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有千條生命，我仍願都獻給中國” – 從威廉·克里到戴德生
今天的題目是跨越大地的呼喚，我們要講幾位影響深遠的宣教士的故事。在介紹19世紀海外宣教的浪潮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18世紀末，歐洲與北美的社會和宗教狀況。
首先那是一個革命的時代。美國率先爆發了革命，建立了一個沒有國王也沒有貴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新共和國。美國獨立的官方理由，就像獨立宣言里寫的，是反抗英國的壓迫和暴政，捍衛人民的自由。但如果從實際政治與經濟層面上看，英國對北美殖民地並沒有實行特別嚴苛的壓迫。英國花費了巨大的資源在英法北美戰爭中保護北美殖民地，而殖民地的稅負遠低於英國本土，並且殖民地人民享有有高度自治。美國革命的根本動因並非忍無可忍的反抗，而是創造新世界秩序的信念與野心。北美殖民地社會沒有根深蒂固的貴族階層或教會勢力。人民有土地、有財富、有遠高於英國的教育水平，唯獨缺少構建新社會所需的政治權利。開國元勛們嘴上不講但心裡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們要做大事，完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與社會實驗。 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大事。沒有血統，沒有背景的升斗小民也可以靠誠實勞動建立家園，實現夢想。做大事是那個時代的精神。但是，人人都想做大事的環境，也對教會構成了新的挑戰。當“成就偉業”成為時代的氛圍，信仰的中心就容易從敬拜與順服，轉向功效與成就。如果每個人都在追求改變世界，誰還學習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人人都想做英雄，誰還願意在禱告中安靜、在家庭中服事？時代的熱情雖讓基督徒更積極地參與社會，但也讓“榮耀神”被“成就事業”悄然取代。
其次那是一個理性的時代。人們對理性充滿了信心。他們看到科學的巨大成功，可以不用神而解釋自然界的種種奧秘，這使他們相信也能用理性來建立道德與社會秩序。他們試圖不用啟示、不靠信仰，只憑人類的理智與善意，構築一個普世的理想社會——一個沒有迷信、沒有戰爭、沒有壓迫的新世界。這個精神在法國大革命中最為明顯。但他們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理性能開山填海，卻不能馴服人心；能設計制度，卻不能醫治驕傲與貪婪。法國大革命用鮮血證明，人類若沒有超越自我的信仰，理性本身也會成為新的暴君。 革命與理性這兩大趨勢也深刻的影響了教會。 在歐洲，教會被看作專制體制的一部分，成為革命的對象。神跡，復活，基督的神性等核心教義被稀釋，淡化，教會越來越多的行使慈善等社會職能，而不是做為屬靈的團契。在美國，民眾的宗教情感要比歐洲深刻，但在遍地是機會，人人做大事的氛圍里，信仰有了非常多的競爭者，人們的宗教熱情也在逐漸淡薄。
但就像在教會歷史上我們反覆看到的那樣，在危機中，神也仍然在工作。在信仰日漸冷淡的18世紀，神興起了一批不安於現狀的人，為19世紀將要到來的宣教浪潮做準備。 首先是衛斯理兄弟。他們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就和幾個同學組成小組，讀經、禱告、禁食、探訪囚犯、關懷窮人。他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嚴格地執行屬靈操練，凡事講求“方法”每天幾點禱告、幾點讀經；一周幾次禁食；每天反省言行、記錄靈修筆記。其他學生譏笑他們太過拘謹、形式化，便稱他們為 “Methodists”——“那些按方法生活的人”。衛斯理兄弟後來接受了這個稱號，將“Methodist”從嘲諷轉為自豪，標誌着他們有紀律的信仰生活。對他們而言，“method”不是形式主義，而是一種有規則的實踐信仰的生活方式：敬虔不是情緒衝動，來的快，去的也快，而是有計劃、重紀律的生命更新。他們這種重視個人靈修、群體監督、信仰實踐的精神，也成為後來衛理公會的特色。衛斯理兄弟走出教堂，把福音帶到工廠，礦山，街道，監獄，使平民信眾也能得到餵養。他們建立“小組”制度，重視團契生活，彼此守望與信徒關懷。大家不難想象，向紳士淑女傳福音與向礦工牧羊人傳福音需要非常不同的方法。富商和貧民在信仰實踐上面臨的挑戰也很不一樣。以前的教會把90%的精力放在10%的上等人身上，衛斯理兄弟把福音帶回到平民當中，並為他們設計了能幫助他們生命更新的新方法。不僅讓平民了解救恩，也幫他們改掉酗酒，打老婆孩子的毛病，那時工人一般從8，9歲就開始工作，一周工作六天，絕大多數平民沒機會受教育，基本都是文盲，衛理宗利用他們的小組網絡、平信徒講道員制度，在各地工人階層中開設主日學，不僅幫工人識字受教育，更成了傳福音與門訓的起點。訓練了大量平信徒教師與未來宣教士。到今天，主日學已經成了世界性的教會教育制度，而團契和小組也成了教會重要的有機組成。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運動是摩拉維亞弟兄會。他們最早是一批來自捷克的遭受宗教迫害的難民，逃到德國赫恩胡特定居時只有十來個人，後來逐漸增至約 300人左右。並開始在各地植堂。他們全盛時期在全歐洲也不過兩三千人。但是他們在18世紀差派了300多位宣教士去海外宣教。這是個非常令人驚嘆的數字。摩拉維亞弟兄會最大的特色是注重禱告。他們從1727年開始設立24小時不間斷禱告鏈，持續超過100年。成員按年齡與性別分成“兄弟會”“姐妹會”“青年團契”等，定期查經、聚會。教會成員大多是普通農民，沒受過高等教育，所以他們重視心靈經驗多於理性辯證；強調“信心行動”，少講理論，多行愛心。讓人想到國內農村和小鎮中的家庭教會。1735年，約翰·衛斯理赴美傳教失敗返英途中，在海上遇到一群摩拉維亞弟兄。在風暴中，他們鎮定唱詩、不懼死亡，深深震撼了衛斯理——他發現自己雖有神學知識，卻沒有內心確據。後來他在參加摩拉維亞人聚會中，經歷了被他稱為“心被溫暖”的悔改，由此開啟了英國信仰大復興。摩拉維亞弟兄會堅持“信心宣教”的理念——不募款、不靠政府、不依附宗派，只靠禱告與信心——直接影響了後來戴德生及其中國內地會。他們的宣教觀打破了“宣教是神職人員的專利”的觀念，證明平信徒也能被呼召到地極。摩拉維亞宣教士出發前彼此會說一句祝福語，“願羔羊得着祂受苦所配得的賞賜。”成為宣教史上最感人的信仰宣言之一。18世紀中期，當歐洲大部分教會沉迷於討論神學問題、講理性、修教堂，這些平民出身的弟兄們早已踏上了格林蘭的冰原和加勒比海島。他們沒有財富，也沒有後盾，卻靠着禱告、信心和彼此相愛，向全世界證明：宣教不是強者的特權，而是信徒的責任。他們播下的宣教的種子，到了十八世紀末，在英國的一位鞋匠心中萌芽——他的名字叫威廉·克理。他讀到摩拉維亞人的見證，深受感動，說出那句改變歷史的話：“期待神做大事，也為神嘗試大事。”
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教會普遍富裕而冷淡。海外的殖民擴張讓英國成為世界強國，但“福音的擴張”幾乎無人提起。就在這樣的環境里，神揀選了一個最平凡的人——一個鞋匠。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出身貧寒，小時候沒受過什麼教育。他一邊修鞋，一邊自學讀書。作鞋的桌子上，他擺着一本舊聖經和一張他自己手繪的世界地圖。他在地圖上標出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國家，邊工作邊禱告。他在1780年代寫下一本小冊子，書名很長，叫做——《論基督徒使用各樣方法使異教徒得救的義務》。這本書的核心思想非常簡單：“福音的命令是給每一個信徒的，誰都不能袖手旁觀。” 他呼籲成立宣教差會。許多人譏笑他，甚至一位牧師當面說：“年輕人，坐下！當上帝願意拯救異教徒時，祂自會動手，不需要你或我。”但克理沒有因此退縮。1792年，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弟兄成立了浸信會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次年，他帶着妻子和孩子，離開英國，前往印度——那是當時最遙遠、最艱難的宣教工場之一。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反對任何“擾亂當地秩序”的宣教活動，因此他是非法入境者，只能秘密登陸孟加拉附近的桑地帕爾。他沒有錢，沒有團隊，他不會當地語言，也沒有官方許可或支持；因為不能公開傳教，克理在加爾各答附近的印地戈種植園當教師、管家維生；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孟加拉語、梵文，並翻譯聖經。他的信件中寫道：“我似乎被埋在東印度的一片荒野里……若能有一個同工與我一同禱告，我將心滿意足。” 幾年後他學好孟加拉語，準備第一次公開佈道。那天他早早到河邊搭好棚子，結果一個人也沒來。太陽東升西落，他站在空地上，終於忍不住哭了。旁邊的翻譯安慰他說：“今天沒人聽，但神聽見了。”他寫信回英國說：“我們播下種子，也許百年後才開花；但若不播種，花永遠也不會有。” 宣教的生活是困苦的，有時甚至是殘酷的。克里的兒子死於熱病，妻子精神崩潰，家中一片混亂。當克里決定去印度宣教時，多蘿西並不情願——她是個普通農家女，不識字、更不懂外語，且要帶着年幼的孩子。印度炎熱、潮濕、疾病橫行；他們住在貧民區，環境骯髒。她接連失去兩個孩子，長期焦慮、孤獨，周圍沒有女性同伴或牧師長者支持。終於她開始出現幻覺與被害妄想。常大聲辱罵、甚至試圖傷人。1795年後，病情加重，被迫由專人看守；她在精神錯亂中度過餘生（1807年去世）。那個時代的信仰拓荒者們常常在婚姻和家庭上有很多掙扎。約翰·衛斯理的婚姻也非常失敗。講這些絕不是要揭偉人的隱私，也不只是要證明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人成就他的呼召，而是希望幫助大家看到：宣教不是“英雄故事”，而是“代價沉重的順服”。宣教常意味着長年離家、危險、貧困，伴侶無論是分離或同行；如果沒有同樣蒙召，矛盾幾乎必然發生。當時社會期望女性操持家務、服從丈夫；宣教士妻子既要顧家，又要參與事工，身心壓力極大。宣教士把“全然奉獻”視為屬靈美德，有時無意中忽視了“愛家人如己”的責任。當我們奉獻的時候，還是要記得，有些“我的東西”（像我的家人）is not for me to give. 所以今天的宣教一般都主張呼召必須是雙方的，要求夫妻共同確認呼召，教會/差會並要給予心理與婚姻輔導。聖經中“治理好自己的家”（提前3:5）與“往普天下去”並不矛盾。家庭中的愛、接納、犧牲，是最真實的宣教見證。沒有節制與同理，熱心可能成為傷人的火。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看到衛斯理在婚姻上失敗，卻帶來英國大復興；克理家庭破碎，卻開創現代宣教；這些生命印證了保羅的話：“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衛斯理和克里的家庭悲劇給我們留下的功課就是：熱心要有智慧，使命要有人情，順服要有同伴。
回到克里的宣教旅程，家庭的破碎讓他極度痛苦，他曾獨自坐在河邊禱告：“主啊，我不再求成功，只求不要被遺棄。”克理的宣教起點，不是榮耀的成就，而是生活的混亂與心靈的孤單。
轉機發生在1799年，一批丹麥宣教士抵達印度。他們避居在丹麥屬地塞蘭坡（Serampore），因屬丹麥管轄，英國東印度公司無權干涉。克理隨即搬入塞蘭坡，與他們組成團隊，建立了塞蘭坡宣教中心。克理是語言天才，學會多種印度語言。翻譯或監督翻譯聖經成 孟加拉語、印地語、馬拉地語、旁遮普語、梵文等多種版本；塞蘭坡印刷所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印刷機構，出版聖經、教科書、詞典、新聞。1812年印刷所大火，一夜間燒毀克里二十多年的稿件與設備，他當天晚上禱告說：“神賞賜，神收取；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第二天就開始重寫稿件。 後來，他們創辦塞蘭坡學院接納不同宗派、不同民族的學生；成為亞洲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倡導女性教育、識字運動；積極推動社會改革：與印度學者合作，反對“薩蒂”（寡婦殉葬）制度；呼籲廢除童婚；他也翻譯、印刷印度文學經典，以尊重本地文化的方式傳福音。克里的工作逐漸獲得各國支持，形成廣泛影響。他在印度度過 41年，從未回英國。克理早期幾乎沒有看到成果——他宣講七年，才有第一個歸主的人。但他始終堅持：“我可以不聰明、不成功，但我能堅持。他臨終前說：“當我死後，不要提我的成就，只要說：他是一個愛神的人。” 他在地上的成就也許有限，但他的信心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標誌着教會從理性到順服，從觀望到差派的轉變。
第二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大衛·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他是蘇格蘭人，出身很普通——家裡窮，十二歲就進紡織廠當織布工。但他有一股韌勁：白天織布，晚上自學。他後來考進了格拉斯哥大學，學了醫學、希臘語和神學，立志要成為一名宣教士。
一開始，他的目標其實是去中國。可是就在他要出發的時候，鴉片戰爭爆發，所有宣教計劃都被打亂。於是他轉了方向，決定前往非洲。他說：“既然中國的門暫時關上，也許神要我去另一扇門。”1841年，他抵達南非，受倫敦宣教會差派。差會原本只希望他留在邊境地區——教教書、傳傳道，不要跑太遠。但李文斯敦不是那種安於現狀的人。他很快發現，非洲的福音之門很難打開：語言不通、文化隔閡、疾病頻發、部族衝突不斷，還有殘酷的奴隸貿易。他心裡開始想：“如果人們被貧窮、戰爭和奴役困住，他們連聽福音的機會都沒有。若我能醫治他們的身體，或帶來新的道路，就能更容易接觸他們的心。”於是他決定走進內陸，去為福音找一條路。這就是他探險的開始。
在漫長的跋涉中，他不斷做筆記——記錄河流的流向、氣候、動植物、部落風俗、貿易路線，甚至奴隸販運的情形。這些資料後來引起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注意。他們為他提供地圖和儀器，資助他繼續探索。就這樣，一個原本只想傳福音的醫生，慢慢成了學術界承認的地理探險家。但李文斯敦自己從不認這個頭銜。他說：“我不是探險家，只是一個傳道人——被環境逼成了探險者。”
1855年，他發現並命名了維多利亞瀑布，首次繪出了贊比西河流域和中部非洲的水系圖。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看到的奴隸貿易的殘酷現實公開告訴歐洲人——震動了整個社會。後來他寫成一本書，叫《南非宣教旅行與研究》，一出版就在歐洲引起轟動——成了當時的暢銷書。
對李文斯敦來說，地理學不是為了榮譽，也不是為了科學，而是服事宣教的工具。他相信道路、貿易、教育和福音可以一起改變非洲。 他把這個願景概括成“非洲的三C使命——Christianity（基督教）、Commerce（商業）、Civilization（文明）。”他希望非洲不再是被掠奪的土地，而是一個有尊嚴、能與世界並肩的夥伴。而他的足跡，也真的在那片大陸上，為後來的宣教士開出了一條“通往心靈的道路”。
在一次探訪部落途中，他試圖保護村民免受一頭獅子攻擊，結果被獅子撲倒，右臂嚴重骨折。雖然後來治癒，但手臂再也抬不高。他常用這隻僵硬的手對學生開玩笑說：“神讓我記得——力量不在我的臂膀，而在祂的手中。”
1866年利文斯頓出發去尋找尼羅河的源頭，然後就徹底消失了。沒有信件、沒有消息——彷彿被非洲吞沒。整整五年，歐洲各地的報紙都在猜測：“他是不是死了？”其實他沒有死，而是在貧窮和疾病中繼續他的服事。1869年聖誕節，李文斯敦獨自在帳篷中，身體虛弱、沒有食物，但他仍點燃一根蠟燭，唱起聖詩《普世歡騰》。他寫在日記里：“我在荒野中獨唱，但基督在我心裡，比千人合唱更響亮。”
直到1871年，一位年輕的記者史坦利，奉《紐約先驅報》之命，前往非洲尋找他。史坦利歷經千辛萬苦，穿越雨林、沼澤與部族領地，終於在坦桑尼亞的烏吉吉湖畔，看見一個滿臉鬍鬚、身着破舊外衣的老人——正舉着地圖與筆記本。史坦利走上前去，微微鞠躬，說出了那句後來載入史冊的話：“Dr. Livingstone, I presume?”（“李文斯敦博士，我想是您吧？”） 史坦利記錄到“他身披破衣，但目光平靜如晨星。” 李文斯敦拒絕回歐洲安享晚年，他說：“我必須完成神託付我的路。”兩年後，他在贊比亞一間簡陋的小屋裡跪着禱告時安然去世。當地的僕人忠心地把他的心臟葬在非洲，把遺體送回英國。他的棺木安放在西敏寺，而墓碑上刻着一句話：“他在這裡安息，但他的心永遠在非洲。” 李文斯敦並沒有“發現非洲”，他發現的是——信仰能讓人走進未知、超越恐懼和艱險。當1870年代世界在努力尋找他時，其實是在尋找一種失落已久的精神和勇氣——那種以愛為指引的信仰的勇氣。李文斯敦點燃了非洲宣教與人道運動的熱潮。到十九世紀末，非洲幾乎所有主要地區都設立了宣教站。他也改變了歐洲公眾對非洲的看法。非洲不再只是“黑暗”“野蠻”和神秘，而是一片“被苦難籠罩的人類土地”是一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愛的鄰舍”。
第三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的一個虔誠衛理宗家庭。從幼年起，就常見父母為中國禱告——這在他心中埋下“去中國”的種子。17歲時，他到一家銀行擔任學徒，進入一個更“世俗”“更自由”的環境。周圍的年輕人追求享樂、譏諷信仰，他也開始動搖。 他後來坦白說：“我那時並不否認神，只是不想要一個管我的神。”當他在靈性上遠離神的同時，他的母親一直在為他禱告。1849年有一次天，在外地探親的母親突然有強烈感動要為兒子禱告。她回憶說：“那天我關上房門，禱告了幾個小時，直到心裡忽然感到一種從神而來的確據。“主已經聽了我的禱告。我的兒子必得救。”同一天，戴德生在銀行宿舍里感到身體不適。他無聊地在書架上翻找讀物，想打發時間。無意中，他拿到一本小冊子——封面上寫着：《已成之工》（It is Finished）。這本小冊子講述的正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話：“成了。”（約翰福音19:30）他本來只是想隨便翻翻，但越讀越被吸引，最後讀到那句經文時，他心裡猛然一震。他後來回憶：“我忽然明白——基督已經完成了一切，不需要我再去‘掙扎’或‘配得’。我只要接受祂，就得了救恩。”他立刻跪下禱告，把生命交給主。他寫道：“那一刻，我的眼淚止不住。陽光照進房間，我彷彿看見天也亮了。”幾天後，他寫信告訴母親自己歸信的消息。母親回信時說：“那天我為你禱告的時刻，正是你決志的時刻。”
堅定信仰的戴德生開始自學中文、醫學與藥學，操練簡樸生活，以預備將來的艱苦環境。那時他住在倫敦簡陋的閣樓里。有一次，房東上門收房租，而他口袋裡只剩一枚銀幣。他禱告：“主啊，若這是禰的事，禰必負責。”當天夜裡，一位病人求他上門看病——病人窮得什麼也付不起。戴德生掙扎許久，最後把那枚僅有的銀幣放進那人手中。他回家後心裡平安。第二天早晨，郵差送來一封信，裡面有一枚金鎊——是十倍的房租。他後來寫道：“那天我學到：神不是我的最後一個選擇，而是我的第一個供應者。1854年戴德生受倫敦宣教會派遣，來到中國。途中遇上大風暴，船幾乎翻覆。“浪打到甲板上，水手絕望地喊叫。他心中也有恐懼，但想起主在加利利海上的一句話——‘不要怕，是我。’他就在狂風中跪下禱告。”風暴過後，他的同船乘客驚訝地說：“年輕人，你真鎮定。”戴德生回答：“不是我鎮定，而是我認識那位掌管風海的主。” 然而火一般的熱情很快就遇到了現實的冰冷。英國與中國剛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外國人在沿海城市普遍被敵視；宣教士之間教派林立、相互批評；他在街上發傳單，講道，毫無果效。他在信里寫到我來到一個不懂我語言的地方，而我也不懂他們的心。理想中的“偉大復興”根本沒有發生。而身邊的宣教士之間存在嚴重分歧：有人重翻譯，有人重教育；多數人留在通商口岸，不願冒險深入內地；生活方式偏向舒適，僱傭僕人、住洋樓。戴德生主張簡樸生活。他寫信說：“我們來傳十字架，卻住得比商人更安逸。” 1860年，他與倫敦宣教會正式脫離關係，成了無派別、無支援的自由宣教士——幾乎孤身一人。由於差會支持中斷，他完全靠信心生活，多次食不果腹。介紹戴德生的文章里都喜歡講他全憑信心的生活，而神也屢次行神跡，讓他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得到資助。這些都是事實，但神不是順豐快遞。不是你吃完最後一粒米，神就馬上差人送來一袋新的。他實際上挨過很多次餓。也患上過痢疾與熱病，數次病危；上海的外國人認為他瘋了：“一個英國年輕人，穿中國衣，住貧民屋，吃鹹菜傳教？” 他寫道：“我常在病中禱告求死，卻又被提醒：若神要我活，就要我繼續順服。” 1858年他娶了瑪麗·瓊斯，她是宣教士之女；兩人同心，但生活貧困、五個孩子先後夭折，當時正是太平天國動亂，他們常被迫搬家、避亂。有一次他們在寧波，家中還收留了幾位中國信徒，半夜外面暴民喊“燒洋鬼子屋”戴德生忙着收拾手稿、藥品和聖經。讓妻子先從後窗逃走。瑪麗懷中抱着幼兒，腳下一滑，從窗檯跳下時扭傷腳踝。她忍痛跟隨丈夫穿過黑暗的小巷，逃到城外避難。第二天清晨局勢平息，才返回被洗劫一空的住所。瑪麗的腳傷留下了後遺症，長期行走疼痛。但她從未以此埋怨，反而說：“若這點傷痕能讓我記得主的手掌，也就值得。”
但長期的過度勞累使戴德生患上失眠，缺乏同工，傳福音沒有果效使他精神幾近崩潰；1860年他回英國養病，願意是要徹底放棄。他說：“我已經儘力，卻什麼也沒成就。”在英國期間，他整理中文聖經、出版《中國的靈魂呼聲》小冊子，這讓他重新看見中國內地的屬靈需要。1865年的一天，他獨自在布萊頓海邊散步，看見海邊人潮熙來攘往，心中突然湧出強烈的感動：“他們有人傳福音，而那遙遠的中國有幾億靈魂從未聽過一次福音。”他坐在沙灘上流淚禱告：“主啊，差遣我去！差遣我去中國內地！”那天，他和妻子瑪麗分享說：“我已決意順服呼召，無論代價如何。” 他在禱告筆記上寫下願望：“願主賜我24位同工，共赴中國18省。”不久，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正式成立。核心理念是——“以信心生活，不靠募款；以各宗派聯合，不分教派。”內地會不依賴差會發固定薪水，完全靠信心；宣教士穿本地服飾、學習方言；鼓勵女性與平信徒參與；重視禱告與團體生活。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們堅持穿長袍、留辮子，學習方言、尊重中國的禮儀習俗。實踐保羅所說，我向什麼人傳就做什麼人。有的宣教士覺得他“丟臉”，連小孩都指着他笑。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一個英國水手沖他大喊：“假中國佬！”他笑着說：“我若能因此多贏得一個靈魂，這點羞辱算得了什麼？”他後來寫信給母親：“我若要傳道給中國人，就要像他們一樣生活。基督若來中國，也必穿上他們的衣服。” “若中國人必須先成為英國人才能成為基督徒，我們就傳錯了福音。”這種“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後來成為全球宣教理論的核心。1870年，他的妻子瑪麗患病去世，年僅33歲，瑪麗與克里，衛斯理的妻子們不同，她是戴德生真正的同工和靈魂的伴侶。在戴德生最失敗消沉的年代，支持鼓勵了他。戴德生在信中寫道，她去世前仍然寧靜、喜樂，不斷勸慰周圍人。“我親愛的瑪麗用她的最後氣息告訴我：‘親愛的，我們若忠心，主必看顧我們的孩子。’” 墓碑上刻着《詩篇46篇》的話：“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當地中國信徒親手立碑，稱她為：“戴夫人——敬畏上帝的女子，愛中國如己。”
她去世後，戴德生在她的墳旁靜坐良久，最後起身對同工說：“她先我而去，但神的工作不能停。” 他在信中寫道：我們共同播下的淚，將結出他日的果實。幾十年後，當他在湖南，看到一群中國信徒唱詩，他流淚說：“瑪麗沒有白死。我們的眼淚變成了他們的歌聲。”
1865年，戴德生在為中國內地會建立奔走時，講出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不會留下一條不給給中國。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部支取。不，不是為中國，而是為基督”這是他人生最真實的寫照，他後來四十年都在用生命實現它。
1905年，73歲的戴德生最後一次回到中國。他已滿頭白髮，步履蹣跚，但他堅持要“再看一次長江”。有人問：“泰勒先生，您一生為中國犧牲了這麼多，是否值得？”他於是重複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我仍願都獻給中國。那時他已經失去了妻子、同工、健康，但仍在說同樣的話——不再是宣言，而是回望：是被時間印證的信心。
這三位宣教士帶出了三個關於信心的主題：
克理：信心起於卑微——神能用平凡的人改變世界。
李文斯敦：信心行於荒野——孤單的路上也有主的同在。
戴德生：信心成於順服——不靠金錢權力，只靠那呼召人的神。
宣教的故事並不只是關於遠方的國度的一些傳奇，而是關於人心能否在軟弱與失敗中，仍然信靠那位呼召他們的神。從威廉·克理到李文斯敦到戴德生，從印度到非洲到中國，這些宣教士用生命寫下的，不是成功的傳記，而是一首首關於順服的詩歌。
Dongjun Jiao November 5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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