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出人意料的开始 – 王嵩 (信仰探讨)

相传在一世纪的时候一位外邦人遇到一位基督徒。外邦人说：我想多了解一下你们传的这个叫基督教的新宗教。你们的神庙在哪里？ 

基督徒回答说：我们没有神庙。 

什么？那你们在哪里朝见你们的神？ 

基督徒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我们无论在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 

有意思。但你们如何献祭呢？

我们不献牲畜，谷物，美酒为祭。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人献了祭。现在我们唯一要献为祭的是自己的身体，生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

嗯，太有趣了，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你们的祭司，我想向他多请教请教

我就是个祭司。

不，你不是祭司，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我在市场上看见过你

基督徒回答说：你也可以成为祭司，只要你委身于基督，信靠祂。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祭司

这个对话是想象出来的，但它很生动地显明了基督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重大不同。一世纪的基督徒正是过着这样的信仰生活，这样建立基督徒的团体。两千年前，这样的回答让世界无比惊讶。有意思的是2000年后，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但很多基督徒不再像一世纪的基督徒那样看待这个信仰，他们更多的把教堂看作神的殿，把牧师看作神的祭司，把每周日做礼拜，十一奉献看作对神的献祭。总之让基督教越来越像其他宗教。我们这学期会一起看一些基督教历史上的人和事，有些是垂范千古的事迹，有些是不那么光彩的篇章。我们的目的之一，借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口号：就是回归本源，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厘清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化，权力，人心的欲望对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塑造与侵蚀，而让我们透过这些重新看到这个信仰的本源。

今天我们来讨论基督教最初的一两百年。这个信仰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开始，凸显了它的神秘和不寻常。

第一个出人意料：基督教是在它的创教领袖死了以后才开始的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种宗教是建立在其创始人的“失败”之上。通常，一个宗教的诞生，需要创立者的成功、智慧或胜利：释迦牟尼的开悟，孔子吸引大量学生，穆罕默德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但基督教恰恰相反——它开始于一个最羞辱的死亡。在罗马世界，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它保留给奴隶、叛乱者、最下贱的人。它太屈辱了，以至于罗马公民都不许被处以十字架之刑。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在社会眼中不仅是罪犯，更是个人神共弃的对象。对于宗教，思想领袖来说，死亡不一定是问题，但死亡的方式是大问题。苏格拉底也被判处了死刑，但他在朋友围绕之下，一边讨论灵魂不朽，一边平静地喝下毒芹汁，挥洒自如，了无牵挂。因此，苏格拉底的死在希腊世界被看成是“哲人殉道”，他的死强化了他爱真理胜于爱生命的高大形象。

对比之下，耶稣的死在一世纪的犹太与希腊罗马文化圈中，几乎是最不堪的处境。祂不是在门徒围绕的课堂里谈论崇高的理念，而是在耻辱的刑场上，被罗马士兵戏弄、鞭打、剥去衣服，最后悬挂在十字架上。对犹太人来说，钉十字架意味着“被神咒诅”（申命记21:23 “被挂在木头上的是神所咒诅的。”）。犹太人本来很多人因为耶稣与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不同而远离耶稣。这样的死亡方式更是让他们确信耶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被神弃绝的。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十字架是奴隶和罪犯的极刑，是最下贱的死亡方式。没有哲学家的尊严，没有英雄的壮烈，只有赤裸、血污与耻辱。按常理，这样的死亡不可能激发任何“崇敬”或“效法的心”，只会让人对他避而远之。在罗马的帕拉蒂尼山出土过一个公元二世纪的涂鸦：一个人跪拜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形，但那人头却画成驴头，旁边写着“亚历克萨美诺敬拜他的神”。这是当时人嘲笑基督徒的证据，认为他们拜的是一个被羞辱的“驴子神”。（驴子和马，骡子相比是更下贱的牲畜，驴比较笨，驴代表谦卑，基督教几乎在每个地方颠覆世界的价值观。但中世纪教会权贵不再骑驴） 基督教很容易被嘲笑，被人dismiss，不以为然。因为它宣扬的并不是人们自然而然感兴趣和追求的东西比如权力，能力，物质丰盛。这也是传福音的难处。福音是好消息，但不是不言而喻的好消息。

然而，保罗却宣告：“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1:23-24） 基督教从一开始传的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正是基督信仰出人意料的地方：耶稣的死亡并没有成为祂运动的终点，而是成了信仰的核心，救赎盼望的关键。这不合情理，历史上也没有类似的例子，为什么会发生？正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另一个核心：耶稣的复活。复活使十字架不再是失败的符号，而是得胜的起点；不再是羞辱的记号，而是荣耀的冠冕。正是从这个最羞辱的刑具，神彰显了他智慧与能力。那些最早的基督徒因为亲眼见证了耶稣的复活，生命得到完全的反转，价值观得到完全的更新，那些听了他们所传的道就相信了的人，是看到他们的与众不同,被他们的生命生活中喜乐平安谦卑舍己说吸引，除非他们所传的是真的，无法解释

这就是基督教出人意料的开始：不是从荣耀走向荣耀，而是从羞辱走向荣耀；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神的拯救。这也是它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不是对品格完美者的奖赏，而是软弱失败者的盼望。十字架的信息正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神可以成就最伟大的事。被世人嘲讽的，代表屈辱的十字架成为荣耀，拯救的标志， 

第二个出人意料：基督教的传播背后没有帝国的军队外交，反而常受政权迫害

在人类历史中，大多数宗教或思想体系的扩张，往往依赖权力的扶持或武力的征服。埃及、巴比伦、罗马的宗教，都与帝国的权力紧密结合；伊斯兰的扩展也伴随着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但基督教的传播，却是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故事。在罗马帝国，皇帝既是政治统治者，也是宗教领袖；祭祀国家的神明被视为忠诚的表现。基督徒拒绝参与帝国的祭祀，拒绝向凯撒焚香，结果被认为是不忠之人、危险分子，常常被排斥、甚至抓捕，处死。基督教不是借助国家机器扩张，反而常常是国家刀剑下的受害者。更特别的是迫害成为基督教传播的动力。当司提反殉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大逼迫，门徒分散各处（徒8:1）。但这并没有使教会消失，反而使福音传到犹太，撒玛利亚，小亚西亚。当罗马帝国以为可以用权力和武力消灭教会时，基督教反而越发扩展。特土良在二世纪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约公元155年，士每拿主教玻利卡被捕。当罗马官员劝他“只要说‘凯撒是主’，就能得释放”时，他回答：“我服侍我的主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我，我怎能亵渎我的王、我的救主？” 最后他被焚烧殉道。当人们看到基督徒唱着赞美诗走近斗兽场，在酷刑面前视死如归时，很多人开始思考，他们信的这个基督如何能给他们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平安和盼望实在世所罕有。基督教的胜利，不是靠刀剑，而是靠见证。（澄清。西欧，北欧，中国，非洲）这是基督教传播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一个常被排斥、受逼迫、没有政权护航的群体，竟然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7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与佛教的比较：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兴盛源于阿育王的支持，失去政权支持后佛教在印度几乎消失。在中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取得成功，一大原因是它不否定当地原有的神祇，而是常常采取兼容并蓄的策略。例如在中国，佛教与道教、民间信仰发生交流和融合；在东南亚，也与当地多神崇拜并存。信条本土化。基督教向德国，北欧，英国，爱尔兰的传播不是在罗马帝国的支持下）

第三个不寻常：没有种族基础和文化认同

在古代，宗教往往与民族、血统和地域紧密绑定。

犹太教：这是典型的民族宗教，根基在以色列民族，身份认同和律法遵守是进入群体的前提。

希腊、罗马宗教：以城邦或帝国为单位，人们崇拜各自的守护神明。宗教与政治、文化身份捆绑在一起，生而为雅典人，就该敬拜雅典的神；生而为罗马人，就应祭凯撒与诸神。所以在华人当中对基督徒有一个常见的批评，就是你们怎么信洋教。可以什么都不信，但是要信就应该信我们中国的。正是源于这样一个宗教观，宗教是属于民族的

在这种语境下，一个没有民族基础、没有文化传承的宗教，通常很难有生命力。

基督教却恰恰反其道而行：它不是一个“民族宗教”，即便源自犹太人，核心却是对所有人的开放。耶稣复活后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28 宣告：“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按常理，这样的宗教应该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被边缘化。但基督教在其后的2000年里表现出惊人的跨文化性 （跨文化但不改变核心信条）。这正是因为它的力量不在于血缘上的亲和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大家来到这个信仰面前不是因为它讲的特有道理，它的哲学特深奥而精妙，不是因为它的故事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关乎拯救的一个好消息，基督徒对信仰或者说对这个宗教有和其它宗教传统很不同的一点：神，宗教并不属于某一个民族，所有的民族都属于神。

第四个不寻常：初代没有中央机构可以进行有效管理和经营

在古代，想要让一个宗教或思想体系迅速传播并维持统一，通常需要中央管理与制度化：

犹太教有耶路撒冷圣殿和祭司体制，祭祀和律法裁定由大祭司和公会统一掌控。

罗马宗教由帝国和地方官员监管，帝国祭坛和皇帝崇拜维系“全国一致”。

各类哲学学派（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等）都有大师和学园，传承依赖组织化的教学中心。

没有这种“总部”，思想往往迅速分裂，难以持久。

基督教最初却完全没有中央管理机构：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起点，但很快因逼迫而分散；各地教会由长老、执事牧养，本地自治，形态各异。使徒们的角色不是“中央官员”，而是巡回的见证人和书信的作者。尽管没有中央机构，初代教会却保持了核心信仰的一致性。教会在安提阿、哥林多、罗马、以弗所等城市落脚，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语言、文化与社会背景。照理说，应当出现许多彼此冲突的理解。但从《新约书信》可以看到，虽然地方教会有道德问题，但同一个福音的认信在第一世纪中被清晰地守住。（二世纪开始，教会需要回答更复杂的问题：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如何关系？神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与不同哲学、宗教传统碰撞（如诺斯替思想、希腊二元论、犹太律法主义），导致各种“混合式”信仰冒出。使徒们相继去世。没有了亲眼见过复活基督、直接领受启示的人，教会失去了一个天然的统一标准。因此，二世纪开始，很多人提出新的解释和思想，争夺“正统”的话语权。 权力开始进入教会；早期圣灵的呵护，后来发展的必要，就像父母照顾孩子）

今天我们容易以为，组织越强大，教会越有力量。但基督教的起点告诉我们，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在组织当中，而是在圣灵，顺服，委身当中， 这些圣经中反复说的，我们听起来很熟悉，但行起来有些陌生的概念。

第五个不寻常：排他性

在罗马帝国与希腊文化中，宗教是多元并存的：

城邦有各自的守护神，帝国也承认无数地方神明。

普遍的观念是“神越多越好”，罗马宗教不断把外来神明纳入自己的体系，在罗马有来自埃及的“伊希斯神庙”、波斯的“密特拉祭坛”。

多元宽容是一种政治与文化策略，为了减少冲突。

基督教却毫不妥协地宣告：“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种绝对的独一真神信仰，在罗马帝国被看作危险的排他性。基督徒不愿意在凯撒像前献香，不参加地方祭祀，被视为“不敬神明”，甚至被指控为“无神论者” 按理说，在多神文化里，一个拒绝与其他宗教妥协、甚至断言“别的神都是假的”的信仰，应该很快被孤立和消灭。

它既没有政治庇护，也没有文化宽容。

它得罪了帝国（因为拒绝凯撒崇拜），也得罪了地方宗教。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样的宗教很难存活。

但出人意料的是，正是这种排他性，反而赋予了基督教强大的吸引力和身份认同。基督徒知道自己“与世界不同”。这种界限带来强烈的群体认同与彼此支持。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周围截然不同（如拒绝弃婴、性混乱、暴力娱乐）。这让外人即便反感，也不得不敬佩他们的生活。

对罗马人（很多现代人）来说，宗教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国富民强的工具。如果接纳一个新神比排斥它更有益处，就接纳，如果接纳带来很多冲突，就排斥。

对基督徒来说，神不是一种社会契约，而是真理本身。真理天然具有排他性。因此，基督徒不能像罗马人那样，把神当作策略工具，而必须忠于独一的真神。

在多神的罗马世界，基督徒的坚持显得顽固、狭隘，既“不合群”，又带来文化，社会，政治风险。照理说，这样的宗教应该被边缘化。但事实却出人意料，基督徒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宁可殉道也不妥协，反而使福音更有力量。不是排他性宣称有力量，是对排他真理的信所发出的生命改变具有力量（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迫害面前有平安，仍然宽恕；他们在瘟疫、饥荒时主动照顾病人和穷人） 真正减少冲突的不是对其它信仰的接纳而是对有其它信仰的人的接纳和爱。 后来的基督徒很容易接受并宣扬排他性真理，但并没有按真理去生活，反而有了掌握真理的傲慢，这就是与初期教会的见证背道而驰了。

第六个不寻常：威胁等级社会的平等思想

罗马帝国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公民、自由民、奴隶泾渭分明，法律地位完全不同。社会的运作不像现代社会基于平等的契约，而是基于庇护-依附关系：依附人服从，侍奉，尊崇庇护人；庇护人对依附人有恩慈，怜悯，保护，提供经济机会。罗马人看待神明也像“庇护人”：人向神明献祭、尊崇，神明则赐福保护。在犹太人中这种不平等同样是根深蒂固的。犹太人的祷告。

基督教反其道而行之，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在教会中，奴隶与主人一起领圣餐，妇女与男人一同祷告。在福音里，人不是通过“献祭来换取庇护”，而是直接因信进入与神的亲子关系。这是极其“出人意料”的，早期教父贾斯汀（Justin Martyr, 2世纪）描述基督徒的聚会时说：“我们不分穷人或奴隶，富人或自由人，大家同样领受圣餐。”

在一个奴隶不能与主人同桌吃饭的社会，这是颠覆性的见证。奴隶在教会里被称为“弟兄”，甚至有些奴隶成为教会领袖。而且是危险的：一个信仰共同体竟然模糊、甚至否认了当时最坚固的社会界限。为什么危险？如果奴隶在教会里和主人平等，这思想本身就动摇了奴隶制度的合法性。这是基督教废奴主义从始至终的呼声“拥有神形象的弟兄怎么可以像牲畜一样的买卖？若妇女在基督里与男人同为一体，就冲击了传统父权的单向尊崇关系和家庭秩序。难怪二世纪的罗马作家塞尔苏斯讥讽基督徒“让妇女和奴隶参与信仰”，认为这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按常理，这样的平等思想只会被视为“危险”而遭打压。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思想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成为基督信仰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被忽视、被压迫的人在教会里找到了尊严与身份。这使福音能迅速在广大平民、奴隶、妇女中传播。教会因此成了“另类共同体”，见证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天国的秩序”。在这个新型共同体中，真正的权柄不再是建立在 提供庇护的能力，而是建立在彼此服事、彼此相爱上。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初期教会的“出人意料”揭示了它的力量所在。这些令人震惊的，不和常理的独特性使这个发源于帝国边陲的小小运动迅速传遍了地中海世界。但今天在许多地方，这些特质都或多或少被削弱，使基督教看起来更像“社会宗教”中的一种。

十字架更多成为文化符号，人们强调基督教让我找到内心的平静等等对个人的益处，弱化了“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真义。

初代教会在逼迫中仍然扩展，证明教会的生命力不靠权力。今天越来越多教会和基督徒热衷政治，对权力的得失极敏感，甚至有时为了“影响力”而迎合权力，失去“在逼迫中见证”的精神。

初代教会超越民族与文化，犹太人与外邦人成为一体。今日：教会往往受制于民族、文化或阶层的界限，分化为“族群教会”“文化教会”

初代教会缺乏组织能力，靠圣灵和福音保持合一。今天教会机构化、行政化，仪式化，这些改变使教会能做一些大事，但有时也会使教会变得更像企业或社团组织，

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进退失据，或者害怕得罪别人而不敢为真理做见证，或者大声坚持真理而真的得罪别人，甚至把人推的离福音更远

今天我们看了基督教的前一两百年。它面临着一连串的挑战却出人意料地成长起来。下周志雄会介绍早期教会经历的最大的挑战，命运中最出乎意料的转折：基督教从被普通人厌弃到被普通人追捧，从被迫害的社团到拥有了帝国的军队和钱袋。是福是祸，可喜可忧，我们下周一起来看。

cgcm-xingyang September 14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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