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與進化】基要主義與科學的世紀之爭 – 王嵩 (信仰探討)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創造與進化—基要主義與科學的百年之爭。不過我們的重點不是創造與進化誰對誰錯。因為那個題目我們去年和前年已經討論過兩次了。今天作為教會歷史系列的一部分，我想探討的是教會面對現代科學與社會變遷時的回應、調整與反思。是信仰與時代的互動。

我們常常覺得今天的科技進步快得讓人眼花撩亂，難以適應。但其實19世紀的工業革命才是改變人類生活方式最深刻的一次巨變。因為近幾十年的技術革命主要影響信息的獲取和傳播，而工業革命影響的是人們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過去幾千年，絕大多數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家生產，人們的生活也圍繞着這些生產來進行，但到了19世紀末英國工人喝上了印度的茶葉和加勒比群島的朗姆酒，中國的小商販賣着美國和日本工廠生產的棉衣，人們離開農村那種一年工作一百五十天的生活，來到城市，一年工作300天，住在擁擠骯髒的街區。過去村莊里每個星期天大家都去同一間教堂，牧師不僅講道，還做醫生、教師、法官。生命中一切重大事件：生，死，婚禮，也包括生活中的一切流言蜚語，都在教堂里發生；而到了19世紀，人們擠在城市裡，忙於生計，教會再也不是生活的中心。更大意義上，一千多年來，基督信仰為西方世界提供了統一的意義的源頭——上帝創造世界，上帝掌管歷史。但當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興起後，人們開始問：自然法則似乎能解釋一切，世界真的需要“上帝”這個假設嗎？理性主義告訴人們：“凡不能被證明的，就不值得相信。” 看到這種說法，忍不住要吐槽：因為這與我們的生活完全脫節：孩子如何證明母親愛他，新娘如何證明新郎會帶給他幸福？我們如何證明朋友值得信任？我們可以把一天之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決定都記下來，然後數一數，有百分之幾的決定是你能證明是正確的？凡不能被證明的，就不值得相信。人類從來就不是這樣生活的，恰恰相反，人類一直都不是靠證明來生活，而是靠信任來生活。這句話其實不是在挑戰我們的生活觀，它從一開始就是針對宗教的。它是說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證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必須承認，它對宗教的攻擊相當有效，今天的知識分子反對宗教時都會說這句話或它的一些變化形式，其實，重科學輕宗教思潮真正的說服力不在這些哲學上的思辨，而是一個大家都看到的事實，科學技術有用而且見效快，而宗教不一定。葯吃下去，孩子的病就好了，禱告不一定這麼有效。工程師，科學家極大的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牧師往往做不到同樣的成績。整個19世紀，當這樣的事實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衝擊着人們的感官時，教會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社會的講台上，聲音開始變得微弱。

與此同時，歐洲神學界興起所謂的“高等批評” （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學者開始像研究《荷馬史詩》那樣研究聖經。他們問：
《五經》真的是摩西寫的嗎？
福音書里的神跡是不是後人加進去的？
首先用研究《荷馬史詩》的方法來研究聖經並不是一個錯誤。這些新的方法在聖經研究上有不少出色的成果。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論證了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書。因為教會歷史上一直認為馬太福音是最早的福音書。但是高等批判運動從一開始就不是用新工具來研究聖經的運動，而是用新眼光來重構聖經的運動。它主張一切關於聖經的知識都必須從科學方法而來，也必須接受科學方法的檢驗。這個原則有一點偏頗。因為它暗含了一個假設：科學方法是人類獲得可靠知識的唯一途徑和最高標準。換句話說，凡是不能被實證、被測量、被重複的，就不算是“真的”。於是，神跡被懷疑，啟示被質疑，甚至連禱告、信心、被愛這些屬靈經驗，也被當作心理幻覺看待。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學的高度有效是在一個特定的領域之內。從18世紀到今天，試圖用科學用理性重鑄道德律，構建理想社會的努力毫無例外地都失敗了。但是在19世紀，高等批評運動是信仰史上的一次地震。過去，聖經被看作上帝無誤的話語；而現在，它被當作一部古代文獻，被剖析、懷疑。這對教會是極大的震動——因為如果聖經只是人的話，那麼信仰的根基何在？

另一個巨變是在社會中，首先是教育領域。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與北美掀起了普及教育與高等學術制度化的浪潮。過去，大學多是由教會創辦、神學主導——像牛津、劍橋、哈佛、耶魯，都以培養牧師為目標。但到19世紀末，大學的核心從“神學”轉向“科學研究”。實驗室取代了禮拜堂成為知識的象徵；“教授”取代“牧師”成為社會尊敬的智者。小學中學也逐漸由國家而不是教會主辦，父母越來越無法勝任教育的任務，而在這些學校中，教育的目標不再是“認識上帝與自我”，而是“掌握自然與社會的規律”。一代代青年在新的教育體系中成長，他們尊敬科學，卻對神學冷漠；他們相信進步，卻懷疑啟示。這讓教會意識到：它已不再壟斷“真理”的語言。
工業化讓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教育開放讓她們能讀書、寫作、思考。與此同時，許多女性也成為社會改革與宣教運動的主力。十九世紀的禁酒運動、反奴隸制運動、海外宣教，很多都得到了女性組織的強力推動。許多女性開始質疑：為什麼在教會裡，她們只能聽，卻不能講？為什麼在社會裡，她們管理家庭財政遠勝男性，卻不能投票？教會第一次面對：女性是否只能是侍奉者，而不能是思想與領導的主體。
工業革命讓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出現了無數漂泊的工人階級——他們沒有家庭根基，沒有時間守主日，也負擔不起教會的捐獻。於是，傳統教會的模式——主日講道、唱詩、奉獻——在工廠區顯得格格不入。許多牧師開始發現：若要傳福音，必須要給人工作、教育、衛生、住房。這催生了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 Movement）。牧師不再只講天堂，也講工人宿舍的廁所、孩童的教育、工廠的工時。很多教會從“靈魂拯救者”，轉變為“社會改造者”。
19世紀末，印刷與報業的爆炸式增長讓知識民主化。報紙、小說、雜誌充斥市場。真理的解釋權從牧師手中流向公眾輿論。“我聽牧師說”變成“我在報紙上看到”。教會失去了話語壟斷權。這種信息的混雜，讓許多信徒陷入迷惘：到底該信誰？也讓教會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我們還與這個迅速變化的世界有關嗎？

在這樣的風暴中，教會內部出現了兩條路，兩種應對的方法。
第一條路，是“防守”。他們成為後來的“基要主義者”。他們深感時代的潮流正威脅着信仰的根基：高等批評質疑聖經的權威，達爾文進化論挑戰神的創造，自由主義神學淡化罪與救贖的概念，社會改革者只談論人類的進步與自我完善。在他們看來，這些不是無害的思想探索，而是信仰堡壘上的裂縫。
因此，他們選擇退回根本——回到那“不可談判的真理”。他們堅信：聖經是上帝的無誤話語；神跡確實發生過；在質疑面前應該更加高舉聖經，他們反對各種新派的解經方法，主張用字面含義來解讀聖經。他們覺得：若聖經的字面真實被放棄，信仰就會崩塌。所以他們寧願被譏笑，也不願妥協。他們像尼希米記里重建城牆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準備戰鬥。他們不喜歡這個眼花繚亂的新世界，想要回到從前那個單純的年代。他們不喜歡這麼多的問題和挑戰，盼望能遠離喧囂，守住純正的信仰。
然而，他們的困境在於：當他們為保守真理築起高牆時，也不自覺地隔絕了對話與同理。他們守住了邊界，卻失去了聽眾。
第二條路，是“適應”。這些人被稱作“自由神學”或“社會福音派”。 他們認為，若教會只是一味抱殘守缺，終將被時代邊緣化。他們相信，上帝在創造之初就賦予人理性與良知，科學、文化與社會的進步也是上帝普遍啟示的一部分。應當擁抱而不是抗拒。他們說：聖經不是科學教科書，而是信仰的見證與道德指南；它教導我們如何愛神、愛人，而不是告訴我們宇宙的運作公式。他們主張重新解釋聖經，以適應現代人的思想框架。他們同時也關心社會的不公工業化帶來貧富懸殊、童工、酗酒、犯罪與城市貧民窟。他們說：信仰不應只談天堂的得救，也要更新地上的社會。基督徒若只談靈魂，而不關心工人遭遇的飢餓與不公，那福音就失去了愛與憐憫的本質。自由神學派與社會福音運動的目標，是讓福音“繼續有話可說”。他們希望人們看到：信仰不是古老的神話，而是能塑造現代生活的力量。但他們的風險在於：在努力“適應”的過程中，很難把握那個度，有時會淡化罪、悔改與救贖這些信仰的核心，把基督教變成了一種道德理想或社會改革方案。二戰以後，自由派教會曾經非常興盛。但七八十年代開始這些教會迅速衰退。當教會失去了超自然的神這個維度，也就失去了改變生命的特殊力量。教會需要接地氣，但也必須連於天上。不能為了吸引世界把自己變得現代而丟掉世界真正渴望的—那個超越世界的盼望。
基要主義和自由神學這兩條路，其實都出於同樣的焦慮——教會如何在現代世界中繼續發展成長？
基要派選擇“守住不變”，擔心再退一步，真理就會失守；
自由派選擇“與時俱進”，擔心若不更新，信仰就會失聲。
他們之間的衝突，或者說，它們各自與身邊世界的衝突，構成了20世紀教會的主旋律，也留下至今仍在繼續的張力。

下面我們就用進化論這個特別的例子來看一下教會對科學，社會，文化巨變的反應。
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一本改變世界的書— 物種起源。書里有一句簡單的論斷，震動了西方世界 “所有生命都是在自然選擇的機制下逐漸演化而來的。” 這個想法衝擊了教會長久以來的一個觀點：萬物都是由神直接創造的。其實，“進化”的想法在達爾文之前就已經存在。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知識界就有很多人指出地球的年齡要比教會所說的6千年長得多，生命可能是在漫長的時代中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等到高等逐步發展來的。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謨·達爾文就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但在那個時代，這樣的說法更多是一種哲學幻想或詩意猜測。人們或許覺得有趣，卻沒人能解釋——進化“如何發生”？達爾文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給出了自然選擇這個機制。這讓“進化”第一次擺脫了空想的地位，進入了可以觀察、推理、實驗、驗證的科學領域。同時它表明複雜的結構可以沒有設計，沒有目的，而通過自然選擇這個機制從隨機突變中產生出來。當時的知識界認為神存在最大的證據就是宇宙和生命的複雜性，它暗示着背後一定有一個設計者。達爾文的觀點直接動搖這一原本十分堅固的想法。12年後的1871年，達爾文又出版了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 他在書中指出人類與其他動物有共同祖先，人類的心智和道德也源於漸進的進化。這本書的衝擊就更大了。原本只有生物學家，大學生明白物種起源說的是什麼，但這本書一出，每個大學生的舅舅們也都聽說了達爾文說人是猴子變的。現在進化論挑戰的不僅是創世紀的解釋，而是在挑戰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是神的特別創造這些更基本的神學觀念了。
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以來，許多知識分子乃至普通市民，早就被工業革命帶來的“進步”思想所感染——他們相信人類在不斷前進、可以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也有很多人，他們早就不滿於傳統宗教對世界的解釋，想要衝破這個束縛，而達爾文的理論正好迎合了這種心態。為他們提供了一種“理直氣壯”的替代信仰。這其實是進化論在社會上掀起熱潮的真正原因。馬克思對恩格斯說達爾文的著作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學的基礎，階級鬥爭就是生存競爭在社會中的反映。他甚至想把《資本論》第二卷獻給達爾文（後來被達爾文婉拒）。弗洛伊德更加熱情的擁抱進化論，他認為進化論把神從生物學中趕了出去，自己更進一步，把神從人的心靈世界也趕了出去。
達爾文、馬克思、弗洛伊德代表了現代世俗思想對傳統信仰的“三大衝擊“
世界沒有上帝也能存在（科學）
社會沒有上帝也能前進（政治）
人心沒有上帝也能解釋（心理）
一百多年以後，今天的信徒對這些挑戰有了比較系統和完整的回應，如果大家有興趣，以後有時間我們可以詳細的講，簡單的說，
若沒有上帝，
世界會失去目的和意義，
社會會失去公義的根基，
人心會失去安息與方向。
但在19世紀，這些衝擊是非常巨大的。

英國是這場風暴的中心。
聖公會歷來兼具“信仰傳統”與“理性思考”的雙重特質，許多主教與神學院教授最初強烈反對進化論。他們稱達爾文的理論“危險、不敬虔、破壞道德”。他們擔心社會若接受人來自動物，道德秩序與神聖責任將被推翻。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但糟糕的後果不能成為一個理論對錯的理由。地震的後果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就說地震是不會發生的。但同時，另一批聖公會牧師與科學家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科學發現並不會威脅信仰，因為聖經告訴我們“誰創造”，科學只是揭示“如何創造”。最著名的例子是牧師兼生物學家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他在給達爾文的信中寫道：“我不覺得你的理論與信仰相衝突。上帝可以創造若干能夠自我發展演化的生命體，而不必不斷以新的創造來填補祂自己造出的空隙“ 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坦普爾（Frederick Temple），後來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認為科學是上帝的“第二本啟示錄”，自然界的規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這些開放的聲音，使英國教會沒有滑入對進化論的全面對抗，也為後來的“有神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發展埋下了種子。天主教在當時的反應相對溫和。梵蒂岡並未立即譴責達爾文，但強調“人類的靈魂直接出自上帝”。與英國相比，美國教會的反對更激烈。當進化論傳入美國時，許多教會視之為“來自歐洲的無神論毒素”。大眾媒體把問題簡化地呈現為科學與聖經的對抗。教會開始建立“創造科學”協會、出版反達爾文的小冊，形成了後來“基要主義運動”的思想根源。
1859–1900的幾十年間，教會的反應經歷了從震驚 → 分歧 → 重新定位的過程。最初的恐懼，源於擔心信仰失去權威；隨後的爭論，反映出教會內部對於“如何解讀啟示”的不同理解。有些人選擇守住字面真理，有些人選擇重新詮釋文本，也有人嘗試讓信仰與科學成為兩條平行但互補的軌道。

Dongjun Jiao November 9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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