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與淚：宋尚節博士的傳奇一生

童年1901-1919

父親是衛理公會的牧師，也在學校當校長
母親生第五個孩子時，染上大病，半年後奄奄一息，在死亡邊緣中的師母，聽見聲音：「婦人起來，吃你的飯和肉吧！今晚我要賜你新生命。」
1901/9/27 宋尚節出生在福建莆田（1900王明道，1903倪柝聲）
從小讀經1天1個銅板，12-13歲時，他便開始替父親上台傳道。人們便給他一個綽號：「小牧師」
從小倔強，常常挨打。一次挨了打後，從門縫裡看見父親在書房啜泣。就衝進房裡，問道：「爸爸，你做什麼？我挨打的還沒有哭，為什麼你倒哭起來了？」爸爸說：「這就是父母愛子之心。主愛我們，也是如此！」
喜愛讀書，1919年以第一名從中學畢業。

留學美國1920-1923

聽老師講美元貶值，去美國留學300元就夠了
向神禱告，立志留學做傳道人
宋學連牧師教授過的神學生都已經是傳道人了，他們聽說宋尚節要留洋，就你捐十塊，我捐二十塊的，很快就湊齊了五百多元
出發時金價驟跌、到達美國時金價飛漲，尚節將剩下的二百四十美元寄回家，不但可以還清他的債務，而且還有餘
進入俄亥俄州的衛斯理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改讀化學
因痔瘡開刀住院，經歷主恩，教會的弟兄幫他付清了賬單（伴隨一生的刺）
在休假日常組織福音隊，邀請同學同道參加，到鄉下去傳福音
夢中異象：
海中多人呼救，全身被金索銀鏈縛着，
天邊飛來蒼鷹，卻是一個紅色的十字架，上寫八個大字：「仰望十架、往前奔跑」
十字架漂在大海中心，好象一塊磁石，吸引人，也斷開鎖鏈
十字架擴充到全海面，終於不再見海水，只見一片奼紫嫣紅，
1923年本科畢業，因為他是一個貧苦的工讀生，既要做工、又要自理膳食，還能在三年讀完四年的功課，畢業時居然能得到獎金獎章，成為頭條新聞。

榮膺博士1924-1926

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攻讀化學博士
積极參与社團活動，被選為十三國「學生和平會」主席
還有教會的活動，每星期至少有一二次被請到各教會去主領少年會、勉勵會等
終於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得到碩士學位。更因為他成績優異，科學會又頒給他科學會員所掛的金鑰匙一枚――這是一個難得的榮譽。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是得到博士學位
畢業後，繼續在本校擔任助教。研究以前不曾十分注意的各科，如哲學、史地、社會、經濟和微生物學等等。同學們都笑他要做萬象包羅的「拉雜博士」，他卻默然接受，因為他真的想做「萬能博士」
北平協和醫學院也來電，聘請他回國教授生理化學，年薪一千八百元；俄亥俄州立大學則聘他為化學實驗員，年薪二千美金；教授要送他去德國深造
就在宋博士為名為利、盤算不定的時候，忽然有一陣清晰悠揚的聲浪，淹入了他的心中：「你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協和神學院1926-1927

聽到神警告的第二天早晨，衛斯理基金會的牧師來訪，建議他到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讀神學。
1926年9月20日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
協和神學院的新派思想對中國教會的影響很大，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劉廷芳（1918年畢業），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誠靜怡（1924年畢業），中國三自教會領袖吳耀宗（1928年畢業）和丁光訓（1948年畢業），都是畢業於此。
尚節就在圖書里埋頭研究各種宗教（道教，佛教），一方面，他在書本里研究諸教，一方面，他又注意各教的組織，常常跑到紐約城的各宗教團體里消遣。這種教際的逐鹿，使他得到一個結論：各教都是「殊途同歸」。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尚節正在跪着禱告的時候，忽聽見神的聲音在靈里對他說：「我要廢棄智慧人的智慧。」
1927年2月10日經歷重生：「那晚，我祈禱。我不但誠懇地迫切禱告，我真是拍滅了自我的迫心直求，我淌着懺悔的淚捧着求救的心，一聲聲求主的血來遮蔽我，使我不再為自己活，不再有人間虛華的奢望，不再有空中建樓閣的計劃。我不過敝開我赤裸裸的心，求神可憐我在魔鬼鐵蹄下挨痛的身、心、靈。」大概在晚上十點鐘左右，一幕幕的罪劇開始在他面前演出了，他自己大小輕重的罪，一無遺漏地在眼前展開。甚至隱而未現的罪，也清楚地顯出。最使他難堪的是，他沒有辦法除去這許多罪，使他覺得自己是罪魁，理當永遠沉淪地獄。他彷彿跟着背負十字架的耶穌到各各他。一路荒涼寂靜，他自己也和去釘十字架的罪人一般，低了頭、彎了背，眼都不敢斜視別人，只能蹣跚地跟着主的腳步走。這真是難受得一剎那，所負的重量幾乎把他壓死。不知怎的，耶穌已高懸在木架上了。他俯伏在地上、求主用寶血洗凈他一切的不義。他直求到午夜，鐘聲敲了十二下。他高呼哈利路亞，因為他罪的重擔都脫落了。於是，他身輕若飛絮，跳着讚美主。這時，忽然又轉入另一個場面：「小子，你的罪赦了！」這當然是有赦罪權柄的神子說的，尚節親眼看見主立在他面前，臉上發光、頭戴冠冕、手有釘痕，對他說：「你要改名約翰！」在晚上一點，尚節覺得全身疼痛難當，全身骨節、心臟肺腑，沒有一處不疼，好像受了重傷。他問耶穌說：「這是哪來的病，使我如此痛楚？」這時，聖靈興照他的心靈，使他明白與主同釘同死的真理。

精神病院1927年2月

尚節本來酷愛唱歌，重生之後更是長歌不已，時而高唱、時而低吟，時而流淚讚美主、時而歡笑感謝神。因為，有這些種種的行為，協和神學院的當局便斷定他患了精神病。
二月十七日，尚節出去買一枝新筆和一本新聖經，在回校的路上見到一個天使般可愛的小孩子，蹲在路中心寫「休息 Rest」。再走不到幾步，又遇見另一個同樣可愛的小孩子，同樣在寫「休息 Rest」。他還漫不在意，依舊走他的路。但是，當他第三次看見另一個兒童也在寫「休息 Rest」的時候，他便不得不對此字、此事加以思索了。當天被校方送入醫院。
進入精神病院，時日逐漸過去，尚節出院的希望卻一線也沒有。他忍無可忍，就發起牢騷來，對醫生破口大罵。結果反而激怒了醫生，把他送進都是打架罵人瘋子的第七棟樓。
六月二十日出逃被警犬找到押回
生不如死，想要自殺，主的聲音繼續對他說：「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你若能忍耐，過了這一百九十三天的苦難，你就知道怎樣背十字架，跟我走各各他順服之路了。」
求醫生換樓，寫了一封信給駐美中國公使，報告他自己被美國人無理拘在精神病院里，喪失了行動與言論的自由，請他立即與美政府交涉。
八月三十日，尚節在美國最知己的美國朋友從歐洲回到美國，知道他已進了精神病院，就立刻趕到紐約，到醫院去看尚節。當天就把他保了出來。
從進院的第一天算起，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百九十三天！
蒙神指示用四十種不同的方法讀完聖經四十遍，不是咬文嚼字地讀，如用“愛”或“信”、“義”字來把全部聖經貫通起來讀，如饑似渴地讀經。

“所以我就讀到2月20號他說：「我10天前重生了」， 不過就在那個段落裡他又寫了一件事，他說：「我今天看報紙的時候，看到紐約發生了一個災難，就是有一架飛機撞毀了，然後那個飛機的飛行員昨天晚上在我的房間裡查看我的日記。」我讀到這一句的時候我就想，他怎麼會這麼寫？ 他把那個飛行員飛機撞毀的事跟他在精神病院裡聯繫來說那個飛行員，昨天在他的房間看他的日記？ 我就想說這個人的精神上一定有狀況，我再多往下看去的時候，我的結論是他的確是有，而且他的這個狀況並不是在他精神病院和離開精神病院的時候就結束。” （劉世堯博士——馬來西亞衛理神學院）

回家1927年11月

•1927年10月11日從西雅圖啟程回國

•他在1934年廈門鼓浪嶼領會的講道記錄中寫道：「我在船上，見我同胞抽大煙、賭錢。又聽見一個外國人說：『中國人比狗還不如。』我聽了這句話，跑到自己房裡，流淚禱告：『神啊！求禰救我的同胞。』我把我所得的博士的金鑰拋在海中，我立志，死也要在中國傳道，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是死，我也甘心。」

•“但是當我在看那些原稿的時候，我看到他的日記寫他離開精神病院回到興化的時候，他把他的碩士文憑交給他的爸爸，他爸爸還把他的文憑放了一個相框掛在牆上，然後他說他把金鑰匙也交給了爸爸。”（劉世堯）

•1927年11月8日，回到興化家中，因是家鄉的第一個博士，所以得到放炮竹的歡迎。父親指望他幫補家用，尚節回答說：「我已經死了，現在回來的不再是我。」宋牧師愕然道：「不是你，是誰回來呢？難道是鬼嗎？」尚節答道：「主要我做一個傳道人。」宋牧師說：「你要做傳道人，何必往美國去呢？」

•1927年12月18日, 宋尚節博士和余錦華女士在興化美以美會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

加入佈道團1931-1933

•1928-1930 在鄉傳道：「回國以後，三年中作無定的奔跑，演打空氣的斗拳，什麼宗教教育、識字運動、家庭歸主、青年團契、農村改革、社會服務……聚精會神去研究組織方法，到處倡導，以求實施實驗，開花而不結實，反把那基本的生命問題和得救要道忽略了，無怪乎一切努力終歸徒勞。雖曾引人加入堂會，卻未嘗引一人進入神國！」

•1931年3月3日在南昌，當夜，尚節忽然心靈有所覺悟，當講罪與救恩！這成為他一生事奉的重大轉機，從此找到了復興教會的秘訣。尚節在日記中寫道：「主來非為教訓人、或給人作模範，特來醫罪、為罪人死。」

•「這次南昌之行，蒙神指示奮興教會的秘訣：1）同心合意地懇切禱告，如教會輕視禱告，永遠不能得到復興；2）徹底認罪，各人省察自己的罪；3）追求聖靈充滿、得新能力，好為主作見證。」

•打開棺材——“主叫我看見自己的棺材，打開時，裡面躺着的竟是我自己。老我不死，何能叫人得救？”

•離開江西之後不到兩個星期，國共雙方又在江西開始了大戰（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戰爭，1931年4月-5月）

•1931年5月加入伯特利佈道團

•六月八日，在山東即墨計牧師講道之後，請全體認未認的罪。尚節在日記中說：「此時聖靈提醒我，昨天計牧師要打電報，問我有錢沒有？我說：『沒有。』實際上我身上有錢。我向計牧師認完昨天向他撒謊的罪，心中甚是快樂。我對同工說：『神尚未給我們非常的靈力，因我們尚未完全潔凈。』五個人跪下懇切禱告，求神先潔凈我們的心，而後對人講道。

•七月十五日，尚節在夢中見到一段聖經，顯明不應該回福建，但醒後卻忘記是哪段經文。七月十八日，尚節與妻子登上「東港」輪。尚節建議大家一起禱告，但卻無人答應，只能自己禱告。尚節告訴大家，有不測風雲將至，但眾人都不肯信，第二天晚上十點，船長發現船上有洞，汽鍋也爆炸了一個，船身不斷左右傾側，乘客昏眩的很多。第三天早上，尚節讀經以後，得到主指示，有急難在前。這時，忽然有人喊船漏了，無情的海水湧入船中，水手拋貨以求安全、也無濟於事。塞漏呀、舀水呀，防不勝防。於是哭聲四起、人人自危，因為船再過幾小時就要沉了。尚節就叫全體懇切禱告，求神拯救，深信神必有奇妙的救法。到了中午，遠處來了一艘大輪船，大家喜極若狂。一看是日本「廬山丸」。當時中日關係惡劣，乘客都怕日本人不肯施救。眼看船身漸漸下沉，乘客舉起紅布呼救，又請尚節用英文呼救。尚節一面心中默禱，一面用號筒率領眾人呼喊英文「Help us！Help us！」，終於獲救。

•宋尚節到東北時，是中國歷史的轉折期，也是國際局勢劇變期，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九一八」事變的只寥寥兩三句話。可見這位主的忠僕只以天國的事為念，

•一路神跡奇事伴隨，聖靈大大作工，各地會眾彼此認罪悔改，教會復興。

•山東平度，牧師讓他為病人抹油禱告，不得已在主面前跪下，用油抹在病人額上，禱告說：「奉耶穌的名醫好你。」一個一個地抹完了，還不敢把眼睛打開，只問道：「有人好了沒有？」牧師答道：「有」。有一位叫戴玉蘭的姊妹熱心信主，但已癱了十八年。她的丈夫羅惠忱是中學教員，是要打倒基督教的，他曾譏諷戴玉蘭說：「你若好了，我就信主作傳道。」戴姊妹是被人抬來的，經按手禱告後，忽然起立行走，全體會眾大為驚奇，哭聲、禱告聲震動一切。那天上午，其餘三十多人都蒙主醫治，全體將榮耀歸主聖名。戴玉蘭寫信給丈夫，丈夫卻不信。後來，丈夫親眼看見她能行走了，也認罪悔改、辭職到處傳福音，傳講主為他們作了何等大事，全鄉四分之三的人都因在戴玉蘭身上看見神醫治的大能而悔改蒙恩。於是復興之火由平度點起，燃燒遍及了山東全省。

十萬靈魂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宋尚節在這張天國銀行支票上籤署，向神求十萬靈魂歸主

•腓立比書4:19 我的　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里，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單飛 1934-1936

•1933年12月，離開佈道團，離別前，胡遵理對尚節說：「你的『己』未死，未成聖潔，講道態度不夠好，許多西方人反對你叫人列罪狀，所以使佈道的門封閉。」尚節只回答：「請你為我禱告。」

•與伯特利同工三年，到此乃告結束，計志文牧師後來總結說：「宋博士充實了佈道團力量，佈道團給宋博士開了傳道之門。」這可以說是雙方關係最簡要的說明。

•宋尚節講道時，是絕對不許騷擾的。諸如孩子啼哭，中途起身退會，會中高呼「哈利路亞」等，都得挨罵。他罵人是不客氣、不留情的，哪怕你是牧師、是宣教士，只要有可罵之處，便當眾嚴厲斥責。

•對西方宣教士多負面批評，包括辦學校，醫院，孤兒院，認為這些都是社會福音，以人的善行代替神的救贖。

•也批評聚會所，靈恩派，宣道會

•一九四一年，尚節到北京西山養病時，舒邦鐸牧師送宋師母到北京。那時神光照了尚節，讓他看見自己不應該完全否定西方宣教士的事工，所以流着淚對舒牧師說：「啊！舒牧師，神一直在管教我，祂對我說，我對於宣教士的批評太苛刻了。」舒邦鐸回答說：「哪裡的話，宋博士，我們需要接受批評；我認為，你能找出我們的缺點，乃是出於神。」但尚節並沒有原諒自己，而是堅持說：「不，你們離開家鄉的親人、並你們的國土，為了在中國傳揚福音。你們已經作出偉大的犧牲，可是我在過去卻批評你們，我請求你代表所有的宣教士，赦免我。」舒邦鐸於是為尚節向神祈求，流淚禱告。

•

•在汕頭，日間在各教會講道，同時招呼饑渴慕義者晚間到伯特利堂聚會。伯特利堂可容二千八百人，不啻是全汕頭信徒大會。共為五、六百個病人按手禱告。有一盲童叫張順，忽能看見，會眾將榮耀歸給神。有一生毒瘡者，認偷盜的罪，為他按手禱告時，膿立刻流出來而疼痛止矣！

•在廈門，借鼓浪嶼英華書院的操場作露天聚會，可容七千人。鼓浪嶼和廈門相隔一水，來往聽道的人太多，平時的輪渡不夠用了，就有許多人想雇木船渡海。可是這時，許多船戶也都去參加聽道，大部分舢舨都在罷工狀態中，人們只好望洋興嘆。奮興會籌委會見此情形，就租了一艘大汽船，專載聽眾往返鼓廈之間。內陸交通方面，福泉廈長途汽車公司老闆聽道蒙恩，車費半價優待聽眾。這樣到會的人就越來越多。廈門一行，有四五千人重生得救，為兩千兩百五十人祈禱，組佈道隊三百，讚美歌聲洋溢島市，為空前未有之盛！病人來求尚節按手禱告者，須持有牧師簽名的顏色卡片，分信徒、慕道友和初道者三色，治癒者千餘人，分別到各處為主作證。有一人又跛又盲了四十一年，忽然能見、也能行了。有一人卧床十幾年，被轎夫抬來，現在能走回家了，轎夫到處作見證。一個駝背女人忽然能直起來。

•宋瘋子

•在他的藍布長衫底下，常常有一件破衣，上面寫着許許多多的罪名，說到偽君子心裡污穢不堪的時候，便把外衣一脫，讓那件破舊怪衣顯現出來，各種罪惡，如說謊、偷盜、姦淫、自私、仇恨、兇殘、不信等等，在聽眾面前暴露無遺。再說到耶穌寶血能潔凈一切罪污的時候，又把怪衣脫下，掛在十字架上，裡面現出的是另一件又潔又白的衣服。

•有一次他放一個棺材在講台上面，喊着“發財，發財，發棺材！”，並躺到棺材裡面，給人很深刻的印象，叫人要治死自己的貪財。後來為了便利巡迴各地講道使用，他就做了一個小棺材放在胸前的口袋裡，每當講道時就拿出來。

•當他講教會復興的時候，他喜歡用一個爐子放在台上，堆着木炭，用扇子大力扇個不停，爐火就旺起來了，這就象徵聖靈之風使教會聖火熾烈。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宋尚節離開新加坡時，有七百多名蒙恩者一一上船與宋尚節話別，當地報紙報道了此事。

•1936年到日本佔領的台灣領會，聖靈大大做工，有一萬人聽道回去傳福音，七、八千人蒙恩得救。

國難當頭 1937-1940

•本來北平要尚節去舉辦第三屆全國查經大會，但主卻指示尚節：「有困難，有阻擋。」所以尚節只答應於七月初聚會十日，但他們卻偏要一月，答應了半月還是不肯。尚節只好說：「日後有機會再去吧」。因此，不少佈道團職員和團員對尚節不滿，怪他擺架子，尚節也無法申辯。實際上，此時北平已經戰雲瀰漫，不久就爆發了「七七事變」，眾人這才明白主的指示。

•當晚，尚節做了一個夢。有一人對他說：「宋先生，你來，來我們北方工作。請你就去不要怕，一路可以來平安，你放心來好了。我們這邊有幾千萬人等着你，你來吧。」

•神為他開門，為他預備，也指引他前面的道路。舉一例：從風陵渡到運城還有二三百里，火車全被軍隊徵用了，於是尚節仰天大呼，求主施恩憐憫。有位謝長老特地去找站長，請他為宋博士留個位子。站長問：「哪個宋博士？是到處領奮興會的那位嗎？我在吉林聽過他講道，我願意為他想個辦法。」於是，這部軍車果然破例將一位平民宋尚節送到了運城。本來尚節準備向北前往河北邢台，但那裡已經失陷，只得折回南下、前往安徽懷遠。可是此時連渡船也被軍隊徵用了，平民等了好幾天，還是不能渡河。於是尚節禱告：「主啊，我是天國的軍兵，靈界戰事方殷、急不及待，求禰使我渡河，我願為禰衝鋒陷陣。求主率領！」說也奇怪，這時來了一人，可能以為尚節是病兵，不由分說就把他背上船去。但尚節的行李還在岸上的楊牧師處，於是他又「急急發個電報給萬軍之耶和華」，不消片刻，連行李也給送來了。

•在河南項城遇到土匪，土匪說：“我們都是同行，你們是替天傳道，我們是替天行道。”其中一位很和氣地說：“請賞幾塊錢給我們，我們身上分文都沒有。你們是好人，一定會做好事，也一定會有好報。”宋博士告訴我，拿五塊錢給他們，並對他們說：“你們要信耶穌，耶穌救罪人。”他們臨去之前還囑咐我們說：“過了項城以後，如果遇見有人麻煩你們，就告訴他們，麻三哥已經收了我們五塊錢，他們就不會找你們的麻煩了。”

•38年5月去越南，6月雲南，8月上海培靈會，9-10月泰國，11月新加坡，12月馬來西亞，39年1-2月印尼，3月回新加坡，回上海休息一月，5-12月再去新馬泰印尼領會，40年1月回滬

•尚節的健康卻因為風塵僕僕勞瘁過度，日漸衰退了。他心臟衰弱、腰部疼痛，還有其他嚴重的癥狀都相繼發生。但他並不體惜自己，走完一地又一地，領完一會又一會，每天領會三次四次，習以為常，還要與來訪者作個人談道，而仍不肯休息。有一次在檳椰嶼講道，竟是用帆布床抬到講台上。他到了講台，用微弱的聲音對翻譯人講，然後由翻譯人用大聲向觀眾講。他說：「我現在漸漸衰老疲弱，拿着指揮棒在台上蹦蹦跳跳、大聲疾呼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嚴重的痔漏

養病的日子裡1940-1942

•請竺規身牧師來為他禱告，向主認罪：「1）在講道時，看見小孩子在會場上吵鬧，就發脾氣，把小孩子趕出去，缺乏愛心溫柔。2）作見證時，心裡是希望能多有人得救，但有時九分會講到十分。3）才蒙恩時，每天靈修時間很長，但後來一天講三次道，靈修時間就不夠了。4）偷神的榮耀。5）自以為是，看不起別人。6）所收的奉獻款，應分別為聖，設立一個委辦

•在講道與祈禱時，他的痛楚便忘記了許多。他認為這痛楚是主對他的訓練，目的在糾正他的壞脾氣。的確，他的脾氣這時也好得多了。朋友來訪，必加以招呼，走時必送出門。興化風俗，好友到家裡用膳，主人必請太太獻上筷子；這種禮節，尚節現在也不嫌麻煩地實行起來了。人們都說，「宋博士的脾氣變了。」

•這時，北平的王明道聽見尚節病重，他夫人劉景文姊妹正好在上海娘家養病，所以他就請夫人前去探訪。三月二十日，劉景文姊妹見到尚節的病痛，又知道他執拗不肯就醫，就用《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節勸他入院治療：「健康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尚節當天就進了醫院。竺規身牧師在上海福音電台廣播，請上海全體佈道團員為他禱告。

•三月二十日在上海戈登路大公醫院做手術者，三小時手術，他患的是結核性痔漏，這是一個預後不良的重病，需要長期住院。照顧他的朱維馨弟兄的禱告是：「主啊，禰若肯，接我回去，留下我的弟兄宋博士吧。」在大公醫院靜養了約一個月後，健康漸漸好轉。五月二十日，出院回家

•7月再次手術

•11月上海懷恩堂落成，10-16日舉行奮興佈道大會，講完歸家，他的瘡口又再度發炎，痛楚增劇，身體越發衰弱了。他嘆息說：「料不到我竟這樣不中用了！」

•1940年12月，尚節住進了北平協和醫院，被診斷是癌症和結核。醫生說傷口有許多管，像鐵路似的相通，比給肺開刀還要困難。

•一些探訪的人對他說：「為何不靠信心呢？還靠醫生？」還有人回憶起過去看見他為病人按手醫治。尚節在日記中寫道：「這一切話只叫我心裡發燒，但有一位姊妹送我一節聖經，『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禰，我就默然不語。』（詩三十九9）」

•「多年來為別人禱告，許多病人蒙神醫治，他們以為是我醫好他們，把我看作神，現在我病了，能叫他們明白宋尚節是人不是神。」

•41年8月3日，尚節早上讀《以西結書》二十四章16節：「人子啊，我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忽然取去，你卻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淚。」讀經以後，尚節就唱「主旨得成」歌，心想，「天旨是否已經歸天了呢？」當天他就收到妻子的來信，原來兩星期前，尚節唯一的兒子天旨也因腹膜炎去世了。

•從一九四一年七月來到香山，一直到次年二月，尚節寫下了每天在香山的禱告讀經心得，《隱藏的嗎哪》他形容他自己就是隱藏的瑪拿，他不能到處佈道，不能開奮興會了， 他就在醫院，在家裡寫信，跟孩子講遇到故事。然後寫日記，所以他形容他自己是隱藏的瑪拿，花時間為中國教會為各地教會禱告。

•「回想四十年來，自己有許多易犯的罪，自高、不能與人合作、缺乏愛心，並有許多隱藏的罪，只有求靈火焚燒，焚燒自己的一切污穢，使我愛人靈魂的心不斷焚燒。」

•「許多年來，以打魚為樂，自以為老練，自以為老手，殊不知這是神的恩賜。最初打幾條魚時，尚知歸榮耀於神，打魚打多了，就喧賓奪主，不將榮耀歸於神，反自誇自己是老手了。唉！人之本相就是如此！人的毛病，就是把神所賜的恩賜或工作變作偶像來代替主。」

•43年3月病情惡化，在天津天和醫院第五次手術

•44年5月在北京德國醫院第六次手術

•晚上傷口疼痛，難以入眠，看錶已十點半。閉眼禱告時，感到有物從自己身上出去，自腳而上；繼續禱告，感到靈在頭上；再一會兒，靈飛出去與體分開；那時一切傷痛全消失如正常人一樣，十分舒服。我感到自己的靈飛到主寶座前，如同小孩一樣，主親自吻我。我心裡快樂地說：「這真是靈交！」天使也在那裡，主親自撫摸我的傷口。我唱《耶穌是全世界於我》歌。清醒後，看錶是一點，靈回到肉身中，又覺得疼痛，翻來覆去不能睡。

•44年7月1日在北京德國醫院最後一次手術

•44年8月18日榮歸天家，王明道中午趕到，講了《啟示錄》第十四章十三節：「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着他們。』」

•8月22日安葬在香山，王明道在安葬禮拜上講了《耶利米書》第一章十八、十九節：「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評價與反思

宋尚節的缺點

•過分苛責當地的西教士牧師長老

•待人接物有時會非常無禮（他在病中向主悔改）

•有一天早上，於力工看見他迎面走來，便向他鞠了一個躬：「宋博士，早安！」但尚節卻沒有看他一眼，使他好生氣。

•亂髮脾氣，在台上看到前面坐的是老人家，便立即說：「誰叫你們坐在前面的？給我滾到後面去坐！」

•翻譯員石新我曾有兩次因翻譯稍遲或微誤，被尚節推下台去，這也是其他譯員常受的待遇

•司琴若跟不上他的節奏，也會被趕走

•接到邀請講道不能去，也不回信

•但是他因為就是服事當中很多都是做信心醫病， 他把醫病跟重生成聖連在一起，在神學上，認為你為什麼有病呢？ 就是因為你有罪，沒有重生，沒有成聖，所以你一定要接受耶穌重生成聖，病就得醫治。那他自己生病，就是不去看醫生，他說我看醫生的話那我怎麼跟別人講：「要憑信心重生成聖得醫治！」 後來是病重到他都起不來了，不能講道了，從新加坡坐船被送回上海，然後王明道師母去探望他說：「哎呀！ 宋尚節啊！ 你一定要去醫院！」 王明道師母才勸得動他 ，他才去醫院，不過已經太晚了。(劉世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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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宋尚節無論到哪裡，聖經都是大賣的，他在哪裡辦佈道會，聖經就是賣到光。大家很渴望讀聖經，好像聖經就變成寶書一樣。他燃起大家對神的道的熱忱。

•然後是講道，大家很渴望講道也很看重講道，華人教會今天那麼看重講道，宋尚節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使華人教會一直有守住最基本的信仰，比如說絕對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啟示，是神超然的啟示，是神的默示，神還在這個世界動工，可以有神蹟奇事，重生得救的超然經驗。

Dongjun Jiao December 1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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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與進化】基要主義與科學的世紀之爭 – 王嵩 (信仰探討)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創造與進化—基要主義與科學的百年之爭。不過我們的重點不是創造與進化誰對誰錯。因為那個題目我們去年和前年已經討論過兩次了。今天作為教會歷史系列的一部分，我想探討的是教會面對現代科學與社會變遷時的回應、調整與反思。是信仰與時代的互動。

我們常常覺得今天的科技進步快得讓人眼花撩亂，難以適應。但其實19世紀的工業革命才是改變人類生活方式最深刻的一次巨變。因為近幾十年的技術革命主要影響信息的獲取和傳播，而工業革命影響的是人們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過去幾千年，絕大多數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家生產，人們的生活也圍繞着這些生產來進行，但到了19世紀末英國工人喝上了印度的茶葉和加勒比群島的朗姆酒，中國的小商販賣着美國和日本工廠生產的棉衣，人們離開農村那種一年工作一百五十天的生活，來到城市，一年工作300天，住在擁擠骯髒的街區。過去村莊里每個星期天大家都去同一間教堂，牧師不僅講道，還做醫生、教師、法官。生命中一切重大事件：生，死，婚禮，也包括生活中的一切流言蜚語，都在教堂里發生；而到了19世紀，人們擠在城市裡，忙於生計，教會再也不是生活的中心。更大意義上，一千多年來，基督信仰為西方世界提供了統一的意義的源頭——上帝創造世界，上帝掌管歷史。但當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興起後，人們開始問：自然法則似乎能解釋一切，世界真的需要“上帝”這個假設嗎？理性主義告訴人們：“凡不能被證明的，就不值得相信。” 看到這種說法，忍不住要吐槽：因為這與我們的生活完全脫節：孩子如何證明母親愛他，新娘如何證明新郎會帶給他幸福？我們如何證明朋友值得信任？我們可以把一天之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決定都記下來，然後數一數，有百分之幾的決定是你能證明是正確的？凡不能被證明的，就不值得相信。人類從來就不是這樣生活的，恰恰相反，人類一直都不是靠證明來生活，而是靠信任來生活。這句話其實不是在挑戰我們的生活觀，它從一開始就是針對宗教的。它是說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證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必須承認，它對宗教的攻擊相當有效，今天的知識分子反對宗教時都會說這句話或它的一些變化形式，其實，重科學輕宗教思潮真正的說服力不在這些哲學上的思辨，而是一個大家都看到的事實，科學技術有用而且見效快，而宗教不一定。葯吃下去，孩子的病就好了，禱告不一定這麼有效。工程師，科學家極大的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牧師往往做不到同樣的成績。整個19世紀，當這樣的事實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衝擊着人們的感官時，教會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社會的講台上，聲音開始變得微弱。

與此同時，歐洲神學界興起所謂的“高等批評” （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學者開始像研究《荷馬史詩》那樣研究聖經。他們問：
《五經》真的是摩西寫的嗎？
福音書里的神跡是不是後人加進去的？
首先用研究《荷馬史詩》的方法來研究聖經並不是一個錯誤。這些新的方法在聖經研究上有不少出色的成果。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論證了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書。因為教會歷史上一直認為馬太福音是最早的福音書。但是高等批判運動從一開始就不是用新工具來研究聖經的運動，而是用新眼光來重構聖經的運動。它主張一切關於聖經的知識都必須從科學方法而來，也必須接受科學方法的檢驗。這個原則有一點偏頗。因為它暗含了一個假設：科學方法是人類獲得可靠知識的唯一途徑和最高標準。換句話說，凡是不能被實證、被測量、被重複的，就不算是“真的”。於是，神跡被懷疑，啟示被質疑，甚至連禱告、信心、被愛這些屬靈經驗，也被當作心理幻覺看待。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學的高度有效是在一個特定的領域之內。從18世紀到今天，試圖用科學用理性重鑄道德律，構建理想社會的努力毫無例外地都失敗了。但是在19世紀，高等批評運動是信仰史上的一次地震。過去，聖經被看作上帝無誤的話語；而現在，它被當作一部古代文獻，被剖析、懷疑。這對教會是極大的震動——因為如果聖經只是人的話，那麼信仰的根基何在？

另一個巨變是在社會中，首先是教育領域。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與北美掀起了普及教育與高等學術制度化的浪潮。過去，大學多是由教會創辦、神學主導——像牛津、劍橋、哈佛、耶魯，都以培養牧師為目標。但到19世紀末，大學的核心從“神學”轉向“科學研究”。實驗室取代了禮拜堂成為知識的象徵；“教授”取代“牧師”成為社會尊敬的智者。小學中學也逐漸由國家而不是教會主辦，父母越來越無法勝任教育的任務，而在這些學校中，教育的目標不再是“認識上帝與自我”，而是“掌握自然與社會的規律”。一代代青年在新的教育體系中成長，他們尊敬科學，卻對神學冷漠；他們相信進步，卻懷疑啟示。這讓教會意識到：它已不再壟斷“真理”的語言。
工業化讓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教育開放讓她們能讀書、寫作、思考。與此同時，許多女性也成為社會改革與宣教運動的主力。十九世紀的禁酒運動、反奴隸制運動、海外宣教，很多都得到了女性組織的強力推動。許多女性開始質疑：為什麼在教會裡，她們只能聽，卻不能講？為什麼在社會裡，她們管理家庭財政遠勝男性，卻不能投票？教會第一次面對：女性是否只能是侍奉者，而不能是思想與領導的主體。
工業革命讓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出現了無數漂泊的工人階級——他們沒有家庭根基，沒有時間守主日，也負擔不起教會的捐獻。於是，傳統教會的模式——主日講道、唱詩、奉獻——在工廠區顯得格格不入。許多牧師開始發現：若要傳福音，必須要給人工作、教育、衛生、住房。這催生了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 Movement）。牧師不再只講天堂，也講工人宿舍的廁所、孩童的教育、工廠的工時。很多教會從“靈魂拯救者”，轉變為“社會改造者”。
19世紀末，印刷與報業的爆炸式增長讓知識民主化。報紙、小說、雜誌充斥市場。真理的解釋權從牧師手中流向公眾輿論。“我聽牧師說”變成“我在報紙上看到”。教會失去了話語壟斷權。這種信息的混雜，讓許多信徒陷入迷惘：到底該信誰？也讓教會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我們還與這個迅速變化的世界有關嗎？

在這樣的風暴中，教會內部出現了兩條路，兩種應對的方法。
第一條路，是“防守”。他們成為後來的“基要主義者”。他們深感時代的潮流正威脅着信仰的根基：高等批評質疑聖經的權威，達爾文進化論挑戰神的創造，自由主義神學淡化罪與救贖的概念，社會改革者只談論人類的進步與自我完善。在他們看來，這些不是無害的思想探索，而是信仰堡壘上的裂縫。
因此，他們選擇退回根本——回到那“不可談判的真理”。他們堅信：聖經是上帝的無誤話語；神跡確實發生過；在質疑面前應該更加高舉聖經，他們反對各種新派的解經方法，主張用字面含義來解讀聖經。他們覺得：若聖經的字面真實被放棄，信仰就會崩塌。所以他們寧願被譏笑，也不願妥協。他們像尼希米記里重建城牆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準備戰鬥。他們不喜歡這個眼花繚亂的新世界，想要回到從前那個單純的年代。他們不喜歡這麼多的問題和挑戰，盼望能遠離喧囂，守住純正的信仰。
然而，他們的困境在於：當他們為保守真理築起高牆時，也不自覺地隔絕了對話與同理。他們守住了邊界，卻失去了聽眾。
第二條路，是“適應”。這些人被稱作“自由神學”或“社會福音派”。 他們認為，若教會只是一味抱殘守缺，終將被時代邊緣化。他們相信，上帝在創造之初就賦予人理性與良知，科學、文化與社會的進步也是上帝普遍啟示的一部分。應當擁抱而不是抗拒。他們說：聖經不是科學教科書，而是信仰的見證與道德指南；它教導我們如何愛神、愛人，而不是告訴我們宇宙的運作公式。他們主張重新解釋聖經，以適應現代人的思想框架。他們同時也關心社會的不公工業化帶來貧富懸殊、童工、酗酒、犯罪與城市貧民窟。他們說：信仰不應只談天堂的得救，也要更新地上的社會。基督徒若只談靈魂，而不關心工人遭遇的飢餓與不公，那福音就失去了愛與憐憫的本質。自由神學派與社會福音運動的目標，是讓福音“繼續有話可說”。他們希望人們看到：信仰不是古老的神話，而是能塑造現代生活的力量。但他們的風險在於：在努力“適應”的過程中，很難把握那個度，有時會淡化罪、悔改與救贖這些信仰的核心，把基督教變成了一種道德理想或社會改革方案。二戰以後，自由派教會曾經非常興盛。但七八十年代開始這些教會迅速衰退。當教會失去了超自然的神這個維度，也就失去了改變生命的特殊力量。教會需要接地氣，但也必須連於天上。不能為了吸引世界把自己變得現代而丟掉世界真正渴望的—那個超越世界的盼望。
基要主義和自由神學這兩條路，其實都出於同樣的焦慮——教會如何在現代世界中繼續發展成長？
基要派選擇“守住不變”，擔心再退一步，真理就會失守；
自由派選擇“與時俱進”，擔心若不更新，信仰就會失聲。
他們之間的衝突，或者說，它們各自與身邊世界的衝突，構成了20世紀教會的主旋律，也留下至今仍在繼續的張力。

下面我們就用進化論這個特別的例子來看一下教會對科學，社會，文化巨變的反應。
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一本改變世界的書— 物種起源。書里有一句簡單的論斷，震動了西方世界 “所有生命都是在自然選擇的機制下逐漸演化而來的。” 這個想法衝擊了教會長久以來的一個觀點：萬物都是由神直接創造的。其實，“進化”的想法在達爾文之前就已經存在。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知識界就有很多人指出地球的年齡要比教會所說的6千年長得多，生命可能是在漫長的時代中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等到高等逐步發展來的。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謨·達爾文就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但在那個時代，這樣的說法更多是一種哲學幻想或詩意猜測。人們或許覺得有趣，卻沒人能解釋——進化“如何發生”？達爾文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給出了自然選擇這個機制。這讓“進化”第一次擺脫了空想的地位，進入了可以觀察、推理、實驗、驗證的科學領域。同時它表明複雜的結構可以沒有設計，沒有目的，而通過自然選擇這個機制從隨機突變中產生出來。當時的知識界認為神存在最大的證據就是宇宙和生命的複雜性，它暗示着背後一定有一個設計者。達爾文的觀點直接動搖這一原本十分堅固的想法。12年後的1871年，達爾文又出版了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 他在書中指出人類與其他動物有共同祖先，人類的心智和道德也源於漸進的進化。這本書的衝擊就更大了。原本只有生物學家，大學生明白物種起源說的是什麼，但這本書一出，每個大學生的舅舅們也都聽說了達爾文說人是猴子變的。現在進化論挑戰的不僅是創世紀的解釋，而是在挑戰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是神的特別創造這些更基本的神學觀念了。
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以來，許多知識分子乃至普通市民，早就被工業革命帶來的“進步”思想所感染——他們相信人類在不斷前進、可以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也有很多人，他們早就不滿於傳統宗教對世界的解釋，想要衝破這個束縛，而達爾文的理論正好迎合了這種心態。為他們提供了一種“理直氣壯”的替代信仰。這其實是進化論在社會上掀起熱潮的真正原因。馬克思對恩格斯說達爾文的著作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學的基礎，階級鬥爭就是生存競爭在社會中的反映。他甚至想把《資本論》第二卷獻給達爾文（後來被達爾文婉拒）。弗洛伊德更加熱情的擁抱進化論，他認為進化論把神從生物學中趕了出去，自己更進一步，把神從人的心靈世界也趕了出去。
達爾文、馬克思、弗洛伊德代表了現代世俗思想對傳統信仰的“三大衝擊“
世界沒有上帝也能存在（科學）
社會沒有上帝也能前進（政治）
人心沒有上帝也能解釋（心理）
一百多年以後，今天的信徒對這些挑戰有了比較系統和完整的回應，如果大家有興趣，以後有時間我們可以詳細的講，簡單的說，
若沒有上帝，
世界會失去目的和意義，
社會會失去公義的根基，
人心會失去安息與方向。
但在19世紀，這些衝擊是非常巨大的。

英國是這場風暴的中心。
聖公會歷來兼具“信仰傳統”與“理性思考”的雙重特質，許多主教與神學院教授最初強烈反對進化論。他們稱達爾文的理論“危險、不敬虔、破壞道德”。他們擔心社會若接受人來自動物，道德秩序與神聖責任將被推翻。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但糟糕的後果不能成為一個理論對錯的理由。地震的後果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就說地震是不會發生的。但同時，另一批聖公會牧師與科學家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科學發現並不會威脅信仰，因為聖經告訴我們“誰創造”，科學只是揭示“如何創造”。最著名的例子是牧師兼生物學家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他在給達爾文的信中寫道：“我不覺得你的理論與信仰相衝突。上帝可以創造若干能夠自我發展演化的生命體，而不必不斷以新的創造來填補祂自己造出的空隙“ 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坦普爾（Frederick Temple），後來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認為科學是上帝的“第二本啟示錄”，自然界的規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這些開放的聲音，使英國教會沒有滑入對進化論的全面對抗，也為後來的“有神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發展埋下了種子。天主教在當時的反應相對溫和。梵蒂岡並未立即譴責達爾文，但強調“人類的靈魂直接出自上帝”。與英國相比，美國教會的反對更激烈。當進化論傳入美國時，許多教會視之為“來自歐洲的無神論毒素”。大眾媒體把問題簡化地呈現為科學與聖經的對抗。教會開始建立“創造科學”協會、出版反達爾文的小冊，形成了後來“基要主義運動”的思想根源。
1859–1900的幾十年間，教會的反應經歷了從震驚 → 分歧 → 重新定位的過程。最初的恐懼，源於擔心信仰失去權威；隨後的爭論，反映出教會內部對於“如何解讀啟示”的不同理解。有些人選擇守住字面真理，有些人選擇重新詮釋文本，也有人嘗試讓信仰與科學成為兩條平行但互補的軌道。

Dongjun Jiao November 9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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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有千條生命，我仍願都獻給中國” – 從威廉·克里到戴德生

今天的題目是跨越大地的呼喚，我們要講幾位影響深遠的宣教士的故事。在介紹19世紀海外宣教的浪潮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18世紀末，歐洲與北美的社會和宗教狀況。
首先那是一個革命的時代。美國率先爆發了革命，建立了一個沒有國王也沒有貴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新共和國。美國獨立的官方理由，就像獨立宣言里寫的，是反抗英國的壓迫和暴政，捍衛人民的自由。但如果從實際政治與經濟層面上看，英國對北美殖民地並沒有實行特別嚴苛的壓迫。英國花費了巨大的資源在英法北美戰爭中保護北美殖民地，而殖民地的稅負遠低於英國本土，並且殖民地人民享有有高度自治。美國革命的根本動因並非忍無可忍的反抗，而是創造新世界秩序的信念與野心。北美殖民地社會沒有根深蒂固的貴族階層或教會勢力。人民有土地、有財富、有遠高於英國的教育水平，唯獨缺少構建新社會所需的政治權利。開國元勛們嘴上不講但心裡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們要做大事，完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與社會實驗。 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大事。沒有血統，沒有背景的升斗小民也可以靠誠實勞動建立家園，實現夢想。做大事是那個時代的精神。但是，人人都想做大事的環境，也對教會構成了新的挑戰。當“成就偉業”成為時代的氛圍，信仰的中心就容易從敬拜與順服，轉向功效與成就。如果每個人都在追求改變世界，誰還學習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人人都想做英雄，誰還願意在禱告中安靜、在家庭中服事？時代的熱情雖讓基督徒更積極地參與社會，但也讓“榮耀神”被“成就事業”悄然取代。
其次那是一個理性的時代。人們對理性充滿了信心。他們看到科學的巨大成功，可以不用神而解釋自然界的種種奧秘，這使他們相信也能用理性來建立道德與社會秩序。他們試圖不用啟示、不靠信仰，只憑人類的理智與善意，構築一個普世的理想社會——一個沒有迷信、沒有戰爭、沒有壓迫的新世界。這個精神在法國大革命中最為明顯。但他們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理性能開山填海，卻不能馴服人心；能設計制度，卻不能醫治驕傲與貪婪。法國大革命用鮮血證明，人類若沒有超越自我的信仰，理性本身也會成為新的暴君。 革命與理性這兩大趨勢也深刻的影響了教會。 在歐洲，教會被看作專制體制的一部分，成為革命的對象。神跡，復活，基督的神性等核心教義被稀釋，淡化，教會越來越多的行使慈善等社會職能，而不是做為屬靈的團契。在美國，民眾的宗教情感要比歐洲深刻，但在遍地是機會，人人做大事的氛圍里，信仰有了非常多的競爭者，人們的宗教熱情也在逐漸淡薄。

但就像在教會歷史上我們反覆看到的那樣，在危機中，神也仍然在工作。在信仰日漸冷淡的18世紀，神興起了一批不安於現狀的人，為19世紀將要到來的宣教浪潮做準備。 首先是衛斯理兄弟。他們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就和幾個同學組成小組，讀經、禱告、禁食、探訪囚犯、關懷窮人。他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嚴格地執行屬靈操練，凡事講求“方法”每天幾點禱告、幾點讀經；一周幾次禁食；每天反省言行、記錄靈修筆記。其他學生譏笑他們太過拘謹、形式化，便稱他們為 “Methodists”——“那些按方法生活的人”。衛斯理兄弟後來接受了這個稱號，將“Methodist”從嘲諷轉為自豪，標誌着他們有紀律的信仰生活。對他們而言，“method”不是形式主義，而是一種有規則的實踐信仰的生活方式：敬虔不是情緒衝動，來的快，去的也快，而是有計劃、重紀律的生命更新。他們這種重視個人靈修、群體監督、信仰實踐的精神，也成為後來衛理公會的特色。衛斯理兄弟走出教堂，把福音帶到工廠，礦山，街道，監獄，使平民信眾也能得到餵養。他們建立“小組”制度，重視團契生活，彼此守望與信徒關懷。大家不難想象，向紳士淑女傳福音與向礦工牧羊人傳福音需要非常不同的方法。富商和貧民在信仰實踐上面臨的挑戰也很不一樣。以前的教會把90%的精力放在10%的上等人身上，衛斯理兄弟把福音帶回到平民當中，並為他們設計了能幫助他們生命更新的新方法。不僅讓平民了解救恩，也幫他們改掉酗酒，打老婆孩子的毛病，那時工人一般從8，9歲就開始工作，一周工作六天，絕大多數平民沒機會受教育，基本都是文盲，衛理宗利用他們的小組網絡、平信徒講道員制度，在各地工人階層中開設主日學，不僅幫工人識字受教育，更成了傳福音與門訓的起點。訓練了大量平信徒教師與未來宣教士。到今天，主日學已經成了世界性的教會教育制度，而團契和小組也成了教會重要的有機組成。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運動是摩拉維亞弟兄會。他們最早是一批來自捷克的遭受宗教迫害的難民，逃到德國赫恩胡特定居時只有十來個人，後來逐漸增至約 300人左右。並開始在各地植堂。他們全盛時期在全歐洲也不過兩三千人。但是他們在18世紀差派了300多位宣教士去海外宣教。這是個非常令人驚嘆的數字。摩拉維亞弟兄會最大的特色是注重禱告。他們從1727年開始設立24小時不間斷禱告鏈，持續超過100年。成員按年齡與性別分成“兄弟會”“姐妹會”“青年團契”等，定期查經、聚會。教會成員大多是普通農民，沒受過高等教育，所以他們重視心靈經驗多於理性辯證；強調“信心行動”，少講理論，多行愛心。讓人想到國內農村和小鎮中的家庭教會。1735年，約翰·衛斯理赴美傳教失敗返英途中，在海上遇到一群摩拉維亞弟兄。在風暴中，他們鎮定唱詩、不懼死亡，深深震撼了衛斯理——他發現自己雖有神學知識，卻沒有內心確據。後來他在參加摩拉維亞人聚會中，經歷了被他稱為“心被溫暖”的悔改，由此開啟了英國信仰大復興。摩拉維亞弟兄會堅持“信心宣教”的理念——不募款、不靠政府、不依附宗派，只靠禱告與信心——直接影響了後來戴德生及其中國內地會。他們的宣教觀打破了“宣教是神職人員的專利”的觀念，證明平信徒也能被呼召到地極。摩拉維亞宣教士出發前彼此會說一句祝福語，“願羔羊得着祂受苦所配得的賞賜。”成為宣教史上最感人的信仰宣言之一。18世紀中期，當歐洲大部分教會沉迷於討論神學問題、講理性、修教堂，這些平民出身的弟兄們早已踏上了格林蘭的冰原和加勒比海島。他們沒有財富，也沒有後盾，卻靠着禱告、信心和彼此相愛，向全世界證明：宣教不是強者的特權，而是信徒的責任。他們播下的宣教的種子，到了十八世紀末，在英國的一位鞋匠心中萌芽——他的名字叫威廉·克理。他讀到摩拉維亞人的見證，深受感動，說出那句改變歷史的話：“期待神做大事，也為神嘗試大事。”

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教會普遍富裕而冷淡。海外的殖民擴張讓英國成為世界強國，但“福音的擴張”幾乎無人提起。就在這樣的環境里，神揀選了一個最平凡的人——一個鞋匠。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出身貧寒，小時候沒受過什麼教育。他一邊修鞋，一邊自學讀書。作鞋的桌子上，他擺着一本舊聖經和一張他自己手繪的世界地圖。他在地圖上標出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國家，邊工作邊禱告。他在1780年代寫下一本小冊子，書名很長，叫做——《論基督徒使用各樣方法使異教徒得救的義務》。這本書的核心思想非常簡單：“福音的命令是給每一個信徒的，誰都不能袖手旁觀。” 他呼籲成立宣教差會。許多人譏笑他，甚至一位牧師當面說：“年輕人，坐下！當上帝願意拯救異教徒時，祂自會動手，不需要你或我。”但克理沒有因此退縮。1792年，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弟兄成立了浸信會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次年，他帶着妻子和孩子，離開英國，前往印度——那是當時最遙遠、最艱難的宣教工場之一。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反對任何“擾亂當地秩序”的宣教活動，因此他是非法入境者，只能秘密登陸孟加拉附近的桑地帕爾。他沒有錢，沒有團隊，他不會當地語言，也沒有官方許可或支持；因為不能公開傳教，克理在加爾各答附近的印地戈種植園當教師、管家維生；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孟加拉語、梵文，並翻譯聖經。他的信件中寫道：“我似乎被埋在東印度的一片荒野里……若能有一個同工與我一同禱告，我將心滿意足。” 幾年後他學好孟加拉語，準備第一次公開佈道。那天他早早到河邊搭好棚子，結果一個人也沒來。太陽東升西落，他站在空地上，終於忍不住哭了。旁邊的翻譯安慰他說：“今天沒人聽，但神聽見了。”他寫信回英國說：“我們播下種子，也許百年後才開花；但若不播種，花永遠也不會有。” 宣教的生活是困苦的，有時甚至是殘酷的。克里的兒子死於熱病，妻子精神崩潰，家中一片混亂。當克里決定去印度宣教時，多蘿西並不情願——她是個普通農家女，不識字、更不懂外語，且要帶着年幼的孩子。印度炎熱、潮濕、疾病橫行；他們住在貧民區，環境骯髒。她接連失去兩個孩子，長期焦慮、孤獨，周圍沒有女性同伴或牧師長者支持。終於她開始出現幻覺與被害妄想。常大聲辱罵、甚至試圖傷人。1795年後，病情加重，被迫由專人看守；她在精神錯亂中度過餘生（1807年去世）。那個時代的信仰拓荒者們常常在婚姻和家庭上有很多掙扎。約翰·衛斯理的婚姻也非常失敗。講這些絕不是要揭偉人的隱私，也不只是要證明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人成就他的呼召，而是希望幫助大家看到：宣教不是“英雄故事”，而是“代價沉重的順服”。宣教常意味着長年離家、危險、貧困，伴侶無論是分離或同行；如果沒有同樣蒙召，矛盾幾乎必然發生。當時社會期望女性操持家務、服從丈夫；宣教士妻子既要顧家，又要參與事工，身心壓力極大。宣教士把“全然奉獻”視為屬靈美德，有時無意中忽視了“愛家人如己”的責任。當我們奉獻的時候，還是要記得，有些“我的東西”（像我的家人）is not for me to give. 所以今天的宣教一般都主張呼召必須是雙方的，要求夫妻共同確認呼召，教會/差會並要給予心理與婚姻輔導。聖經中“治理好自己的家”（提前3:5）與“往普天下去”並不矛盾。家庭中的愛、接納、犧牲，是最真實的宣教見證。沒有節制與同理，熱心可能成為傷人的火。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看到衛斯理在婚姻上失敗，卻帶來英國大復興；克理家庭破碎，卻開創現代宣教；這些生命印證了保羅的話：“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衛斯理和克里的家庭悲劇給我們留下的功課就是：熱心要有智慧，使命要有人情，順服要有同伴。
回到克里的宣教旅程，家庭的破碎讓他極度痛苦，他曾獨自坐在河邊禱告：“主啊，我不再求成功，只求不要被遺棄。”克理的宣教起點，不是榮耀的成就，而是生活的混亂與心靈的孤單。
轉機發生在1799年，一批丹麥宣教士抵達印度。他們避居在丹麥屬地塞蘭坡（Serampore），因屬丹麥管轄，英國東印度公司無權干涉。克理隨即搬入塞蘭坡，與他們組成團隊，建立了塞蘭坡宣教中心。克理是語言天才，學會多種印度語言。翻譯或監督翻譯聖經成 孟加拉語、印地語、馬拉地語、旁遮普語、梵文等多種版本；塞蘭坡印刷所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印刷機構，出版聖經、教科書、詞典、新聞。1812年印刷所大火，一夜間燒毀克里二十多年的稿件與設備，他當天晚上禱告說：“神賞賜，神收取；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第二天就開始重寫稿件。 後來，他們創辦塞蘭坡學院接納不同宗派、不同民族的學生；成為亞洲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倡導女性教育、識字運動；積極推動社會改革：與印度學者合作，反對“薩蒂”（寡婦殉葬）制度；呼籲廢除童婚；他也翻譯、印刷印度文學經典，以尊重本地文化的方式傳福音。克里的工作逐漸獲得各國支持，形成廣泛影響。他在印度度過 41年，從未回英國。克理早期幾乎沒有看到成果——他宣講七年，才有第一個歸主的人。但他始終堅持：“我可以不聰明、不成功，但我能堅持。他臨終前說：“當我死後，不要提我的成就，只要說：他是一個愛神的人。” 他在地上的成就也許有限，但他的信心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標誌着教會從理性到順服，從觀望到差派的轉變。

第二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大衛·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他是蘇格蘭人，出身很普通——家裡窮，十二歲就進紡織廠當織布工。但他有一股韌勁：白天織布，晚上自學。他後來考進了格拉斯哥大學，學了醫學、希臘語和神學，立志要成為一名宣教士。
一開始，他的目標其實是去中國。可是就在他要出發的時候，鴉片戰爭爆發，所有宣教計劃都被打亂。於是他轉了方向，決定前往非洲。他說：“既然中國的門暫時關上，也許神要我去另一扇門。”1841年，他抵達南非，受倫敦宣教會差派。差會原本只希望他留在邊境地區——教教書、傳傳道，不要跑太遠。但李文斯敦不是那種安於現狀的人。他很快發現，非洲的福音之門很難打開：語言不通、文化隔閡、疾病頻發、部族衝突不斷，還有殘酷的奴隸貿易。他心裡開始想：“如果人們被貧窮、戰爭和奴役困住，他們連聽福音的機會都沒有。若我能醫治他們的身體，或帶來新的道路，就能更容易接觸他們的心。”於是他決定走進內陸，去為福音找一條路。這就是他探險的開始。
在漫長的跋涉中，他不斷做筆記——記錄河流的流向、氣候、動植物、部落風俗、貿易路線，甚至奴隸販運的情形。這些資料後來引起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注意。他們為他提供地圖和儀器，資助他繼續探索。就這樣，一個原本只想傳福音的醫生，慢慢成了學術界承認的地理探險家。但李文斯敦自己從不認這個頭銜。他說：“我不是探險家，只是一個傳道人——被環境逼成了探險者。”
1855年，他發現並命名了維多利亞瀑布，首次繪出了贊比西河流域和中部非洲的水系圖。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看到的奴隸貿易的殘酷現實公開告訴歐洲人——震動了整個社會。後來他寫成一本書，叫《南非宣教旅行與研究》，一出版就在歐洲引起轟動——成了當時的暢銷書。
對李文斯敦來說，地理學不是為了榮譽，也不是為了科學，而是服事宣教的工具。他相信道路、貿易、教育和福音可以一起改變非洲。他把這個願景概括成“非洲的三C使命——Christianity（基督教）、Commerce（商業）、Civilization（文明）。”他希望非洲不再是被掠奪的土地，而是一個有尊嚴、能與世界並肩的夥伴。而他的足跡，也真的在那片大陸上，為後來的宣教士開出了一條“通往心靈的道路”。
在一次探訪部落途中，他試圖保護村民免受一頭獅子攻擊，結果被獅子撲倒，右臂嚴重骨折。雖然後來治癒，但手臂再也抬不高。他常用這隻僵硬的手對學生開玩笑說：“神讓我記得——力量不在我的臂膀，而在祂的手中。”
1866年利文斯頓出發去尋找尼羅河的源頭，然後就徹底消失了。沒有信件、沒有消息——彷彿被非洲吞沒。整整五年，歐洲各地的報紙都在猜測：“他是不是死了？”其實他沒有死，而是在貧窮和疾病中繼續他的服事。1869年聖誕節，李文斯敦獨自在帳篷中，身體虛弱、沒有食物，但他仍點燃一根蠟燭，唱起聖詩《普世歡騰》。他寫在日記里：“我在荒野中獨唱，但基督在我心裡，比千人合唱更響亮。”
直到1871年，一位年輕的記者史坦利，奉《紐約先驅報》之命，前往非洲尋找他。史坦利歷經千辛萬苦，穿越雨林、沼澤與部族領地，終於在坦桑尼亞的烏吉吉湖畔，看見一個滿臉鬍鬚、身着破舊外衣的老人——正舉着地圖與筆記本。史坦利走上前去，微微鞠躬，說出了那句後來載入史冊的話：“Dr. Livingstone, I presume?”（“李文斯敦博士，我想是您吧？”） 史坦利記錄到“他身披破衣，但目光平靜如晨星。” 李文斯敦拒絕回歐洲安享晚年，他說：“我必須完成神託付我的路。”兩年後，他在贊比亞一間簡陋的小屋裡跪着禱告時安然去世。當地的僕人忠心地把他的心臟葬在非洲，把遺體送回英國。他的棺木安放在西敏寺，而墓碑上刻着一句話：“他在這裡安息，但他的心永遠在非洲。” 李文斯敦並沒有“發現非洲”，他發現的是——信仰能讓人走進未知、超越恐懼和艱險。當1870年代世界在努力尋找他時，其實是在尋找一種失落已久的精神和勇氣——那種以愛為指引的信仰的勇氣。李文斯敦點燃了非洲宣教與人道運動的熱潮。到十九世紀末，非洲幾乎所有主要地區都設立了宣教站。他也改變了歐洲公眾對非洲的看法。非洲不再只是“黑暗”“野蠻”和神秘，而是一片“被苦難籠罩的人類土地”是一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愛的鄰舍”。

第三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的一個虔誠衛理宗家庭。從幼年起，就常見父母為中國禱告——這在他心中埋下“去中國”的種子。17歲時，他到一家銀行擔任學徒，進入一個更“世俗”“更自由”的環境。周圍的年輕人追求享樂、譏諷信仰，他也開始動搖。他後來坦白說：“我那時並不否認神，只是不想要一個管我的神。”當他在靈性上遠離神的同時，他的母親一直在為他禱告。1849年有一次天，在外地探親的母親突然有強烈感動要為兒子禱告。她回憶說：“那天我關上房門，禱告了幾個小時，直到心裡忽然感到一種從神而來的確據。“主已經聽了我的禱告。我的兒子必得救。”同一天，戴德生在銀行宿舍里感到身體不適。他無聊地在書架上翻找讀物，想打發時間。無意中，他拿到一本小冊子——封面上寫着：《已成之工》（It is Finished）。這本小冊子講述的正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話：“成了。”（約翰福音19:30）他本來只是想隨便翻翻，但越讀越被吸引，最後讀到那句經文時，他心裡猛然一震。他後來回憶：“我忽然明白——基督已經完成了一切，不需要我再去‘掙扎’或‘配得’。我只要接受祂，就得了救恩。”他立刻跪下禱告，把生命交給主。他寫道：“那一刻，我的眼淚止不住。陽光照進房間，我彷彿看見天也亮了。”幾天後，他寫信告訴母親自己歸信的消息。母親回信時說：“那天我為你禱告的時刻，正是你決志的時刻。”
堅定信仰的戴德生開始自學中文、醫學與藥學，操練簡樸生活，以預備將來的艱苦環境。那時他住在倫敦簡陋的閣樓里。有一次，房東上門收房租，而他口袋裡只剩一枚銀幣。他禱告：“主啊，若這是禰的事，禰必負責。”當天夜裡，一位病人求他上門看病——病人窮得什麼也付不起。戴德生掙扎許久，最後把那枚僅有的銀幣放進那人手中。他回家後心裡平安。第二天早晨，郵差送來一封信，裡面有一枚金鎊——是十倍的房租。他後來寫道：“那天我學到：神不是我的最後一個選擇，而是我的第一個供應者。1854年戴德生受倫敦宣教會派遣，來到中國。途中遇上大風暴，船幾乎翻覆。“浪打到甲板上，水手絕望地喊叫。他心中也有恐懼，但想起主在加利利海上的一句話——‘不要怕，是我。’他就在狂風中跪下禱告。”風暴過後，他的同船乘客驚訝地說：“年輕人，你真鎮定。”戴德生回答：“不是我鎮定，而是我認識那位掌管風海的主。” 然而火一般的熱情很快就遇到了現實的冰冷。英國與中國剛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外國人在沿海城市普遍被敵視；宣教士之間教派林立、相互批評；他在街上發傳單，講道，毫無果效。他在信里寫到我來到一個不懂我語言的地方，而我也不懂他們的心。理想中的“偉大復興”根本沒有發生。而身邊的宣教士之間存在嚴重分歧：有人重翻譯，有人重教育；多數人留在通商口岸，不願冒險深入內地；生活方式偏向舒適，僱傭僕人、住洋樓。戴德生主張簡樸生活。他寫信說：“我們來傳十字架，卻住得比商人更安逸。” 1860年，他與倫敦宣教會正式脫離關係，成了無派別、無支援的自由宣教士——幾乎孤身一人。由於差會支持中斷，他完全靠信心生活，多次食不果腹。介紹戴德生的文章里都喜歡講他全憑信心的生活，而神也屢次行神跡，讓他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得到資助。這些都是事實，但神不是順豐快遞。不是你吃完最後一粒米，神就馬上差人送來一袋新的。他實際上挨過很多次餓。也患上過痢疾與熱病，數次病危；上海的外國人認為他瘋了：“一個英國年輕人，穿中國衣，住貧民屋，吃鹹菜傳教？” 他寫道：“我常在病中禱告求死，卻又被提醒：若神要我活，就要我繼續順服。” 1858年他娶了瑪麗·瓊斯，她是宣教士之女；兩人同心，但生活貧困、五個孩子先後夭折，當時正是太平天國動亂，他們常被迫搬家、避亂。有一次他們在寧波，家中還收留了幾位中國信徒，半夜外面暴民喊“燒洋鬼子屋”戴德生忙着收拾手稿、藥品和聖經。讓妻子先從後窗逃走。瑪麗懷中抱着幼兒，腳下一滑，從窗檯跳下時扭傷腳踝。她忍痛跟隨丈夫穿過黑暗的小巷，逃到城外避難。第二天清晨局勢平息，才返回被洗劫一空的住所。瑪麗的腳傷留下了後遺症，長期行走疼痛。但她從未以此埋怨，反而說：“若這點傷痕能讓我記得主的手掌，也就值得。”
但長期的過度勞累使戴德生患上失眠，缺乏同工，傳福音沒有果效使他精神幾近崩潰；1860年他回英國養病，願意是要徹底放棄。他說：“我已經儘力，卻什麼也沒成就。”在英國期間，他整理中文聖經、出版《中國的靈魂呼聲》小冊子，這讓他重新看見中國內地的屬靈需要。1865年的一天，他獨自在布萊頓海邊散步，看見海邊人潮熙來攘往，心中突然湧出強烈的感動：“他們有人傳福音，而那遙遠的中國有幾億靈魂從未聽過一次福音。”他坐在沙灘上流淚禱告：“主啊，差遣我去！差遣我去中國內地！”那天，他和妻子瑪麗分享說：“我已決意順服呼召，無論代價如何。” 他在禱告筆記上寫下願望：“願主賜我24位同工，共赴中國18省。”不久，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正式成立。核心理念是——“以信心生活，不靠募款；以各宗派聯合，不分教派。”內地會不依賴差會發固定薪水，完全靠信心；宣教士穿本地服飾、學習方言；鼓勵女性與平信徒參與；重視禱告與團體生活。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們堅持穿長袍、留辮子，學習方言、尊重中國的禮儀習俗。實踐保羅所說，我向什麼人傳就做什麼人。有的宣教士覺得他“丟臉”，連小孩都指着他笑。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一個英國水手沖他大喊：“假中國佬！”他笑着說：“我若能因此多贏得一個靈魂，這點羞辱算得了什麼？”他後來寫信給母親：“我若要傳道給中國人，就要像他們一樣生活。基督若來中國，也必穿上他們的衣服。” “若中國人必須先成為英國人才能成為基督徒，我們就傳錯了福音。”這種“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後來成為全球宣教理論的核心。1870年，他的妻子瑪麗患病去世，年僅33歲，瑪麗與克里，衛斯理的妻子們不同，她是戴德生真正的同工和靈魂的伴侶。在戴德生最失敗消沉的年代，支持鼓勵了他。戴德生在信中寫道，她去世前仍然寧靜、喜樂，不斷勸慰周圍人。“我親愛的瑪麗用她的最後氣息告訴我：‘親愛的，我們若忠心，主必看顧我們的孩子。’” 墓碑上刻着《詩篇46篇》的話：“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當地中國信徒親手立碑，稱她為：“戴夫人——敬畏上帝的女子，愛中國如己。”
她去世後，戴德生在她的墳旁靜坐良久，最後起身對同工說：“她先我而去，但神的工作不能停。” 他在信中寫道：我們共同播下的淚，將結出他日的果實。幾十年後，當他在湖南，看到一群中國信徒唱詩，他流淚說：“瑪麗沒有白死。我們的眼淚變成了他們的歌聲。”
1865年，戴德生在為中國內地會建立奔走時，講出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不會留下一條不給給中國。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部支取。不，不是為中國，而是為基督”這是他人生最真實的寫照，他後來四十年都在用生命實現它。
1905年，73歲的戴德生最後一次回到中國。他已滿頭白髮，步履蹣跚，但他堅持要“再看一次長江”。有人問：“泰勒先生，您一生為中國犧牲了這麼多，是否值得？”他於是重複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我仍願都獻給中國。那時他已經失去了妻子、同工、健康，但仍在說同樣的話——不再是宣言，而是回望：是被時間印證的信心。

這三位宣教士帶出了三個關於信心的主題：
克理：信心起於卑微——神能用平凡的人改變世界。
李文斯敦：信心行於荒野——孤單的路上也有主的同在。
戴德生：信心成於順服——不靠金錢權力，只靠那呼召人的神。

宣教的故事並不只是關於遠方的國度的一些傳奇，而是關於人心能否在軟弱與失敗中，仍然信靠那位呼召他們的神。從威廉·克理到李文斯敦到戴德生，從印度到非洲到中國，這些宣教士用生命寫下的，不是成功的傳記，而是一首首關於順服的詩歌。

Dongjun Jiao November 5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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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為誰而戰 – 王嵩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十字軍：為誰而戰。多數人認為十字軍東征是基督教歷史上的一塊污漬。還有一些激進的無神論者進一步認為宗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是戰爭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十字軍，人們還會想到宗教改革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三十年戰爭，二十世紀的愛爾蘭宗教衝突等等。這讓我們有必要在討論十字軍之前，把鏡頭拉的再遠一點，仔細看一下基督教與暴力和戰爭之間的關係演變。

1. 耶穌的教導有非常強的和平主義的傾向。新約聖經最大的特點，就是召喚門徒走一條與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世界相信刀劍能解決問題，但耶穌基督卻指向一條和平之路。在登山寶訓里，耶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馬太福音5:39）祂又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5:44）對這段話有很多層面上的解釋，但不管怎麼解釋，每個人都可以看出，都會同意，耶穌不鼓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他要求我們放下報復，選擇寬恕，以善勝惡。彼得曾經拔刀要為耶穌抵擋抓捕祂的兵丁，結果耶穌立刻制止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26:52）耶穌拯救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十字架上犧牲的愛。十字架這件事就是世人選擇了暴力而耶穌選擇了和平。保羅也提醒教會：“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以弗所書6:12）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那些反對我們的人，而是影響人心的邪惡力量，那些謊言，仇恨，誘惑。信仰的真正戰場不是在兩國邊界，而是在每個人的心靈當中。所以基督徒的武器也不是刀槍，而是“公義做鎧甲”，“信心做盾牌”，“神的真理做寶劍”這是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說的。羅馬書12章更是直接說：“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12:19, 21） 新約聖經給我們一個極其清晰的圖像：神的國度不是靠刀劍擴張，而是靠福音、靠愛、靠見證。耶穌基督呼召我們成為“使人和睦的人”（太5:9）。

早期的基督徒對主耶穌的教導也正是這樣理解的。在羅馬帝國的逼迫下，他們沒有舉刀反抗，而是以殉道作為榮耀的見證。著名教父特土良這樣寫道，基督徒不應當參軍，也不應當用暴力解決衝突，因為他們追隨的是那位在十字架上舍己的主。 從公元100年至400年間，基督教思想家反對死刑，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反對參軍。大約在公元200年出現的一部詳細的教會手冊《希波呂陀的宗徒傳統》（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列出了那些不得接受正式信仰教導的職業，包括角鬥士、必須執行死刑的軍官，負責判處死刑的執政官，手冊似乎允許普通士兵接受教導（至少沒有被明確排除），但如果一個已經受過完整教導並受洗的基督徒“想要成為士兵，就要把他趕出去。因為他已經輕視了上帝。”  介紹一下這個正式信仰教導。它有一個專門的希臘詞語，後來成為英文 catechumenate, 也就是中文裡慕道這個詞的來源。早期教會，慕道要2-3年的時間，然後才能夠受洗成為基督徒。君士坦丁之後慕道還要3年嗎？縮短到幾個月，後來到中世紀變成嬰兒受洗，先受洗再受教育。這是一個教會運作受現實影響而發生改變的例子。它的利與弊甚至對與錯，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尼西亞大公會議（由君士坦丁本人在場主持）所制定的第十二條規章指出，那些重返軍隊的基督徒就像“一隻回到自己嘔吐物里的狗”。如果這樣的士兵再次改變心意、重新回到教會，他必須再接受三年的信仰課程。 可見，在基督教的奠基文獻和最初幾個世紀的歷史中，從未有任何準備讓教會與國家暴力結合在一起。

• • 但是隨着380年基督教成為國教，5世紀初，基督徒成為帝國的多數（60-70%）。帝國成了基督徒自己的國家。基督徒不許參軍已在現實中不可能。安波羅修，奧古斯丁是最早系統思考這個問題的人，他提出了“正義戰爭”的三條原則：

合法權威（Authority）
戰爭必須由合法的統治者發動，而不是私人復仇。
個人不可擅自以暴制暴。
正當理由
必須是為了抵禦侵略、保護無辜、恢復秩序。
貪慾、擴張、報復，都不是正當理由。
正當執行
善待戰俘，不羞辱對方，不過度殺傷

• • 奧古斯丁強調：戰爭本身不是美善，而是罪惡世界中的“必要之惡”。沒有榮耀，是我們不能以善勝惡的失敗。 奧古斯丁是個現實主義者。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從理想到現實的回歸，也可以說是信仰對現實的一種妥協。很關鍵的一點是這個現實是耶穌期待的嗎？ 窄門小路，信徒是小群（路12:32）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 從新約文獻來看，耶穌和使徒並沒有期待基督徒成為帝國人口多數，更沒有討論“當兵打仗”這類公民責任問題。 他們普遍假設教會處在邊緣，被逼迫；信徒的“戰爭”是屬靈的（弗6:12），而不是軍事性的；信仰的見證通過忍受苦難，而非行使暴力

基督教在歐洲的下一次大發展是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歐洲在一些蠻族統治之下。宣教士被差派前往愛爾蘭，英國，德國，荷蘭，丹麥，捷克，保加利亞，俄羅斯，冰島，挪威，瑞典先後完成基督化進程。福音的傳播仍然完全靠的是宣教士的服務，見證，勸說，查理曼大帝在征服薩克森地區後，強令所有人改信基督教，拆毀所有異教神龕。神父阿爾琴勸說他福音應該被傳講，洗禮和領聖餐之前需要先理解。信仰要吸引人，而不是強迫人。查理曼聽從了他的勸告，取消了強迫改教。阿爾琴的方法更慢但更有效，薩克森地區到9世紀後期才完成基督教化，但卻成為中世紀信仰的堡壘

• • 從奧古斯丁到十字軍的6，7百年間，正義戰爭的神學理論沒有什麼發展，但在實踐中宗教與戰爭的聯繫更多了。查理曼大帝的擴張戰爭被描繪為為信仰而戰，得到教皇背書。捍衛教會也成了戰爭的正當動機之一。教會在一個slippery slope上慢慢下滑，然後就到了十字軍。

十字軍東征的起點是1095年的克萊蒙會議。在會上教皇烏爾班二世發表了講話。他首先描述了東方基督徒的苦難，聖地落入異教徒之手，基督徒朝聖者被劫掠，殺害，用煽動性語言激發信徒們的憤慨和同情。鼓勵騎士和普通信徒放下彼此之間的爭鬥，把武力用於對抗“異教徒”，解放聖地耶路撒冷。他還為這場運動創造了一個口號Deus vult! ——神心所願。烏爾班宣布：凡真心參與遠征的信徒，都可以獲得罪的赦免（和贖罪卷類似）。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把戰爭與屬靈功德直接掛鈎。對當時的人來說，這是極具吸引力的“天堂保證”。演說結束後，會場爆發出山呼海嘯般的吶喊：“Deus vult!（神心所願）”。眾人跪下當場許願，要為神出征，許多人在衣服上縫上紅色十字，這成為後來“crusade（十字軍）”這個稱號的來緣。這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演講之一，它對歐洲和中東的影響之大怎麼說都不過分。今天無論教會內外，對十字軍的評價都是負面的，這使得人們很容易把烏爾班二世想象成一個蠱惑人心的野心家。但平心而論，烏爾班二世身上也有富有理想和雄才大略的一面。烏爾班的伯樂，前任教皇格里高利7世也是一位歷史上很有名的教皇。他和烏爾班一脈相傳都是志在改革教會。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曾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開除出教會。逼得皇帝不得不來到教皇的城堡外負荊請罪。亨利四世在雪地中赤腳站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教皇赦免。小時候讀到這個故事覺得教皇的權力也太大了，做事也太囂張了。實際情況其實要複雜的多。格里高利教皇看到了教會的一些弊端，買賣聖職和神職人員納妾。推動改革，收回任免主教的權力和執行紀律的權力。和皇帝發生衝突。並不是教皇真的有任免皇帝的權力，亨利屈服是因為他手下的諸侯對他不服，利用這個機會想另立新君。亨利的雪地懺悔也是和教皇反覆談判，達成一致後的表演。幾年後，亨利四世平定了諸侯的叛亂，立刻發兵羅馬，教皇不得不倉皇出逃，最後在流亡中死去。亨利甚至自行立了一個新教皇克萊孟三世。烏爾班二世則得到了教會中的改革派支持於1088年被選為教皇。烏爾班終其一生都在致力革除教會中的腐敗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為了實現公義的目標，努力獲取權力，而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在信仰的很多方面compromise了。這是教會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一個爭論，目的能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所以那時候有兩個教皇。烏爾班召開克萊蒙會議時，他還不是西歐教會無爭議的領袖。因此，烏爾班二世非常需要一場大規模的宗教行動來鞏固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正統地位。另一個重要的背景：40多年前的1054年，西方與東方的教會剛剛發生了分裂。成為了今天天主教和東正教這兩大分支。其實雙方在所爭論的教義和禮儀上的分歧並不很大。這次離婚的核心衝突是人的驕傲和權力的爭鬥。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很多人都不認為這是離婚，而只是一次吵架，雙方還有複合的可能。克萊蒙會議之前，拜占庭帝國遭遇突厥人的攻擊，向西歐各國求援。烏爾班也很想利用這個機會幫助東方的基督徒而彌合教會之間的裂痕，重建普世教會。當然他絕對想不到，他所發起的十字軍運動成了東西方教會以後再也沒能複合的一大原因。

當我們討論十字軍運動的動機時，我們看到各個群體都有多方面的複雜動機。烏爾班二世想要整合西歐的基督徒力量，擴展自己的影響力，贏得與對立的教皇之間的權力鬥爭，以推進教會的改革。第二他想要解救東方的基督徒，統一普世教會，第三想調動騎士階層，減少西歐內部衝突，轉移矛盾。這些動機是正當的，但他用的方法全都是這個罪惡世界常用的方法。基督要求他的門徒走一條和世界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早把這些拋到腦後。這不奇怪。堅持效法基督，他幾乎不可能走到現在的位置。權力鬥爭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把不夠心狠手辣的人選擇掉的過程。這其實是對所有想做大事的基督徒的一個提醒。可以去嘗試去努力，但你能不能保守你的初心。到一定的時刻，基督徒要面對一個選擇，也許失敗是更好的結果。這時候你能不能守住信仰的底線而接受失敗。對於貴族來說，他們有借參與聖戰獲得罪的赦免的強烈動機。但是他們也想到聖地去獲取新封地、新財富，尤其是家中的次子，他們在歐洲長子繼承體制下，無地可分。對於騎士來說，把自己一身武藝用在捍衛信仰，解救弟兄的事業上，當然比為領主搶奪地盤有意義的多，但他們也有渴望冒險，建功立業，贏得財富的誘惑。而對於普通民眾，聖地，朝聖在他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多手工業者，關了自己的店鋪，托妻負子，去當兵，你很難用屬世的物質原因來解釋。但也有很多貧民為生活所迫，來參與冒險。十字軍就是這樣一個大雜燴，有着宗教與政治、屬靈與屬世的多重動機交織。有理想主義的層面，也有赤裸裸的黑暗現實考量。但是把這樣一股力量釋放出來，卻沒有統一有力的領導和制約，理想會逐漸模糊，而黑暗會不斷放大。

十字軍一出發，還沒有離開西歐，就已經開始了對猶太人的掠奪和殺戮。相當多的十字軍認為，家鄉附近尚有猶太教異教徒，卻要不遠萬里、跋山涉水去消滅另外一幫異教徒，實在是莫名其妙。數千猶太人遇害。很多人被逼改宗，或財產被掠奪。暴力迫害猶太人並不是教會官方的政策，以科隆大主教為首的許多基督教主教都盡其所能地保護猶太人，但是無力阻止暴民。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在軍事上是最成功的。十字軍先後攻下了尼西亞，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在聖地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家。但在攻克耶路撒冷後，十字軍進行了無差別的大規模屠殺。穆斯林躲進聖殿山上的阿克薩清真寺，但仍然沒有逃過接下來的屠殺。猶太人躲在會堂里向神禱告，被十字軍縱火燒死。連東方基督徒也有被殺戮的。這場屠殺成為三大宗教共同的集體記憶。這之後，在穆斯林眼中，十字軍乃至西方就不再只是入侵的外敵了，而是異教的野蠻人。
發動十字軍東征的烏爾班二世在耶路撒冷城破後半個月去世。那時收復耶路撒冷的消息還沒有傳到意大利。如果他聽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終於實現，以及這神跡般的成就伴隨着的駭人聽聞的暴行，不知他會在病榻上作何感想。

第一次十字軍的成功主要得益於穆斯林世界的分裂。當時阿拉伯帝國已經名存實亡，只是一個空殼，北方的土耳其和敘利亞由塞爾柱突厥控制，南方埃及由法蒂碼王朝控制，雙方互相攻擊，被十字軍各個擊破。幾十年後，穆斯林開始反擊，收復了一些被十字軍佔領的城邦，並開始威脅耶路撒冷。消息傳到歐洲，教皇於是發起了第二次東征，並請聖伯爾納多負責宣傳工作。伯爾納多是中世紀非常有名的修道院改革運動領袖，也是極其出色的靈修文學作家。他是熙篤修會的修士。熙篤會戒律森嚴，平時禁止交談，俗稱啞巴會。但伯爾納多是個口才文筆俱佳之人。他極富感染力，曾引領自己做公爵的父親和兩位兄弟捨棄家財一同修道。以至於當時有這樣的童謠“做母親的快把兒子藏起來、做妻子的快把丈夫藏起來，別等到伯爾納多來了，就感化他們去修道院“ 伯爾納多接受教皇命令後，在法國和德國多次佈道，成功點燃了公眾熱情，使王侯、騎士、平民紛紛響應。把法國國王和德國皇帝都說服了去參加十字軍。然而大軍還未出發，就又出現了迫害猶太人的事情。修士 拉道夫（Radulf） 等激進傳教士煽動民眾攻擊猶太人，認為“先清除身邊的異教徒，再去聖地”。伯爾納多對這種行徑大為震驚，親自前往德國干預，在科隆、美因茨等地講道，平息暴民情緒。甚至強制要求拉道夫返回修道院，終止其活動。避免了重演第一次十字軍的猶太人大屠殺。 第二次十字軍雖然人數眾多但軍紀更差。經常搶劫沿路的居民。以至於拜占庭帝國的百姓都很憎恨他們。為十字軍帶路的當地嚮導故意把他們帶錯路，使很多將士餓死渴死。甚至有嚮導把他們帶進突厥人的埋伏圈，使十字軍傷亡慘重。最後幾十萬大軍圍攻大馬士革數月，徒勞無功。狼狽撤軍。

這之後，穆斯林在埃及蘇丹薩拉丁的領導下實現了統一。1187年在哈丁戰役中擊敗十字軍，隨即重新佔領耶路撒冷。哈丁戰役有個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關於真十字架。
4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聖海倫娜（Helena）據說在耶路撒冷的聖墓附近找到了耶穌受難的十字架。當時有三根木架（因與耶穌同釘的兩個強盜），傳統說法是通過一個奇蹟來辨認出哪一根是“真十字架”。之後，這根木架被切分，一部分留在耶路撒冷，部分送往君士坦丁堡、羅馬等地。隨着世紀推移，碎片被進一步分割、分贈給教會、修道院和王侯貴族。到中世紀，幾乎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有所謂“真十字架”的碎片。耶路撒冷的聖十字教堂里供奉着最大的部分，被視為耶路撒冷王國的守護聖物。哈丁戰役（1187年）耶路撒冷國王居伊（Guy de Lusignan）親自帶着“真十字架”出征，認為聖物會帶來神聖庇護。結果：十字軍在哈丁被徹底包圍、切斷水源，最終全軍潰敗。國王被俘，“真十字架”也落入薩拉丁之手，再也沒有被基督徒奪回。 十字軍的“真十字架”遺物被薩拉丁繳獲。中世紀編年史提到，他把它送往大馬士革，作為勝利的象徵。對比約櫃曾顯神跡，十字架沒顯示任何神奇。之後下落不明，有人推測可能在後來蒙古入侵、馬木留克動蕩中遺失或毀壞，也可能被悄悄隱藏。當薩拉丁重占耶路撒冷時，他沒有屠城，報復而是與守軍談判，最後允許十字軍在交付贖金後自由離開。甚至沒有把交不起贖金的人賣為奴隸。這和88年前十字軍的殘暴行為相比，形成了強烈的道德反差。當地很多東方基督徒選擇留下，他們信任薩拉丁勝過信任歐洲的基督徒弟兄。這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與伊斯蘭更接近，而是歐洲基督徒對他們的歧視壓迫比薩拉丁更甚。這時候的基督徒真的是沒有什麼見證了。

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歐洲掀起軒然大波。真十字軍落入異教手中更是奇恥大辱。教皇再一次號召東征。這回英國法國德國的君主都響應號召，親率大軍前往聖地。但是此時拜占庭與西歐基督徒的關係已然惡化。拜占庭皇帝甚至暗中與薩拉丁結盟，意欲阻攔十字軍東進。密謀敗露後，雙方的不信任和敵意加深，使“基督教世界合力對抗穆斯林”的理想敘事完全破碎。德國皇帝過河時馬失前蹄，淹死了。法國國王腓力健康不佳，又與英國國王理查明爭暗鬥，不久也回國了。理查外號獅心卻是中世紀的名將，他率軍取得了對薩拉丁的一系列勝利，但最終因為兵力，補給不足，沒能收復耶路撒冷。理查最後與薩拉丁達成協議，耶路撒冷將維持在穆斯林的控制下，但也允許非武裝的基督教朝聖者和商旅來訪。
在第三次十字軍期間，理查一世一度染上熱病，身體虛弱。薩拉丁得知後，派人送去自己營地的水果和雪中保存的冰涼飲料，還派出醫生來協助治療。這件事被十字軍編年史家記載下來，成為“敵人之間互相尊敬”的象徵。對比中世紀的殘酷戰爭，這個故事凸顯了兩位領袖之間的騎士風度。另一則流傳甚廣的小故事講兩人比較武藝：薩拉丁展示他的彎刀，可以輕輕一揮就把絲綢切成兩半。理查則展示他的重劍，一擊就能把鐵盔劈開。兩人都讚歎對方武器與武藝之精妙，象徵著東西方兩種不同的騎士精神：薩拉丁代表輕巧、精準；理查代表力量、剛猛。

10年以後，教皇又發起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但這次十字軍比較缺錢。他們找上了威尼斯人，計劃借威尼斯艦隊運送大軍。十字軍沒錢支付船費，威尼斯人要求他們幫忙進攻扎拉（今克羅地亞扎達爾），一個基督徒城市。可這不是一般的僱傭軍，這是胸前畫著十字架，喊着神心所願的基督的軍隊。十字軍來到扎拉。當地人掛起畫有十字架的旗幟，提醒他們我們是弟兄。但十字軍一點沒含糊，洗劫了扎拉城。教皇聞訊大怒。寫信把全體十字軍將士開除出教。十字軍領袖沒有把信件告訴士兵。而教皇氣消了之後，撤銷了絕罰令。隨後十字軍參與了拜占庭帝國的王位爭奪戰，扶持了阿萊克修斯四世登上帝位，從而換取他曾經許諾過的豐厚報酬。但阿萊克修斯四世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拜占庭軍民也極鄙視這個靠西方人上位的年輕人。他不久就在政變中被廢除，而繼任者拒絕向十字軍付一分錢，請他們快走不送。十字軍勃然大怒，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4天後攻破城防，隨即對這座西方文明最大的城市進行了洗劫。十字軍燒毀了君士坦丁堡圖書館，許多古典作品被盜被毀。聖索菲亞大教堂也被掠奪。君士坦丁堡賽馬場里的著名青銅馬雕像被帶回了威尼斯，裝飾聖馬克大教堂。至今仍在。我很難理解教會如何會允許這個暴力犯罪的見證繼續裝飾教堂。十字軍沒有繼續去耶路撒冷，而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個短命的“拉丁帝國”（1204–1261年）當然講希臘語的當地人民非常痛恨這個外來政權。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大概是基督教2000年歷史的最低點。十字軍目標徹底偏離。東正教對西方天主教的仇恨加深，東西教會的裂痕更加不可彌合。拜占庭帝國雖然在1261年恢復，但元氣大傷，從此再難恢復昔日輝煌。教皇英諾森三世最初非常震怒，譴責十字軍攻擊同為基督徒的城市，並對參與者下達過絕罰。後來：當看到大量戰利品與聖物送回羅馬，並且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國”，他又轉而接受，並視之為羅馬教皇權威擴展到東方的機會。

1. 理想與權力的混合極其危險
      •   十字軍原本以“解放聖地”的屬靈理想出發，但很快被權力、財富、民族利益吞沒。
      •   一旦“為神的榮耀”與“為我的利益”混合在一起，理想往往只是外衣，真正驅動的是權力和慾望。
      •   教訓：當我們試圖用權力建造“理想社會”時，要不斷問自己：for his glory or mine?
   
2. 屬靈手段不能被世俗邏輯取代
      •   十字軍試圖用武力解決屬靈問題：他們把救贖和天堂與刀劍掛鈎。
      •   結果是，他們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血腥，反而讓人遠離基督。
      •   教訓：福音的擴展必須靠十字架的道，而不是靠刀劍和政治力量。
   
3. 短期的勝利可能是長期的羞辱
      •   1099年，十字軍攻下耶路撒冷，自以為是“神跡”；
      •   但在伊斯蘭和猶太人的記憶中，那是“屠殺”的代名詞，直到今天仍是基督徒的羞辱。
      •   教訓：政治或軍事的短期勝利，如果違背福音精神，最終會成為歷史上的污點與負擔。
   
4. 合一比擴張更重要
      •   十字軍沒有讓教會更合一，反而使東西教會的裂痕不可彌合。
      •   基督徒彼此攻伐，成了世人譏笑的把柄。
      •   教訓：如果政治追求導致肢體分裂，它就絕不是神所喜悅的復興。
   
5. 真正的“理想社會”不是靠權力重建的
      •   十字軍試圖在耶路撒冷建立“神的國”，結果只是短命的十字軍國家。
      •   耶穌卻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
      •   教訓：教會的使命不是用政治實現“地上的天國”，而是見證將來要來的天國。

Dongjun Jiao October 5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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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聖徒？暴君？- 徐志雄

主後250年德修皇帝（Decius）頒令所有基督徒放棄信仰，向羅馬的神獻祭，違者初而警告，再犯就被處決。

主後300年左右，戴克里先（Diocletian）為了要有效地統一羅馬帝國，便要求所有羅馬公民持同一的信仰，基督徒也因此成為他的心頭大患，於是在主後303年，他下令將教會毀滅，基督徒只有一選擇：背棄信仰或死亡。他並下令基督徒將聖經交出來，然後焚燒。不少基督徒殉道，有躲藏的，也有背棄信仰以保性命的。

305年，戴克里先與馬克西米安退位，伽列里烏斯與君士坦提烏斯分別晉陞為東西部正帝

308年伽列里烏斯（Galerius）頒令，所有人除須向羅馬的神獻祭外，凡市上的食物一律灑上祭祀的酒，以迫使基督徒吃”祭物”或餓死

迫害的原因
基督教強調自己的獨特性，並且以自己的信仰為絕對真理，不肯與其他宗教融合或並列，這便得罪了當時要維護羅馬宗教的人，也令其他宗教的信徒憎惡。另一方面，基督徒為了分別為聖，絕不肯參與任何國家所指定的祭祀，這便引起誤會，叫人以為他們蔑視神，甚至不信神的存在。因此當時對基督徒一個嚴重的控訴是：他們是無神論者。
基督徒被認為太狂熱，他們所追求的聖潔、仁愛、和平、公義，在人看來都是一些不切實際的理想，而當基督徒不計代價地付諸實踐時，其他的人一方面暗暗佩服，但另一方面卻感到不安。例如基督徒拒絕進入羅馬盛行的競技場，觀看角斗。不少教父更批評當時羅馬人奢華逸樂的生活方式，這引起當時的人很大的不滿。當基督徒的生活與他們的生活成為一種強烈的對照，他們便感覺受到很大的威脅；所以基督徒不受歡迎。
基督徒結成一體，很容易使人懷疑他們有政治企圖或行動；而且在國家的法律以外，他們更遵守神的律，並堅持神的律才是絕對的。不少基督徒因要謹守不可殺人的命令，便堅決不拿兵器，不肯當兵，這對於以軍事立國的羅馬政府，顯然是罪大惡極的。

教會的回應：堅守信仰，絕不妥協。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會的種籽－－特土良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公元272年出生於羅馬默西亞行省
母親海倫娜是小酒店老闆的女兒
父親是西部副帝君士坦提烏斯
年輕時跟隨戴克里先在帝國東部征戰
公元305年父親升任正帝，回到父親身邊
公元306年父親猝死，被部下擁戴為帝國西部正帝，為此後18年的混戰拉開帷幕

312年春，君士坦丁率領4萬大軍，翻越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攻取了都靈，善待當地居民，這樣意大利北部各城相繼打開城門投降
312年10月，君士坦丁來到羅馬城下，馬克森提烏斯出城迎戰，在羅馬城外3公里處台伯河上的米爾維安大橋附近展開了決戰

優西比烏（約公元337年）：在《君士坦丁傳》中寫道，君士坦丁親口告訴他，大約在中午時分，他和軍隊看見太陽上方出現了一個發光的十字架，伴隨着希臘文 ἐν τούτῳ νίκα（“憑此征服”）的話語。當天夜裡，基督又在夢中向他顯現，囑咐他在戰鬥中使用這個標誌☧ Χριστός

大部分的潰逃士兵都湧向了8米寬的米爾維安大橋。不少士兵剛開始過橋就讓後頭的人推倒，活活擠死在橋旁的石欄杆上。台伯河其實並不寬，可以游泳渡河。但是士兵們身上都穿着沉重的盔甲，而在人擠人的混亂中，根本沒有辦法脫下來。全副武裝的士兵跳進河裡後，大多都沒有機會浮出水面，就葬身河底。

馬克森提烏斯也葬身台伯河底，第二天被打撈上來，斬首示眾，將馬克森提烏斯的兩個兒子也同樣斬首

元老院升其為正帝

然後出發前往米蘭和李錫尼會談，

313年春天李錫尼與君士坦丁同父異母的妹妹（君⼠坦提婭）進行了婚禮

313年6月15日君士坦丁和李錫尼聯合發布米蘭敕令，給與公民宗教自由，基督教正式走出地下，成為合法宗教。

很久以來，我們二人（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始終認為信仰自由不應受到限制，每一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信念和願望，信奉自己所選擇的宗教。因此，在我們所管轄的帝國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認，並允許他們為加深其信仰而舉辦有關儀式。然而，這種意願在法律實施時給執行者帶來了困惑和混亂，為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將此問題作明文的規定。

我們，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錫尼於米蘭相聚，共商帝國大事。我們一致認為，在所有事關萬民的大事中，首先應該作出規定，保證尊重對神的信仰。

無論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國民，個人選擇宗教信仰的權利皆應得到完全的認可。無論哪一方天神，都應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為作為統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帶來和平與繁榮。從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發，我們一致同意，我們二人屬下的所有臣民，都應該得到宗教自由的權利。

自今日起，無論是基督徒還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無條件地保留其虔誠的信仰，以及舉行相關的宗教儀式，不受任何干擾和干預。無論是何等神明，我們都期望它以至高無上之存在，普降幸福於萬民，引領帝國全體走上和平與融合之路。

以上是我們二人之決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頒布的有關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規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鎮壓基督教的諸法）一概無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無條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擾。

給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絕對自由，同樣也適用於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們認為，全面承認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於帝國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譽和尊嚴都不容遭到詆敦。

基督徒曾飽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別規定，基督徒之前被沒收的聚會祈禱的場所，必須立即予以歸還。另外，那些曾經屬於教會或者教區的資產，也即刻物歸原主。依照上述規定，對那些以拍賣方式購買了教會財產的人，在交還財產後，國家將以公平的價格補償其經濟損失。

315年在多瑙河附近的⼩鎮西巴菜（現克羅地亞東部溫科夫齊Vinkovci）。君⼠坦丁⼿下守護萊茵河防線的2萬⾼盧兵，對陣李錫尼麾下守衛多瑙河防線多年的3.5萬巴爾⼲部隊。
君士坦丁親率騎兵團衝鋒，獲得勝利。
此時，兩年前與李錫尼結婚的君士坦提婭，出來調停丈夫和兄長之間的鬥爭。可能是在12月達成和解，條件是李錫尼必須退到小亞細亞以東。君士坦丁接管多瑙河防線的精銳部隊。

316-322年 君士坦丁和長子克里斯普斯分別防守多瑙河和萊茵河防線，抵擋蠻族的侵入。322年君士坦丁徹底擊敗哥特人，將4萬哥特男子編入羅馬大軍。

324年君士坦丁向李錫尼開戰，12萬vs16.5萬，在哈德良堡（現土耳其的埃迪爾內Edirne）決戰，君士坦丁依舊親率騎兵團衝鋒，大腿中箭也不後退，最終擊潰李錫尼的部隊..

李錫尼逃入拜占庭。在拜占庭外的海上，君士坦丁的長子克里斯普斯率領200艘漿帆船，利用順風衝擊李錫尼的350艘漿帆船，獲得制海權。

李錫尼逃回老巢尼科米底亞（土耳其西北部的伊茲米特 Izmit），李錫尼的妻子，君士坦丁同父異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婭，這時再一次出面調停。
李錫尼在妻子陪伴下，向君士坦丁下跪，併當面脫下了象徵帝位的紫色披風。君士坦丁拉着李錫尼的手扶他起身，並提出之前與妹妹約定好的和談條件。從今以後，李錫尼正式退位，與妻子前往帖撒羅尼迦一起過着引退生活。

第二年325年，突然有一隊士兵闖入可以眺望愛琴海的帖撒羅尼迦，聲稱李錫尼私下與哥特人聯絡，密謀反叛君士坦丁，然後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將李錫尼和少年的兒子處以死刑。

君士坦提婭後來跟君士坦丁依然關係良好，不久就改信基督教了。君士坦丁的母親海倫娜也已經改信基督教，所以君士坦提婭成了皇室中第二個改信基督教的人。

310年 逼前正帝岳父馬克西米安自殺
312年 米爾維安大橋之戰殺死大舅子馬克森提烏斯
325年 處死了前正帝妹夫李錫尼
326年 在獄中酷刑逼供殺死了長子克里斯普斯
同年將皇后法烏斯塔在蒸汽浴中悶死

米蘭敕令償還教會資產
允許信仰基督教的官兵，周日放假去做禮拜
捐贈皇帝資產給教會
對神職人員的特權與支持
召開尼西亞會議
建設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耶路撒冷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伯利恆聖誕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羅馬拉特朗大殿（Lateran Basilica – 12 Apostles）
君士坦丁堡的聖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中世紀流傳的《君士坦丁捐贈書》（Donation of Constantine）聲稱他把“西羅馬帝國”捐給教宗，但這其實是偽造文書（8世紀產生）。

為主教提供國家供養，如津貼和生活保障，免除神職人員一切公務和納稅的義務，專心事奉神，羅馬社會的中間階層開始大量湧入教會

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主教（260-340）在其著作《基督教教會史》中痛心地寫道：“很多人入教是為利益，而非信仰”，深刻揭示了當時的現狀。

君士坦丁只是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並未將它列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也沒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

亞流的主張
•上帝是“獨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受造物。
•上帝先創造了“道”，即基督耶穌，再藉由道創造世界。

亞他拿修的主張
•聖子為聖父在永恆中所“生”，與父雖然有別，但本質上“與父同質”，他就是上帝。

支持亞流的：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主教，尼科米底亞的優西比烏主教
支持亞他拿修的：亞歷山大主教

教會面臨分裂的局面，這是君士坦丁無法容忍的事情，於是在尼西亞召開主教大會
300主教大部分來自東方教會，10人來自西方教會

尼西亞信經：解決了聖父聖子同為神的問題.

君士坦丁建設了一個只有基督教教堂、沒有多神教神殿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公元330年5月11日，慶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工的落成典禮隆重舉行。在全力加程趕工之下，短短6年時間，至少這座城市初步具備了首都應有的外形。
如果說羅馬是多神教的羅馬帝國首都，那麼以皇帝君士坦丁之名命名、號稱“新羅馬”的君士坦丁堡，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羅馬帝國首都了。
君士坦丁認為，要重現羅馬帝國的輝煌，必須依靠新政體、新首都、新宗教來完成。當然，從這一年起，首都的所有功能，都從羅馬轉移到了君士坦丁堡。

公元337年開春，君士坦丁率領大軍離開君士坦丁堡，前往小亞細亞。因為在“四帝共治制”時期被羅馬軍隊徹底擊敗而被迫講和的波斯帝國，在事隔40年後再一次展開了反羅馬的軍事行動。
雖然君士坦丁已經65歲，但對手是波斯國王的話，還是需要他親自出馬。

但是，這時君士坦丁已經是花甲之年，加上30年來忙於爭奪皇位和專制統治，將心力全數投入權力的取得和維持中，因此積勞成疾。在亞細亞西部的尼科米底亞，他卧床不起，於5月22日過世，享年65歲。

君士坦丁的遺體沒有按照傳統進行火葬，而是直接運到君士坦丁堡，安葬在他生前修建的“聖十二使徒教堂”。

據基督教史料記載，君士坦丁臨終時，接受了亞流派尼科米底亞主教優西比烏的洗禮。

君士坦丁只是遵循當時的慣例，即將洗禮延後到臨終時舉行。這樣一來，他在做皇帝期間，即使幹了一些屬於嚴重罪惡的壞事，也還能在最後一刻通過洗禮得到赦免。

後世評價

政治層面：重新統一帝國，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使帝國權力重心東移，開啟拜占庭帝國的千年歷史。
宗教層面：承認並支持基督教，為基督教成為歐洲文明的核心信仰奠定基礎，但也從此讓教會走上了依附權力的道路。
個人層面： 因皇位繼承與宮廷鬥爭製造家族悲劇，雖然臨終才受洗，但他一生的宗教政策極大改變了教會命運；然而，他的統治也留下“利用信仰鞏固權力”的質疑。

Dongjun Jiao September 22nd,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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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出人意料的開始 – 王嵩 (信仰探討)

相傳在一世紀的時候一位外邦人遇到一位基督徒。外邦人說：我想多了解一下你們傳的這個叫基督教的新宗教。你們的神廟在哪裡？ 

基督徒回答說：我們沒有神廟。 

什麼？那你們在哪裡朝見你們的神？ 

基督徒說：我們的身體就是神的殿，聖靈住在我們每個人心裡。我們無論在哪裡，神都與我們同在。 

有意思。但你們如何獻祭呢？

我們不獻牲畜，穀物，美酒為祭。耶穌已經為我們所有人獻了祭。現在我們唯一要獻為祭的是自己的身體，生命，做神要我們做的事，成為他要我們成為的人。

嗯，太有趣了，能不能介紹我認識一下你們的祭司，我想向他多請教請教

我就是個祭司。

不，你不是祭司，你是個做小買賣的，我在市場上看見過你

基督徒回答說：你也可以成為祭司，只要你委身於基督，信靠祂。我們每個人都是神的祭司

這個對話是想象出來的，但它很生動地顯明了基督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重大不同。一世紀的基督徒正是過着這樣的信仰生活，這樣建立基督徒的團體。兩千年前，這樣的回答讓世界無比驚訝。有意思的是2000年後，基督教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但很多基督徒不再像一世紀的基督徒那樣看待這個信仰，他們更多的把教堂看作神的殿，把牧師看作神的祭司，把每周日做禮拜，十一奉獻看作對神的獻祭。總之讓基督教越來越像其他宗教。我們這學期會一起看一些基督教歷史上的人和事，有些是垂範千古的事迹，有些是不那麼光彩的篇章。我們的目的之一，借用宗教改革時期的一個口號：就是回歸本源，希望能夠和大家一起釐清在漫長的歷史中，文化，權力，人心的慾望對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塑造與侵蝕，而讓我們透過這些重新看到這個信仰的本源。

今天我們來討論基督教最初的一兩百年。這個信仰有一個出人意料的開始，凸顯了它的神秘和不尋常。

第一個出人意料：基督教是在它的創教領袖死了以後才開始的

在人類歷史上，很少有一種宗教是建立在其創始人的“失敗”之上。通常，一個宗教的誕生，需要創立者的成功、智慧或勝利：釋迦牟尼的開悟，孔子吸引大量學生，穆罕默德的政治與軍事力量。但基督教恰恰相反——它開始於一個最羞辱的死亡。在羅馬世界，十字架是最殘酷的刑罰。它保留給奴隸、叛亂者、最下賤的人。它太屈辱了，以至於羅馬公民都不許被處以十字架之刑。一個被釘十字架的人，在社會眼中不僅是罪犯，更是個人神共棄的對象。對於宗教，思想領袖來說，死亡不一定是問題，但死亡的方式是大問題。蘇格拉底也被判處了死刑，但他在朋友圍繞之下，一邊討論靈魂不朽，一邊平靜地喝下毒芹汁，揮灑自如，了無牽掛。因此，蘇格拉底的死在希臘世界被看成是“哲人殉道”，他的死強化了他愛真理勝於愛生命的高大形象。

對比之下，耶穌的死在一世紀的猶太與希臘羅馬文化圈中，幾乎是最不堪的處境。祂不是在門徒圍繞的課堂里談論崇高的理念，而是在恥辱的刑場上，被羅馬士兵戲弄、鞭打、剝去衣服，最後懸掛在十字架上。對猶太人來說，釘十字架意味着“被神咒詛”（申命記21:23 “被掛在木頭上的是神所咒詛的。”）。猶太人本來很多人因為耶穌與他們所期待的彌賽亞不同而遠離耶穌。這樣的死亡方式更是讓他們確信耶穌不是從神那裡來的，是被神棄絕的。對希臘人和羅馬人來說，十字架是奴隸和罪犯的極刑，是最下賤的死亡方式。沒有哲學家的尊嚴，沒有英雄的壯烈，只有赤裸、血污與恥辱。按常理，這樣的死亡不可能激發任何“崇敬”或“效法的心”，只會讓人對他避而遠之。在羅馬的帕拉蒂尼山出土過一個公元二世紀的塗鴉：一個人跪拜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形，但那人頭卻畫成驢頭，旁邊寫着“亞歷克薩美諾敬拜他的神”。這是當時人嘲笑基督徒的證據，認為他們拜的是一個被羞辱的“驢子神”。（驢子和馬，騾子相比是更下賤的牲畜，驢比較笨，驢代表謙卑，基督教幾乎在每個地方顛覆世界的價值觀。但中世紀教會權貴不再騎驢） 基督教很容易被嘲笑，被人dismiss，不以為然。因為它宣揚的並不是人們自然而然感興趣和追求的東西比如權力，能力，物質豐盛。這也是傳福音的難處。福音是好消息，但不是不言而喻的好消息。

然而，保羅卻宣告：“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1:23-24） 基督教從一開始傳的就是釘十字架的耶穌。這正是基督信仰出人意料的地方：耶穌的死亡並沒有成為祂運動的終點，而是成了信仰的核心，救贖盼望的關鍵。這不合情理，歷史上也沒有類似的例子，為什麼會發生？正是因為基督教信仰的另一個核心：耶穌的復活。復活使十字架不再是失敗的符號，而是得勝的起點；不再是羞辱的記號，而是榮耀的冠冕。正是從這個最羞辱的刑具，神彰顯了他智慧與能力。那些最早的基督徒因為親眼見證了耶穌的復活，生命得到完全的反轉，價值觀得到完全的更新，那些聽了他們所傳的道就相信了的人，是看到他們的與眾不同,被他們的生命生活中喜樂平安謙卑舍己說吸引，除非他們所傳的是真的，無法解釋

這就是基督教出人意料的開始：不是從榮耀走向榮耀，而是從羞辱走向榮耀；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神的拯救。這也是它特別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不是對品格完美者的獎賞，而是軟弱失敗者的盼望。十字架的信息正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神可以成就最偉大的事。被世人嘲諷的，代表屈辱的十字架成為榮耀，拯救的標誌， 

第二個出人意料：基督教的傳播背後沒有帝國的軍隊外交，反而常受政權迫害

在人類歷史中，大多數宗教或思想體系的擴張，往往依賴權力的扶持或武力的征服。埃及、巴比倫、羅馬的宗教，都與帝國的權力緊密結合；伊斯蘭的擴展也伴隨着強大的政治與軍事力量。但基督教的傳播，卻是一個完全出人意料的故事。在羅馬帝國，皇帝既是政治統治者，也是宗教領袖；祭祀國家的神明被視為忠誠的表現。基督徒拒絕參與帝國的祭祀，拒絕向凱撒焚香，結果被認為是不忠之人、危險分子，常常被排斥、甚至抓捕，處死。基督教不是藉助國家機器擴張，反而常常是國家刀劍下的受害者。更特別的是迫害成為基督教傳播的動力。當司提反殉道時，耶路撒冷的教會遭遇大逼迫，門徒分散各處（徒8:1）。但這並沒有使教會消失，反而使福音傳到猶太，撒瑪利亞，小亞西亞。當羅馬帝國以為可以用權力和武力消滅教會時，基督教反而越發擴展。特土良在二世紀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 約公元155年，士每拿主教玻利卡被捕。當羅馬官員勸他“只要說‘凱撒是主’，就能得釋放”時，他回答：“我服侍我的主八十六年，他從未虧待我，我怎能褻瀆我的王、我的救主？” 最後他被焚燒殉道。當人們看到基督徒唱着讚美詩走近斗獸場，在酷刑面前視死如歸時，很多人開始思考，他們信的這個基督如何能給他們這樣的力量。這樣的平安和盼望實在世所罕有。基督教的勝利，不是靠刀劍，而是靠見證。（澄清。西歐，北歐，中國，非洲）這是基督教傳播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一個常被排斥、受逼迫、沒有政權護航的群體，竟然成為改變歷史的力量。保羅在《哥林多後書》4:7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與佛教的比較：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興盛源於阿育王的支持，失去政權支持後佛教在印度幾乎消失。在中國，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取得成功，一大原因是它不否定當地原有的神祇，而是常常採取兼容並蓄的策略。例如在中國，佛教與道教、民間信仰發生交流和融合；在東南亞，也與當地多神崇拜並存。信條本土化。基督教向德國，北歐，英國，愛爾蘭的傳播不是在羅馬帝國的支持下）

第三個不尋常：沒有種族基礎和文化認同

在古代，宗教往往與民族、血統和地域緊密綁定。

猶太教：這是典型的民族宗教，根基在以色列民族，身份認同和律法遵守是進入群體的前提。

希臘、羅馬宗教：以城邦或帝國為單位，人們崇拜各自的守護神明。宗教與政治、文化身份捆綁在一起，生而為雅典人，就該敬拜雅典的神；生而為羅馬人，就應祭凱撒與諸神。所以在華人當中對基督徒有一個常見的批評，就是你們怎麼信洋教。可以什麼都不信，但是要信就應該信我們中國的。正是源於這樣一個宗教觀，宗教是屬於民族的

在這種語境下，一個沒有民族基礎、沒有文化傳承的宗教，通常很難有生命力。

基督教卻恰恰反其道而行：它不是一個“民族宗教”，即便源自猶太人，核心卻是對所有人的開放。耶穌復活後吩咐：“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保羅在《加拉太書》3:28 宣告：“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按常理，這樣的宗教應該在激烈的文化競爭中被邊緣化。但基督教在其後的2000年里表現出驚人的跨文化性 （跨文化但不改變核心信條）。這正是因為它的力量不在於血緣上的親和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大家來到這個信仰面前不是因為它講的特有道理，它的哲學特深奧而精妙，不是因為它的故事可以增強民族自豪感；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關乎拯救的一個好消息，基督徒對信仰或者說對這個宗教有和其它宗教傳統很不同的一點：神，宗教並不屬於某一個民族，所有的民族都屬於神。

第四個不尋常：初代沒有中央機構可以進行有效管理和經營

在古代，想要讓一個宗教或思想體系迅速傳播並維持統一，通常需要中央管理與制度化：

猶太教有耶路撒冷聖殿和祭司體制，祭祀和律法裁定由大祭司和公會統一掌控。

羅馬宗教由帝國和地方官員監管，帝國祭壇和皇帝崇拜維繫“全國一致”。

各類哲學學派（斯多亞派、伊壁鳩魯派等）都有大師和學園，傳承依賴組織化的教學中心。

沒有這種“總部”，思想往往迅速分裂，難以持久。

基督教最初卻完全沒有中央管理機構：耶路撒冷教會雖然是起點，但很快因逼迫而分散；各地教會由長老、執事牧養，本地自治，形態各異。使徒們的角色不是“中央官員”，而是巡迴的見證人和書信的作者。儘管沒有中央機構，初代教會卻保持了核心信仰的一致性。教會在安提阿、哥林多、羅馬、以弗所等城市落腳，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語言、文化與社會背景。照理說，應當出現許多彼此衝突的理解。但從《新約書信》可以看到，雖然地方教會有道德問題，但同一個福音的認信在第一世紀中被清晰地守住。（二世紀開始，教會需要回答更複雜的問題：基督的神性與人性如何關係？神與世界的關係如何？與不同哲學、宗教傳統碰撞（如諾斯替思想、希臘二元論、猶太律法主義），導致各種“混合式”信仰冒出。使徒們相繼去世。沒有了親眼見過復活基督、直接領受啟示的人，教會失去了一個天然的統一標準。因此，二世紀開始，很多人提出新的解釋和思想，爭奪“正統”的話語權。 權力開始進入教會；早期聖靈的呵護，後來發展的必要，就像父母照顧孩子）

今天我們容易以為，組織越強大，教會越有力量。但基督教的起點告訴我們，真正強大的力量不在組織當中，而是在聖靈，順服，委身當中， 這些聖經中反覆說的，我們聽起來很熟悉，但行起來有些陌生的概念。

第五個不尋常：排他性

在羅馬帝國與希臘文化中，宗教是多元並存的：

城邦有各自的守護神，帝國也承認無數地方神明。

普遍的觀念是“神越多越好”，羅馬宗教不斷把外來神明納入自己的體系，在羅馬有來自埃及的“伊希斯神廟”、波斯的“密特拉祭壇”。

多元寬容是一種政治與文化策略，為了減少衝突。

基督教卻毫不妥協地宣告：“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耶穌自己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這種絕對的獨一真神信仰，在羅馬帝國被看作危險的排他性。基督徒不願意在凱撒像前獻香，不參加地方祭祀，被視為“不敬神明”，甚至被指控為“無神論者” 按理說，在多神文化里，一個拒絕與其他宗教妥協、甚至斷言“別的神都是假的”的信仰，應該很快被孤立和消滅。

它既沒有政治庇護，也沒有文化寬容。

它得罪了帝國（因為拒絕凱撒崇拜），也得罪了地方宗教。

從社會學角度看，這樣的宗教很難存活。

但出人意料的是，正是這種排他性，反而賦予了基督教強大的吸引力和身份認同。基督徒知道自己“與世界不同”。這種界限帶來強烈的群體認同與彼此支持。彼此相愛，世人就知道是耶穌的門徒。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周圍截然不同（如拒絕棄嬰、性混亂、暴力娛樂）。這讓外人即便反感，也不得不敬佩他們的生活。

對羅馬人（很多現代人）來說，宗教不是“真理”問題，而是國富民強的工具。如果接納一個新神比排斥它更有益處，就接納，如果接納帶來很多衝突，就排斥。

對基督徒來說，神不是一種社會契約，而是真理本身。真理天然具有排他性。因此，基督徒不能像羅馬人那樣，把神當作策略工具，而必須忠於獨一的真神。

在多神的羅馬世界，基督徒的堅持顯得頑固、狹隘，既“不合群”，又帶來文化，社會，政治風險。照理說，這樣的宗教應該被邊緣化。但事實卻出人意料，基督徒形成了強烈的身份認同，寧可殉道也不妥協，反而使福音更有力量。不是排他性宣稱有力量，是對排他真理的信所發出的生命改變具有力量（他們彼此相愛，他們在迫害面前有平安，仍然寬恕；他們在瘟疫、饑荒時主動照顧病人和窮人） 真正減少衝突的不是對其它信仰的接納而是對有其它信仰的人的接納和愛。 後來的基督徒很容易接受並宣揚排他性真理，但並沒有按真理去生活，反而有了掌握真理的傲慢，這就是與初期教會的見證背道而馳了。

第六個不尋常：威脅等級社會的平等思想

羅馬帝國是一個高度等級化的社會：公民、自由民、奴隸涇渭分明，法律地位完全不同。社會的運作不像現代社會基於平等的契約，而是基於庇護-依附關係：依附人服從，侍奉，尊崇庇護人；庇護人對依附人有恩慈，憐憫，保護，提供經濟機會。羅馬人看待神明也像“庇護人”：人向神明獻祭、尊崇，神明則賜福保護。在猶太人中這種不平等同樣是根深蒂固的。猶太人的禱告。

基督教反其道而行之，保羅說：“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 在教會中，奴隸與主人一起領聖餐，婦女與男人一同禱告。在福音里，人不是通過“獻祭來換取庇護”，而是直接因信進入與神的親子關係。這是極其“出人意料”的，早期教父賈斯汀（Justin Martyr, 2世紀）描述基督徒的聚會時說：“我們不分窮人或奴隸，富人或自由人，大家同樣領受聖餐。”

在一個奴隸不能與主人同桌吃飯的社會，這是顛覆性的見證。奴隸在教會裡被稱為“弟兄”，甚至有些奴隸成為教會領袖。而且是危險的：一個信仰共同體竟然模糊、甚至否認了當時最堅固的社會界限。為什麼危險？如果奴隸在教會裡和主人平等，這思想本身就動搖了奴隸制度的合法性。這是基督教廢奴主義從始至終的呼聲“擁有神形象的弟兄怎麼可以像牲畜一樣的買賣？若婦女在基督里與男人同為一體，就衝擊了傳統父權的單向尊崇關係和家庭秩序。難怪二世紀的羅馬作家塞爾蘇斯譏諷基督徒“讓婦女和奴隸參與信仰”，認為這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

按常理，這樣的平等思想只會被視為“危險”而遭打壓。但出人意料的是，這思想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成為基督信仰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被忽視、被壓迫的人在教會裡找到了尊嚴與身份。這使福音能迅速在廣大平民、奴隸、婦女中傳播。教會因此成了“另類共同體”，見證了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天國的秩序”。在這個新型共同體中，真正的權柄不再是建立在 提供庇護的能力，而是建立在彼此服事、彼此相愛上。耶穌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初期教會的“出人意料”揭示了它的力量所在。這些令人震驚的，不和常理的獨特性使這個發源於帝國邊陲的小小運動迅速傳遍了地中海世界。但今天在許多地方，這些特質都或多或少被削弱，使基督教看起來更像“社會宗教”中的一種。

十字架更多成為文化符號，人們強調基督教讓我找到內心的平靜等等對個人的益處，弱化了“背十字架跟隨主”的真義。

初代教會在逼迫中仍然擴展，證明教會的生命力不靠權力。今天越來越多教會和基督徒熱衷政治，對權力的得失極敏感，甚至有時為了“影響力”而迎合權力，失去“在逼迫中見證”的精神。

初代教會超越民族與文化，猶太人與外邦人成為一體。今日：教會往往受制於民族、文化或階層的界限，分化為“族群教會”“文化教會”

初代教會缺乏組織能力，靠聖靈和福音保持合一。今天教會機構化、行政化，儀式化，這些改變使教會能做一些大事，但有時也會使教會變得更像企業或社團組織，

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進退失據，或者害怕得罪別人而不敢為真理做見證，或者大聲堅持真理而真的得罪別人，甚至把人推的離福音更遠

今天我們看了基督教的前一兩百年。它面臨著一連串的挑戰卻出人意料地成長起來。下周志雄會介紹早期教會經歷的最大的挑戰，命運中最出乎意料的轉折：基督教從被普通人厭棄到被普通人追捧，從被迫害的社團到擁有了帝國的軍隊和錢袋。是福是禍，可喜可憂，我們下周一起來看。

cgcm-xingyang September 1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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