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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7

October 26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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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聲(1903—1972),原名倪述祖,籍貫福建福州。1903年生於廣東汕頭。
1916年,倪柝聲就讀於著名的福州三一學校漢英書院,接受西式教育
1919年五四運動,領導學運,被停學一年
1920年在余慈度的佈道會上立志終身奉獻,改名倪柝聲 Watchman Nee

1 父親當時在汕頭任海關官員。倪柝聲是家中的長子,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祖父是教會的牧師。
母親所生的前2個孩子都是女兒,常受重視男嗣的婆婆諷刺。再次懷孕時,就模仿撒母耳的母親哈拿的禱告,應許如果所生為男孩,就將他一生獻給神[5]。此後共生有五子,

2 福州三一學校包括漢英書院(八年制,中學和大學一、二年級,主要學科均採用英文教學),倪柝聲是名列前茅的優等生,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絕頂聰明。

3 停學一年

4 原本在信仰上不冷不熱的媽媽深受余慈度的講道所感動,不僅放棄了打麻將的嗜好,而且主動為自己曾向家人發脾氣而認罪悔改,請求家人饒恕。倪柝聲對母親的改變非常驚訝,因好奇也去聽余慈度講道,深受感動,接受了福音,整夜認罪悔改,並且立志終身奉獻。復學之後,他不顧受嘲笑,熱心向同學傳揚福音,把70名同學的名字一一記在本子上,天天代禱,到畢業時,有69人接受福音。

以後幾年間,他一面刻苦勤讀聖經,同時博覽大批基督教歷史名著,一面到隱居的英國女傳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裡求教。

 1 倪看見分門別類的宗派帶來的問題,覺得那是分裂基督的身體,於是提出脫離宗派,建立一地一會的“地方教會”(local church)

2 1923年初,王載從南京請來女傳道人李淵如開復興佈道會。幾十位青年基督徒穿上寫着‘信耶穌得救’的福音背心遊行,吸引人來參加佈道會。1個月間,聽道受感者達到幾百人,成立基督徒會堂。李淵如不久回到南京,幾年後成為倪柝聲的重要同工。

3 王載的重點是復興佈道的工作,要走個人奮興家的道路,到各地巡迴佈道,並且去上海接受美國傳教士的按立成為牧師。而倪柝聲認為工作重點在於建造地方教會,認為教會的一個罪惡是有特權階級,在天主教,這個特權階級是神父;在基督教則是牧師,他認為,信徒皆為祭司,不需要特權階級(神父,牧師)作神人間的代理人,所以他與同工都以「弟兄」互稱。

福州教會1966年文革中被關閉。現改名“馬廠街基督教堂”重新開放。

4馬來西亞

5新加坡

1 南京
李淵如(1894-1969)——1917年來到南京女子師範學校任校監,職責是將學校非基督化。當時該校音樂教師蔡蘇娟帶領200名學生中的72名學生相信耶穌,引起家長反對。李是倪柝聲在文字出版方面的重要同工,負責上海福音書房的文字編輯工作。

2 無錫
「以前我以為一個人要到老 年時才可以寫書;但那時我以為自己快要離世了,所以必須開始寫書。於是我在江蘇省無錫城租了一 個小房間,將自己關在裡面終日寫作。那時我的病開始加劇,連躺下來都不能。我寫的時候要坐在一 張高背椅子上,胸部頂住桌子,以減輕胸部疼痛。撒但對我說,你既然快要死,何不死得舒服點,何 必如此受苦?我說,是神要我這樣,你退去吧!經過了四個月,我寫完了三卷《屬靈人》,在寫作期間, 不知流了多少血汗和眼淚;在生命無可指望中,神的恩典都將我帶領過去。每次寫作後,我都對自己 說,這是我對教會最後的見證。雖然是在百般的艱苦中寫作,但我覺得神對我非常親近。

3 上海
1927年底,倪柝聲、李淵如、汪佩真和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祝康寧共4人,在新閘路944弄賡慶里(今泰興路口東側)汪佩真住所舉行上海地方教會的第一次擘餅聚會。

汪佩真(1899-1971)——1921年從金陵女子神學院畢業之後,開始到中國各省講道。她的傳講很有能力,廣受歡迎,號稱中國的女司布真。1925年,她到煙台傳福音,李常受因而得救。汪是倪柝聲的另一重要同工,負責姊妹工作和青年學生的福音工作。

1928年1月,他們在哈同路文德里(今銅仁路240弄),租賃了一幢石庫門房屋,作為聚會場所。又租下26號作為單身女同工的住所,汪佩真,李淵如等長期住在此處。

4 神跡
那一天我禁食,是由早晨起到下午三時,同時,在上海的同工們,也在李淵如姊妹家,為我迫 切禱告。我向神禱告,求祂給我信心,祂就給我話語,是我一生不會忘記的。第一句:是羅馬書一章 十七節,義人必因信而活;第二句:是哥林多後書一章二十四節,憑信而立(因為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第三句是哥林多後書五章七節,因信而行(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眼見)。

我就不顧一切,穿上我一百七十六天未穿過的衣服。我下床要站立起來,出了很多汗,好像被雨淋透。 撒但對我說,你連坐都不能,還想站立起來?我說,是神叫我站立。我就站起來,全身又出冷汗,幾 乎倒下去。我一直說,憑信而立,憑信而立!我就走去拿褲子和襪子來穿,穿好了,我就坐下。一坐 下,神的話又來了,叫我不只憑信而立,還要因信而行。我覺得我能起床,並走幾步去拿褲子和襪子來穿,已經是了不得了,我怎能希望再行走呢?我就問神,你要我往哪裡去?神說,你下樓梯到二百十五號李淵如姊妹的家裡去。那裡有一班弟兄姊妹,為你的病已經禁食了兩三天。

當我站在樓梯頂的時候,我看那是我一生所看見最高的 一道樓梯。我對神說,你叫我走,我縱使死了,我也要走。但我接着對主說,主啊!我走不動,求你 用手扶着我走。我扶着欄杆,一階一階地走下去。我的全身又冒出冷汗,我一面走,一面喊着說,因 信而行,因信而行!我每走下一階,我都禱告說,主啊!是你叫我能走!在信心中,我似乎是與主手 拉着手,直走完了那二十五階的樓梯。下到樓梯底時,我覺得很有力量,就快步跑到後門,開了門, 一直向李淵如姊妹的家中走去。我對主說,從今以後,我因信而活着,不再是個躺着的病人了。我就 像彼得在使徒行傳十二章里那樣地叩門,只是沒有羅大出來應門。門一開,我走進去,七、八個弟兄 姊妹注視着我,不出聲,也不動。大家安靜坐着,約有一小時,如同神出現在人間。我也坐在那裡, 心中滿了感謝和讚美。以後我就作見證,向他們述說我蒙醫治的經過。大家靈里暢快喜樂,高聲讚美 神奇妙的作為。」

1 倪年輕時愛上了倪家三代世交張汝舟的三女兒張品蕙(1902-1971)。在倪柝聲得救之後,就儘力地向張品蕙傳福音,張卻取笑他,這使倪柝聲感到很沮喪。儘管如此,在他心的深處,他仍無法放下她,
1922年倪柝聲到上海,受邀在宣道會守真堂作見證,張家都在四川北路守真堂聚會,他不能像詩人所說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那天,倪柝聲雖然硬着頭皮,上講台講了一篇道,但是他不曉得自己講的是什麼。整整一星期,倪柝聲和神掙扎,他對張品蕙的愛慕,成為他被聖靈充滿的攔阻。 一星期後,倪柝聲以沉重的心情求神改變祂的心意,允許他繼續愛慕仍未信主的女朋友,他向神許了許多願:願意去西藏傳福音;但是神堅持祂的要求,於是倪柝聲求基督的愛充滿他,他願意放下他心愛的人。 幾天後,基督的愛摸着了倪柝聲,他寫下《主愛長闊高深》,其中一段說:

你是我的安慰, 我的恩主耶穌! 除你之外在天何歸? 在地何所愛慕?
反對、艱苦、飄零, 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你愛情, 繞我靈、魂、身體。

2 張去北京上大學
1934年張開始參加文德里的聚,此時,倪柝聲認定,他為主的緣故所放下的,神重新賜給他作配偶。正如腓利門書十五節所說的,他暫時離開你,或者叫你永遠得着他。
但張品蕙的姑母張美珍,把張品蕙從小撫養大,有意將張品蕙許配給有名望、有財富、有地位的人。所以倪柝聲雖然對張品蕙有感情,為了不拂逆張美珍的意思,一直拖延這樁婚事。

3 1934年10月倪在杭州帶領特別聚會,當知道母親決定在聚會結束後為他舉行婚禮時,倪柝聲大吃一驚。他深知在張美珍的反對下,一旦與張品蕙結婚,一定會掀起軒然大波,他於是打算一領完聚會,就逃婚。
被同工嚴詞警告,倪不得不接受環境的安排,舉行了婚禮。

4 回到上海後,張美珍在上海最大的報紙《申報》,連續一星期刊登啟示從各方面徹底毀謗倪柝聲,她又在眾信徒之間廣泛派發單張,破壞倪柝聲的名譽,

“這 個 窮 傳 道 人 竟 敢 將 她 寵 愛 的 品 蕙 拐 走 ? 這 樣 一 位 教 養 非 凡 的 青 春 淑 女 , 他 以 後 養 得 起 嗎 , 有 能 力 寵 愛 嗎 ? 就算辦得到, 也一定是依靠了外國金援。”

使倪柝聲精神上深受打擊, 他被迫攜帶新婚的妻子,遠離上海,後來倪就和幾位弟兄駕車,從浙江、江西、湖南,往廣西去了。 因 為 結 婚 所 遭 到 的 毀 謗 , 反 倒 促 成 了 倪 氏 在 中 國 西 南 方 的 工 作 , 真 是 神 奇 妙 的 作 為 。

在全國兩百位同工中,差不多有四十位是由他直接照顧。

1 李常受領會
2 重新出山
3 福州教會的大復興, 信徒人數從150人擴增到1,400人以上,倪柝聲將倪家在福州的三處房產全部奉獻出來給福州教會使用

4 1948年4月20-21日,倪柝聲向同工們交代了他經營生化藥廠的原委:
「我當年目睹 同工們的家庭,經濟困難,營養不良。有些同工的孩子不能上學,肚子餓,在家裡哭。有許多同工因 患肺病而逝世
我們同工中的寡婦。。。有二十多位。這些姊妹的丈夫活着的時候,是拋棄自 己的地位,辭掉自己的職業,但他們死了以後,都被人忘記了。
當時我辦生化藥廠的時候,我的情形就宛如一個寡婦,帶着幾個 孩子,盼望養活他們,但是養活他們的盼望不幸落空,因此寡婦就改嫁了。遇了一些日子,連孩子都 沒有了。
我看着一個一個同工的去世,我裡面生氣;也許我作了許多的錯事,但是神知道我為什麼緣故這樣作。」說到這裡,倪柝聲一面講,一面哭,眾人也當場哭出來,會場里一片哭聲。

倪柝聲當天就把上海生化藥廠的管理權交出來,「我八 年的工夫在弟兄姊妹面前抬不起頭來,難道我今天不能說一句:我也擺上了。」
這時他對年青的弟兄姊妹說,奉獻一切,才能專心事奉神。 倪柝聲既然與同工們言歸於好,也就與同工們一起配搭事奉。
上海教會的大復興人數從幾百人擴增到數千人,其中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佔三分之一。於是信徒踴躍奉獻,建造了南陽路145號聚會所(後來的靜安體育館),可容納3,000人,但擠滿了4000人,於是又在虹口的虯江路買了一個會所,可容一千人。

5 這次上海同工聚會又決定,進行同工培訓。倪柝聲用經營中國生化製藥廠的收入買下了福州鼓嶺的二十餘棟房子,拿來作執事之家,以便培訓同工。執事之家於是又稱鼓嶺同工訓練班。
1948年和1949年的夏季,倪柝聲在鼓嶺,舉辦了兩期同工長老訓練。在倪柝聲的一生中,他在鼓嶺對同工的兩次培訓是他事奉的高峰。
同工回憶: 「倪柝聲弟兄在鼓嶺,一天三次,每次兩、三個鐘頭交通,連說了四個月,哪裡來的豐富和力量?我 們想也想不來。
但是看到生命的能力,吞滅了人的軟弱,我們的靈、魂、體,都蒙了恩,就不能不俯伏敬拜神。。。那些日子,天與地是連在一起的。」
陳則信的回憶:「他所釋放的亮光是過去聞所未聞的。話語的能力有如利刃扎人心坎!聽完信息在禱告時,常有多人 流淚痛哭!
有好幾次他講完了道,全堂幾乎都仆倒哀痛着禱告,其情形宛如五旬節的再臨,聖靈同在是如此明顯,真像大風吹過能感覺得到一般!參加那次訓練的人,實在是太蒙恩了!」

6 香港復興

經過鼓嶺訓練之後,全國各地教會普遍大復興。在北方,張子潔帶領的青島教會信徒迅速擴增到4,000人,
各地紛紛新建聚會所,如南京、北京。浙江蕭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陽,開辦農場,建立教會。
1950年初,倪柝聲在香港的工作,帶進香港教會的復興,信徒擴增到3,000人,新建了尖沙咀天文台道聚會所。

1950年代,中國大陸約有700處地方教會,其中一半在浙江省;共有7萬信徒,其中近4萬在浙江省,其中又以溫州地區最為集中。

1 一九五0年五月,倪在香港領會,李常受來香港,報告臺灣工作的進展,(倪差派李去台灣建立教會)。六月 李常受在臨走前,曾盡力試圖勸阻他不要回上海,
倪柝聲說:「弟兄!我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把教會建造起來,我 現在能夠丟下他們不管麼?使徒們在這種情形下,不是仍留在耶路撒冷麼?」
倪柝聲這時接到上海長老打來的一封電報,說到他們有許多問題,請他早一點回去解決。這時汪佩真在場,她支持上海長老的請求。她提醒說:「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永遠。」(詩二十九 10)
儘管李常受再次把他拉到一邊,竭力勸阻,但倪柝聲大聲說:「我不以性命為念,若房子塌下來,我的孩子還在裏面,我必定把它支撐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顧惜。」

2 1950年6月28日,中國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7月,倪柝聲、李淵如、俞成華、汪佩真聯名指示全國各地475個聚會處負責人,發動信徒32,782人簽名,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鼓嶺執事之家的房產土地。倪柝聲此舉是為了保留鼓嶺的房產土地,好作教會未來培訓同 工之用,但在當局看來,是糾眾要脅政府,是違抗新中國的土改政策。更加離譜的是,為了迎合新政權的政治需要,倪柝聲和少數的同工們,又在各地信徒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份32782人的簽名名單,作為各地信徒贊同加入三自教會的表態。這種移花接木的作法,怎麼逃得出共產黨的法眼。後來,鼓嶺執事之家被定為團體地主。1951年3月,全體在鼓嶺執事之家的人員受到管制,達半年之久。管制結束之後,執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沒收,執事之家的人員全體離開。

3 1951年4月,朝鮮戰爭爆發不久,倪柝聲接受邀請去北京參加政府召開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他“擬了一個通知,是由北京協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會處的信徒都要擁護三自會”,因為倪看到新政府對神教會的政治壓力特別大,若不趁早參加政府號召的‘三自’組織,勢必得不到政府所許諾、保證的、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導致教會大遭逼迫

4 1952年2月,在瀋陽的東北藥廠開始進行五反。原上海生化的副總經理史濟湯在東北藥廠檢舉了倪柝聲,說他將高壓鍋爐以三十萬人民幣(新幣)的高價賣給東北藥廠。這被視為是盜竊國家資財
1952年4月10日,(三反五反運動中)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逮捕拘禁。直到4年後的1956年(肅反運動中)

5 1956年1月29日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被捕,稍後俞成華、左弗如等人也入獄,這些同工和倪柝聲一起被作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公開控訴。

1956年2月8-16日,政府在南京西路上海市衛生學校舉辦了“倪柝聲反革命罪證展覽會”,組織聚會處的全體信徒前去參觀,擴音機里不斷播放李淵如和汪佩真的錄音,哭着承認自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展覽會中還貼出一張倪柝聲所寫的筆供,承認自己生活荒唐,多次嫖妓,他還與一白俄妓女長期保持關係,還污辱了兩位女同工,等等。但筆跡完全不是倪的,工作人員說是他生病時寫的。

政治上無比反動,反革命、特務;經濟上偷漏巨額稅款,欺騙政府;生活上荒淫無恥﹐與女同工私通的照相底片公開展覽(沒有頭部的裸體女性)。如同他一貫的作風,倪柝聲對他的指控沒有任何錶白。 

1956年6月21日,倪被判刑15年,關進遠東最大監獄—上海提籃橋監獄

1958年中國大陸基督教於實行聯合禮拜。南陽路聚會所也被迫“獻給”國家,後來改為靜安體育館。

1 倪柝聲在被囚禁期間,仍然不停地傳福音,一直為主作見證。他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帶領了一個難友吳友琦信主。吳因妻子被不肯離婚被開除公職氣憤難平,靠牆痛哭,發現一隻手被倪抓住。“我當時很氣憤。。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姊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蹟, 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打動了我」

兩個人聊了起來,倪說,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說他的妻子像吳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兩人越說越投機,然後倪就傳福音給吳。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

一天獄方把倪和兩個比較有名望的天主教徒找去,要求他們公開放棄信仰,倪拒絕了。那兩個在廣播里念自己的悔過書,然後被當場釋放。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柝聲不為所動,結果反而吳友琦被觸動了,
「你前幾天還向我講 ,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 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着倪伯伯相信耶穌。」

2 剝奪政治權力5年

3 倪柝聲的妻子張品蕙是唯一允許前去探監的人。在文革中,張品蕙因不肯與丈夫離婚而遭受嚴重迫害,曾經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處受傷,
1969年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給她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
1971年11月,張品蕙在岳陽路200弄88號家中骨折,送至醫院後無人為其醫治,11月7日,病故於上海中山醫院的走廊中

4 倪去世

5 最後遺言

金錢:完全奉獻的人;不透明,沒有健全的財務制度,倪 說 , 左 手 做 的 不 能 讓 右 手 知 道 。 他 也 從 來 不 記 賬 , 別 人 也 不 敢 問 他 。 有 關 工 作 的 經 濟 , 等 於 是 他 一 手 抓 的 。 他喜歡將錢放在哪一方面,就用在哪一方面。
男女:婚前和同工有過不正當的關係

文字工作:
24歲養病時寫下《屬靈人》,三元論:靈魂體,倪柝聲認為靈本來是全人中最高的部分,靈(功能有直覺、交通和良心)像主婦,魂(功能有情感、心思和意志)像管家,體像僕人。 (帖前五23)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解經的時候不可以思想的,你一用思想就屬魂的 ,所以你讀書很多思想,很多知識,你就是屬魂的,沒有生命,「有知識,沒有生命」。這是台灣常常聽到的話,「你不要看他有知識,他沒有生命!」 
「理性歸向真理的時候,那個理性就是靈性 」–唐崇榮

1938年第二次出國訪問史百克先生(Austin-Sparks),在丹麥的時候就講「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是他用英文講的,就有像金彌耳這樣的人把他記錄下來。以後出書,竟風行全球,一直到現在。中文版是翻譯本。

同工培訓:
1948-1949 鼓嶺訓練,注重對真理的絕對順服 

地方教會:
採用分區、分家、分排的作法,教會迅速增長,一千個地方教會,信徒約九萬人了
一地一會,與其他教會不合作。

October 25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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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已完全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之下,表面上看,中國福音的大門是打開了。然而,將宣教工作依附於不平等條約之上,卻埋下了難以預料的禍患和仇恨的種子,為中國教會預備了極壞的土壤。儒家士大夫是反對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集團,這包括在政府任職的官員,以至地方上作為社會基層骨幹的士紳。他們散播了大量攻擊基督教的言論,並且往往又是教案的幕後煽動及策劃者。
反教三大原因
謠言和誤會:男女禮防,育嬰院(揚州教案),病理解剖(連州教案)
利益衝突:迎神賽會,教民脫離士紳轄制
傳教士某些不當的措施和行為:查還舊堂,官階品位,干預詞訟
1900年,中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是民教衝突積累了半個世紀的大噴發

1896年,山東一帶出現拳民秘密社團。
1899年,酷吏毓賢任山東巡撫,拳民焚毀教堂,搶劫教民,毓賢因教案被撤職。
1900年4月,各國駐北京公使聯名照會清政府,要求將拳匪剿除。毓賢進京遊說,稱拳民神通廣大刀槍不入;
慈禧決定啟用拳民扶清滅洋,懸賞殺洋人,男50兩紋銀,女40兩,兒童20兩
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向11國宣戰(英法德意奧匈帝國日俄美,西班牙,比利時,荷蘭未參戰)
義和團圍攻京城的外國使館,使館區內被圍者約3000人,當中2000人為尋求保護之華人,外國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兒童76人。保護使館的包括409名外國水兵及陸戰隊員,配備三支機關槍及四門小火炮。使館內有足夠水井及糧食。
北京、山西 、河南、東北、內蒙等地義和團也相繼發難,屠殺傳教士和信徒。天主教信徒被殺18000 人,新教2000 – 5000人。
列強組成八國聯軍進攻中國,鎮壓義和團,
8月14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對使館 、教堂的圍困。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

孤兒寡母,靠出租房子和母親洗衣服、縫補衣服勉強度日
王明道體弱多病,多次在醫生都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從死亡的邊緣轉回,屢屢蒙神保守
在教會學校長大,14歲時,在高年級同學的帶領下受洗成為基督徒
15-18歲,心中的爭戰——做傳道人還是做政治家
19歲上完一年大學後,到保定教書,看到孩子們受教後的改變,心志也慢慢變化,願意接受呼召,做個大牧師
1921年因為洗禮的問題和學校鬧翻,回到北京家中
1924年底在家中開始了查經班
1925年起開始被邀請到各地領會,有24年之久,直到1949年

王明道個性嫉惡如仇,最痛恨的是自由派神學
注重信徒聖潔的生活
主張政教分離,也不參與社會關懷      

1928年8月8日 結婚

1942.1 (北京教會領袖)勸我們加入 “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我們大家跪下來禱告。不到幾分鐘,我忽然想到經上的話說,“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5月,迫切禱告後回信拒絕參加,參加的話和不信派同流合污;背後有日本人的操縱,不參加教會可能會停辦,甚至生命有危險
6月,敵系教會。“那些時候我常想本日的聚會也許是最末後一次聚會”,甚至有一部分常來聚會的人都畏縮不敢來
10月9日, 華北聯絡部文化局調查官武田熙要見我談話
10月10日,最後的戰爭。一夜禱告之後,神將出乎意料的平安放在王先生的心裡,騎車唱詩前往。
“希望你能出來領導一下 ”
“我為順服我所事奉的神,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決不服從任何人所發違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經準備付任何代價,作任何犧牲,決不改變我今日的主張。叫我和我所牧養的教會加入教團,是決辦不到的”“我已經考慮了幾個月之久,現在不需要再考慮了”“ 武田先生,若沒有甚麼別的事,我就告辭了”
至高神的僕人,“你不知道日本軍部屠殺一個中國人就像我們弄死一個螞蟻那樣容易么?”我聽他所說的這句話,當時心中確是有片刻的畏懼。不久我回答他說,“你說的是。但我不是一個螞蟻,我是至高神的僕人。神不許可,任何人不能加害於我。”

三自——肅清基督教內帝國主義影響,自治,自養,自傳
三自的主席——吳耀宗(王明道的評價:中國兩個著名的不信有上帝的基督徒——馮玉祥,吳耀宗)
當年因為吳親蘇親共,有人改了主禱文諷刺他:我們在北方的父(斯大林),願你的旨意行在中國如同行在俄國一樣。我們日用的盧布, 今日賜給我們 …..

我們要控訴
傳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做間諜
通過教會破壞三自運動
勾結蔣匪幫
反共反蘇,文化侵略
以民主自由,親美崇美,文化侵略
“超政治”(政教分離),離間信徒和政府的團結,破壞三自運動

各地開完控訴大會就成立三自分會
三自教會講道不能再提黑暗世界,撒旦,天國的名詞,
不參加三自的基督徒會堂人數越來越多
控訴王明道——給日本人獻銅

1954 真理,毒素——信與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負一軛(這是帝國主義的毒素),這是聖經的真理
成為眾矢之的
1955 我們是為了信仰 —— 直接反駁吳耀宗,丁光訓的攻擊,表明無法和不信派合一
“我們在信仰上的態度是:凡是聖經中的真理,我們都接受、都持守、聖經中所沒有的東西,我們完全拒絕。為向我們的神盡忠,我們不惜付任何代價,作任何犧牲,歪曲和誣陷是嚇不倒我們的。人的嘴長在他們自己的頭上,他們願意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不過事實永遠是事實,不但神看得清楚,屬神的人也看得清楚。無論別人怎樣歪曲、怎樣誣陷,我們是為了信仰!”

不斷有教會退出三自
政府開始反擊
《天風》發表社論《加強團結,明辨是非》
反帝愛國是基督徒團結的基礎vs我們是為了信仰
提出基要派和自由派的論戰是帝國主義的陰謀
凡是這樣做的人,就是中國人民的罪人,教會的罪人,歷史的罪人
基督徒會堂的同工被捕
各大院校發起運動,要求去基督徒會堂聚會的學生,交代王明道的問題,甚至有學生不堪重壓,自殺身亡,拒不交代的當即被捕
1955年8月7日是主日,那天聚會人數特別多700-800人,王先生的題目是《他們就是這樣陷害耶穌》
半夜12點一夥公安翻牆而入,一人拔出手槍,高呼不許動,將王明道夫婦逮捕。教會同工也有數十人被捕
8-11月全國各地三自教會展開對《王明道反革命集團》的聲討, 在當時成為基督教界的大案。
例如在江蘇徐州一場批王的會議上,主持人高喊「王明道該不該槍斃?」「同意槍斃王明道的人請舉手!」其中有一位名叫關品鶴的人因沒有舉手,結果被判五年徒刑。

在獄中,政府找了兩個無賴恐嚇毆打他,逼他認罪,罪認得越多,出去的越快,不然立馬槍斃
1956年9月29日王表示願意悔過,答應參加三自,9月30日在青年會YMCA被迫公開宣讀其在獄中的認罪材料。
王明道早在1935 年就在《靈食季刊》發表文章抨擊青年會的工作偏離正統信仰,在他眼中,青年會是「不信派」的大本營,現在他竟要公開在此宣讀自己的「認罪檢討」,對向來以捍衞真理自居的王而言,無疑是極大的羞辱及打擊,他說,“一個四十一年之久(1914~1955)痛恨謊言,不說謊言,而且勸戒別人不要說謊言的人,竟在獄中說了不可勝數的謊言。我還有甚麼面目見人?更有甚麼面目見神呢?”
由於王明道不能接受自己竟軟弱至謊話盡說,自覺沒資格再任傳道,拒絕帶領基督徒會堂,不再主領講道。他甚至一度萌生自殺的念頭,計劃先把妻子送到杭州外家後,「然後我就跳西湖自殺,以了此殘生」。後被妻子阻止。
那時我把我所譯的一首讚美詩的副歌:
「一切全奉獻,一切全奉獻,完全獻與恩主耶穌,一切全奉獻」
改成:
「一切全完了,一切全完了,全軍覆沒,一敗塗地,一切全完了」。
王一直沒有兌現對政府的承諾,就是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所以到58年,政府失去了耐心,再次逮捕了王明道夫婦

上訴駁回後, 無期徒刑已經定案, 沒有希望了。但神正是用這一件事挽救了他, 使他絕處逢生, 在靈性上得到一個極大的復興, 成為他生命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這時他心潮翻滾, 痛苦難當, 就禱告主說:“神哪! 你怎麼這麼殘忍, 叫我遭遇這樣的打擊, 被判無期徒刑?”就在這個時候, 他忽然想起他二十一 歲時背熟的一段聖經來,就是彌迦書7:7-9

神的話在他心裡發生了一個奇妙的功效, 使他從極大的痛苦與失望中解脫出來。這時他才醒悟過來, 認識到他之所以被判無期徒刑是因為他大量撒謊, 犯了神所憎惡的大罪, 得罪了神。他對神的不滿立時都煙消雲散了, 他說:“判我無期徒刑, 該判! 就是判死刑也是應該的。我要忍 受耶和華的惱怒, 因我得罪了他。”

他看見了自己的大失敗, 就決定把從前所說的謊言完全推 翻。於是他向神禱告說:“神哪! 求你給我一個機會, 叫我翻供。”

就在他這樣禱告過後, 心裡平安了, 也不害怕了, 而且以後每當他想到這件事時, 心裡就有一種赦罪的平安與喜樂。

他此後在獄中生活的指導原則: 寧可死在監里, 也決 不說半句謊言。

他站立起來以後, 神給了他一個應許:“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 平平安安蒙引導, 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發聲歌唱, 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松樹長出代替荊棘, 番石榴長出代替蒺藜, 這 要為耶和華留名, 作為永遠的證據, 不能剪除。”(賽五十五章十二至十三節)。

中美建交後,中國已經進入國際大家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國 際輿論和行為準則的影響。倫敦保衛人權委員會打電報給二十多個國家,並且代表這些國家向中國政府提出意見,請中國釋放一切政治犯。政府決定釋放王明道。誰知他這個犯人與眾不同,他不肯糊裡糊塗地走出來。於是政府打電報給他兒子王天鐸,讓他來接父親。

王先生看見兒子,感到很奇怪,就問天鐸說:   “你幹嗎來了?”   
“我來接爸爸回去。”   
“我不回去。”王先生說,“你回去告訴媽媽,我在這兒頂好。”   
沒等天鐸再開口,大隊長就說:“你兒子來接你到上海去,你就跟他走吧!”   
“我不走,”王先生說,“我的事情還沒弄清楚呢!我沒犯罪,我在這裡押了二十多年,完全是為了信仰。”   
“不必追究這些事情了。”大隊長勸他,“你走吧!監獄不是個好地方。”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監,還不知道監獄不是個好地方?”王先生說,“不過我已經習慣了。我現在已經把監獄看作我的安樂國 了,我不走。”   
“你走吧!”大隊長又勸他,“別在這兒住下去了。”   
“要我走也可以,”王先生說,“政府必須承認三件事:承認逮捕我逮捕錯了,判我刑判錯 了,關押了我二十多年也關錯了,而且以書面證明,不然我不出監!”
一直僵持到下午,最後,父親怕兒子接不走他太難 過,就答應跟兒子走。

結果政府要他在釋放證上簽字,上面寫着: “押犯王明道,因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改判一年,提前釋放。”   
“你拿着這個,”李幹事說,“現在就可以跟你兒子回上海去。”   
“我不簽字,”王先生說,“ 我也不走。說我是反革命罪犯,我不承認。我沒有犯罪,是政府逮捕我逮捕錯了,判我刑判錯了,關押我也關錯了。政府必須把我的事情弄清楚,不然我不 出監,我就在這兒住下去了。”然後他告訴天鐸說:“你回上海去吧,我不出監。”

過了一個多月,監獄幹部找他談話
“你說你不出監,我們不能強迫你出監。不過監外邊有三間房,你可以去那邊住着,過不了 多少日子,北京法院會有人來,同你談清楚你的事情。你一出監,你就恢復自由了,你願意上哪 里去,就可以上哪裡去。”他信以為真,想只要北京有人來,他就能把事情談清楚了,所以就答應了,“我回去收拾我的東西。”  
“不用你收拾了,” 隊長說,“已經有人幫你把東西收拾好了。”

“三間房”不是監獄,而是刑滿釋放的人暫住的地方。一九七九年除夕,住在“三間房”的人都出去看電影了,就剩下王先生和一個湖南人。湖南人對他說:   “今天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們兩個人在這裡,我勸你別在這裡住下去了。這裡已經不是監獄了,你八十歲的人,一旦病了怎麼辦?人家不能送你去監獄醫院,你只能去上海。上海離這裡 好幾千里路,你怎麼去啊?你還是趕快寫信叫你兒子把你接回去吧!不然你病了,一點辦法也沒 有。”

王先生只好叫兒子來接他。釋放王明道用的是一個計。放他出來,他不走,非要政府認錯,政府怎麼認啊?所以就只好 想個辦法把他騙出來。所以王先生說:  “我不是放出來的,我是騙出來的。”

80年代後期,他在上海安頓下來,很多信徒來看他,有人勸他,“其實你領導‘三自’比吳耀宗合適, 因為你們教會本來就是三自的。特別是全國各地好多 信徒都認識你和了解你, 所以你領導比較合宜。”   
“我二十歲的時候改名叫王明道, 我不預備在八十幾歲時, 再改名叫王猶大。”

八十歲以後的王明道弟兄,滿了基督的光彩。從前出賣他逼迫他的人,他都原諒了。許多的人從世界各地來看望他,他都鼓勵他們。他常常說:“我是彼得,不是猶大”。猶大為了三十塊銀子而出賣了耶穌,後來被良心責備,自殺身亡;但彼得雖然在害怕之下三次不認耶穌,但是後來卻堅信耶穌對他的愛,就迴轉過來,一生為耶穌而活。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八日(主日)戴紹曾弟兄清晨醒來, 裡面深深感到王明道先生就要歸回天家, 所以早上七時半從香港打電話到上海給王太太, 得知王先生確是病危, 正如他裡面的感覺一樣。那時王先生家的主日崇拜即將開始, 他們還在談的時候, 戴弟兄從電話里聽見會眾唱詩的聲音, 就把談話趕快結束了。但他當時一點沒有想到, 僅僅再過一個多小時, 王先生就要離世與基督同在了。

早上九點, 正當眾肢體聚集敬拜時, 王先生吸了一口長氣就安息了。天上天使天軍的歡呼聲與地上眾聖徒的歌聲交織在一起, 把這位神所重用的僕人, 引到了他一生忠心事奉的主面前。

八個月之後王太太也息下了地上的勞苦,回到了天家。

“許多人有好的開始,但是很少有人有好的結束。”
猶大和彼得都有好的開始,但是只有彼得有好的結束。
人生的道路好像一場馬拉松比賽,有好的開始固然不錯,但有好的結果才是最重要的。

October 25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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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覺得20世紀英語最好的兩個人是溫斯頓邱吉爾和馬丁路德金。他們把英語詞彙動員起來,送去戰場,征服了世界。不過馬丁路德金自己說,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語。是不帶兵器的真理和不帶條件的愛將贏得最終的勝利。我們今天一起來看一下非暴力的力量。

耶穌有許多有名的教導,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外也為人熟知。比如: 你們願意別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愛你的鄰舍有如愛你自己。不可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擔子一天擔就夠了。但是他也有一些教導,同樣為人所熟知,但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內也常常讓人不願多談,或者將之哲學化,屬靈化。比如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太5:38-39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5:43-44
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5:9
很多人覺得這些教導不能按字面意思來解讀,但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 這些話不只是傳道者誇張的言語,感性的教導。愛仇敵是耶穌一生的使命和全部的生活。耶穌生於貧窮,長於卑微,流離失所,遭人厭棄,最後甘心情願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目標做烈士而是代替罪人做犧牲。也就是愛仇敵以至於死。

早期的基督徒對耶穌的這些教導是極為認真的。
殉道者游斯丁 2世紀出生於撒馬利亞的希臘人,從小熱衷於哲學。有一天,當游斯丁在海邊默想思考問題的時候,剛好遇見一位神秘老人,指出他的哲學問題與弱點,他告訴游斯丁,古代先知對神的了解遠比當代的哲學家更多,他勸游斯丁去讀讀他們的著述。並告訴他舊約所應許要來的彌賽亞已經降臨在地上。游斯丁接受了老人的建議,去研讀舊約聖經的先知書,並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一直以來尋求的真理,其內容指向的是基督以及基督教真理。同時他加入基督徒的團體,他所看到的基督徒的虔誠,和殉道的榜樣使他相信基督教教義在道德和精神上都有希臘哲學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從此他開始傳播基督教作為“真正的哲學”。成為最早的護教學者。他寫道 我們從前彼此殺戮,但現在(作為基督徒)我們不僅不再對敵人發起戰爭,而且我們也不欺騙敵人,並且隨時願意用死亡見證耶穌。巡撫要求他發誓棄絕耶穌然後向羅馬的神獻祭,就可以被釋放,游斯丁拒絕了,並且向巡撫介紹福音的道理。巡撫再問:“你這自稱博學的人,在我對你加以酷刑、殺你以後,你猜自己能上天堂嗎?”游斯丁回答說:“我對此深信不疑。” Martyr 就是見證人的意思。早期教會只有為主殉道的門徒才能被稱為見證人。為主受逼迫但沒有死的只能稱confessor。基督教在第一第二世紀得以快速傳播的第一個秘訣就是 他們死的比較好,they die well. 更恰當的翻譯是他們死得其所。基督徒在強權和暴力面前的平靜和堅持展現出世人從所未見的力量。三世紀時有一次大瘟疫襲擊了羅馬,每天5000人死去,百姓大多逃出了城。很多人把染病的家人留下。這時基督徒留了下來,照顧那些染病的,將死的,甚至是那些不久前逼迫過他們的敵人。大量基督徒因此死去。這種不合情理的,犧牲的憐憫震驚了非信徒。不怕死的人大家都見過,這樣為陌生人,敵人犧牲不怕死的人,大家以前誰都沒見過。外邦人開始覺得,大概真是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信的這個耶穌看來真的有門道。

特土良(150-230) 215年迦太基總督發起了一輪對基督徒的迫害,很多普通信徒遭酷刑,被殺害。特土良寫了一封長信給總督,譴責這種暴行。他提醒總督迦太基的基督徒有幾千人,如果不停止無理的迫害,就發起所有基督徒到他府前抗議,那時你怎麼辦?把我們全殺了?你需要多少的火與劍?殺完之後的迦太基城會變成什麼樣?信很大膽。堅持和平,但並不膽怯。非暴力和平主義不是像尼采說的持奴隸心態任人宰割,也不是像馬克思說的把信仰當鴉片來麻醉自己,他們敢於抗爭,只是不使用暴力。因為他們相信改變世界的力量不在政治,法律,軍隊,而在耶穌的犧牲和復活。特土良對總督說:我們對所受的逼迫不感到驚訝和困擾,因為我們已經委身於這信仰,並且完全接受這約的所有條款。我們的信仰要求我們愛仇敵,為逼迫我們的人禱告。愛朋友的到處都是,愛敵人只有我們,你不會搞錯。他們看上去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他說話的口氣帶着權柄和力量。這是早期基督教得以傳播的第二個秘訣:cheerful losers,外邦人對此無法理解又深深佩服,基督徒能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已經贏了。如果人只是安慰自己說我已經贏了,他打我是兒子打老子,那就是阿Q,也許可以得安慰,不會改變什麼,但當人真的相信耶穌已經得勝,而我依靠他也已經得勝,並且像一個贏家一樣去生活,像贏家一樣的喜樂,願意付出時,世界就開始因你而改變。這就是真理的力量。真理不需要暴力也可以戰無不勝。人們看到基督徒這樣的生活,會無法理解,會驚奇,會想了解他們的力量來自何處。

1929年出生於亞特蘭大。他的父親叫邁克爾金,所以他出生時的名字是小邁克爾金。他父親是浸信會的牧師。 1934年教會派他去柏林參加了浸信會全球聯盟的大會。他參觀了許多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關的故址。他對路德非常崇敬,於是回國以後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馬丁路德金。而他5歲的小兒子的名字也就改成了小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路德特別影響他們父子的就是他的勇氣,他對自己良知的堅持. 他面對宗教裁判官命令他收回他的見解,停止他的教導,否則就會被革除出教甚至被處死時說:我不能也不會收回任何事,因為違背良知既不正確也不安全。我就站在這裡,我別無選擇,上帝幫助我。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help me God. 路德的榜樣就是他所服膺的最強大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而不是強權。這深深影響了馬丁路德金的一生。
小馬丁有一個白人小夥伴,兩個人總在一起玩,但到六歲時要上學了,他只能上黑人學校,因為那時候的南方黑人白人是不能去同一所學校的。很快那個白人孩子的父母禁止小馬丁再去找他們的孩子玩,告訴他:我們是白人,你是有色人種。 很困惑的馬丁把這件事告訴了父母。他們於是給他講了美國奴隸制的歷史和種族歧視的現實。小馬丁決心要仇恨所有的白人。但父母告訴他基督教的信仰要求他去愛每一個人,包括那些歧視他的人。
小馬丁從5歲起背聖經,也參加了兒童詩班。他最喜歡的聖詩是I want to be more like Jesus. 除了聖經以外,他最喜歡讀的書是字典,因此他有超乎常人的詞彙量。 小時候的他在playground和其他男孩發生衝突時,他總能講出最恰當的話避免衝突,終止打鬥。 到了高中時代,他的演講能力已經小有名氣。 他圓滿的男中音聲線,廣博的詞彙量和駕馭語言的技巧讓他成了學校辯論隊的明星。 15歲那年,他第一次參加演講比賽就贏得了冠軍。但是在回家的公交車上,他被司機命令站着好騰出座位給白人坐。他一開始拒絕讓座,但同行的黑人老師告訴他不讓座是違法的。最後兩個人站了整整一路。馬丁後來回憶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憤怒的一個晚上。
19歲大學畢業後,他進入Crozer神學院取得了神學學士學位,並且成為了學生會主席。隨後他來到BU進修博士學位,24歲拿到學位。他可以選擇在北方成為一名教授,神學家。但他回到了南方,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做了一名牧師。

民權運動已經開始風起雲湧。54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憲。從此黑人孩子可以和白人一起上學。阿肯色州州長動用國民衛隊阻止黑人學生進入校園。艾森豪威爾總統於是派遣101空降師士兵武裝護送9名孩子入學。
55年在Montgomery,Rosa Parks在公交車上拒絕為白人讓座而被捕。民權運動人士組織了抵制公交車的運動。金被委任組織Carpool來幫助3萬黑人每天上下班。運動到了57天,有人朝金的家裡扔了炸彈。聽到消息,金立刻趕回家中,看到的是受了驚嚇的妻子孩子,和一大群揮舞着刀子和手槍的黑人群眾。金從大學時代開始受到亨利梭羅,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影響。他尤其敬佩甘地,因為他令大英帝國屈膝不是依靠刀劍,而是依靠真理。真理讓人得自由。甘地的話“我今天不會對任何人行不義,也不會在當不義被行在任何人身上時袖手旁觀” 深深激勵金。但此時此刻,非暴力不再是一個學術觀點,它或者是你的生活方式,或者就什麼也不是。金對憤怒的群眾說:不要在驚嚇中做任何事,不要拿起武器,如果你帶着武器,把它們放回家。“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我們不提倡暴力,我們要愛仇敵。他勸群眾像他和他的家人一樣平靜,勸他們回家,他向大家保證我可能被阻止,但這場運動不會被阻止。我們所做的是正確的,是公義的,上帝與我們同在。在堅持了381天以後,最高法院重申公交車上的種族隔離違憲,抗議活動取得勝利。這場運動使金成為了民權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號召人們通過公民不服從、抵制和遊行等方法達成種族平等的目標。

63年金在伯明翰組織了一系列靜坐,抵制和遊行抗議在工作中的種族隔離。警察把金關進監獄。白人牧師給他寫信,你有沒有認識到你違背了主耶穌的教導,你成了trouble maker?不要這麼心急。必須要遵守法律,你給年輕人做了很糟糕的榜樣。最難被說服,也最讓人傷心的往往是那些好心人。金在回信中指出 耶穌在清理聖殿時也被人稱為trouble maker,保羅也是trouble maker。福音傳到哪裡,哪裡就有爭議,不安。上帝是最終的立法者。我遵守公義的法律。聖經里沒有種族隔離的教導,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對不公義的法律進行抗爭是基督徒的道德責任。波士頓傾茶事件也是不合法的公民不服從行為,而希特勒在德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你讓我們等待,我們已經等了太久,我們親歷的苦難告訴我們,壓迫者永遠不會自願給予被壓迫者以自由,自由是需要被壓迫者去爭取的。 他批評溫和派的白人牧師們追求的只是秩序而非公義,選擇沒有緊張氣氛的消極的和平,而不是公正的積極的和平。他們主觀地認為自己可以為他人的自由設定一個時間表。在回答人們說他是個外來者的時候,金講出了著名的格言: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任何地方的不公義,都威脅著所有地方的公義。
金不守法但尊重法制。沒有人在法律之上,沒有人有權利選擇要遵守的法律。所以他從來接受違法的後果。他的目的不是摧毀制定法律的人和國家,而是喚醒人們的良知,改變不公義的法律。遊行的黑人被旁觀的白人辱罵,被警察毆打,放狗咬,但是讓全美國看到,種族隔離是何等的錯誤。國家的良知由此被喚醒。近年來的很多街頭抗爭缺乏這樣的特質,沒有把他們的信息清楚的呈現出來,而暴力的行為嚴重傷害了喚醒良知的目的。

63年8月,金組織了向華盛頓進軍。有二十幾萬人參加了這次和平集會。金站着林肯紀念堂的台階上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他特地選在這個地點,在簽署解放黑奴宣言的總統的雕像前,是因為今天他在呼喚美國兌現她對黑人100年前許下的承諾。也是共和國締造者們187年前對每一個美國人許下的承諾:人人生而平等,上帝賜給他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沒有人可以剝奪。他警告自由和平等的涼爽秋天如不到來,黑人義憤填膺的酷暑就不會過去。但他也強調在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我們不要採取錯誤的做法而在神面前犯罪。我們不要為了滿足對自由的乾渴而在仇恨的苦杯中痛飲。我們鬥爭時必須站在尊嚴和紀律的高地。我們不能容許我們的具有嶄新內容的抗議蛻變為暴力行動。我們要不斷地提升到以靈魂的力量對抗物質的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最後他飽含深情地講到他的夢想,這夢想深深紮根於美國夢之中,其實也紮根於聖經之中。他夢想公義的沙漠會變成自由的綠洲,他夢想深谷要填滿,山崗要削平,崎嶇要改為平原。這都是在引用以賽亞書40,43章里的話。他的夢想就是舊約先知們在亡國流放的境遇中的夢想。但這也不只是一個夢想,這是神讓他看到的異象。這些夢想不是為要滿足某一種族人的私慾,而是要他們參與於建立神國的任務中,也是要他們經歷與神一起築夢的前所未有的豐盛和能力。

這次演講使金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名人。當年他被選為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次年贏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時最年輕的獲獎者)。“黑暗無法驅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仇恨無法戰勝仇恨,只有愛可以。 我相信不帶武器的真理和不帶條件的愛最終將取得勝利,暫持失敗的公正比高奏凱歌的邪惡更有力量” 更重要的是民權運動贏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支持。1964年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禁止了公共領域內的種族歧視,禁止在招聘中基於種族膚色性別的歧視。65年投票權法案,禁止在投票,選民註冊中的歧視。

世界永遠不會沿直線前進。這些法案通過了。南方仍有強大的勢力抵擋黑人平權,種族隔離做為一種制度越來越少見,但歧視和隔離在人們的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改變制度難,但改變人心就更難。同時越來越多的金的同伴對他的非暴力鬥爭方式不滿,越來越多的暴力抗爭在美國城市中出現。金在這段時間擴大了他爭取公義的範圍。他開始公開反對越南戰爭,這使他和一直支持他的約翰遜總統關係緊張 他說我反對越南戰爭是因為我愛美國,我的反對不是出於憤怒而是出於憂慮和傷心,我盼望我深愛的祖國能夠成為全世界的道德楷模。他開始建立跨種族的反抗貧窮的同盟。這讓他招致許多黑人同伴的不滿。
1968年4月,金來到孟菲斯,支持當地環衛工人的罷工。4/3晚上他在教會裡講道,他似乎預見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說 我與任何人無異,誰不希望長命百歲?長壽由神所定,對此我現在一無掛慮,我只想遵行神的旨意去做。我如今已經登上山巔,看見了應許之地。我可能進不去了,但是我確信我們的人民將進入應許之地。我不懼怕任何人。我已經親眼看見將來主的榮耀。第二天他在旅館的陽台上被刺殺。

膽怯的人會問:「安全嗎」?自私的人會問:「政治上有利嗎」?虛榮的人會問:「受歡迎嗎?」有良心的會問:「正確嗎?」隨著時間推移,總要有一個人必須採取既不安全,又無法在政治上得利,而且還不受歡迎的立場,只因為它是正確的,良知使他別無選擇。Here he stands. He can do no other. 在這一點上,馬丁路德金和馬丁路德一樣展現了一名基督徒的勇氣。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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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在全球做一個民意調查問誰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基督徒,我想特蕾莎修女會高票當選。對她的尊重和敬佩不只來自於基督徒,也包括其他信仰和沒有信仰的人。

是什麼讓特蕾莎修女收到如此廣泛的尊重,我們可以回到馬太福音25章 在天主教傳統中,這幾件事被稱為 corporal works of mercy, 身體上,物質上憐憫的工作。是每個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是悔改和愛心的表現。這幅畫是老勃魯蓋爾畫的。當然,這些事很容易變成一個任務清單,讓基督徒去劃勾,然後沾沾自喜的說我已經都做過了,我是一個合格的基督徒了。但當一些人長久的,付上代價的,特別是默默地做這些事,這樣的行為就成為好基督徒的普遍的標誌。這不僅是耶穌的教導,也是一個貫穿舊約聖經的主題。從摩西的律法到先知的勸誡,我們都看見神格外關注所謂的四大弱勢群體:孤兒,寡婦,寄居者和窮人。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弱勢,更是因為他們常常是或容易成為罪的受害者。在他們那裡,不公義最常發生,卻最少被人看見。所以神格外關注這些地方。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孤兒寡婦,哪裡是公義常常缺席的地方,是每一代的基督徒要了解要有敏感度的事情。

特蕾莎修女原名阿涅澤·岡婕·博亞久。特蕾莎是她成為修女後給自己起的名字。她1910 生於斯科普里城,現在是北馬其頓共和國的首都,當時屬奧斯曼帝國科索沃省。她是阿爾巴尼亞族人。她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但身邊大多數人是穆斯林和東正教徒。

12歲(1922年)在中學讀書時立下志願,將來要到外國傳教,從事救助窮人的工作。 15歲(1925年)在中學念書時,家鄉有耶穌會的神父們被派到印度去服務。神父們寄回家鄉的書信中,報告了印度有關的一切。她看到這些書信,很受感動,她和姐姐決定到印度接受傳教士訓練工作。 18歲(1928年)那年,她終於選擇奉獻生活,隻身到愛爾蘭洛雷托修會做初學生。 1929年1月6日,她從愛爾蘭到印度加爾各答,在喜馬拉雅山下的大吉嶺開始初學訓練。 1937年5月24日在大吉嶺發永願,決定成為終身的修女,做修女可以給自己起個新名字,她於是依法國19世紀最著名的修女聖特蕾莎(Saint Teresa)的名字,改名為特蕾莎。

天主教歷史上有好幾位聖特蕾莎。這位19世紀最著名的修女現在在華人世界裡一般被稱為小德蘭,或利雪的德蘭。利雪是她所在修道院的地方。小德蘭15歲進修道院,24歲因肺結核去世,沒有做過任何轟轟烈烈的事情,但卻在天主教會中極受人喜愛,並被封為聖人。她被人推崇的就是為耶穌做小事。她說我不會做什麼大事,我能對耶穌做的只是到處播種小花,而每一朵花都是為愛所做的犧牲、關注與簡單的話語。她抓住每一個機會練習忍耐,練習愛人。她把自己的自私,虛榮,不耐煩,偷懶的傾向都不加隱藏的記錄下來。也記錄了她在和這些罪搏鬥中她對神的感悟,聖經給她的啟發,她的成長的喜悅。看她的自傳就讓人想起耶穌說的,“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天國屬於這樣的人“ Mother Teresa 以她的名字為自己命名,想必也是要效仿她用愛心做小事。

特蕾莎做了修女之後,被派到加爾各答的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教地理和聖經課。這座學校雖然座落在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旁,但是學校學生都是富家女孩。這所貴族學校夾在貧苦地區當中,好像沙漠中的宮殿那樣,高大的圍牆,隔離的是兩個世界。 印度貧富差距非常大,校內一片安寧,但校外卻滿街都是無助的痳瘋患者、乞丐、流浪孩童。
1946年9月10日改變了特蕾莎修女的一生,也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一生。她那天坐火車去大吉嶺,在車站看到一個乞丐不斷地說:“我渴……我渴……”這個情境不斷在她的腦海里浮現。她回到修院後,感覺到神在呼喚她為貧窮的人服務,於是便向加爾各答的總主教徵詢意見。他們建議她要忍耐且小心行事。
1947年印巴分治,加爾各答湧入了數以萬計的難民,大多數都是怕被穆斯林迫害的印度教徒,傳染病如霍亂和麻瘋病等都沒有受到控制,在街頭巷尾爆發開來。於是,加爾各答的街頭暨學校的高牆外越來越像是地獄。
1948年2月7日,瑪利特蕾莎修女寫信給羅馬梵蒂岡的總會,請求許可她離開勞來多修女會,專心為印度窮人服務。同年8月得到教宗庇護十二世許可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特蕾莎修女到巴特納城一座醫院受護士訓練。三個月後,回到加爾各答城。十二月她在加爾各答城最窮的地區莫地及為失學窮苦兒童辦了一所露天學校。起初,由於她個人力量有限,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因此困難重重。但特蕾莎修女咬緊牙關,依靠天主,終於有善心人士受修女善行感召,捐助場所、設備、食物,還有人奉獻心力,協助特蕾莎修女的工作,其中不少是她過去的學生一富家的小姐。有11個女孩也決定奉獻一生,追隨特蕾莎修女為貧苦的人服務。
1950年10月7日,教宗批准了特蕾莎修女與12位修女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稱博濟會),特蕾莎修女將教會的修女服改為印度婦女傳統的白棉粗布沙麗,這是印度階級社會中最底層的“吠舍”所穿的。特蕾莎修女卻把“吠舍”定義為“主的兒女”,她認為,既然要為窮人服務,理應穿着與那些貧民相同的衣服。白布鑲上樸素的藍邊,成為博濟會修女的制服。這個修會除了天主教修會傳統的貧窮、貞潔、服從三個誓願以外,還加上要全心主意,不要酬勞,為最貧苦的人,也就是基督受難的化身而服務。
1952年開始,特蕾莎修女開始了最引人注目的善行,就是為快要死亡的窮人服務。特蕾莎修女在加爾各答市政府捐贈的伽黎神廟旁的一間空房子,建立世界知名、讓窮人得以善終的收容之家(垂死之家),有快死的窮人,因為修女們的細心照顧而起死回生的。對這樣的人,除了給予適當的照料之外,還教給他們謀生的技能。垂死病人得到收容之家的修女、醫生、護士、義工的細心照顧,平靜安詳而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特蕾莎在超過一百個國家運作了517個慈善計劃。七百四十多家救濟院、一一九個痳瘋病中心、七百多家巡迴診所,這個專為“窮苦中的至苦者”服務的慈善機構如今已遍布全球。近五千修女繼續着她的志業。受其感召而投入的義工則超過一百萬人。

她有一句名言: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偉大的事,但每個人都可以用偉大的愛做小事。

70年代初,”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一書使這位在加爾各答默默服事的20年的修女的事迹被西歐和北美的人們所知曉。

1979年,為表彰特蕾莎修女為消除對和平造成威脅的貧窮及困苦所作的工作與成就,她被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她到挪威領取和平獎時,希望挪威政府取消為她準備的國宴。她的想法是:“一頓國宴,只讓一百個人吃飽,但國宴這筆錢交給仁愛傳教修女會,便能夠讓一萬五千個印度人得到一日的溫飽。” 挪威政府回應了特蕾莎的要求,答應她把宴會的六千美元費用交給她使用,修女拿到這筆錢,同時還拿到了40萬瑞幣的捐款。那個被所有人仰慕的諾貝爾獎牌也被她賣掉了,所得售款連同獎金全部獻給了窮人。對她來說,那些獎牌如果不變成錢為窮人服務就一文不值。特蕾莎修女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設問:“我們能為促進世界和平做些什麼呢?”她隨後答道:“回到家裡,愛你的家人。”她接著說道:“在全世界範圍內,我發現貧窮不僅僅存在於整體貧困的國家中,在西方國家,貧窮更加難以消除。當我從大街上搭救回來一個飢餓的人,我給他一碗米飯,一塊麵包,我便很滿足了。因為我讓人吃飽了。但是,那些被社會排除在外的人,他們不被人需要,沒人愛他們,他們生活在恐懼中,他們被社會拋棄。這樣精神上的貧困太難消除了。特蕾莎修女對貧窮的定義非常寬廣,包括了物質與精神層面。她曾說,舉凡飢餓者、孤單者、無知者、胎兒、遭種族歧視者、被棄者、患病者、貧困瀕死者、被囚者、酗酒者、吸毒者……,都是馬太福音里所謂“我弟兄中最小者”。而缺乏愛,是其中最貧弱者。

在她得獎之後,回到加爾各答她繼續做打掃廁所,清洗傷口這樣的工作。

1982年,在貝魯特難民營遭圍攻的緊要關頭,特蕾莎修女斡旋以色列國防軍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實現暫時停火,並因此得以從一座處於交戰前線的醫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戰爭後,特蕾莎告訴一方的指揮官,說戰區裡面那些可憐的女人和孩子都逃不出來。指揮官說:“修女啊,我想停火,但對方不停,沒辦法。”特蕾莎說:“那麼只好我去了。”特蕾莎修女走進了戰區,交火的雙方在得知了特蕾莎修女走進戰區後,便立刻停火,都在等特蕾莎修女把那些可憐的婦女和孩子帶出戰區後,雙方才又重新開戰。後來這個消息輾轉間傳到了聯合國大會,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聽後,嘆了口氣說 :“ 這件事我做不到。” 有勇氣衝進戰火中救助孩子的人不少,能讓世仇停火的絕無僅有。這世上有兩種authority,一種建立在權力之上,一種建立在道德之上,不是道德宣言,而是像講道一樣去生活的表裡如一。moral authority常常更強大,因為它更稀有。

她說最不同尋常的愛不是移山倒海,是日復一日的把自己給出去。是那些小事你可能第二天就不記得了,被愛的人也不記得了,但神都記得。因為是在這些點點滴滴,微不足道的愛中,一個健康的靈魂長大了,一個受傷的心靈痊癒了。

當我們談論聖人,我們說他們做了超凡脫俗的事迹,他們所做的遠超責任和義務的範疇。這個想法的推論是你和我如果無法過一個特蕾莎修女一樣的人生,並不能說是我們道德上的缺陷,畢竟她做的遠超道德的要求。但如果你問特蕾莎,她會說她做的完完全全就是她的責任,她就是在做上帝呼召她做的事情,she is doing her job. 我們會很難接受她所做的是責任。我們現代人的習慣是要界定標準,要享受什麼樣的權利就要盡什麼樣的責任。基督徒對神有時候像公民對政府。只要交完稅,剩下的金錢都是我自己的了。但聖經里並沒有劃這樣一條線的教導。一方面得救不是我們可以掙來的,另一方面沒有什麼是神不能向我們要的。現代心理學特別講究設立疆界,但不存在這樣一條邊界我們可以把耶穌攔在外面。我們和聖人的差別不在做事能力的差別,而在以何為樂的看法上的差別。或者借用何牧上周講的,是對神的認識和與神的親密程度上的差別。當我們對神的認識,對祂的愛和依賴變得更深時,我們就會把越來越多的事看成當做的責任。當我們沒有這樣的認識和愛的時候,靠別的動力做出來的行為再多也不過是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法利賽人。

《無論如何》

他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
無論如何,還是要愛他們;
如果你友善,他們會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
無論如何,還是要友善;
如果你成功以後,身邊儘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
無論如何,還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會被遺忘,
無論如何,還是要做善事;
誠實與坦率使你容易受到欺騙和傷害,
無論如何,還是要誠實與坦率;
人都會同情弱者,卻只追隨贏家,
無論如何,還是要為弱者戰鬥;

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
無論如何,還是要建設;
如果你找到了平靜和幸福,他們可能會嫉妒你,
無論如何,還是要幸福;
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如果你幫助他們,卻可能遭到攻擊,
無論如何,還是要幫助;
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可能也遠遠不夠,
無論如何,還是要將最好的東西付出!
你看,說到底,這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這從來不是你和他們之間的事。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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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里希·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2/4 出生於德國布雷斯勞的一個大家庭

他和雙胞胎妹妹薩賓娜是8兄妹中的老六老七
他的父親是卡爾,一位精神病專家和神經學家,以批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聞名;
他的母親保拉是一位教師,是新教神學家卡爾·馮·哈塞和畫家斯坦尼斯勞斯·馮·卡爾克羅伊特的孫女

8歲時學會彈鋼琴,11歲作曲在愛樂樂團演出,14歲時,決定攻讀神學
21歲獲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以最高榮譽畢業,他的論文“聖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巴特(Karl Barth)讀後,讚許為“神學上的奇蹟”。

由於還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齡,另一方面也需要實際牧會經驗,潘霍華暫停學院的生活,申請在西班牙巴塞羅納的一個助理牧師之職。那個教會的成員,大多以當地的德國商人為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經濟大蕭條的浪潮襲來。那是潘霍華首次面對貧窮,他傾盡全力協助失業的人;在窘困時,他甚至必須在經濟上求援於家人。

1930年,潘霍華搬到美國,去了哈萊姆區的美國黑人教會,在那裡教主日學,並對美國黑人教會產生了終生的熱愛。他聽到教會長老傳講社會正義福音,開始關注美國種族和少數民族所經歷的社會不公以及教會在推動融合方面的無能。原本愛國的潘霍華在觀看《西線無戰事》後改變了看法,這部電影展示了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因為對每個人生命的高度重視而傾向於和平主義,極力反戰。

1931年回到德國後,邦霍費爾成為柏林大學系統神學的講師,大家都注意到他改變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潘霍華只簡單回答,他“已成為一個基督徒”了。這是潘霍華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軌”,他說:“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開始對登山寶訓認真起來,我的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貧窮的vs靈里貧窮的(虛心的)——現在時;
自知靈性貧乏,在上帝面前無可誇耀的人,自認為不配,但上帝要把天國的福份給他們;
對比:自認為在上帝面前無可指責的人(法利賽人和稅吏),
哀慟的——將來時;表達哀傷最強烈的一個字,悲痛欲絕;
「為罪惡悲傷的人」,指為自己的罪和這世界因為罪惡產生的不公平與不公義哀慟。這樣的人上帝要安慰他們,亦即上帝終究要解決罪惡對個人和世界的影響。
彼得:「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路5:8)
溫柔的——將來時;meek
柔和的心
耶穌的特質:我心裡柔和謙卑(meek),你們當負我的軛(太11:29);你的王來到你這裡,是溫柔的,又騎着驢,就是騎着驢駒子。(太21:5)
《天路歷程》中那個謙卑的牧童說得好:“一個低下的人不需要懼怕跌倒。”溫柔的人不擔心捍衛自己,因為他曉得原本就沒有一樣東西是他當得的。
飢餓的vs饑渴慕義——將來時;渴慕上帝的義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4:4)
陸軍少校維維安•吉爾伯特(Vivian Gilbert)寫過一本書,書名是《最後一次遠征的浪漫》,描寫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解放巴勒斯坦的事情。 “一支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士兵組成的聯軍從別是巴揮師而上,沿着貧瘠的沙漠,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後方窮追不捨。進攻的隊伍把運水的駱駝隊遠遠甩在後面。水瓶里的水喝乾了。禿鷹充滿期待地在空中盤旋飛過,太陽無情地炙烤着。”吉爾伯特寫道:“我們頭疼得厲害,我們的雙眼布滿血絲,在刺眼的強光照射下,眼前陣陣昏暗……我們的舌頭腫脹起來,嘴唇變成紫黑色,並且迸裂…撤退的土耳其人前腳剛走,我們便攻進了舍哩亞車站。最先映入我們眼帘的,就是那些以石頭砌成的大水池,盛滿了冰涼、清澈的飲用水。在寂靜夜晚的空氣當中,可以清晰地聽見水流入池子的聲音,使得近處的人為之瘋狂。然而,命令傳來,要各營的人面對水池集合,排成兩列橫隊,這時候卻沒有一個人低聲抱怨。” 先是受傷的人,接着是執行放哨任務的人,然後是一個連隊又一個連隊的人。最後一個人喝到水的時候,已經等候了四個鐘頭。自始至終,他們一直都在距離一堵矮石牆6米開外的地方站着,石牆的另一側就是成千上萬升的水。
試想你是這個軍隊中的一員,當要輪到你的時候,你會是如何地渴慕,我們對神的話語,也要有這樣的渴望。
前四福談到個人方面的心態,在上帝面前一個人當怎樣看待自己。從第五項福分開始,基督所要教訓的,是前四項祝福的表現。
憐恤人的——將來時;上帝以仁慈回報人對其他人的仁慈
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彎曲待他。(詩18:25-26)
憐憫和恩典是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 上帝的憐憫是對付罪的消極方面,他的恩典則是為我們行積極的事。他的憐憫說:“不要下地獄!”他的恩典則說:“你要上天堂。”他的憐憫是動慈心,他的恩典則是寬恕人。
清心的——將來時;內心清潔無偽的人
專一:屬靈的正直和心思的單一,而不是心懷二意;
十誡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使人和睦的——將來時;
使人彼此和睦,更重要的是使人與上帝和睦
和平之子:在南太平洋的沙威部落,這個部落與另一個部落積怨很深,似乎沒有一種辦法可以把和平建立起來。但在這些部落中間有一個風俗,一個部落若有人捨棄他的嬰孩,送給另一個部落,兩個部落之間就可以成就和平。這個嬰孩一定要當作永久的禮物贈送過去,只要孩子活着,和平就會得到尊重。然而,這兩個結下宿怨的部落彼此恨惡得實在太深,長期以來,沒有人願意捨棄嬰孩建立和平。最後有一個人帶着他獨生的孩子,一名男嬰,跑到仇敵的村莊把孩子獻給他們。妻子追着丈夫想把嬰孩搶回來,卻追不上他。這個孩子後來就被稱為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必有和平。
基督就是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在上帝和人之間建立和平——這種和平是永遠的。
為義受逼迫的——現在時;天國是他們的,
有一個人帶着生意上的難處來請教教會之父特土良(“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他說:“我該怎麼辦呢?我必須活下去。”特土良反問道:“你真的必須活下去嗎?”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忠誠於耶穌基督——哪怕這樣做意味着死亡。

希特勒就任總理兩天後,潘霍華在廣播講話中抨擊希特勒,
警告德國不要陷入對元首(Führer領袖)的偶像崇拜,元首很可能會變成Verführer(誤導者或誘惑者)。他的廣播突然被切斷

1933年4月,潘霍華呼籲教會抵抗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宣稱教會不僅應為受害者“包紮傷口”,更應“在輪子上插入一個輻條”。

他催迫學生去回答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誰是耶穌?人要在哪裡找到祂?” 對潘霍華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

1933年7月,希特勒違憲地強制進行新教會選舉。潘霍華全力投入選舉,競選獨立的、非納粹的官員,他們致力於追隨基督
儘管他盡了全力,但在7月的選舉中,大量關鍵教會職位落入納粹支持的德國基督徒手中

當時教會發言人聲明立場,表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風,在希特勒身上彰顯的是聖靈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國人得以進入基督的教會。
1933年9月,在“棕色會議”上(Brown Synod;大會中許多神職人員穿着棕色納粹制服且向納粹的精神象徵致敬),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移除所有具有猶太血統的牧師和教會官員,也拒絕按立猶太血統的傳道人。
“棕色會議”後,馬丁·尼莫拉帶領的“牧師緊急聯盟”,呼籲為撤消亞利安條款而奮鬥;雖有兩千名牧師簽名(out of 18800),但是大部分牧師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

1933年11月,20,000名民族主義德國基督徒參加的集會要求從聖經中移除猶太舊約,這被許多人視為異端邪說,進一步壯大了牧師緊急聯盟的隊伍。

1934年5月的“巴門會議”(Barmen Synod)中,新成立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確認了巴門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們拒絕接受,以為我們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屬耶穌基督、而屬別的主之錯謬教義……。”

18000德國牧師:
3000人認信教會
3000人納粹教會
12000人沉默

馬丁·尼莫拉(1946)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然後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之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當他們對付我的時候,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潘霍華的牧職遭到排擠,反對他的人指稱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太激烈、過度了,而且與猶太朋友的連繫太深。
另一方面,教會逐漸受納粹思想影響,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學也與一般風潮妥協,稱頌希特勒為政治上的救贖主,並不為那些被褫奪公權的猶太籍教授辯護。 這種種挫折,使潘霍華決定離開德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倫敦,在那裡擔任兩個德語教會的牧師。這變動招來巴特等人的指責,批評他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刻逃走了。
Barth accused Bonhoeffer of abandoning his post and wasting his “splendid theological armory” while “the house of your church is on fire”, and chided him to return to Berlin “by the next ship” 1935年,認信教會邀請潘霍華回國主持地下神學院。培訓認信教會的牧師,此神學院的神學生不必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不必忠於納粹;神學院也不接受政府資助,只接受自由奉獻。 1936年8月,在被指控為“和平主義者和國家敵人”後,在柏林大學的教職被撤銷。
1937年7月認信教會的領袖尼莫拉被捕
1937年8月,希姆萊頒布法令,宣布培訓和認證認信教會牧師候選人為非法。
1937年9月,蓋世太保關閉地下神學院,
1937年11月,逮捕了27名神學院的牧師和神學生。
大約在這段時間,邦霍費爾出版了他最著名的書《門徒的代價》,這是對登山寶訓的研究,他在書中批評了“廉價恩典”作為道德鬆懈的掩飾,並提倡“昂貴的恩典”
他痛陳基督徒追求廉價的恩典──有討價還價空間的救恩,卻不對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隨基督的生活。
潘霍華繼續向信徒提出挑戰:跟隨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價的恩典”之信仰,與這無情社會裡的犧牲者聯結。

你的弟兄亞伯在哪裡?

接下來的兩年里,邦霍費爾秘密地在東德的各個村莊間穿梭,開展“流動神學院”,監督他學生們的繼續教育和工作,他們大多數在舊普魯士的小教區非法工作。
1938年,蓋世太保禁止潘霍華進入柏林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認信教會似乎缺乏不屈不撓的信心,面對效忠德國的公民誓言,教會的會議只為謀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權的褫奪。“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潘霍華質問教會領袖們。

這一段時期的文章和講道,流露出他對德國教會缺乏膽識而有的批評;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節,“你當為啞巴開口……”,來解釋為什麼他必須為納粹政府之下的猶太人辯護。

In a 1932 sermon, Bonhoeffer said, “The blood of martyrs might once again be demanded, but this blood, if we really have the courage and loyalty to shed it, will not be innocent, shining like that of the first witnesses for the faith. On our blood lies heavy with guilt, the guilt of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 who is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 1938年2月,潘霍華在他的姐夫漢斯·馮·多納尼的介紹下,與德國抵抗組織成員初次接觸。多納尼將他介紹給德國軍事情報局中一群密謀推翻希特勒的人。
潘霍華還從多納尼那裡得知戰爭即將爆發。他對被徵召入伍的前景尤其感到困擾。作為一個反對納粹政權的堅定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絕不會向希特勒宣誓,也不會在希特勒的軍隊中作戰,儘管拒絕這樣做可能被判處死刑。他還擔心拒絕服兵役會給認信教會帶來的後果,因為這一舉動會受到當時大多數民族主義基督徒及其教會的反對。

在這個關頭,潘霍華於1939年6月應紐約聯合神學院的邀請前往美國。經過一番內心掙扎,他很快後悔了這個決定,並在兩周後返回德國,儘管他的朋友們強烈勸說他留在美國。他寫信給萊因霍爾德·尼布爾:

“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次來美國是一個錯誤。我必須與德國人民一起經歷這一我們國家歷史上的艱難時期。如果我不與我的人民共同經歷這一時期的考驗,我將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國的基督徒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怕的選擇:要麼希望國家失敗以便未來的基督教文明能夠存續,要麼希望國家勝利,從而毀滅我們的文明和任何真正的基督教。我知道我必須選擇哪一個,但我不能在安全的地方做出這個選擇。”

回到德國後,潘霍華進一步受到納粹當局的騷擾,被禁止在公共場合講話,並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他的活動。

1941年,他被禁止印刷或出版作品。同時,潘霍華加入了德國情報機構阿勃維爾。多納尼已經是阿勃維爾的一員,他聲稱潘霍華廣泛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對德國有用,從而將他引入該組織,以保護他免於被徵召服役。潘霍華通過多納尼 知道了針對希特勒的各種陰謀,多納尼積极參与了這些計劃。

面對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暴行,潘霍華通過阿勃維爾了解到了這些暴行的全貌。

在阿勃維爾的掩護下,潘霍華擔任德國抵抗運動的信使,向西方盟友透露其存在和意圖,希望獲得他們的支持,並通過他在國外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希望為推翻希特勒之後的新政府與盟軍達成和平協議。

1942年5月,他會見了英國聖公會主教喬治·貝爾,他是上議院議員,也是認信教會的盟友,通過潘霍華流亡的妹夫萊布霍爾茨與他取得聯繫;通過他向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傳達了探詢。然而,英國政府忽視了這些探詢,像對待德國抵抗運動的所有其他接觸一樣,認為所有德國人都是敵人。

同時潘霍華還和姐夫多納尼參與了阿勃維爾幫助德國猶太人逃往瑞士的行動。引來蓋世太保的猜疑。
1943年4月5日,潘霍華和多納尼被逮捕。由於缺乏叛國和背叛國家的證據,潘霍華僅被指控逃避兵役。牧師反駁了這些指控,證明他的申請在1940年作為軍隊牧師入伍的請求被拒絕。儘管如此,他仍被關押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

在獄中,潘霍華寫了許多信件、詩文,死後輯成《獄中書簡》一書;如今成為極具價值的基督教經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里,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 潘霍華也寫信給他的未婚妻瑪利亞(Maria), 潘霍華與瑪利亞相戀於一九四二年。起初,瑪利亞家人反對,一來是年齡差距(36歲和18歲),一來是潘霍華正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然而,當潘霍華入獄後,女方家人公開兩人婚約,以表示對他的支持。 瑪利亞的探監,成為潘霍華初期冷酷牢獄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寫給瑪利亞的一封信中,潘霍華說:“我們的愛是上帝恩典和慈愛的記號,使得我們能信。”又說:“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樣的苦難,對這世界仍保持愛和真實的信心。……我擔心,一個基督徒若只用一隻腳站在地上,他也會只有一隻腳站在天堂。”

同情的看守幫助他將信件偷運出監獄,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收藏在哈佛大學。

由德國抵抗運動主導說服軍方並刺殺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與後續政變行動,密謀藉此推翻以納粹黨為首的德國政府、進而和西方的同盟國達成和平協議。
主謀施陶芬貝格上校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做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會說我們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1943年4月7日,在北非隆美爾的軍隊里服役,施陶芬貝格的車輛遭到了空襲,施陶芬堡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兩根手指,成為國家英雄。

1944年7月初開始,反抗集團成員在取得共識後便進行一連串密謀的準備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事項之一為說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稱的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加入行動的行列。而隆美爾的意見則與絕大多數支持反抗行動的軍官一樣,認為應該策劃將希特勒逮捕並且送至軍事法庭公開審理。

同時,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貝格被任命為駐紮柏林市中心的弗洛姆大將指揮的後備軍總部參謀長,獲得了絕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報告、並且親手以炸彈或者手槍刺殺的機會。

施陶芬貝格在等待希特勒、希姆萊、戈林一起出現時進行刺殺,但機會幾次都沒有出現,於是他於1944年7月20日在狼穴進行活動。史陶芬伯格帶着一個裝有2包炸藥進入簡報廳,
施陶芬貝格借口進入凱特爾辦公室的洗手間換衣服,用準備好的鉗子剪斷圓珠筆型的雷管(啟動),再將其插入一塊1公斤的炸藥塊,但由於他失去了右手,左手又只有3個手指,使用鉗子遇到困難。一個警衛敲門催促他快點,因為會議馬上開始了,並且他打開了門,因此他沒能啟動第二塊炸藥,把它留給了副官。
他回到會議室,把公文包放在會議桌下,儘可能靠近希特勒。幾分鐘後,借口接柏林緊急電話離開會議室。他離開後公文包被布蘭德上校挪動了,從原位移到另一邊會議桌角後,從而讓炸彈在爆炸時威力減弱,使希特勒逃過一劫,而布蘭德則被炸彈炸斷了一條腿,後來不治。12點45分左右,炸彈引爆,將會議室整個摧毀。三名軍官和一位速記員因此死亡,然而主要目標希特勒就和其他人一樣因為桌角之厚實而只受了輕傷:褲子被燒焦且耳膜被震破,如同會議室內另外24人。

蓋世太保一共抓了7000人,處決了大約5000。施陶芬貝格被捕後第二天被弗洛姆處決,戈培爾則冷冷地對佛洛姆說道:“你太急於殺人滅口了,弗洛姆也被處決。
隆美爾被迫自殺。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之子也遭處決。

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關押了一年半之後,他被轉移到了弗洛森比爾格集中營。在盟軍最後幾次凌亂攻擊行動中,瑪利亞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間的集中營,常用步行,四處尋訪潘霍華,終未能再見他一面。
同情他的獄卒為他制定了越獄計劃,但最終潘霍華拒絕了,因為他擔心納粹會對他的家人進行報復,特別是對他的哥哥克勞斯和妹夫漢斯·馮·多納尼,他們也被監禁。

1945年4月4日,阿勃維爾首領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的日記被發現,希特勒在讀到這些日記後勃然大怒,下令摧毀其他阿勃維爾成員。
4/8是復活節後的第一個主日,同室囚犯說服潘霍華帶領大家有個禱告會。潘霍華要他們默想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貝斯特回憶那個時刻:“他觸動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話語表達了我們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帶來的意義和定局。” 安靜的沉思,因着門被打開而中斷,兩個身着官服的蓋世太保命令潘霍華出來,跟他們走。 潘霍華從容地向每一個人道別後,把貝斯特叫到一旁,請求他把自己臨終的遺言帶給英國好友貝爾主教: “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1945年4月8日,潘霍華在沒有證人、沒有任何證據、沒有訴訟記錄或辯護的情況下,潘霍華被戰地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1945年4月9日黎明時分,他在那兒被絞刑處死。
兩個星期後4/23 美軍解放了集中營
再過一個星期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內用手槍擊中右側太陽穴自殺身亡。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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