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 – 徐志雄 (信仰探讨)

• 18、19世纪时，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瓷器等生活必需品，但清政府闭关锁国，拒绝和外邦贸易往来，只卖不买，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导致英国长期贸易逆差
• 中国拥有大量白银和庞大的消费市场，英国商人于是想到通过在印度种植鸦片、走私到中国，牟取巨额利润，
• 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销毁2万多箱鸦片。
• 1840年6月英军首先进犯广州被邓廷桢的军队击退。 
•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进逼虎门，钦差大臣琦善擅自求和，水师提督关天培殉国；8月英军攻陷厦门，10月1日，英军再陷定海。10日，镇海陷落。13日，宁波陷落。
• 1842年6月，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吴淞口陷落；7月，镇江陷落。8月29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 南京条约:

割香港岛给英国。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

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

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

•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善后条款，增加了

居留的权利（传教士作为洋人，得以合法地居留中国 ），

领事裁判权（传教士作为洋人，享有不受中国司法制度管辖的特权） ，

最惠国待遇（嗣后法国为拓展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而对中国作出的各种开放传教的要求，皆被英、美等国家援引最惠国权利，得以为基督新教所共享 ）

• 1845年2月1日，中国发布《中外传教章程》
  • 正式弛禁天主教，
  • 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内传教、租地、建堂。
  • 国人信奉洋教者免受刑罚(基督教亦自动受益) 
• 1846年2月20日，清政府在法国压力下同意归还康、雍年间被没收的天主教堂

《南京条约》后

• 英国已经获得通商口岸与赔款，但仍嫌不够：想要进入中国内地贸易、传教、设使馆、扩大市场。
• 法国因为和天主教的关系，希望保护传教士” ，争取更多权利
• 中国方面，清政府仍拒绝让洋人自由出入内地、驻京。外交冲突与贸易摩擦不断。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 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8日清政府官员登上“亚罗号”小货船（其为中国人所拥有，但在香港以英国籍登记、悬英国旗），以涉嫌海盗与走私为由逮捕船上大部分中国籍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船员，并就所谓“英国旗被降下”向清政府道歉，清方释放了部分船员，但拒绝满足英国的全部要求。英国以此事件为借口，迅速发动对广州的军事行动，从而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 马神父事件：西林教案，马神父（Auguste Chapdelaine）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传教士，1855年在中国广西内地从事传教工作。他进入的是未被允许设教的内地地区（清朝仅允许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活动），他在那里开展医药救助和传教活动。1855年12月，广西地方官员将其逮捕；他于约1856年2月底被西林知县张鸣风酷刑处死，罪名为“非法传教”及“可能串联叛乱”，法国抗议，但两广总督叶名琛于咸丰七年 (1857) 向朝廷上折回复，说西林知县称没有叫马赖的神父在西林被处死，被处死的是一个叫的“马子农”的匪徒。1857年法国加入战争
  • 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总督）

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中国全面开放她的国土，容让洋人在各地游历，这样即表示一切传教的藩篱皆被撤去，整个国家皆可容许传教士自由传教了。  

1859年，天津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换约，但咸丰皇帝不愿让英法使节武装进京，结果重启战火

1860年，中英谈判破裂，僧格林沁将英国领事巴夏礼一行39人拘捕，然后酷刑折磨，21人被虐待致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作为报复

•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已完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表面上看，中国福音的大门是打开了。然而，将宣教工作依附于不平等条约之上，却埋下了难以预料的祸患和仇恨的种子，为中国教会预备了极坏的土壤。
• 儒家士大夫是反对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集团，这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以至地方上作为社会基层骨干的士绅。他们散播了大量攻击基督教的言论，并且往往又是教案的幕后煽动及策划者。
• 反教的理由：

第一、中国文化悠远绵长，举世无伦，圣哲先贤凭着他们天赋的智慧，为后世创立 了一套完美无瑕的知识和生活规范，这是天下间最完备的道理，万世不移。根本不需要考虑来自蛮夷之地的其他文化。

第二、儒家关心的是现实人生的问题，对鬼神、来生等并无太大兴趣。

第三，儒家的基本关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为了确保这个和谐能够达致，要在人际关系中厘定一些共同遵守的制约，道德礼法被视为维系整个人伦秩序、 社会安定的基础，所有外来宗教皆需无条件的认可及遵守此礼法。

男女礼防

中国人对男女礼防极其看重，两性间任何稍为亲密的来往都会引来风化性的罪恶的论断；

对传教士的谣言和误会主要也集中在这方面。洋鬼子的传教士来到本乡，自然不会安什么好的心肠；

可是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要勾引良家妇女了。

当然中国人这个推论不是全无「根据」的。例如当家族中有妇女皈依了基督教后，她们便不肯听从父兄的禁令，坚持要继续返教堂参加聚会，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们中了传教士的蛊毒，或被勾摄了魂魄，以致再也身不由主了。

此外，洗礼是另一种最易招人误会的礼仪行为，孤男寡女同处一浸池中，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

育婴堂

晚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最常办的一种服务是开设育婴院，以收容遭人遗弃的婴孩。

可是基于卫生设备欠佳，收纳进院的婴孩又多在体质及健康上出现问题，很易生病的缘故，因此育婴院常常发生婴孩死亡以至因互相传染而造成婴孩大量死亡的事件。

谣言便由此而生了。本来中国人就不相信传教士千里迢迢到来是纯粹为了做善事造福国人的，开办育婴院等社会服务必然别有用心；如今婴孩大量死亡，更足以显露他们的祸心。

国人更进一步推断，传教士之大量收纳及杀害婴孩，目的当是为了性及长生的「采补术」；洋人捉拿了这些童男童女，便将他们的童精童血吸至殆尽，使他们虚脱而死，然后用来炼丹制药，行功采捕。

这样的臆测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却被国人深信不疑；于是辗转相传之下，便有暴民围攻育婴院，拆毁建筑物及杀害传教士，一桩教案便由此而产生了。 

扬州教案

主后1868年，法籍天主教传教士金缄三(J．Seckinger)在扬州建堂传教，又开设育婴院。

此时民间已流传传教士挖眼剖心、取脑配药等谣言；

其后，又因育婴院收容的婴孩死亡人数大增，加上有孩童被拐失踪的传闻。

于是乎群情汹涌，民众到处焚毁传教的建筑物，攻击传教士。

连原与育婴堂完全无关的更正教传教士戴德生(于1868年到扬州传教)也受到牵连，寓所被毁。　　

教案发生后，由于牵涉了英、法的传教士在内，故两国均派副领事前来调查，

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H．Medhurst)更亲自带军队坐军舰到扬州来，并迫令负责查办此案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切实处理。

双方几经谈判下，麦华陀要求严办教案的幕后主使的士绅、赔偿教士损失、出谕勒令禁民滋扰教堂教士、重修教士房屋等。

曾国藩除力保士绅免遭惩办外，余皆遵照办理。　　

在整宗教案里，地方官员事实上是一直努力要维护传教士的安全的，除派人保护外，又劝喻戴德生等离开扬州暂避；只是由于民愤极大的缘故，他们才不能制止到事件的发生。

但是，扬州知府及甘泉县令却因着教案的发生而遭撤职处分；对于一个十载寒窗几经艰苦才爬到如斯地位的儒生而言，只一桩教案便可将他的前途尽毁，试想怎不令人引以为鉴：宁愿尽可能地偏袒教民，也不可让教案发生呢？　　

不过，地方官员之惧怕传教士，遇事偏袒教民，却又导致一些教民横行无忌，拿着宗教的幌子到处渔利，招来对基督教更大的不满。

更者，由于地方官员偏帮教民，不敢主持公道，也令人民产生一个成见：既然官府都不能帮助他们，故循合法的途径亦无法保障他们免受洋人的欺凌；

在对合法途径感到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诉诸非法的暴力手段，迳自与洋人相抗了。如此亦间接促成教案的发生。

例如在义和团事件爆发前的三年间(1897–1899)，山东便多次发生教案，这与义和团事件的引发，实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病理解剖

广东连州向有排外思想，加上人民在美北长老会所设立的医院内发现手术后的病理解剖样本，引起误会，

许多谣言激发下，酿成严重的民教冲突，教堂医院等建筑物被毁，五名传教士或家眷被杀害。是为「连州教案」。

由于兹事体大，甚至惊动了美国国务院，指令广州领事彻底查办。在教案中遇害的五人里面，包括了传教医生麻义士(Dr．Machle)的妻子及女儿在内。

麻义士所受的打击自然不少，但他却竟然说：「我希望我再能有此蒙福的机会，去重建连州的教会；并且用我余下的一生，去服侍那约二百个曾因对传教事业不满、而作了破坏及抢掠的事的人。」 

迎神赛会

所谓迎神赛会，是指一个地方在每年收成以后、或有特别庆典时举行的大型宗教活动，以酬谢神恩庇佑的宗教活动，一般都是社区性的，全村居民均须参与，

所需款项也要按户摊派。但是一旦有村民皈依了基督教后，由于信仰上的禁令，他们遂不肯参与一切异教的活动，并且拒绝缴付摊派的金钱；

如此便成了民(非基督徒)教(基督徒、又称教民)冲突的一大祸源。这些冲突在各地皆常有发生，以致最后在传教士及外国领事的要求下，总理衙门要下达公文，禁止各地绅民强迫教民摊派迎神赛会的款项。

不过这并不表示问题已告解决了。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准许教民豁免缴纳金钱是绝对不公平的事，因为一则向来迎神赛会是阖村的庆典，人人都当参与及尽上义务，何以基督徒可以例外？

二则举办迎神赛会，除了答谢神恩以外，更重要的意义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阖村平安；这些好处必然是全村所有人共享的，基督徒也会分占其惠，那为何他们单享受利益而毋须付上任何责任？

三则基督徒之拒绝缴纳金钱，便意味着其他非教民需要分担他们原来当尽的一份，如此便直接地损害了非教民的利益。四则(更重要的是)村民们更忧心的是，

教民之拒绝参与斋戒、祭祀的宗教活动，将会破坏了全村的同心同德，一旦惹怒神明，责怪下来，影响的当不止是教民自身，亦会连累其他的村民。

凡此种种，形成即使是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还是常因迎神赛会所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而与基督徒发生严重的争执与不快事件。 

查还旧堂

另一个导致教案产生的原因是查还旧堂的纠纷。前面提过，主后1846年中国政府答允归还在康雍年间没收的教堂给天主教的传教士；

主后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里，教产的归还再一次明文重申。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在执行的时候，却造成极大的混乱与悲剧。

须知道从康雍朝至同治朝，其间相距了百多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原来的天主教教产，不少已被霸占，并辗转变卖，业权数易了。假若这些教产是用来做为民居的话，则百多年起码已住上四、五代了。 骤然间家宅被指为强占教产，要立即迁出，所引起的愤懑与抗拒之大，是可以想像的。

不过教产改建为民居的问题倒还轻微，小老百姓即遇上不幸，也只能逆来顺受，不会酿成什么风波。

最严重的是，由于农村缺乏大型的建筑物，这些教产通常都会被改建为祠堂、庙宇，或学校等社团公用的场所，要没收这些地方，引来的反抗将会是整个社区的，甚至不能用迁地重建的办法便简单处理了，因迁建祠堂、庙宇是极其复杂的事。　　

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在后头哩。在同治年间，前来查收教产的当然不会是百多年前在此地建堂的传教士了，甚至他们也根本并非隶属耶稣会或意大利籍的。

年代久远、文件不全，若建筑物的外型曾被改动，教堂的装饰全被拆除的话，要识别那一间是教堂根本就不容易。于是乎便有传教士强指某民居是教堂的事件。

此外，更有一些蛮顽的传教士，竟然要求占住教产的居民，偿还过去百多年的租金及利息，试估计一下这样的要求会造成什么后果！ 

干预诉讼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一方面基督徒常会因着他们的信仰的缘故，遭受乡党邻里的欺凌压迫，传教士自觉有责任保护他们，以免他们因种种压力而被迫放弃信仰。

另一方面传教士常常觉得中国的司法制度是极其野蛮不公正的，教民既皈依了基督教，便不应再受此不公正的司法待遇，他们应当享受按着西方标准的法律保障。

第三，帮助教民诉讼可以增加更多信徒，虽然这些信徒在信教的动机上可能并不纯正。

一旦有基督徒被卷入司法的案件中，倘他们向传教士求助，则传教士多数都会义不容辞地予以介入。但是传教士却必不能了解整件案件的底蕴；他们可能只听了基督徒的一面之辞，并且先入为主地 认定基督徒必然受人欺凌，故一定是受害人。如此往往便被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一件原来只是普通的利益冲突，如两户人家争夺一棵树的业权，其中一户突然宣布信奉基督教，并向传教士求助，于是整件事件便立时间演变为民教冲突；

传教士认定该户信徒是因著信仰的缘故而被另一户人家掠夺那棵树，故积极地援引「保护传教条款」来为他们争取。

这种干预词讼的做法，固然取悦(或保护)了基督徒，却亦同时在非信徒间种下许多仇怨。

1896年，山东一带出现以会道门的骨干和浪迹江湖的游民为主的拳民秘密社团。

1899 年，毓(yu4)贤任山东巡抚，拳民焚毁教堂，抢劫教民，一切由西洋传入的东西都要灭掉，如拆铁路、毁电报线，甚至洋油灯、洋火也在灭除之列，

毓贤因教案被撤职。袁世凯继任，处死拳民首领多人。拳民流往山西、直隶一带，一直到北京城里。

1900年4月，各国驻北京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时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派军队前来解决义和团。

被革职的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不畏枪炮，可用来灭洋雪耻，博得端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的赞同。慈禧听信刚毅等的意见，决定启用拳民；

維新派作了最後一次抗爭。他們斗膽向慈禧太后柬言，指出神法妖言不可信，並提出做檢驗刀槍不入的試驗。但遭到保守派的反攻。最後五個改革派官員被慈禧下令斬首。

5月15日宰相榮祿直轄的武衛軍刺死日本使館書記官，

5月24日親王載漪統領的神虎營槍殺德國公使，

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宣战，义和团围攻京城的外国使馆、教堂。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在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之下，直隶、山西 、河南、奉天、内蒙古等地也相继大举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

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8月14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所长达56天之久的围困。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 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188人(其中1/3 是内地会的教士)，教徒5000人。

幸亏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东南自保，不准群众暴动，所属教会才幸免大劫。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

• 清政府赔款 白银4.5亿两，分 39年偿清，年息4厘。折合实际支付约10亿两白银，
• 惩处主战派官员：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刚毅被处死；端王载漪剥夺王爵，永不叙用；毓贤免职流放新疆
• 要求清政府严禁传播“排外思想”；
• 允许列强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

义和团之后传教策略的检讨：

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

光靠直接布道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办教育，积极参与社会，以此来改革社会和改变人心。

美国政府用部分赔款办起了清华大学，而李提摩太也利用庚子赔款办起了山西大学

1900年至1920年，基督教在华的黄金时代

历经庚子教难，基督徒信心更坚定，也显出美好的见证来，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走向社会，积极倡导和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

教会的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至1920年的“黄金时代”。

1910年 宗教自由请愿：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立孔教为国教，除去宗教自由，“凡僧道、传教士及以宗教为业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1911年 清末宪法草案19条第2款：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

1912年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七条“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1915年 袁世凯想恢复帝制，为了给自己称帝制造思想合法性，他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运动。命令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新宪法。再次引入19条第2款

1916年 袁世凯死后，保守派（如辜鸿铭、章太炎部分弟子）仍试图保留那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本”。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法或宪法修订继续让“孔教”成为官方指导思想。于是11月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代表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信教自由会」，反对孔教复辟，主张“国家教育当以公民德育为基础，不得以任何教派之教义为修身大本。” 获得新文化派（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的支持。

1917年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讨论时，国会正式**取消“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这一条款；明确恢复、保留“人民有信教自由”的条文。

1908古约翰带领东三省大复兴几千人受洗

• 戴德生勉励古约翰说「你要以膝盖来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 他初期在山东、河南服事，经常须忍受居民的敌视，被叫骂、追逐，被投掷泥块、粪便甚至石头；十一个儿女，有五个儿女相继丧命在中国；义和团之乱，古约翰带领全家在四围喊杀声中逃亡了二十多天，脖子被刀砍伤，几乎丧命
  • 1907年，古牧师与差会的一个同工到韩国去访问，这正是韩国教会大复兴的一年，他们亲身经历了圣灵奇妙的工作和祷告的果效。回程时，由于他们没有买回程的船票，便取道陆路，经过东北三省回中国。他们在东北三省拜访了多间教会，并在讲道中分享了韩国大复兴的情况，引起了东北教会强烈的反应。
  • 1908年2月，古约翰到沈阳讲道，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 古约翰在沈阳首天讲道后，翌日，就有一位教会的长老来找古约翰。该长老哭着说，多年来我偷窃了教会的款项，除非我公开认罪，并赔偿我所偷窃的，否则我的心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许多人紧接着认罪，他们哀声痛哭、开声祷告。第四晚，人数是空前的多，气氛很严肃，大家都期待着有些事发生。有一个长老，哭着说，他已经有两晚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他犯了奸淫的罪；他曾三次企图毒死妻子，但三次都未能谋杀成功。这长老说，我不配担任长老的职位，我如今宣布辞职。这位长老认罪之后，会众肃然无声，不久，一个一个长老站起来，说，我们虽然没有犯刚才那个长老同样的罪，但也犯了许多隐藏的罪，我们不配作长老，我们如今当众辞职。接着一个一个执事也随着悔改认罪辞职。主任牧师接着站起来，哭着说，今天教会荒凉到这个地步，信徒道德败坏，个个堕落离开主，我要负最大的责任，我再也不配当主任牧师，我如今向会众辞职。只见整个教堂的地板被泪水所湿濡。
  • 辽阳：在一个村子，有一个恶名昭彰的青年人受了圣灵感动，认罪悔改信耶稣，使整个村子哄动起来。
  • 新民府：义和团拳乱的幸存者暗地里藏着一张仇人的名单，常常想找机会报仇。在聚会中，圣灵大大作工，叫信徒认罪，并愿意饶恕仇人。
  • 1919-1923年间应曾任河南省长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时常向冯属下的官兵布道，为至少四千名以上的官兵施洗
  • 1933年，古约翰仅存的左眼，也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不得不打算回到加拿大。1932带领472人信主，1933年则有778人，1934年攀升至966人，1934年年底，古约翰搭车离开四平街车站的时候，送行的人有的因悲伤过度而不支，有的喊着说，以利亚离开我们，我们个个必须像以利沙。此时眼泪湿润了每人的眼眶。

1913-1915奋兴布道：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丁立美，穆德（John R. Mott），艾迪（G. Sherwood Eddy）

1913穆德和艾迪在十四个城市召开青年布道会，七万多人次参加，主持的科学演说会，亦有近六万人出席，盛况空前；会後有万多人参加查经班，一年内领洗者亦有千余人。

1917新春特别星期布道：全国各教会都有参与，河南，东北30%信徒参加

1918新春特别星期布道：8000多教会支持，艾迪再度来华。

cgcm-xingyang November 18th, 2025

Posted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