresa）的名字，改名為特蕾莎。
天主教歷史上有好幾位聖特蕾莎。這位19世紀最著名的修女現在在華人世界裡一般被稱為小德蘭，或利雪的德蘭。利雪是她所在修道院的地方。小德蘭15歲進修道院，24歲因肺結核去世，沒有做過任何轟轟烈烈的事情，但卻在天主教會中極受人喜愛，並被封為聖人。她被人推崇的就是為耶穌做小事。她說我不會做什麼大事，我能對耶穌做的只是到處播種小花，而每一朵花都是為愛所做的犧牲、關注與簡單的話語。她抓住每一個機會練習忍耐，練習愛人。她把自己的自私，虛榮，不耐煩，偷懶的傾向都不加隱藏的記錄下來。也記錄了她在和這些罪搏鬥中她對神的感悟，聖經給她的啟發，她的成長的喜悅。看她的自傳就讓人想起耶穌說的，“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天國屬於這樣的人“ Mother Teresa 以她的名字為自己命名，想必也是要效仿她用愛心做小事。
特蕾莎做了修女之後，被派到加爾各答的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教地理和聖經課。這座學校雖然座落在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旁，但是學校學生都是富家女孩。這所貴族學校夾在貧苦地區當中，好像沙漠中的宮殿那樣，高大的圍牆，隔離的是兩個世界。 印度貧富差距非常大，校內一片安寧，但校外卻滿街都是無助的痳瘋患者、乞丐、流浪孩童。
1946年9月10日改變了特蕾莎修女的一生，也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一生。她那天坐火車去大吉嶺，在車站看到一個乞丐不斷地說：“我渴……我渴……”這個情境不斷在她的腦海里浮現。她回到修院後，感覺到神在呼喚她為貧窮的人服務，於是便向加爾各答的總主教徵詢意見。他們建議她要忍耐且小心行事。
1947年印巴分治，加爾各答湧入了數以萬計的難民，大多數都是怕被穆斯林迫害的印度教徒，傳染病如霍亂和麻瘋病等都沒有受到控制，在街頭巷尾爆發開來。於是，加爾各答的街頭暨學校的高牆外越來越像是地獄。
1948年2月7日，瑪利特蕾莎修女寫信給羅馬梵蒂岡的總會，請求許可她離開勞來多修女會，專心為印度窮人服務。同年8月得到教宗庇護十二世許可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特蕾莎修女到巴特納城一座醫院受護士訓練。三個月後，回到加爾各答城。十二月她在加爾各答城最窮的地區莫地及為失學窮苦兒童辦了一所露天學校。起初，由於她個人力量有限，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因此困難重重。但特蕾莎修女咬緊牙關，依靠天主，終於有善心人士受修女善行感召，捐助場所、設備、食物，還有人奉獻心力，協助特蕾莎修女的工作，其中不少是她過去的學生一富家的小姐。有11個女孩也決定奉獻一生，追隨特蕾莎修女為貧苦的人服務。
1950年10月7日，教宗批准了特蕾莎修女與12位修女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稱博濟會），特蕾莎修女將教會的修女服改為印度婦女傳統的白棉粗布沙麗，這是印度階級社會中最底層的“吠舍”所穿的。特蕾莎修女卻把“吠舍”定義為“主的兒女”，她認為，既然要為窮人服務，理應穿着與那些貧民相同的衣服。白布鑲上樸素的藍邊，成為博濟會修女的制服。這個修會除了天主教修會傳統的貧窮、貞潔、服從三個誓願以外，還加上要全心主意，不要酬勞，為最貧苦的人，也就是基督受難的化身而服務。
1952年開始，特蕾莎修女開始了最引人注目的善行，就是為快要死亡的窮人服務。特蕾莎修女在加爾各答市政府捐贈的伽黎神廟旁的一間空房子，建立世界知名、讓窮人得以善終的收容之家（垂死之家），有快死的窮人，因為修女們的細心照顧而起死回生的。對這樣的人，除了給予適當的照料之外，還教給他們謀生的技能。垂死病人得到收容之家的修女、醫生、護士、義工的細心照顧，平靜安詳而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特蕾莎在超過一百個國家運作了517個慈善計劃。七百四十多家救濟院、一一九個痳瘋病中心、七百多家巡迴診所，這個專為“窮苦中的至苦者”服務的慈善機構如今已遍布全球。近五千修女繼續着她的志業。受其感召而投入的義工則超過一百萬人。
她有一句名言：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偉大的事，但每個人都可以用偉大的愛做小事。
70年代初，”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一書使這位在加爾各答默默服事的20年的修女的事迹被西歐和北美的人們所知曉。
1979年，為表彰特蕾莎修女為消除對和平造成威脅的貧窮及困苦所作的工作與成就，她被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她到挪威領取和平獎時，希望挪威政府取消為她準備的國宴。她的想法是：“一頓國宴，只讓一百個人吃飽，但國宴這筆錢交給仁愛傳教修女會，便能夠讓一萬五千個印度人得到一日的溫飽。” 挪威政府回應了特蕾莎的要求，答應她把宴會的六千美元費用交給她使用，修女拿到這筆錢，同時還拿到了40萬瑞幣的捐款。那個被所有人仰慕的諾貝爾獎牌也被她賣掉了，所得售款連同獎金全部獻給了窮人。對她來說，那些獎牌如果不變成錢為窮人服務就一文不值。特蕾莎修女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設問：“我們能為促進世界和平做些什麼呢？”她隨後答道：“回到家裡，愛你的家人。”她接著說道：“在全世界範圍內，我發現貧窮不僅僅存在於整體貧困的國家中，在西方國家，貧窮更加難以消除。當我從大街上搭救回來一個飢餓的人，我給他一碗米飯，一塊麵包，我便很滿足了。因為我讓人吃飽了。但是，那些被社會排除在外的人，他們不被人需要，沒人愛他們，他們生活在恐懼中，他們被社會拋棄。這樣精神上的貧困太難消除了。特蕾莎修女對貧窮的定義非常寬廣，包括了物質與精神層面。她曾說，舉凡飢餓者、孤單者、無知者、胎兒、遭種族歧視者、被棄者、患病者、貧困瀕死者、被囚者、酗酒者、吸毒者……，都是馬太福音里所謂“我弟兄中最小者”。而缺乏愛，是其中最貧弱者。
在她得獎之後，回到加爾各答她繼續做打掃廁所，清洗傷口這樣的工作。
1982年，在貝魯特難民營遭圍攻的緊要關頭，特蕾莎修女斡旋以色列國防軍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實現暫時停火，並因此得以從一座處於交戰前線的醫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戰爭後，特蕾莎告訴一方的指揮官，說戰區裡面那些可憐的女人和孩子都逃不出來。指揮官說：“修女啊，我想停火，但對方不停，沒辦法。”特蕾莎說：“那麼只好我去了。”特蕾莎修女走進了戰區，交火的雙方在得知了特蕾莎修女走進戰區後，便立刻停火，都在等特蕾莎修女把那些可憐的婦女和孩子帶出戰區後，雙方才又重新開戰。後來這個消息輾轉間傳到了聯合國大會，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聽後，嘆了口氣說 ：“ 這件事我做不到。” 有勇氣衝進戰火中救助孩子的人不少，能讓世仇停火的絕無僅有。這世上有兩種authority，一種建立在權力之上，一種建立在道德之上，不是道德宣言，而是像講道一樣去生活的表裡如一。moral authority常常更強大，因為它更稀有。
她說最不同尋常的愛不是移山倒海，是日復一日的把自己給出去。是那些小事你可能第二天就不記得了，被愛的人也不記得了，但神都記得。因為是在這些點點滴滴，微不足道的愛中，一個健康的靈魂長大了，一個受傷的心靈痊癒了。
當我們談論聖人，我們說他們做了超凡脫俗的事迹，他們所做的遠超責任和義務的範疇。這個想法的推論是你和我如果無法過一個特蕾莎修女一樣的人生，並不能說是我們道德上的缺陷，畢竟她做的遠超道德的要求。但如果你問特蕾莎，她會說她做的完完全全就是她的責任，她就是在做上帝呼召她做的事情，she is doing her job. 我們會很難接受她所做的是責任。我們現代人的習慣是要界定標準，要享受什麼樣的權利就要盡什麼樣的責任。基督徒對神有時候像公民對政府。只要交完稅，剩下的金錢都是我自己的了。但聖經里並沒有劃這樣一條線的教導。一方面得救不是我們可以掙來的，另一方面沒有什麼是神不能向我們要的。現代心理學特別講究設立疆界，但不存在這樣一條邊界我們可以把耶穌攔在外面。我們和聖人的差別不在做事能力的差別，而在以何為樂的看法上的差別。或者借用何牧上周講的，是對神的認識和與神的親密程度上的差別。當我們對神的認識，對祂的愛和依賴變得更深時，我們就會把越來越多的事看成當做的責任。當我們沒有這樣的認識和愛的時候，靠別的動力做出來的行為再多也不過是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法利賽人。
《無論如何》
他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
無論如何，還是要愛他們；
如果你友善，他們會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
無論如何，還是要友善；
如果你成功以後，身邊儘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
無論如何，還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會被遺忘，
無論如何，還是要做善事；
誠實與坦率使你容易受到欺騙和傷害，
無論如何，還是要誠實與坦率；
人都會同情弱者，卻只追隨贏家，
無論如何，還是要為弱者戰鬥；
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
無論如何，還是要建設；
如果你找到了平靜和幸福，他們可能會嫉妒你，
無論如何，還是要幸福；
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如果你幫助他們，卻可能遭到攻擊，
無論如何，還是要幫助；
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可能也遠遠不夠，
無論如何，還是要將最好的東西付出！
你看，說到底，這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這從來不是你和他們之間的事。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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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希特勒的牧師” 【潘霍華】- 徐志雄
迪特里希·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2/4 出生於德國布雷斯勞的一個大家庭
他和雙胞胎妹妹薩賓娜是8兄妹中的老六老七
他的父親是卡爾，一位精神病專家和神經學家，以批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聞名；
他的母親保拉是一位教師，是新教神學家卡爾·馮·哈塞和畫家斯坦尼斯勞斯·馮·卡爾克羅伊特的孫女
8歲時學會彈鋼琴，11歲作曲在愛樂樂團演出，14歲時，決定攻讀神學
21歲獲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以最高榮譽畢業，他的論文“聖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巴特(Karl Barth)讀後，讚許為“神學上的奇蹟”。
由於還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齡，另一方面也需要實際牧會經驗，潘霍華暫停學院的生活，申請在西班牙巴塞羅納的一個助理牧師之職。那個教會的成員，大多以當地的德國商人為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經濟大蕭條的浪潮襲來。那是潘霍華首次面對貧窮，他傾盡全力協助失業的人；在窘困時，他甚至必須在經濟上求援於家人。
1930年，潘霍華搬到美國，去了哈萊姆區的美國黑人教會，在那裡教主日學，並對美國黑人教會產生了終生的熱愛。他聽到教會長老傳講社會正義福音，開始關注美國種族和少數民族所經歷的社會不公以及教會在推動融合方面的無能。原本愛國的潘霍華在觀看《西線無戰事》後改變了看法，這部電影展示了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因為對每個人生命的高度重視而傾向於和平主義，極力反戰。
1931年回到德國後，邦霍費爾成為柏林大學系統神學的講師，大家都注意到他改變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潘霍華只簡單回答，他“已成為一個基督徒”了。這是潘霍華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軌”，他說：“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開始對登山寶訓認真起來，我的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貧窮的vs靈里貧窮的（虛心的）——現在時；
自知靈性貧乏，在上帝面前無可誇耀的人，自認為不配，但上帝要把天國的福份給他們；
對比：自認為在上帝面前無可指責的人（法利賽人和稅吏），
哀慟的——將來時；表達哀傷最強烈的一個字，悲痛欲絕；
「為罪惡悲傷的人」，指為自己的罪和這世界因為罪惡產生的不公平與不公義哀慟。這樣的人上帝要安慰他們，亦即上帝終究要解決罪惡對個人和世界的影響。
彼得：「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路5:8）
溫柔的——將來時；meek
柔和的心
耶穌的特質：我心裡柔和謙卑（meek），你們當負我的軛（太11:29）；你的王來到你這裡，是溫柔的，又騎着驢，就是騎着驢駒子。（太21:5）
《天路歷程》中那個謙卑的牧童說得好：“一個低下的人不需要懼怕跌倒。”溫柔的人不擔心捍衛自己，因為他曉得原本就沒有一樣東西是他當得的。
飢餓的vs饑渴慕義——將來時；渴慕上帝的義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4:4）
陸軍少校維維安•吉爾伯特（Vivian Gilbert）寫過一本書，書名是《最後一次遠征的浪漫》，描寫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解放巴勒斯坦的事情。 “一支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士兵組成的聯軍從別是巴揮師而上，沿着貧瘠的沙漠，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後方窮追不捨。進攻的隊伍把運水的駱駝隊遠遠甩在後面。水瓶里的水喝乾了。禿鷹充滿期待地在空中盤旋飛過，太陽無情地炙烤着。”吉爾伯特寫道：“我們頭疼得厲害，我們的雙眼布滿血絲，在刺眼的強光照射下，眼前陣陣昏暗……我們的舌頭腫脹起來，嘴唇變成紫黑色，並且迸裂…撤退的土耳其人前腳剛走，我們便攻進了舍哩亞車站。最先映入我們眼帘的，就是那些以石頭砌成的大水池，盛滿了冰涼、清澈的飲用水。在寂靜夜晚的空氣當中，可以清晰地聽見水流入池子的聲音，使得近處的人為之瘋狂。然而，命令傳來，要各營的人面對水池集合，排成兩列橫隊，這時候卻沒有一個人低聲抱怨。” 先是受傷的人，接着是執行放哨任務的人，然後是一個連隊又一個連隊的人。最後一個人喝到水的時候，已經等候了四個鐘頭。自始至終，他們一直都在距離一堵矮石牆6米開外的地方站着，石牆的另一側就是成千上萬升的水。
試想你是這個軍隊中的一員，當要輪到你的時候，你會是如何地渴慕，我們對神的話語，也要有這樣的渴望。
前四福談到個人方面的心態，在上帝面前一個人當怎樣看待自己。從第五項福分開始，基督所要教訓的，是前四項祝福的表現。
憐恤人的——將來時；上帝以仁慈回報人對其他人的仁慈
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彎曲待他。（詩18:25-26）
憐憫和恩典是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 上帝的憐憫是對付罪的消極方面，他的恩典則是為我們行積極的事。他的憐憫說：“不要下地獄！”他的恩典則說：“你要上天堂。”他的憐憫是動慈心，他的恩典則是寬恕人。
清心的——將來時；內心清潔無偽的人
專一：屬靈的正直和心思的單一，而不是心懷二意；
十誡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使人和睦的——將來時；
使人彼此和睦，更重要的是使人與上帝和睦
和平之子：在南太平洋的沙威部落，這個部落與另一個部落積怨很深，似乎沒有一種辦法可以把和平建立起來。但在這些部落中間有一個風俗，一個部落若有人捨棄他的嬰孩，送給另一個部落，兩個部落之間就可以成就和平。這個嬰孩一定要當作永久的禮物贈送過去，只要孩子活着，和平就會得到尊重。然而，這兩個結下宿怨的部落彼此恨惡得實在太深，長期以來，沒有人願意捨棄嬰孩建立和平。最後有一個人帶着他獨生的孩子，一名男嬰，跑到仇敵的村莊把孩子獻給他們。妻子追着丈夫想把嬰孩搶回來，卻追不上他。這個孩子後來就被稱為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必有和平。
基督就是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在上帝和人之間建立和平——這種和平是永遠的。
為義受逼迫的——現在時；天國是他們的，
有一個人帶着生意上的難處來請教教會之父特土良（“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他說：“我該怎麼辦呢？我必須活下去。”特土良反問道：“你真的必須活下去嗎？”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忠誠於耶穌基督——哪怕這樣做意味着死亡。
希特勒就任總理兩天後，潘霍華在廣播講話中抨擊希特勒，
警告德國不要陷入對元首（Führer領袖）的偶像崇拜，元首很可能會變成Verführer（誤導者或誘惑者）。他的廣播突然被切斷
1933年4月，潘霍華呼籲教會抵抗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宣稱教會不僅應為受害者“包紮傷口”，更應“在輪子上插入一個輻條”。
他催迫學生去回答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誰是耶穌？人要在哪裡找到祂？” 對潘霍華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
1933年7月，希特勒違憲地強制進行新教會選舉。潘霍華全力投入選舉，競選獨立的、非納粹的官員，他們致力於追隨基督
儘管他盡了全力，但在7月的選舉中，大量關鍵教會職位落入納粹支持的德國基督徒手中
當時教會發言人聲明立場，表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風，在希特勒身上彰顯的是聖靈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國人得以進入基督的教會。
1933年9月，在“棕色會議”上(Brown Synod；大會中許多神職人員穿着棕色納粹制服且向納粹的精神象徵致敬)，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移除所有具有猶太血統的牧師和教會官員，也拒絕按立猶太血統的傳道人。
“棕色會議”後，馬丁·尼莫拉帶領的“牧師緊急聯盟”，呼籲為撤消亞利安條款而奮鬥；雖有兩千名牧師簽名（out of 18800），但是大部分牧師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
1933年11月，20,000名民族主義德國基督徒參加的集會要求從聖經中移除猶太舊約，這被許多人視為異端邪說，進一步壯大了牧師緊急聯盟的隊伍。
1934年5月的“巴門會議”(Barmen Synod)中，新成立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確認了巴門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們拒絕接受，以為我們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屬耶穌基督、而屬別的主之錯謬教義……。”
18000德國牧師：
3000人認信教會
3000人納粹教會
12000人沉默
馬丁·尼莫拉（1946）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然後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之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當他們對付我的時候，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潘霍華的牧職遭到排擠，反對他的人指稱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太激烈、過度了，而且與猶太朋友的連繫太深。
另一方面，教會逐漸受納粹思想影響，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學也與一般風潮妥協，稱頌希特勒為政治上的救贖主，並不為那些被褫奪公權的猶太籍教授辯護。 這種種挫折，使潘霍華決定離開德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倫敦，在那裡擔任兩個德語教會的牧師。這變動招來巴特等人的指責，批評他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刻逃走了。
Barth accused Bonhoeffer of abandoning his post and wasting his “splendid theological armory” while “the house of your church is on fire”, and chided him to return to Berlin “by the next ship” 1935年，認信教會邀請潘霍華回國主持地下神學院。培訓認信教會的牧師，此神學院的神學生不必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不必忠於納粹；神學院也不接受政府資助，只接受自由奉獻。 1936年8月，在被指控為“和平主義者和國家敵人”後，在柏林大學的教職被撤銷。
1937年7月認信教會的領袖尼莫拉被捕
1937年8月，希姆萊頒布法令，宣布培訓和認證認信教會牧師候選人為非法。
1937年9月，蓋世太保關閉地下神學院，
1937年11月，逮捕了27名神學院的牧師和神學生。
大約在這段時間，邦霍費爾出版了他最著名的書《門徒的代價》，這是對登山寶訓的研究，他在書中批評了“廉價恩典”作為道德鬆懈的掩飾，並提倡“昂貴的恩典”
他痛陳基督徒追求廉價的恩典──有討價還價空間的救恩，卻不對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隨基督的生活。
潘霍華繼續向信徒提出挑戰：跟隨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價的恩典”之信仰，與這無情社會裡的犧牲者聯結。
你的弟兄亞伯在哪裡？
接下來的兩年里，邦霍費爾秘密地在東德的各個村莊間穿梭，開展“流動神學院”，監督他學生們的繼續教育和工作，他們大多數在舊普魯士的小教區非法工作。
1938年，蓋世太保禁止潘霍華進入柏林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認信教會似乎缺乏不屈不撓的信心，面對效忠德國的公民誓言，教會的會議只為謀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權的褫奪。“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潘霍華質問教會領袖們。
這一段時期的文章和講道，流露出他對德國教會缺乏膽識而有的批評；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節，“你當為啞巴開口……”，來解釋為什麼他必須為納粹政府之下的猶太人辯護。
In a 1932 sermon, Bonhoeffer said, “The blood of martyrs might once again be demanded, but this blood, if we really have the courage and loyalty to shed it, will not be innocent, shining like that of the first witnesses for the faith. On our blood lies heavy with guilt, the guilt of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 who is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 1938年2月，潘霍華在他的姐夫漢斯·馮·多納尼的介紹下，與德國抵抗組織成員初次接觸。多納尼將他介紹給德國軍事情報局中一群密謀推翻希特勒的人。
潘霍華還從多納尼那裡得知戰爭即將爆發。他對被徵召入伍的前景尤其感到困擾。作為一個反對納粹政權的堅定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絕不會向希特勒宣誓，也不會在希特勒的軍隊中作戰，儘管拒絕這樣做可能被判處死刑。他還擔心拒絕服兵役會給認信教會帶來的後果，因為這一舉動會受到當時大多數民族主義基督徒及其教會的反對。
在這個關頭，潘霍華於1939年6月應紐約聯合神學院的邀請前往美國。經過一番內心掙扎，他很快後悔了這個決定，並在兩周後返回德國，儘管他的朋友們強烈勸說他留在美國。他寫信給萊因霍爾德·尼布爾：
“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次來美國是一個錯誤。我必須與德國人民一起經歷這一我們國家歷史上的艱難時期。如果我不與我的人民共同經歷這一時期的考驗，我將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國的基督徒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怕的選擇：要麼希望國家失敗以便未來的基督教文明能夠存續，要麼希望國家勝利，從而毀滅我們的文明和任何真正的基督教。我知道我必須選擇哪一個，但我不能在安全的地方做出這個選擇。”
回到德國後，潘霍華進一步受到納粹當局的騷擾，被禁止在公共場合講話，並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他的活動。
1941年，他被禁止印刷或出版作品。同時，潘霍華加入了德國情報機構阿勃維爾。多納尼已經是阿勃維爾的一員，他聲稱潘霍華廣泛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對德國有用，從而將他引入該組織，以保護他免於被徵召服役。潘霍華通過多納尼 知道了針對希特勒的各種陰謀，多納尼積极參与了這些計劃。
面對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暴行，潘霍華通過阿勃維爾了解到了這些暴行的全貌。
在阿勃維爾的掩護下，潘霍華擔任德國抵抗運動的信使，向西方盟友透露其存在和意圖，希望獲得他們的支持，並通過他在國外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希望為推翻希特勒之後的新政府與盟軍達成和平協議。
1942年5月，他會見了英國聖公會主教喬治·貝爾，他是上議院議員，也是認信教會的盟友，通過潘霍華流亡的妹夫萊布霍爾茨與他取得聯繫；通過他向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傳達了探詢。然而，英國政府忽視了這些探詢，像對待德國抵抗運動的所有其他接觸一樣，認為所有德國人都是敵人。
同時潘霍華還和姐夫多納尼參與了阿勃維爾幫助德國猶太人逃往瑞士的行動。引來蓋世太保的猜疑。
1943年4月5日，潘霍華和多納尼被逮捕。由於缺乏叛國和背叛國家的證據，潘霍華僅被指控逃避兵役。牧師反駁了這些指控，證明他的申請在1940年作為軍隊牧師入伍的請求被拒絕。儘管如此，他仍被關押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
在獄中，潘霍華寫了許多信件、詩文，死後輯成《獄中書簡》一書；如今成為極具價值的基督教經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里，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 潘霍華也寫信給他的未婚妻瑪利亞(Maria)， 潘霍華與瑪利亞相戀於一九四二年。起初，瑪利亞家人反對，一來是年齡差距（36歲和18歲），一來是潘霍華正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然而，當潘霍華入獄後，女方家人公開兩人婚約，以表示對他的支持。 瑪利亞的探監，成為潘霍華初期冷酷牢獄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寫給瑪利亞的一封信中，潘霍華說：“我們的愛是上帝恩典和慈愛的記號，使得我們能信。”又說：“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樣的苦難，對這世界仍保持愛和真實的信心。……我擔心，一個基督徒若只用一隻腳站在地上，他也會只有一隻腳站在天堂。”
同情的看守幫助他將信件偷運出監獄，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收藏在哈佛大學。
由德國抵抗運動主導說服軍方並刺殺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與後續政變行動，密謀藉此推翻以納粹黨為首的德國政府、進而和西方的同盟國達成和平協議。
主謀施陶芬貝格上校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做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會說我們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1943年4月7日，在北非隆美爾的軍隊里服役，施陶芬貝格的車輛遭到了空襲，施陶芬堡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兩根手指，成為國家英雄。
1944年7月初開始，反抗集團成員在取得共識後便進行一連串密謀的準備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事項之一為說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稱的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加入行動的行列。而隆美爾的意見則與絕大多數支持反抗行動的軍官一樣，認為應該策劃將希特勒逮捕並且送至軍事法庭公開審理。
同時，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貝格被任命為駐紮柏林市中心的弗洛姆大將指揮的後備軍總部參謀長，獲得了絕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報告、並且親手以炸彈或者手槍刺殺的機會。
施陶芬貝格在等待希特勒、希姆萊、戈林一起出現時進行刺殺，但機會幾次都沒有出現，於是他於1944年7月20日在狼穴進行活動。史陶芬伯格帶着一個裝有2包炸藥進入簡報廳，
施陶芬貝格借口進入凱特爾辦公室的洗手間換衣服，用準備好的鉗子剪斷圓珠筆型的雷管（啟動），再將其插入一塊1公斤的炸藥塊，但由於他失去了右手，左手又只有3個手指，使用鉗子遇到困難。一個警衛敲門催促他快點，因為會議馬上開始了，並且他打開了門，因此他沒能啟動第二塊炸藥，把它留給了副官。
他回到會議室，把公文包放在會議桌下，儘可能靠近希特勒。幾分鐘後，借口接柏林緊急電話離開會議室。他離開後公文包被布蘭德上校挪動了，從原位移到另一邊會議桌角後，從而讓炸彈在爆炸時威力減弱，使希特勒逃過一劫，而布蘭德則被炸彈炸斷了一條腿，後來不治。12點45分左右，炸彈引爆，將會議室整個摧毀。三名軍官和一位速記員因此死亡，然而主要目標希特勒就和其他人一樣因為桌角之厚實而只受了輕傷：褲子被燒焦且耳膜被震破，如同會議室內另外24人。
蓋世太保一共抓了7000人，處決了大約5000。施陶芬貝格被捕後第二天被弗洛姆處決，戈培爾則冷冷地對佛洛姆說道：“你太急於殺人滅口了，弗洛姆也被處決。
隆美爾被迫自殺。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之子也遭處決。
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關押了一年半之後，他被轉移到了弗洛森比爾格集中營。在盟軍最後幾次凌亂攻擊行動中，瑪利亞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間的集中營，常用步行，四處尋訪潘霍華，終未能再見他一面。
同情他的獄卒為他制定了越獄計劃，但最終潘霍華拒絕了，因為他擔心納粹會對他的家人進行報復，特別是對他的哥哥克勞斯和妹夫漢斯·馮·多納尼，他們也被監禁。
1945年4月4日，阿勃維爾首領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的日記被發現，希特勒在讀到這些日記後勃然大怒，下令摧毀其他阿勃維爾成員。
4/8是復活節後的第一個主日，同室囚犯說服潘霍華帶領大家有個禱告會。潘霍華要他們默想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貝斯特回憶那個時刻：“他觸動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話語表達了我們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帶來的意義和定局。” 安靜的沉思，因着門被打開而中斷，兩個身着官服的蓋世太保命令潘霍華出來，跟他們走。 潘霍華從容地向每一個人道別後，把貝斯特叫到一旁，請求他把自己臨終的遺言帶給英國好友貝爾主教： “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1945年4月8日，潘霍華在沒有證人、沒有任何證據、沒有訴訟記錄或辯護的情況下，潘霍華被戰地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1945年4月9日黎明時分，他在那兒被絞刑處死。
兩個星期後4/23 美軍解放了集中營
再過一個星期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內用手槍擊中右側太陽穴自殺身亡。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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