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gjun Jiao – Chinese Gospel Church of Massachusetts

Dongjun Jiao December 14th, 2025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創造與進化—基要主義與科學的百年之爭。不過我們的重點不是創造與進化誰對誰錯。因為那個題目我們去年和前年已經討論過兩次了。今天作為教會歷史系列的一部分，我想探討的是教會面對現代科學與社會變遷時的回應、調整與反思。是信仰與時代的互動。

我們常常覺得今天的科技進步快得讓人眼花撩亂，難以適應。但其實19世紀的工業革命才是改變人類生活方式最深刻的一次巨變。因為近幾十年的技術革命主要影響信息的獲取和傳播，而工業革命影響的是人們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過去幾千年，絕大多數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家生產，人們的生活也圍繞着這些生產來進行，但到了19世紀末英國工人喝上了印度的茶葉和加勒比群島的朗姆酒，中國的小商販賣着美國和日本工廠生產的棉衣，人們離開農村那種一年工作一百五十天的生活，來到城市，一年工作300天，住在擁擠骯髒的街區。過去村莊里每個星期天大家都去同一間教堂，牧師不僅講道，還做醫生、教師、法官。生命中一切重大事件：生，死，婚禮，也包括生活中的一切流言蜚語，都在教堂里發生；而到了19世紀，人們擠在城市裡，忙於生計，教會再也不是生活的中心。更大意義上，一千多年來，基督信仰為西方世界提供了統一的意義的源頭——上帝創造世界，上帝掌管歷史。但當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興起後，人們開始問：自然法則似乎能解釋一切，世界真的需要“上帝”這個假設嗎？理性主義告訴人們：“凡不能被證明的，就不值得相信。” 看到這種說法，忍不住要吐槽：因為這與我們的生活完全脫節：孩子如何證明母親愛他，新娘如何證明新郎會帶給他幸福？我們如何證明朋友值得信任？我們可以把一天之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決定都記下來，然後數一數，有百分之幾的決定是你能證明是正確的？凡不能被證明的，就不值得相信。人類從來就不是這樣生活的，恰恰相反，人類一直都不是靠證明來生活，而是靠信任來生活。這句話其實不是在挑戰我們的生活觀，它從一開始就是針對宗教的。它是說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證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必須承認，它對宗教的攻擊相當有效，今天的知識分子反對宗教時都會說這句話或它的一些變化形式，其實，重科學輕宗教思潮真正的說服力不在這些哲學上的思辨，而是一個大家都看到的事實，科學技術有用而且見效快，而宗教不一定。葯吃下去，孩子的病就好了，禱告不一定這麼有效。工程師，科學家極大的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牧師往往做不到同樣的成績。整個19世紀，當這樣的事實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衝擊着人們的感官時，教會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社會的講台上，聲音開始變得微弱。

與此同時，歐洲神學界興起所謂的“高等批評” （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學者開始像研究《荷馬史詩》那樣研究聖經。他們問：
《五經》真的是摩西寫的嗎？
福音書里的神跡是不是後人加進去的？
首先用研究《荷馬史詩》的方法來研究聖經並不是一個錯誤。這些新的方法在聖經研究上有不少出色的成果。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論證了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書。因為教會歷史上一直認為馬太福音是最早的福音書。但是高等批判運動從一開始就不是用新工具來研究聖經的運動，而是用新眼光來重構聖經的運動。它主張一切關於聖經的知識都必須從科學方法而來，也必須接受科學方法的檢驗。這個原則有一點偏頗。因為它暗含了一個假設：科學方法是人類獲得可靠知識的唯一途徑和最高標準。換句話說，凡是不能被實證、被測量、被重複的，就不算是“真的”。於是，神跡被懷疑，啟示被質疑，甚至連禱告、信心、被愛這些屬靈經驗，也被當作心理幻覺看待。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學的高度有效是在一個特定的領域之內。從18世紀到今天，試圖用科學用理性重鑄道德律，構建理想社會的努力毫無例外地都失敗了。但是在19世紀，高等批評運動是信仰史上的一次地震。過去，聖經被看作上帝無誤的話語；而現在，它被當作一部古代文獻，被剖析、懷疑。這對教會是極大的震動——因為如果聖經只是人的話，那麼信仰的根基何在？

另一個巨變是在社會中，首先是教育領域。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與北美掀起了普及教育與高等學術制度化的浪潮。過去，大學多是由教會創辦、神學主導——像牛津、劍橋、哈佛、耶魯，都以培養牧師為目標。但到19世紀末，大學的核心從“神學”轉向“科學研究”。實驗室取代了禮拜堂成為知識的象徵；“教授”取代“牧師”成為社會尊敬的智者。小學中學也逐漸由國家而不是教會主辦，父母越來越無法勝任教育的任務，而在這些學校中，教育的目標不再是“認識上帝與自我”，而是“掌握自然與社會的規律”。一代代青年在新的教育體系中成長，他們尊敬科學，卻對神學冷漠；他們相信進步，卻懷疑啟示。這讓教會意識到：它已不再壟斷“真理”的語言。
工業化讓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教育開放讓她們能讀書、寫作、思考。與此同時，許多女性也成為社會改革與宣教運動的主力。十九世紀的禁酒運動、反奴隸制運動、海外宣教，很多都得到了女性組織的強力推動。許多女性開始質疑：為什麼在教會裡，她們只能聽，卻不能講？為什麼在社會裡，她們管理家庭財政遠勝男性，卻不能投票？教會第一次面對：女性是否只能是侍奉者，而不能是思想與領導的主體。
工業革命讓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出現了無數漂泊的工人階級——他們沒有家庭根基，沒有時間守主日，也負擔不起教會的捐獻。於是，傳統教會的模式——主日講道、唱詩、奉獻——在工廠區顯得格格不入。許多牧師開始發現：若要傳福音，必須要給人工作、教育、衛生、住房。這催生了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 Movement）。牧師不再只講天堂，也講工人宿舍的廁所、孩童的教育、工廠的工時。很多教會從“靈魂拯救者”，轉變為“社會改造者”。
19世紀末，印刷與報業的爆炸式增長讓知識民主化。報紙、小說、雜誌充斥市場。真理的解釋權從牧師手中流向公眾輿論。“我聽牧師說”變成“我在報紙上看到”。教會失去了話語壟斷權。這種信息的混雜，讓許多信徒陷入迷惘：到底該信誰？也讓教會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我們還與這個迅速變化的世界有關嗎？

在這樣的風暴中，教會內部出現了兩條路，兩種應對的方法。
第一條路，是“防守”。他們成為後來的“基要主義者”。他們深感時代的潮流正威脅着信仰的根基：高等批評質疑聖經的權威，達爾文進化論挑戰神的創造，自由主義神學淡化罪與救贖的概念，社會改革者只談論人類的進步與自我完善。在他們看來，這些不是無害的思想探索，而是信仰堡壘上的裂縫。
因此，他們選擇退回根本——回到那“不可談判的真理”。他們堅信：聖經是上帝的無誤話語；神跡確實發生過；在質疑面前應該更加高舉聖經，他們反對各種新派的解經方法，主張用字面含義來解讀聖經。他們覺得：若聖經的字面真實被放棄，信仰就會崩塌。所以他們寧願被譏笑，也不願妥協。他們像尼希米記里重建城牆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準備戰鬥。他們不喜歡這個眼花繚亂的新世界，想要回到從前那個單純的年代。他們不喜歡這麼多的問題和挑戰，盼望能遠離喧囂，守住純正的信仰。
然而，他們的困境在於：當他們為保守真理築起高牆時，也不自覺地隔絕了對話與同理。他們守住了邊界，卻失去了聽眾。
第二條路，是“適應”。這些人被稱作“自由神學”或“社會福音派”。他們認為，若教會只是一味抱殘守缺，終將被時代邊緣化。他們相信，上帝在創造之初就賦予人理性與良知，科學、文化與社會的進步也是上帝普遍啟示的一部分。應當擁抱而不是抗拒。他們說：聖經不是科學教科書，而是信仰的見證與道德指南；它教導我們如何愛神、愛人，而不是告訴我們宇宙的運作公式。他們主張重新解釋聖經，以適應現代人的思想框架。他們同時也關心社會的不公工業化帶來貧富懸殊、童工、酗酒、犯罪與城市貧民窟。他們說：信仰不應只談天堂的得救，也要更新地上的社會。基督徒若只談靈魂，而不關心工人遭遇的飢餓與不公，那福音就失去了愛與憐憫的本質。自由神學派與社會福音運動的目標，是讓福音“繼續有話可說”。他們希望人們看到：信仰不是古老的神話，而是能塑造現代生活的力量。但他們的風險在於：在努力“適應”的過程中，很難把握那個度，有時會淡化罪、悔改與救贖這些信仰的核心，把基督教變成了一種道德理想或社會改革方案。二戰以後，自由派教會曾經非常興盛。但七八十年代開始這些教會迅速衰退。當教會失去了超自然的神這個維度，也就失去了改變生命的特殊力量。教會需要接地氣，但也必須連於天上。不能為了吸引世界把自己變得現代而丟掉世界真正渴望的—那個超越世界的盼望。
基要主義和自由神學這兩條路，其實都出於同樣的焦慮——教會如何在現代世界中繼續發展成長？
基要派選擇“守住不變”，擔心再退一步，真理就會失守；
自由派選擇“與時俱進”，擔心若不更新，信仰就會失聲。
他們之間的衝突，或者說，它們各自與身邊世界的衝突，構成了20世紀教會的主旋律，也留下至今仍在繼續的張力。

下面我們就用進化論這個特別的例子來看一下教會對科學，社會，文化巨變的反應。
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一本改變世界的書— 物種起源。書里有一句簡單的論斷，震動了西方世界 “所有生命都是在自然選擇的機制下逐漸演化而來的。” 這個想法衝擊了教會長久以來的一個觀點：萬物都是由神直接創造的。其實，“進化”的想法在達爾文之前就已經存在。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知識界就有很多人指出地球的年齡要比教會所說的6千年長得多，生命可能是在漫長的時代中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等到高等逐步發展來的。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謨·達爾文就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但在那個時代，這樣的說法更多是一種哲學幻想或詩意猜測。人們或許覺得有趣，卻沒人能解釋——進化“如何發生”？達爾文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給出了自然選擇這個機制。這讓“進化”第一次擺脫了空想的地位，進入了可以觀察、推理、實驗、驗證的科學領域。同時它表明複雜的結構可以沒有設計，沒有目的，而通過自然選擇這個機制從隨機突變中產生出來。當時的知識界認為神存在最大的證據就是宇宙和生命的複雜性，它暗示着背後一定有一個設計者。達爾文的觀點直接動搖這一原本十分堅固的想法。12年後的1871年，達爾文又出版了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 他在書中指出人類與其他動物有共同祖先，人類的心智和道德也源於漸進的進化。這本書的衝擊就更大了。原本只有生物學家，大學生明白物種起源說的是什麼，但這本書一出，每個大學生的舅舅們也都聽說了達爾文說人是猴子變的。現在進化論挑戰的不僅是創世紀的解釋，而是在挑戰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是神的特別創造這些更基本的神學觀念了。
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以來，許多知識分子乃至普通市民，早就被工業革命帶來的“進步”思想所感染——他們相信人類在不斷前進、可以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也有很多人，他們早就不滿於傳統宗教對世界的解釋，想要衝破這個束縛，而達爾文的理論正好迎合了這種心態。為他們提供了一種“理直氣壯”的替代信仰。這其實是進化論在社會上掀起熱潮的真正原因。馬克思對恩格斯說達爾文的著作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學的基礎，階級鬥爭就是生存競爭在社會中的反映。他甚至想把《資本論》第二卷獻給達爾文（後來被達爾文婉拒）。弗洛伊德更加熱情的擁抱進化論，他認為進化論把神從生物學中趕了出去，自己更進一步，把神從人的心靈世界也趕了出去。
達爾文、馬克思、弗洛伊德代表了現代世俗思想對傳統信仰的“三大衝擊“
世界沒有上帝也能存在（科學）
社會沒有上帝也能前進（政治）
人心沒有上帝也能解釋（心理）
一百多年以後，今天的信徒對這些挑戰有了比較系統和完整的回應，如果大家有興趣，以後有時間我們可以詳細的講，簡單的說，
若沒有上帝，
世界會失去目的和意義，
社會會失去公義的根基，
人心會失去安息與方向。
但在19世紀，這些衝擊是非常巨大的。

英國是這場風暴的中心。
聖公會歷來兼具“信仰傳統”與“理性思考”的雙重特質，許多主教與神學院教授最初強烈反對進化論。他們稱達爾文的理論“危險、不敬虔、破壞道德”。他們擔心社會若接受人來自動物，道德秩序與神聖責任將被推翻。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但糟糕的後果不能成為一個理論對錯的理由。地震的後果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就說地震是不會發生的。但同時，另一批聖公會牧師與科學家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科學發現並不會威脅信仰，因為聖經告訴我們“誰創造”，科學只是揭示“如何創造”。最著名的例子是牧師兼生物學家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他在給達爾文的信中寫道：“我不覺得你的理論與信仰相衝突。上帝可以創造若干能夠自我發展演化的生命體，而不必不斷以新的創造來填補祂自己造出的空隙“ 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坦普爾（Frederick Temple），後來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認為科學是上帝的“第二本啟示錄”，自然界的規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這些開放的聲音，使英國教會沒有滑入對進化論的全面對抗，也為後來的“有神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發展埋下了種子。天主教在當時的反應相對溫和。梵蒂岡並未立即譴責達爾文，但強調“人類的靈魂直接出自上帝”。與英國相比，美國教會的反對更激烈。當進化論傳入美國時，許多教會視之為“來自歐洲的無神論毒素”。大眾媒體把問題簡化地呈現為科學與聖經的對抗。教會開始建立“創造科學”協會、出版反達爾文的小冊，形成了後來“基要主義運動”的思想根源。
1859–1900的幾十年間，教會的反應經歷了從震驚 → 分歧 → 重新定位的過程。最初的恐懼，源於擔心信仰失去權威；隨後的爭論，反映出教會內部對於“如何解讀啟示”的不同理解。有些人選擇守住字面真理，有些人選擇重新詮釋文本，也有人嘗試讓信仰與科學成為兩條平行但互補的軌道。

下載PPT

Dongjun Jiao November 9th, 2025

今天的題目是跨越大地的呼喚，我們要講幾位影響深遠的宣教士的故事。在介紹19世紀海外宣教的浪潮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18世紀末，歐洲與北美的社會和宗教狀況。
首先那是一個革命的時代。美國率先爆發了革命，建立了一個沒有國王也沒有貴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新共和國。美國獨立的官方理由，就像獨立宣言里寫的，是反抗英國的壓迫和暴政，捍衛人民的自由。但如果從實際政治與經濟層面上看，英國對北美殖民地並沒有實行特別嚴苛的壓迫。英國花費了巨大的資源在英法北美戰爭中保護北美殖民地，而殖民地的稅負遠低於英國本土，並且殖民地人民享有有高度自治。美國革命的根本動因並非忍無可忍的反抗，而是創造新世界秩序的信念與野心。北美殖民地社會沒有根深蒂固的貴族階層或教會勢力。人民有土地、有財富、有遠高於英國的教育水平，唯獨缺少構建新社會所需的政治權利。開國元勛們嘴上不講但心裡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們要做大事，完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與社會實驗。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大事。沒有血統，沒有背景的升斗小民也可以靠誠實勞動建立家園，實現夢想。做大事是那個時代的精神。但是，人人都想做大事的環境，也對教會構成了新的挑戰。當“成就偉業”成為時代的氛圍，信仰的中心就容易從敬拜與順服，轉向功效與成就。如果每個人都在追求改變世界，誰還學習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人人都想做英雄，誰還願意在禱告中安靜、在家庭中服事？時代的熱情雖讓基督徒更積極地參與社會，但也讓“榮耀神”被“成就事業”悄然取代。
其次那是一個理性的時代。人們對理性充滿了信心。他們看到科學的巨大成功，可以不用神而解釋自然界的種種奧秘，這使他們相信也能用理性來建立道德與社會秩序。他們試圖不用啟示、不靠信仰，只憑人類的理智與善意，構築一個普世的理想社會——一個沒有迷信、沒有戰爭、沒有壓迫的新世界。這個精神在法國大革命中最為明顯。但他們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理性能開山填海，卻不能馴服人心；能設計制度，卻不能醫治驕傲與貪婪。法國大革命用鮮血證明，人類若沒有超越自我的信仰，理性本身也會成為新的暴君。革命與理性這兩大趨勢也深刻的影響了教會。在歐洲，教會被看作專制體制的一部分，成為革命的對象。神跡，復活，基督的神性等核心教義被稀釋，淡化，教會越來越多的行使慈善等社會職能，而不是做為屬靈的團契。在美國，民眾的宗教情感要比歐洲深刻，但在遍地是機會，人人做大事的氛圍里，信仰有了非常多的競爭者，人們的宗教熱情也在逐漸淡薄。

但就像在教會歷史上我們反覆看到的那樣，在危機中，神也仍然在工作。在信仰日漸冷淡的18世紀，神興起了一批不安於現狀的人，為19世紀將要到來的宣教浪潮做準備。首先是衛斯理兄弟。他們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就和幾個同學組成小組，讀經、禱告、禁食、探訪囚犯、關懷窮人。他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嚴格地執行屬靈操練，凡事講求“方法”每天幾點禱告、幾點讀經；一周幾次禁食；每天反省言行、記錄靈修筆記。其他學生譏笑他們太過拘謹、形式化，便稱他們為 “Methodists”——“那些按方法生活的人”。衛斯理兄弟後來接受了這個稱號，將“Methodist”從嘲諷轉為自豪，標誌着他們有紀律的信仰生活。對他們而言，“method”不是形式主義，而是一種有規則的實踐信仰的生活方式：敬虔不是情緒衝動，來的快，去的也快，而是有計劃、重紀律的生命更新。他們這種重視個人靈修、群體監督、信仰實踐的精神，也成為後來衛理公會的特色。衛斯理兄弟走出教堂，把福音帶到工廠，礦山，街道，監獄，使平民信眾也能得到餵養。他們建立“小組”制度，重視團契生活，彼此守望與信徒關懷。大家不難想象，向紳士淑女傳福音與向礦工牧羊人傳福音需要非常不同的方法。富商和貧民在信仰實踐上面臨的挑戰也很不一樣。以前的教會把90%的精力放在10%的上等人身上，衛斯理兄弟把福音帶回到平民當中，並為他們設計了能幫助他們生命更新的新方法。不僅讓平民了解救恩，也幫他們改掉酗酒，打老婆孩子的毛病，那時工人一般從8，9歲就開始工作，一周工作六天，絕大多數平民沒機會受教育，基本都是文盲，衛理宗利用他們的小組網絡、平信徒講道員制度，在各地工人階層中開設主日學，不僅幫工人識字受教育，更成了傳福音與門訓的起點。訓練了大量平信徒教師與未來宣教士。到今天，主日學已經成了世界性的教會教育制度，而團契和小組也成了教會重要的有機組成。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運動是摩拉維亞弟兄會。他們最早是一批來自捷克的遭受宗教迫害的難民，逃到德國赫恩胡特定居時只有十來個人，後來逐漸增至約 300人左右。並開始在各地植堂。他們全盛時期在全歐洲也不過兩三千人。但是他們在18世紀差派了300多位宣教士去海外宣教。這是個非常令人驚嘆的數字。摩拉維亞弟兄會最大的特色是注重禱告。他們從1727年開始設立24小時不間斷禱告鏈，持續超過100年。成員按年齡與性別分成“兄弟會”“姐妹會”“青年團契”等，定期查經、聚會。教會成員大多是普通農民，沒受過高等教育，所以他們重視心靈經驗多於理性辯證；強調“信心行動”，少講理論，多行愛心。讓人想到國內農村和小鎮中的家庭教會。1735年，約翰·衛斯理赴美傳教失敗返英途中，在海上遇到一群摩拉維亞弟兄。在風暴中，他們鎮定唱詩、不懼死亡，深深震撼了衛斯理——他發現自己雖有神學知識，卻沒有內心確據。後來他在參加摩拉維亞人聚會中，經歷了被他稱為“心被溫暖”的悔改，由此開啟了英國信仰大復興。摩拉維亞弟兄會堅持“信心宣教”的理念——不募款、不靠政府、不依附宗派，只靠禱告與信心——直接影響了後來戴德生及其中國內地會。他們的宣教觀打破了“宣教是神職人員的專利”的觀念，證明平信徒也能被呼召到地極。摩拉維亞宣教士出發前彼此會說一句祝福語，“願羔羊得着祂受苦所配得的賞賜。”成為宣教史上最感人的信仰宣言之一。18世紀中期，當歐洲大部分教會沉迷於討論神學問題、講理性、修教堂，這些平民出身的弟兄們早已踏上了格林蘭的冰原和加勒比海島。他們沒有財富，也沒有後盾，卻靠着禱告、信心和彼此相愛，向全世界證明：宣教不是強者的特權，而是信徒的責任。他們播下的宣教的種子，到了十八世紀末，在英國的一位鞋匠心中萌芽——他的名字叫威廉·克理。他讀到摩拉維亞人的見證，深受感動，說出那句改變歷史的話：“期待神做大事，也為神嘗試大事。”

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教會普遍富裕而冷淡。海外的殖民擴張讓英國成為世界強國，但“福音的擴張”幾乎無人提起。就在這樣的環境里，神揀選了一個最平凡的人——一個鞋匠。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出身貧寒，小時候沒受過什麼教育。他一邊修鞋，一邊自學讀書。作鞋的桌子上，他擺着一本舊聖經和一張他自己手繪的世界地圖。他在地圖上標出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國家，邊工作邊禱告。他在1780年代寫下一本小冊子，書名很長，叫做——《論基督徒使用各樣方法使異教徒得救的義務》。這本書的核心思想非常簡單：“福音的命令是給每一個信徒的，誰都不能袖手旁觀。” 他呼籲成立宣教差會。許多人譏笑他，甚至一位牧師當面說：“年輕人，坐下！當上帝願意拯救異教徒時，祂自會動手，不需要你或我。”但克理沒有因此退縮。1792年，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弟兄成立了浸信會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次年，他帶着妻子和孩子，離開英國，前往印度——那是當時最遙遠、最艱難的宣教工場之一。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反對任何“擾亂當地秩序”的宣教活動，因此他是非法入境者，只能秘密登陸孟加拉附近的桑地帕爾。他沒有錢，沒有團隊，他不會當地語言，也沒有官方許可或支持；因為不能公開傳教，克理在加爾各答附近的印地戈種植園當教師、管家維生；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孟加拉語、梵文，並翻譯聖經。他的信件中寫道：“我似乎被埋在東印度的一片荒野里……若能有一個同工與我一同禱告，我將心滿意足。” 幾年後他學好孟加拉語，準備第一次公開佈道。那天他早早到河邊搭好棚子，結果一個人也沒來。太陽東升西落，他站在空地上，終於忍不住哭了。旁邊的翻譯安慰他說：“今天沒人聽，但神聽見了。”他寫信回英國說：“我們播下種子，也許百年後才開花；但若不播種，花永遠也不會有。” 宣教的生活是困苦的，有時甚至是殘酷的。克里的兒子死於熱病，妻子精神崩潰，家中一片混亂。當克里決定去印度宣教時，多蘿西並不情願——她是個普通農家女，不識字、更不懂外語，且要帶着年幼的孩子。印度炎熱、潮濕、疾病橫行；他們住在貧民區，環境骯髒。她接連失去兩個孩子，長期焦慮、孤獨，周圍沒有女性同伴或牧師長者支持。終於她開始出現幻覺與被害妄想。常大聲辱罵、甚至試圖傷人。1795年後，病情加重，被迫由專人看守；她在精神錯亂中度過餘生（1807年去世）。那個時代的信仰拓荒者們常常在婚姻和家庭上有很多掙扎。約翰·衛斯理的婚姻也非常失敗。講這些絕不是要揭偉人的隱私，也不只是要證明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人成就他的呼召，而是希望幫助大家看到：宣教不是“英雄故事”，而是“代價沉重的順服”。宣教常意味着長年離家、危險、貧困，伴侶無論是分離或同行；如果沒有同樣蒙召，矛盾幾乎必然發生。當時社會期望女性操持家務、服從丈夫；宣教士妻子既要顧家，又要參與事工，身心壓力極大。宣教士把“全然奉獻”視為屬靈美德，有時無意中忽視了“愛家人如己”的責任。當我們奉獻的時候，還是要記得，有些“我的東西”（像我的家人）is not for me to give. 所以今天的宣教一般都主張呼召必須是雙方的，要求夫妻共同確認呼召，教會/差會並要給予心理與婚姻輔導。聖經中“治理好自己的家”（提前3:5）與“往普天下去”並不矛盾。家庭中的愛、接納、犧牲，是最真實的宣教見證。沒有節制與同理，熱心可能成為傷人的火。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看到衛斯理在婚姻上失敗，卻帶來英國大復興；克理家庭破碎，卻開創現代宣教；這些生命印證了保羅的話：“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衛斯理和克里的家庭悲劇給我們留下的功課就是：熱心要有智慧，使命要有人情，順服要有同伴。
回到克里的宣教旅程，家庭的破碎讓他極度痛苦，他曾獨自坐在河邊禱告：“主啊，我不再求成功，只求不要被遺棄。”克理的宣教起點，不是榮耀的成就，而是生活的混亂與心靈的孤單。
轉機發生在1799年，一批丹麥宣教士抵達印度。他們避居在丹麥屬地塞蘭坡（Serampore），因屬丹麥管轄，英國東印度公司無權干涉。克理隨即搬入塞蘭坡，與他們組成團隊，建立了塞蘭坡宣教中心。克理是語言天才，學會多種印度語言。翻譯或監督翻譯聖經成孟加拉語、印地語、馬拉地語、旁遮普語、梵文等多種版本；塞蘭坡印刷所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印刷機構，出版聖經、教科書、詞典、新聞。1812年印刷所大火，一夜間燒毀克里二十多年的稿件與設備，他當天晚上禱告說：“神賞賜，神收取；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第二天就開始重寫稿件。後來，他們創辦塞蘭坡學院接納不同宗派、不同民族的學生；成為亞洲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倡導女性教育、識字運動；積極推動社會改革：與印度學者合作，反對“薩蒂”（寡婦殉葬）制度；呼籲廢除童婚；他也翻譯、印刷印度文學經典，以尊重本地文化的方式傳福音。克里的工作逐漸獲得各國支持，形成廣泛影響。他在印度度過 41年，從未回英國。克理早期幾乎沒有看到成果——他宣講七年，才有第一個歸主的人。但他始終堅持：“我可以不聰明、不成功，但我能堅持。他臨終前說：“當我死後，不要提我的成就，只要說：他是一個愛神的人。” 他在地上的成就也許有限，但他的信心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標誌着教會從理性到順服，從觀望到差派的轉變。

第二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大衛·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他是蘇格蘭人，出身很普通——家裡窮，十二歲就進紡織廠當織布工。但他有一股韌勁：白天織布，晚上自學。他後來考進了格拉斯哥大學，學了醫學、希臘語和神學，立志要成為一名宣教士。
一開始，他的目標其實是去中國。可是就在他要出發的時候，鴉片戰爭爆發，所有宣教計劃都被打亂。於是他轉了方向，決定前往非洲。他說：“既然中國的門暫時關上，也許神要我去另一扇門。”1841年，他抵達南非，受倫敦宣教會差派。差會原本只希望他留在邊境地區——教教書、傳傳道，不要跑太遠。但李文斯敦不是那種安於現狀的人。他很快發現，非洲的福音之門很難打開：語言不通、文化隔閡、疾病頻發、部族衝突不斷，還有殘酷的奴隸貿易。他心裡開始想：“如果人們被貧窮、戰爭和奴役困住，他們連聽福音的機會都沒有。若我能醫治他們的身體，或帶來新的道路，就能更容易接觸他們的心。”於是他決定走進內陸，去為福音找一條路。這就是他探險的開始。
在漫長的跋涉中，他不斷做筆記——記錄河流的流向、氣候、動植物、部落風俗、貿易路線，甚至奴隸販運的情形。這些資料後來引起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注意。他們為他提供地圖和儀器，資助他繼續探索。就這樣，一個原本只想傳福音的醫生，慢慢成了學術界承認的地理探險家。但李文斯敦自己從不認這個頭銜。他說：“我不是探險家，只是一個傳道人——被環境逼成了探險者。”
1855年，他發現並命名了維多利亞瀑布，首次繪出了贊比西河流域和中部非洲的水系圖。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看到的奴隸貿易的殘酷現實公開告訴歐洲人——震動了整個社會。後來他寫成一本書，叫《南非宣教旅行與研究》，一出版就在歐洲引起轟動——成了當時的暢銷書。
對李文斯敦來說，地理學不是為了榮譽，也不是為了科學，而是服事宣教的工具。他相信道路、貿易、教育和福音可以一起改變非洲。他把這個願景概括成“非洲的三C使命——Christianity（基督教）、Commerce（商業）、Civilization（文明）。”他希望非洲不再是被掠奪的土地，而是一個有尊嚴、能與世界並肩的夥伴。而他的足跡，也真的在那片大陸上，為後來的宣教士開出了一條“通往心靈的道路”。
在一次探訪部落途中，他試圖保護村民免受一頭獅子攻擊，結果被獅子撲倒，右臂嚴重骨折。雖然後來治癒，但手臂再也抬不高。他常用這隻僵硬的手對學生開玩笑說：“神讓我記得——力量不在我的臂膀，而在祂的手中。”
1866年利文斯頓出發去尋找尼羅河的源頭，然後就徹底消失了。沒有信件、沒有消息——彷彿被非洲吞沒。整整五年，歐洲各地的報紙都在猜測：“他是不是死了？”其實他沒有死，而是在貧窮和疾病中繼續他的服事。1869年聖誕節，李文斯敦獨自在帳篷中，身體虛弱、沒有食物，但他仍點燃一根蠟燭，唱起聖詩《普世歡騰》。他寫在日記里：“我在荒野中獨唱，但基督在我心裡，比千人合唱更響亮。”
直到1871年，一位年輕的記者史坦利，奉《紐約先驅報》之命，前往非洲尋找他。史坦利歷經千辛萬苦，穿越雨林、沼澤與部族領地，終於在坦桑尼亞的烏吉吉湖畔，看見一個滿臉鬍鬚、身着破舊外衣的老人——正舉着地圖與筆記本。史坦利走上前去，微微鞠躬，說出了那句後來載入史冊的話：“Dr. Livingstone, I presume?”（“李文斯敦博士，我想是您吧？”）史坦利記錄到“他身披破衣，但目光平靜如晨星。” 李文斯敦拒絕回歐洲安享晚年，他說：“我必須完成神託付我的路。”兩年後，他在贊比亞一間簡陋的小屋裡跪着禱告時安然去世。當地的僕人忠心地把他的心臟葬在非洲，把遺體送回英國。他的棺木安放在西敏寺，而墓碑上刻着一句話：“他在這裡安息，但他的心永遠在非洲。” 李文斯敦並沒有“發現非洲”，他發現的是——信仰能讓人走進未知、超越恐懼和艱險。當1870年代世界在努力尋找他時，其實是在尋找一種失落已久的精神和勇氣——那種以愛為指引的信仰的勇氣。李文斯敦點燃了非洲宣教與人道運動的熱潮。到十九世紀末，非洲幾乎所有主要地區都設立了宣教站。他也改變了歐洲公眾對非洲的看法。非洲不再只是“黑暗”“野蠻”和神秘，而是一片“被苦難籠罩的人類土地”是一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愛的鄰舍”。

第三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的一個虔誠衛理宗家庭。從幼年起，就常見父母為中國禱告——這在他心中埋下“去中國”的種子。17歲時，他到一家銀行擔任學徒，進入一個更“世俗”“更自由”的環境。周圍的年輕人追求享樂、譏諷信仰，他也開始動搖。他後來坦白說：“我那時並不否認神，只是不想要一個管我的神。”當他在靈性上遠離神的同時，他的母親一直在為他禱告。1849年有一次天，在外地探親的母親突然有強烈感動要為兒子禱告。她回憶說：“那天我關上房門，禱告了幾個小時，直到心裡忽然感到一種從神而來的確據。“主已經聽了我的禱告。我的兒子必得救。”同一天，戴德生在銀行宿舍里感到身體不適。他無聊地在書架上翻找讀物，想打發時間。無意中，他拿到一本小冊子——封面上寫着：《已成之工》（It is Finished）。這本小冊子講述的正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話：“成了。”（約翰福音19:30）他本來只是想隨便翻翻，但越讀越被吸引，最後讀到那句經文時，他心裡猛然一震。他後來回憶：“我忽然明白——基督已經完成了一切，不需要我再去‘掙扎’或‘配得’。我只要接受祂，就得了救恩。”他立刻跪下禱告，把生命交給主。他寫道：“那一刻，我的眼淚止不住。陽光照進房間，我彷彿看見天也亮了。”幾天後，他寫信告訴母親自己歸信的消息。母親回信時說：“那天我為你禱告的時刻，正是你決志的時刻。”
堅定信仰的戴德生開始自學中文、醫學與藥學，操練簡樸生活，以預備將來的艱苦環境。那時他住在倫敦簡陋的閣樓里。有一次，房東上門收房租，而他口袋裡只剩一枚銀幣。他禱告：“主啊，若這是禰的事，禰必負責。”當天夜裡，一位病人求他上門看病——病人窮得什麼也付不起。戴德生掙扎許久，最後把那枚僅有的銀幣放進那人手中。他回家後心裡平安。第二天早晨，郵差送來一封信，裡面有一枚金鎊——是十倍的房租。他後來寫道：“那天我學到：神不是我的最後一個選擇，而是我的第一個供應者。1854年戴德生受倫敦宣教會派遣，來到中國。途中遇上大風暴，船幾乎翻覆。“浪打到甲板上，水手絕望地喊叫。他心中也有恐懼，但想起主在加利利海上的一句話——‘不要怕，是我。’他就在狂風中跪下禱告。”風暴過後，他的同船乘客驚訝地說：“年輕人，你真鎮定。”戴德生回答：“不是我鎮定，而是我認識那位掌管風海的主。” 然而火一般的熱情很快就遇到了現實的冰冷。英國與中國剛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外國人在沿海城市普遍被敵視；宣教士之間教派林立、相互批評；他在街上發傳單，講道，毫無果效。他在信里寫到我來到一個不懂我語言的地方，而我也不懂他們的心。理想中的“偉大復興”根本沒有發生。而身邊的宣教士之間存在嚴重分歧：有人重翻譯，有人重教育；多數人留在通商口岸，不願冒險深入內地；生活方式偏向舒適，僱傭僕人、住洋樓。戴德生主張簡樸生活。他寫信說：“我們來傳十字架，卻住得比商人更安逸。” 1860年，他與倫敦宣教會正式脫離關係，成了無派別、無支援的自由宣教士——幾乎孤身一人。由於差會支持中斷，他完全靠信心生活，多次食不果腹。介紹戴德生的文章里都喜歡講他全憑信心的生活，而神也屢次行神跡，讓他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得到資助。這些都是事實，但神不是順豐快遞。不是你吃完最後一粒米，神就馬上差人送來一袋新的。他實際上挨過很多次餓。也患上過痢疾與熱病，數次病危；上海的外國人認為他瘋了：“一個英國年輕人，穿中國衣，住貧民屋，吃鹹菜傳教？” 他寫道：“我常在病中禱告求死，卻又被提醒：若神要我活，就要我繼續順服。” 1858年他娶了瑪麗·瓊斯，她是宣教士之女；兩人同心，但生活貧困、五個孩子先後夭折，當時正是太平天國動亂，他們常被迫搬家、避亂。有一次他們在寧波，家中還收留了幾位中國信徒，半夜外面暴民喊“燒洋鬼子屋”戴德生忙着收拾手稿、藥品和聖經。讓妻子先從後窗逃走。瑪麗懷中抱着幼兒，腳下一滑，從窗檯跳下時扭傷腳踝。她忍痛跟隨丈夫穿過黑暗的小巷，逃到城外避難。第二天清晨局勢平息，才返回被洗劫一空的住所。瑪麗的腳傷留下了後遺症，長期行走疼痛。但她從未以此埋怨，反而說：“若這點傷痕能讓我記得主的手掌，也就值得。”
但長期的過度勞累使戴德生患上失眠，缺乏同工，傳福音沒有果效使他精神幾近崩潰；1860年他回英國養病，願意是要徹底放棄。他說：“我已經儘力，卻什麼也沒成就。”在英國期間，他整理中文聖經、出版《中國的靈魂呼聲》小冊子，這讓他重新看見中國內地的屬靈需要。1865年的一天，他獨自在布萊頓海邊散步，看見海邊人潮熙來攘往，心中突然湧出強烈的感動：“他們有人傳福音，而那遙遠的中國有幾億靈魂從未聽過一次福音。”他坐在沙灘上流淚禱告：“主啊，差遣我去！差遣我去中國內地！”那天，他和妻子瑪麗分享說：“我已決意順服呼召，無論代價如何。” 他在禱告筆記上寫下願望：“願主賜我24位同工，共赴中國18省。”不久，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正式成立。核心理念是——“以信心生活，不靠募款；以各宗派聯合，不分教派。”內地會不依賴差會發固定薪水，完全靠信心；宣教士穿本地服飾、學習方言；鼓勵女性與平信徒參與；重視禱告與團體生活。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們堅持穿長袍、留辮子，學習方言、尊重中國的禮儀習俗。實踐保羅所說，我向什麼人傳就做什麼人。有的宣教士覺得他“丟臉”，連小孩都指着他笑。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一個英國水手沖他大喊：“假中國佬！”他笑着說：“我若能因此多贏得一個靈魂，這點羞辱算得了什麼？”他後來寫信給母親：“我若要傳道給中國人，就要像他們一樣生活。基督若來中國，也必穿上他們的衣服。” “若中國人必須先成為英國人才能成為基督徒，我們就傳錯了福音。”這種“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後來成為全球宣教理論的核心。1870年，他的妻子瑪麗患病去世，年僅33歲，瑪麗與克里，衛斯理的妻子們不同，她是戴德生真正的同工和靈魂的伴侶。在戴德生最失敗消沉的年代，支持鼓勵了他。戴德生在信中寫道，她去世前仍然寧靜、喜樂，不斷勸慰周圍人。“我親愛的瑪麗用她的最後氣息告訴我：‘親愛的，我們若忠心，主必看顧我們的孩子。’” 墓碑上刻着《詩篇46篇》的話：“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當地中國信徒親手立碑，稱她為：“戴夫人——敬畏上帝的女子，愛中國如己。”
她去世後，戴德生在她的墳旁靜坐良久，最後起身對同工說：“她先我而去，但神的工作不能停。” 他在信中寫道：我們共同播下的淚，將結出他日的果實。幾十年後，當他在湖南，看到一群中國信徒唱詩，他流淚說：“瑪麗沒有白死。我們的眼淚變成了他們的歌聲。”
1865年，戴德生在為中國內地會建立奔走時，講出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不會留下一條不給給中國。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部支取。不，不是為中國，而是為基督”這是他人生最真實的寫照，他後來四十年都在用生命實現它。
1905年，73歲的戴德生最後一次回到中國。他已滿頭白髮，步履蹣跚，但他堅持要“再看一次長江”。有人問：“泰勒先生，您一生為中國犧牲了這麼多，是否值得？”他於是重複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我仍願都獻給中國。那時他已經失去了妻子、同工、健康，但仍在說同樣的話——不再是宣言，而是回望：是被時間印證的信心。

這三位宣教士帶出了三個關於信心的主題：
克理：信心起於卑微——神能用平凡的人改變世界。
李文斯敦：信心行於荒野——孤單的路上也有主的同在。
戴德生：信心成於順服——不靠金錢權力，只靠那呼召人的神。

宣教的故事並不只是關於遠方的國度的一些傳奇，而是關於人心能否在軟弱與失敗中，仍然信靠那位呼召他們的神。從威廉·克理到李文斯敦到戴德生，從印度到非洲到中國，這些宣教士用生命寫下的，不是成功的傳記，而是一首首關於順服的詩歌。

下載PPT

Dongjun Jiao November 5th, 2025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十字軍：為誰而戰。多數人認為十字軍東征是基督教歷史上的一塊污漬。還有一些激進的無神論者進一步認為宗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是戰爭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十字軍，人們還會想到宗教改革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三十年戰爭，二十世紀的愛爾蘭宗教衝突等等。這讓我們有必要在討論十字軍之前，把鏡頭拉的再遠一點，仔細看一下基督教與暴力和戰爭之間的關係演變。

1. 耶穌的教導有非常強的和平主義的傾向。新約聖經最大的特點，就是召喚門徒走一條與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世界相信刀劍能解決問題，但耶穌基督卻指向一條和平之路。在登山寶訓里，耶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馬太福音5:39）祂又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5:44）對這段話有很多層面上的解釋，但不管怎麼解釋，每個人都可以看出，都會同意，耶穌不鼓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他要求我們放下報復，選擇寬恕，以善勝惡。彼得曾經拔刀要為耶穌抵擋抓捕祂的兵丁，結果耶穌立刻制止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26:52）耶穌拯救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十字架上犧牲的愛。十字架這件事就是世人選擇了暴力而耶穌選擇了和平。保羅也提醒教會：“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以弗所書6:12）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那些反對我們的人，而是影響人心的邪惡力量，那些謊言，仇恨，誘惑。信仰的真正戰場不是在兩國邊界，而是在每個人的心靈當中。所以基督徒的武器也不是刀槍，而是“公義做鎧甲”，“信心做盾牌”，“神的真理做寶劍”這是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說的。羅馬書12章更是直接說：“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12:19, 21）新約聖經給我們一個極其清晰的圖像：神的國度不是靠刀劍擴張，而是靠福音、靠愛、靠見證。耶穌基督呼召我們成為“使人和睦的人”（太5:9）。

早期的基督徒對主耶穌的教導也正是這樣理解的。在羅馬帝國的逼迫下，他們沒有舉刀反抗，而是以殉道作為榮耀的見證。著名教父特土良這樣寫道，基督徒不應當參軍，也不應當用暴力解決衝突，因為他們追隨的是那位在十字架上舍己的主。從公元100年至400年間，基督教思想家反對死刑，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反對參軍。大約在公元200年出現的一部詳細的教會手冊《希波呂陀的宗徒傳統》（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列出了那些不得接受正式信仰教導的職業，包括角鬥士、必須執行死刑的軍官，負責判處死刑的執政官，手冊似乎允許普通士兵接受教導（至少沒有被明確排除），但如果一個已經受過完整教導並受洗的基督徒“想要成為士兵，就要把他趕出去。因為他已經輕視了上帝。” 介紹一下這個正式信仰教導。它有一個專門的希臘詞語，後來成為英文 catechumenate, 也就是中文裡慕道這個詞的來源。早期教會，慕道要2-3年的時間，然後才能夠受洗成為基督徒。君士坦丁之後慕道還要3年嗎？縮短到幾個月，後來到中世紀變成嬰兒受洗，先受洗再受教育。這是一個教會運作受現實影響而發生改變的例子。它的利與弊甚至對與錯，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尼西亞大公會議（由君士坦丁本人在場主持）所制定的第十二條規章指出，那些重返軍隊的基督徒就像“一隻回到自己嘔吐物里的狗”。如果這樣的士兵再次改變心意、重新回到教會，他必須再接受三年的信仰課程。可見，在基督教的奠基文獻和最初幾個世紀的歷史中，從未有任何準備讓教會與國家暴力結合在一起。

• 但是隨着380年基督教成為國教，5世紀初，基督徒成為帝國的多數（60-70%）。帝國成了基督徒自己的國家。基督徒不許參軍已在現實中不可能。安波羅修，奧古斯丁是最早系統思考這個問題的人，他提出了“正義戰爭”的三條原則：

合法權威（Authority）
戰爭必須由合法的統治者發動，而不是私人復仇。
個人不可擅自以暴制暴。
正當理由
必須是為了抵禦侵略、保護無辜、恢復秩序。
貪慾、擴張、報復，都不是正當理由。
正當執行
善待戰俘，不羞辱對方，不過度殺傷

• 奧古斯丁強調：戰爭本身不是美善，而是罪惡世界中的“必要之惡”。沒有榮耀，是我們不能以善勝惡的失敗。奧古斯丁是個現實主義者。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從理想到現實的回歸，也可以說是信仰對現實的一種妥協。很關鍵的一點是這個現實是耶穌期待的嗎？窄門小路，信徒是小群（路12:32）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從新約文獻來看，耶穌和使徒並沒有期待基督徒成為帝國人口多數，更沒有討論“當兵打仗”這類公民責任問題。他們普遍假設教會處在邊緣，被逼迫；信徒的“戰爭”是屬靈的（弗6:12），而不是軍事性的；信仰的見證通過忍受苦難，而非行使暴力

基督教在歐洲的下一次大發展是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歐洲在一些蠻族統治之下。宣教士被差派前往愛爾蘭，英國，德國，荷蘭，丹麥，捷克，保加利亞，俄羅斯，冰島，挪威，瑞典先後完成基督化進程。福音的傳播仍然完全靠的是宣教士的服務，見證，勸說，查理曼大帝在征服薩克森地區後，強令所有人改信基督教，拆毀所有異教神龕。神父阿爾琴勸說他福音應該被傳講，洗禮和領聖餐之前需要先理解。信仰要吸引人，而不是強迫人。查理曼聽從了他的勸告，取消了強迫改教。阿爾琴的方法更慢但更有效，薩克森地區到9世紀後期才完成基督教化，但卻成為中世紀信仰的堡壘

• 從奧古斯丁到十字軍的6，7百年間，正義戰爭的神學理論沒有什麼發展，但在實踐中宗教與戰爭的聯繫更多了。查理曼大帝的擴張戰爭被描繪為為信仰而戰，得到教皇背書。捍衛教會也成了戰爭的正當動機之一。教會在一個slippery slope上慢慢下滑，然後就到了十字軍。

十字軍東征的起點是1095年的克萊蒙會議。在會上教皇烏爾班二世發表了講話。他首先描述了東方基督徒的苦難，聖地落入異教徒之手，基督徒朝聖者被劫掠，殺害，用煽動性語言激發信徒們的憤慨和同情。鼓勵騎士和普通信徒放下彼此之間的爭鬥，把武力用於對抗“異教徒”，解放聖地耶路撒冷。他還為這場運動創造了一個口號Deus vult! ——神心所願。烏爾班宣布：凡真心參與遠征的信徒，都可以獲得罪的赦免（和贖罪卷類似）。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把戰爭與屬靈功德直接掛鈎。對當時的人來說，這是極具吸引力的“天堂保證”。演說結束後，會場爆發出山呼海嘯般的吶喊：“Deus vult!（神心所願）”。眾人跪下當場許願，要為神出征，許多人在衣服上縫上紅色十字，這成為後來“crusade（十字軍）”這個稱號的來緣。這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演講之一，它對歐洲和中東的影響之大怎麼說都不過分。今天無論教會內外，對十字軍的評價都是負面的，這使得人們很容易把烏爾班二世想象成一個蠱惑人心的野心家。但平心而論，烏爾班二世身上也有富有理想和雄才大略的一面。烏爾班的伯樂，前任教皇格里高利7世也是一位歷史上很有名的教皇。他和烏爾班一脈相傳都是志在改革教會。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曾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開除出教會。逼得皇帝不得不來到教皇的城堡外負荊請罪。亨利四世在雪地中赤腳站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教皇赦免。小時候讀到這個故事覺得教皇的權力也太大了，做事也太囂張了。實際情況其實要複雜的多。格里高利教皇看到了教會的一些弊端，買賣聖職和神職人員納妾。推動改革，收回任免主教的權力和執行紀律的權力。和皇帝發生衝突。並不是教皇真的有任免皇帝的權力，亨利屈服是因為他手下的諸侯對他不服，利用這個機會想另立新君。亨利的雪地懺悔也是和教皇反覆談判，達成一致後的表演。幾年後，亨利四世平定了諸侯的叛亂，立刻發兵羅馬，教皇不得不倉皇出逃，最後在流亡中死去。亨利甚至自行立了一個新教皇克萊孟三世。烏爾班二世則得到了教會中的改革派支持於1088年被選為教皇。烏爾班終其一生都在致力革除教會中的腐敗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為了實現公義的目標，努力獲取權力，而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在信仰的很多方面compromise了。這是教會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一個爭論，目的能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所以那時候有兩個教皇。烏爾班召開克萊蒙會議時，他還不是西歐教會無爭議的領袖。因此，烏爾班二世非常需要一場大規模的宗教行動來鞏固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正統地位。另一個重要的背景：40多年前的1054年，西方與東方的教會剛剛發生了分裂。成為了今天天主教和東正教這兩大分支。其實雙方在所爭論的教義和禮儀上的分歧並不很大。這次離婚的核心衝突是人的驕傲和權力的爭鬥。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很多人都不認為這是離婚，而只是一次吵架，雙方還有複合的可能。克萊蒙會議之前，拜占庭帝國遭遇突厥人的攻擊，向西歐各國求援。烏爾班也很想利用這個機會幫助東方的基督徒而彌合教會之間的裂痕，重建普世教會。當然他絕對想不到，他所發起的十字軍運動成了東西方教會以後再也沒能複合的一大原因。

當我們討論十字軍運動的動機時，我們看到各個群體都有多方面的複雜動機。烏爾班二世想要整合西歐的基督徒力量，擴展自己的影響力，贏得與對立的教皇之間的權力鬥爭，以推進教會的改革。第二他想要解救東方的基督徒，統一普世教會，第三想調動騎士階層，減少西歐內部衝突，轉移矛盾。這些動機是正當的，但他用的方法全都是這個罪惡世界常用的方法。基督要求他的門徒走一條和世界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早把這些拋到腦後。這不奇怪。堅持效法基督，他幾乎不可能走到現在的位置。權力鬥爭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把不夠心狠手辣的人選擇掉的過程。這其實是對所有想做大事的基督徒的一個提醒。可以去嘗試去努力，但你能不能保守你的初心。到一定的時刻，基督徒要面對一個選擇，也許失敗是更好的結果。這時候你能不能守住信仰的底線而接受失敗。對於貴族來說，他們有借參與聖戰獲得罪的赦免的強烈動機。但是他們也想到聖地去獲取新封地、新財富，尤其是家中的次子，他們在歐洲長子繼承體制下，無地可分。對於騎士來說，把自己一身武藝用在捍衛信仰，解救弟兄的事業上，當然比為領主搶奪地盤有意義的多，但他們也有渴望冒險，建功立業，贏得財富的誘惑。而對於普通民眾，聖地，朝聖在他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多手工業者，關了自己的店鋪，托妻負子，去當兵，你很難用屬世的物質原因來解釋。但也有很多貧民為生活所迫，來參與冒險。十字軍就是這樣一個大雜燴，有着宗教與政治、屬靈與屬世的多重動機交織。有理想主義的層面，也有赤裸裸的黑暗現實考量。但是把這樣一股力量釋放出來，卻沒有統一有力的領導和制約，理想會逐漸模糊，而黑暗會不斷放大。

十字軍一出發，還沒有離開西歐，就已經開始了對猶太人的掠奪和殺戮。相當多的十字軍認為，家鄉附近尚有猶太教異教徒，卻要不遠萬里、跋山涉水去消滅另外一幫異教徒，實在是莫名其妙。數千猶太人遇害。很多人被逼改宗，或財產被掠奪。暴力迫害猶太人並不是教會官方的政策，以科隆大主教為首的許多基督教主教都盡其所能地保護猶太人，但是無力阻止暴民。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在軍事上是最成功的。十字軍先後攻下了尼西亞，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在聖地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家。但在攻克耶路撒冷後，十字軍進行了無差別的大規模屠殺。穆斯林躲進聖殿山上的阿克薩清真寺，但仍然沒有逃過接下來的屠殺。猶太人躲在會堂里向神禱告，被十字軍縱火燒死。連東方基督徒也有被殺戮的。這場屠殺成為三大宗教共同的集體記憶。這之後，在穆斯林眼中，十字軍乃至西方就不再只是入侵的外敵了，而是異教的野蠻人。
發動十字軍東征的烏爾班二世在耶路撒冷城破後半個月去世。那時收復耶路撒冷的消息還沒有傳到意大利。如果他聽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終於實現，以及這神跡般的成就伴隨着的駭人聽聞的暴行，不知他會在病榻上作何感想。

第一次十字軍的成功主要得益於穆斯林世界的分裂。當時阿拉伯帝國已經名存實亡，只是一個空殼，北方的土耳其和敘利亞由塞爾柱突厥控制，南方埃及由法蒂碼王朝控制，雙方互相攻擊，被十字軍各個擊破。幾十年後，穆斯林開始反擊，收復了一些被十字軍佔領的城邦，並開始威脅耶路撒冷。消息傳到歐洲，教皇於是發起了第二次東征，並請聖伯爾納多負責宣傳工作。伯爾納多是中世紀非常有名的修道院改革運動領袖，也是極其出色的靈修文學作家。他是熙篤修會的修士。熙篤會戒律森嚴，平時禁止交談，俗稱啞巴會。但伯爾納多是個口才文筆俱佳之人。他極富感染力，曾引領自己做公爵的父親和兩位兄弟捨棄家財一同修道。以至於當時有這樣的童謠“做母親的快把兒子藏起來、做妻子的快把丈夫藏起來，別等到伯爾納多來了，就感化他們去修道院“ 伯爾納多接受教皇命令後，在法國和德國多次佈道，成功點燃了公眾熱情，使王侯、騎士、平民紛紛響應。把法國國王和德國皇帝都說服了去參加十字軍。然而大軍還未出發，就又出現了迫害猶太人的事情。修士拉道夫（Radulf）等激進傳教士煽動民眾攻擊猶太人，認為“先清除身邊的異教徒，再去聖地”。伯爾納多對這種行徑大為震驚，親自前往德國干預，在科隆、美因茨等地講道，平息暴民情緒。甚至強制要求拉道夫返回修道院，終止其活動。避免了重演第一次十字軍的猶太人大屠殺。第二次十字軍雖然人數眾多但軍紀更差。經常搶劫沿路的居民。以至於拜占庭帝國的百姓都很憎恨他們。為十字軍帶路的當地嚮導故意把他們帶錯路，使很多將士餓死渴死。甚至有嚮導把他們帶進突厥人的埋伏圈，使十字軍傷亡慘重。最後幾十萬大軍圍攻大馬士革數月，徒勞無功。狼狽撤軍。

這之後，穆斯林在埃及蘇丹薩拉丁的領導下實現了統一。1187年在哈丁戰役中擊敗十字軍，隨即重新佔領耶路撒冷。哈丁戰役有個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關於真十字架。
4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聖海倫娜（Helena）據說在耶路撒冷的聖墓附近找到了耶穌受難的十字架。當時有三根木架（因與耶穌同釘的兩個強盜），傳統說法是通過一個奇蹟來辨認出哪一根是“真十字架”。之後，這根木架被切分，一部分留在耶路撒冷，部分送往君士坦丁堡、羅馬等地。隨着世紀推移，碎片被進一步分割、分贈給教會、修道院和王侯貴族。到中世紀，幾乎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有所謂“真十字架”的碎片。耶路撒冷的聖十字教堂里供奉着最大的部分，被視為耶路撒冷王國的守護聖物。哈丁戰役（1187年）耶路撒冷國王居伊（Guy de Lusignan）親自帶着“真十字架”出征，認為聖物會帶來神聖庇護。結果：十字軍在哈丁被徹底包圍、切斷水源，最終全軍潰敗。國王被俘，“真十字架”也落入薩拉丁之手，再也沒有被基督徒奪回。十字軍的“真十字架”遺物被薩拉丁繳獲。中世紀編年史提到，他把它送往大馬士革，作為勝利的象徵。對比約櫃曾顯神跡，十字架沒顯示任何神奇。之後下落不明，有人推測可能在後來蒙古入侵、馬木留克動蕩中遺失或毀壞，也可能被悄悄隱藏。當薩拉丁重占耶路撒冷時，他沒有屠城，報復而是與守軍談判，最後允許十字軍在交付贖金後自由離開。甚至沒有把交不起贖金的人賣為奴隸。這和88年前十字軍的殘暴行為相比，形成了強烈的道德反差。當地很多東方基督徒選擇留下，他們信任薩拉丁勝過信任歐洲的基督徒弟兄。這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與伊斯蘭更接近，而是歐洲基督徒對他們的歧視壓迫比薩拉丁更甚。這時候的基督徒真的是沒有什麼見證了。

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歐洲掀起軒然大波。真十字軍落入異教手中更是奇恥大辱。教皇再一次號召東征。這回英國法國德國的君主都響應號召，親率大軍前往聖地。但是此時拜占庭與西歐基督徒的關係已然惡化。拜占庭皇帝甚至暗中與薩拉丁結盟，意欲阻攔十字軍東進。密謀敗露後，雙方的不信任和敵意加深，使“基督教世界合力對抗穆斯林”的理想敘事完全破碎。德國皇帝過河時馬失前蹄，淹死了。法國國王腓力健康不佳，又與英國國王理查明爭暗鬥，不久也回國了。理查外號獅心卻是中世紀的名將，他率軍取得了對薩拉丁的一系列勝利，但最終因為兵力，補給不足，沒能收復耶路撒冷。理查最後與薩拉丁達成協議，耶路撒冷將維持在穆斯林的控制下，但也允許非武裝的基督教朝聖者和商旅來訪。
在第三次十字軍期間，理查一世一度染上熱病，身體虛弱。薩拉丁得知後，派人送去自己營地的水果和雪中保存的冰涼飲料，還派出醫生來協助治療。這件事被十字軍編年史家記載下來，成為“敵人之間互相尊敬”的象徵。對比中世紀的殘酷戰爭，這個故事凸顯了兩位領袖之間的騎士風度。另一則流傳甚廣的小故事講兩人比較武藝：薩拉丁展示他的彎刀，可以輕輕一揮就把絲綢切成兩半。理查則展示他的重劍，一擊就能把鐵盔劈開。兩人都讚歎對方武器與武藝之精妙，象徵著東西方兩種不同的騎士精神：薩拉丁代表輕巧、精準；理查代表力量、剛猛。

10年以後，教皇又發起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但這次十字軍比較缺錢。他們找上了威尼斯人，計劃借威尼斯艦隊運送大軍。十字軍沒錢支付船費，威尼斯人要求他們幫忙進攻扎拉（今克羅地亞扎達爾），一個基督徒城市。可這不是一般的僱傭軍，這是胸前畫著十字架，喊着神心所願的基督的軍隊。十字軍來到扎拉。當地人掛起畫有十字架的旗幟，提醒他們我們是弟兄。但十字軍一點沒含糊，洗劫了扎拉城。教皇聞訊大怒。寫信把全體十字軍將士開除出教。十字軍領袖沒有把信件告訴士兵。而教皇氣消了之後，撤銷了絕罰令。隨後十字軍參與了拜占庭帝國的王位爭奪戰，扶持了阿萊克修斯四世登上帝位，從而換取他曾經許諾過的豐厚報酬。但阿萊克修斯四世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拜占庭軍民也極鄙視這個靠西方人上位的年輕人。他不久就在政變中被廢除，而繼任者拒絕向十字軍付一分錢，請他們快走不送。十字軍勃然大怒，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4天後攻破城防，隨即對這座西方文明最大的城市進行了洗劫。十字軍燒毀了君士坦丁堡圖書館，許多古典作品被盜被毀。聖索菲亞大教堂也被掠奪。君士坦丁堡賽馬場里的著名青銅馬雕像被帶回了威尼斯，裝飾聖馬克大教堂。至今仍在。我很難理解教會如何會允許這個暴力犯罪的見證繼續裝飾教堂。十字軍沒有繼續去耶路撒冷，而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個短命的“拉丁帝國”（1204–1261年）當然講希臘語的當地人民非常痛恨這個外來政權。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大概是基督教2000年歷史的最低點。十字軍目標徹底偏離。東正教對西方天主教的仇恨加深，東西教會的裂痕更加不可彌合。拜占庭帝國雖然在1261年恢復，但元氣大傷，從此再難恢復昔日輝煌。教皇英諾森三世最初非常震怒，譴責十字軍攻擊同為基督徒的城市，並對參與者下達過絕罰。後來：當看到大量戰利品與聖物送回羅馬，並且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國”，他又轉而接受，並視之為羅馬教皇權威擴展到東方的機會。

理想與權力的混合極其危險
   •   十字軍原本以“解放聖地”的屬靈理想出發，但很快被權力、財富、民族利益吞沒。
   •   一旦“為神的榮耀”與“為我的利益”混合在一起，理想往往只是外衣，真正驅動的是權力和慾望。
   •   教訓：當我們試圖用權力建造“理想社會”時，要不斷問自己：for his glory or mine?
屬靈手段不能被世俗邏輯取代
   •   十字軍試圖用武力解決屬靈問題：他們把救贖和天堂與刀劍掛鈎。
   •   結果是，他們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血腥，反而讓人遠離基督。
   •   教訓：福音的擴展必須靠十字架的道，而不是靠刀劍和政治力量。
短期的勝利可能是長期的羞辱
   •   1099年，十字軍攻下耶路撒冷，自以為是“神跡”；
   •   但在伊斯蘭和猶太人的記憶中，那是“屠殺”的代名詞，直到今天仍是基督徒的羞辱。
   •   教訓：政治或軍事的短期勝利，如果違背福音精神，最終會成為歷史上的污點與負擔。
合一比擴張更重要
   •   十字軍沒有讓教會更合一，反而使東西教會的裂痕不可彌合。
   •   基督徒彼此攻伐，成了世人譏笑的把柄。
   •   教訓：如果政治追求導致肢體分裂，它就絕不是神所喜悅的復興。
真正的“理想社會”不是靠權力重建的
   •   十字軍試圖在耶路撒冷建立“神的國”，結果只是短命的十字軍國家。
   •   耶穌卻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
   •   教訓：教會的使命不是用政治實現“地上的天國”，而是見證將來要來的天國。

下載PPT

Dongjun Jiao October 5th, 2025

主後250年德修皇帝（Decius）頒令所有基督徒放棄信仰，向羅馬的神獻祭，違者初而警告，再犯就被處決。

主後300年左右，戴克里先（Diocletian）為了要有效地統一羅馬帝國，便要求所有羅馬公民持同一的信仰，基督徒也因此成為他的心頭大患，於是在主後303年，他下令將教會毀滅，基督徒只有一選擇：背棄信仰或死亡。他並下令基督徒將聖經交出來，然後焚燒。不少基督徒殉道，有躲藏的，也有背棄信仰以保性命的。

305年，戴克里先與馬克西米安退位，伽列里烏斯與君士坦提烏斯分別晉陞為東西部正帝

308年伽列里烏斯（Galerius）頒令，所有人除須向羅馬的神獻祭外，凡市上的食物一律灑上祭祀的酒，以迫使基督徒吃”祭物”或餓死

迫害的原因
基督教強調自己的獨特性，並且以自己的信仰為絕對真理，不肯與其他宗教融合或並列，這便得罪了當時要維護羅馬宗教的人，也令其他宗教的信徒憎惡。另一方面，基督徒為了分別為聖，絕不肯參與任何國家所指定的祭祀，這便引起誤會，叫人以為他們蔑視神，甚至不信神的存在。因此當時對基督徒一個嚴重的控訴是：他們是無神論者。
基督徒被認為太狂熱，他們所追求的聖潔、仁愛、和平、公義，在人看來都是一些不切實際的理想，而當基督徒不計代價地付諸實踐時，其他的人一方面暗暗佩服，但另一方面卻感到不安。例如基督徒拒絕進入羅馬盛行的競技場，觀看角斗。不少教父更批評當時羅馬人奢華逸樂的生活方式，這引起當時的人很大的不滿。當基督徒的生活與他們的生活成為一種強烈的對照，他們便感覺受到很大的威脅；所以基督徒不受歡迎。
基督徒結成一體，很容易使人懷疑他們有政治企圖或行動；而且在國家的法律以外，他們更遵守神的律，並堅持神的律才是絕對的。不少基督徒因要謹守不可殺人的命令，便堅決不拿兵器，不肯當兵，這對於以軍事立國的羅馬政府，顯然是罪大惡極的。

教會的回應：堅守信仰，絕不妥協。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會的種籽－－特土良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公元272年出生於羅馬默西亞行省
母親海倫娜是小酒店老闆的女兒
父親是西部副帝君士坦提烏斯
年輕時跟隨戴克里先在帝國東部征戰
公元305年父親升任正帝，回到父親身邊
公元306年父親猝死，被部下擁戴為帝國西部正帝，為此後18年的混戰拉開帷幕

312年春，君士坦丁率領4萬大軍，翻越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攻取了都靈，善待當地居民，這樣意大利北部各城相繼打開城門投降
312年10月，君士坦丁來到羅馬城下，馬克森提烏斯出城迎戰，在羅馬城外3公里處台伯河上的米爾維安大橋附近展開了決戰

優西比烏（約公元337年）：在《君士坦丁傳》中寫道，君士坦丁親口告訴他，大約在中午時分，他和軍隊看見太陽上方出現了一個發光的十字架，伴隨着希臘文 ἐν τούτῳ νίκα（“憑此征服”）的話語。當天夜裡，基督又在夢中向他顯現，囑咐他在戰鬥中使用這個標誌☧ Χριστός

大部分的潰逃士兵都湧向了8米寬的米爾維安大橋。不少士兵剛開始過橋就讓後頭的人推倒，活活擠死在橋旁的石欄杆上。台伯河其實並不寬，可以游泳渡河。但是士兵們身上都穿着沉重的盔甲，而在人擠人的混亂中，根本沒有辦法脫下來。全副武裝的士兵跳進河裡後，大多都沒有機會浮出水面，就葬身河底。

馬克森提烏斯也葬身台伯河底，第二天被打撈上來，斬首示眾，將馬克森提烏斯的兩個兒子也同樣斬首

元老院升其為正帝

然後出發前往米蘭和李錫尼會談，

313年春天李錫尼與君士坦丁同父異母的妹妹（君⼠坦提婭）進行了婚禮

313年6月15日君士坦丁和李錫尼聯合發布米蘭敕令，給與公民宗教自由，基督教正式走出地下，成為合法宗教。

很久以來，我們二人（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始終認為信仰自由不應受到限制，每一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信念和願望，信奉自己所選擇的宗教。因此，在我們所管轄的帝國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認，並允許他們為加深其信仰而舉辦有關儀式。然而，這種意願在法律實施時給執行者帶來了困惑和混亂，為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將此問題作明文的規定。

我們，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錫尼於米蘭相聚，共商帝國大事。我們一致認為，在所有事關萬民的大事中，首先應該作出規定，保證尊重對神的信仰。

無論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國民，個人選擇宗教信仰的權利皆應得到完全的認可。無論哪一方天神，都應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為作為統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帶來和平與繁榮。從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發，我們一致同意，我們二人屬下的所有臣民，都應該得到宗教自由的權利。

自今日起，無論是基督徒還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無條件地保留其虔誠的信仰，以及舉行相關的宗教儀式，不受任何干擾和干預。無論是何等神明，我們都期望它以至高無上之存在，普降幸福於萬民，引領帝國全體走上和平與融合之路。

以上是我們二人之決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頒布的有關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規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鎮壓基督教的諸法）一概無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無條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擾。

給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絕對自由，同樣也適用於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們認為，全面承認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於帝國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譽和尊嚴都不容遭到詆敦。

基督徒曾飽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別規定，基督徒之前被沒收的聚會祈禱的場所，必須立即予以歸還。另外，那些曾經屬於教會或者教區的資產，也即刻物歸原主。依照上述規定，對那些以拍賣方式購買了教會財產的人，在交還財產後，國家將以公平的價格補償其經濟損失。

315年在多瑙河附近的⼩鎮西巴菜（現克羅地亞東部溫科夫齊Vinkovci）。君⼠坦丁⼿下守護萊茵河防線的2萬⾼盧兵，對陣李錫尼麾下守衛多瑙河防線多年的3.5萬巴爾⼲部隊。
君士坦丁親率騎兵團衝鋒，獲得勝利。
此時，兩年前與李錫尼結婚的君士坦提婭，出來調停丈夫和兄長之間的鬥爭。可能是在12月達成和解，條件是李錫尼必須退到小亞細亞以東。君士坦丁接管多瑙河防線的精銳部隊。

316-322年君士坦丁和長子克里斯普斯分別防守多瑙河和萊茵河防線，抵擋蠻族的侵入。322年君士坦丁徹底擊敗哥特人，將4萬哥特男子編入羅馬大軍。

324年君士坦丁向李錫尼開戰，12萬vs16.5萬，在哈德良堡（現土耳其的埃迪爾內Edirne）決戰，君士坦丁依舊親率騎兵團衝鋒，大腿中箭也不後退，最終擊潰李錫尼的部隊..

李錫尼逃入拜占庭。在拜占庭外的海上，君士坦丁的長子克里斯普斯率領200艘漿帆船，利用順風衝擊李錫尼的350艘漿帆船，獲得制海權。

李錫尼逃回老巢尼科米底亞（土耳其西北部的伊茲米特 Izmit），李錫尼的妻子，君士坦丁同父異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婭，這時再一次出面調停。
李錫尼在妻子陪伴下，向君士坦丁下跪，併當面脫下了象徵帝位的紫色披風。君士坦丁拉着李錫尼的手扶他起身，並提出之前與妹妹約定好的和談條件。從今以後，李錫尼正式退位，與妻子前往帖撒羅尼迦一起過着引退生活。

第二年325年，突然有一隊士兵闖入可以眺望愛琴海的帖撒羅尼迦，聲稱李錫尼私下與哥特人聯絡，密謀反叛君士坦丁，然後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將李錫尼和少年的兒子處以死刑。

君士坦提婭後來跟君士坦丁依然關係良好，不久就改信基督教了。君士坦丁的母親海倫娜也已經改信基督教，所以君士坦提婭成了皇室中第二個改信基督教的人。

310年逼前正帝岳父馬克西米安自殺
312年米爾維安大橋之戰殺死大舅子馬克森提烏斯
325年處死了前正帝妹夫李錫尼
326年在獄中酷刑逼供殺死了長子克里斯普斯
同年將皇后法烏斯塔在蒸汽浴中悶死

米蘭敕令償還教會資產
允許信仰基督教的官兵，周日放假去做禮拜
捐贈皇帝資產給教會
對神職人員的特權與支持
召開尼西亞會議
建設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耶路撒冷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伯利恆聖誕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羅馬拉特朗大殿（Lateran Basilica – 12 Apostles）
君士坦丁堡的聖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中世紀流傳的《君士坦丁捐贈書》（Donation of Constantine）聲稱他把“西羅馬帝國”捐給教宗，但這其實是偽造文書（8世紀產生）。

為主教提供國家供養，如津貼和生活保障，免除神職人員一切公務和納稅的義務，專心事奉神，羅馬社會的中間階層開始大量湧入教會

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主教（260-340）在其著作《基督教教會史》中痛心地寫道：“很多人入教是為利益，而非信仰”，深刻揭示了當時的現狀。

君士坦丁只是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並未將它列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也沒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

亞流的主張
•上帝是“獨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受造物。
•上帝先創造了“道”，即基督耶穌，再藉由道創造世界。

亞他拿修的主張
•聖子為聖父在永恆中所“生”，與父雖然有別，但本質上“與父同質”，他就是上帝。

支持亞流的：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主教，尼科米底亞的優西比烏主教
支持亞他拿修的：亞歷山大主教

教會面臨分裂的局面，這是君士坦丁無法容忍的事情，於是在尼西亞召開主教大會
300主教大部分來自東方教會，10人來自西方教會

尼西亞信經：解決了聖父聖子同為神的問題.

君士坦丁建設了一個只有基督教教堂、沒有多神教神殿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公元330年5月11日，慶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工的落成典禮隆重舉行。在全力加程趕工之下，短短6年時間，至少這座城市初步具備了首都應有的外形。
如果說羅馬是多神教的羅馬帝國首都，那麼以皇帝君士坦丁之名命名、號稱“新羅馬”的君士坦丁堡，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羅馬帝國首都了。
君士坦丁認為，要重現羅馬帝國的輝煌，必須依靠新政體、新首都、新宗教來完成。當然，從這一年起，首都的所有功能，都從羅馬轉移到了君士坦丁堡。

公元337年開春，君士坦丁率領大軍離開君士坦丁堡，前往小亞細亞。因為在“四帝共治制”時期被羅馬軍隊徹底擊敗而被迫講和的波斯帝國，在事隔40年後再一次展開了反羅馬的軍事行動。
雖然君士坦丁已經65歲，但對手是波斯國王的話，還是需要他親自出馬。

但是，這時君士坦丁已經是花甲之年，加上30年來忙於爭奪皇位和專制統治，將心力全數投入權力的取得和維持中，因此積勞成疾。在亞細亞西部的尼科米底亞，他卧床不起，於5月22日過世，享年65歲。

君士坦丁的遺體沒有按照傳統進行火葬，而是直接運到君士坦丁堡，安葬在他生前修建的“聖十二使徒教堂”。

據基督教史料記載，君士坦丁臨終時，接受了亞流派尼科米底亞主教優西比烏的洗禮。

君士坦丁只是遵循當時的慣例，即將洗禮延後到臨終時舉行。這樣一來，他在做皇帝期間，即使幹了一些屬於嚴重罪惡的壞事，也還能在最後一刻通過洗禮得到赦免。

後世評價

政治層面：重新統一帝國，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使帝國權力重心東移，開啟拜占庭帝國的千年歷史。
宗教層面：承認並支持基督教，為基督教成為歐洲文明的核心信仰奠定基礎，但也從此讓教會走上了依附權力的道路。
個人層面：因皇位繼承與宮廷鬥爭製造家族悲劇，雖然臨終才受洗，但他一生的宗教政策極大改變了教會命運；然而，他的統治也留下“利用信仰鞏固權力”的質疑。

下載PDF

Dongjun Jiao September 22nd,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