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抑郁的迷思（十一） ——抑郁症可以预防吗？

抑郁症可以预防吗？如何避免得抑郁症？找到快乐就可以远离抑郁吗？如何教自己快乐起来呢？

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受到精神分析学很大的影响。不管佛洛伊德的本意是否要鼓励自我释放和自我追寻，至少在西方社会里，佛洛伊德的利比多理论，驱使人们重视如何释放与满足自我的欲望，特别是性爱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想极力挣脱他们所谓的“道德与宗教的枷锁”，把人生的意义放在释放和满足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上，认定这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再加上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影响，在追寻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似乎全盘放弃基督教信仰对人生意义的诠释，以及对人们行为道德的要求。

经过这么多年的自我追寻，21世纪的西方人有没有更加快乐呢?

最近联合国发表了一个“世界快乐报告”，发现的确是西方国家比较快乐。在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里，最快乐的头十个国家，全是西方社会的。排在前二十五名内的，只有五个中南美洲国家和三个中东国家，其它都是西方国家。

快乐不容易衡量。联合国报告的专家们以两个标准来衡量快乐：第一：有多少正面和负面的感觉；第二：对自己生活质量评估的满足度。专家从六个指标来衡量生活质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健康寿命的年数，社会贪污腐败程度，人民对慈善机构的捐献，发生困难的时候是否有地方可以求助，以及人生选择的自由度。从这六个指标可以看出，当代社会科学家认为，好的生活质量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欲望有没有得到满足，而是需要达到一些基本的社会与个人道德标准：比如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彼此扶持的人际关系，有肯付代价去帮助别人的精神。

换句话说，就算撇开宗教不谈信仰，快乐也不是单靠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获得的，还需要生活得有意义，有爱，有自由，有公平，当然也需要有足够经济收入和身心的健康。

在联合国的快乐报告里，中国与香港排名都相当低，台湾与新加坡比较高。从报告的排名上来看，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好像不是很快乐。理由在哪里呢？没有确实的数据，我们只能推测。

我想到可能的理由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人太注重面子，过分注重面子可能造成人际间不透明（妨碍人际间真诚坦然的沟通），对别人的意见顾虑太多（增加对自己的压力，要讨别人赞许可能导致自己心理不平衡），注重外表（导致里外不一致，忽略培养内在生命的成长），为了要面子而放弃争取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情等等。

第二、不善于坦诚公开沟通。中国人似乎习惯于“心照不宣”，“尽在不言中”，“无声胜有声”。把事情埋在心里，把实情隐瞒（特别是不好的消息或事情）好像成为一种美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生活，心情很难舒畅。

第三、在争取成就的时候，把成就定义得太狭窄。争取成就是好的，只要途径正确。可是如果把成就的定义限制在名成利就，争取成功的代价对很多人来说就太大了。人生的意义，不能单单从成就里获得。

第四、专顾自己，缺乏爱人的精神。“各人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外国人名成利就， 很多时候会把大量的金钱捐给一些机构，如大学、医院、图书馆，或其它福利机构。联合国的快乐报告里，就以对慈善机构的捐款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相对来说，中国的富人好像比较不喜欢慷慨行善，他们宁愿把钱财守住，留给自己或子孙享用，顶多也就是捐钱修建庙宇，为的是积德。因此，要真正快乐可能比较困难。

有关其它生活质量的社会因素，如贪污腐败的程度，我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可能比其它国家快乐，可是西方国家的抑郁症流行率似乎并没有减少。西方国家的自杀率，过去十多年间也沒有減少。预防抑郁症，需要减少诱发忧郁症的成因，就是说，需要减少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既然基因不能改变，那么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诱因吗？从理论上来说，上面提过导致快乐的生活质量因素，如彼此相爱，公义和平，人生意义，身心健康，以及有足够的经济收入，都应该可以减少诱发抑郁症的环境诱因。当然这还是需要实证的。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预防忧郁症有关的研究报告。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科学只能解决人类一部分的问题，因为科学专注的是机制，而不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终极目的。人生意义与目的属于信仰的范畴。人类的基本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活着有什么目的和意义，这些问题只能从神特别的启示里找到答案。我以下面的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案例《十二》：一个五十岁的少数民族女人，十七岁开始第一次患双向症。她有很强的家族历史;父亲和大哥都因着患了双向症而自杀，其他三个兄弟姐妹也都有双向症。她在17岁到40岁之间，住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超过30次。三十五岁的时候她信主，这是她的民族背景不容许的。信主后有喜乐，不再想自杀，可是因为不肯持续服药，信主后头五年，双向症时有反复与复发，还是需要住院治疗。四十岁时，她终于决定接受自己有双向症，需要治疗，并且持续不断服药，跟医生配合，结果十年里没有再发病，不再住院，非常喜乐，并且向丈夫、母亲和妹妹传福音。信仰与治疗配合的美好效果，在她的身上是明显的。

案例《十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常被父亲毒打。后来母亲跟姨妈信主，带他离开父亲。我在他15岁的时候第一次看他，他的情况非常不好，多动，行为失控，眼睛从来不看人，根本不说话。一个15岁自闭症的小孩，在国外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案。他母亲和姨妈不断以爱心带领他，教会也给他们很多的帮助。三年后，他有不可思议的改变，跟人有眼目的接触。多动症与行为失控方面也有明显的进步。说话也多了，还能做简单的祷告。他用粘土捏成精致的小动物送给我。虽然他以后大概不能独立生活，可是这自闭症状的显著好转，在国外最好的治疗环境里，也很难获得。

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学家，普遍轻视基督教，认为基督徒是幼稚不成熟的弱者，需要依靠一个自己内心投射出来的全能上帝。弗洛伊德（SigmundFreud）与爱里斯（AlbertEllis）敌视基督教的论点，是人所周知的。马克思的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更成为许多人对基督教负面的评价。

可是，过去二十五年的研究，发现基督教信仰对精神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有一项对一千多个高智商儿童的史丹佛长期（超过五十年）追踪研究发现：有信仰（主要是基督教和犹太教）而且高智商的人，一生中的身心健康与事业成就，比那些没有信仰的同样高智商的同辈高很多。在第六章里，我已经提过信仰对精神病与身体其它疾病的帮助，目前灵性与价值观的课题，已经进入精神科与医学研究的主流，不像以前那样被边缘化了。

不但如此，就是在整个心理治疗的行业中，人生意义对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也开始被重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意义治疗（Logotherapy）进入了心理治疗的主流，因为它的理论立场跟当时主流的心理分析，行为治疗，客户为本治疗等相悖，引起了不少争论。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争论已经慢慢消失。其他学派也开始融入意义治疗的内涵。

意义治疗是维也纳的Vicktor Frankl 弗朗歌医生提出的，他的代表作是《意义的追寻》Man’sSearch For Meaning。弗朗歌是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根据他在纳粹集中营中自己身为生还者的经历与观察，发现在集中营里受尽难以言状的痛苦之后，还可以存活下来的囚犯，只有那些真正找到人生意义的人。对他来说，人可以战胜逆境，并不是因为他已经找到欢乐或自我解脱（就如心理分析所建议的），也不是因为找到了合适的心理反射条件（如行为派所说），更不是理性上找到了集中营残暴行为的合理解释（如认知派所说），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目的。

第六章《信仰对精神健康有帮助吗》，我已经提到过最新研究对精神健康有帮助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都与人生意义有关。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人要争取获得精神健康，需要找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然，基督徒相信，人生的意义只能在基督耶稣里找到。可是，基督徒的信仰需要落实。下面我再讨论如何落实基督徒彼此关爱的信念，以达成帮助精神健康的四个要素。

最后，我在第七章里已经提过，信仰主要的帮助并不在于改变症状，而在于更新灵命，启导自己从永恒意义的角度来理解并接受临到身上的精神或身体疾病，在此就不重复了。

cgcm_media August 5th, 2018

Posted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