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大綱 I. 地上的困境 —— 薛西弗斯的石頭 (2: 8) II. 榮耀的介入 —— 天上拋下的解方 (2: 9-12) III. 至高的平安 —— 牧羊的人回去了 (2:13-14, 20)
本週金句: 路加福音2 : 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
Dongjun Jiao December 21s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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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一、聖靈帶領的多樣方式 二、聖靈的帶領更新我們心思意念 三、擁有「更多方式」,還是成為「更能 被帶領的人」?
本週金句: 林前 2:15-16 15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 透了他。16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 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cgcm_media December 1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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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1901-1919
父亲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也在學校當校長
母亲生第五个孩子时,染上大病,半年后奄奄一息,在死亡边缘中的师母,听见声音:「妇人起来,吃你的饭和肉吧!今晚我要赐你新生命。」
1901/9/27 宋尚节出生在福建莆田(1900王明道,1903倪柝声)
从小读经1天1个铜板,12-13岁时,他便开始替父亲上台传道。人们便给他一个绰号:「小牧师」
从小倔强,常常挨打。一次挨了打后,从门缝里看见父亲在书房啜泣。就冲进房里,问道:「爸爸,你做什么?我挨打的还没有哭,为什么你倒哭起来了?」爸爸说:「这就是父母爱子之心。主爱我们,也是如此!」
喜爱读书,1919年以第一名从中学毕业。
留学美国1920-1923
听老师讲美元贬值,去美国留学300元就够了
向神祷告,立志留学做传道人
宋学连牧师教授过的神学生都已经是传道人了,他们听说宋尚节要留洋,就你捐十块,我捐二十块的,很快就凑齐了五百多元
出发时金价骤跌、到达美国时金价飞涨,尚节将剩下的二百四十美元寄回家,不但可以还清他的债务,而且还有余
进入俄亥俄州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改读化学
因痔疮开刀住院,经历主恩,教会的弟兄帮他付清了账单(伴随一生的刺)
在休假日常组织福音队,邀请同学同道参加,到乡下去传福音
梦中异象:
海中多人呼救,全身被金索银链缚着,
天边飞来苍鹰,却是一个红色的十字架,上写八个大字:「仰望十架、往前奔跑」
十字架漂在大海中心,好象一块磁石,吸引人,也断开锁链
十字架扩充到全海面,终于不再见海水,只见一片姹紫嫣红,
1923年本科毕业,因为他是一个贫苦的工读生,既要做工、又要自理膳食,还能在三年读完四年的功课,毕业时居然能得到奖金奖章,成为头条新闻。
荣膺博士1924-1926
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化学博士
积极参与社团活动,被选为十三国「学生和平会」主席
还有教会的活动,每星期至少有一二次被请到各教会去主领少年会、勉励会等
终于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得到硕士学位。更因为他成绩优异,科学会又颁给他科学会员所挂的金钥匙一枚――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是得到博士学位
毕业后,继续在本校担任助教。研究以前不曾十分注意的各科,如哲学、史地、社会、经济和微生物学等等。同学们都笑他要做万象包罗的「拉杂博士」,他却默然接受,因为他真的想做「万能博士」
北平协和医学院也来电,聘请他回国教授生理化学,年薪一千八百元;俄亥俄州立大学则聘他为化学实验员,年薪二千美金;教授要送他去德国深造
就在宋博士为名为利、盘算不定的时候,忽然有一阵清晰悠扬的声浪,淹入了他的心中:「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协和神学院1926-1927
听到神警告的第二天早晨,卫斯理基金会的牧师来访,建议他到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读神学。
1926年9月20日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
协和神学院的新派思想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很大,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1918年毕业),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1924年毕业),中国三自教会领袖吴耀宗(1928年毕业)和丁光训(1948年毕业),都是毕业于此。
尚节就在图书里埋头研究各种宗教(道教,佛教),一方面,他在书本里研究诸教,一方面,他又注意各教的组织,常常跑到纽约城的各宗教团体里消遣。这种教际的逐鹿,使他得到一个结论:各教都是「殊途同归」。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尚节正在跪着祷告的时候,忽听见神的声音在灵里对他说:「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
1927年2月10日经历重生:「那晚,我祈祷。我不但诚恳地迫切祷告,我真是拍灭了自我的迫心直求,我淌着忏悔的泪捧着求救的心,一声声求主的血来遮蔽我,使我不再为自己活,不再有人间虚华的奢望,不再有空中建楼阁的计划。我不过敝开我赤裸裸的心,求神可怜我在魔鬼铁蹄下挨痛的身、心、灵。」大概在晚上十点钟左右,一幕幕的罪剧开始在他面前演出了,他自己大小轻重的罪,一无遗漏地在眼前展开。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地显出。最使他难堪的是,他没有办法除去这许多罪,使他觉得自己是罪魁,理当永远沉沦地狱。他仿佛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到各各他。一路荒凉寂静,他自己也和去钉十字架的罪人一般,低了头、弯了背,眼都不敢斜视别人,只能蹒跚地跟着主的脚步走。这真是难受得一刹那,所负的重量几乎把他压死。不知怎的,耶稣已高悬在木架上了。他俯伏在地上、求主用宝血洗净他一切的不义。他直求到午夜,钟声敲了十二下。他高呼哈利路亚,因为他罪的重担都脱落了。于是,他身轻若飞絮,跳着赞美主。这时,忽然又转入另一个场面:「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当然是有赦罪权柄的神子说的,尚节亲眼看见主立在他面前,脸上发光、头戴冠冕、手有钉痕,对他说:「你要改名约翰!」在晚上一点,尚节觉得全身疼痛难当,全身骨节、心脏肺腑,没有一处不疼,好像受了重伤。他问耶稣说:「这是哪来的病,使我如此痛楚?」这时,圣灵兴照他的心灵,使他明白与主同钉同死的真理。
精神病院1927年2月
尚节本来酷爱唱歌,重生之后更是长歌不已,时而高唱、时而低吟,时而流泪赞美主、时而欢笑感谢神。因为,有这些种种的行为,协和神学院的当局便断定他患了精神病。
二月十七日,尚节出去买一枝新笔和一本新圣经,在回校的路上见到一个天使般可爱的小孩子,蹲在路中心写「休息 Rest」。再走不到几步,又遇见另一个同样可爱的小孩子,同样在写「休息 Rest」。他还漫不在意,依旧走他的路。但是,当他第三次看见另一个儿童也在写「休息 Rest」的时候,他便不得不对此字、此事加以思索了。当天被校方送入医院。
进入精神病院,时日逐渐过去,尚节出院的希望却一线也没有。他忍无可忍,就发起牢骚来,对医生破口大骂。结果反而激怒了医生,把他送进都是打架骂人疯子的第七栋楼。
六月二十日出逃被警犬找到押回
生不如死,想要自杀,主的声音继续对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若能忍耐,过了这一百九十三天的苦难,你就知道怎样背十字架,跟我走各各他顺服之路了。」
求医生换楼,写了一封信给驻美中国公使,报告他自己被美国人无理拘在精神病院里,丧失了行动与言论的自由,请他立即与美政府交涉。
八月三十日,尚节在美国最知己的美国朋友从欧洲回到美国,知道他已进了精神病院,就立刻赶到纽约,到医院去看尚节。当天就把他保了出来。
从进院的第一天算起,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百九十三天!
蒙神指示用四十种不同的方法读完圣经四十遍,不是咬文嚼字地读,如用“爱”或“信”、“义”字来把全部圣经贯通起来读,如饥似渴地读经。
“所以我就讀到2月20號他說:「我10天前重生了」, 不過就在那個段落裡他又寫了一件事,他說:「我今天看報紙的時候,看到紐約發生了一個災難,就是有一架飛機撞毀了,然後那個飛機的飛行員昨天晚上在我的房間裡查看我的日記。」我讀到這一句的時候我就想,他怎麼會這麼寫? 他把那個飛行員飛機撞毀的事跟他在精神病院裡聯繫來說那個飛行員,昨天在他的房間看他的日記? 我就想說這個人的精神上一定有狀況,我再多往下看去的時候,我的結論是他的確是有,而且他的這個狀況並不是在他精神病院和離開精神病院的時候就結束。” (劉世堯博士——馬來西亞衛理神學院)
回家1927年11月
•1927年10月11日从西雅图启程回国
•他在1934年厦门鼓浪屿领会的讲道记录中写道:「我在船上,见我同胞抽大烟、赌钱。又听见一个外国人说:『中国人比狗还不如。』我听了这句话,跑到自己房里,流泪祷告:『神啊!求祢救我的同胞。』我把我所得的博士的金钥抛在海中,我立志,死也要在中国传道,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是死,我也甘心。」
•“但是當我在看那些原稿的時候,我看到他的日記寫他離開精神病院回到興化的時候,他把他的碩士文憑交給他的爸爸,他爸爸還把他的文憑放了一個相框掛在牆上,然後他說他把金鑰匙也交給了爸爸。”(劉世堯)
•1927年11月8日,回到兴化家中,因是家乡的第一个博士,所以得到放炮竹的欢迎。父亲指望他帮补家用,尚节回答说:「我已经死了,现在回来的不再是我。」宋牧师愕然道:「不是你,是谁回来呢?难道是鬼吗?」尚节答道:「主要我做一个传道人。」宋牧师说:「你要做传道人,何必往美国去呢?」
•1927年12月18日, 宋尚节博士和余锦华女士在兴化美以美会礼拜堂举行结婚典礼。
加入布道团1931-1933
•1928-1930 在乡传道:「回国以后,三年中作无定的奔跑,演打空气的斗拳,什么宗教教育、识字运动、家庭归主、青年团契、农村改革、社会服务……聚精会神去研究组织方法,到处倡导,以求实施实验,开花而不结实,反把那基本的生命问题和得救要道忽略了,无怪乎一切努力终归徒劳。虽曾引人加入堂会,却未尝引一人进入神国!」
•1931年3月3日在南昌,当夜,尚节忽然心灵有所觉悟,当讲罪与救恩!这成为他一生事奉的重大转机,从此找到了复兴教会的秘诀。尚节在日记中写道:「主来非为教训人、或给人作模范,特来医罪、为罪人死。」
•「这次南昌之行,蒙神指示奋兴教会的秘诀:1)同心合意地恳切祷告,如教会轻视祷告,永远不能得到复兴;2)彻底认罪,各人省察自己的罪;3)追求圣灵充满、得新能力,好为主作见证。」
•打开棺材——“主叫我看见自己的棺材,打开时,里面躺着的竟是我自己。老我不死,何能叫人得救?”
•离开江西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国共双方又在江西开始了大战(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1931年4月-5月)
•1931年5月加入伯特利布道团
•六月八日,在山东即墨计牧师讲道之后,请全体认未认的罪。尚节在日记中说:「此时圣灵提醒我,昨天计牧师要打电报,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实际上我身上有钱。我向计牧师认完昨天向他撒谎的罪,心中甚是快乐。我对同工说:『神尚未给我们非常的灵力,因我们尚未完全洁净。』五个人跪下恳切祷告,求神先洁净我们的心,而后对人讲道。
•七月十五日,尚节在梦中见到一段圣经,显明不应该回福建,但醒后却忘记是哪段经文。七月十八日,尚节与妻子登上「东港」轮。尚节建议大家一起祷告,但却无人答应,只能自己祷告。尚节告诉大家,有不测风云将至,但众人都不肯信,第二天晚上十点,船长发现船上有洞,汽锅也爆炸了一个,船身不断左右倾侧,乘客昏眩的很多。第三天早上,尚节读经以后,得到主指示,有急难在前。这时,忽然有人喊船漏了,无情的海水涌入船中,水手抛货以求安全、也无济于事。塞漏呀、舀水呀,防不胜防。于是哭声四起、人人自危,因为船再过几小时就要沉了。尚节就叫全体恳切祷告,求神拯救,深信神必有奇妙的救法。到了中午,远处来了一艘大轮船,大家喜极若狂。一看是日本「庐山丸」。当时中日关系恶劣,乘客都怕日本人不肯施救。眼看船身渐渐下沉,乘客举起红布呼救,又请尚节用英文呼救。尚节一面心中默祷,一面用号筒率领众人呼喊英文「Help us!Help us!」,终于获救。
•宋尚节到东北时,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也是国际局势剧变期,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九一八」事变的只寥寥两三句话。可见这位主的忠仆只以天国的事为念,
•一路神迹奇事伴随,圣灵大大作工,各地会众彼此认罪悔改,教会复兴。
•山东平度,牧师让他为病人抹油祷告,不得已在主面前跪下,用油抹在病人额上,祷告说:「奉耶稣的名医好你。」一个一个地抹完了,还不敢把眼睛打开,只问道:「有人好了没有?」牧师答道:「有」。有一位叫戴玉兰的姊妹热心信主,但已瘫了十八年。她的丈夫罗惠忱是中学教员,是要打倒基督教的,他曾讥讽戴玉兰说:「你若好了,我就信主作传道。」戴姊妹是被人抬来的,经按手祷告后,忽然起立行走,全体会众大为惊奇,哭声、祷告声震动一切。那天上午,其余三十多人都蒙主医治,全体将荣耀归主圣名。戴玉兰写信给丈夫,丈夫却不信。后来,丈夫亲眼看见她能行走了,也认罪悔改、辞职到处传福音,传讲主为他们作了何等大事,全乡四分之三的人都因在戴玉兰身上看见神医治的大能而悔改蒙恩。于是复兴之火由平度点起,燃烧遍及了山东全省。
十万灵魂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宋尚节在这张天国银行支票上签署,向神求十万灵魂归主
•腓立比书4:19 我的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单飞 1934-1936
•1933年12月,离开布道团,离别前,胡遵理对尚节说:「你的『己』未死,未成圣洁,讲道态度不够好,许多西方人反对你叫人列罪状,所以使布道的门封闭。」尚节只回答:「请你为我祷告。」
•与伯特利同工三年,到此乃告结束,计志文牧师后来总结说:「宋博士充实了布道团力量,布道团给宋博士开了传道之门。」这可以说是双方关系最简要的说明。
•宋尚节讲道时,是绝对不许骚扰的。诸如孩子啼哭,中途起身退会,会中高呼「哈利路亚」等,都得挨骂。他骂人是不客气、不留情的,哪怕你是牧师、是宣教士,只要有可骂之处,便当众严厉斥责。
•对西方宣教士多负面批评,包括办学校,医院,孤儿院,认为这些都是社会福音,以人的善行代替神的救赎。
•也批评聚会所,灵恩派,宣道会
•一九四一年,尚节到北京西山养病时,舒邦铎牧师送宋师母到北京。那时神光照了尚节,让他看见自己不应该完全否定西方宣教士的事工,所以流着泪对舒牧师说:「啊!舒牧师,神一直在管教我,祂对我说,我对于宣教士的批评太苛刻了。」舒邦铎回答说:「哪里的话,宋博士,我们需要接受批评;我认为,你能找出我们的缺点,乃是出于神。」但尚节并没有原谅自己,而是坚持说:「不,你们离开家乡的亲人、并你们的国土,为了在中国传扬福音。你们已经作出伟大的牺牲,可是我在过去却批评你们,我请求你代表所有的宣教士,赦免我。」舒邦铎于是为尚节向神祈求,流泪祷告。
•
•在汕头,日间在各教会讲道,同时招呼饥渴慕义者晚间到伯特利堂聚会。伯特利堂可容二千八百人,不啻是全汕头信徒大会。共为五、六百个病人按手祷告。有一盲童叫张顺,忽能看见,会众将荣耀归给神。有一生毒疮者,认偷盗的罪,为他按手祷告时,脓立刻流出来而疼痛止矣!
•在厦门,借鼓浪屿英华书院的操场作露天聚会,可容七千人。鼓浪屿和厦门相隔一水,来往听道的人太多,平时的轮渡不够用了,就有许多人想雇木船渡海。可是这时,许多船户也都去参加听道,大部分舢舨都在罢工状态中,人们只好望洋兴叹。奋兴会筹委会见此情形,就租了一艘大汽船,专载听众往返鼓厦之间。内陆交通方面,福泉厦长途汽车公司老板听道蒙恩,车费半价优待听众。这样到会的人就越来越多。厦门一行,有四五千人重生得救,为两千两百五十人祈祷,组布道队三百,赞美歌声洋溢岛市,为空前未有之盛!病人来求尚节按手祷告者,须持有牧师签名的颜色卡片,分信徒、慕道友和初道者三色,治愈者千余人,分别到各处为主作证。有一人又跛又盲了四十一年,忽然能见、也能行了。有一人卧床十几年,被轿夫抬来,现在能走回家了,轿夫到处作见证。一个驼背女人忽然能直起来。
•宋疯子
•在他的蓝布长衫底下,常常有一件破衣,上面写着许许多多的罪名,说到伪君子心里污秽不堪的时候,便把外衣一脱,让那件破旧怪衣显现出来,各种罪恶,如说谎、偷盗、奸淫、自私、仇恨、凶残、不信等等,在听众面前暴露无遗。再说到耶稣宝血能洁净一切罪污的时候,又把怪衣脱下,挂在十字架上,里面现出的是另一件又洁又白的衣服。
•有一次他放一个棺材在讲台上面,喊着“发财,发财,发棺材!”,并躺到棺材里面,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叫人要治死自己的贪财。后来为了便利巡回各地讲道使用,他就做了一个小棺材放在胸前的口袋里,每当讲道时就拿出来。
•当他讲教会复兴的时候,他喜欢用一个炉子放在台上,堆着木炭,用扇子大力扇个不停,炉火就旺起来了,这就象征圣灵之风使教会圣火炽烈。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宋尚节离开新加坡时,有七百多名蒙恩者一一上船与宋尚节话别,当地报纸报道了此事。
•1936年到日本占领的台湾领会,圣灵大大做工,有一万人听道回去传福音,七、八千人蒙恩得救。
国难当头 1937-1940
•本来北平要尚节去举办第三届全国查经大会,但主却指示尚节:「有困难,有阻挡。」所以尚节只答应于七月初聚会十日,但他们却偏要一月,答应了半月还是不肯。尚节只好说:「日后有机会再去吧」。因此,不少布道团职员和团员对尚节不满,怪他摆架子,尚节也无法申辩。实际上,此时北平已经战云弥漫,不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众人这才明白主的指示。
•当晚,尚节做了一个梦。有一人对他说:「宋先生,你来,来我们北方工作。请你就去不要怕,一路可以来平安,你放心来好了。我们这边有几千万人等着你,你来吧。」
•神为他开门,为他预备,也指引他前面的道路。举一例:从风陵渡到运城还有二三百里,火车全被军队征用了,于是尚节仰天大呼,求主施恩怜悯。有位谢长老特地去找站长,请他为宋博士留个位子。站长问:「哪个宋博士?是到处领奋兴会的那位吗?我在吉林听过他讲道,我愿意为他想个办法。」于是,这部军车果然破例将一位平民宋尚节送到了运城。本来尚节准备向北前往河北邢台,但那里已经失陷,只得折回南下、前往安徽怀远。可是此时连渡船也被军队征用了,平民等了好几天,还是不能渡河。于是尚节祷告:「主啊,我是天国的军兵,灵界战事方殷、急不及待,求祢使我渡河,我愿为祢冲锋陷阵。求主率领!」说也奇怪,这时来了一人,可能以为尚节是病兵,不由分说就把他背上船去。但尚节的行李还在岸上的杨牧师处,于是他又「急急发个电报给万军之耶和华」,不消片刻,连行李也给送来了。
•在河南项城遇到土匪,土匪说:“我们都是同行,你们是替天传道,我们是替天行道。”其中一位很和气地说:“请赏几块钱给我们,我们身上分文都没有。你们是好人,一定会做好事,也一定会有好报。”宋博士告诉我,拿五块钱给他们,并对他们说:“你们要信耶稣,耶稣救罪人。”他们临去之前还嘱咐我们说:“过了项城以后,如果遇见有人麻烦你们,就告诉他们,麻三哥已经收了我们五块钱,他们就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了。”
•38年5月去越南,6月云南,8月上海培灵会,9-10月泰国,11月新加坡,12月马来西亚,39年1-2月印尼,3月回新加坡,回上海休息一月,5-12月再去新马泰印尼领会,40年1月回沪
•尚节的健康却因为风尘仆仆劳瘁过度,日渐衰退了。他心脏衰弱、腰部疼痛,还有其他严重的症状都相继发生。但他并不体惜自己,走完一地又一地,领完一会又一会,每天领会三次四次,习以为常,还要与来访者作个人谈道,而仍不肯休息。有一次在槟椰屿讲道,竟是用帆布床抬到讲台上。他到了讲台,用微弱的声音对翻译人讲,然后由翻译人用大声向观众讲。他说:「我现在渐渐衰老疲弱,拿着指挥棒在台上蹦蹦跳跳、大声疾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严重的痔漏
养病的日子里1940-1942
•请竺规身牧师来为他祷告,向主认罪:「1)在讲道时,看见小孩子在会场上吵闹,就发脾气,把小孩子赶出去,缺乏爱心温柔。2)作见证时,心里是希望能多有人得救,但有时九分会讲到十分。3)才蒙恩时,每天灵修时间很长,但后来一天讲三次道,灵修时间就不够了。4)偷神的荣耀。5)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6)所收的奉献款,应分别为圣,设立一个委办
•在讲道与祈祷时,他的痛楚便忘记了许多。他认为这痛楚是主对他的训练,目的在纠正他的坏脾气。的确,他的脾气这时也好得多了。朋友来访,必加以招呼,走时必送出门。兴化风俗,好友到家里用膳,主人必请太太献上筷子;这种礼节,尚节现在也不嫌麻烦地实行起来了。人们都说,「宋博士的脾气变了。」
•这时,北平的王明道听见尚节病重,他夫人刘景文姊妹正好在上海娘家养病,所以他就请夫人前去探访。三月二十日,刘景文姊妹见到尚节的病痛,又知道他执拗不肯就医,就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劝他入院治疗:「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尚节当天就进了医院。竺规身牧师在上海福音电台广播,请上海全体布道团员为他祷告。
•三月二十日在上海戈登路大公医院做手术者,三小时手术,他患的是结核性痔漏,这是一个预后不良的重病,需要长期住院。照顾他的朱维馨弟兄的祷告是:「主啊,祢若肯,接我回去,留下我的弟兄宋博士吧。」在大公医院静养了约一个月后,健康渐渐好转。五月二十日,出院回家
•7月再次手术
•11月上海怀恩堂落成,10-16日举行奋兴布道大会,讲完归家,他的疮口又再度发炎,痛楚增剧,身体越发衰弱了。他叹息说:「料不到我竟这样不中用了!」
•1940年12月,尚节住进了北平协和医院,被诊断是癌症和结核。医生说伤口有许多管,像铁路似的相通,比给肺开刀还要困难。
•一些探访的人对他说:「为何不靠信心呢?还靠医生?」还有人回忆起过去看见他为病人按手医治。尚节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切话只叫我心里发烧,但有一位姊妹送我一节圣经,『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祢,我就默然不语。』(诗三十九9)」
•「多年来为别人祷告,许多病人蒙神医治,他们以为是我医好他们,把我看作神,现在我病了,能叫他们明白宋尚节是人不是神。」
•41年8月3日,尚节早上读《以西结书》二十四章16节:「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读经以后,尚节就唱「主旨得成」歌,心想,「天旨是否已经归天了呢?」当天他就收到妻子的来信,原来两星期前,尚节唯一的儿子天旨也因腹膜炎去世了。
•从一九四一年七月来到香山,一直到次年二月,尚节写下了每天在香山的祷告读经心得,《隐藏的吗哪》他形容他自己就是隱藏的瑪拿,他不能到處佈道,不能開奮興會了, 他就在醫院,在家裡寫信,跟孩子講遇到故事。然後寫日記,所以他形容他自己是隱藏的瑪拿,花時間為中國教會為各地教會禱告。
•「回想四十年来,自己有许多易犯的罪,自高、不能与人合作、缺乏爱心,并有许多隐藏的罪,只有求灵火焚烧,焚烧自己的一切污秽,使我爱人灵魂的心不断焚烧。」
•「许多年来,以打鱼为乐,自以为老练,自以为老手,殊不知这是神的恩赐。最初打几条鱼时,尚知归荣耀于神,打鱼打多了,就喧宾夺主,不将荣耀归于神,反自夸自己是老手了。唉!人之本相就是如此!人的毛病,就是把神所赐的恩赐或工作变作偶像来代替主。」
•43年3月病情恶化,在天津天和医院第五次手术
•44年5月在北京德国医院第六次手术
•晚上伤口疼痛,难以入眠,看表已十点半。闭眼祷告时,感到有物从自己身上出去,自脚而上;继续祷告,感到灵在头上;再一会儿,灵飞出去与体分开;那时一切伤痛全消失如正常人一样,十分舒服。我感到自己的灵飞到主宝座前,如同小孩一样,主亲自吻我。我心里快乐地说:「这真是灵交!」天使也在那里,主亲自抚摸我的伤口。我唱《耶稣是全世界于我》歌。清醒后,看表是一点,灵回到肉身中,又觉得疼痛,翻来覆去不能睡。
•44年7月1日在北京德国医院最后一次手术
•44年8月18日荣归天家,王明道中午赶到,讲了《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8月22日安葬在香山,王明道在安葬礼拜上讲了《耶利米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评价与反思
宋尚节的缺点
•过分苛责当地的西教士牧师长老
•待人接物有时会非常无礼(他在病中向主悔改)
•有一天早上,于力工看见他迎面走来,便向他鞠了一个躬:「宋博士,早安!」但尚节却没有看他一眼,使他好生气。
•乱发脾气,在台上看到前面坐的是老人家,便立即说:「谁叫你们坐在前面的?给我滚到后面去坐!」
•翻译员石新我曾有两次因翻译稍迟或微误,被尚节推下台去,这也是其他译员常受的待遇
•司琴若跟不上他的节奏,也会被赶走
•接到邀请讲道不能去,也不回信
•但是他因為就是服事當中很多都是做信心醫病, 他把醫病跟重生成聖連在一起,在神學上,認為你為什麼有病呢? 就是因為你有罪,沒有重生,沒有成聖,所以你一定要接受耶穌重生成聖,病就得醫治。那他自己生病,就是不去看醫生,他說我看醫生的話那我怎麼跟別人講:「要憑信心重生成聖得醫治!」 後來是病重到他都起不來了,不能講道了,從新加坡坐船被送回上海,然後王明道師母去探望他說:「哎呀! 宋尚節啊! 你一定要去醫院!」 王明道師母才勸得動他 ,他才去醫院,不過已經太晚了。(劉世堯)
•
优点
•宋尚節無論到哪裡,聖經都是大賣的,他在哪裡辦佈道會,聖經就是賣到光。大家很渴望讀聖經,好像聖經就變成寶書一樣。他燃起大家對神的道的熱忱。
•然後是講道,大家很渴望講道也很看重講道,華人教會今天那麼看重講道,宋尚節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使華人教會一直有守住最基本的信仰,比如說絕對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啟示,是神超然的啟示,是神的默示,神還在這個世界動工,可以有神蹟奇事,重生得救的超然經驗。
Dongjun Jiao December 1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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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I. 平安在哪裡? (結 11: 1-13) II. 問題在哪裡? (結 11: 14-21) III.聖誕在哪裡? (約 1:14)
本週金句 約翰福音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 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 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cgcm_media December 7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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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I. 感恩的根基:在絕望中信靠神的應許 (27:21-25) II. 感恩的行動:在風暴中公開擘餅祝謝 (27:33-36) III. 感恩的果實:在孤單中看見肢體壯膽 (28:15)
本週金句: 使徒行傳 27:35-36 保羅說了這話,就拿著餅,在眾人面前祝謝了 神,擘開吃。於是他們都放下心,也就吃了。
cgcm_media December 1s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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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一、 喜乐和祈求1-7 二、 思念和效法8-9 三、 卑贱与丰富10-14 四、 供应与感恩15-20
本週金句: 腓立比書4:12-13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Dongjun Jiao November 2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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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香港岛给英国。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
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
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
居留的权利(传教士作为洋人,得以合法地居留中国 ),
领事裁判权(传教士作为洋人,享有不受中国司法制度管辖的特权) ,
最惠国待遇(嗣后法国为拓展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而对中国作出的各种开放传教的要求,皆被英、美等国家援引最惠国权利,得以为基督新教所共享 )
《南京条约》后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中国全面开放她的国土,容让洋人在各地游历,这样即表示一切传教的藩篱皆被撤去,整个国家皆可容许传教士自由传教了。
1859年,天津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换约,但咸丰皇帝不愿让英法使节武装进京,结果重启战火
1860年,中英谈判破裂,僧格林沁将英国领事巴夏礼一行39人拘捕,然后酷刑折磨,21人被虐待致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作为报复
第一、中国文化悠远绵长,举世无伦,圣哲先贤凭着他们天赋的智慧,为后世创立 了一套完美无瑕的知识和生活规范,这是天下间最完备的道理,万世不移。根本不需要考虑来自蛮夷之地的其他文化。
第二、儒家关心的是现实人生的问题,对鬼神、来生等并无太大兴趣。
第三,儒家的基本关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为了确保这个和谐能够达致,要在人际关系中厘定一些共同遵守的制约,道德礼法被视为维系整个人伦秩序、 社会安定的基础,所有外来宗教皆需无条件的认可及遵守此礼法。
男女礼防
中国人对男女礼防极其看重,两性间任何稍为亲密的来往都会引来风化性的罪恶的论断;
对传教士的谣言和误会主要也集中在这方面。洋鬼子的传教士来到本乡,自然不会安什么好的心肠;
可是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要勾引良家妇女了。
当然中国人这个推论不是全无「根据」的。例如当家族中有妇女皈依了基督教后,她们便不肯听从父兄的禁令,坚持要继续返教堂参加聚会,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们中了传教士的蛊毒,或被勾摄了魂魄,以致再也身不由主了。
此外,洗礼是另一种最易招人误会的礼仪行为,孤男寡女同处一浸池中,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
育婴堂
晚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常办的一种服务是开设育婴院,以收容遭人遗弃的婴孩。
可是基于卫生设备欠佳,收纳进院的婴孩又多在体质及健康上出现问题,很易生病的缘故,因此育婴院常常发生婴孩死亡以至因互相传染而造成婴孩大量死亡的事件。
谣言便由此而生了。本来中国人就不相信传教士千里迢迢到来是纯粹为了做善事造福国人的,开办育婴院等社会服务必然别有用心;如今婴孩大量死亡,更足以显露他们的祸心。
国人更进一步推断,传教士之大量收纳及杀害婴孩,目的当是为了性及长生的「采补术」;洋人捉拿了这些童男童女,便将他们的童精童血吸至殆尽,使他们虚脱而死,然后用来炼丹制药,行功采捕。
这样的臆测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却被国人深信不疑;于是辗转相传之下,便有暴民围攻育婴院,拆毁建筑物及杀害传教士,一桩教案便由此而产生了。
扬州教案
主后1868年,法籍天主教传教士金缄三(J.Seckinger)在扬州建堂传教,又开设育婴院。
此时民间已流传传教士挖眼剖心、取脑配药等谣言;
其后,又因育婴院收容的婴孩死亡人数大增,加上有孩童被拐失踪的传闻。
于是乎群情汹涌,民众到处焚毁传教的建筑物,攻击传教士。
连原与育婴堂完全无关的更正教传教士戴德生(于1868年到扬州传教)也受到牵连,寓所被毁。
教案发生后,由于牵涉了英、法的传教士在内,故两国均派副领事前来调查,
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H.Medhurst)更亲自带军队坐军舰到扬州来,并迫令负责查办此案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切实处理。
双方几经谈判下,麦华陀要求严办教案的幕后主使的士绅、赔偿教士损失、出谕勒令禁民滋扰教堂教士、重修教士房屋等。
曾国藩除力保士绅免遭惩办外,余皆遵照办理。
在整宗教案里,地方官员事实上是一直努力要维护传教士的安全的,除派人保护外,又劝喻戴德生等离开扬州暂避;只是由于民愤极大的缘故,他们才不能制止到事件的发生。
但是,扬州知府及甘泉县令却因着教案的发生而遭撤职处分;对于一个十载寒窗几经艰苦才爬到如斯地位的儒生而言,只一桩教案便可将他的前途尽毁,试想怎不令人引以为鉴:宁愿尽可能地偏袒教民,也不可让教案发生呢?
不过,地方官员之惧怕传教士,遇事偏袒教民,却又导致一些教民横行无忌,拿着宗教的幌子到处渔利,招来对基督教更大的不满。
更者,由于地方官员偏帮教民,不敢主持公道,也令人民产生一个成见:既然官府都不能帮助他们,故循合法的途径亦无法保障他们免受洋人的欺凌;
在对合法途径感到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诉诸非法的暴力手段,迳自与洋人相抗了。如此亦间接促成教案的发生。
例如在义和团事件爆发前的三年间(1897–1899),山东便多次发生教案,这与义和团事件的引发,实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病理解剖
广东连州向有排外思想,加上人民在美北长老会所设立的医院内发现手术后的病理解剖样本,引起误会,
许多谣言激发下,酿成严重的民教冲突,教堂医院等建筑物被毁,五名传教士或家眷被杀害。是为「连州教案」。
由于兹事体大,甚至惊动了美国国务院,指令广州领事彻底查办。在教案中遇害的五人里面,包括了传教医生麻义士(Dr.Machle)的妻子及女儿在内。
麻义士所受的打击自然不少,但他却竟然说:「我希望我再能有此蒙福的机会,去重建连州的教会;并且用我余下的一生,去服侍那约二百个曾因对传教事业不满、而作了破坏及抢掠的事的人。」
迎神赛会
所谓迎神赛会,是指一个地方在每年收成以后、或有特别庆典时举行的大型宗教活动,以酬谢神恩庇佑的宗教活动,一般都是社区性的,全村居民均须参与,
所需款项也要按户摊派。但是一旦有村民皈依了基督教后,由于信仰上的禁令,他们遂不肯参与一切异教的活动,并且拒绝缴付摊派的金钱;
如此便成了民(非基督徒)教(基督徒、又称教民)冲突的一大祸源。这些冲突在各地皆常有发生,以致最后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要求下,总理衙门要下达公文,禁止各地绅民强迫教民摊派迎神赛会的款项。
不过这并不表示问题已告解决了。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准许教民豁免缴纳金钱是绝对不公平的事,因为一则向来迎神赛会是阖村的庆典,人人都当参与及尽上义务,何以基督徒可以例外?
二则举办迎神赛会,除了答谢神恩以外,更重要的意义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阖村平安;这些好处必然是全村所有人共享的,基督徒也会分占其惠,那为何他们单享受利益而毋须付上任何责任?
三则基督徒之拒绝缴纳金钱,便意味着其他非教民需要分担他们原来当尽的一份,如此便直接地损害了非教民的利益。四则(更重要的是)村民们更忧心的是,
教民之拒绝参与斋戒、祭祀的宗教活动,将会破坏了全村的同心同德,一旦惹怒神明,责怪下来,影响的当不止是教民自身,亦会连累其他的村民。
凡此种种,形成即使是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还是常因迎神赛会所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而与基督徒发生严重的争执与不快事件。
查还旧堂
另一个导致教案产生的原因是查还旧堂的纠纷。前面提过,主后1846年中国政府答允归还在康雍年间没收的教堂给天主教的传教士;
主后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里,教产的归还再一次明文重申。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在执行的时候,却造成极大的混乱与悲剧。
须知道从康雍朝至同治朝,其间相距了百多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原来的天主教教产,不少已被霸占,并辗转变卖,业权数易了。假若这些教产是用来做为民居的话,则百多年起码已住上四、五代了。 骤然间家宅被指为强占教产,要立即迁出,所引起的愤懑与抗拒之大,是可以想像的。
不过教产改建为民居的问题倒还轻微,小老百姓即遇上不幸,也只能逆来顺受,不会酿成什么风波。
最严重的是,由于农村缺乏大型的建筑物,这些教产通常都会被改建为祠堂、庙宇,或学校等社团公用的场所,要没收这些地方,引来的反抗将会是整个社区的,甚至不能用迁地重建的办法便简单处理了,因迁建祠堂、庙宇是极其复杂的事。
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在后头哩。在同治年间,前来查收教产的当然不会是百多年前在此地建堂的传教士了,甚至他们也根本并非隶属耶稣会或意大利籍的。
年代久远、文件不全,若建筑物的外型曾被改动,教堂的装饰全被拆除的话,要识别那一间是教堂根本就不容易。于是乎便有传教士强指某民居是教堂的事件。
此外,更有一些蛮顽的传教士,竟然要求占住教产的居民,偿还过去百多年的租金及利息,试估计一下这样的要求会造成什么后果!
干预诉讼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一方面基督徒常会因着他们的信仰的缘故,遭受乡党邻里的欺凌压迫,传教士自觉有责任保护他们,以免他们因种种压力而被迫放弃信仰。
另一方面传教士常常觉得中国的司法制度是极其野蛮不公正的,教民既皈依了基督教,便不应再受此不公正的司法待遇,他们应当享受按着西方标准的法律保障。
第三,帮助教民诉讼可以增加更多信徒,虽然这些信徒在信教的动机上可能并不纯正。
一旦有基督徒被卷入司法的案件中,倘他们向传教士求助,则传教士多数都会义不容辞地予以介入。但是传教士却必不能了解整件案件的底蕴;他们可能只听了基督徒的一面之辞,并且先入为主地 认定基督徒必然受人欺凌,故一定是受害人。如此往往便被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一件原来只是普通的利益冲突,如两户人家争夺一棵树的业权,其中一户突然宣布信奉基督教,并向传教士求助,于是整件事件便立时间演变为民教冲突;
传教士认定该户信徒是因著信仰的缘故而被另一户人家掠夺那棵树,故积极地援引「保护传教条款」来为他们争取。
这种干预词讼的做法,固然取悦(或保护)了基督徒,却亦同时在非信徒间种下许多仇怨。
1896年,山东一带出现以会道门的骨干和浪迹江湖的游民为主的拳民秘密社团。
1899 年,毓(yu4)贤任山东巡抚,拳民焚毁教堂,抢劫教民,一切由西洋传入的东西都要灭掉,如拆铁路、毁电报线,甚至洋油灯、洋火也在灭除之列,
毓贤因教案被撤职。袁世凯继任,处死拳民首领多人。拳民流往山西、直隶一带,一直到北京城里。
1900年4月,各国驻北京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时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派军队前来解决义和团。
被革职的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不畏枪炮,可用来灭洋雪耻,博得端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的赞同。慈禧听信刚毅等的意见,决定启用拳民;
維新派作了最後一次抗爭。他們斗膽向慈禧太后柬言,指出神法妖言不可信,並提出做檢驗刀槍不入的試驗。但遭到保守派的反攻。最後五個改革派官員被慈禧下令斬首。
5月15日宰相榮祿直轄的武衛軍刺死日本使館書記官,
5月24日親王載漪統領的神虎營槍殺德國公使,
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宣战,义和团围攻京城的外国使馆、教堂。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在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之下,直隶、山西 、河南、奉天、内蒙古等地也相继大举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
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8月14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所长达56天之久的围困。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 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188人(其中1/3 是内地会的教士),教徒5000人。
幸亏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东南自保,不准群众暴动,所属教会才幸免大劫。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
义和团之后传教策略的检讨:
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
光靠直接布道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办教育,积极参与社会,以此来改革社会和改变人心。
美国政府用部分赔款办起了清华大学,而李提摩太也利用庚子赔款办起了山西大学
1900年至1920年,基督教在华的黄金时代
历经庚子教难,基督徒信心更坚定,也显出美好的见证来,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走向社会,积极倡导和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
教会的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至1920年的“黄金时代”。
1910年 宗教自由请愿: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立孔教为国教,除去宗教自由,“凡僧道、传教士及以宗教为业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1911年 清末宪法草案19条第2款: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
1912年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七条“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1915年 袁世凯想恢复帝制,为了给自己称帝制造思想合法性,他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运动。命令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新宪法。再次引入19条第2款
1916年 袁世凯死后,保守派(如辜鸿铭、章太炎部分弟子)仍试图保留那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本”。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法或宪法修订继续让“孔教”成为官方指导思想。于是11月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代表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信教自由会」,反对孔教复辟,主张“国家教育当以公民德育为基础,不得以任何教派之教义为修身大本。” 获得新文化派(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的支持。
1917年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讨论时,国会正式**取消“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这一条款;明确恢复、保留“人民有信教自由”的条文。
1908古约翰带领东三省大复兴几千人受洗
1913-1915奋兴布道: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丁立美,穆德(John R. Mott),艾迪(G. Sherwood Eddy)
1913穆德和艾迪在十四个城市召开青年布道会,七万多人次参加,主持的科学演说会,亦有近六万人出席,盛况空前;会後有万多人参加查经班,一年内领洗者亦有千余人。
1917新春特别星期布道:全国各教会都有参与,河南,东北30%信徒参加
1918新春特别星期布道:8000多教会支持,艾迪再度来华。
cgcm-xingyang November 18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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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I. 往大馬色的半路上 (徒 26:1-18) — 放下既有的成見,才能真正的認識自己 II. 馬其頓異象的領受 (徒 6:6-10) — 放下眼下的順勢,才能看見更大的將來 III. 米利都的勇敢宣告 (徒 20:22-24) — 放下各樣的擔憂,才能毫無懼怕的往前
本週金句: 詩篇 142 : 3 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的時候,祢知道我的道路。
cgcm_media November 16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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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大綱 一、像以斯帖一樣回應福音的呼召 二、因禾場的需要而承擔福音的使命 三、在短宣中重燃對福音的熱情
本週金句: 以斯帖記 4 : 14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cgcm_media November 9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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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创造与进化—基要主义与科学的百年之争。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是创造与进化谁对谁错。因为那个题目我们去年和前年已经讨论过两次了。今天作为教会历史系列的一部分,我想探讨的是教会面对现代科学与社会变迁时的回应、调整与反思。是信仰与时代的互动。
我们常常觉得今天的科技进步快得让人眼花撩乱,难以适应。但其实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最深刻的一次巨变。因为近几十年的技术革命主要影响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而工业革命影响的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过去几千年,绝大多数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家生产,人们的生活也围绕着这些生产来进行,但到了19世纪末英国工人喝上了印度的茶叶和加勒比群岛的朗姆酒,中国的小商贩卖着美国和日本工厂生产的棉衣,人们离开农村那种一年工作一百五十天的生活,来到城市,一年工作300天,住在拥挤肮脏的街区。过去村庄里每个星期天大家都去同一间教堂,牧师不仅讲道,还做医生、教师、法官。生命中一切重大事件:生,死,婚礼,也包括生活中的一切流言蜚语,都在教堂里发生;而到了19世纪,人们挤在城市里,忙于生计,教会再也不是生活的中心。更大意义上,一千多年来,基督信仰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统一的意义的源头——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掌管历史。但当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兴起后,人们开始问:自然法则似乎能解释一切,世界真的需要“上帝”这个假设吗?理性主义告诉人们:“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 看到这种说法,忍不住要吐槽:因为这与我们的生活完全脱节:孩子如何证明母亲爱他,新娘如何证明新郎会带给他幸福?我们如何证明朋友值得信任?我们可以把一天之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决定都记下来,然后数一数,有百分之几的决定是你能证明是正确的?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人类从来就不是这样生活的,恰恰相反,人类一直都不是靠证明来生活,而是靠信任来生活。这句话其实不是在挑战我们的生活观,它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宗教的。它是说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证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必须承认,它对宗教的攻击相当有效,今天的知识分子反对宗教时都会说这句话或它的一些变化形式,其实,重科学轻宗教思潮真正的说服力不在这些哲学上的思辨,而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事实,科学技术有用而且见效快,而宗教不一定。药吃下去,孩子的病就好了,祷告不一定这么有效。工程师,科学家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牧师往往做不到同样的成绩。整个19世纪,当这样的事实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时,教会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社会的讲台上,声音开始变得微弱。
与此同时,欧洲神学界兴起所谓的“高等批评” (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学者开始像研究《荷马史诗》那样研究圣经。他们问:
《五经》真的是摩西写的吗?
福音书里的神迹是不是后人加进去的?
首先用研究《荷马史诗》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并不是一个错误。这些新的方法在圣经研究上有不少出色的成果。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论证了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因为教会历史上一直认为马太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但是高等批判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新工具来研究圣经的运动,而是用新眼光来重构圣经的运动。它主张一切关于圣经的知识都必须从科学方法而来,也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这个原则有一点偏颇。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假设: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和最高标准。换句话说,凡是不能被实证、被测量、被重复的,就不算是“真的”。于是,神迹被怀疑,启示被质疑,甚至连祷告、信心、被爱这些属灵经验,也被当作心理幻觉看待。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的高度有效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之内。从18世纪到今天,试图用科学用理性重铸道德律,构建理想社会的努力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但是在19世纪,高等批评运动是信仰史上的一次地震。过去,圣经被看作上帝无误的话语;而现在,它被当作一部古代文献,被剖析、怀疑。这对教会是极大的震动——因为如果圣经只是人的话,那么信仰的根基何在?
另一个巨变是在社会中,首先是教育领域。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与北美掀起了普及教育与高等学术制度化的浪潮。过去,大学多是由教会创办、神学主导——像牛津、剑桥、哈佛、耶鲁,都以培养牧师为目标。但到19世纪末,大学的核心从“神学”转向“科学研究”。实验室取代了礼拜堂成为知识的象征;“教授”取代“牧师”成为社会尊敬的智者。小学中学也逐渐由国家而不是教会主办,父母越来越无法胜任教育的任务,而在这些学校中,教育的目标不再是“认识上帝与自我”,而是“掌握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一代代青年在新的教育体系中成长,他们尊敬科学,却对神学冷漠;他们相信进步,却怀疑启示。这让教会意识到:它已不再垄断“真理”的语言。
工业化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开放让她们能读书、写作、思考。与此同时,许多女性也成为社会改革与宣教运动的主力。十九世纪的禁酒运动、反奴隶制运动、海外宣教,很多都得到了女性组织的强力推动。许多女性开始质疑:为什么在教会里,她们只能听,却不能讲?为什么在社会里,她们管理家庭财政远胜男性,却不能投票?教会第一次面对:女性是否只能是侍奉者,而不能是思想与领导的主体。
工业革命让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出现了无数漂泊的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家庭根基,没有时间守主日,也负担不起教会的捐献。于是,传统教会的模式——主日讲道、唱诗、奉献——在工厂区显得格格不入。许多牧师开始发现:若要传福音,必须要给人工作、教育、卫生、住房。这催生了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 Movement)。牧师不再只讲天堂,也讲工人宿舍的厕所、孩童的教育、工厂的工时。很多教会从“灵魂拯救者”,转变为“社会改造者”。
19世纪末,印刷与报业的爆炸式增长让知识民主化。报纸、小说、杂志充斥市场。真理的解释权从牧师手中流向公众舆论。“我听牧师说”变成“我在报纸上看到”。教会失去了话语垄断权。这种信息的混杂,让许多信徒陷入迷惘:到底该信谁?也让教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我们还与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有关吗?
在这样的风暴中,教会内部出现了两条路,两种应对的方法。
第一条路,是“防守”。他们成为后来的“基要主义者”。他们深感时代的潮流正威胁着信仰的根基:高等批评质疑圣经的权威,达尔文进化论挑战神的创造,自由主义神学淡化罪与救赎的概念,社会改革者只谈论人类的进步与自我完善。在他们看来,这些不是无害的思想探索,而是信仰堡垒上的裂缝。
因此,他们选择退回根本——回到那“不可谈判的真理”。他们坚信:圣经是上帝的无误话语;神迹确实发生过;在质疑面前应该更加高举圣经,他们反对各种新派的解经方法,主张用字面含义来解读圣经。他们觉得:若圣经的字面真实被放弃,信仰就会崩塌。所以他们宁愿被讥笑,也不愿妥协。他们像尼希米记里重建城墙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准备战斗。他们不喜欢这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想要回到从前那个单纯的年代。他们不喜欢这么多的问题和挑战,盼望能远离喧嚣,守住纯正的信仰。
然而,他们的困境在于:当他们为保守真理筑起高墙时,也不自觉地隔绝了对话与同理。他们守住了边界,却失去了听众。
第二条路,是“适应”。这些人被称作“自由神学”或“社会福音派”。 他们认为,若教会只是一味抱残守缺,终将被时代边缘化。他们相信,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赋予人理性与良知,科学、文化与社会的进步也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应当拥抱而不是抗拒。他们说: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而是信仰的见证与道德指南;它教导我们如何爱神、爱人,而不是告诉我们宇宙的运作公式。他们主张重新解释圣经,以适应现代人的思想框架。他们同时也关心社会的不公工业化带来贫富悬殊、童工、酗酒、犯罪与城市贫民窟。他们说:信仰不应只谈天堂的得救,也要更新地上的社会。基督徒若只谈灵魂,而不关心工人遭遇的饥饿与不公,那福音就失去了爱与怜悯的本质。自由神学派与社会福音运动的目标,是让福音“继续有话可说”。他们希望人们看到:信仰不是古老的神话,而是能塑造现代生活的力量。但他们的风险在于:在努力“适应”的过程中,很难把握那个度,有时会淡化罪、悔改与救赎这些信仰的核心,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道德理想或社会改革方案。二战以后,自由派教会曾经非常兴盛。但七八十年代开始这些教会迅速衰退。当教会失去了超自然的神这个维度,也就失去了改变生命的特殊力量。教会需要接地气,但也必须连于天上。不能为了吸引世界把自己变得现代而丢掉世界真正渴望的—那个超越世界的盼望。
基要主义和自由神学这两条路,其实都出于同样的焦虑——教会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展成长?
基要派选择“守住不变”,担心再退一步,真理就会失守;
自由派选择“与时俱进”,担心若不更新,信仰就会失声。
他们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们各自与身边世界的冲突,构成了20世纪教会的主旋律,也留下至今仍在继续的张力。
下面我们就用进化论这个特别的例子来看一下教会对科学,社会,文化巨变的反应。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一本改变世界的书— 物种起源。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论断,震动了西方世界 “所有生命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逐渐演化而来的。” 这个想法冲击了教会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万物都是由神直接创造的。其实,“进化”的想法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存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界就有很多人指出地球的年龄要比教会所说的6千年长得多,生命可能是在漫长的时代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步发展来的。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更多是一种哲学幻想或诗意猜测。人们或许觉得有趣,却没人能解释——进化“如何发生”?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给出了自然选择这个机制。这让“进化”第一次摆脱了空想的地位,进入了可以观察、推理、实验、验证的科学领域。同时它表明复杂的结构可以没有设计,没有目的,而通过自然选择这个机制从随机突变中产生出来。当时的知识界认为神存在最大的证据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复杂性,它暗示着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者。达尔文的观点直接动摇这一原本十分坚固的想法。12年后的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他在书中指出人类与其他动物有共同祖先,人类的心智和道德也源于渐进的进化。这本书的冲击就更大了。原本只有生物学家,大学生明白物种起源说的是什么,但这本书一出,每个大学生的舅舅们也都听说了达尔文说人是猴子变的。现在进化论挑战的不仅是创世纪的解释,而是在挑战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是神的特别创造这些更基本的神学观念了。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早就被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思想所感染——他们相信人类在不断前进、可以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也有很多人,他们早就不满于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解释,想要冲破这个束缚,而达尔文的理论正好迎合了这种心态。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理直气壮”的替代信仰。这其实是进化论在社会上掀起热潮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达尔文的著作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阶级斗争就是生存竞争在社会中的反映。他甚至想把《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达尔文(后来被达尔文婉拒)。弗洛伊德更加热情的拥抱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把神从生物学中赶了出去,自己更进一步,把神从人的心灵世界也赶了出去。
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代表了现代世俗思想对传统信仰的“三大冲击“
世界没有上帝也能存在(科学)
社会没有上帝也能前进(政治)
人心没有上帝也能解释(心理)
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信徒对这些挑战有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回应,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详细的讲,简单的说,
若没有上帝,
世界会失去目的和意义,
社会会失去公义的根基,
人心会失去安息与方向。
但在19世纪,这些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英国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圣公会历来兼具“信仰传统”与“理性思考”的双重特质,许多主教与神学院教授最初强烈反对进化论。他们称达尔文的理论“危险、不敬虔、破坏道德”。他们担心社会若接受人来自动物,道德秩序与神圣责任将被推翻。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糟糕的后果不能成为一个理论对错的理由。地震的后果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就说地震是不会发生的。但同时,另一批圣公会牧师与科学家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科学发现并不会威胁信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谁创造”,科学只是揭示“如何创造”。最著名的例子是牧师兼生物学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我不觉得你的理论与信仰相冲突。上帝可以创造若干能够自我发展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必不断以新的创造来填补祂自己造出的空隙“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坦普尔(Frederick Temple),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认为科学是上帝的“第二本启示录”,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这些开放的声音,使英国教会没有滑入对进化论的全面对抗,也为后来的“有神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天主教在当时的反应相对温和。梵蒂冈并未立即谴责达尔文,但强调“人类的灵魂直接出自上帝”。与英国相比,美国教会的反对更激烈。当进化论传入美国时,许多教会视之为“来自欧洲的无神论毒素”。大众媒体把问题简化地呈现为科学与圣经的对抗。教会开始建立“创造科学”协会、出版反达尔文的小册,形成了后来“基要主义运动”的思想根源。
1859–1900的几十年间,教会的反应经历了从震惊 → 分歧 → 重新定位的过程。最初的恐惧,源于担心信仰失去权威;随后的争论,反映出教会内部对于“如何解读启示”的不同理解。有些人选择守住字面真理,有些人选择重新诠释文本,也有人尝试让信仰与科学成为两条平行但互补的轨道。
Dongjun Jiao November 9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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