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特里希·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2/4 出生於德國布雷斯勞的一個大家庭

他和雙胞胎妹妹薩賓娜是8兄妹中的老六老七
他的父親是卡爾,一位精神病專家和神經學家,以批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聞名;
他的母親保拉是一位教師,是新教神學家卡爾·馮·哈塞和畫家斯坦尼斯勞斯·馮·卡爾克羅伊特的孫女

8歲時學會彈鋼琴,11歲作曲在愛樂樂團演出,14歲時,決定攻讀神學
21歲獲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以最高榮譽畢業,他的論文“聖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巴特(Karl Barth)讀後,讚許為“神學上的奇蹟”。

由於還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齡,另一方面也需要實際牧會經驗,潘霍華暫停學院的生活,申請在西班牙巴塞羅納的一個助理牧師之職。那個教會的成員,大多以當地的德國商人為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經濟大蕭條的浪潮襲來。那是潘霍華首次面對貧窮,他傾盡全力協助失業的人;在窘困時,他甚至必須在經濟上求援於家人。

1930年,潘霍華搬到美國,去了哈萊姆區的美國黑人教會,在那裡教主日學,並對美國黑人教會產生了終生的熱愛。他聽到教會長老傳講社會正義福音,開始關注美國種族和少數民族所經歷的社會不公以及教會在推動融合方面的無能。原本愛國的潘霍華在觀看《西線無戰事》後改變了看法,這部電影展示了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因為對每個人生命的高度重視而傾向於和平主義,極力反戰。

1931年回到德國後,邦霍費爾成為柏林大學系統神學的講師,大家都注意到他改變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潘霍華只簡單回答,他“已成為一個基督徒”了。這是潘霍華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軌”,他說:“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開始對登山寶訓認真起來,我的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貧窮的vs靈里貧窮的(虛心的)——現在時;
自知靈性貧乏,在上帝面前無可誇耀的人,自認為不配,但上帝要把天國的福份給他們;
對比:自認為在上帝面前無可指責的人(法利賽人和稅吏),
哀慟的——將來時;表達哀傷最強烈的一個字,悲痛欲絕;
「為罪惡悲傷的人」,指為自己的罪和這世界因為罪惡產生的不公平與不公義哀慟。這樣的人上帝要安慰他們,亦即上帝終究要解決罪惡對個人和世界的影響。
彼得:「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路5:8)
溫柔的——將來時;meek
柔和的心
耶穌的特質:我心裡柔和謙卑(meek),你們當負我的軛(太11:29);你的王來到你這裡,是溫柔的,又騎着驢,就是騎着驢駒子。(太21:5)
《天路歷程》中那個謙卑的牧童說得好:“一個低下的人不需要懼怕跌倒。”溫柔的人不擔心捍衛自己,因為他曉得原本就沒有一樣東西是他當得的。
飢餓的vs饑渴慕義——將來時;渴慕上帝的義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4:4)
陸軍少校維維安•吉爾伯特(Vivian Gilbert)寫過一本書,書名是《最後一次遠征的浪漫》,描寫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解放巴勒斯坦的事情。 “一支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士兵組成的聯軍從別是巴揮師而上,沿着貧瘠的沙漠,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後方窮追不捨。進攻的隊伍把運水的駱駝隊遠遠甩在後面。水瓶里的水喝乾了。禿鷹充滿期待地在空中盤旋飛過,太陽無情地炙烤着。”吉爾伯特寫道:“我們頭疼得厲害,我們的雙眼布滿血絲,在刺眼的強光照射下,眼前陣陣昏暗……我們的舌頭腫脹起來,嘴唇變成紫黑色,並且迸裂…撤退的土耳其人前腳剛走,我們便攻進了舍哩亞車站。最先映入我們眼帘的,就是那些以石頭砌成的大水池,盛滿了冰涼、清澈的飲用水。在寂靜夜晚的空氣當中,可以清晰地聽見水流入池子的聲音,使得近處的人為之瘋狂。然而,命令傳來,要各營的人面對水池集合,排成兩列橫隊,這時候卻沒有一個人低聲抱怨。” 先是受傷的人,接着是執行放哨任務的人,然後是一個連隊又一個連隊的人。最後一個人喝到水的時候,已經等候了四個鐘頭。自始至終,他們一直都在距離一堵矮石牆6米開外的地方站着,石牆的另一側就是成千上萬升的水。
試想你是這個軍隊中的一員,當要輪到你的時候,你會是如何地渴慕,我們對神的話語,也要有這樣的渴望。
前四福談到個人方面的心態,在上帝面前一個人當怎樣看待自己。從第五項福分開始,基督所要教訓的,是前四項祝福的表現。
憐恤人的——將來時;上帝以仁慈回報人對其他人的仁慈
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彎曲待他。(詩18:25-26)
憐憫和恩典是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 上帝的憐憫是對付罪的消極方面,他的恩典則是為我們行積極的事。他的憐憫說:“不要下地獄!”他的恩典則說:“你要上天堂。”他的憐憫是動慈心,他的恩典則是寬恕人。
清心的——將來時;內心清潔無偽的人
專一:屬靈的正直和心思的單一,而不是心懷二意;
十誡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使人和睦的——將來時;
使人彼此和睦,更重要的是使人與上帝和睦
和平之子:在南太平洋的沙威部落,這個部落與另一個部落積怨很深,似乎沒有一種辦法可以把和平建立起來。但在這些部落中間有一個風俗,一個部落若有人捨棄他的嬰孩,送給另一個部落,兩個部落之間就可以成就和平。這個嬰孩一定要當作永久的禮物贈送過去,只要孩子活着,和平就會得到尊重。然而,這兩個結下宿怨的部落彼此恨惡得實在太深,長期以來,沒有人願意捨棄嬰孩建立和平。最後有一個人帶着他獨生的孩子,一名男嬰,跑到仇敵的村莊把孩子獻給他們。妻子追着丈夫想把嬰孩搶回來,卻追不上他。這個孩子後來就被稱為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必有和平。
基督就是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在上帝和人之間建立和平——這種和平是永遠的。
為義受逼迫的——現在時;天國是他們的,
有一個人帶着生意上的難處來請教教會之父特土良(“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他說:“我該怎麼辦呢?我必須活下去。”特土良反問道:“你真的必須活下去嗎?”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忠誠於耶穌基督——哪怕這樣做意味着死亡。

希特勒就任總理兩天後,潘霍華在廣播講話中抨擊希特勒,
警告德國不要陷入對元首(Führer領袖)的偶像崇拜,元首很可能會變成Verführer(誤導者或誘惑者)。他的廣播突然被切斷

1933年4月,潘霍華呼籲教會抵抗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宣稱教會不僅應為受害者“包紮傷口”,更應“在輪子上插入一個輻條”。

他催迫學生去回答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誰是耶穌?人要在哪裡找到祂?” 對潘霍華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

1933年7月,希特勒違憲地強制進行新教會選舉。潘霍華全力投入選舉,競選獨立的、非納粹的官員,他們致力於追隨基督
儘管他盡了全力,但在7月的選舉中,大量關鍵教會職位落入納粹支持的德國基督徒手中

當時教會發言人聲明立場,表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風,在希特勒身上彰顯的是聖靈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國人得以進入基督的教會。
1933年9月,在“棕色會議”上(Brown Synod;大會中許多神職人員穿着棕色納粹制服且向納粹的精神象徵致敬),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移除所有具有猶太血統的牧師和教會官員,也拒絕按立猶太血統的傳道人。
“棕色會議”後,馬丁·尼莫拉帶領的“牧師緊急聯盟”,呼籲為撤消亞利安條款而奮鬥;雖有兩千名牧師簽名(out of 18800),但是大部分牧師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

1933年11月,20,000名民族主義德國基督徒參加的集會要求從聖經中移除猶太舊約,這被許多人視為異端邪說,進一步壯大了牧師緊急聯盟的隊伍。

1934年5月的“巴門會議”(Barmen Synod)中,新成立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確認了巴門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們拒絕接受,以為我們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屬耶穌基督、而屬別的主之錯謬教義……。”

18000德國牧師:
3000人認信教會
3000人納粹教會
12000人沉默

馬丁·尼莫拉(1946)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然後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之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當他們對付我的時候,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潘霍華的牧職遭到排擠,反對他的人指稱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太激烈、過度了,而且與猶太朋友的連繫太深。
另一方面,教會逐漸受納粹思想影響,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學也與一般風潮妥協,稱頌希特勒為政治上的救贖主,並不為那些被褫奪公權的猶太籍教授辯護。 這種種挫折,使潘霍華決定離開德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倫敦,在那裡擔任兩個德語教會的牧師。這變動招來巴特等人的指責,批評他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刻逃走了。
Barth accused Bonhoeffer of abandoning his post and wasting his “splendid theological armory” while “the house of your church is on fire”, and chided him to return to Berlin “by the next ship” 1935年,認信教會邀請潘霍華回國主持地下神學院。培訓認信教會的牧師,此神學院的神學生不必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不必忠於納粹;神學院也不接受政府資助,只接受自由奉獻。 1936年8月,在被指控為“和平主義者和國家敵人”後,在柏林大學的教職被撤銷。
1937年7月認信教會的領袖尼莫拉被捕
1937年8月,希姆萊頒布法令,宣布培訓和認證認信教會牧師候選人為非法。
1937年9月,蓋世太保關閉地下神學院,
1937年11月,逮捕了27名神學院的牧師和神學生。
大約在這段時間,邦霍費爾出版了他最著名的書《門徒的代價》,這是對登山寶訓的研究,他在書中批評了“廉價恩典”作為道德鬆懈的掩飾,並提倡“昂貴的恩典”
他痛陳基督徒追求廉價的恩典──有討價還價空間的救恩,卻不對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隨基督的生活。
潘霍華繼續向信徒提出挑戰:跟隨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價的恩典”之信仰,與這無情社會裡的犧牲者聯結。

你的弟兄亞伯在哪裡?

接下來的兩年里,邦霍費爾秘密地在東德的各個村莊間穿梭,開展“流動神學院”,監督他學生們的繼續教育和工作,他們大多數在舊普魯士的小教區非法工作。
1938年,蓋世太保禁止潘霍華進入柏林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認信教會似乎缺乏不屈不撓的信心,面對效忠德國的公民誓言,教會的會議只為謀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權的褫奪。“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潘霍華質問教會領袖們。

這一段時期的文章和講道,流露出他對德國教會缺乏膽識而有的批評;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節,“你當為啞巴開口……”,來解釋為什麼他必須為納粹政府之下的猶太人辯護。

In a 1932 sermon, Bonhoeffer said, “The blood of martyrs might once again be demanded, but this blood, if we really have the courage and loyalty to shed it, will not be innocent, shining like that of the first witnesses for the faith. On our blood lies heavy with guilt, the guilt of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 who is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 1938年2月,潘霍華在他的姐夫漢斯·馮·多納尼的介紹下,與德國抵抗組織成員初次接觸。多納尼將他介紹給德國軍事情報局中一群密謀推翻希特勒的人。
潘霍華還從多納尼那裡得知戰爭即將爆發。他對被徵召入伍的前景尤其感到困擾。作為一個反對納粹政權的堅定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絕不會向希特勒宣誓,也不會在希特勒的軍隊中作戰,儘管拒絕這樣做可能被判處死刑。他還擔心拒絕服兵役會給認信教會帶來的後果,因為這一舉動會受到當時大多數民族主義基督徒及其教會的反對。

在這個關頭,潘霍華於1939年6月應紐約聯合神學院的邀請前往美國。經過一番內心掙扎,他很快後悔了這個決定,並在兩周後返回德國,儘管他的朋友們強烈勸說他留在美國。他寫信給萊因霍爾德·尼布爾:

“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次來美國是一個錯誤。我必須與德國人民一起經歷這一我們國家歷史上的艱難時期。如果我不與我的人民共同經歷這一時期的考驗,我將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國的基督徒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怕的選擇:要麼希望國家失敗以便未來的基督教文明能夠存續,要麼希望國家勝利,從而毀滅我們的文明和任何真正的基督教。我知道我必須選擇哪一個,但我不能在安全的地方做出這個選擇。”

回到德國後,潘霍華進一步受到納粹當局的騷擾,被禁止在公共場合講話,並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他的活動。

1941年,他被禁止印刷或出版作品。同時,潘霍華加入了德國情報機構阿勃維爾。多納尼已經是阿勃維爾的一員,他聲稱潘霍華廣泛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對德國有用,從而將他引入該組織,以保護他免於被徵召服役。潘霍華通過多納尼 知道了針對希特勒的各種陰謀,多納尼積极參与了這些計劃。

面對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暴行,潘霍華通過阿勃維爾了解到了這些暴行的全貌。

在阿勃維爾的掩護下,潘霍華擔任德國抵抗運動的信使,向西方盟友透露其存在和意圖,希望獲得他們的支持,並通過他在國外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希望為推翻希特勒之後的新政府與盟軍達成和平協議。

1942年5月,他會見了英國聖公會主教喬治·貝爾,他是上議院議員,也是認信教會的盟友,通過潘霍華流亡的妹夫萊布霍爾茨與他取得聯繫;通過他向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傳達了探詢。然而,英國政府忽視了這些探詢,像對待德國抵抗運動的所有其他接觸一樣,認為所有德國人都是敵人。

同時潘霍華還和姐夫多納尼參與了阿勃維爾幫助德國猶太人逃往瑞士的行動。引來蓋世太保的猜疑。
1943年4月5日,潘霍華和多納尼被逮捕。由於缺乏叛國和背叛國家的證據,潘霍華僅被指控逃避兵役。牧師反駁了這些指控,證明他的申請在1940年作為軍隊牧師入伍的請求被拒絕。儘管如此,他仍被關押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

在獄中,潘霍華寫了許多信件、詩文,死後輯成《獄中書簡》一書;如今成為極具價值的基督教經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里,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 潘霍華也寫信給他的未婚妻瑪利亞(Maria), 潘霍華與瑪利亞相戀於一九四二年。起初,瑪利亞家人反對,一來是年齡差距(36歲和18歲),一來是潘霍華正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然而,當潘霍華入獄後,女方家人公開兩人婚約,以表示對他的支持。 瑪利亞的探監,成為潘霍華初期冷酷牢獄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寫給瑪利亞的一封信中,潘霍華說:“我們的愛是上帝恩典和慈愛的記號,使得我們能信。”又說:“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樣的苦難,對這世界仍保持愛和真實的信心。……我擔心,一個基督徒若只用一隻腳站在地上,他也會只有一隻腳站在天堂。”

同情的看守幫助他將信件偷運出監獄,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收藏在哈佛大學。

由德國抵抗運動主導說服軍方並刺殺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與後續政變行動,密謀藉此推翻以納粹黨為首的德國政府、進而和西方的同盟國達成和平協議。
主謀施陶芬貝格上校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做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會說我們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1943年4月7日,在北非隆美爾的軍隊里服役,施陶芬貝格的車輛遭到了空襲,施陶芬堡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兩根手指,成為國家英雄。

1944年7月初開始,反抗集團成員在取得共識後便進行一連串密謀的準備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事項之一為說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稱的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加入行動的行列。而隆美爾的意見則與絕大多數支持反抗行動的軍官一樣,認為應該策劃將希特勒逮捕並且送至軍事法庭公開審理。

同時,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貝格被任命為駐紮柏林市中心的弗洛姆大將指揮的後備軍總部參謀長,獲得了絕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報告、並且親手以炸彈或者手槍刺殺的機會。

施陶芬貝格在等待希特勒、希姆萊、戈林一起出現時進行刺殺,但機會幾次都沒有出現,於是他於1944年7月20日在狼穴進行活動。史陶芬伯格帶着一個裝有2包炸藥進入簡報廳,
施陶芬貝格借口進入凱特爾辦公室的洗手間換衣服,用準備好的鉗子剪斷圓珠筆型的雷管(啟動),再將其插入一塊1公斤的炸藥塊,但由於他失去了右手,左手又只有3個手指,使用鉗子遇到困難。一個警衛敲門催促他快點,因為會議馬上開始了,並且他打開了門,因此他沒能啟動第二塊炸藥,把它留給了副官。
他回到會議室,把公文包放在會議桌下,儘可能靠近希特勒。幾分鐘後,借口接柏林緊急電話離開會議室。他離開後公文包被布蘭德上校挪動了,從原位移到另一邊會議桌角後,從而讓炸彈在爆炸時威力減弱,使希特勒逃過一劫,而布蘭德則被炸彈炸斷了一條腿,後來不治。12點45分左右,炸彈引爆,將會議室整個摧毀。三名軍官和一位速記員因此死亡,然而主要目標希特勒就和其他人一樣因為桌角之厚實而只受了輕傷:褲子被燒焦且耳膜被震破,如同會議室內另外24人。

蓋世太保一共抓了7000人,處決了大約5000。施陶芬貝格被捕後第二天被弗洛姆處決,戈培爾則冷冷地對佛洛姆說道:“你太急於殺人滅口了,弗洛姆也被處決。
隆美爾被迫自殺。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之子也遭處決。

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關押了一年半之後,他被轉移到了弗洛森比爾格集中營。在盟軍最後幾次凌亂攻擊行動中,瑪利亞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間的集中營,常用步行,四處尋訪潘霍華,終未能再見他一面。
同情他的獄卒為他制定了越獄計劃,但最終潘霍華拒絕了,因為他擔心納粹會對他的家人進行報復,特別是對他的哥哥克勞斯和妹夫漢斯·馮·多納尼,他們也被監禁。

1945年4月4日,阿勃維爾首領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的日記被發現,希特勒在讀到這些日記後勃然大怒,下令摧毀其他阿勃維爾成員。
4/8是復活節後的第一個主日,同室囚犯說服潘霍華帶領大家有個禱告會。潘霍華要他們默想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貝斯特回憶那個時刻:“他觸動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話語表達了我們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帶來的意義和定局。” 安靜的沉思,因着門被打開而中斷,兩個身着官服的蓋世太保命令潘霍華出來,跟他們走。 潘霍華從容地向每一個人道別後,把貝斯特叫到一旁,請求他把自己臨終的遺言帶給英國好友貝爾主教: “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1945年4月8日,潘霍華在沒有證人、沒有任何證據、沒有訴訟記錄或辯護的情況下,潘霍華被戰地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1945年4月9日黎明時分,他在那兒被絞刑處死。
兩個星期後4/23 美軍解放了集中營
再過一個星期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內用手槍擊中右側太陽穴自殺身亡。

October 24th, 2024

Posted In: LiteratureMediaMinistry, Wenxueyishu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