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泪：宋尚节博士的传奇一生

童年1901-1919

父亲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也在學校當校長
母亲生第五个孩子时，染上大病，半年后奄奄一息，在死亡边缘中的师母，听见声音：「妇人起来，吃你的饭和肉吧！今晚我要赐你新生命。」
1901/9/27 宋尚节出生在福建莆田（1900王明道，1903倪柝声）
从小读经1天1个铜板，12-13岁时，他便开始替父亲上台传道。人们便给他一个绰号：「小牧师」
从小倔强，常常挨打。一次挨了打后，从门缝里看见父亲在书房啜泣。就冲进房里，问道：「爸爸，你做什么？我挨打的还没有哭，为什么你倒哭起来了？」爸爸说：「这就是父母爱子之心。主爱我们，也是如此！」
喜爱读书，1919年以第一名从中学毕业。

留学美国1920-1923

听老师讲美元贬值，去美国留学300元就够了
向神祷告，立志留学做传道人
宋学连牧师教授过的神学生都已经是传道人了，他们听说宋尚节要留洋，就你捐十块，我捐二十块的，很快就凑齐了五百多元
出发时金价骤跌、到达美国时金价飞涨，尚节将剩下的二百四十美元寄回家，不但可以还清他的债务，而且还有余
进入俄亥俄州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改读化学
因痔疮开刀住院，经历主恩，教会的弟兄帮他付清了账单（伴随一生的刺）
在休假日常组织福音队，邀请同学同道参加，到乡下去传福音
梦中异象：
海中多人呼救，全身被金索银链缚着，
天边飞来苍鹰，却是一个红色的十字架，上写八个大字：「仰望十架、往前奔跑」
十字架漂在大海中心，好象一块磁石，吸引人，也断开锁链
十字架扩充到全海面，终于不再见海水，只见一片姹紫嫣红，
1923年本科毕业，因为他是一个贫苦的工读生，既要做工、又要自理膳食，还能在三年读完四年的功课，毕业时居然能得到奖金奖章，成为头条新闻。

荣膺博士1924-1926

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化学博士
积极参与社团活动，被选为十三国「学生和平会」主席
还有教会的活动，每星期至少有一二次被请到各教会去主领少年会、勉励会等
终于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得到硕士学位。更因为他成绩优异，科学会又颁给他科学会员所挂的金钥匙一枚――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是得到博士学位
毕业后，继续在本校担任助教。研究以前不曾十分注意的各科，如哲学、史地、社会、经济和微生物学等等。同学们都笑他要做万象包罗的「拉杂博士」，他却默然接受，因为他真的想做「万能博士」
北平协和医学院也来电，聘请他回国教授生理化学，年薪一千八百元；俄亥俄州立大学则聘他为化学实验员，年薪二千美金；教授要送他去德国深造
就在宋博士为名为利、盘算不定的时候，忽然有一阵清晰悠扬的声浪，淹入了他的心中：「你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协和神学院1926-1927

听到神警告的第二天早晨，卫斯理基金会的牧师来访，建议他到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读神学。
1926年9月20日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
协和神学院的新派思想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很大，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1918年毕业），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1924年毕业），中国三自教会领袖吴耀宗（1928年毕业）和丁光训（1948年毕业），都是毕业于此。
尚节就在图书里埋头研究各种宗教（道教，佛教），一方面，他在书本里研究诸教，一方面，他又注意各教的组织，常常跑到纽约城的各宗教团体里消遣。这种教际的逐鹿，使他得到一个结论：各教都是「殊途同归」。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尚节正在跪着祷告的时候，忽听见神的声音在灵里对他说：「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
1927年2月10日经历重生：「那晚，我祈祷。我不但诚恳地迫切祷告，我真是拍灭了自我的迫心直求，我淌着忏悔的泪捧着求救的心，一声声求主的血来遮蔽我，使我不再为自己活，不再有人间虚华的奢望，不再有空中建楼阁的计划。我不过敝开我赤裸裸的心，求神可怜我在魔鬼铁蹄下挨痛的身、心、灵。」大概在晚上十点钟左右，一幕幕的罪剧开始在他面前演出了，他自己大小轻重的罪，一无遗漏地在眼前展开。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地显出。最使他难堪的是，他没有办法除去这许多罪，使他觉得自己是罪魁，理当永远沉沦地狱。他仿佛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到各各他。一路荒凉寂静，他自己也和去钉十字架的罪人一般，低了头、弯了背，眼都不敢斜视别人，只能蹒跚地跟着主的脚步走。这真是难受得一刹那，所负的重量几乎把他压死。不知怎的，耶稣已高悬在木架上了。他俯伏在地上、求主用宝血洗净他一切的不义。他直求到午夜，钟声敲了十二下。他高呼哈利路亚，因为他罪的重担都脱落了。于是，他身轻若飞絮，跳着赞美主。这时，忽然又转入另一个场面：「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当然是有赦罪权柄的神子说的，尚节亲眼看见主立在他面前，脸上发光、头戴冠冕、手有钉痕，对他说：「你要改名约翰！」在晚上一点，尚节觉得全身疼痛难当，全身骨节、心脏肺腑，没有一处不疼，好像受了重伤。他问耶稣说：「这是哪来的病，使我如此痛楚？」这时，圣灵兴照他的心灵，使他明白与主同钉同死的真理。

精神病院1927年2月

尚节本来酷爱唱歌，重生之后更是长歌不已，时而高唱、时而低吟，时而流泪赞美主、时而欢笑感谢神。因为，有这些种种的行为，协和神学院的当局便断定他患了精神病。
二月十七日，尚节出去买一枝新笔和一本新圣经，在回校的路上见到一个天使般可爱的小孩子，蹲在路中心写「休息 Rest」。再走不到几步，又遇见另一个同样可爱的小孩子，同样在写「休息 Rest」。他还漫不在意，依旧走他的路。但是，当他第三次看见另一个儿童也在写「休息 Rest」的时候，他便不得不对此字、此事加以思索了。当天被校方送入医院。
进入精神病院，时日逐渐过去，尚节出院的希望却一线也没有。他忍无可忍，就发起牢骚来，对医生破口大骂。结果反而激怒了医生，把他送进都是打架骂人疯子的第七栋楼。
六月二十日出逃被警犬找到押回
生不如死，想要自杀，主的声音继续对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若能忍耐，过了这一百九十三天的苦难，你就知道怎样背十字架，跟我走各各他顺服之路了。」
求医生换楼，写了一封信给驻美中国公使，报告他自己被美国人无理拘在精神病院里，丧失了行动与言论的自由，请他立即与美政府交涉。
八月三十日，尚节在美国最知己的美国朋友从欧洲回到美国，知道他已进了精神病院，就立刻赶到纽约，到医院去看尚节。当天就把他保了出来。
从进院的第一天算起，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百九十三天！
蒙神指示用四十种不同的方法读完圣经四十遍，不是咬文嚼字地读，如用“爱”或“信”、“义”字来把全部圣经贯通起来读，如饥似渴地读经。

“所以我就讀到2月20號他說：「我10天前重生了」， 不過就在那個段落裡他又寫了一件事，他說：「我今天看報紙的時候，看到紐約發生了一個災難，就是有一架飛機撞毀了，然後那個飛機的飛行員昨天晚上在我的房間裡查看我的日記。」我讀到這一句的時候我就想，他怎麼會這麼寫？ 他把那個飛行員飛機撞毀的事跟他在精神病院裡聯繫來說那個飛行員，昨天在他的房間看他的日記？ 我就想說這個人的精神上一定有狀況，我再多往下看去的時候，我的結論是他的確是有，而且他的這個狀況並不是在他精神病院和離開精神病院的時候就結束。” （劉世堯博士——馬來西亞衛理神學院）

回家1927年11月

•1927年10月11日从西雅图启程回国

•他在1934年厦门鼓浪屿领会的讲道记录中写道：「我在船上，见我同胞抽大烟、赌钱。又听见一个外国人说：『中国人比狗还不如。』我听了这句话，跑到自己房里，流泪祷告：『神啊！求祢救我的同胞。』我把我所得的博士的金钥抛在海中，我立志，死也要在中国传道，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是死，我也甘心。」

•“但是當我在看那些原稿的時候，我看到他的日記寫他離開精神病院回到興化的時候，他把他的碩士文憑交給他的爸爸，他爸爸還把他的文憑放了一個相框掛在牆上，然後他說他把金鑰匙也交給了爸爸。”（劉世堯）

•1927年11月8日，回到兴化家中，因是家乡的第一个博士，所以得到放炮竹的欢迎。父亲指望他帮补家用，尚节回答说：「我已经死了，现在回来的不再是我。」宋牧师愕然道：「不是你，是谁回来呢？难道是鬼吗？」尚节答道：「主要我做一个传道人。」宋牧师说：「你要做传道人，何必往美国去呢？」

•1927年12月18日, 宋尚节博士和余锦华女士在兴化美以美会礼拜堂举行结婚典礼。

加入布道团1931-1933

•1928-1930 在乡传道：「回国以后，三年中作无定的奔跑，演打空气的斗拳，什么宗教教育、识字运动、家庭归主、青年团契、农村改革、社会服务……聚精会神去研究组织方法，到处倡导，以求实施实验，开花而不结实，反把那基本的生命问题和得救要道忽略了，无怪乎一切努力终归徒劳。虽曾引人加入堂会，却未尝引一人进入神国！」

•1931年3月3日在南昌，当夜，尚节忽然心灵有所觉悟，当讲罪与救恩！这成为他一生事奉的重大转机，从此找到了复兴教会的秘诀。尚节在日记中写道：「主来非为教训人、或给人作模范，特来医罪、为罪人死。」

•「这次南昌之行，蒙神指示奋兴教会的秘诀：1）同心合意地恳切祷告，如教会轻视祷告，永远不能得到复兴；2）彻底认罪，各人省察自己的罪；3）追求圣灵充满、得新能力，好为主作见证。」

•打开棺材——“主叫我看见自己的棺材，打开时，里面躺着的竟是我自己。老我不死，何能叫人得救？”

•离开江西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国共双方又在江西开始了大战（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1931年4月-5月）

•1931年5月加入伯特利布道团

•六月八日，在山东即墨计牧师讲道之后，请全体认未认的罪。尚节在日记中说：「此时圣灵提醒我，昨天计牧师要打电报，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实际上我身上有钱。我向计牧师认完昨天向他撒谎的罪，心中甚是快乐。我对同工说：『神尚未给我们非常的灵力，因我们尚未完全洁净。』五个人跪下恳切祷告，求神先洁净我们的心，而后对人讲道。

•七月十五日，尚节在梦中见到一段圣经，显明不应该回福建，但醒后却忘记是哪段经文。七月十八日，尚节与妻子登上「东港」轮。尚节建议大家一起祷告，但却无人答应，只能自己祷告。尚节告诉大家，有不测风云将至，但众人都不肯信，第二天晚上十点，船长发现船上有洞，汽锅也爆炸了一个，船身不断左右倾侧，乘客昏眩的很多。第三天早上，尚节读经以后，得到主指示，有急难在前。这时，忽然有人喊船漏了，无情的海水涌入船中，水手抛货以求安全、也无济于事。塞漏呀、舀水呀，防不胜防。于是哭声四起、人人自危，因为船再过几小时就要沉了。尚节就叫全体恳切祷告，求神拯救，深信神必有奇妙的救法。到了中午，远处来了一艘大轮船，大家喜极若狂。一看是日本「庐山丸」。当时中日关系恶劣，乘客都怕日本人不肯施救。眼看船身渐渐下沉，乘客举起红布呼救，又请尚节用英文呼救。尚节一面心中默祷，一面用号筒率领众人呼喊英文「Help us！Help us！」，终于获救。

•宋尚节到东北时，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也是国际局势剧变期，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九一八」事变的只寥寥两三句话。可见这位主的忠仆只以天国的事为念，

•一路神迹奇事伴随，圣灵大大作工，各地会众彼此认罪悔改，教会复兴。

•山东平度，牧师让他为病人抹油祷告，不得已在主面前跪下，用油抹在病人额上，祷告说：「奉耶稣的名医好你。」一个一个地抹完了，还不敢把眼睛打开，只问道：「有人好了没有？」牧师答道：「有」。有一位叫戴玉兰的姊妹热心信主，但已瘫了十八年。她的丈夫罗惠忱是中学教员，是要打倒基督教的，他曾讥讽戴玉兰说：「你若好了，我就信主作传道。」戴姊妹是被人抬来的，经按手祷告后，忽然起立行走，全体会众大为惊奇，哭声、祷告声震动一切。那天上午，其余三十多人都蒙主医治，全体将荣耀归主圣名。戴玉兰写信给丈夫，丈夫却不信。后来，丈夫亲眼看见她能行走了，也认罪悔改、辞职到处传福音，传讲主为他们作了何等大事，全乡四分之三的人都因在戴玉兰身上看见神医治的大能而悔改蒙恩。于是复兴之火由平度点起，燃烧遍及了山东全省。

十万灵魂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宋尚节在这张天国银行支票上签署，向神求十万灵魂归主

•腓立比书4:19 我的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单飞 1934-1936

•1933年12月，离开布道团，离别前，胡遵理对尚节说：「你的『己』未死，未成圣洁，讲道态度不够好，许多西方人反对你叫人列罪状，所以使布道的门封闭。」尚节只回答：「请你为我祷告。」

•与伯特利同工三年，到此乃告结束，计志文牧师后来总结说：「宋博士充实了布道团力量，布道团给宋博士开了传道之门。」这可以说是双方关系最简要的说明。

•宋尚节讲道时，是绝对不许骚扰的。诸如孩子啼哭，中途起身退会，会中高呼「哈利路亚」等，都得挨骂。他骂人是不客气、不留情的，哪怕你是牧师、是宣教士，只要有可骂之处，便当众严厉斥责。

•对西方宣教士多负面批评，包括办学校，医院，孤儿院，认为这些都是社会福音，以人的善行代替神的救赎。

•也批评聚会所，灵恩派，宣道会

•一九四一年，尚节到北京西山养病时，舒邦铎牧师送宋师母到北京。那时神光照了尚节，让他看见自己不应该完全否定西方宣教士的事工，所以流着泪对舒牧师说：「啊！舒牧师，神一直在管教我，祂对我说，我对于宣教士的批评太苛刻了。」舒邦铎回答说：「哪里的话，宋博士，我们需要接受批评；我认为，你能找出我们的缺点，乃是出于神。」但尚节并没有原谅自己，而是坚持说：「不，你们离开家乡的亲人、并你们的国土，为了在中国传扬福音。你们已经作出伟大的牺牲，可是我在过去却批评你们，我请求你代表所有的宣教士，赦免我。」舒邦铎于是为尚节向神祈求，流泪祷告。

•

•在汕头，日间在各教会讲道，同时招呼饥渴慕义者晚间到伯特利堂聚会。伯特利堂可容二千八百人，不啻是全汕头信徒大会。共为五、六百个病人按手祷告。有一盲童叫张顺，忽能看见，会众将荣耀归给神。有一生毒疮者，认偷盗的罪，为他按手祷告时，脓立刻流出来而疼痛止矣！

•在厦门，借鼓浪屿英华书院的操场作露天聚会，可容七千人。鼓浪屿和厦门相隔一水，来往听道的人太多，平时的轮渡不够用了，就有许多人想雇木船渡海。可是这时，许多船户也都去参加听道，大部分舢舨都在罢工状态中，人们只好望洋兴叹。奋兴会筹委会见此情形，就租了一艘大汽船，专载听众往返鼓厦之间。内陆交通方面，福泉厦长途汽车公司老板听道蒙恩，车费半价优待听众。这样到会的人就越来越多。厦门一行，有四五千人重生得救，为两千两百五十人祈祷，组布道队三百，赞美歌声洋溢岛市，为空前未有之盛！病人来求尚节按手祷告者，须持有牧师签名的颜色卡片，分信徒、慕道友和初道者三色，治愈者千余人，分别到各处为主作证。有一人又跛又盲了四十一年，忽然能见、也能行了。有一人卧床十几年，被轿夫抬来，现在能走回家了，轿夫到处作见证。一个驼背女人忽然能直起来。

•宋疯子

•在他的蓝布长衫底下，常常有一件破衣，上面写着许许多多的罪名，说到伪君子心里污秽不堪的时候，便把外衣一脱，让那件破旧怪衣显现出来，各种罪恶，如说谎、偷盗、奸淫、自私、仇恨、凶残、不信等等，在听众面前暴露无遗。再说到耶稣宝血能洁净一切罪污的时候，又把怪衣脱下，挂在十字架上，里面现出的是另一件又洁又白的衣服。

•有一次他放一个棺材在讲台上面，喊着“发财，发财，发棺材！”，并躺到棺材里面，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叫人要治死自己的贪财。后来为了便利巡回各地讲道使用，他就做了一个小棺材放在胸前的口袋里，每当讲道时就拿出来。

•当他讲教会复兴的时候，他喜欢用一个炉子放在台上，堆着木炭，用扇子大力扇个不停，炉火就旺起来了，这就象征圣灵之风使教会圣火炽烈。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宋尚节离开新加坡时，有七百多名蒙恩者一一上船与宋尚节话别，当地报纸报道了此事。

•1936年到日本占领的台湾领会，圣灵大大做工，有一万人听道回去传福音，七、八千人蒙恩得救。

国难当头 1937-1940

•本来北平要尚节去举办第三届全国查经大会，但主却指示尚节：「有困难，有阻挡。」所以尚节只答应于七月初聚会十日，但他们却偏要一月，答应了半月还是不肯。尚节只好说：「日后有机会再去吧」。因此，不少布道团职员和团员对尚节不满，怪他摆架子，尚节也无法申辩。实际上，此时北平已经战云弥漫，不久就爆发了「七七事变」，众人这才明白主的指示。

•当晚，尚节做了一个梦。有一人对他说：「宋先生，你来，来我们北方工作。请你就去不要怕，一路可以来平安，你放心来好了。我们这边有几千万人等着你，你来吧。」

•神为他开门，为他预备，也指引他前面的道路。举一例：从风陵渡到运城还有二三百里，火车全被军队征用了，于是尚节仰天大呼，求主施恩怜悯。有位谢长老特地去找站长，请他为宋博士留个位子。站长问：「哪个宋博士？是到处领奋兴会的那位吗？我在吉林听过他讲道，我愿意为他想个办法。」于是，这部军车果然破例将一位平民宋尚节送到了运城。本来尚节准备向北前往河北邢台，但那里已经失陷，只得折回南下、前往安徽怀远。可是此时连渡船也被军队征用了，平民等了好几天，还是不能渡河。于是尚节祷告：「主啊，我是天国的军兵，灵界战事方殷、急不及待，求祢使我渡河，我愿为祢冲锋陷阵。求主率领！」说也奇怪，这时来了一人，可能以为尚节是病兵，不由分说就把他背上船去。但尚节的行李还在岸上的杨牧师处，于是他又「急急发个电报给万军之耶和华」，不消片刻，连行李也给送来了。

•在河南项城遇到土匪，土匪说：“我们都是同行，你们是替天传道，我们是替天行道。”其中一位很和气地说：“请赏几块钱给我们，我们身上分文都没有。你们是好人，一定会做好事，也一定会有好报。”宋博士告诉我，拿五块钱给他们，并对他们说：“你们要信耶稣，耶稣救罪人。”他们临去之前还嘱咐我们说：“过了项城以后，如果遇见有人麻烦你们，就告诉他们，麻三哥已经收了我们五块钱，他们就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了。”

•38年5月去越南，6月云南，8月上海培灵会，9-10月泰国，11月新加坡，12月马来西亚，39年1-2月印尼，3月回新加坡，回上海休息一月，5-12月再去新马泰印尼领会，40年1月回沪

•尚节的健康却因为风尘仆仆劳瘁过度，日渐衰退了。他心脏衰弱、腰部疼痛，还有其他严重的症状都相继发生。但他并不体惜自己，走完一地又一地，领完一会又一会，每天领会三次四次，习以为常，还要与来访者作个人谈道，而仍不肯休息。有一次在槟椰屿讲道，竟是用帆布床抬到讲台上。他到了讲台，用微弱的声音对翻译人讲，然后由翻译人用大声向观众讲。他说：「我现在渐渐衰老疲弱，拿着指挥棒在台上蹦蹦跳跳、大声疾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严重的痔漏

养病的日子里1940-1942

•请竺规身牧师来为他祷告，向主认罪：「1）在讲道时，看见小孩子在会场上吵闹，就发脾气，把小孩子赶出去，缺乏爱心温柔。2）作见证时，心里是希望能多有人得救，但有时九分会讲到十分。3）才蒙恩时，每天灵修时间很长，但后来一天讲三次道，灵修时间就不够了。4）偷神的荣耀。5）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6）所收的奉献款，应分别为圣，设立一个委办

•在讲道与祈祷时，他的痛楚便忘记了许多。他认为这痛楚是主对他的训练，目的在纠正他的坏脾气。的确，他的脾气这时也好得多了。朋友来访，必加以招呼，走时必送出门。兴化风俗，好友到家里用膳，主人必请太太献上筷子；这种礼节，尚节现在也不嫌麻烦地实行起来了。人们都说，「宋博士的脾气变了。」

•这时，北平的王明道听见尚节病重，他夫人刘景文姊妹正好在上海娘家养病，所以他就请夫人前去探访。三月二十日，刘景文姊妹见到尚节的病痛，又知道他执拗不肯就医，就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劝他入院治疗：「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尚节当天就进了医院。竺规身牧师在上海福音电台广播，请上海全体布道团员为他祷告。

•三月二十日在上海戈登路大公医院做手术者，三小时手术，他患的是结核性痔漏，这是一个预后不良的重病，需要长期住院。照顾他的朱维馨弟兄的祷告是：「主啊，祢若肯，接我回去，留下我的弟兄宋博士吧。」在大公医院静养了约一个月后，健康渐渐好转。五月二十日，出院回家

•7月再次手术

•11月上海怀恩堂落成，10-16日举行奋兴布道大会，讲完归家，他的疮口又再度发炎，痛楚增剧，身体越发衰弱了。他叹息说：「料不到我竟这样不中用了！」

•1940年12月，尚节住进了北平协和医院，被诊断是癌症和结核。医生说伤口有许多管，像铁路似的相通，比给肺开刀还要困难。

•一些探访的人对他说：「为何不靠信心呢？还靠医生？」还有人回忆起过去看见他为病人按手医治。尚节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切话只叫我心里发烧，但有一位姊妹送我一节圣经，『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祢，我就默然不语。』（诗三十九9）」

•「多年来为别人祷告，许多病人蒙神医治，他们以为是我医好他们，把我看作神，现在我病了，能叫他们明白宋尚节是人不是神。」

•41年8月3日，尚节早上读《以西结书》二十四章16节：「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读经以后，尚节就唱「主旨得成」歌，心想，「天旨是否已经归天了呢？」当天他就收到妻子的来信，原来两星期前，尚节唯一的儿子天旨也因腹膜炎去世了。

•从一九四一年七月来到香山，一直到次年二月，尚节写下了每天在香山的祷告读经心得，《隐藏的吗哪》他形容他自己就是隱藏的瑪拿，他不能到處佈道，不能開奮興會了， 他就在醫院，在家裡寫信，跟孩子講遇到故事。然後寫日記，所以他形容他自己是隱藏的瑪拿，花時間為中國教會為各地教會禱告。

•「回想四十年来，自己有许多易犯的罪，自高、不能与人合作、缺乏爱心，并有许多隐藏的罪，只有求灵火焚烧，焚烧自己的一切污秽，使我爱人灵魂的心不断焚烧。」

•「许多年来，以打鱼为乐，自以为老练，自以为老手，殊不知这是神的恩赐。最初打几条鱼时，尚知归荣耀于神，打鱼打多了，就喧宾夺主，不将荣耀归于神，反自夸自己是老手了。唉！人之本相就是如此！人的毛病，就是把神所赐的恩赐或工作变作偶像来代替主。」

•43年3月病情恶化，在天津天和医院第五次手术

•44年5月在北京德国医院第六次手术

•晚上伤口疼痛，难以入眠，看表已十点半。闭眼祷告时，感到有物从自己身上出去，自脚而上；继续祷告，感到灵在头上；再一会儿，灵飞出去与体分开；那时一切伤痛全消失如正常人一样，十分舒服。我感到自己的灵飞到主宝座前，如同小孩一样，主亲自吻我。我心里快乐地说：「这真是灵交！」天使也在那里，主亲自抚摸我的伤口。我唱《耶稣是全世界于我》歌。清醒后，看表是一点，灵回到肉身中，又觉得疼痛，翻来覆去不能睡。

•44年7月1日在北京德国医院最后一次手术

•44年8月18日荣归天家，王明道中午赶到，讲了《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8月22日安葬在香山，王明道在安葬礼拜上讲了《耶利米书》第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评价与反思

宋尚节的缺点

•过分苛责当地的西教士牧师长老

•待人接物有时会非常无礼（他在病中向主悔改）

•有一天早上，于力工看见他迎面走来，便向他鞠了一个躬：「宋博士，早安！」但尚节却没有看他一眼，使他好生气。

•乱发脾气，在台上看到前面坐的是老人家，便立即说：「谁叫你们坐在前面的？给我滚到后面去坐！」

•翻译员石新我曾有两次因翻译稍迟或微误，被尚节推下台去，这也是其他译员常受的待遇

•司琴若跟不上他的节奏，也会被赶走

•接到邀请讲道不能去，也不回信

•但是他因為就是服事當中很多都是做信心醫病， 他把醫病跟重生成聖連在一起，在神學上，認為你為什麼有病呢？ 就是因為你有罪，沒有重生，沒有成聖，所以你一定要接受耶穌重生成聖，病就得醫治。那他自己生病，就是不去看醫生，他說我看醫生的話那我怎麼跟別人講：「要憑信心重生成聖得醫治！」 後來是病重到他都起不來了，不能講道了，從新加坡坐船被送回上海，然後王明道師母去探望他說：「哎呀！ 宋尚節啊！ 你一定要去醫院！」 王明道師母才勸得動他 ，他才去醫院，不過已經太晚了。(劉世堯)

•

优点

•宋尚節無論到哪裡，聖經都是大賣的，他在哪裡辦佈道會，聖經就是賣到光。大家很渴望讀聖經，好像聖經就變成寶書一樣。他燃起大家對神的道的熱忱。

•然後是講道，大家很渴望講道也很看重講道，華人教會今天那麼看重講道，宋尚節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使華人教會一直有守住最基本的信仰，比如說絕對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啟示，是神超然的啟示，是神的默示，神還在這個世界動工，可以有神蹟奇事，重生得救的超然經驗。

Dongjun Jiao December 1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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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与进化】基要主义与科学的世纪之争 – 王嵩 (信仰探讨)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创造与进化—基要主义与科学的百年之争。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是创造与进化谁对谁错。因为那个题目我们去年和前年已经讨论过两次了。今天作为教会历史系列的一部分，我想探讨的是教会面对现代科学与社会变迁时的回应、调整与反思。是信仰与时代的互动。

我们常常觉得今天的科技进步快得让人眼花撩乱，难以适应。但其实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最深刻的一次巨变。因为近几十年的技术革命主要影响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而工业革命影响的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过去几千年，绝大多数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家生产，人们的生活也围绕着这些生产来进行，但到了19世纪末英国工人喝上了印度的茶叶和加勒比群岛的朗姆酒，中国的小商贩卖着美国和日本工厂生产的棉衣，人们离开农村那种一年工作一百五十天的生活，来到城市，一年工作300天，住在拥挤肮脏的街区。过去村庄里每个星期天大家都去同一间教堂，牧师不仅讲道，还做医生、教师、法官。生命中一切重大事件：生，死，婚礼，也包括生活中的一切流言蜚语，都在教堂里发生；而到了19世纪，人们挤在城市里，忙于生计，教会再也不是生活的中心。更大意义上，一千多年来，基督信仰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统一的意义的源头——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掌管历史。但当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兴起后，人们开始问：自然法则似乎能解释一切，世界真的需要“上帝”这个假设吗？理性主义告诉人们：“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 看到这种说法，忍不住要吐槽：因为这与我们的生活完全脱节：孩子如何证明母亲爱他，新娘如何证明新郎会带给他幸福？我们如何证明朋友值得信任？我们可以把一天之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决定都记下来，然后数一数，有百分之几的决定是你能证明是正确的？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人类从来就不是这样生活的，恰恰相反，人类一直都不是靠证明来生活，而是靠信任来生活。这句话其实不是在挑战我们的生活观，它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宗教的。它是说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证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必须承认，它对宗教的攻击相当有效，今天的知识分子反对宗教时都会说这句话或它的一些变化形式，其实，重科学轻宗教思潮真正的说服力不在这些哲学上的思辨，而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事实，科学技术有用而且见效快，而宗教不一定。药吃下去，孩子的病就好了，祷告不一定这么有效。工程师，科学家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牧师往往做不到同样的成绩。整个19世纪，当这样的事实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时，教会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社会的讲台上，声音开始变得微弱。

与此同时，欧洲神学界兴起所谓的“高等批评” （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学者开始像研究《荷马史诗》那样研究圣经。他们问：
《五经》真的是摩西写的吗？
福音书里的神迹是不是后人加进去的？
首先用研究《荷马史诗》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并不是一个错误。这些新的方法在圣经研究上有不少出色的成果。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论证了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因为教会历史上一直认为马太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但是高等批判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新工具来研究圣经的运动，而是用新眼光来重构圣经的运动。它主张一切关于圣经的知识都必须从科学方法而来，也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这个原则有一点偏颇。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假设：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和最高标准。换句话说，凡是不能被实证、被测量、被重复的，就不算是“真的”。于是，神迹被怀疑，启示被质疑，甚至连祷告、信心、被爱这些属灵经验，也被当作心理幻觉看待。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的高度有效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之内。从18世纪到今天，试图用科学用理性重铸道德律，构建理想社会的努力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但是在19世纪，高等批评运动是信仰史上的一次地震。过去，圣经被看作上帝无误的话语；而现在，它被当作一部古代文献，被剖析、怀疑。这对教会是极大的震动——因为如果圣经只是人的话，那么信仰的根基何在？

另一个巨变是在社会中，首先是教育领域。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与北美掀起了普及教育与高等学术制度化的浪潮。过去，大学多是由教会创办、神学主导——像牛津、剑桥、哈佛、耶鲁，都以培养牧师为目标。但到19世纪末，大学的核心从“神学”转向“科学研究”。实验室取代了礼拜堂成为知识的象征；“教授”取代“牧师”成为社会尊敬的智者。小学中学也逐渐由国家而不是教会主办，父母越来越无法胜任教育的任务，而在这些学校中，教育的目标不再是“认识上帝与自我”，而是“掌握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一代代青年在新的教育体系中成长，他们尊敬科学，却对神学冷漠；他们相信进步，却怀疑启示。这让教会意识到：它已不再垄断“真理”的语言。
工业化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开放让她们能读书、写作、思考。与此同时，许多女性也成为社会改革与宣教运动的主力。十九世纪的禁酒运动、反奴隶制运动、海外宣教，很多都得到了女性组织的强力推动。许多女性开始质疑：为什么在教会里，她们只能听，却不能讲？为什么在社会里，她们管理家庭财政远胜男性，却不能投票？教会第一次面对：女性是否只能是侍奉者，而不能是思想与领导的主体。
工业革命让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出现了无数漂泊的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家庭根基，没有时间守主日，也负担不起教会的捐献。于是，传统教会的模式——主日讲道、唱诗、奉献——在工厂区显得格格不入。许多牧师开始发现：若要传福音，必须要给人工作、教育、卫生、住房。这催生了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 Movement）。牧师不再只讲天堂，也讲工人宿舍的厕所、孩童的教育、工厂的工时。很多教会从“灵魂拯救者”，转变为“社会改造者”。
19世纪末，印刷与报业的爆炸式增长让知识民主化。报纸、小说、杂志充斥市场。真理的解释权从牧师手中流向公众舆论。“我听牧师说”变成“我在报纸上看到”。教会失去了话语垄断权。这种信息的混杂，让许多信徒陷入迷惘：到底该信谁？也让教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我们还与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有关吗？

在这样的风暴中，教会内部出现了两条路，两种应对的方法。
第一条路，是“防守”。他们成为后来的“基要主义者”。他们深感时代的潮流正威胁着信仰的根基：高等批评质疑圣经的权威，达尔文进化论挑战神的创造，自由主义神学淡化罪与救赎的概念，社会改革者只谈论人类的进步与自我完善。在他们看来，这些不是无害的思想探索，而是信仰堡垒上的裂缝。
因此，他们选择退回根本——回到那“不可谈判的真理”。他们坚信：圣经是上帝的无误话语；神迹确实发生过；在质疑面前应该更加高举圣经，他们反对各种新派的解经方法，主张用字面含义来解读圣经。他们觉得：若圣经的字面真实被放弃，信仰就会崩塌。所以他们宁愿被讥笑，也不愿妥协。他们像尼希米记里重建城墙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准备战斗。他们不喜欢这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想要回到从前那个单纯的年代。他们不喜欢这么多的问题和挑战，盼望能远离喧嚣，守住纯正的信仰。
然而，他们的困境在于：当他们为保守真理筑起高墙时，也不自觉地隔绝了对话与同理。他们守住了边界，却失去了听众。
第二条路，是“适应”。这些人被称作“自由神学”或“社会福音派”。 他们认为，若教会只是一味抱残守缺，终将被时代边缘化。他们相信，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赋予人理性与良知，科学、文化与社会的进步也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应当拥抱而不是抗拒。他们说：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而是信仰的见证与道德指南；它教导我们如何爱神、爱人，而不是告诉我们宇宙的运作公式。他们主张重新解释圣经，以适应现代人的思想框架。他们同时也关心社会的不公工业化带来贫富悬殊、童工、酗酒、犯罪与城市贫民窟。他们说：信仰不应只谈天堂的得救，也要更新地上的社会。基督徒若只谈灵魂，而不关心工人遭遇的饥饿与不公，那福音就失去了爱与怜悯的本质。自由神学派与社会福音运动的目标，是让福音“继续有话可说”。他们希望人们看到：信仰不是古老的神话，而是能塑造现代生活的力量。但他们的风险在于：在努力“适应”的过程中，很难把握那个度，有时会淡化罪、悔改与救赎这些信仰的核心，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道德理想或社会改革方案。二战以后，自由派教会曾经非常兴盛。但七八十年代开始这些教会迅速衰退。当教会失去了超自然的神这个维度，也就失去了改变生命的特殊力量。教会需要接地气，但也必须连于天上。不能为了吸引世界把自己变得现代而丢掉世界真正渴望的—那个超越世界的盼望。
基要主义和自由神学这两条路，其实都出于同样的焦虑——教会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展成长？
基要派选择“守住不变”，担心再退一步，真理就会失守；
自由派选择“与时俱进”，担心若不更新，信仰就会失声。
他们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们各自与身边世界的冲突，构成了20世纪教会的主旋律，也留下至今仍在继续的张力。

下面我们就用进化论这个特别的例子来看一下教会对科学，社会，文化巨变的反应。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一本改变世界的书— 物种起源。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论断，震动了西方世界 “所有生命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逐渐演化而来的。” 这个想法冲击了教会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万物都是由神直接创造的。其实，“进化”的想法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存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界就有很多人指出地球的年龄要比教会所说的6千年长得多，生命可能是在漫长的时代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步发展来的。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更多是一种哲学幻想或诗意猜测。人们或许觉得有趣，却没人能解释——进化“如何发生”？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给出了自然选择这个机制。这让“进化”第一次摆脱了空想的地位，进入了可以观察、推理、实验、验证的科学领域。同时它表明复杂的结构可以没有设计，没有目的，而通过自然选择这个机制从随机突变中产生出来。当时的知识界认为神存在最大的证据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复杂性，它暗示着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者。达尔文的观点直接动摇这一原本十分坚固的想法。12年后的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他在书中指出人类与其他动物有共同祖先，人类的心智和道德也源于渐进的进化。这本书的冲击就更大了。原本只有生物学家，大学生明白物种起源说的是什么，但这本书一出，每个大学生的舅舅们也都听说了达尔文说人是猴子变的。现在进化论挑战的不仅是创世纪的解释，而是在挑战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是神的特别创造这些更基本的神学观念了。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早就被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思想所感染——他们相信人类在不断前进、可以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也有很多人，他们早就不满于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解释，想要冲破这个束缚，而达尔文的理论正好迎合了这种心态。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理直气壮”的替代信仰。这其实是进化论在社会上掀起热潮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达尔文的著作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阶级斗争就是生存竞争在社会中的反映。他甚至想把《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达尔文（后来被达尔文婉拒）。弗洛伊德更加热情的拥抱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把神从生物学中赶了出去，自己更进一步，把神从人的心灵世界也赶了出去。
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代表了现代世俗思想对传统信仰的“三大冲击“
世界没有上帝也能存在（科学）
社会没有上帝也能前进（政治）
人心没有上帝也能解释（心理）
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信徒对这些挑战有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回应，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详细的讲，简单的说，
若没有上帝，
世界会失去目的和意义，
社会会失去公义的根基，
人心会失去安息与方向。
但在19世纪，这些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英国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圣公会历来兼具“信仰传统”与“理性思考”的双重特质，许多主教与神学院教授最初强烈反对进化论。他们称达尔文的理论“危险、不敬虔、破坏道德”。他们担心社会若接受人来自动物，道德秩序与神圣责任将被推翻。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糟糕的后果不能成为一个理论对错的理由。地震的后果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就说地震是不会发生的。但同时，另一批圣公会牧师与科学家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科学发现并不会威胁信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谁创造”，科学只是揭示“如何创造”。最著名的例子是牧师兼生物学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我不觉得你的理论与信仰相冲突。上帝可以创造若干能够自我发展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必不断以新的创造来填补祂自己造出的空隙“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坦普尔（Frederick Temple），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认为科学是上帝的“第二本启示录”，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这些开放的声音，使英国教会没有滑入对进化论的全面对抗，也为后来的“有神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天主教在当时的反应相对温和。梵蒂冈并未立即谴责达尔文，但强调“人类的灵魂直接出自上帝”。与英国相比，美国教会的反对更激烈。当进化论传入美国时，许多教会视之为“来自欧洲的无神论毒素”。大众媒体把问题简化地呈现为科学与圣经的对抗。教会开始建立“创造科学”协会、出版反达尔文的小册，形成了后来“基要主义运动”的思想根源。
1859–1900的几十年间，教会的反应经历了从震惊 → 分歧 → 重新定位的过程。最初的恐惧，源于担心信仰失去权威；随后的争论，反映出教会内部对于“如何解读启示”的不同理解。有些人选择守住字面真理，有些人选择重新诠释文本，也有人尝试让信仰与科学成为两条平行但互补的轨道。

Dongjun Jiao November 9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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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有千条生命，我仍愿都献给中国” – 从威廉·克里到戴德生

今天的题目是跨越大地的呼唤，我们要讲几位影响深远的宣教士的故事。在介绍19世纪海外宣教的浪潮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18世纪末，欧洲与北美的社会和宗教状况。
首先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美国率先爆发了革命，建立了一个没有国王也没有贵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共和国。美国独立的官方理由，就像独立宣言里写的，是反抗英国的压迫和暴政，捍卫人民的自由。但如果从实际政治与经济层面上看，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实行特别严苛的压迫。英国花费了巨大的资源在英法北美战争中保护北美殖民地，而殖民地的税负远低于英国本土，并且殖民地人民享有有高度自治。美国革命的根本动因并非忍无可忍的反抗，而是创造新世界秩序的信念与野心。北美殖民地社会没有根深蒂固的贵族阶层或教会势力。人民有土地、有财富、有远高于英国的教育水平，唯独缺少构建新社会所需的政治权利。开国元勋们嘴上不讲但心里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要做大事，完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与社会实验。 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大事。没有血统，没有背景的升斗小民也可以靠诚实劳动建立家园，实现梦想。做大事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人人都想做大事的环境，也对教会构成了新的挑战。当“成就伟业”成为时代的氛围，信仰的中心就容易从敬拜与顺服，转向功效与成就。如果每个人都在追求改变世界，谁还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人人都想做英雄，谁还愿意在祷告中安静、在家庭中服事？时代的热情虽让基督徒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但也让“荣耀神”被“成就事业”悄然取代。
其次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们对理性充满了信心。他们看到科学的巨大成功，可以不用神而解释自然界的种种奥秘，这使他们相信也能用理性来建立道德与社会秩序。他们试图不用启示、不靠信仰，只凭人类的理智与善意，构筑一个普世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迷信、没有战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这个精神在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明显。但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理性能开山填海，却不能驯服人心；能设计制度，却不能医治骄傲与贪婪。法国大革命用鲜血证明，人类若没有超越自我的信仰，理性本身也会成为新的暴君。 革命与理性这两大趋势也深刻的影响了教会。 在欧洲，教会被看作专制体制的一部分，成为革命的对象。神迹，复活，基督的神性等核心教义被稀释，淡化，教会越来越多的行使慈善等社会职能，而不是做为属灵的团契。在美国，民众的宗教情感要比欧洲深刻，但在遍地是机会，人人做大事的氛围里，信仰有了非常多的竞争者，人们的宗教热情也在逐渐淡薄。

但就像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在危机中，神也仍然在工作。在信仰日渐冷淡的18世纪，神兴起了一批不安于现状的人，为19世纪将要到来的宣教浪潮做准备。 首先是卫斯理兄弟。他们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和几个同学组成小组，读经、祷告、禁食、探访囚犯、关怀穷人。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严格地执行属灵操练，凡事讲求“方法”每天几点祷告、几点读经；一周几次禁食；每天反省言行、记录灵修笔记。其他学生讥笑他们太过拘谨、形式化，便称他们为 “Methodists”——“那些按方法生活的人”。卫斯理兄弟后来接受了这个称号，将“Methodist”从嘲讽转为自豪，标志着他们有纪律的信仰生活。对他们而言，“method”不是形式主义，而是一种有规则的实践信仰的生活方式：敬虔不是情绪冲动，来的快，去的也快，而是有计划、重纪律的生命更新。他们这种重视个人灵修、群体监督、信仰实践的精神，也成为后来卫理公会的特色。卫斯理兄弟走出教堂，把福音带到工厂，矿山，街道，监狱，使平民信众也能得到喂养。他们建立“小组”制度，重视团契生活，彼此守望与信徒关怀。大家不难想象，向绅士淑女传福音与向矿工牧羊人传福音需要非常不同的方法。富商和贫民在信仰实践上面临的挑战也很不一样。以前的教会把90%的精力放在10%的上等人身上，卫斯理兄弟把福音带回到平民当中，并为他们设计了能帮助他们生命更新的新方法。不仅让平民了解救恩，也帮他们改掉酗酒，打老婆孩子的毛病，那时工人一般从8，9岁就开始工作，一周工作六天，绝大多数平民没机会受教育，基本都是文盲，卫理宗利用他们的小组网络、平信徒讲道员制度，在各地工人阶层中开设主日学，不仅帮工人识字受教育，更成了传福音与门训的起点。训练了大量平信徒教师与未来宣教士。到今天，主日学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教会教育制度，而团契和小组也成了教会重要的有机组成。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运动是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最早是一批来自捷克的遭受宗教迫害的难民，逃到德国赫恩胡特定居时只有十来个人，后来逐渐增至约 300人左右。并开始在各地植堂。他们全盛时期在全欧洲也不过两三千人。但是他们在18世纪差派了300多位宣教士去海外宣教。这是个非常令人惊叹的数字。摩拉维亚弟兄会最大的特色是注重祷告。他们从1727年开始设立24小时不间断祷告链，持续超过100年。成员按年龄与性别分成“兄弟会”“姐妹会”“青年团契”等，定期查经、聚会。教会成员大多是普通农民，没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们重视心灵经验多于理性辩证；强调“信心行动”，少讲理论，多行爱心。让人想到国内农村和小镇中的家庭教会。1735年，约翰·卫斯理赴美传教失败返英途中，在海上遇到一群摩拉维亚弟兄。在风暴中，他们镇定唱诗、不惧死亡，深深震撼了卫斯理——他发现自己虽有神学知识，却没有内心确据。后来他在参加摩拉维亚人聚会中，经历了被他称为“心被温暖”的悔改，由此开启了英国信仰大复兴。摩拉维亚弟兄会坚持“信心宣教”的理念——不募款、不靠政府、不依附宗派，只靠祷告与信心——直接影响了后来戴德生及其中国内地会。他们的宣教观打破了“宣教是神职人员的专利”的观念，证明平信徒也能被呼召到地极。摩拉维亚宣教士出发前彼此会说一句祝福语，“愿羔羊得着祂受苦所配得的赏赐。”成为宣教史上最感人的信仰宣言之一。18世纪中期，当欧洲大部分教会沉迷于讨论神学问题、讲理性、修教堂，这些平民出身的弟兄们早已踏上了格林兰的冰原和加勒比海岛。他们没有财富，也没有后盾，却靠着祷告、信心和彼此相爱，向全世界证明：宣教不是强者的特权，而是信徒的责任。他们播下的宣教的种子，到了十八世纪末，在英国的一位鞋匠心中萌芽——他的名字叫威廉·克理。他读到摩拉维亚人的见证，深受感动，说出那句改变历史的话：“期待神做大事，也为神尝试大事。”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教会普遍富裕而冷淡。海外的殖民扩张让英国成为世界强国，但“福音的扩张”几乎无人提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神拣选了一个最平凡的人——一个鞋匠。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出身贫寒，小时候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一边修鞋，一边自学读书。作鞋的桌子上，他摆着一本旧圣经和一张他自己手绘的世界地图。他在地图上标出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国家，边工作边祷告。他在1780年代写下一本小册子，书名很长，叫做——《论基督徒使用各样方法使异教徒得救的义务》。这本书的核心思想非常简单：“福音的命令是给每一个信徒的，谁都不能袖手旁观。” 他呼吁成立宣教差会。许多人讥笑他，甚至一位牧师当面说：“年轻人，坐下！当上帝愿意拯救异教徒时，祂自会动手，不需要你或我。”但克理没有因此退缩。1792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弟兄成立了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次年，他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英国，前往印度——那是当时最遥远、最艰难的宣教工场之一。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反对任何“扰乱当地秩序”的宣教活动，因此他是非法入境者，只能秘密登陆孟加拉附近的桑地帕尔。他没有钱，没有团队，他不会当地语言，也没有官方许可或支持；因为不能公开传教，克理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印地戈种植园当教师、管家维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孟加拉语、梵文，并翻译圣经。他的信件中写道：“我似乎被埋在东印度的一片荒野里……若能有一个同工与我一同祷告，我将心满意足。” 几年后他学好孟加拉语，准备第一次公开布道。那天他早早到河边搭好棚子，结果一个人也没来。太阳东升西落，他站在空地上，终于忍不住哭了。旁边的翻译安慰他说：“今天没人听，但神听见了。”他写信回英国说：“我们播下种子，也许百年后才开花；但若不播种，花永远也不会有。” 宣教的生活是困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克里的儿子死于热病，妻子精神崩溃，家中一片混乱。当克里决定去印度宣教时，多萝西并不情愿——她是个普通农家女，不识字、更不懂外语，且要带着年幼的孩子。印度炎热、潮湿、疾病横行；他们住在贫民区，环境肮脏。她接连失去两个孩子，长期焦虑、孤独，周围没有女性同伴或牧师长者支持。终于她开始出现幻觉与被害妄想。常大声辱骂、甚至试图伤人。1795年后，病情加重，被迫由专人看守；她在精神错乱中度过余生（1807年去世）。那个时代的信仰拓荒者们常常在婚姻和家庭上有很多挣扎。约翰·卫斯理的婚姻也非常失败。讲这些绝不是要揭伟人的隐私，也不只是要证明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人成就他的呼召，而是希望帮助大家看到：宣教不是“英雄故事”，而是“代价沉重的顺服”。宣教常意味着长年离家、危险、贫困，伴侣无论是分离或同行；如果没有同样蒙召，矛盾几乎必然发生。当时社会期望女性操持家务、服从丈夫；宣教士妻子既要顾家，又要参与事工，身心压力极大。宣教士把“全然奉献”视为属灵美德，有时无意中忽视了“爱家人如己”的责任。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有些“我的东西”（像我的家人）is not for me to give. 所以今天的宣教一般都主张呼召必须是双方的，要求夫妻共同确认呼召，教会/差会并要给予心理与婚姻辅导。圣经中“治理好自己的家”（提前3:5）与“往普天下去”并不矛盾。家庭中的爱、接纳、牺牲，是最真实的宣教见证。没有节制与同理，热心可能成为伤人的火。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卫斯理在婚姻上失败，却带来英国大复兴；克理家庭破碎，却开创现代宣教；这些生命印证了保罗的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卫斯理和克里的家庭悲剧给我们留下的功课就是：热心要有智慧，使命要有人情，顺服要有同伴。
回到克里的宣教旅程，家庭的破碎让他极度痛苦，他曾独自坐在河边祷告：“主啊，我不再求成功，只求不要被遗弃。”克理的宣教起点，不是荣耀的成就，而是生活的混乱与心灵的孤单。
转机发生在1799年，一批丹麦宣教士抵达印度。他们避居在丹麦属地塞兰坡（Serampore），因属丹麦管辖，英国东印度公司无权干涉。克理随即搬入塞兰坡，与他们组成团队，建立了塞兰坡宣教中心。克理是语言天才，学会多种印度语言。翻译或监督翻译圣经成 孟加拉语、印地语、马拉地语、旁遮普语、梵文等多种版本；塞兰坡印刷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印刷机构，出版圣经、教科书、词典、新闻。1812年印刷所大火，一夜间烧毁克里二十多年的稿件与设备，他当天晚上祷告说：“神赏赐，神收取；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第二天就开始重写稿件。 后来，他们创办塞兰坡学院接纳不同宗派、不同民族的学生；成为亚洲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倡导女性教育、识字运动；积极推动社会改革：与印度学者合作，反对“萨蒂”（寡妇殉葬）制度；呼吁废除童婚；他也翻译、印刷印度文学经典，以尊重本地文化的方式传福音。克里的工作逐渐获得各国支持，形成广泛影响。他在印度度过 41年，从未回英国。克理早期几乎没有看到成果——他宣讲七年，才有第一个归主的人。但他始终坚持：“我可以不聪明、不成功，但我能坚持。他临终前说：“当我死后，不要提我的成就，只要说：他是一个爱神的人。” 他在地上的成就也许有限，但他的信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教会从理性到顺服，从观望到差派的转变。

第二位要介绍的宣教士，是大卫·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他是苏格兰人，出身很普通——家里穷，十二岁就进纺织厂当织布工。但他有一股韧劲：白天织布，晚上自学。他后来考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学了医学、希腊语和神学，立志要成为一名宣教士。
一开始，他的目标其实是去中国。可是就在他要出发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所有宣教计划都被打乱。于是他转了方向，决定前往非洲。他说：“既然中国的门暂时关上，也许神要我去另一扇门。”1841年，他抵达南非，受伦敦宣教会差派。差会原本只希望他留在边境地区——教教书、传传道，不要跑太远。但李文斯敦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他很快发现，非洲的福音之门很难打开：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疾病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还有残酷的奴隶贸易。他心里开始想：“如果人们被贫穷、战争和奴役困住，他们连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若我能医治他们的身体，或带来新的道路，就能更容易接触他们的心。”于是他决定走进内陆，去为福音找一条路。这就是他探险的开始。
在漫长的跋涉中，他不断做笔记——记录河流的流向、气候、动植物、部落风俗、贸易路线，甚至奴隶贩运的情形。这些资料后来引起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注意。他们为他提供地图和仪器，资助他继续探索。就这样，一个原本只想传福音的医生，慢慢成了学术界承认的地理探险家。但李文斯敦自己从不认这个头衔。他说：“我不是探险家，只是一个传道人——被环境逼成了探险者。”
1855年，他发现并命名了维多利亚瀑布，首次绘出了赞比西河流域和中部非洲的水系图。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看到的奴隶贸易的残酷现实公开告诉欧洲人——震动了整个社会。后来他写成一本书，叫《南非宣教旅行与研究》，一出版就在欧洲引起轰动——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对李文斯敦来说，地理学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科学，而是服事宣教的工具。他相信道路、贸易、教育和福音可以一起改变非洲。他把这个愿景概括成“非洲的三C使命——Christianity（基督教）、Commerce（商业）、Civilization（文明）。”他希望非洲不再是被掠夺的土地，而是一个有尊严、能与世界并肩的伙伴。而他的足迹，也真的在那片大陆上，为后来的宣教士开出了一条“通往心灵的道路”。
在一次探访部落途中，他试图保护村民免受一头狮子攻击，结果被狮子扑倒，右臂严重骨折。虽然后来治愈，但手臂再也抬不高。他常用这只僵硬的手对学生开玩笑说：“神让我记得——力量不在我的臂膀，而在祂的手中。”
1866年利文斯顿出发去寻找尼罗河的源头，然后就彻底消失了。没有信件、没有消息——仿佛被非洲吞没。整整五年，欧洲各地的报纸都在猜测：“他是不是死了？”其实他没有死，而是在贫穷和疾病中继续他的服事。1869年圣诞节，李文斯敦独自在帐篷中，身体虚弱、没有食物，但他仍点燃一根蜡烛，唱起圣诗《普世欢腾》。他写在日记里：“我在荒野中独唱，但基督在我心里，比千人合唱更响亮。”
直到1871年，一位年轻的记者史坦利，奉《纽约先驱报》之命，前往非洲寻找他。史坦利历经千辛万苦，穿越雨林、沼泽与部族领地，终于在坦桑尼亚的乌吉吉湖畔，看见一个满脸胡须、身着破旧外衣的老人——正举着地图与笔记本。史坦利走上前去，微微鞠躬，说出了那句后来载入史册的话：“Dr. Livingstone, I presume?”（“李文斯敦博士，我想是您吧？”） 史坦利记录到“他身披破衣，但目光平静如晨星。” 李文斯敦拒绝回欧洲安享晚年，他说：“我必须完成神托付我的路。”两年后，他在赞比亚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跪着祷告时安然去世。当地的仆人忠心地把他的心脏葬在非洲，把遗体送回英国。他的棺木安放在西敏寺，而墓碑上刻着一句话：“他在这里安息，但他的心永远在非洲。” 李文斯敦并没有“发现非洲”，他发现的是——信仰能让人走进未知、超越恐惧和艰险。当1870年代世界在努力寻找他时，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失落已久的精神和勇气——那种以爱为指引的信仰的勇气。李文斯敦点燃了非洲宣教与人道运动的热潮。到十九世纪末，非洲几乎所有主要地区都设立了宣教站。他也改变了欧洲公众对非洲的看法。非洲不再只是“黑暗”“野蛮”和神秘，而是一片“被苦难笼罩的人类土地”是一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爱的邻舍”。

第三位要介绍的宣教士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一个虔诚卫理宗家庭。从幼年起，就常见父母为中国祷告——这在他心中埋下“去中国”的种子。17岁时，他到一家银行担任学徒，进入一个更“世俗”“更自由”的环境。周围的年轻人追求享乐、讥讽信仰，他也开始动摇。他后来坦白说：“我那时并不否认神，只是不想要一个管我的神。”当他在灵性上远离神的同时，他的母亲一直在为他祷告。1849年有一次天，在外地探亲的母亲突然有强烈感动要为儿子祷告。她回忆说：“那天我关上房门，祷告了几个小时，直到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从神而来的确据。“主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的儿子必得救。”同一天，戴德生在银行宿舍里感到身体不适。他无聊地在书架上翻找读物，想打发时间。无意中，他拿到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已成之工》（It is Finished）。这本小册子讲述的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话：“成了。”（约翰福音19:30）他本来只是想随便翻翻，但越读越被吸引，最后读到那句经文时，他心里猛然一震。他后来回忆：“我忽然明白——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不需要我再去‘挣扎’或‘配得’。我只要接受祂，就得了救恩。”他立刻跪下祷告，把生命交给主。他写道：“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阳光照进房间，我仿佛看见天也亮了。”几天后，他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归信的消息。母亲回信时说：“那天我为你祷告的时刻，正是你决志的时刻。”
坚定信仰的戴德生开始自学中文、医学与药学，操练简朴生活，以预备将来的艰苦环境。那时他住在伦敦简陋的阁楼里。有一次，房东上门收房租，而他口袋里只剩一枚银币。他祷告：“主啊，若这是祢的事，祢必负责。”当天夜里，一位病人求他上门看病——病人穷得什么也付不起。戴德生挣扎许久，最后把那枚仅有的银币放进那人手中。他回家后心里平安。第二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信，里面有一枚金镑——是十倍的房租。他后来写道：“那天我学到：神不是我的最后一个选择，而是我的第一个供应者。1854年戴德生受伦敦宣教会派遣，来到中国。途中遇上大风暴，船几乎翻覆。“浪打到甲板上，水手绝望地喊叫。他心中也有恐惧，但想起主在加利利海上的一句话——‘不要怕，是我。’他就在狂风中跪下祷告。”风暴过后，他的同船乘客惊讶地说：“年轻人，你真镇定。”戴德生回答：“不是我镇定，而是我认识那位掌管风海的主。” 然而火一般的热情很快就遇到了现实的冰冷。英国与中国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人在沿海城市普遍被敌视；宣教士之间教派林立、相互批评；他在街上发传单，讲道，毫无果效。他在信里写到我来到一个不懂我语言的地方，而我也不懂他们的心。理想中的“伟大复兴”根本没有发生。而身边的宣教士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有人重翻译，有人重教育；多数人留在通商口岸，不愿冒险深入内地；生活方式偏向舒适，雇佣仆人、住洋楼。戴德生主张简朴生活。他写信说：“我们来传十字架，却住得比商人更安逸。” 1860年，他与伦敦宣教会正式脱离关系，成了无派别、无支援的自由宣教士——几乎孤身一人。由于差会支持中断，他完全靠信心生活，多次食不果腹。介绍戴德生的文章里都喜欢讲他全凭信心的生活，而神也屡次行神迹，让他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得到资助。这些都是事实，但神不是顺丰快递。不是你吃完最后一粒米，神就马上差人送来一袋新的。他实际上挨过很多次饿。也患上过痢疾与热病，数次病危；上海的外国人认为他疯了：“一个英国年轻人，穿中国衣，住贫民屋，吃咸菜传教？” 他写道：“我常在病中祷告求死，却又被提醒：若神要我活，就要我继续顺服。” 1858年他娶了玛丽·琼斯，她是宣教士之女；两人同心，但生活贫困、五个孩子先后夭折，当时正是太平天国动乱，他们常被迫搬家、避乱。有一次他们在宁波，家中还收留了几位中国信徒，半夜外面暴民喊“烧洋鬼子屋”戴德生忙着收拾手稿、药品和圣经。让妻子先从后窗逃走。玛丽怀中抱着幼儿，脚下一滑，从窗台跳下时扭伤脚踝。她忍痛跟随丈夫穿过黑暗的小巷，逃到城外避难。第二天清晨局势平息，才返回被洗劫一空的住所。玛丽的脚伤留下了后遗症，长期行走疼痛。但她从未以此埋怨，反而说：“若这点伤痕能让我记得主的手掌，也就值得。”
但长期的过度劳累使戴德生患上失眠，缺乏同工，传福音没有果效使他精神几近崩溃；1860年他回英国养病，愿意是要彻底放弃。他说：“我已经尽力，却什么也没成就。”在英国期间，他整理中文圣经、出版《中国的灵魂呼声》小册子，这让他重新看见中国内地的属灵需要。1865年的一天，他独自在布莱顿海边散步，看见海边人潮熙来攘往，心中突然涌出强烈的感动：“他们有人传福音，而那遥远的中国有几亿灵魂从未听过一次福音。”他坐在沙滩上流泪祷告：“主啊，差遣我去！差遣我去中国内地！”那天，他和妻子玛丽分享说：“我已决意顺服呼召，无论代价如何。” 他在祷告笔记上写下愿望：“愿主赐我24位同工，共赴中国18省。”不久，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正式成立。核心理念是——“以信心生活，不靠募款；以各宗派联合，不分教派。”内地会不依赖差会发固定薪水，完全靠信心；宣教士穿本地服饰、学习方言；鼓励女性与平信徒参与；重视祷告与团体生活。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们坚持穿长袍、留辫子，学习方言、尊重中国的礼仪习俗。实践保罗所说，我向什么人传就做什么人。有的宣教士觉得他“丢脸”，连小孩都指着他笑。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一个英国水手冲他大喊：“假中国佬！”他笑着说：“我若能因此多赢得一个灵魂，这点羞辱算得了什么？”他后来写信给母亲：“我若要传道给中国人，就要像他们一样生活。基督若来中国，也必穿上他们的衣服。” “若中国人必须先成为英国人才能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传错了福音。”这种“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后来成为全球宣教理论的核心。1870年，他的妻子玛丽患病去世，年仅33岁，玛丽与克里，卫斯理的妻子们不同，她是戴德生真正的同工和灵魂的伴侣。在戴德生最失败消沉的年代，支持鼓励了他。戴德生在信中写道，她去世前仍然宁静、喜乐，不断劝慰周围人。“我亲爱的玛丽用她的最后气息告诉我：‘亲爱的，我们若忠心，主必看顾我们的孩子。’” 墓碑上刻着《诗篇46篇》的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当地中国信徒亲手立碑，称她为：“戴夫人——敬畏上帝的女子，爱中国如己。”
她去世后，戴德生在她的坟旁静坐良久，最后起身对同工说：“她先我而去，但神的工作不能停。” 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共同播下的泪，将结出他日的果实。几十年后，当他在湖南，看到一群中国信徒唱诗，他流泪说：“玛丽没有白死。我们的眼泪变成了他们的歌声。”
1865年，戴德生在为中国内地会建立奔走时，讲出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条生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给中国。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不，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这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他后来四十年都在用生命实现它。
1905年，73岁的戴德生最后一次回到中国。他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但他坚持要“再看一次长江”。有人问：“泰勒先生，您一生为中国牺牲了这么多，是否值得？”他于是重复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条生命，我仍愿都献给中国。那时他已经失去了妻子、同工、健康，但仍在说同样的话——不再是宣言，而是回望：是被时间印证的信心。

这三位宣教士带出了三个关于信心的主题：
克理：信心起于卑微——神能用平凡的人改变世界。
李文斯敦：信心行于荒野——孤单的路上也有主的同在。
戴德生：信心成于顺服——不靠金钱权力，只靠那呼召人的神。

宣教的故事并不只是关于远方的国度的一些传奇，而是关于人心能否在软弱与失败中，仍然信靠那位呼召他们的神。从威廉·克理到李文斯敦到戴德生，从印度到非洲到中国，这些宣教士用生命写下的，不是成功的传记，而是一首首关于顺服的诗歌。

Dongjun Jiao November 5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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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為誰而戰 – 王嵩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十字军：为谁而战。多数人认为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块污渍。还有一些激进的无神论者进一步认为宗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是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十字军，人们还会想到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二十世纪的爱尔兰宗教冲突等等。这让我们有必要在讨论十字军之前，把镜头拉的再远一点，仔细看一下基督教与暴力和战争之间的关系演变。

1. 耶稣的教导有非常强的和平主义的倾向。新约圣经最大的特点，就是召唤门徒走一条与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世界相信刀剑能解决问题，但耶稣基督却指向一条和平之路。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9）祂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44）对这段话有很多层面上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解释，每个人都可以看出，都会同意，耶稣不鼓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要求我们放下报复，选择宽恕，以善胜恶。彼得曾经拔刀要为耶稣抵挡抓捕祂的兵丁，结果耶稣立刻制止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耶稣拯救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十字架这件事就是世人选择了暴力而耶稣选择了和平。保罗也提醒教会：“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以弗所书6:12）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而是影响人心的邪恶力量，那些谎言，仇恨，诱惑。信仰的真正战场不是在两国边界，而是在每个人的心灵当中。所以基督徒的武器也不是刀枪，而是“公义做铠甲”，“信心做盾牌”，“神的真理做宝剑”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说的。罗马书12章更是直接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12:19, 21） 新约圣经给我们一个极其清晰的图像：神的国度不是靠刀剑扩张，而是靠福音、靠爱、靠见证。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太5:9）。

早期的基督徒对主耶稣的教导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下，他们没有举刀反抗，而是以殉道作为荣耀的见证。著名教父特土良这样写道，基督徒不应当参军，也不应当用暴力解决冲突，因为他们追随的是那位在十字架上舍己的主。 从公元100年至400年间，基督教思想家反对死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反对参军。大约在公元200年出现的一部详细的教会手册《希波吕陀的宗徒传统》（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列出了那些不得接受正式信仰教导的职业，包括角斗士、必须执行死刑的军官，负责判处死刑的执政官，手册似乎允许普通士兵接受教导（至少没有被明确排除），但如果一个已经受过完整教导并受洗的基督徒“想要成为士兵，就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他已经轻视了上帝。”  介绍一下这个正式信仰教导。它有一个专门的希腊词语，后来成为英文 catechumenate, 也就是中文里慕道这个词的来源。早期教会，慕道要2-3年的时间，然后才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君士坦丁之后慕道还要3年吗？缩短到几个月，后来到中世纪变成婴儿受洗，先受洗再受教育。这是一个教会运作受现实影响而发生改变的例子。它的利与弊甚至对与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尼西亚大公会议（由君士坦丁本人在场主持）所制定的第十二条规章指出，那些重返军队的基督徒就像“一只回到自己呕吐物里的狗”。如果这样的士兵再次改变心意、重新回到教会，他必须再接受三年的信仰课程。 可见，在基督教的奠基文献和最初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未有任何准备让教会与国家暴力结合在一起。

• • 但是随着380年基督教成为国教，5世纪初，基督徒成为帝国的多数（60-70%）。帝国成了基督徒自己的国家。基督徒不许参军已在现实中不可能。安波罗修，奥古斯丁是最早系统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他提出了“正义战争”的三条原则：

合法权威（Authority）
战争必须由合法的统治者发动，而不是私人复仇。
个人不可擅自以暴制暴。
正当理由
必须是为了抵御侵略、保护无辜、恢复秩序。
贪欲、扩张、报复，都不是正当理由。
正当执行
善待战俘，不羞辱对方，不过度杀伤

• • 奥古斯丁强调：战争本身不是美善，而是罪恶世界中的“必要之恶”。没有荣耀，是我们不能以善胜恶的失败。 奥古斯丁是个现实主义者。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也可以说是信仰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个现实是耶稣期待的吗？ 窄门小路，信徒是小群（路12:32）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 从新约文献来看，耶稣和使徒并没有期待基督徒成为帝国人口多数，更没有讨论“当兵打仗”这类公民责任问题。 他们普遍假设教会处在边缘，被逼迫；信徒的“战争”是属灵的（弗6:12），而不是军事性的；信仰的见证通过忍受苦难，而非行使暴力

基督教在欧洲的下一次大发展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在一些蛮族统治之下。宣教士被差派前往爱尔兰，英国，德国，荷兰，丹麦，捷克，保加利亚，俄罗斯，冰岛，挪威，瑞典先后完成基督化进程。福音的传播仍然完全靠的是宣教士的服务，见证，劝说，查理曼大帝在征服萨克森地区后，强令所有人改信基督教，拆毁所有异教神龛。神父阿尔琴劝说他福音应该被传讲，洗礼和领圣餐之前需要先理解。信仰要吸引人，而不是强迫人。查理曼听从了他的劝告，取消了强迫改教。阿尔琴的方法更慢但更有效，萨克森地区到9世纪后期才完成基督教化，但却成为中世纪信仰的堡垒

• • 从奥古斯丁到十字军的6，7百年间，正义战争的神学理论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实践中宗教与战争的联系更多了。查理曼大帝的扩张战争被描绘为为信仰而战，得到教皇背书。捍卫教会也成了战争的正当动机之一。教会在一个slippery slope上慢慢下滑，然后就到了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的起点是1095年的克莱蒙会议。在会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讲话。他首先描述了东方基督徒的苦难，圣地落入异教徒之手，基督徒朝圣者被劫掠，杀害，用煽动性语言激发信徒们的愤慨和同情。鼓励骑士和普通信徒放下彼此之间的争斗，把武力用于对抗“异教徒”，解放圣地耶路撒冷。他还为这场运动创造了一个口号Deus vult! ——神心所愿。乌尔班宣布：凡真心参与远征的信徒，都可以获得罪的赦免（和赎罪卷类似）。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战争与属灵功德直接挂钩。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天堂保证”。演说结束后，会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Deus vult!（神心所愿）”。众人跪下当场许愿，要为神出征，许多人在衣服上缝上红色十字，这成为后来“crusade（十字军）”这个称号的来缘。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演讲之一，它对欧洲和中东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过分。今天无论教会内外，对十字军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把乌尔班二世想象成一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但平心而论，乌尔班二世身上也有富有理想和雄才大略的一面。乌尔班的伯乐，前任教皇格里高利7世也是一位历史上很有名的教皇。他和乌尔班一脉相传都是志在改革教会。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曾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开除出教会。逼得皇帝不得不来到教皇的城堡外负荆请罪。亨利四世在雪地中赤脚站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教皇赦免。小时候读到这个故事觉得教皇的权力也太大了，做事也太嚣张了。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的多。格里高利教皇看到了教会的一些弊端，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纳妾。推动改革，收回任免主教的权力和执行纪律的权力。和皇帝发生冲突。并不是教皇真的有任免皇帝的权力，亨利屈服是因为他手下的诸侯对他不服，利用这个机会想另立新君。亨利的雪地忏悔也是和教皇反复谈判，达成一致后的表演。几年后，亨利四世平定了诸侯的叛乱，立刻发兵罗马，教皇不得不仓皇出逃，最后在流亡中死去。亨利甚至自行立了一个新教皇克莱孟三世。乌尔班二世则得到了教会中的改革派支持于1088年被选为教皇。乌尔班终其一生都在致力革除教会中的腐败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为了实现公义的目标，努力获取权力，而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在信仰的很多方面compromise了。这是教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争论，目的能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所以那时候有两个教皇。乌尔班召开克莱蒙会议时，他还不是西欧教会无争议的领袖。因此，乌尔班二世非常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行动来巩固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正统地位。另一个重要的背景：40多年前的1054年，西方与东方的教会刚刚发生了分裂。成为了今天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两大分支。其实双方在所争论的教义和礼仪上的分歧并不很大。这次离婚的核心冲突是人的骄傲和权力的争斗。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很多人都不认为这是离婚，而只是一次吵架，双方还有复合的可能。克莱蒙会议之前，拜占庭帝国遭遇突厥人的攻击，向西欧各国求援。乌尔班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帮助东方的基督徒而弥合教会之间的裂痕，重建普世教会。当然他绝对想不到，他所发起的十字军运动成了东西方教会以后再也没能复合的一大原因。

当我们讨论十字军运动的动机时，我们看到各个群体都有多方面的复杂动机。乌尔班二世想要整合西欧的基督徒力量，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赢得与对立的教皇之间的权力斗争，以推进教会的改革。第二他想要解救东方的基督徒，统一普世教会，第三想调动骑士阶层，减少西欧内部冲突，转移矛盾。这些动机是正当的，但他用的方法全都是这个罪恶世界常用的方法。基督要求他的门徒走一条和世界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早把这些抛到脑后。这不奇怪。坚持效法基督，他几乎不可能走到现在的位置。权力斗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把不够心狠手辣的人选择掉的过程。这其实是对所有想做大事的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可以去尝试去努力，但你能不能保守你的初心。到一定的时刻，基督徒要面对一个选择，也许失败是更好的结果。这时候你能不能守住信仰的底线而接受失败。对于贵族来说，他们有借参与圣战获得罪的赦免的强烈动机。但是他们也想到圣地去获取新封地、新财富，尤其是家中的次子，他们在欧洲长子继承体制下，无地可分。对于骑士来说，把自己一身武艺用在捍卫信仰，解救弟兄的事业上，当然比为领主抢夺地盘有意义的多，但他们也有渴望冒险，建功立业，赢得财富的诱惑。而对于普通民众，圣地，朝圣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多手工业者，关了自己的店铺，托妻负子，去当兵，你很难用属世的物质原因来解释。但也有很多贫民为生活所迫，来参与冒险。十字军就是这样一个大杂烩，有着宗教与政治、属灵与属世的多重动机交织。有理想主义的层面，也有赤裸裸的黑暗现实考量。但是把这样一股力量释放出来，却没有统一有力的领导和制约，理想会逐渐模糊，而黑暗会不断放大。

十字军一出发，还没有离开西欧，就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掠夺和杀戮。相当多的十字军认为，家乡附近尚有犹太教异教徒，却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消灭另外一帮异教徒，实在是莫名其妙。数千犹太人遇害。很多人被逼改宗，或财产被掠夺。暴力迫害犹太人并不是教会官方的政策，以科隆大主教为首的许多基督教主教都尽其所能地保护犹太人，但是无力阻止暴民。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军事上是最成功的。十字军先后攻下了尼西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在圣地建立了四个十字军国家。但在攻克耶路撒冷后，十字军进行了无差别的大规模屠杀。穆斯林躲进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但仍然没有逃过接下来的屠杀。犹太人躲在会堂里向神祷告，被十字军纵火烧死。连东方基督徒也有被杀戮的。这场屠杀成为三大宗教共同的集体记忆。这之后，在穆斯林眼中，十字军乃至西方就不再只是入侵的外敌了，而是异教的野蛮人。
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乌尔班二世在耶路撒冷城破后半个月去世。那时收复耶路撒冷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意大利。如果他听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终于实现，以及这神迹般的成就伴随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不知他会在病榻上作何感想。

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穆斯林世界的分裂。当时阿拉伯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只是一个空壳，北方的土耳其和叙利亚由塞尔柱突厥控制，南方埃及由法蒂码王朝控制，双方互相攻击，被十字军各个击破。几十年后，穆斯林开始反击，收复了一些被十字军占领的城邦，并开始威胁耶路撒冷。消息传到欧洲，教皇于是发起了第二次东征，并请圣伯尔纳多负责宣传工作。伯尔纳多是中世纪非常有名的修道院改革运动领袖，也是极其出色的灵修文学作家。他是熙笃修会的修士。熙笃会戒律森严，平时禁止交谈，俗称哑巴会。但伯尔纳多是个口才文笔俱佳之人。他极富感染力，曾引领自己做公爵的父亲和两位兄弟舍弃家财一同修道。以至于当时有这样的童谣“做母亲的快把儿子藏起来、做妻子的快把丈夫藏起来，别等到伯尔纳多来了，就感化他们去修道院“ 伯尔纳多接受教皇命令后，在法国和德国多次布道，成功点燃了公众热情，使王侯、骑士、平民纷纷响应。把法国国王和德国皇帝都说服了去参加十字军。然而大军还未出发，就又出现了迫害犹太人的事情。修士 拉道夫（Radulf） 等激进传教士煽动民众攻击犹太人，认为“先清除身边的异教徒，再去圣地”。伯尔纳多对这种行径大为震惊，亲自前往德国干预，在科隆、美因茨等地讲道，平息暴民情绪。甚至强制要求拉道夫返回修道院，终止其活动。避免了重演第一次十字军的犹太人大屠杀。 第二次十字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军纪更差。经常抢劫沿路的居民。以至于拜占庭帝国的百姓都很憎恨他们。为十字军带路的当地向导故意把他们带错路，使很多将士饿死渴死。甚至有向导把他们带进突厥人的埋伏圈，使十字军伤亡惨重。最后几十万大军围攻大马士革数月，徒劳无功。狼狈撤军。

这之后，穆斯林在埃及苏丹萨拉丁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1187年在哈丁战役中击败十字军，随即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哈丁战役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关于真十字架。
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Helena）据说在耶路撒冷的圣墓附近找到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当时有三根木架（因与耶稣同钉的两个强盗），传统说法是通过一个奇迹来辨认出哪一根是“真十字架”。之后，这根木架被切分，一部分留在耶路撒冷，部分送往君士坦丁堡、罗马等地。随着世纪推移，碎片被进一步分割、分赠给教会、修道院和王侯贵族。到中世纪，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所谓“真十字架”的碎片。耶路撒冷的圣十字教堂里供奉着最大的部分，被视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守护圣物。哈丁战役（1187年）耶路撒冷国王居伊（Guy de Lusignan）亲自带着“真十字架”出征，认为圣物会带来神圣庇护。结果：十字军在哈丁被彻底包围、切断水源，最终全军溃败。国王被俘，“真十字架”也落入萨拉丁之手，再也没有被基督徒夺回。 十字军的“真十字架”遗物被萨拉丁缴获。中世纪编年史提到，他把它送往大马士革，作为胜利的象征。对比约柜曾显神迹，十字架没显示任何神奇。之后下落不明，有人推测可能在后来蒙古入侵、马木留克动荡中遗失或毁坏，也可能被悄悄隐藏。当萨拉丁重占耶路撒冷时，他没有屠城，报复而是与守军谈判，最后允许十字军在交付赎金后自由离开。甚至没有把交不起赎金的人卖为奴隶。这和88年前十字军的残暴行为相比，形成了强烈的道德反差。当地很多东方基督徒选择留下，他们信任萨拉丁胜过信任欧洲的基督徒弟兄。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与伊斯兰更接近，而是欧洲基督徒对他们的歧视压迫比萨拉丁更甚。这时候的基督徒真的是没有什么见证了。

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真十字军落入异教手中更是奇耻大辱。教皇再一次号召东征。这回英国法国德国的君主都响应号召，亲率大军前往圣地。但是此时拜占庭与西欧基督徒的关系已然恶化。拜占庭皇帝甚至暗中与萨拉丁结盟，意欲阻拦十字军东进。密谋败露后，双方的不信任和敌意加深，使“基督教世界合力对抗穆斯林”的理想叙事完全破碎。德国皇帝过河时马失前蹄，淹死了。法国国王腓力健康不佳，又与英国国王理查明争暗斗，不久也回国了。理查外号狮心却是中世纪的名将，他率军取得了对萨拉丁的一系列胜利，但最终因为兵力，补给不足，没能收复耶路撒冷。理查最后与萨拉丁达成协议，耶路撒冷将维持在穆斯林的控制下，但也允许非武装的基督教朝圣者和商旅来访。
在第三次十字军期间，理查一世一度染上热病，身体虚弱。萨拉丁得知后，派人送去自己营地的水果和雪中保存的冰凉饮料，还派出医生来协助治疗。这件事被十字军编年史家记载下来，成为“敌人之间互相尊敬”的象征。对比中世纪的残酷战争，这个故事凸显了两位领袖之间的骑士风度。另一则流传甚广的小故事讲两人比较武艺：萨拉丁展示他的弯刀，可以轻轻一挥就把丝绸切成两半。理查则展示他的重剑，一击就能把铁盔劈开。两人都赞叹对方武器与武艺之精妙，象征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骑士精神：萨拉丁代表轻巧、精准；理查代表力量、刚猛。

10年以后，教皇又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这次十字军比较缺钱。他们找上了威尼斯人，计划借威尼斯舰队运送大军。十字军没钱支付船费，威尼斯人要求他们帮忙进攻扎拉（今克罗地亚扎达尔），一个基督徒城市。可这不是一般的雇佣军，这是胸前画着十字架，喊着神心所愿的基督的军队。十字军来到扎拉。当地人挂起画有十字架的旗帜，提醒他们我们是弟兄。但十字军一点没含糊，洗劫了扎拉城。教皇闻讯大怒。写信把全体十字军将士开除出教。十字军领袖没有把信件告诉士兵。而教皇气消了之后，撤销了绝罚令。随后十字军参与了拜占庭帝国的王位争夺战，扶持了阿莱克修斯四世登上帝位，从而换取他曾经许诺过的丰厚报酬。但阿莱克修斯四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拜占庭军民也极鄙视这个靠西方人上位的年轻人。他不久就在政变中被废除，而继任者拒绝向十字军付一分钱，请他们快走不送。十字军勃然大怒，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4天后攻破城防，随即对这座西方文明最大的城市进行了洗劫。十字军烧毁了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许多古典作品被盗被毁。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掠夺。君士坦丁堡赛马场里的著名青铜马雕像被带回了威尼斯，装饰圣马克大教堂。至今仍在。我很难理解教会如何会允许这个暴力犯罪的见证继续装饰教堂。十字军没有继续去耶路撒冷，而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拉丁帝国”（1204–1261年）当然讲希腊语的当地人民非常痛恨这个外来政权。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大概是基督教2000年历史的最低点。十字军目标彻底偏离。东正教对西方天主教的仇恨加深，东西教会的裂痕更加不可弥合。拜占庭帝国虽然在1261年恢复，但元气大伤，从此再难恢复昔日辉煌。教皇英诺森三世最初非常震怒，谴责十字军攻击同为基督徒的城市，并对参与者下达过绝罚。后来：当看到大量战利品与圣物送回罗马，并且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他又转而接受，并视之为罗马教皇权威扩展到东方的机会。

1. 理想与权力的混合极其危险
      •   十字军原本以“解放圣地”的属灵理想出发，但很快被权力、财富、民族利益吞没。
      •   一旦“为神的荣耀”与“为我的利益”混合在一起，理想往往只是外衣，真正驱动的是权力和欲望。
      •   教训：当我们试图用权力建造“理想社会”时，要不断问自己：for his glory or mine?
   
2. 属灵手段不能被世俗逻辑取代
      •   十字军试图用武力解决属灵问题：他们把救赎和天堂与刀剑挂钩。
      •   结果是，他们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血腥，反而让人远离基督。
      •   教训：福音的扩展必须靠十字架的道，而不是靠刀剑和政治力量。
   
3. 短期的胜利可能是长期的羞辱
      •   1099年，十字军攻下耶路撒冷，自以为是“神迹”；
      •   但在伊斯兰和犹太人的记忆中，那是“屠杀”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仍是基督徒的羞辱。
      •   教训：政治或军事的短期胜利，如果违背福音精神，最终会成为历史上的污点与负担。
   
4. 合一比扩张更重要
      •   十字军没有让教会更合一，反而使东西教会的裂痕不可弥合。
      •   基督徒彼此攻伐，成了世人讥笑的把柄。
      •   教训：如果政治追求导致肢体分裂，它就绝不是神所喜悦的复兴。
   
5. 真正的“理想社会”不是靠权力重建的
      •   十字军试图在耶路撒冷建立“神的国”，结果只是短命的十字军国家。
      •   耶稣却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
      •   教训：教会的使命不是用政治实现“地上的天国”，而是见证将来要来的天国。

Dongjun Jiao October 5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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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聖徒？暴君？- 徐志雄

主后250年德修皇帝（Decius）颁令所有基督徒放弃信仰，向罗马的神献祭，违者初而警告，再犯就被处决。

主后300年左右，戴克里先（Diocletian）为了要有效地统一罗马帝国，便要求所有罗马公民持同一的信仰，基督徒也因此成为他的心头大患，于是在主后303年，他下令将教会毁灭，基督徒只有一选择：背弃信仰或死亡。他并下令基督徒将圣经交出来，然后焚烧。不少基督徒殉道，有躲藏的，也有背弃信仰以保性命的。

305年，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退位，伽列里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分别晋升为东西部正帝

308年伽列里乌斯（Galerius）颁令，所有人除须向罗马的神献祭外，凡市上的食物一律洒上祭祀的酒，以迫使基督徒吃”祭物”或饿死

迫害的原因
基督教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并且以自己的信仰为绝对真理，不肯与其他宗教融合或并列，这便得罪了当时要维护罗马宗教的人，也令其他宗教的信徒憎恶。另一方面，基督徒为了分别为圣，绝不肯参与任何国家所指定的祭祀，这便引起误会，叫人以为他们蔑视神，甚至不信神的存在。因此当时对基督徒一个严重的控诉是：他们是无神论者。
基督徒被认为太狂热，他们所追求的圣洁、仁爱、和平、公义，在人看来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当基督徒不计代价地付诸实践时，其他的人一方面暗暗佩服，但另一方面却感到不安。例如基督徒拒绝进入罗马盛行的竞技场，观看角斗。不少教父更批评当时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这引起当时的人很大的不满。当基督徒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强烈的对照，他们便感觉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基督徒不受欢迎。
基督徒结成一体，很容易使人怀疑他们有政治企图或行动；而且在国家的法律以外，他们更遵守神的律，并坚持神的律才是绝对的。不少基督徒因要谨守不可杀人的命令，便坚决不拿兵器，不肯当兵，这对于以军事立国的罗马政府，显然是罪大恶极的。

教会的回应：坚守信仰，绝不妥协。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会的种籽－－特土良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公元272年出生于罗马默西亚行省
母亲海伦娜是小酒店老板的女儿
父亲是西部副帝君士坦提乌斯
年轻时跟随戴克里先在帝国东部征战
公元305年父亲升任正帝，回到父亲身边
公元306年父亲猝死，被部下拥戴为帝国西部正帝，为此后18年的混战拉开帷幕

312年春，君士坦丁率领4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攻取了都灵，善待当地居民，这样意大利北部各城相继打开城门投降
312年10月，君士坦丁来到罗马城下，马克森提乌斯出城迎战，在罗马城外3公里处台伯河上的米尔维安大桥附近展开了决战

优西比乌（约公元337年）：在《君士坦丁传》中写道，君士坦丁亲口告诉他，大约在中午时分，他和军队看见太阳上方出现了一个发光的十字架，伴随着希腊文 ἐν τούτῳ νίκα（“凭此征服”）的话语。当天夜里，基督又在梦中向他显现，嘱咐他在战斗中使用这个标志☧ Χριστός

大部分的溃逃士兵都涌向了8米宽的米尔维安大桥。不少士兵刚开始过桥就让后头的人推倒，活活挤死在桥旁的石栏杆上。台伯河其实并不宽，可以游泳渡河。但是士兵们身上都穿着沉重的盔甲，而在人挤人的混乱中，根本没有办法脱下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跳进河里后，大多都没有机会浮出水面，就葬身河底。

马克森提乌斯也葬身台伯河底，第二天被打捞上来，斩首示众，将马克森提乌斯的两个儿子也同样斩首

元老院升其为正帝

然后出发前往米兰和李锡尼会谈，

313年春天李锡尼与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坦提娅）进行了婚礼

313年6月15日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联合发布米兰敕令，给与公民宗教自由，基督教正式走出地下，成为合法宗教。

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因此，在我们所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认，并允许他们为加深其信仰而举办有关仪式。然而，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时给执行者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作明文的规定。

我们，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锡尼于米兰相聚，共商帝国大事。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中，首先应该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

无论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皆应得到完全的认可。无论哪一方天神，都应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以上是我们二人之决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颁布的有关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镇压基督教的诸法）一概无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

给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和尊严都不容遭到诋敦。

基督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别规定，基督徒之前被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即予以归还。另外，那些曾经属于教会或者教区的资产，也即刻物归原主。依照上述规定，对那些以拍卖方式购买了教会财产的人，在交还财产后，国家将以公平的价格补偿其经济损失。

315年在多瑙河附近的⼩镇西巴菜（现克罗地亚东部温科夫齐Vinkovci）。君⼠坦丁⼿下守护莱茵河防线的2万⾼卢兵，对阵李锡尼麾下守卫多瑙河防线多年的3.5万巴尔⼲部队。
君士坦丁亲率骑兵团冲锋，获得胜利。
此时，两年前与李锡尼结婚的君士坦提娅，出来调停丈夫和兄长之间的斗争。可能是在12月达成和解，条件是李锡尼必须退到小亚细亚以东。君士坦丁接管多瑙河防线的精锐部队。

316-322年 君士坦丁和长子克里斯普斯分别防守多瑙河和莱茵河防线，抵挡蛮族的侵入。322年君士坦丁彻底击败哥特人，将4万哥特男子编入罗马大军。

324年君士坦丁向李锡尼开战，12万vs16.5万，在哈德良堡（现土耳其的埃迪尔内Edirne）决战，君士坦丁依旧亲率骑兵团冲锋，大腿中箭也不后退，最终击溃李锡尼的部队..

李锡尼逃入拜占庭。在拜占庭外的海上，君士坦丁的长子克里斯普斯率领200艘浆帆船，利用顺风冲击李锡尼的350艘浆帆船，获得制海权。

李锡尼逃回老巢尼科米底亚（土耳其西北部的伊兹米特 Izmit），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这时再一次出面调停。
李锡尼在妻子陪伴下，向君士坦丁下跪，并当面脱下了象征帝位的紫色披风。君士坦丁拉着李锡尼的手扶他起身，并提出之前与妹妹约定好的和谈条件。从今以后，李锡尼正式退位，与妻子前往帖撒罗尼迦一起过着引退生活。

第二年325年，突然有一队士兵闯入可以眺望爱琴海的帖撒罗尼迦，声称李锡尼私下与哥特人联络，密谋反叛君士坦丁，然后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李锡尼和少年的儿子处以死刑。

君士坦提娅后来跟君士坦丁依然关系良好，不久就改信基督教了。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也已经改信基督教，所以君士坦提娅成了皇室中第二个改信基督教的人。

310年 逼前正帝岳父马克西米安自杀
312年 米尔维安大桥之战杀死大舅子马克森提乌斯
325年 处死了前正帝妹夫李锡尼
326年 在狱中酷刑逼供杀死了长子克里斯普斯
同年将皇后法乌斯塔在蒸汽浴中闷死

米兰敕令偿还教会资产
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官兵，周日放假去做礼拜
捐赠皇帝资产给教会
对神职人员的特权与支持
召开尼西亚会议
建设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耶路撒冷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伯利恒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罗马拉特朗大殿（Lateran Basilica – 12 Apostles）
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中世纪流传的《君士坦丁捐赠书》（Donation of Constantine）声称他把“西罗马帝国”捐给教宗，但这其实是伪造文书（8世纪产生）。

为主教提供国家供养，如津贴和生活保障，免除神职人员一切公务和纳税的义务，专心事奉神，罗马社会的中间阶层开始大量涌入教会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主教（260-340）在其著作《基督教教会史》中痛心地写道：“很多人入教是为利益，而非信仰”，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现状。

君士坦丁只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未将它列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没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

亚流的主张
•上帝是“独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受造物。
•上帝先创造了“道”，即基督耶稣，再藉由道创造世界。

亚他拿修的主张
•圣子为圣父在永恒中所“生”，与父虽然有別，但本质上“与父同质”，他就是上帝。

支持亚流的：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主教，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主教
支持亚他拿修的：亚历山大主教

教会面临分裂的局面，这是君士坦丁无法容忍的事情，于是在尼西亚召开主教大会
300主教大部分来自东方教会，10人来自西方教会

尼西亚信经：解决了圣父圣子同为神的问题.

君士坦丁建设了一个只有基督教教堂、没有多神教神殿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公元330年5月11日，庆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工的落成典礼隆重举行。在全力加程赶工之下，短短6年时间，至少这座城市初步具备了首都应有的外形。
如果说罗马是多神教的罗马帝国首都，那么以皇帝君士坦丁之名命名、号称“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罗马帝国首都了。
君士坦丁认为，要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必须依靠新政体、新首都、新宗教来完成。当然，从这一年起，首都的所有功能，都从罗马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

公元337年开春，君士坦丁率领大军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小亚细亚。因为在“四帝共治制”时期被罗马军队彻底击败而被迫讲和的波斯帝国，在事隔40年后再一次展开了反罗马的军事行动。
虽然君士坦丁已经65岁，但对手是波斯国王的话，还是需要他亲自出马。

但是，这时君士坦丁已经是花甲之年，加上30年来忙于争夺皇位和专制统治，将心力全数投入权力的取得和维持中，因此积劳成疾。在亚细亚西部的尼科米底亚，他卧床不起，于5月22日过世，享年65岁。

君士坦丁的遗体没有按照传统进行火葬，而是直接运到君士坦丁堡，安葬在他生前修建的“圣十二使徒教堂”。

据基督教史料记载，君士坦丁临终时，接受了亚流派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的洗礼。

君士坦丁只是遵循当时的惯例，即将洗礼延后到临终时举行。这样一来，他在做皇帝期间，即使干了一些属于严重罪恶的坏事，也还能在最后一刻通过洗礼得到赦免。

后世评价

政治层面：重新统一帝国，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使帝国权力重心东移，开启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历史。
宗教层面：承认并支持基督教，为基督教成为欧洲文明的核心信仰奠定基础，但也从此让教会走上了依附权力的道路。
个人层面： 因皇位继承与宫廷斗争制造家族悲剧，虽然临终才受洗，但他一生的宗教政策极大改变了教会命运；然而，他的统治也留下“利用信仰巩固权力”的质疑。

Dongjun Jiao September 22nd,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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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出人意料的开始 – 王嵩 (信仰探讨)

相传在一世纪的时候一位外邦人遇到一位基督徒。外邦人说：我想多了解一下你们传的这个叫基督教的新宗教。你们的神庙在哪里？ 

基督徒回答说：我们没有神庙。 

什么？那你们在哪里朝见你们的神？ 

基督徒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我们无论在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 

有意思。但你们如何献祭呢？

我们不献牲畜，谷物，美酒为祭。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人献了祭。现在我们唯一要献为祭的是自己的身体，生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

嗯，太有趣了，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你们的祭司，我想向他多请教请教

我就是个祭司。

不，你不是祭司，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我在市场上看见过你

基督徒回答说：你也可以成为祭司，只要你委身于基督，信靠祂。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祭司

这个对话是想象出来的，但它很生动地显明了基督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重大不同。一世纪的基督徒正是过着这样的信仰生活，这样建立基督徒的团体。两千年前，这样的回答让世界无比惊讶。有意思的是2000年后，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但很多基督徒不再像一世纪的基督徒那样看待这个信仰，他们更多的把教堂看作神的殿，把牧师看作神的祭司，把每周日做礼拜，十一奉献看作对神的献祭。总之让基督教越来越像其他宗教。我们这学期会一起看一些基督教历史上的人和事，有些是垂范千古的事迹，有些是不那么光彩的篇章。我们的目的之一，借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口号：就是回归本源，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厘清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化，权力，人心的欲望对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塑造与侵蚀，而让我们透过这些重新看到这个信仰的本源。

今天我们来讨论基督教最初的一两百年。这个信仰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开始，凸显了它的神秘和不寻常。

第一个出人意料：基督教是在它的创教领袖死了以后才开始的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种宗教是建立在其创始人的“失败”之上。通常，一个宗教的诞生，需要创立者的成功、智慧或胜利：释迦牟尼的开悟，孔子吸引大量学生，穆罕默德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但基督教恰恰相反——它开始于一个最羞辱的死亡。在罗马世界，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它保留给奴隶、叛乱者、最下贱的人。它太屈辱了，以至于罗马公民都不许被处以十字架之刑。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在社会眼中不仅是罪犯，更是个人神共弃的对象。对于宗教，思想领袖来说，死亡不一定是问题，但死亡的方式是大问题。苏格拉底也被判处了死刑，但他在朋友围绕之下，一边讨论灵魂不朽，一边平静地喝下毒芹汁，挥洒自如，了无牵挂。因此，苏格拉底的死在希腊世界被看成是“哲人殉道”，他的死强化了他爱真理胜于爱生命的高大形象。

对比之下，耶稣的死在一世纪的犹太与希腊罗马文化圈中，几乎是最不堪的处境。祂不是在门徒围绕的课堂里谈论崇高的理念，而是在耻辱的刑场上，被罗马士兵戏弄、鞭打、剥去衣服，最后悬挂在十字架上。对犹太人来说，钉十字架意味着“被神咒诅”（申命记21:23 “被挂在木头上的是神所咒诅的。”）。犹太人本来很多人因为耶稣与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不同而远离耶稣。这样的死亡方式更是让他们确信耶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被神弃绝的。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十字架是奴隶和罪犯的极刑，是最下贱的死亡方式。没有哲学家的尊严，没有英雄的壮烈，只有赤裸、血污与耻辱。按常理，这样的死亡不可能激发任何“崇敬”或“效法的心”，只会让人对他避而远之。在罗马的帕拉蒂尼山出土过一个公元二世纪的涂鸦：一个人跪拜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形，但那人头却画成驴头，旁边写着“亚历克萨美诺敬拜他的神”。这是当时人嘲笑基督徒的证据，认为他们拜的是一个被羞辱的“驴子神”。（驴子和马，骡子相比是更下贱的牲畜，驴比较笨，驴代表谦卑，基督教几乎在每个地方颠覆世界的价值观。但中世纪教会权贵不再骑驴） 基督教很容易被嘲笑，被人dismiss，不以为然。因为它宣扬的并不是人们自然而然感兴趣和追求的东西比如权力，能力，物质丰盛。这也是传福音的难处。福音是好消息，但不是不言而喻的好消息。

然而，保罗却宣告：“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1:23-24） 基督教从一开始传的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正是基督信仰出人意料的地方：耶稣的死亡并没有成为祂运动的终点，而是成了信仰的核心，救赎盼望的关键。这不合情理，历史上也没有类似的例子，为什么会发生？正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另一个核心：耶稣的复活。复活使十字架不再是失败的符号，而是得胜的起点；不再是羞辱的记号，而是荣耀的冠冕。正是从这个最羞辱的刑具，神彰显了他智慧与能力。那些最早的基督徒因为亲眼见证了耶稣的复活，生命得到完全的反转，价值观得到完全的更新，那些听了他们所传的道就相信了的人，是看到他们的与众不同,被他们的生命生活中喜乐平安谦卑舍己说吸引，除非他们所传的是真的，无法解释

这就是基督教出人意料的开始：不是从荣耀走向荣耀，而是从羞辱走向荣耀；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神的拯救。这也是它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不是对品格完美者的奖赏，而是软弱失败者的盼望。十字架的信息正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神可以成就最伟大的事。被世人嘲讽的，代表屈辱的十字架成为荣耀，拯救的标志， 

第二个出人意料：基督教的传播背后没有帝国的军队外交，反而常受政权迫害

在人类历史中，大多数宗教或思想体系的扩张，往往依赖权力的扶持或武力的征服。埃及、巴比伦、罗马的宗教，都与帝国的权力紧密结合；伊斯兰的扩展也伴随着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但基督教的传播，却是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故事。在罗马帝国，皇帝既是政治统治者，也是宗教领袖；祭祀国家的神明被视为忠诚的表现。基督徒拒绝参与帝国的祭祀，拒绝向凯撒焚香，结果被认为是不忠之人、危险分子，常常被排斥、甚至抓捕，处死。基督教不是借助国家机器扩张，反而常常是国家刀剑下的受害者。更特别的是迫害成为基督教传播的动力。当司提反殉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大逼迫，门徒分散各处（徒8:1）。但这并没有使教会消失，反而使福音传到犹太，撒玛利亚，小亚西亚。当罗马帝国以为可以用权力和武力消灭教会时，基督教反而越发扩展。特土良在二世纪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约公元155年，士每拿主教玻利卡被捕。当罗马官员劝他“只要说‘凯撒是主’，就能得释放”时，他回答：“我服侍我的主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我，我怎能亵渎我的王、我的救主？” 最后他被焚烧殉道。当人们看到基督徒唱着赞美诗走近斗兽场，在酷刑面前视死如归时，很多人开始思考，他们信的这个基督如何能给他们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平安和盼望实在世所罕有。基督教的胜利，不是靠刀剑，而是靠见证。（澄清。西欧，北欧，中国，非洲）这是基督教传播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一个常被排斥、受逼迫、没有政权护航的群体，竟然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7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与佛教的比较：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兴盛源于阿育王的支持，失去政权支持后佛教在印度几乎消失。在中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取得成功，一大原因是它不否定当地原有的神祇，而是常常采取兼容并蓄的策略。例如在中国，佛教与道教、民间信仰发生交流和融合；在东南亚，也与当地多神崇拜并存。信条本土化。基督教向德国，北欧，英国，爱尔兰的传播不是在罗马帝国的支持下）

第三个不寻常：没有种族基础和文化认同

在古代，宗教往往与民族、血统和地域紧密绑定。

犹太教：这是典型的民族宗教，根基在以色列民族，身份认同和律法遵守是进入群体的前提。

希腊、罗马宗教：以城邦或帝国为单位，人们崇拜各自的守护神明。宗教与政治、文化身份捆绑在一起，生而为雅典人，就该敬拜雅典的神；生而为罗马人，就应祭凯撒与诸神。所以在华人当中对基督徒有一个常见的批评，就是你们怎么信洋教。可以什么都不信，但是要信就应该信我们中国的。正是源于这样一个宗教观，宗教是属于民族的

在这种语境下，一个没有民族基础、没有文化传承的宗教，通常很难有生命力。

基督教却恰恰反其道而行：它不是一个“民族宗教”，即便源自犹太人，核心却是对所有人的开放。耶稣复活后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28 宣告：“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按常理，这样的宗教应该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被边缘化。但基督教在其后的2000年里表现出惊人的跨文化性 （跨文化但不改变核心信条）。这正是因为它的力量不在于血缘上的亲和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大家来到这个信仰面前不是因为它讲的特有道理，它的哲学特深奥而精妙，不是因为它的故事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关乎拯救的一个好消息，基督徒对信仰或者说对这个宗教有和其它宗教传统很不同的一点：神，宗教并不属于某一个民族，所有的民族都属于神。

第四个不寻常：初代没有中央机构可以进行有效管理和经营

在古代，想要让一个宗教或思想体系迅速传播并维持统一，通常需要中央管理与制度化：

犹太教有耶路撒冷圣殿和祭司体制，祭祀和律法裁定由大祭司和公会统一掌控。

罗马宗教由帝国和地方官员监管，帝国祭坛和皇帝崇拜维系“全国一致”。

各类哲学学派（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等）都有大师和学园，传承依赖组织化的教学中心。

没有这种“总部”，思想往往迅速分裂，难以持久。

基督教最初却完全没有中央管理机构：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起点，但很快因逼迫而分散；各地教会由长老、执事牧养，本地自治，形态各异。使徒们的角色不是“中央官员”，而是巡回的见证人和书信的作者。尽管没有中央机构，初代教会却保持了核心信仰的一致性。教会在安提阿、哥林多、罗马、以弗所等城市落脚，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语言、文化与社会背景。照理说，应当出现许多彼此冲突的理解。但从《新约书信》可以看到，虽然地方教会有道德问题，但同一个福音的认信在第一世纪中被清晰地守住。（二世纪开始，教会需要回答更复杂的问题：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如何关系？神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与不同哲学、宗教传统碰撞（如诺斯替思想、希腊二元论、犹太律法主义），导致各种“混合式”信仰冒出。使徒们相继去世。没有了亲眼见过复活基督、直接领受启示的人，教会失去了一个天然的统一标准。因此，二世纪开始，很多人提出新的解释和思想，争夺“正统”的话语权。 权力开始进入教会；早期圣灵的呵护，后来发展的必要，就像父母照顾孩子）

今天我们容易以为，组织越强大，教会越有力量。但基督教的起点告诉我们，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在组织当中，而是在圣灵，顺服，委身当中， 这些圣经中反复说的，我们听起来很熟悉，但行起来有些陌生的概念。

第五个不寻常：排他性

在罗马帝国与希腊文化中，宗教是多元并存的：

城邦有各自的守护神，帝国也承认无数地方神明。

普遍的观念是“神越多越好”，罗马宗教不断把外来神明纳入自己的体系，在罗马有来自埃及的“伊希斯神庙”、波斯的“密特拉祭坛”。

多元宽容是一种政治与文化策略，为了减少冲突。

基督教却毫不妥协地宣告：“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种绝对的独一真神信仰，在罗马帝国被看作危险的排他性。基督徒不愿意在凯撒像前献香，不参加地方祭祀，被视为“不敬神明”，甚至被指控为“无神论者” 按理说，在多神文化里，一个拒绝与其他宗教妥协、甚至断言“别的神都是假的”的信仰，应该很快被孤立和消灭。

它既没有政治庇护，也没有文化宽容。

它得罪了帝国（因为拒绝凯撒崇拜），也得罪了地方宗教。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样的宗教很难存活。

但出人意料的是，正是这种排他性，反而赋予了基督教强大的吸引力和身份认同。基督徒知道自己“与世界不同”。这种界限带来强烈的群体认同与彼此支持。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周围截然不同（如拒绝弃婴、性混乱、暴力娱乐）。这让外人即便反感，也不得不敬佩他们的生活。

对罗马人（很多现代人）来说，宗教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国富民强的工具。如果接纳一个新神比排斥它更有益处，就接纳，如果接纳带来很多冲突，就排斥。

对基督徒来说，神不是一种社会契约，而是真理本身。真理天然具有排他性。因此，基督徒不能像罗马人那样，把神当作策略工具，而必须忠于独一的真神。

在多神的罗马世界，基督徒的坚持显得顽固、狭隘，既“不合群”，又带来文化，社会，政治风险。照理说，这样的宗教应该被边缘化。但事实却出人意料，基督徒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宁可殉道也不妥协，反而使福音更有力量。不是排他性宣称有力量，是对排他真理的信所发出的生命改变具有力量（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迫害面前有平安，仍然宽恕；他们在瘟疫、饥荒时主动照顾病人和穷人） 真正减少冲突的不是对其它信仰的接纳而是对有其它信仰的人的接纳和爱。 后来的基督徒很容易接受并宣扬排他性真理，但并没有按真理去生活，反而有了掌握真理的傲慢，这就是与初期教会的见证背道而驰了。

第六个不寻常：威胁等级社会的平等思想

罗马帝国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公民、自由民、奴隶泾渭分明，法律地位完全不同。社会的运作不像现代社会基于平等的契约，而是基于庇护-依附关系：依附人服从，侍奉，尊崇庇护人；庇护人对依附人有恩慈，怜悯，保护，提供经济机会。罗马人看待神明也像“庇护人”：人向神明献祭、尊崇，神明则赐福保护。在犹太人中这种不平等同样是根深蒂固的。犹太人的祷告。

基督教反其道而行之，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在教会中，奴隶与主人一起领圣餐，妇女与男人一同祷告。在福音里，人不是通过“献祭来换取庇护”，而是直接因信进入与神的亲子关系。这是极其“出人意料”的，早期教父贾斯汀（Justin Martyr, 2世纪）描述基督徒的聚会时说：“我们不分穷人或奴隶，富人或自由人，大家同样领受圣餐。”

在一个奴隶不能与主人同桌吃饭的社会，这是颠覆性的见证。奴隶在教会里被称为“弟兄”，甚至有些奴隶成为教会领袖。而且是危险的：一个信仰共同体竟然模糊、甚至否认了当时最坚固的社会界限。为什么危险？如果奴隶在教会里和主人平等，这思想本身就动摇了奴隶制度的合法性。这是基督教废奴主义从始至终的呼声“拥有神形象的弟兄怎么可以像牲畜一样的买卖？若妇女在基督里与男人同为一体，就冲击了传统父权的单向尊崇关系和家庭秩序。难怪二世纪的罗马作家塞尔苏斯讥讽基督徒“让妇女和奴隶参与信仰”，认为这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按常理，这样的平等思想只会被视为“危险”而遭打压。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思想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成为基督信仰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被忽视、被压迫的人在教会里找到了尊严与身份。这使福音能迅速在广大平民、奴隶、妇女中传播。教会因此成了“另类共同体”，见证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天国的秩序”。在这个新型共同体中，真正的权柄不再是建立在 提供庇护的能力，而是建立在彼此服事、彼此相爱上。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初期教会的“出人意料”揭示了它的力量所在。这些令人震惊的，不和常理的独特性使这个发源于帝国边陲的小小运动迅速传遍了地中海世界。但今天在许多地方，这些特质都或多或少被削弱，使基督教看起来更像“社会宗教”中的一种。

十字架更多成为文化符号，人们强调基督教让我找到内心的平静等等对个人的益处，弱化了“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真义。

初代教会在逼迫中仍然扩展，证明教会的生命力不靠权力。今天越来越多教会和基督徒热衷政治，对权力的得失极敏感，甚至有时为了“影响力”而迎合权力，失去“在逼迫中见证”的精神。

初代教会超越民族与文化，犹太人与外邦人成为一体。今日：教会往往受制于民族、文化或阶层的界限，分化为“族群教会”“文化教会”

初代教会缺乏组织能力，靠圣灵和福音保持合一。今天教会机构化、行政化，仪式化，这些改变使教会能做一些大事，但有时也会使教会变得更像企业或社团组织，

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进退失据，或者害怕得罪别人而不敢为真理做见证，或者大声坚持真理而真的得罪别人，甚至把人推的离福音更远

今天我们看了基督教的前一两百年。它面临着一连串的挑战却出人意料地成长起来。下周志雄会介绍早期教会经历的最大的挑战，命运中最出乎意料的转折：基督教从被普通人厌弃到被普通人追捧，从被迫害的社团到拥有了帝国的军队和钱袋。是福是祸，可喜可忧，我们下周一起来看。

cgcm-xingyang September 1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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