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Gospel Church of MassachusettsSermons

教会里有很多失望灰心的人。也有很多人把困难与问题压在心里。如果在团契或小组里，有基督徒分享说自己常常失眠，对生活失去盼望，焦虑恐惧，失去食欲，或是有躯体化的症状，头晕胃胀，心慌怕冷，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教会该如何陪伴与扶持一个得了抑郁症的病人呢？

我们先来讨论教会里应该如何彼此扶持。扶持有两种方式：小组扶持和个人扶持。

小组扶持

小组扶持是每个教会都应该做的事情。圣经这样说：“二个人比一个人强，因为他们一起劳碌有美好的酬报。如果一个跌倒，另一个可以把他的同伴扶起来……三股合在一起的绳子，不容易扯断。”（传4:9-12）。“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加6:2）。可是，扶持需要彼此有分享。重担需要先说出来，才可以被分担。

教会缺乏分享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我想主要是因为惧怕：惧怕分享后被别人否定，嘲笑，或把自己的事情传开，成为众人闲言的话题。

只有在基督的爱里，才可能没有惧怕。“在爱里没有惧怕；完满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约壹4:18）。教会假如可以活出耶稣的新命令（约13:34）：信徒认真的彼此相爱，彼此分享就比较容易实行了。

耶稣在客西马尼的分享（太26:36-46），为我们留下分享的榜样。首先，耶稣对最亲近的三个门徒说：“我心里优伤，几乎要死”。这极其坦然开放的分享，叫我们惊讶。然后他向三个门徒提出一个请求：“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

然后耶稣稍往前走一点，俯伏在地，向父神祷告，分享他心里的意愿：“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尽管他知道这请求是不可能被答应的，而且他也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说：“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可是这理解与顺从并不阻止他三次向神坦然分享他心里的挣扎和惧怕，甚至请求凡事都能的父神，如果可能就把杯拿去。他这祷告，也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因为马太记载耶稣的祷告，很可能是耶稣后来亲自告诉门徒的。不但如此，耶稣并没有掩饰他极度的痛苦与挣扎，路加记载：“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非常痛苦焦虑，祷告更加恳切，汗如大血点滴在地上”（22:43,44）

可是，三个门徒并没有照耶稣的请求，与他一同警醒，因为他们睡着了，无法体会耶稣的痛苦与挣扎。耶稣的反应，是惊讶过于失望：“怎麽样？你们三人不能与我警醒一小时吗？”

对耶稣在客西马尼的挣扎与祷告，圣经有详细的记录，我想是为了給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叫我们对神和亲近的人，也可以有坦然开放的分享和沟通。

在小组中要鼓励分享，需要其他组员以聆听作回应。聆听别人的分享，就是爱的表现。聆听是了解，接纳，不是同意。约伯对教训他的朋友说：“你们要细心听我的言语，这就是你们的安慰”（伯21:2）

在小组中分享之后，组员千万不要讨论，也不要给建议或教导。讨论，教导与建议，会阻碍分享。今天，教会里的小组需要分享，聆听，接纳和扶持。不是教导或讨论。小组分享完毕之后，每个组员可以为他旁边的组员所分享的来祷告。

约伯的朋友，给他很多很好的建议，可是反而造成反弹，争论。约伯对他朋友的劝勉，多次回应说：“但我也有聪明，跟你们一样；你们说的这些事，谁不知道呢?”（伯12:3）。“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都是使人愁烦的安慰者。”（伯16:2）。“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景况，我也可以堆砌言词攻击你们。”（伯16:4）

约伯所需要的，是朋友们的聆听与接纳。他需要他的朋友，站到他身旁来扶持他，不是站在神的角度来教训指正他。“灰心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因为他将离弃敬畏全能者的心。”（伯6:14）。“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伯19:21,22）

今天，教会里灰心，失望，心里有压力的人很多。他们需要的，是能够把心里的难处分享出来。小组分享最少有四个治疗的好处：

第一：分享是把心里的感受变成话语说出来，能够把感受变成话语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医治。华人的社会，本来就缺乏感情话语的交流，特别是男人。

第二，能把压在心头的重担以分享方式卸下来，是实践爱里没有惧怕，是胜过惧怕的医治。

第三，分享得到聆听，不是被否定或修正，就是得着被接纳的良药。

第四，分享后旁边的组员为他祷告，叫他得着小组的扶持，是扶持的医治。

具体来说，小组分享要达到扶持的目标，组长在每次小组分享之前，必须提醒组员以下几个分享的守则：

1．每个人分享不要超过五分钟；

2．分享自己的感受，不是别人的事情；

3．分享自己的压力，不是控诉得罪自己的人；

4．分享过去一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是很久以前的经历；

5．别人分享时小心聆听，分享后不讨论，不教导，不建议；

6．最后每个人为右边或左边的人祷告结束。

个人扶持

我认为小组扶持是每个教会应该推动的事工。个人扶持却需要看自己的恩赐、负担、兴趣与个性。举例来说，假如我很容易受别人的情绪影响，我大概不合适作个人扶持。不但如此，要做个人扶持，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加上有导师的督导。

从原则上来说，假如我想要去关心扶持一个抑郁的人，可以考虑按部就班采取以下的程序。

前题是男对男，女对女。千万别男对女，女对男。我在这里的建议，一般只适用于基督徒的身上。要讨论如何跟非基督徒朋友或亲人讨论抑郁症，牵涉的范围就太大了，不是这本小册子能涵盖的。

第一：祷告与准备。一方面为这人祷告，同时为自己求智慧去帮助他。另方面，打听好有什么专业辅导和精神科专家作为以后可以转介病人的途径。

第二：尝试跟他建立更好的关系。等他与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有别人在场），邀请他跟你谈话，或是你去探访他。透过聊天，陪伴，散步，喝茶，看看他跟你是否合得来，谈得拢。如果不是，不要勉强。可以考虑只做陪伴和提供实际帮助：诸如替他做整理，购物，预备食物，提供交通上的接送，安排和邀请他参加合适的聚会（例如老人团契）等。

请注意，个人陪伴每次最好不要超过45分钟，不然你自己或对方可能受不了。如果可以，应该安排每周陪伴一次，这规律性的陪伴与扶持比不规律的陪伴与扶持有效。

第三：提出几个可以对他的心态有更多了解的问题来讨论。如果他不愿意讨论，不要勉强。如果他愿意讨论，你就作一个聆听者，每次陪伴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细心听他的诉说，不要给出你自己的意见。

1．最近情况如何？

2．这情况已经造成什么困难和问题？

3．你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情绪低落，失眠等）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始？

4．你想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来会怎样？最坏的情况是什么？你最怕会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对你家人（最亲近的人）会有什么影响？

5．你认为这是一种病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呢？如果是病，应该如何处理？

6．你认为最好的帮助是什么？我们可以如何帮助你呢？

7．你绝望吗？你有轻生的意念吗？

上面这些问题，取自哈佛大学一位精神科教授ArthurKleinman的建议。这些问题可以分几次来讨论。你需要了解他的答案，了解不等于同意（当然，同意也不等于了解）。千万别跟他进行神学上的讨论或争辩。如果你对他的看法有意见，请在神面前多多祷告。

讨论后，可以跟他一起读一些圣经如诗篇13，22，55，69，77，88篇。也可以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太26:36-42；路加22:39-44），或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也可以一起唱一些诗歌。

然后，可以一起祷告。如果他愿意，请他开口祷告，鼓励他在祷告中向神倾诉，好像诗人和先知耶利米一样，不必压抑自己悲伤，迷惑，愤怒的情绪。

最后，可以简单解释，抑郁症状其实是抑郁症产生的后果，而不是造成抑郁症的原因。假如你们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他对你有了信任，你可以在这时建议他找辅导或精神科医生。你已经找好的转介病人的途径，这时候就可以用上了。

如果他非常绝望，有自杀的念头，那就可能需要尽早坚持带他去看医生。我在书里已经提过，自杀是抑郁症病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必须要处理的。

如果这人的朋友或家人或小组里其他的人，想要来跟你讨论他的情况，我认为你应该一概拒绝跟他们讨论，不然事情可能变得非常复杂。无论如何，如果你觉得必须跟别人讨论他的情况，你一定要尊重他的个人隐私权利，首先取得他明确清楚的同意，然后才可以与别人讨论他的情况。

如果有受害者来问我对家暴的意见

家庭暴力是抑郁症的环境诱因之一，对孩子心灵的伤害，长远而且严重。今天在教会里，家暴似乎越来越多。受害者是否应该一直忍耐，不断宽容，以爱胜恶，教会中有不同的意见。

在我个人的经验里，当一个人来问我对某件事情的意见时，我需要先弄清楚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然后看怎样回答。因为有些人是想要用我的意见来撑腰（“徐医师也是这样说的”）。有些人是想要用我的意见来回答别人（“徐医师说我应该离婚”），或用来反驳他不同意的人（“徐医师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他可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对来问我意见的人，我一般先跟他们讨论三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你自己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圣经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你跟别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他们怎样说？你对他们的看法有什么意见？”这样讨论过以后，我才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对于家暴，原则上，我认为家暴可以成为夫妻分开的理由。不是离婚，而是暂时分开居住，为了要减少暴力对受害者（一般是妻子与小孩）造成的伤害。当然，教会可能需要承担妻子与小孩同暴力的丈夫分居后的生活费，因为有些妻子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因此不敢与暴力的丈夫分手。分居可能带给双方空间和寻求辅导的动力。在我个人的经验中，有少数的夫妻，分居后接受辅导，然后复合，暴力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假如一个人有抑郁症或其它精神症状，却不愿意接受治疗，教会该如何处理

华人社会对精神健康不重视，拒绝或避免讨论精神病的问题。一个患了抑郁症的病人，家人每天为他的情况着急，他自己因着抑郁的症状已经长期失眠，几乎无法自理，可是假如有人建议他去看医生，他的回应一般就是：“我还不至于需要看医生吧。”在美国，白人得了抑郁症，60%的病人接受治疗，30%黑人和拉丁病人接受治疗，却只有5%得抑郁症的华人接受治疗。文化需要改变。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华人教会文化改变的阻力来自四方面：改革宗推动的所谓圣经辅导，灵恩派认为单靠祷告的信念，相信精神病是鬼附的传统，以及非科学的医疗系统。今天教会里一个基督徒得了抑郁症，他得到的建议一般就是：圣经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你，单靠祷告就可以拔掉抑郁的根，你需要把心中抑郁的鬼驱逐出去，或是你肝火上升需要调理。文化没有改变，一个人得抑郁症肯接受治疗的可能性很低。

上面已经提过，华人教会里没有精神科医生，就算病人愿意接受治疗也不容易找到一个了解自己文化与信仰背景的精神科医师。目前教会可以做的，大概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合适的场合中，每个人都对这人说：“我想你可能需要去看医生，我们大家的意见大概不会都错吧”。除此以外，在教会里多举办有关精神健康的讲座，在主日学里多讨论这个问题，在小组里推动彼此分享扶持，大概对改变教会文化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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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August 8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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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幻听和幻觉、偏执错觉、胡言乱语的精神病人，华人教会一般普遍认为是邪灵干扰，或是魔鬼附身的结果。

最近有个资深的基督徒内科医生，转介一个宣教士给我，请我诊断这位宣教士的偏执狂到底是因为被鬼附，还是精神病的症状。这位宣教士有幻听幻觉，也有疑心的错觉，其临床病征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可是这位内科医生和病人的家属，都认为很可能该宣教士在泰国宣教的时候，参观庙宇而被鬼附造成这个结果。这观点似乎提示，只有精神病才是鬼附造成的结果，因为我可以肯定，如果这位宣教士得的如果是心脏病或肾功能衰竭，他们绝对不会怀疑他的心脏病或肾衰竭是在泰国庙宇里被鬼附造成的。

单单把精神病跟鬼附挂钩是误解，因为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某些身体的疾病也是被鬼附造成的，特别是在耶稣时代和早期使徒时代。我把这些经文归纳在下面的表中：

经文	症状	跟今天哪些病相似
撒上19-22	扫罗王：整夜说方言；脱衣服；怀疑	双向症
路11:14可9:17	哑巴	大脑说话的区域有毛病
路13:11	驼背	脊柱的病
太12:22	又盲又哑	大脑毛病
可9:17-27	癫痫，哑巴	癫痫症，大脑毛病
可5:1-17	住在坟墓的人	分裂症
徒16:16-18	占卜的女孩	分裂/双向症
徒19:13-16	打伤祭司儿子的人	双向症

从这些经文看来，有些身体的病，不单是精神病，也是被鬼附造成的。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相信圣经里记载的这几个病，的确是鬼附所造成的。问题是：今天我们碰到癫痫症，哑巴，瞎眼，驼背或精神病的病人，我们该如何区别他们是否被鬼附呢？我们如何区分是否鬼附造成似乎同样症状的病呢？

有些基督徒认为：如果一个精神病人力气特别大，需要好几个强壮的男人才可以控制得住，或这病人讲话变了声音（比如说一个大男人用女人或小孩的声音说话），或者眼神奇怪。那就是被鬼附的迹象。也有些人认为：对耶稣是否道成肉身的问题，如果那个病人不作回答或否认，那更证明他是被鬼附的。可是这些所谓鬼附的特征，临床上是相当普遍的，可能在每个精神病房里都可以看到。而且这些特征，恐怕不能用来区别一个瞎眼或驼背或癫痫症的病人是否被鬼附吧。

鬼附与精神病如何区分？

今天，很多基督徒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区分鬼附与精神病。我个人认为，既然在福音书与使徒行传里，鬼附可以造成身体与精神疾病，那么，关键的问题是：是否被鬼附的身体或精神疾病，有同样生理、结构和器质的改变吗？鬼附的病，也有相应的基因与环境互动的因素吗？

今天非被鬼附的身体疾病，诸如瞎眼、哑巴、驼背或癫痫症，都有器质性（结构，生理）的病理改变。比如说，瞎眼是因为视路神经任何一处受伤或出毛病，而影响视觉讯号的传递；就如视网膜或眼球角膜或晶体出问题，或因为眼压太高，伤害视网膜造成青光眼。也可能是视觉神经，或大脑管视觉的皮层或白层的通道出了问题。

哑巴一般是因为大脑说话区域受伤引起的，脑部受伤的原因，一般是脑血管破裂，肿瘤对脑神经侵蚀，或分娩时脑部被没有完全放松的产道压伤。当然也可能是声带或控制说话的功能出问题（如严重口吃），或因为生下来就耳聋，根本就没有学会说话（这种情况在先进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在美国，生下来就耳聋的人，可以从语言治疗里学说话或手语）。

癫痫是大脑细胞异常放电造成的。异常放电可能因大脑有疤痕或肿瘤，或脑细胞因毒品或发高烧而受伤。驼背是脊柱坍塌（比如被肺结核细菌侵蚀）或生长不平衡造成的。这些器质性的病理改变现在一般相当容易就可以测试出来。

上面在书里已经提过，精神病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结果。精神病患者大脑器质性的改变，也已经可以在有高科技设备的实验室里测试出来（虽然目前临床上一般还做不到。）最近一些大型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已经发现了精神病的基因变异。不但如此，精神病的症状，可以被药物相当有效地控制，而这些药物的有效性，是因着它们可以改善大脑功能的紊乱。

我以下面的个案来说明这个问题。

个案《十四》：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跟着丈夫到美国来已经两年多了。在国内的时候，她就有轻微的抑郁，特别是在她跟丈夫家人有矛盾的时候。到了美国以后，因着种种的压力，她的情绪开始有很大的起伏波动。看了辅导和吃安眠药后，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后来她开始有幻听，虽然她是无神论者，并不相信鬼神，却也怀疑是否有鬼跟她说话。邻居带她到教会，她对福音很感兴趣。经常去教会以后，她的幻听稍有减少。可是有一个晚上，她半夜里突然醒过来，感觉非常焦虑，心慌得很；突然看到身边有个好像是鬼魂的怪物，凶神恶煞。丈夫被她的叫声惊醒，连忙安慰她，那鬼魂似的怪物几分钟后就不见了，可是她整个晚上就不能再睡。一连几个晚上，这个情况都重复出现。她看了一个基督徒精神科医生。医生诊断她是得了双向症，认为她的幻觉是双向症的症状，而不是受邪灵直接搅扰的结果。医生开了处方也为她祷告。她服了抗双向症药物几周以后，情绪开始稳定，幻听和幻觉也消失了。四年后，她只需要用少量的抗双向症药物，情绪就很稳定，不再需要吃安眠药；也再没有幻听和幻视；并且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也已经受洗归主。

这个案说明几点：

第一，好像被鬼附的幻听与幻视，需要正确的诊断和药物治疗。症状是因为大脑器质功能紊乱而产生的。器质结构功能紊乱消失后，症状就可以消失。

第二，病人需要祷告，也需要药物治疗。

第三，治疗与祷告可以产生良性的互动，病人因此不但病得医治，灵性也得以更新。

我特别要提出一点：耶稣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也是在修复被疾病破坏的器质结构。

马太12:9-13 有这样的记载：“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另一只一样。

马太特别强调，那人萎缩了的手，被耶稣医治后就复原了，和另一只手一样。萎缩消失，岂不是器质结构的复原吗？岂不是肌肉，筋骨，手臂的结构重新长回来吗？

鬼附造成的精神与身体疾病，也有器质改变

那么，究竟圣经里记载的鬼附造成的精神或身体的疾病，与今天有器质改变、是基因与环境互动造成的非被鬼附的精神与身体疾病，两者有区别吗？

我个人认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明确的答案，原因主要是因为圣经并不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写的，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相应的资料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可是，我认为鬼附造成的身体或精神疾病，都应该是有器质生理结构恶性改变的疾病，跟非被鬼附的疾病没有区别。因为假如有症状却没有相关的器质改变的病。今天的医学称之为癔症DissociativeDisorder。举例来说，一个瞎眼的病人，如果在检查下没有任何器质改变，这病人的瞎眼就是癔症。癔症一般是内心深处隐藏着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因此需要把矛盾转化成身体症状如瞎眼等。典型的例子：妻子发现丈夫与别人犯奸淫，自己不能承认，不能接受，她可能就说自己突然无法看见，完全失去视觉，简单来说，这位妻子不愿意看到丈夫背叛自己，可是事实不容否认，只好用瞎眼来表达和处理这个矛盾。所以，检查时并没有任何视觉神经系统的器质改变。

此外，我们必须另外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圣经里鬼附的身体病与精神病似乎相当普遍？

第二：我们如何处理今天或许是鬼附造成的精神与身体疾病？

为什么耶稣时代鬼附造成的疾病比较普遍？今天还有鬼附的情况吗？

福音书里鬼附原文的意思是:被控制，被抓住。这个现象在马太、马可与路加福音书里相当普遍，约翰福音中没有鬼附的记载。使徒行传后期与书信时期也没有。我个人认为，这跟当时神的国度快要彰显有关。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建立神国度的时候，魔鬼为了要抵挡神国度的显现，就以鬼附形式造成身体与精神疾病，造成社会不安混乱。

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宣教，他们兴高采烈回来的时候，圣经有这样的记载：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路10:17-20）

耶稣说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我想是指着撒旦从天上被赶出来，就到地上来抵挡耶稣的工作与神国度的彰显。所以在耶稣升天和新约教会成立以后，魔鬼直接附身控制和抓住一个人，造成精神与身体疾病的情况就少了，因为撒旦直接的抵挡已经失败了。

可是明显地，尽管今天撒旦很少抓住一个人，造成这个人器质破坏的疾病，可是撒旦仍然在攻击教会，也在社会上造成混乱。我们如何理解邪灵搅扰与疾病的关系呢？

我个人的理解和猜测是这样：简单来说，发病有以下一定的过程：

基因+环境（基因与环境互动）器质改变疾病（症状）

在发病的这个过程中，撒旦邪灵的搅扰可以从以下几处下手：

1．破坏基因

2．搅扰环境

3．直接造成器质恶性改变

4．直接造成疾病症状《癔症》

教会今天应该如何处理精神病的个案？需要赶鬼吗？

我认为，今天我们看到驼背、瞎眼、癫痫、哑巴或各类精神病患者，都应该认定这些病人患了器质改变的疾病，需要赶紧治疗。此外，既然撒旦可能在每件事情背后攻击搅扰，基督徒应该为每个病人祷告。

撒旦在基督徒每个疾病背后的攻击与搅扰，从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上可以看出来（林后12:7）。一般解经家认为，保罗身上的刺很可能是一种眼病，保罗认为这刺是撒旦的攻击造成的。

此外，撒旦经常装成光明的天使（林后11:14）搅扰环境。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经常穿上全副军装，与属灵的恶魔争战（弗6:10-18）。因此，我们无法排除魔鬼在每个病人背后的攻击与搅扰。所以，我们应该为每个病人恳切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抵挡撒旦邪灵的搅扰，也同时用医学来医治病人。不但如此，既然如上面所说，所有的疾病都有一个属灵的层面，我们更应该为病人的灵性祷告，让该疾病不是带来对病人毁灭性的伤害，而是带来灵性的更新与生命的重建。

当然，尽管今天撒旦不太可能以鬼附的方式直接造成器质破坏，如果你认为该病是鬼附造成的，那么在治疗和祷告以外，也可以加上赶鬼。可是，我反对单靠赶鬼。我认为，每个疾病，既然都有器质改变，都应该以治疗加上祷告来处理。

癔症：没有器质结构改变的疾病

没有器质结构改变的身体或精神疾病，称为歇斯底里症，也称癔症，或转化症。这是心理病的一种。患歇斯底里症的人，可能失去视力，失去听力，不能走动如跛脚，甚至有癫痫症状。可是在癔症里，这些症状并没有伴随器质的改变；大脑扫描不能显示有一般瞎眼、聋哑或癫痫的大脑结构异常，或者功能紊乱。这病二十世纪早期在西方相当普遍，弗洛伊德曾经分析了不少癔症个案。

从心理动力角度来说，癔症是潜意识里有自己不能或不愿意面对的矛盾或创伤。症状是这些矛盾，因着再无法压抑，而转化成身体症状所形成的。自己不能或不肯面对的矛盾例子很多：诸如想从症状里得到一些无法得到的回报或同情；或是孩童期受过严重虐待，或跟依恋有魅力却不关爱自己的父亲的复杂关系或情操有关。换句话说，转化是大脑的一种妥协，把绝对不能接受的矛盾、创伤或情操，变成相对可以接受的身体症状。

从大脑神经功能来说，最近脑扫描测试癔症病人的结果发现：病人有异常的额叶活动，其特征符合感情上的创伤；可是管理记忆的区域活动却降低，符合病人不肯接受此创伤，反而要刻意压抑创伤的记忆。额叶创伤后的活动，却跟大脑管理身体活动的区域有强烈互动，表示病人以身体异常的活动功能（例如跛脚不能走动，或失去视力不能看见）来处理过去没有解决却不被接受的创伤。这种处理方法跟正常的人勇敢面对创伤，以回忆与诉说来处理创伤的方法不同。当然，正常的处理需要付出代价，就是需要勇敢面对创伤所带来的抑郁焦虑。

癔症的所谓症状转化：就是从大脑刻意压抑不能被接受的创伤或情操，进而到大脑不能再压抑而妥协，以转化的方式把该创伤或情操变成异常的功能活动。1980年，美国精神科学会正式把“转化型歇斯底里症”（hystericalneurosis, conversion type，就是中文的所谓“癔症”）命名为“转化症”（conversion disorder）。

癔症的病人需要心理辅导，帮助病人理解什么是转化，明白接受被压抑的创伤或情操，疏理不能接受的原因，进而勇敢接受面对这个创伤。

我在这里讨论癔症，主要原因是盼望读者可以理解：一般的身体或精神疾病，都有伴随的器质生理结构的生物改变，除非是转化症。换句话说，假如今天看到一个精神病人，没有伴随的器质结构生物改变，结论不应该是这人被鬼附，而是这个病人患了癔症。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认为自己是被鬼附呢？

对心理跟精神的问题，今天华人教会理解不多。因此很容易把一些自己不理解的现象，用鬼附或邪灵搅扰来解释。举例来说，有些人晚上从睡梦中醒过来，头脑好像清醒，可是身体却有不能活动的感觉，或胸口好像被重压，不能呼吸。一般人称这感觉为鬼压。其实这不能活动的感觉，是因为大脑管理身体活动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在睡眠中恢复过来，跟鬼附是没有关系的。

胸口有被压的感觉，好像不能呼吸（其实呼吸没有问题），一般跟担心焦虑，精神紧张不能放松有关，是恐惧焦虑症的症状之一。严重的焦虑，称为恐惧症或惊恐症（PanicAttack）。在自己以为不能呼吸的时候，拼命大力呼吸，把身体内的二氧化碳大量排出，手脚会因此有麻木的感觉，也因此会头晕。这头晕跟手脚麻木就造成更大的焦虑，产生一种恶性循环。

许多有恐惧惊恐症状的人，特别是晚上有惊恐导致不能呼吸（所谓鬼压）症状的基督徒，都去找牧师，请牧师为自己赶鬼。一般基督徒对精神分裂的症状也缺乏理解，经常把分裂症误诊为邪灵鬼附。

个案《十五》。一个读了七年还不能毕业的博士生，被学校转介来看精神科医生。他不但多年来有抑郁焦虑，而且晚上常有惊醒过来胸口有被重压不能呼吸的感觉。他很配合治疗，吃了抗抑郁药物与镇静剂后很快就好转，症状消失。他很喜乐，信主受洗。可是一年后医生离开到外地工作。他找不到第二个精神科医生开处方，于是停药。半年后晚上“鬼压”复发。牧师替他赶鬼，每天要求他把邪灵呕吐出来。他非常痛苦，每周去牧师那里接受赶鬼，可是情况越来越糟，结果不得不退学，也放弃信仰。

个案《十六》。一个很爱主的职事，博士毕业后，三十岁时开始有幻听错觉。他认为办公室的同事都在监视他，偷听他的电话，偷看他的电邮。后来更说家里的墙里有鬼，把墙打破要把鬼抓出来，也认为墙上电源插座有电波射出来搅扰他的思想。教会从远处请一些有赶鬼恩赐的人，专门来替他赶鬼。后来有两年不能出门，躲在家里，白天躺在床上，晚上彻夜不睡并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自己哭笑。后来脾气失控，开始打妻子小孩，家人不得已报警，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是分裂症，用氯氮平治疗后六个月，症状慢慢消失，可以出院回家。

误认为精神问题是因鬼附或邪灵搅扰造成的，这在华人教会有很长的历史。中国教会三大巨头之一的倪柝声先生，在他的《属灵的人》里就有这样的记载：“晚上做梦是天然或超然的现象……失眠可能是身体的原因，也可能是邪灵的干扰……易忘，心散，失去动机劲力，也都是邪灵的干扰的结果”《属灵的人；卷16第2章》。当然，倪柝声先生对作梦，失眠，心散，易忘的成因的误解，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大脑神经科学还没有起步。可是，今天一般华人教会里，不少受过高深教育的专业人士，也仍然认为一切的精神问题都是因为被鬼附直接造成的，而因此否认精神病的具体存在，这就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华人教会对精神问题需要更多的理解，可能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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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August 7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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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大的类别：

1．情绪病：如抑郁症，双向症，焦虑症，强迫症，创伤后遗症，精神性摄食症等

2．思想病：如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及情绪综合症等

3．失智症，如阿尔兹海默症，其它的老人痴呆症等

4．儿童精神病症：多动症，自闭症，各类智障症等

精神疾病的分类，到目前还是从症状的特征来区分的。以后随着对病理的理解增加，估计精神疾病的分类也会跟着改变。

下面我简单描述一下焦虑症、强迫症、创伤后遗症、双向症、精神性摄食症、精神分裂症以及老人失智症的病征与治疗原则。儿童精神病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焦虑症

焦虑症症状主要是担心、紧张和焦急。有时候也会失眠，特别是晚上躺下，因为思想太多而不能入睡。长期焦虑也可以带来抑郁。一般焦虑紧张可能伴随着身体症状如心慌、冒汗、发抖、头晕、口干、胃痛、恶心、头痛、血压升高、呼吸加快等副神经系统紊乱的症状。

焦虑紧张有时候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出现。比如有人怕登高，或被困在一个小空间里（如在电梯中），也有人怕站在别人面前发言，或是在社交场合中与人交谈或交往。也有人可能特别怕某些动物如蛇或猫狗。

焦虑紧张特别严重的时候会产生惊恐症（Panic Attack）。上面提到的副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的症状突然变得非常严重，以致整个人好像就要昏倒，或立刻就要失控崩溃。有些病人因此被送到急诊室，可是因为心电图或其它检查都正常，有时候让一些对焦虑恐慌症不太了解的急诊室医生感到束手无策。

焦虑症的治疗，从一般认知辅导（咨询）的角度来说，着重于帮助病人了解焦虑的原因和理由，从而设计应对的策略，主要从解决压力的角度来处理焦虑。动力派比较着重于分析病人成长经历和人际关系造成焦虑的可能原因，特别是在深层和潜意识层面动力矛盾所产生的原因。行为派比较注重训练病人在引起焦虑的情境下放松自己。正念治疗帮助病人把自我意念与感觉分开，静观焦虑。今天一般咨询师大概把这些不同派系的做法综合起来应用。

焦虑症的药物治疗，一般采用抑郁症药物治疗的程序和流程，主要以抗抑郁药物为主。必要的时候，也采用镇静剂作为辅助的药物治疗。焦虑症状消失以后，先把镇静药物慢慢停止，然后根据情况，再把抗抑郁药物慢慢停止。

强迫症

强迫症主要的症状，是心里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催逼感，强迫自己去重复做或思想自己理性上知道是无聊或不合理的某些事情。强迫症一个常见的症状是重复洗手。病人认为手上沾染了危害自己的细菌，需要不断重复洗手，不然心里就极度不安。

患上思想型的强迫症病人，常有一种催逼要在脑子里解决一个问题，比如翻译一句话或一个名词，或要把一个名称或一样事情归类、排列。病人有时候很难说清楚这催逼是要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因此非常苦恼。

在父母要求很高，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长大的年青人，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催逼要他们反叛。有些强迫症的青年人，在考试的时候，心里会突然冒出一种催逼，要他们鼓起勇气，对考题作出他们明明知道是错误的选择。

最新大脑神经功能研究发现：强迫症病人的基底神经节5-羟色胺功能紊乱，造成基底神经节功能多动，因此造成额叶功能多动。

认知治疗和行为治疗对强迫症可能有效。药物治疗一般采用5-羟色胺类如百忧解，一般病人需要服用比较高的剂量才有效。如果效果不太理想，可以加上少量的利陪同。

创伤后遗症

创伤后遗症的主要症状包括：在受了极大的伤害打击之后（如地震或其它天灾，战争或其它人祸，车祸，被强暴侮辱），晚上经常做跟灾难打击有关的恶梦，白天有关灾难打击的形象记忆，经常不由自主地闯入脑海中，身边某些事情如一些声音，可以触发惊恐或情绪失控，情绪抑郁焦虑，失眠，对自己的行动加上诸多限制，为要避免触发被打击的记忆。

大脑神经科学研究发现：这些症状，跟脑子里的海马和杏仁核受打击而造成细胞死亡，导致海马和杏仁核萎缩有关。

药物治疗可以采用哌唑嗪，一个α（1）肾上腺素能拮抗剂，此药的功能是抵抗海马和杏仁核对打击的不良回忆。可是这个药的副作用是降低血压，造成头晕。所以使用过程需要小心观察，监控症状。

双向症

双向症，又称两极症，躁郁症，亢奋抑郁症。主要症状是情绪极度高低波动。可见情绪的高低两极表现，即有时情绪抑郁消极低落，有时情绪高昂亢奋狂躁，双向分化特别明显，所以称为双向或两极症。抑郁期症状跟一般抑郁症一样，可是病人感觉特别疲累乏力，无精打采，不能起床，毫无兴趣和快乐，缺乏活力，自杀意念很强，也可能有幻听幻觉。

亢奋期情绪特别高昂，兴奋，乐观，感觉体力充沛，不需要休息或睡眠。想法特多且思路特快，话多，说话快速急迫。喜欢花钱，疯狂购物，性欲特强，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力特强，能干大事，冒险投资，飙车。甚至认为自己是圣徒，名人，有特异功能，能明白各样奥秘，能把毫不相关的事情串连起来，最后语无伦次，甚至有幻听幻觉，怀疑偏执，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双向症基因变异，2015年已经找到十多处。

双向症病人一般很有才干。许多艺术家、音乐家、作家都有双向症。原因可能是天才的基因与双向症的基因，在染色体上排列彼此很靠近。

一般抑郁期时间比较长，可能从几周到几个月。亢奋期一般几天到几周，少数病人只有亢奋期，没有抑郁期。双向症一般从十多岁开始，多数先以抑郁症状发病开始，后来才有亢奋症状出现。少数以亢奋开始，带有精神分裂症状。

抑郁症，双向症，分裂症的症状有不同程度的重叠。病情比较严重的情绪与精神分裂症状的综合症成为Schizoaffective Disorder。治疗需要采用不同的药物，配合使用。

双向症需要药物治疗。主要采用稳定情绪药物如碳酸锂，丙戊酸钠。剂量需要按血液中药物浓度来调整。如果有幻听错觉，就需要加抗精神分裂药物。抑郁时也可以加上抗抑郁药物，但是假如单用抗抑郁药物，不但效果不好，造成情绪波动，也可能诱发亢奋症状。

双向症药物治疗一般效果很好。可是病人不愿意长期服药，因此病情常有反复。双向症病人自杀率比单向抑郁症病人要来的更高，病人、家人和医生都需要注意。

精神性摄食症

精神性摄食症（Eating Disorders，下面简称摄食症）分为精神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以下简称厌食症）和精神性贪食症（Bulimia Nervosa以下简称贪食症）。

摄食症有基因因素，单卵双生子得摄食症的几率比双卵双生子要来得高。2017年，在一个大型的基因关联研究中，找到在12染色体上一处基因变异。

摄食症环境因素很强。环境因素一般跟两个社会文化有关。20世纪因着营养健康环境改进，人的体重普遍增加。可是西方社会的审美观，却认为女人的身材应该苗条消瘦。所以绝大部分的西方女性每天都在进行节食，以保持身材苗条消瘦。许多项研究证明：节食是诱发摄食症的最大诱因。而且摄食症的流行率，与社会上的节食率成正比。

简单来说：大概10%正在长期进行节食的人，结果会罹患摄食症。摄食症的女：男发病率之比是10:1。这么大的女男发病率差距，在别的疾病罹患率里是绝无仅有的。最简单的解释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为要减肥而进行节食的女性，比为要节食减肥的男性多十倍。同样，西方国家摄食症的流行率，比非西方国家的摄食症流行率，要大十倍。其理由是因为在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节食的女性，比非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节食的女性，要多十倍。

厌食症

摄食症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开始流行，可是厌食症的命名是1867年的事情。厌食症的主要症状是不肯进食，主观原因是为了避免体重增加。一般人称这心态为“怕肥或怕胖”。可是病人在极度消瘦的时候，仍然认为自己太肥太胖。她们每次在体重秤上秤自己体重的时候（病人有时候每天秤自己十多次），每一次秤的体重必须比上次秤的要低，或最少跟上次一样。假如体重有一点增加，她们就非常自责，焦虑，难过。要符合厌食症诊断标准，除了对肥胖有极度的恐惧以外，病人体重指数需要处于17.5以下。

病人在节食减肥以外，也经常以锻炼，滥用泻药，利尿剂，或各样催吐的药物，来加速体重的减低。这些不正常的行为，因为影响血液里的电解质，特别是降低钾的成分，可以对心脏、肾脏和肌肉的结构功能，造成严重损害。厌食症带来的营养不良，也可以造成严重骨质疏松，经期失常。厌食症的死亡率，比正常女人高十五倍，而这死亡率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心脏或肾脏衰竭。其次是厌世自杀。

厌食症最常见的发病期是15岁到20岁，一般从病人想要减肥开始。可是体重减少几公斤以后，病人却不满意，认为需要体重越少越好。不但如此，病人对肥胖的恐惧，往往在越消瘦的情况下越显著。一般病人说不出为什么需要如此严厉控制进食量，或为什么体重需要越少越好。病人一般能提出的解释有几种：特瘦带来一种特别的优越感，成就感（只有我可以这样瘦，别人想都别想）；别的事情我都做不好，但把自己变得特瘦却是我唯一能做好的事情；自己对身边的事情都无力控制，只能控制进食量和体重；我要以饥饿来惩罚自己，因为我不配用食物来满足自己；饥饿带来一种清洁干净的感觉，因为我认为食物是不好的，不干净的。

大约有一半的病人，经过几年的挣扎之后，慢慢开始觉醒，明白这追寻消瘦是虚幻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愿意放弃追求消瘦。另外40%因无法忍受长期饥饿的煎熬，开始贪食，从厌食症转为贪食症。

治疗需要帮助病人：增加体重，改正极度节食带来的营养不良。假如可以在开始的几年中，避免病人极度消瘦而且营养不良，可以有效的降低厌食症的死亡率，让病人有机会借辅导了解自己，寻求康复。假如厌食症持续了七、八年以上，康复的几率就减少。最后，病人开始意识到极度消瘦其实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有大概15%病人在绝望中厌世自杀。

药物治疗对厌食症一般没有效果。假如病人非常抑郁，可以酌量使用抗抑郁症药物。辅导一般帮助病人了解自己追求消瘦的动机，然后从改变认知来放弃这些不合理的动机。

对十来岁的年轻病人，家庭治疗可以帮助全家了解家庭里的彼此互动，因此可以帮助病人改变她在家里需要承担的角色，比如说父亲对家里的事情莫不关心，或有了外遇，而母亲就因此需要过分操纵儿女和病人，为了补偿父亲参与的欠缺，也就造成家庭互动的不平衡。女儿的厌食可能导致母亲的过分操纵，也把该操纵合理化。家庭治疗如果可以让彼此的互动正常化，病人就不需要扮演一个连自己都不理解的角色，因此可以坦然地康复。

贪食症

贪食症于1979年命名，从厌食症里区分出来。主要症状也是怕肥胖，也有节食的行为。可是跟厌食症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体重指数并没有降低于17.5以下。另外跟厌食症不同的特征，是在节食一段时期以后，病人重复贪食，贪食期间无法控制食欲，最后以呕吐的方式把吃进去的大量食物吐出来，催吐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吃进去食物，导致体重增加。除了呕吐以外，病人也可能服用大量泻药，把食物排出体外，以免贪食造成肥胖。

贪食的理由，主要因为长期节食造成无可忍耐的饥饿。吃了第一口以后，病人有一种想法：既然节食已经失败，不如就尽量大吃，好好享受一下，反正等会可以把食物呕吐出来，对身材不致造成太大破坏。久而久之，贪食变成一种舒缓情绪的行动，在自己疲累，焦虑，失望，生气等情绪失控的时候，就以贪食来逃避或舒缓自己压抑的情绪。

呕吐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避免体重增加。可是对一些有人格障碍的病人来说，呕吐直接造成一种干净清洁，放松舒畅的感觉。

辅导一般采取认知治疗。帮助病人了解节食和贪食的原因，同时也帮助病人如何有效处理自己压抑的情绪，避免陷入诱发贪食的处境。抗抑郁药物对贪食症也相当有效，可能直接减少贪食的欲望，可以跟认知辅导合并使用。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以下简称分裂症）的症状主要分为阳性（Positive Symptoms）和阴性（Negative Symptoms）两大类。前者包括错觉如怀疑、偏执，误认为别人跟踪自己，监视自己的行动，以录音机偷听自己的说话，摄像机录影自己的生活行为。错觉也可能包括误认为别人可以直接知道或听到自己脑袋里的思想，并且加以搅扰，甚至把资料或信号直接输入自己的脑海中。病人也常认为电视上、收音机里、报纸上的新闻与节目，都是针对着他个人发出的。一些病人甚至认为身边的人物，都是其他人阴谋来欺骗他的。

除了错觉以外，阳性症状也包括幻听和幻觉。最常见的幻听是好几个不同的声音在耳边或脑袋里对话，评论或批评病人的思想、行动、感受。也可能该幻听带有恐吓或攻击性的话语。一些有自觉的病人，不原意承认自己有幻听或错觉，可是经常自言自语，自己哭笑，对着镜子与自己对话。有些病人认为这些声音搅扰来自魔鬼邪灵，有些认为来自警察或政府保安组织，或家里的电源、电视和其它家用电器。

阴性症状与抑郁症的缺乏启动力和干劲有点相似。病人对任何事情都失去兴趣，对自己事业学业毫无进取心。病人可以好几年整天坐在家里，不出家门一步。阴性症状跟抑郁症状的不同和差异，是抑郁症病人因抑郁消沉而提不起劲，也为此自责懊悔内疚，而分裂症病人对事物的兴趣与人生的活力彻底消失，却并不感觉这可能造成什么问题。

分裂症的发病期一般是在十来岁青年发育的时候。可是偏执怀疑症状（比如说怀疑配偶不忠、有外遇，或有人进家里偷东西）也可能在中年或老年出现。目前大脑神经科学认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原因，跟大脑神经网络功能紊乱有关。青年期大脑神经系统的修剪，增加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几率。下面的图像，显示精神分裂症大脑神经细胞树突结构不正常的现象。

第四章里已经说过，最新的基因研究，已经发现分裂症有120多处基因变异。分裂症造成大脑萎缩。以前认为分裂症是追寻自我的表现、家庭动力矛盾的结果，现在这种想法就不攻自破了。教会里一般误认为分裂症是邪灵鬼附的结果，我们留待第十二章再讨论。

分裂症治疗主要靠药物治疗。可是因为复发率很高，接近100%，所以需要长期坚持服药。目前第二代抗分裂症药物，造成像巴金森氏症的副作用以及增加催乳素的副作用，相对第一代的药物已经比较少见，所以病人比较不会眼目发呆，面无表情，肌肉发硬，手脚发抖，行动缓慢。这些副作用，主要是由于第一代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的副作用造成的。可是有些第二代药物仍然会造成肥胖和嗜睡等副作用，所以病人配合就不太容易。

分裂症治疗的结果不理想，除了药物的副作用大以外，另外主要因为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所以不肯配合，特别是拒绝长期治疗。

其实如果病人配合，药物副作用控制得比较好，分裂症的治疗还可以达到相当满意的效果。

分裂症的辅导，侧重于教育病人增加对分裂症的治疗与预后的了解。家人对病人的不耐烦和批评，容易产生反效果，导致病人反而更拒绝治疗，积极或消极抵抗家人好意的劝戒。在这种情况下，有智慧和技巧的家庭辅导，可以帮助家人与病人良性互动，减少分裂症的复发率。

老人失智症（Dementia），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症

老人失智症的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的疾病导致大脑细胞死亡。假如老人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治疗效果不好，造成脑溢血或脑血管堵塞，因此大脑细胞死亡，智力就因此丧失，造成老人痴呆症。此外，抑郁症没有治疗，就可能造成失智。

• 预防老人失智，应该注意以下的几项：

• 血压，血脂，血糖（三高）需要治疗控制

• 抑郁症需要治疗

• 每周三，四天锻炼，跑步或散步

• 动脑，完成大学教育

• 避免孤独，过社交生活

• 戒烟

• 保持体重正常

• 注意保持听觉正常

阿尔茨海默症

除了以上造成痴呆的原因以外，老人失智最大的原因，是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以下简称阿氏症。此病的主要原因是大脑里堆积了斑块和缠结，造成大脑细胞死亡。

阿尔斯海默症的基因，最近已经找到好几处。最受关注的是APOE-e4。一般基因都有最少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APOE-e4 的人，发病率增加，却不是一定就得阿氏症。有两个APOE-e4版本的人，发病期提早，发病率更增加，可是也不是100%。这说明精神病基因的显性Penetrance，与基因造成发病的机制Mechanism，需要更多的研究与理解。

阿尔茨海默氏病症状的发展，通常首先是短期记忆丧失，进而忘记日期地点，忘记关炉火，不能辨认路标，地图，距离。病人要准确画出下面的两个重叠连锁的五角形有很大困难。后来处理财务、计划事情出问题，出门会迷路。情绪开始抑郁焦虑，怀疑别人偷拿他的财物，或配偶不忠有外遇，觉得有人在监视跟踪他。甚至有幻听幻觉。晚期不能辨认亲友，大小便失禁。

目前有一些药物可以把阿尔茨海默氏病的进展减慢，可是效果不太理想。八十岁以上的人，有30%会得阿尔茨海默氏病。所以此病是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许多国家大量投入资源来研究此病的治疗方案，盼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效的药物治疗会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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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August 6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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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可以预防吗？如何避免得抑郁症？找到快乐就可以远离抑郁吗？如何教自己快乐起来呢？

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受到精神分析学很大的影响。不管佛洛伊德的本意是否要鼓励自我释放和自我追寻，至少在西方社会里，佛洛伊德的利比多理论，驱使人们重视如何释放与满足自我的欲望，特别是性爱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想极力挣脱他们所谓的“道德与宗教的枷锁”，把人生的意义放在释放和满足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上，认定这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再加上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影响，在追寻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似乎全盘放弃基督教信仰对人生意义的诠释，以及对人们行为道德的要求。

经过这么多年的自我追寻，21世纪的西方人有没有更加快乐呢?

最近联合国发表了一个“世界快乐报告”，发现的确是西方国家比较快乐。在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里，最快乐的头十个国家，全是西方社会的。排在前二十五名内的，只有五个中南美洲国家和三个中东国家，其它都是西方国家。

快乐不容易衡量。联合国报告的专家们以两个标准来衡量快乐：第一：有多少正面和负面的感觉；第二：对自己生活质量评估的满足度。专家从六个指标来衡量生活质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健康寿命的年数，社会贪污腐败程度，人民对慈善机构的捐献，发生困难的时候是否有地方可以求助，以及人生选择的自由度。从这六个指标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科学家认为，好的生活质量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欲望有没有得到满足，而是需要达到一些基本的社会与个人道德标准：比如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彼此扶持的人际关系，有肯付代价去帮助别人的精神。

换句话说，就算撇开宗教不谈信仰，快乐也不是单靠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获得的，还需要生活得有意义，有爱，有自由，有公平，当然也需要有足够经济收入和身心的健康。

在联合国的快乐报告里，中国与香港排名都相当低，台湾与新加坡比较高。从报告的排名上来看，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好像不是很快乐。理由在哪里呢？没有确实的数据，我们只能推测。

我想到可能的理由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人太注重面子，过分注重面子可能造成人际间不透明（妨碍人际间真诚坦然的沟通），对别人的意见顾虑太多（增加对自己的压力，要讨别人赞许可能导致自己心理不平衡），注重外表（导致里外不一致，忽略培养内在生命的成长），为了要面子而放弃争取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情等等。

第二、不善于坦诚公开沟通。中国人似乎习惯于“心照不宣”，“尽在不言中”，“无声胜有声”。把事情埋在心里，把实情隐瞒（特别是不好的消息或事情）好像成为一种美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生活，心情很难舒畅。

第三、在争取成就的时候，把成就定义得太狭窄。争取成就是好的，只要途径正确。可是如果把成就的定义限制在名成利就，争取成功的代价对很多人来说就太大了。人生的意义，不能单单从成就里获得。

第四、专顾自己，缺乏爱人的精神。“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外国人名成利就，很多时候会把大量的金钱捐给一些机构，如大学、医院、图书馆，或其它福利机构。联合国的快乐报告里，就以对慈善机构的捐款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相对来说，中国的富人好像比较不喜欢慷慨行善，他们宁愿把钱财守住，留给自己或子孙享用，顶多也就是捐钱修建庙宇，为的是积德。因此，要真正快乐可能比较困难。

有关其它生活质量的社会因素，如贪污腐败的程度，我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可能比其它国家快乐，可是西方国家的抑郁症流行率似乎并没有减少。西方国家的自杀率，过去十多年间也沒有減少。预防抑郁症，需要减少诱发忧郁症的成因，就是说，需要减少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既然基因不能改变，那么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诱因吗？从理论上来说，上面提过导致快乐的生活质量因素，如彼此相爱，公义和平，人生意义，身心健康，以及有足够的经济收入，都应该可以减少诱发抑郁症的环境诱因。当然这还是需要实证的。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预防忧郁症有关的研究报告。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科学只能解决人类一部分的问题，因为科学专注的是机制，而不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终极目的。人生意义与目的属于信仰的范畴。人类的基本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活着有什么目的和意义，这些问题只能从神特别的启示里找到答案。我以下面的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案例《十二》：一个五十岁的少数民族女人，十七岁开始第一次患双向症。她有很强的家族历史;父亲和大哥都因着患了双向症而自杀，其他三个兄弟姐妹也都有双向症。她在17岁到40岁之间，住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超过30次。三十五岁的时候她信主，这是她的民族背景不容许的。信主后有喜乐，不再想自杀，可是因为不肯持续服药，信主后头五年，双向症时有反复与复发，还是需要住院治疗。四十岁时，她终于决定接受自己有双向症，需要治疗，并且持续不断服药，跟医生配合，结果十年里没有再发病，不再住院，非常喜乐，并且向丈夫、母亲和妹妹传福音。信仰与治疗配合的美好效果，在她的身上是明显的。

案例《十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常被父亲毒打。后来母亲跟姨妈信主，带他离开父亲。我在他15岁的时候第一次看他，他的情况非常不好，多动，行为失控，眼睛从来不看人，根本不说话。一个15岁自闭症的小孩，在国外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案。他母亲和姨妈不断以爱心带领他，教会也给他们很多的帮助。三年后，他有不可思议的改变，跟人有眼目的接触。多动症与行为失控方面也有明显的进步。说话也多了，还能做简单的祷告。他用粘土捏成精致的小动物送给我。虽然他以后大概不能独立生活，可是这自闭症状的显著好转，在国外最好的治疗环境里，也很难获得。

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学家，普遍轻视基督教，认为基督徒是幼稚不成熟的弱者，需要依靠一个自己内心投射出来的全能上帝。弗洛伊德（SigmundFreud）与爱里斯（AlbertEllis）敌视基督教的论点，是人所周知的。马克思的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更成为许多人对基督教负面的评价。

可是，过去二十五年的研究，发现基督教信仰对精神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有一项对一千多个高智商儿童的史丹佛长期（超过五十年）追踪研究发现：有信仰（主要是基督教和犹太教）而且高智商的人，一生中的身心健康与事业成就，比那些没有信仰的同样高智商的同辈高很多。在第六章里，我已经提过信仰对精神病与身体其它疾病的帮助，目前灵性与价值观的课题，已经进入精神科与医学研究的主流，不像以前那样被边缘化了。

不但如此，就是在整个心理治疗的行业中，人生意义对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也开始被重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意义治疗（Logotherapy）进入了心理治疗的主流，因为它的理论立场跟当时主流的心理分析，行为治疗，客户为本治疗等相悖，引起了不少争论。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争论已经慢慢消失。其他学派也开始融入意义治疗的内涵。

意义治疗是维也纳的Vicktor Frankl 弗朗歌医生提出的，他的代表作是《意义的追寻》Man’sSearch For Meaning。弗朗歌是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根据他在纳粹集中营中自己身为生还者的经历与观察，发现在集中营里受尽难以言状的痛苦之后，还可以存活下来的囚犯，只有那些真正找到人生意义的人。对他来说，人可以战胜逆境，并不是因为他已经找到欢乐或自我解脱（就如心理分析所建议的），也不是因为找到了合适的心理反射条件（如行为派所说），更不是理性上找到了集中营残暴行为的合理解释（如认知派所说），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

第六章《信仰对精神健康有帮助吗》，我已经提到过最新研究对精神健康有帮助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都与人生意义有关。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人要争取获得精神健康，需要找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然，基督徒相信，人生的意义只能在基督耶稣里找到。可是，基督徒的信仰需要落实。下面我再讨论如何落实基督徒彼此关爱的信念，以达成帮助精神健康的四个要素。

最后，我在第七章里已经提过，信仰主要的帮助并不在于改变症状，而在于更新灵命，启导自己从永恒意义的角度来理解并接受临到身上的精神或身体疾病，在此就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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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August 5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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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病情有轻有重。轻的抑郁症病人可能只有四、五个症状，失眠情况不严重，体重没有减轻，这种轻的抑郁症，经过几个月可能自己慢慢会好起来。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自己好起来的几率就比较低了。

抑郁症一般是阵发的（Episodic）。每一次轻的发病，为期一般不超过六个月。严重者阵发时间可能比较长，也有少数抑郁症的症状是长期不断的。上面我提到特瑞莎修女，她经历过心灵深处如死亡与地狱般极度的枯干与黑暗。在她五十多年的长期忧郁里，只有在1958年的几个月里，那种负面感觉突然完全自动消失，可是过后又重新回到她的心灵中。这个情况可以说是典型的长期忧郁症的表征。抑郁症第一次发作以后，在一两年之内复发的可能性大概是三分之一。第二次发作以后，复发的几率增加到百分之五十。我个人的估计，无论复发了多少次，可能大部分的抑郁症病人，过了六十岁会慢慢好起来，除非环境压力诱因一直持续不断。很多病人都畏惧终生服药，其实从治疗数据来看，一般抑郁症病人服药的期限，可能在三到五年左右。

一般中国人以为西医的治疗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其实所有的治疗都是为了减少或去除症状和环境诱因。如果要彻底治本的话，治疗就需要改变造成病状的基因，可事实上，造成症状的基因，目前一般还无法改变。极少数的基因疗法，一般效果也不见得就很好，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基因疗法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目前在经济发达的社会里，急性的病已经比较少。一般人的病都是慢性而需要长期治疗的，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血管病，各种关节炎，青光眼，多种癌症等。这些病如果不长期持续治疗，其复发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抑郁症治疗的效果一般很好，除非病人兼有不良嗜好如酗酒，吸毒，或有其它个性行为问题。以我个人的经验，中国人使用第一线抗抑郁症药物治疗的成功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为什么有些抑郁症病人的治疗效果不好呢？有些原因是可以避免的，如医生不负责任，或病人不配合。除此以外，病人若继续酗酒吸毒，或者兼有怀疑、幻听、幻觉等症状，也可能造成治疗上很大的挑战。如果有双向燥郁症状，单用抗抑郁药物治疗效果就不理想，甚至可能使情绪波动恶化。最后，有些病人的抑郁症，只是他们整个个性或行为心态问题的一部分。举例来说，一个二十岁的男病人，有时候情绪低落，经常不上学，也不做作业。一碰到压力如考试就躲在房间里不肯出门，整天上网，听音乐，看电视，孤僻，不跟人来往，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做事情不负责任，拿到交通罚单也不处理。从整个情况来看，抑郁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加上滥用大麻或酒精，治疗效果就更难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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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August 4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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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华人对精神科药物治疗了解不多，甚至对药物有怀疑恐惧，认为情绪低落需要依靠药物，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做法。很多病人服药一两周以后，情绪开始好转，就立刻停药。不少基督徒认为得了抑郁症，只需要单靠信心，不需要吃药，还认为其做法可以荣耀神。

一般华人对西药的恐惧，主要原因可能有几个：药物有副作用，不安全；即所谓”是药三分毒”。药物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假如需要比较长期服药，这就证明对药物已经有了依赖。

文化对一个人观念的影响很深，不容易改变。一般受东方文化影响的人，对精神病难以接受，而且拒绝接受精神病的药物治疗。在这里我简单讨论西药的研发与监控，解释抗抑郁症药物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国家药物管理局对药物研发的监控

据我所知，好几个国家对药物的研发，有药品管理局（如美国的FDA）严格监控。美国、欧盟、日本、澳洲、加拿大，都有FDA规定的新药审核步骤，以确保药物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审核步骤分三阶段（Stages）：

1、研发阶段（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age）；

2、临床前阶段（Preclinical Stage）；

3、临床阶段（Clinical Stage）。

第三阶段又分三期（Phases）：

1、初步安全试验期（Phase 1）；

2、单盲试验期（Phase 2）；

3、双盲试验期（Phase 3）。

美国还有售后跟踪的监控，一般称为第四期（Phase 4）。

药物进入临床试验之前，必须呈报给国家药品管理局审核。每个药物从临床一期进入临床二期，或从临床二期进入临床三期，都需要国药局先审核试验数据，然后批准。

研发阶段主要是药理学的领域。一个药物经实验室研发并发现有特定作用以后，可以进入临床前期动物实验，以确定其动物安全性与初步药效，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

通过临床前期的实验后，药厂如果认为该药物可能安全而且有效，就可以向国药局申请在人体进行此新药的试验研究（IND）。从一个药物获得IND，到成功通过整个临床实验期，获得国药局允许上市，一般需要7－12年。动物实验阶段的药物，能最后获得国药局允许上市的成功率，少于百分之二。目前研发成功的每一个新药，其平均费用估计超过十亿美元。

上面已经说过，临床试验阶段分三期。第一期（Phase 1）一般程序是招募几十个健康的志愿者服用此药，鉴定其在人体上的安全性。第一期需要的时间一般是一年。安全性通过国药局审核以后，第二期（Phase 2 ）是招募几百个符合此药适应症的病人，进行药物对病人初步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试验。第二期一般费时两到三年。

第二期结果经FDA审核并通过之后，第三期试验招募300-3000病人（确实数目由FDA决定），随机性安排服药还是服安慰剂（具体过程也是透过FDA安排决定）。病人志愿参加研究，不能随意选择服药还是服安慰剂，在研究过程中病人自己也不知道被随机安排加入用药组还是安慰剂组。医生也不知道（所以研究设计称为双盲设计，意思指病人与医生两者都不知道谁在吃药，谁在吃安慰剂，主要目的是避免对药物的心理作用）。在第三期临床试验过程中，研究者定期详细记录病人对用药的反应、症状变化以及可能的药物副作用。第三期一般费时二到四年。药物临床治疗效果以及副作用的发生频率，是透过分析用药组与安慰剂组的试验数据，并进行统计学比较而最后决定的。

临床试验结果需要经过精细的统计分析审查。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用药组的效果整体比起安慰剂组的疗效明显来得好，副作用整体不比安慰剂组大，药物也没有严重伤害病人健康，那么FDA就可能批准允许药物上市。

这些严格且昂贵的测试程序，对上市药物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给与了相当充足的保证。此外，FDA对上市药物加上售后追踪。假如上市后发现药物有严重的安全问题，FDA可能把药物的许可撤回，禁止该药物在市场上继续销售。FDA也可能在该药的说明书里加上“黑框警告”，警告病人需要注意：服用此药可能出现严重副作用。

屠呦呦研发青蒿素的例子

据我知道，中国对新药上市好像没有相似的严格规定。可是，我们可以从屠呦呦研发青蒿素的个案来证明，无论是中药或西药的有效研发，必须通过同样的程序，才可能达到合理的疗效与安全的标准。

屠呦呦201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她研究青蒿素，一共花了14年才有成果。1967年，屠呦呦开始研究抗疟疾药物，自己收集了640个可能对间歇性发高烧有效的中药方，她从间歇性发烧开始，因为中药处方，不是针对疟疾的病原寄生虫，而是针对间歇性发烧的症状。她的研究小组同时收集了2000个其它可能有效的中药方。

从这些药方里，她和研究小组提炼出三百多个个别的中药。然后她用染上鼠疟疾的老鼠做治疗实验。多次实验后，发现只有用冷水提炼的青蒿素对鼠疟疾有效。下一步她以自己来做实验，吃青蒿素然后观察其安全性与副作用。青蒿素的安全性确定以后，她就进行病人单向研究。结果证明青蒿素对疟疾有效，她的研究结果于1981 年首次发表。虽然屠呦呦研发青蒿素没有经过双盲期的临床试验，可是整个过程与现在国际新药研发的程序相似。

我比较详细地描述药物研发，目的是盼望读者在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时候，可以放心，知道这些药物是经过严格试验后才上市的，有可靠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当然，病人可以把自己对治疗存在的问题甚至恐惧，向医生提出，与医生进行讨论。

精神科药物一般的嗜睡与贪吃的副作用

很多精神科药物有造成嗜睡与贪吃的副作用，精神科医生应该与病人配合，尽力找出对病人有效但副作用比较少的药物。下面我把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在表格中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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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August 2n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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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疾病，基督徒应遵行四个大原则。

第一：依靠神，把疾病看为神容许临到自己身上的一种考验，靠着圣经的话语，圣灵的帮助与教会的扶持来面对。

第二：爱里没有惧怕，在神的爱里，面对羞耻惧怕，坦然接受自己的抑郁症，把自己的羞耻感，各种的借口，反复告诉神。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胜过羞耻可能是最难的一步。

第三：省察检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价值观，以及自己与神与人的关系，然后再做合适的调整；因为疾病一般能叫人更体会自己生命的破碎与脆弱，也因此比较愿意去思考人生的大问题，以及自己灵性的情况。

第四：基督徒应该照着神交托我们管理世界与管理自己的责任，寻求治疗。对每个基督徒而言，无论面对癌症或面对抑郁症，这些原则全都适用。

既然抑郁症是环境与基因互动造成的，治疗就需要针对这两个病因。其一，以药物减少基因所带来的大脑功能紊乱的症状；其二，以辅导（也叫咨询或心理治疗）来减少环境的压力，同时增加病人应付压力的能力，并且应付抑郁症带给患者的人格标签，进而帮助病人过一个健康正常的生活。

当然，抑郁症的症状因辅导与药物治疗而消失，不等于病人所有的人生问题就都解决，或者他跟神的关系就自然好起来。正如一个肺癌或结核病的病人病情好了之后，他生命里，生活中，家庭里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在接受治疗以外，病人还应该从信仰的角度，调整自己对疾病与人生的心态。

我先讨论药物治疗，仍后再讨论抑郁症的辅导，最后讨论建造抑郁症病人的属灵生命。

抑郁症的药物治疗

一般病人对抗抑郁药物治疗的了解不多，我一般征求病人的同意，与病人和其家属一起讨论治疗的目标、药物的特性与副作用。医生需要先给病人与家属合适的教育，增加他们对药物治疗的理解，也同时减少他们对药物治疗的恐惧。所以，在开处方之前，医生需要花时间聆听与回答病人与家属提出的对治疗有关的问题，解答他们的疑问。

药物治疗的目的是減少或消除抑郁症症状，帮助病人改进睡眠质量，改善他们食欲不振、情绪低落、缺乏兴趣动力、打不起精神等自觉症状。药物治疗效果一般需要一两周才显示出来，所以病人需要坚持服药，知道药物的疗效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达到的。也需要知道有时候药物会有副作用，头几天可能特别明显，如果坚持服药几天后，副作用应该会慢慢减轻。西方的医生开处方通常是按照学科里公认的标准程序。比如，先用第一线的药物，就是疗效比较显著，副作用比较少，价格比较便宜的药。如果过几周效果仍不明显，再换第二线抗抑郁症的药物。病人需要配合，并及时与医生沟通。

中国人对药物的副作用相当敏感。的确，早期的抗抑郁药如三环类药物，副作用比较大，用药后容易引起头晕眼花，昏昏欲睡，口干便秘，疲劳无力。现在新一代的抗抑郁症药物，一般副作用比较少。如果医生肯负责任，对症下药，开始的时候用量比较低，病人对药物容易接受，因而治疗效果也比较好。有些人误认为服用抗抑郁药物后会让人变成行尸走肉，肌肉僵硬，手脚发抖，面无表情，整天昏睡，贪吃发胖等等，其实这些并不是现代抗抑郁症药物的副作用，而是过去老的抗分裂症药物影响多处大脑神经系统而产生的副作用。在临床上，抑郁症跟分裂症（也称思觉失调症）的治疗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新一代抗分裂症的药物，也已经没有以前那些老一代药物的副作用。“药有三分毒”这想法，对许多现代的精神科药物，并不合适。

在治疗方面，特别提出在中国人里面常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忧郁症的失眠，特别是早醒，一般不能也不需要用安眠药治疗，必须用抗抑郁症的药物。当然，有些时候，抗抑郁症的药物不能解决失眠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安眠药可以用来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方法。抑郁症病情好转之后，睡眠就会改善，安眠药也可以逐渐减量然后停止。

第二：如果对治疗有什么问题，最好跟治疗开处方的医生讨论。中国病人喜欢到处问别人的意见，而不跟自己的医生讨论，这是于事无补的。

第三：如果病人把药停了，必须告诉医生。很多人把药停了，怕挨医生骂，便不敢告诉医生，这是有危险的。比如说，如果医生以为药量不够因此效果不明显，而把剂量加大，可能对病人会产生严重后果。

基督徒得抑郁症后接受精神科药物治疗，合乎神的心意，可以讨神喜悦吗？接受药物治疗说明自己缺乏对神的信心吗？一些基督徒认为，只要依靠信心，坚定祷告，加上听圣经的话语，就可以摆脱抑郁症。他们还认为接受治疗，便是依靠人的智慧和人的做法，是不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得抑郁症需要也应该祷告、读经，接受教会的扶持，寻求神的医治，并且继续追求灵命长进，这些我全都同意。可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我们应该记住：“由于你胃的问题和常患的那些疾病，你今后不要只喝水，可以稍微用一点酒。”（提前5:23）当然，今天胃病的治疗不是靠喝酒，可是，有病应该治疗的原则是清楚的。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可2:17），也是同样的原则。

当然，轻微的抑郁症很可能不需要药物治疗。可是，在几种情况下，抗抑郁症药物治疗是必须的。

第一，抑郁症的病人有百分之十会自杀，所以经常想到死亡或有自杀意念的病人，必须立刻寻求治疗。

第二，病人如果彻底失眠，没有胃口而体重减轻五公斤以上，或者躺在床上没法起床，这些症状自己好起来的几率很低，治疗是必须的。

第三，大概百分之十的抑郁症病人有幻听，怀疑或其它的错觉，也可能病情会转化成双向症（也称燥狂抑郁症），如果有这些情况，治疗是必须的。另外，抑郁症加上强迫症、恐惧症或创伤后遗症的病人，应该尽快接受治疗。

第四，假如抑郁已经超过六个月，症状影响生活质量，或是已经发病多过一两次，就应该赶紧接受药物治疗。下一章节我们将会讨论抑郁症的预后，与抑郁症的持续治疗。

抗抑郁症药物的类别

一般药物有两个名称。一个是它专利时期的品牌名称（Brand Name），一个是它通用的化学名称（Generic Name）。举例来说，第一个上市的5-羟色胺抗抑郁症药物（SSRI）品牌名称是Prozac（中译：百忧解）。专利期过后，其他药厂可以制造同样的药，可是不能用“百优解”的名称，只能用它的化学通用名称：Fluoxetine“氟西汀”

另外一个5-羟色胺药物，品牌名称是Zoloft，中译“左洛复”。它的通用化学名称是Sertraline，“舍曲林”。

上世纪50年代首次发现药物有抗抑郁情绪的特性，是偶然巧合的一件事。当时，肺结核病人服用一个抗肺结核病的药物之后，情绪竟然好起来，因此医生才知道，某些药物有抗抑郁的功效。可是最早期的抗抑郁药物，如三环类药（Tricyclic），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功效都相当好，但副作用很多而且很大；病人普遍不容易接受。

百忧解1980年代上市，因为此药的副作用少，病人的接受度高，抑郁症的治疗从此改观。其它的抗抑郁症药物，接踵上市。旧的三环药如阿米替林对失眠，没有胃口的抑郁症症状，还是有效的。但是比较新的“米氮平”，也有安眠和增加食欲的功能，一般病人也比较容易接受。

更新的抗抑郁药物有双重作用的药物（Dual Action）如：文拉法辛Venlafaxine，度洛西汀Duloxetine 等，它们的作用是针对羟色胺与儿茶酚胺两种大脑介质。安非它酮Bupropion针对的介质是多巴胺。

有时候，当一种抗抑郁药物效果欠佳的时候，可以加阿立哌唑Arpripazole，虽然此药的主要功能不是抗抑郁，但是因着它针对多巴胺的作用，因此可以增强抗抑郁药物的功效。下面我们来讨论治疗抑郁症的流程。

抑郁症药物治疗的阶段与流程

虽然每个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药物的选择可能不太一致，一般还是大同小异的。下面我把我自己采取的方案提出来，以供读者参考。

我把药物治疗的流程，分成三个阶段。开始用相对比较简单，普遍有效但价格便宜，副作用一般比较少的药物，从小剂量开始，慢慢增加剂量。达到有效剂量后，坚持使用两周。如果效果不理想，就从一个阶段转换到下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如果治疗效果良好，建议病人坚持服用同样药物三个月，在看情况作下一步建议。

第一阶段：

如果没有失眠或失去胃口：5-羟色胺类如百忧解。

如果有失眠和失去胃口，体重减轻：米氮平。

也可以按情况，把上面两种药混合使用。

第二阶段：

如果第一阶段有一定效果，可是效果不够理想：看情况加安非他酮，或加阿立哌唑。

如果第一阶段毫无功效，换药，一般用文拉法辛或其它双重作用药物。

第三阶段：

看情况，几种不同药物混合使用，或考虑住院，或考虑电休克治疗。

为什么治疗需要经过这几个阶段？难道是拿病人来做药物试验吗？

一般来说，大概70%的抑郁症病人，经过第一阶段治疗几周之后，抑郁症症状就会完全消失。其它30%的病人，大部分在经过第二阶段治疗后，抑郁症状也就完全消失。剩下的大概只有5%的病人，需要进入第三阶段。

每个病人对药物有不一样或不一致的反应，所以我提出把治疗分成几个阶段来进行。目前，精神科学已经在研究个人基因组对个别药物的反应；相信有可能以后的药物治疗，医生一开始就可以根据病人的基因组合选择一种最适合病人的药物，快速见效。这样，治疗就不需要经过几个阶段了。可这是未来的事情。

抑郁症的辅导

抑郁症辅导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病人应付环境诱因。辅导一般并不直接减少或消除症状。

抑郁症的辅导一般从几个方面入手：

一、讨论病症，使病人（也称来访者）对抑郁症有更多了解。

二、讨论诱因，使病人对诱发抑郁症的原因有所了解。

三、讨论如何减少诱因。减少诱因的方法包括改变负面心态（包括改变韦尔契博士书里讨论的负面信仰体系，内在信念以及对事物的解读），并采取适当的方法改善生活状况。

四、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经历，明白塑造自己心态与个性的因素。

五、开始操练如何过一个健康正常的生活，比如早睡早起，定期锻炼，饮食正常等。

六、接受并正确应付抑郁症带给自己的负面标签（Stigma），淡化那些不了解抑郁症的人带给自己的压力、批评或轻视。

换句话说：辅导一般综合了认知、行为、动力、扶持与教育的技巧。基督徒辅导，一般是把圣经教导的原则与一般辅导的技巧融合起来。上面我已经提过基督徒整合与分层模式的辅导。这两种辅导模式，与精神科学并没有矛盾。可是，在华人教会里，接受这两种模式的牧师和信徒不多，他们一般倾向于圣经辅导和劝诫辅导。那么，圣经辅导或劝诫辅导对治疗抑郁症有效吗？

圣经辅导有效吗？

讨论圣经辅导的治疗功效，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任何一个治疗方法的效果，必须从数据结果来衡量，不能单从理论立场来推断。从理论的立场来说，圣经辅导是辅导的一种，目的跟一般的辅导是一致的。圣经辅导跟一般辅导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单采用圣经的原则为辅导的主要内容，而且辅导师一定是基督徒。可是，究竟圣经辅导有没有确切疗效，需要有研究数据作为根据与支持，不能单凭理论。

我只看过一个 “全人治疗” 对焦虑抑郁病人个案的长期追踪报告。这个报告追踪了25个抑郁焦虑的病人，他们都接受了牧师给他们的“全人治疗”，这治疗侧重于让病人悔改认罪，然后把自己全然献上给主。该报告的结果说明：大部分的病人在接受全人治疗五年之后，灵性上普遍有明显进步，可是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病人，认为自己的抑郁焦虑症状有所改善。这说明应用圣经原则治疗焦虑抑郁症，结果对病人的灵性有明显帮助，也帮助病人能正面接受症状，但对病人症状的消除与减少，作用却不明显。

第二，圣经教导的都是真理，但是圣经并没有教导所有的真理，而且圣经中有关辅导的经文不是系统性的，需要经过整理和解读（比如说民数记5:11-31，祭司如何帮助怀疑的丈夫）才可以应用。上面提过的亚当斯牧师对圣经里有关辅导经文的整理和解读，在西方教会和神学院里，只得到少数人的认同；并且亚当斯门下新一代的圣经辅导师，也已经放弃了他当年提倡的几个基本观念，诸如他所坚持的心灵犯罪是造成抑郁焦虑的主要原因，以及他认为精神病人绝大部分是捏造病症为要逃避该承担的责任。可惜的是，亚当斯当年的劝戒辅导，在今天很多华人神学院里还是极受欢迎的。而且，华人教会好像很难摆脱认为所有抑郁症病人都有某种灵性问题的错误观念。

圣经并没有教导所有的真理，这一点很多基督徒很难接受。有一本圣经辅导的书说：抑郁症并不存在，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过有抑郁症这个病。圣经里没有提心血管病，或癌症，或艾滋病，或肺结核，并不证明这些疾病并不存在。就如圣经里从来没有提到过猫和熊猫，并不表示猫和熊猫就不存在。圣经教导的，主要不是健康的问题。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从里面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可7:15）。显然，耶稣并不是说吃饭前洗手对健康不重要，或吃不干净的食物和喝不干净的水对身体健康没有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因为食物和饮用水污染而死的人超过几百万。既然圣经主要不是讨论精神心理科学，要从圣经的教导来建立一个辅导系统，困难是挺大的。

第三，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教会里一般的感情、人际关系、行为问题，绝大多数（90% 以上）情况下只需要牧长和有爱心的弟兄姐妹聆听，实际的彼此关怀，与彼此鼓励分享，那些小的情绪和人际问题应该可以妥善解决。碰到大一点的问题，如失去亲人的哀伤，或患重病时的挫败低落，也可以用聆听、安慰和祷告，用实际的帮助与关怀（如送饭菜，帮助整理清洁）来彼此扶持；但是要避免讲一些表面的套话（诸如对一个失去妻子正在哀悼的丈夫说：你不需要太难过，她在天堂里等着你），因为这些套话是于事无补的。如果教会真能同心合意彼此关爱扶持，那么连那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可能用不上圣经辅导专家。除此之外，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问题，例如严重的抑郁、焦虑、强迫、燥狂、怀疑、幻听等症状，需要精神科专业的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

对这些严重的精神症状，我不认为劝戒辅导或圣经辅导会有效。此外，针对教会里某些沉溺的行为，比如网络成瘾，也需要特别的技巧来处理。当然，对一般情绪低落，容易忧郁焦虑的信徒，进行圣经辅导（如韦尔契博士所教导的）对病人还是有相当正面的帮助，因为要求华人基督徒接受一般的专业辅导或精神科治疗，可能很困难，但建议他们接受圣经辅导，就容易得多。此外，对患了严重抑郁焦虑，以及那些有自杀倾向、怀疑错觉或双向症状的基督徒。精神科医师或咨询师应该与牧师合作，以期获得最佳疗效。

可是，圣经辅导与劝诫辅导，一般否定精神科治疗的价值。韦尔契博士在《忧郁症：重生之歌》里有这样一段话：“想要立即寻求医学上的解释，有个问题存在，一旦做出这个决定，那么其他的观点就显得肤浅又无关紧要了……如果断定一颗药丸就能提供解脱之道，那何必还要找麻烦，思考个人痛苦带来的人生课题呢？如果忧郁症患者认定他们问题本质是生理性的，那么，建议他们检验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省察对上帝的信仰，就像给秃头的人开处方又叫他们锻炼身体一样无效。锻炼身体是好的，但是并不会让你长出头发。”（第25页）。

这段话显出韦尔契博士似乎忽略了两个有关治疗的基本问题。第一：治疗需要针对病理病因，并帮助病人应付病状。抑郁症一般有环境因素，也有器质因素，所以一般需要药物跟辅导配合治疗：药物治疗针对抑郁症的生理（器质）症状，辅导帮助病人应付环境诱因，以及由生活环境带给自己的负面标签与压力。每个病的病理、病因与病状不同，治疗也就不一样。秃头不需要锻炼，因为锻炼跟改变秃头的病理病因（器质与环境因素）或帮助秃头的人正确接受病状无关。秃头一般也不需要辅导来应付它的环境诱因跟病状带给自己的标签，因为这两个因素影响并不很大。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治疗的原则：乳癌的病人一般需要进行几种混合的医学治疗（诸如外科手术，化疗，放疗），并且也需要辅导。可是乳癌的辅导重点却不是为了帮助病人应付环境诱因（主要因为我们对乳癌的环境诱因还不清楚），而是为了帮助她接受或应付她的乳癌以及治疗可能带来的后果，诸如乳癌对患者健康与生命的威胁带来的抑郁焦虑，以及化疗造成的秃头或手术造成的身体改变而引发的自我形象低落等。韦尔契博士既然不承认抑郁症是一种疾病，所以他讨论治疗并不从病理或病状入手，而且他又没有提出圣经辅导的治疗功效证据，所以他讨论抑郁症的治疗，困难就很多了。

其次，治病包括辅导，不是传福音，也不是灵命建造。如果我们同意抑郁症是一种病，就如癌症和结核病是具体的病一样，那么韦尔契博士对抑郁症的药物治疗所提出的批评，也就说不通了。如果有一天乳癌患者可以吃一颗药就治好，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假如有一天抑郁症的确可以用一颗药就治好，为什么不能或不应该用呢？当然，今天抑郁症的药物治疗，不是吃一颗药就可以解决的，上面已经讲清楚了。可是，有病应该进行治疗，有病应该寻找最有效的方法治疗，这是基本的常识和原则。当然，病好了之后病人不一定就重生得救或灵命更新，因为重生得救是接受福音的结果，灵命更新是生命被造就的结果，这些都不是治疗疾病的直接结果或目标。我们不应该把治疗跟传福音或建造灵命混为一谈。

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人因为酗酒跟人打架而打断手，他的骨折需要进行治疗，他也需要有人向他传福音。如果我们断定他的骨折是生理性的（原谅我借用韦尔契博士的话），“那么，建议他检验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省察对上帝的信仰，就像给秃头的人开处方又叫他锻炼身体一样无效”，这话可能说不通吧。我们不能为了要帮助骨折的病人灵命成长，或使他对苦难有深入的洞察，就鼓励他放弃有效的治疗。这种片面的教导，可能对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病人需要治疗，也需要灵命改变与更新。两方面都需要，但接受福音不是治疗，治疗也不是传福音。总而言之，治病跟传福音或灵命建造是两码事，病得医治跟重生得救，灵命更新也是两码事。

明确了精神疾病的治疗和基督福音的传扬是不同的两码事，并不否定它们二者有时可能产生的良性互动。实际上，一般有比较严重疾病的人，因着面对生命的脆弱与自己陷入的困境，可能比较愿意去思考人生价值和苦难意义的问题（一般秃头的人大概不会，除非秃头是化疗造成的副作用），因此也可能比较愿意听福音。此外，辅导在帮助病人了解自己的时候，也可能成为一种福音预工，为病人以后接受福音铺路。我自己见过不少因得重病包括精神疾病而信主，也同时得到医治的案例。

最后，基督徒应该凡事祷告。祷告是跟神沟通，分享，也是谦卑依靠神，在交托里与神同工。所以，如果自己得抑郁症，应该接受治疗，也应该祷告，跟神诉说自己的情况，依靠交托，承认自己的无助，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检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看到一个患了抑郁症的主内肢体，你可以做以下的事情：鼓励（不是勉强）他接受治疗，为他祷告代求，聆听，陪伴，跟他读一些圣经，说鼓励的话，并提供实际帮助。

把灵性与抑郁症混淆，或把抑郁症的后果误当成抑郁症的诱因，在现实生活中会导致不当后果的。

我用两个案例来结束这段的讨论。

个案《十》。一位传道人得了严重的双向抑郁症，而且有强烈的自杀意念。同工们一致认为他很可能有隐而未现的罪。只有一对美国夫妇坚持认为他需要接受药物治疗，等到他的双向抑郁症痊愈之后，他教会的主任牧师不让他再站讲台，也不允许他告诉教会他得了抑郁症，因为得抑郁症不是荣耀神的事情。尽管人生之路如此坎坷，这位传道人坚持服药后，倒没有再得抑郁症，反而服事更有能力。他从青年时期开始的悲观压抑与经常在脑海中出现的自杀意念，也都消失了。华人教会对抑郁症病人的歧视与误解，也许还不只这例个案。今天，没有人认为有《暗室之后》之称的蔡苏娟女士得了因患疟疾而引起的眼疾，就不应该服事神，也没有人会建议宋尚节博士千万别告诉教会自己得了直肠结核症；可是，今天教会却理直气壮地停止一个双向抑郁症已经被治好的传道人在教会里服事，也禁止他公开承认自己得过抑郁症。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时候要到，那对你们进行迫害的人，会以为他们这样做，就是事奉神（约16：2）。叫人困惑的是：今天华人教会以为对精神病人采取歧视与排斥的心态及行为，就是事奉神。

个案《十一》。一位爱主的护士得了产后抑郁症，她决定不接受任何治疗。她能每天上班，可是回家后无法做家务，也不能照顾当时10岁的女儿。初生的婴儿也只能交给丈夫和女儿照顾。两年后她从抑郁里走出来，可是每年季节变换的时候，她的情绪就会低落到无法控制，每年大概有两三个月非常抑郁。她的上司多次建议她去接受治疗，可是她认为她只靠信心就可以胜过抑郁。女儿19岁那一年离家上大学，行前告诉她，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青春期的快乐，因为九年来，都在母亲的抑郁阴影里度过，在家里除了读书做功课以外，还需要承担母亲因抑郁而卸给她的责任。此时她才体会到她以为自己胜过抑郁，其实是女儿背负了她不肯接受治疗的痛苦代价。

抑郁症患者不应该单靠祷告，而同时也需要接受治疗

如果我得了癌症，我需要接受治疗，也需要祷告。如果我患了抑郁症，我也需要接受治疗，同时也需要祷告。我需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接受治疗，也需要依靠至善全能父神的医治与带领。

从目前有限的研究资料里我们发现：祷告与治疗，好像各自带来不同的效果。我用两个研究的结果，来说明为什么我们得抑郁症，需要接受治疗，也同时需要祷告。

刘富理牧师在他的福勒（Fuller）神学院的博士论文里，讨论他如何用《全人治疗》来医治98个病人。在这个群体中，包括了25个有情绪类精神病的患者（就是说患了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等的病人）。照我的理解，《全人治疗》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治疗项目：病人认罪悔改，饶恕得罪自己的人，然后刘牧师替他们按手祷告。在刘牧师的论文中，病人接受了《全人治疗》后，效果都相当好。说明《全人治疗》的短期疗效相当好。

这些病人接受《全人治疗》大概五年之后，蔡茂堂牧师对其中25个得了情绪类精神病患者进行了追踪，为了要找出《全人治疗》对情绪病的长期治疗效果，蔡牧师在他的三一（Trinity）神学院的博士论文里，列出了追踪的结果。他发现：这25个病人，一致认为《全人治疗》对他们的灵性有极大的帮助。可是从情绪病病情的角度来说，却只有五个病人（20%），认为他们的病情在五年后仍然维持有明显的进步。

在一本叫《Ex—Gay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ligiouslyMediated Change in Sexual Orientation》中，美国两位基督徒心理学教授Stanton Jones 和 Mark Yarhouse，报告了他们追踪98个接受过强度基督教治疗的同性恋者的治疗结果。根据他们在网络上最近的报告，这98位同性恋者在接受治疗之后五年，只有15位（15%）从同性取向成功转成异性取向。可是，有45位（其中包括自己认为同性取向没有被改变的30位）在五年里没有再进行同性恋的行为。换句话说，以信仰为根据的治疗（包括祷告）对灵性的改变比较大（因此其中几乎有一半的同性恋者悔改而不再过同性恋的生活），可是对症状（性取向）的改变，效果却比较小（只有15%转为异性恋）。

所以，如果得抑郁症而单靠祷告，个人的灵性很可能被更新，症状却不一定可以消除。反过来说，单靠治疗，症状可能消失，灵性却不一定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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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August 13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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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有新生命，有圣经、圣灵、以及教会的教导与帮助，为什么还会得抑郁症呢？最简单的解释：因为他们的基因并没有改变。圣经里说，基督徒在复活的时候才穿上新的属灵的身体（林前15:35-57）。所以，因着身体尚未改变，基督徒在世上有可能会得抑郁症或其他的精神病，就好像基督徒可能得高血压，糖尿病，各种癌症，青光眼，高血脂，心血管病，脑溢血中风，痛风，肺气肿，胃溃疡，关节炎，帕金森氏病，老年失智或各种传染病如肺结核一样。基因的毛病，是世界堕落的结果，只有在天地更新，身体完全被救赎的时候才可能改变。当然，坚定正确的信仰，可以帮助基督徒减少环境的诱因，但是不能改变他们的基因。如果基督徒有导致抑郁症的基因，即便灵性很好，信仰非常坚定正确，也可能会得抑郁症。

上面已经提过，有些基督徒不认同这种想法，因为他们认为：抑郁症不是一个具体的病，而只是人生许多苦难里的一种。他们认为：抑郁焦虑，基本上要不是来自犯罪或缺乏信心，就是灵性软弱和信仰体系出了问题的后果。这些基督徒（一般是改革宗或灵恩派的信徒）看到抑郁症大脑功能紊乱的大脑扫描结果，一致认为这只是与抑郁焦虑并存的现象，而并不代表两者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对于抗抑郁症药物的疗效，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药物的普遍性效果（就如同阿斯匹林治疗头痛或腰痛的功效一样），而非该药物针对大脑功能紊乱而产生的特特功效。

1970年，美国著名的改革宗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实用神学教授亚当斯（Jay Adams），在他所写的Competent to Counsel《中译本`：成功的辅导》一书中，提出他对当时美国临床心理学的挑战与质疑。他认为精神病是虚构的，而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精神病不能被客观地测试，如验血或X光验证。在他个人的经验里，他认为精神病院里被诊断为抑郁、焦虑、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大概都是些不愿意面对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而躲在医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他认为抑郁，焦虑，情绪波动起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与灵性不好或不肯认罪有关。亚当斯还提出应该用圣经辅导（起先亚当斯称这辅导为 “劝戒辅导”，Nouthetic Counseling，后来他的接班人修改了他的一些理论，把名称改为 “圣经辅导”Biblical Counseling）来帮助教会里有精神或情绪问题的人，而不应该也不需要把他们转介给临床心理治疗师。

抑郁症是一个具体的病，主要问题不是灵性问题

在这里，我们先来讨论抑郁症是不是一个具体的病。至于圣经辅导是否有效，我们留到“抑郁症的治疗”里面来讨论。

西方医学对疾病的定义有五项。每个疾病，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都需要符合这五个定义：

1．必须对健康，生活功能，或生命造成伤害

2．同样一个疾病，必须有一致的病症

3．必须有一致的预后（病症发展的结果）

4．对同样的治疗，必须有类似的反应与效果

5．必须有同样的成因

抑郁症与其它的精神病，都符合以上的五个定义。

在过去四十年，精神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所致的大脑功能紊乱，现在可以用脑扫描或血液检查测试出来；有可能诱发抑郁症的基因，也已经找到几个。所以，当年亚当斯对精神科学的质疑和批判，就是说精神病不能用临床测试来验证，所以不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疾病，现在的精神科学已经给出了答案与证据。

诚然，精神病人需要为自己的病状承担部分责任。所有症状如抑郁焦虑，恐慌，燥狂，幻听，怀疑，错觉等，的确有一部分在病人的掌控之下（比如说病人是否愿意接受治疗），或者说病人的个性会影响他如何处理自己的症状。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今天一般精神病医生认为，病人还是需要对自己的病状和行为负责任的。可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一切的症状，都是病人为要逃避责任而捏造出来的。

我个人认为：犯罪或信心不足，不可能是抑郁焦虑的主要原因，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也都经常犯罪，每个基督徒的信心也常常软弱不足，可是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患抑郁或焦虑。难道其它百分之九十没有抑郁焦虑的人，都有足够的信心，也都比较不容易犯罪吗？更明显的，许多人的抑郁，却是别人犯罪造成的结果。一个青年人被酒驾的人撞死，随后他母亲的抑郁，难道不是这酒驾的人造成的，反而是她自己犯罪或信心不足的结果吗？一个被强暴的女子，或一个被虐待的小孩，遭创伤后遗留的恐慌与焦虑，难道是他们自己的罪或信心不足产生的吗？

我们承认，每个人自己犯过的罪或信心不足，仅仅是可能诱发抑郁症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或最普遍的诱因。更大的环境诱因，第一是别人的罪行带来的伤害，如上面所说的虐待，强暴等。其次是与犯罪无关的打击，如失业，意外受伤，亲人死亡或得重病等。

总的来说，抑郁症是基因跟环境互动而产生的大脑功能紊乱。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带着今生不能摆脱的、不容易承受压力的基因。其次，是因为环境的诱因与打击太大，灵性更好的基督徒也无法承受，因此病发。

在一本叫《A Grace Disguised，中译：出人意外的恩典》的书里，作者Jerry Sittser《中译：杰瑞．席哲》是一位神学教授。他描述1996年当他与家人正在度假的时候，车子被一个酒驾的人驾驶的另外一部汽车迎头撞来，一霎那间，他的母亲、妻子以及四岁的女儿当场死亡。他自己和另外两个儿女受伤。意外车祸发生的地方偏僻，救护车与警察在车祸发生后一小时才来到。在这一小时里，他一方面想要抢救其实已经死去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另方面需要对受伤的乐观儿女进行急救。后来警察对酒驾者的鲁莽驾驶提出起诉，作者因此需要多次上庭作证，这一来就需要勉强自己重复面对他其实想要淡忘的、极其伤痛的回忆。可是因着警察的疏忽，酒驾者竟然被法庭宣判无罪释放。

作者在车祸后的五年里，不停在痛苦与忧伤中挣扎，也接受过辅导与药物治疗。后来他并没有从痛苦里走出来，而是把伤痛留在他的生命里。

这个悲剧告诉我们：很多抑郁症的环境诱因，并不是自己犯罪的结果。

此外，多数抑郁症病人的确感觉内心黑暗枯干，毫无喜乐，读经祷告敬拜唱诗的时候，味同嚼蜡；在灵修时心里毫无神的同在，心灰意冷，甚至觉得生不如死。可是，这些症状是抑郁症的后果，不是造成抑郁症的原因。因为这些基督徒，当他们没有抑郁的时候，信心是足够的，读经祷告的灵修操练，带给他们喜乐平安，在敬拜赞美和教会团契生活中，他们得着造就与释放。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分青红皂白，武断地认为这些抑郁的心理状况是病人得病的原因，而非得抑郁症的后果，并因此责备病人，要求他们承认隐而未现的罪。这样做不但对病情毫无帮助，反而增加病人的内疚自责，其结果犹如在伤口上倒醋（箴言25:20），而不是照着彼此相爱的原则来帮助病人获得医治。

圣经辅导（劝诫辅导）造成的困惑与伤害

今天，许多圣经辅导专家，虽然语气不如亚当斯那么强烈自信，可是基本上还是坚持亚当斯的理论，认为所有的精神病（如抑郁症）实际上是灵性的问题，而不是基因与环境互动引起大脑功能紊乱的疾病。举例来说，亚当斯的一个接班人韦尔契博士（Edward T. Welch）在他写的一本书Depression：Looking up from the stubborn darkness《中译：忧郁症：重生之歌》里，详细地讨论了他对抑郁症的看法，也讨论了他如何用圣经辅导来帮助病人走出忧郁。

韦尔契博士认为所谓抑郁症，只是人类痛苦经历的其中一种而已。他认为虽然抑郁症可以根据美国精神科学会定下的诊断标准来诊断，这却并不代表它就是一种病。韦尔契博士对药物治疗抱着很大的怀疑。他虽然否定抑郁症是心灵犯罪或信心不足直接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韦尔契的观点，比亚当斯的观点进步了），但他却认为所谓的抑郁症，无论轻或重，基本上是一个灵性的问题。他肯定：抑郁症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内在信仰体系的问题（p122，137）。换句话说，造成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是灵性不好造成内在信念体系的扭曲。

韦尔契博士的立论是：抑郁焦虑的诱因虽然很多，但它们并不足以导致抑郁症，因为导致抑郁症的基本与核心的问题，是个人的内在信念系统与他跟神的关系扭曲了。换句话说，抑郁症的核心问题是灵性上的，是个人对神的信念，和对神话语跟环境诱因的解读出了问题。因此，他认为辅导应该针对来访者与神的关系，以圣经的话来改变他负面的内在信念以及对事物的解读，也同时帮助他接受抑郁症正面的意义（p137-157）。从这些基础上，他建议以圣经来改变来访者对诱因的解读：比如他们的人际关系，魔鬼的攻击，神的管教，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死亡的威胁，心中隐藏的恐惧，愤怒，失望，罪咎等。换句话说，内在信念系统如果圣经化了，病人就有足够低挡抑郁症环境诱因的能力。

韦尔契博士在他的书里，的确带给读者很多安慰与鼓励的话。我把他的观点陈述出来，因为我知道他的书在美国华人神学院和教会里，是很受欢迎的。他写的书，也是海外华人神学院的教科书。虽然我认同韦尔契博士大部分的教导，可是，对这些新一代的圣经辅导学者的观点，归纳来说，有四个方面我不能认同。

第一，抑郁症是一种具体的疾病，是基因与环境互动引起的大脑神经系统功能紊乱造成的，跟一般情绪不好，感情脆弱不同。换句话说，抑郁症基本上不是一个灵性的问题，就如各种癌症基本上不是灵性问题一样。

上面已经提过，抑郁症的大脑功能紊乱，目前可以用大脑扫描测试出来。可是，圣经辅导学的专家却认为，在大脑扫描上看到的紊乱，只是一些与抑郁症共存的菜单现，并不代表两者之间有任何因果关系，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现象，可能是抑郁症所造成的后果，而非导致抑郁症症状的大脑功能紊乱。不单如此，他们也认为抗抑郁药物的功效，并不证明药物可能调整大脑功能紊乱，而只是代表药物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就如阿斯匹林可以舒缓各种身体疼痛一样。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回应圣经辅导专家对精神医学的误解。简单来说，大脑功能紊乱增加，直接造成症状加重。减少大脑功能紊乱的药物，也减少精神病的症状。头疼腰痛吃阿斯匹林有效，可是抑郁焦虑吃阿斯匹林无效，因为阿斯匹林并不针对抑郁焦虑的大脑功能紊乱，因此也不能消除抑郁症状。安眠药短期可以帮助抑郁症患者解决失眠问题，可是因为安眠药并不针对抑郁症的大脑功能紊乱，所以不能有效的减轻或消除抑郁焦虑的症状。抑郁症病人如果长期服用安眠药，不单对治疗抑郁症无效，反而可以造成对安眠药上瘾。抗帕金森症的药物，就经常造成精神分裂症患者产生幻听幻觉，因为这些药物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介质，因此也增加扫描上看到的大脑功能紊乱。

第二，疾病是人类堕落的结果。这堕落带来四个关系的破裂：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己，这四个关系都出现矛盾。人的疾病与这四个关系的破裂有互动关系。举例来说，人与环境的矛盾（“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吃……”创3:18,19）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的各种压力，可以伤害人的身体与精神健康。所以，生活的压力不但是导致抑郁症的诱因，也可能削弱身体的免疫功能，增加得癌症的几率。同样，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内心无法解决的自相矛盾，可能诱发抑郁症或其它疾病如胃溃疡。反之，疾病带来的痛苦与危机，往往叫我们对自己人生的意义与目的有所反思。因此，我们如何面对自己、别人与环境，跟个人健康与灵性情况有互动的关系。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所有的疾病都有一个属灵的层面。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抑郁症一定是灵性软弱造成的，或因着灵命刚强就可以克服，就像我们不能说高血压或癌症一概是灵性问题造成的，或者说靠着灵命操练就可以胜过那样。

如果说基督徒得抑郁症是重生之歌，那么基督徒得癌症也可以是重生之歌。因为在疾病过程中，每个病人都应该不仅寻求病得医治，也应该同时寻求修复四种破裂的关系，使灵命因此得到更新。所以，接受治疗与灵性被更新，虽然是两码事，却有时候可能互相产生良性互动。我在下一章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个人（无论有病无病）都应该靠神来修补这四种破裂的关系；可是，一般健康无病的人，往往没有这种自觉和意愿，遇到重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生命的脆弱，才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与问题。疾病可以是重生之歌，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我承认，有些抑郁症病人有负面的信念，他们的负面内在观点，对事物悲观的解读，增加他们情绪的压抑。压抑的情绪与负面的信念产生恶性循环。认知治疗的创始人贝克（Aaron Beck），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从改变负面认知来辅导抑郁症的观点。可是，我认为这负面的信念和对事物的解读，很多时候是抑郁症带来的后果，而不是导致抑郁症的成因。当然，辅导需要针对这些负面的信念，负面信念体系被改变，的确很多时候对抑郁症有帮助。尽管如此，负面的信念与灵性的强弱，跟得抑郁症并不是一个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非基督徒的内在信念体系扭曲，但大部分并不抑郁。反之，很多灵性很好却患了抑郁症的基督徒，他们的内在信念体系正面阳光而毫不扭曲。下面我会提到教会历史上一些基督徒得抑郁症的案例，然后再回头讨论这一点。

第四，严重的抑郁症是必须用药物治疗的，不能单靠圣经辅导。我以下面两个个案来强调这一点，也在下一章更详细讨论以圣经辅导来治疗抑郁症的困难。

个案《八》：一个十六岁女孩，移民来美国后情绪低落，常无缘无故掉眼泪，失眠，焦虑，失去自信。功课很好，可是却封闭自己，不与别人交往。家里要求高，对她的抑郁焦虑不理解，责备她不好好利用美国这么好环境争取上进。她难过的时候会用刀切手。信主后有好转。考进名校。进大学后严重焦虑抑郁，无法上学，接受药物治疗，情绪比较稳定，可以完成大学四年课程毕业。毕业后找到很合适的工作，压力减少，不再需要抗抑郁药物治疗。非常喜乐，作见证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信心够，灵性好，单靠祷告就可以胜过抑郁症。两年后工作遇到困难，压力大，感情上有波折，抑郁症复发，直到此时才明白抑郁症是环境与基因的互动所造成的。

个案《九》：一个四十来岁的传道人，忠心服事主十多年，工作结的果子很多。可是经济上出了问题后，他突然变得非常抑郁焦虑，毫无动力，思想不能集中，彻底失眠，上台讲道很挣扎，后来他竟然常常想到自杀。以前的信心，奋斗的精神，完全消失，他因此非常自责。每周去接受基督徒辅导，可是几个月下来，并没有明显效果。他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以前遭遇难处的时候，信心非常坚定，可是现在碰到一点经济困难，就马上心灰意冷。挣扎好久后，不得不去看一个基督徒精神科医生。医生替他开处方，也跟他解释说，他现在信心软弱，并不是灵性软弱的表征，而是患抑郁症的后果。他服抗抑郁症药物几周之后，情绪开始恢复正常，才领悟自己当初失去信心，意志消沉，有自杀轻生的意念，原来是抑郁症的病症与后果，而不是因为他灵性软弱，这也不是导致他得抑郁症的诱因。

圣经的足够性（Sufficiency）

圣经辅导强调圣经的足够性，意思是圣经里有足够的真理，能力和权威来帮助信徒胜过抑郁焦虑，甚至胜过双向和分裂等症状。因为圣经辅导师认为这些所谓症状，背后其实都是罪恶的生活或不讨神喜悦的心态，比如说不肯饶恕得罪自己的人，因此心中有解不开的心结。这些所谓抑郁焦虑双向分裂的病人，只要悔改顺从圣经的话语，用圣经的话语来对付心中问题的症结，这些所谓症状就可以因此消失，病人也就不药而愈了。

我个人认为，圣经辅导在这里最少有两个误解。第一，既然每个人都是罪人，当然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心态与行为，也可能心里有解不开的心结；但并不等于这些犯罪的心态，行为和心结就直接造成精神病症状，因为很多罪人并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精神病症状是大脑功能紊乱造成的，是基因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讨论过，这里就不再多说。第二，圣经的确有足够的真理、能力与权威叫人得救，并且能使人在基督里有得救的智慧（提前3:15-17），也可以帮助有精神病的基督徒面对精神病症状，在疾病的痛苦中找到人生的目标、扶持与盼望，可是圣经并不能直接治疗疾病如癌症或糖尿病，也就不能直接治疗严重的精神病。换句话说，圣经可以带给有精神或身体疾病的人以盼望、安慰、目标、鼓励与力量。所以，圣经的真理与医学的治疗有良性的互动，同样，一个外科医师可以照圣经的原则来对待病人，却不能照圣经来做手术，精神科医师或圣经辅导师假如有圣经的智慧与爱心，可以叫精神病人得安慰与鼓励，病情或许因此而得以纾缓，但是治疗严重的精神病，就需要现代的精神医学了。

信仰辅导与精神科治疗如何配合

我必须在这里附带一提，外国基督徒心理学家，大部分并不认同圣经辅导的理念。这些学者也提出别的基督徒辅导模式（诸如整合模式，分层模式等），来实际帮助病人。

整合模式尝试将心理辅导与精神科学里跟基督信仰没有抵触的理论和实践，与圣经对精神健康的有关教导整合起来，对人类心灵问题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

分层模式却认为，精神科学和心理学与圣经教导，二者从不同层面来讨论或探索人的心灵问题，原则上并不互相矛盾，因此基督徒可能不需要去刻意把它们的理念整合起来。

在第七章里，我将比较详细讨论，为什么祷告与信仰辅导，需要与治疗相配合。简单来说，前者主要帮助病人灵命更新，而后者主要消除症状。临床经验告诉我们，病人症状在治疗后消失，一般并不导致病人的灵性被更新。相反，灵性被更新以后，尽管症状没有消除，病人却能以正面阳光的心态来面对疾病。在患末期癌症的基督徒身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

在实践上，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可以跟牧师合作，从不同的层面来帮助病人。

以我个人而言，我颇认同这两个模式。在临床上，有时候我采用整合模式，跟病人直接讨论信仰问题；有时候却采取分层模式，跟教牧同工们合作，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层面去帮助病人。举例来说，很多病人是先找牧师，等到牧师察觉严重抑郁焦虑或怀疑错觉的时候，才把个案转介给我。从我的临床经验来说，如果有更多的信徒或牧师可以接受整合模式或分层模式，那么华人教会里的精神和情绪问题，就容易处理得多了。

很多著名的基督徒曾经得过抑郁症

其实，教会历史里，很多被神重用的基督徒，也曾经得过抑郁症。

改教的马丁路德，十七岁就开始有恐惧和焦虑，这么年轻就有焦虑，说明是基因有毛病。二十五岁以后，开始有抑郁的症状（我们今天知道，抑郁跟焦虑经常是相连的）。三十五岁结婚，同年，德国农民要求马丁路德支持他们抗议德国王子对他们的压迫。农民抗议的理由是根据马丁路德倡导的 “人人在神面前平等” 这一教义。可是他当时不肯站在农民一边，结果几十万农民在起义中被屠杀。从此马丁路德的抑郁症变得更严重，很多时候根本无法起床。他甚至怀疑自己会不会得救，因而需要请同工在他的耳边大声喊：“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你已经因信称义了。” 当然，马丁路德的抑郁，也跟他与他父亲之间有严重的矛盾有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Eric Erickson：Young Man Luther一书。

著名的特瑞莎修女，在书信中经常提到她自己心灵深处有一种极可怕、不能忍受、挥之不去，不可理解的黑暗与枯干。在写给主教的信里，她描述这种内心黑暗如同死亡和地狱一样可怕。她每天在群众面前的微笑，只是她极力遮盖其内心黑暗与枯干的大斗篷。她六十多年的抑郁，只曾经在短短的几周里得到舒缓。尽管她内心如此黑暗，她的心态与信念却是无比正面、坚强和积极的。最后在她晚年的时候，她终于认定和接受这黑暗是神给她的特殊经历，要她可以透过这黑暗的低潮而体会并认同加尔各答那些穷苦无助之人的心境。有兴趣的话，读者可以在Come Be My Light《中译：来做我光》这本书里，更详细去理解特瑞莎修女的抑郁。

富勒神学院第一任全职院长肯内尔（EJ Carnell），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被认为是美国福音派新一代最有前途的神学家。年轻时他就开始经常失眠（这是基因毛病的现象），当校长后，在各种压力与神学新旧派斗争下，罹患严重抑郁症，接受过电休克治疗，几年后无法坚持而辞职。因着当时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不理想，电休克带来失去记忆的后遗症，加上放不下专业与个人生活上的种种压力，最后他在旅馆里服安眠药自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Rudolf Nelson：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Evangelical Mind.

十九世纪英国的施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十七岁就被神重用，在他二十五岁事奉最高峰的时候，在一次聚会里有人捣蛋，大喊 “失火了”，一万多会众争相逃命，结果踩死了好几个人。施布真从此经常抑郁，很多时候不能起床，很多主日不能站起来讲道。他著作甚丰，在其中常提到自己严重的抑郁，在这里我摘录一些他对自己的抑郁的描述。关于他的抑郁症状，他这样说：“我心灵里的抑郁是多么可怕，我希望你们没有一个人会走到我那么可悲的境界。”“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的痛苦，可以与心灵中那抑郁的沮丧和衰竭相比。”他肯定抑郁是一种疾病，尽管当时医学对大脑神经科学毫无认识。“心灵的抑郁，是一种的的确确的疾病，绝对不是一种幻想。这些有病的人，需要医生过于需要牧师或神学家的帮助。”在他几度低落沮丧抑郁的时候，他坦然承认自己多次想到自杀。“为了要逃避那抑郁可怕的痛苦，我多次想要杀死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在苦楚之中，曾经多次向神求死。”可是，他很清楚他那些症状比如失去喜乐，焦虑，绝望，沮丧乏力，毫无信心盼望，都是抑郁的后果，而不是造成抑郁的罪：“ 抑郁叫事奉的喜乐消失，抑郁中过于关注细节的焦虑烦躁，会夺去对整个服事的喜乐。神的工人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苦力。抑郁并不是一种罪。抑郁的绝望和恐惧，与犯罪并没有关系。”读者可以参考Zack Eswine：Spurgeon’s Sorrows。

史伯福Horatio Spafford是十九世纪芝加哥一位很成功的律师，也是长老会里的一位长老。四十二岁时，他在三年中经历了连二接三的极大打击：四岁的儿子得病去世，芝加哥一场大火把他的家财烧尽，四个女儿在大西洋遇船难被淹死。他在极度的哀伤中，写了有名的《我心灵得安宁；It Is Well With My Soul》，叫许多基督徒得安慰。这美丽的圣诗，2003年一位英国的华裔基督徒曾经花了四百五十万英镑，邀请著名的三男高音《The Three Tenors》在英国的Bath 大教堂演唱过，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摘录欣赏。不幸的是几年后，史伯福的另外一个儿子又得病去世，教会认为他肯定是犯了罪而没有悔改，因此遭受神极重的惩罚而屡遭灾难。此后，史伯福开始精神失常，并常有幻觉，在错觉中认定基督一定要在十九世纪结束前，第二次再临。他在美国既然无法立足，就把全家搬到耶路撒冷去等候耶稣再来。虽然他得了双向症，在自大的错觉中，误以为自己是第二位弥赛亚，可是他在当时非常荒凉的巴勒斯坦里，建立孤儿院，以他极大的恩赐多方帮助当地的居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观看有关的资料《U.S. Library Of Congress：Permanent Exhibit：The American Colony In Jerusalem》

最近，马鞍峰教会写《标杆人生》一书的华理克牧师的二十七岁、非常爱主的儿子，因长期患抑郁症而自杀，这更证明灵性最好的基督徒，也可能会得抑郁症。所以，灵性好坏和内在信念体系，与是否患抑郁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对我来说，这几位灵性很好的基督徒心灵里的黑暗与抑郁焦虑，不是因为他们有负面扭曲的信念系统，而是他们得了抑郁症所产生的后果。换句话说，他们心里的黑暗与无力感，是抑郁症的症状与后果，不是造成他们抑郁焦虑的原因。从他们描述自己抑郁的经历里，可以看出他们的信念是正面而且阳光的。

当然，写他们生平传记的作者们，有些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举例来说，Erickson站在心理分析的角度，很坚持路德的抑郁是因着他背叛父亲所带来的深层内疚和矛盾所产生的。Nelson在讨论肯内尔的抑郁与自杀时，认为肯内尔悲惨的下场，是因着他无法从保守神学信仰的矛盾里打开一条出路。可是我认为这些作者立论的偏差，跟他们在编写这些书的时候，精神病基因与环境互动的医学理论尚未建立起来有关。

我再次指出：灵性好的基督徒也可能会得抑郁症，不是因为他们有扭曲负面的信念体系，或是灵性上有什么隐而未现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导致抑郁症的基因与环境互动所导致的。

信仰对精神健康有帮助吗？

可是，如果灵性好的基督徒也可能因抑郁而自杀，那么，信仰坚定而且灵性好对抑郁症的预防或预后有帮助吗？

灵性与精神健康的良性互动，我留到第九章里再比较详细讨。简单来说，既然抑郁症是环境与基因的互动所造成的，基督徒得严重抑郁症还是需要药物治疗与辅导的。我相信神迹奇事，但我不认为只要不断恳切祷告，就一定可以平安喜乐，并远离抑郁。坏事临到好基督徒，也可能是神的美意。在本书的尾声里，我会把我姨妈得精神病的见证写出来。很多患抑郁症的基督徒都留下美好的见证。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能在平安顺利的境况下才能饯行的。

所以，坚定的基督信仰对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是有帮助的。在过去二十五年，美国杜克大学Koenig教授开创的研究已经证明，信仰对抑郁症，分裂症，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的一种）以及多种慢性身体疾病的预后，有很大的裨益。研究资料也表明，信仰可以帮助减少病人的自杀率。信仰之所以对病人的康复有帮助，包括如下几个因素：它赋予病人人生的意义，给予病人依靠与力量，以及生活行为规范与指导，增加其自控能力。此外，信仰也替病人制造一个扶持的团体，叫病人不再孤单，被人弃绝。

故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研究报告发现，信仰对病人的身心健康没有任何帮助，甚至造成伤害。可是，在这类研究报告中，病人的信仰一般偏向迷信，例如，他们认定自己只需要信心与祷告，而不需要接受治疗。所以，二十世纪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学家对信仰的轻视与敌视，到二十一世纪已经被实验研究的证据大大改观。我盼望所有的华人基督徒可以接受这一观念：持守信心与接受精神科学的治疗，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得抑郁症可能带来对人生更深的理解吗？

在我个人的专业经验里，最痛苦的抑郁症经历，有时候也可能带来对人生新的理解，叫病人对人生的意义有新的体会。病人并不是从别人的教导与劝勉中找到意义和体会。相反，对病人提出教导与劝勉，很可能激起他的反感。病人只能靠着恩典在经历神的怜悯中找到他个人得抑郁症的意义。

下面是一个病人告诉我他在三次抑郁症中的体会。

1．唯独恩典：走过抑郁，他才知道惟有靠神的恩典人才能存活。

2．一位朋友对他说：“我们一起来陪伴你走过抑郁的低谷”。这句话带给他新的力量与盼望。

3．另外一位朋友告诉他：“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他们的服事，是在得了抑郁症后才开始的。”这崭新的观点，改变了他本来以为抑郁症已经给他带来破灭性伤害的认知。其实，抑郁症的经历，带给他对自己更深的了解。

4．中国教会受伤很深，需要神极大的医治，

5．他愿意坦诚分享他自己得抑郁症的经历，来帮助那些得了抑郁症却不肯承认和面对的病人。

6．对他来说，抑郁症并不是犯罪的后果。抑郁症病人的内疚，自责，焦虑，缺乏信心，毫无喜乐，并不是造成他们得抑郁症的原因，也不证明他们有隐而未现的罪，这些症状，其实是他们得了抑郁症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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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August 1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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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的流行率，每个国家有不同。根据国际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统计，在西方社会里，成年人一生的发病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在中国和日本，却只有百分之二。一般行内人士都认为，这偏低的数据并不表示中国人和日本人精神健康状况特别好，所以不容易得抑郁症；而是因为东方人爱面子，不肯承认自己有抑郁症。否认自己有抑郁的情况，在香港人和美国洛杉矶的华人中也很明显，抑郁症的流行率在香港和洛杉矶都偏低。

最近，这种片面否认自己有抑郁症的倾向，已经有所改变。2009年，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两个普查中都发现，中国人群中抑郁症的流行率，达百分之八左右。

可是这些普查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所有患抑郁症的中国人都愿意接受治疗。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中，仍然只有很少数的病人（少于百分之五）曾经接受过治疗。在美国，得抑郁症的华人只有10%接受治疗。在中国，抑郁症病人接受药物治疗的就更少了：有限的数据告诉我们，可能不到5%的病人在接受治疗。

相对来说，美国白人得抑郁症，60%在接受治疗；黑人与拉丁裔，则只有30%的患者接受治疗。这些数据，说明得抑郁症的病人是否愿意接受治疗，跟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抑郁症若不接受治疗，其结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大约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抑郁症病人，最终因绝望而自杀。中国人的自杀率，比西方国家多两到三倍。华人教会里，灵性很好的基督徒自杀，也不是罕见的事情。中国人社会与华人教会，需要正视抑郁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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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July 31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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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西方医学界认为，绝大多数的疾病，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举例来说。肺结核虽然是结核细菌造成的病（从医学上来说，细菌是大环境的一部分），可是每个人被结核细菌感染的几率，却跟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与自身免疫功能有关，而免疫功能就是基因控制的。当然，绝大部分的意外受伤是环境因素造成的，跟基因没有太大直接关系。可是，如果意外受伤是因为他们急躁，冒险，那么这些人的意外受伤，也就有基因影响行为心态的因素在内了。

抑郁症的基因，到2015年已经找到十多个（据说2018年已经找到抑郁症40多处的基因变异）。它们的具体功能目前还不清楚。最早发现的一个跟抑郁焦虑有关的基因，是跟抵抗压力的能力有关的。一般每个人的基因都有最少两个版本，这个基因的一个版本的抗压力比较强，另外一个版本的抗压力比较弱。所以，拥有弱抗压力基因版本的人，在压力下得抑郁焦虑的可能性，比拥有强抗压力版本的人要高好几倍。换句话说，基因影响一个人得抑郁症的几率，却并不决定一个人是否一定会患抑郁症。

家族历史里有抑郁症的人，很容易担心自己或小孩是否必然会得抑郁症，需要记住的是：遗传得来的是基因，不是抑郁症的基因。一般抑郁症的基因，是需要被诱动才产生抑郁症状的。

读者假如想要对抑郁症的成因有更具体的了解，可以读本章下面的正文。

正文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精神病包括抑郁症，其实都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而产生的心理疾病。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人类的基因组，然后再来讨论抑郁症的成因。

基因是由脱氧核糖核酸（DNA）组成的。我们知道，人的DNA由两条长链形成所谓“双螺旋结构”，每条链上排列着核苷酸。人有四种核苷酸，为了方便解释，我们简称它们为A，G，T，C。这四种核苷酸排列成两条配对互补的长链，一条链上的A配对着另外一条的T，而G配对着C。 DNA通过转录，把遗传信息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转录过程极其精确但比较复杂，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人体每个细胞的细胞核里，有二十三对（四十六条）排满了DNA的染色体，每个人从父母亲那里各承受二十三条染色体。另外在细胞质里有线粒体，线粒体里也有少量的DNA，这些线粒体DNA 全都是从母亲遗传下来的。

上面说过的核苷酸配对（A-T 和 G-C），每对称为碱基对。人类的基因组大概一共有三十二亿（3.2Billion）碱基对。可是这庞大的碱基对序列中，只有大约两万一千个基因序列，加上线粒体里还有大约十三个基因。相对来说，大米有大约五万基因，葡萄三万，狗大约两万五千，老鼠两万三千，老虎和猫两万，蛔虫两万，鸡一万六千，果蝇一万三千。

基因的功能，主要是以编码方式在体内制造氨基酸和蛋白质。这些蛋白质，直接影响细胞和身体的各种功能。换句话说，基因并不直接影响人体功能，而是透过编码合成出来的不同蛋白质来影响机体功能。可是，整个基因组里百分之九十八的碱基对序列，并不是制造蛋白质的基因。那么这些非基因序列的碱基对的功能是什么呢？目前我们对它的功能还不完全清楚。可是我们知道，它其中的一个功能是控制基因的表达。基因的功能需要经过表达才显示出来，其步骤是指导编码并合成各种不同的蛋白质。人类的基因，有百分之九十八与黑猩猩相似，甚至有百分之五十与无脊椎的低等动物相似。可是，人类基因数目相对来说不算大，但却具有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操纵系统。所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的形态、心理与行为特征，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其奥妙主要在于人类特殊的基因功能操控与表达，而不在于特别的基因结构或基因的数目上。当然， “灵魂”对人性的影响决不能忽略，这一点留到最后一章来讨论。

每个人的DNA，包括各个基因，排列在不同的染色体里，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是固定的，称为位点。人与人之间等位基因（即排列在同一个位点的基因）的差异，少于百分之一。每个基因是由不同的核苷酸配对组成的。如果其中的核苷酸配对的序列与正常的序列有些微小差别，这微小差异称为基因多形性。如果序列差异很大，却是基因突变的结果。此外，基因序列有时候有好几个复制的拷贝，也有时候被删除。这些序列拷贝的复制或删除，不但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特性的差异，还可能造成某种疾病。目前，基因序列拷贝数目的差别（CopyNumber Variation，CNV），是基因学热门的研究项目之一。

双胞胎特征的一致性

我们怎么知道抑郁症是由基因的因素造成的呢？抑郁症基因最近的研究成果，第一章里已经简单介绍过。在这里，从单卵双胞胎（MonozygoticTwin）跟双卵双胞胎（DizygoticTwin）患有抑郁症的一致性的几率（ConcordanceRate），我们先来讨论抑郁症基因的根据。由于我们对基因谱与基因的功能还不完全了解，许多基因研究的初步成果，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与确认，我们就只能以双胞胎发病一致性的几率，来决定某一个病的基因和环境的因素；将来对基因的了解增加后，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区分环境与基因两者之间的关系了。

双胞胎分两种：来自单卵或双卵。单卵双胞胎的基因基本上是100%相同的（虽然也因基因突变跟拷贝因素而有细微差异），而双卵双胞胎的基因却只有50%相同。一致性是指当一个双胞胎有某一种病时，另外的那一个也有同样的病。如果某一种病的一致性，在单卵双胞胎中比双卵双胞胎中要高很多，那么这病的基因因素，就比它的环境因素要大得多了。

我们先来看双胞胎特征的一致性：这个图表告诉我们，身高、体重和智商都跟基因影响很有关系：（图中白色的数据表示单卵双胞胎，黄色的数据表示双卵双胞胎）：

其次：糖尿病第一型的基因因素比第二型要大:

第三：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也是基因因素影响的。三高的话，基因的因素就很强了。

第四：精神病如自闭症，精神分裂症（也称思觉失调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痴呆）跟基因影响很有关系：

抑郁症的基因变异

第一章里已经说过，到目前为止，研究已经发现，有十几处可能诱发抑郁症的基因或区域。从目前的初步发现看来，在5-羟色胺启动体：5HTTPLPR等位基因多形性或变异的人，在压力之下情绪比较容易波动，从而导致抑郁和焦虑。举例来说，5-羟色胺启动体在人体中有长与短两种形态。在美国南部下层社会黑人儿童中，社会与家庭环境恶劣，到青年期时这些小孩已经表展出很多精神与行为方面的问题，如患上抑郁症，吸毒，酗酒，触犯法律等。可是，天生有短5-羟色胺启动体的小孩，到青年期的时候，比较天生有长5-羟色胺启动体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以上的病态与反常行为。在美国2005年Katrina风灾过后，短5-羟色胺启动体的灾民得抑郁症与创伤后遗症的风险，比长5-羟色胺启动体的灾民要大五倍。

当然，抑郁症明显是多种不同的基因被诱发而产生的疾病。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这些发现，也需要了解它们诱发抑郁症的机制。而且，这十几处的基因差异，只能解释少数抑郁症病人的基因异常。所以对抑郁症的基因结构与功能，我们还需要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诱发抑郁症的环境因素，一般是一些造成负面情绪的打击。最常见的打击，包括亲人死亡，自己或家人生病，失业（如果是学生，那就是失学，成绩出问题），感情上的问题如夫妻婚姻矛盾，失恋，或与别人发生矛盾冲突，意外受伤等。其它环境的变化或压力，如搬家、变换职业、进大学、缺乏扶持、性情孤单，或自己个性造成的孤僻，容易跟别人发生矛盾，或坏习惯如酗酒、吸毒、赌博等，都可能诱发抑郁症。

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但基因不是决定或控制人命运的单一因素。一个人虽然带有抑郁症的基因，如若环境良好，他就不会得抑郁症。另一方面，当环境恶劣，压力很大时，如果没有抑郁症的遗传基因或基因的变异，也不一定会得抑郁症。

基因变异决定道德对错吗？

在这里附带提两个有关基因与信仰的事情。第一：人类堕落以后，基因产生的身体和心态行为上的特征，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太好的。举例来说，智商的高低受基因的影响很大，当然也有环境因素在内。明显地，智商低的人不能因此就说既然天生我的智商低，那我就不需要去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样，坏脾气有一部分是基因影响造成的，可是我们不能说，既然我的坏脾气是天生的，我就可以随便发脾气。抑郁症的病人，不能说既然我的抑郁是天生的，我就不需要接受治疗。纵然我们不能改变基因，我们还是有責任去处理基因带来的后果。換句话说，基因特征跟道德对错是两码事。今天，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论话题。根据目前的证据，同性恋的性取向（意思说对同性有性吸引）有一部分是基因因素造成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同性恋行为从道德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目前基因学的发现，跟圣经并不矛盾。基督徒相信，科学是神自然启示的，圣经是神特别启示的。既然神是这两种启示的源头，经过考证的科学发现，跟正确的圣经解读，不应该互相有矛盾。举例来说：每个人线粒体的基因是从母亲遗传得来的，这就说明目前世界上的人类，都是从一个女人而来。男人的Y染色体，是从父亲遗传得来的。这也说明：目前所有男人都是一个男人的后裔。数学上的推算，也说明目前人类的一个男祖先，跟目前人类的一个女祖先，很可能在十多万年前同一个时期出现在世界上。这些发现，虽然严格来说，不能证明创世记的记载，可是说明圣经与科学并不矛盾。此外，人寿命的长短，与其染色体上的端粒体的长短有关。端粒体的长短，跟适当的营养、锻炼、压力有关。过去一百年间，西方人的寿命已经比一百年前增加了三十多年。换句话说，端粒体的长度跟环境与健康因素有关。创世记里有些人活到九百多岁，也就不是神话或幻想产生的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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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July 30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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