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兴与理性】从萨佛纳罗拉和皮科讲起 – 王嵩 (信仰探讨)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奋兴与理性， Revival and Reason, 这两者可以算是近500年来基督教发展的两条腿。教会得以站立和前进都离不开这两条腿的平衡与互动。奋兴让信仰回到起初的火热与纯真，使冰冷的教义重新有了生命，使个人与群体重新经历神的同在。理性则帮助信仰不断思考与澄清，使教会在面对文化、科学与哲学的挑战时，能够有理有据地回应，避免了陷入盲目的狂热与迷信。这两者不是彼此对立的，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奋兴给理性以力量，理性帮助奋兴纠正方向。但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它们之间的张力，偏重一面的基督徒间彼此冲突。当热情失去理性时，信仰容易走向极端；当理性失去热情时，信仰又会变得冰冷。今天我们要透过两位宗教改革前夕的人物，两个非常不可能成为朋友的朋友——萨佛纳罗拉与皮科——来认识这两大传统如何并行，也如何影响此后五百年的教会。

教会发展到15世纪末，已经成为一个塑造欧洲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它把从俄罗斯到爱尔兰，从冰岛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统一在一个信仰文化之下。教会为征战不休的欧洲社会提供了稳定性，行使着地方政府的实际职能，也成了学术，教育的中心。但到了这个时候，教会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这里列出了两组问题，一组是一位天主教学者总结的，一组是一位新教学者总结的

神学：失去了批判性，与现实脱节，圣经研究成了证明教会正确的工具，而不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头

礼仪：成了神职人员的表演而不是民众的参与。圣人崇拜，朝圣，赎罪等敬虔的行动目标是避免惩罚而不是建立与基督的关系，信仰成了另一种功利主义。

政治：教皇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只是众多权力掮客中的一员。教皇的军队也与其他军队一起为抢地盘大打出手。

教会：层级结构建立了一个类似世俗的等级制度。底层民众被剥夺了权利，被边缘化。神职人员的腐败问题也随之而来。

对行为的强调模糊了得救的途径

教皇和教会权威高于圣经

腐败并卷入政治

否认普通人可以直接与圣经和上帝建立联系

我们谈到教会的腐败，常常想到的是主教贪污钱财，包养小三这类道德腐败。其实一个更严重的腐败是教会，神职人员没有做自己的工作。主教从来没去过自己的教区，神父不认识自己的教民，教会没有教育，宣教，没有安慰关怀。普通信众对教义缺乏基本认识，迷信蔓延。

任何对信仰认真的人都会同意，大规模的彻底的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实际上在马丁路德之前，很多人已经开始提出路德提出的那些意见，开始在教会内部做改革的努力。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两位主人公，带到15世纪末的佛罗伦萨。

1497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一群人偷偷潜入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萨佛纳罗拉讲道的地方，他们把人的粪便涂在讲台附近，把一头死驴放在讲台上，最后把钉子倒钉在桌面上，期待萨佛纳罗拉在清理完所有污秽，开始讲道时，会比平时更加愤怒的拍桌子，从而被钉子刺伤。你肯定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会激起别人如此的愤恨。

如果你生活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我保证你会对他有强烈的好恶。没有人会对他无动于衷。萨佛纳罗拉是道明会的修士。道明会的宗旨是传播福音，除灭异端。他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浑身散发着强大气场。他讲道时常常有一万五千人来听。那可是个没有麦克风的年代。简单地说，萨使很多人确信他是一位先知，他和上帝之间有热线电话。而萨也对佛罗伦萨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1494年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不战而降，引起市民们的愤怒。一群反对美第奇的富商联合人民赶走了美第奇家族，宣布佛罗伦萨成为一个真正人民共和国。萨佛纳罗拉抓住了这个机会，要把佛罗伦萨改造成新耶路撒冷，人民不需要君主，教皇告诉他们怎么做，而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过悔改，简朴，圣洁的生活。教会根除腐败，恢复属灵的纯正，社会上要禁止赌博，淫乱，酗酒，孩童和青年要成为道德警察，提醒成人守规矩。要清除会败坏人心的艺术品，饰物，书籍。萨像旧约先知一样毫不惧怕权贵和君王。他严厉地批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养情妇，生私生子，夜夜笙歌的腐朽生活。他同样批评文艺复兴艺术家助长享乐和肉欲，批评人本主义学者高抬哲学，古典学问，凌驾于圣经之上。萨自己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反对知识，反对艺术，但是他反对一切让人远离神的东西。在他20岁加入道明修会时，写信给父亲说我要生活的像一个有理性的人，而不是只跟随情欲的动物。所以他不是个狂热的宗教疯子，而是个注重理性的人。只是对他来说理性必须为神服务。他在佛罗伦萨宣讲神的审判，说神留给人的时间不多了，每个人必须抛弃原先奢华罪孽的生活，转向神。他的讲道非常有能力，可以点燃听众心中的火焰。很多人听了他的道，把自己的貂皮大衣，珠宝首饰，书籍绘画都扔在广场中心，虚荣之火。佛罗伦萨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是文艺复兴的中心，是欧洲最好的学者讨论哲学科学的场所。就像今天的纽约波士顿，以常理而论，是这一类宗教狂热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但它确确实实的发生了。大画家波提切利以画希腊神话女神著名，他被萨深深打动，烧了自己的画，主动回到更神圣的主题，儿童成群结队在街上唱圣诗，搜寻虚荣品。欧洲最世俗的城市看起来变成了属灵复兴的中心。让我们先停在这里，回过头去看一下皮科。

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比萨小11岁，但成名更早。他身高185，非常魁武。人极其聪慧，14岁入博洛尼亚大学学法律。然后一直在欧洲各地游学。他能讲7种语言。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是个典型的文艺复兴学者。文艺复兴的一个核心精神是回到本源，不仅是绘画雕塑哲学要回到古希腊罗马的本源，读圣经也是如此。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学者西迁带来了原文圣经。人们开始质疑拉丁译本和教会的教导。

皮科立志要写一本书，把所有人类知识归纳为900多条普遍的真理。他认为教会拥有真理，但并不垄断真理。在教会之外圣经之外也有真理。这在15世纪是个革命性的想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切真理或者说一切重要的真理都在教会以内。而对于圣经，信仰，道德判断的一切问题，最终权威在罗马教廷，异端审判与焚书制度正是这种思想垄断的体现。说“教会不垄断真理，真理不必通过教会才能被认识”——这是一种对权威的根本性挑战。他认为神的智慧是普遍的，在各种文明、哲学与宗教中都有反映，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逻辑、犹太卡巴拉、伊斯兰神秘思想，都是人类以不同方式接近真理的努力。他希望把这些“片段的真理”汇聚在一起，展示出神在全人类历史中的普遍启示。教会是神启示的中心，却不是神启示的边界。皮科认为人是神所创造万物之中唯一拥有理性和自由意志并可以用之提高自己的生物。所以学习是人的第一要务。唯有不断学习，思考，善用自由意志，人才可以实现净化灵魂的目的。他的理想是：通过哲学与神学的对话，实现知识与信仰的统一。他认为自己不是异端不是什么人本主义者，但教皇不这么看，他组织了一批教会的学者审查了皮科的书，并把它定为异端。皮科只好流亡到佛罗伦萨。他介绍萨佛纳罗拉来到佛罗伦萨，因为他被萨的讲道深深打动。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皮科相信我们应该广泛学习各文化的智慧以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只能追求真理，不能垄断真理。萨相信世界上充满了假先知和肉体眼目情欲的诱惑，而他绝对垄断真理。但是皮科被萨的敬虔，他的教导深深打动以至于想要加入修会，把自己的财产捐给萨的修道院。萨触动了皮科心中那个我们说不清楚，几千年来的神学家也没能描述解释明白的东西。我们暂且称之为宗教情结。它不是人念了多少书，进行了多么深入的思考后得到的，它好像原来就在那里，它可以被各种方式唤醒，让我们的心灵和那个远超我们个人和世界的神建立连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它。而它一旦被唤醒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改变我们，改变社会。

两个人都相信人们不需要君王，教皇，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获得真理。两人都认为教会需要改革，要根除腐败，要在道德上洁净，要回归本源。这些也是宗教改革的先声。但是两个人的结局都很不好，皮科1494年31岁就突然去世，很可能是被人下了毒。萨主持了他的葬礼。4年以后，教皇宣布萨为异端，将他开除出教，公开号召处死萨。很多佛罗伦萨市民没有了酒吧和赌场也开始对萨越来越不满。4月8日，一群人袭击了修道院，抓走了萨和另两位修士。三人都遭遇长达数周的酷刑，最后在当初点燃“虚荣之火”的广场被处以绞刑并焚尸。我们现在可能感到很吃惊，那时人们会用如此极端和暴力的方式对待皮科和萨这样两个手无寸铁的人。但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思想（ideas）常常被视为是具有爆炸性的危险力量。那是一个信仰、政治、社会秩序紧密交织的时代——思想不只是个人观点，而是对整个社会架构的挑战。一个新的观念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政治革命、甚至灵魂的“失序”。因此当局往往以火刑、流放、禁书的方式“扑灭思想”，而在他们的眼中，这是一种“防火措施”，不是残暴，而是维稳。现代社会的思想自由，其实依赖于社会的法治、学术制度、舆论空间的种种规则和调控。这些正是在前人付出重大牺牲后慢慢发展出来的。而它们其实也很脆弱，不要觉得我们永远不会回到政府和社会禁书，禁言，关押异见分子的黑暗时代。

萨和皮科这两人代表着人们宗教情感和实践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萨所代表的是奋兴主义的一面，他呼吁人们回到基督信仰的最纯净的核心，去除一切阻碍敬虔的情欲，享乐，虚荣，他的信仰像烈火一样燃烧，带着审判的力量，也带着净化的渴望。皮科所代表的是理性主义的一面，他相信人藉着理性与思辨，可以理解神所设立的秩序与智慧。他的信仰像清水一样流动，宁静、透明，却也有深不可测的力量。从这两人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两个传统的一些特征：奋兴主义代表着信仰的激情和纯粹，它呼唤人回到最单纯的信仰状态——像孩子一样信靠，像殉道者一样忠诚。它追求的是一种毫不分心的专注，一种“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的决心。因为单纯，所以能够全然投入；因为要完全，所以不容妥协。奋兴的火点燃悔改的心，唤醒麻木的灵魂，让人重新感受到信仰的真实与力量。但同样的火，也可能灼伤人——当热情缺乏理性约束时，信仰就容易滑向狂热与专制。而理性主义代表着信仰的宽度和深度，它不满足于盲目的热情，而渴望理解神在创造中的智慧、在历史中的作为。理性主义者相信，真理不怕探问，信仰可以经得起思考。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在理解中生出的敬畏——不是情感的高涨，而是理智的谦卑。因为有宽度，所以注重宽容：他们看到真理的多面性，也看到人的有限；因为要理解，所以更加清醒与温和。理性让信仰能够与文化、科学、哲学对话，让基督教不被世界的变化所吞噬，而能与时代同行。但如果理性走得太远，信仰也可能失去热度，变得冷漠、抽象、无力感动人心。正如火需要水来节制，水也需要火来加热——激情与理性并非敌对，而是信仰得以成长的两种力量。火提醒我们信仰不只是思想，水提醒我们信仰不能盲目。当这两股力量能够彼此调和，教会就能既充满热情，又有深度；既能燃烧，又能持久——那才是成熟而稳健的信仰。

萨佛纳罗拉代表的奋兴主义在后代的一个代表是发源于英国，并深刻影响了英美两国历史的清教徒运动。志雄以前讲过，宗教改革时期，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离婚娶新娘生儿子，与罗马教廷决裂，加入了新教阵营。是为英国国教。英国国教会保留了不少天主教传统。尤其是主教制度和宗教礼仪方面。清教徒（Puritans）认为改革不够完全，想要使教会更纯洁（purified），强调个人要悔改、圣洁、重生。社会要因信仰而更新。清教徒追求简朴生活，推崇 勤勉和节制，反对奢侈、赌博、舞蹈、戏剧等娱乐。后世人们对清教徒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他们kill-joy, 扫兴。有个流传很广的话，清教徒是一群唯恐天下有人快乐的人。但事实上，清教徒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们反对娱乐，做道德警察的热情远比不上后来的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清教徒只是反对虚浮、放纵、与神无关的快乐。真正的喜乐来自于心灵的平安、与神和好的关系、家庭的和睦、诚实的劳动与群体的团契。但清教徒确实对属灵状况与罪的自觉极为敏感。他们不断地省察自己的动机、思想、情感，担心在无意中得罪神。现代人可能觉得这太过了，整天想着自己的罪，这日子还怎么过？清教徒也不觉得这样特别爽，但他们相信比总是思想自己的罪更糟糕的是犯罪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感受不到。我们了解清教徒的钥匙是他们的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论：他们相信得救与否全在神的预定和拣选。人的行为、功德、意志都不能改变神的决定。这在实际生活中给信徒带来深刻的焦虑。人们渴望得救，但无法做任何事来增加得救的机率，于是他们转而寻找“被拣选的证据”。我是不是有重生的经历，我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内住，他们相信善行，服事都是拣选的标志。这使他们在工作、家庭、社会中极度认真、勤勉、克制——形成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工作伦理（Puritan Work Ethic）”的精神。

清教徒的改革诉求得不到王室和国教教会的支持，并被限制出任教职，公职，因此一部分人决定前往美洲，不是逃避暴力迫害，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能自由实行信仰理想的“新耶路撒冷“。所以Pilgrim不是躲避迫害的逃亡者，而是追求宗教理想的开拓者。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抵达新英格兰，30年代，更大批“清教徒”移居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名言：“我们要成为山上的城，让世人都看见。” 他们实行公理制（Congregational polity）每个地方教会完全独立自治，不受主教或宗派机构约束。强调信徒共同的“契约”（covenant），以圣经为唯一权威。公理会不仅是宗教组织，更是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核心。教会与市政紧密结合：只有教会成员才能参与政治投票。只有有重生经历的人才能加入教会。教会推动教育：1636年创办哈佛学院，培养属灵与学术领袖。属灵热情高涨。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并不宽容。清教徒承认信仰不能强迫，不能用武力来让人相信，但他们对不信的人和信的不对的人毫不留情。但第二代移民子孙不像第一代那样火热。1662允许未经历“重生”的第二代受洗，部分加入教会。意图保留社会统一，但也导致属灵标准下降。随着商业发展与殖民地扩展，社会逐渐远离初代清教徒的属灵严格。到18世纪初属灵热情下降，信仰变得形式化。1730-40乔纳森·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等带领有了北美第一次大觉醒，特点是布道热烈感人，常引发群众哭泣、悔改、情感爆发。强调“心灵的宗教”，重视个人与神的直接关系，而非形式礼仪。反对信仰的理性化，主张真实的属灵经历。这一次复兴的时间不长，到独立战争前夜，北美周日去教堂礼拜的比例又非常低了。19世纪初，有了第二次大觉醒，这一次带来更群众化，更广泛的复兴运动，不是依赖于少数几个著名布道家。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如福音营，培灵会，祷告会，音乐敬拜，公开悔改，比第一次大觉醒更民主、开放、实用：人人都能悔改、传道。从加尔文主义“预定论”转向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行动。推动了宣教、慈善、社会改革（如废奴、禁酒，女权）。

而在英国，清教徒运动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剧情。查理一世时期，国王加强了对清教徒的打压，清教徒与王权冲突升级，成为导致英国内战的重要原因。在内战期间，议会军中，清教徒的宗教热情成为士气核心，议会军的统帅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本人就是清教徒。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英格兰成为共和国。清教徒掌握主导，在社会上推行清教道德规范：禁止戏剧、严格守主日、节制娱乐。这是清教徒政治影响力的顶点，但也因过度严格而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要求所有牧师遵守国教礼仪，约2000名清教牧师拒绝而被逐出。清教徒在英国开始边缘化。英国的共和国时期是新教全面掌握国家政权的一个实例。今天的教会中，我们仍常听到要让美国恢复基督教为本的国家的呼声。英国共和国时期的清教徒把属灵复兴的理想推向政治实践，以圣经为准则重塑整个国家的努力是个很有意义的前车之鉴。他们改革了教会制度，废除了主教制，教会开始由长老和公会自治；取消了公祷书，取而代之的是简洁祷告与讲道，以圣经为唯一权威。目标是消除仪式化宗教，恢复“纯正”信仰。但取消了自上而下的权威后，各种新派想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取消了错误的权威并不保证信仰的纯正。在社会层面，清教徒政府试图建立“圣经化社会”。关闭剧院、禁止舞蹈、赌博、斗熊、圣诞节庆祝，周日禁止商业与娱乐活动，成立“道德委员会”监督风俗、惩治通奸与酗酒，鼓励圣经教育与识字；严格审查出版物。这些政策走在了多数民众的前面，民众普遍感到厌倦：生活太“灰暗”、太压抑，缺乏欢乐。人民感到被压迫，复兴变成了枷锁。所以克伦威尔一死，查理二世复辟，立即恢复英国国教制度。清教徒政策被全面推翻。这段历史给我们不少教训：属灵奋兴常常是个人的，小群体的。一旦进入国家机器，就必须转化为律法与行政命令，一方面属灵热情往往因此枯竭。另一方面民众没有准备好，信仰变成了压抑而不是喜乐和自由。属灵火热无法长期以政治制度维系——这正是复兴主义的结构性限制。一个信徒理想中的基督教共和国是否有可能建成，其实是有很大疑问的。但是清教徒运动在英美文明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大力推动教育，他们的读经传统形成了英国与新英格兰高识字率与学术氛围。工作被视为荣耀神的呼召，不是谋生的手段。勤勉、节制、责任、守信成为美德。后来被马克斯·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根源。清教徒相信人与神、人与人之间都立约，社会是一个信仰共同体，而非权力统治关系。这种契约观成为社会信任与自治的基础。推动形成了西方社会中“公民德性”与“良心监督”的传统。塑造了英美的公共伦理。推动了反专制与有限政府思想。比如《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Compact）体现“政府来自人民同意”的理念。

皮科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在后世的一个代表是启蒙运动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如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就像提到宗教改革运动，人们往往以为这只是新教徒发起的改革运动。但实际上天主教内部的改革也是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同样的，一提到启蒙运动，人们往往以为这只是无神论者发起的反抗宗教束缚的思想运动。但实际上基督教思想家也积极地参与启蒙运动，并深刻地影响了教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宗教改革后的100多年里，欧洲发生了多次宗教冲突和战争，法国天主教暴民屠杀新教会众，英国清教徒砍了倾向天主教的国王的头，新教荷兰与天主教西班牙打了80年独立战争。德国天主教和新教的争斗最后发展成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欧人口减少30%。在这种背景下，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开始倡导宗教宽容。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洛克。他在1689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宗教宽容” 主张宗教争端不应该在战场上用火枪和刺刀解决，也不应该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解决。信仰不能被强迫；信心是心灵与神之间的事。国家权力只管外在秩序，不能干涉良心。洛克指出：宗教上的一些分歧有时是无法消除的。不可能证明某个信仰是错误的。可能证明某些想法是错误的。这是个事实，但教会和信徒如何应对这个事实，人们有了不同看法。洛克认为既然人们无法消除教义这些大问题上的分歧，就没必要浪费时间在教义争执上面，而应该注重内在道德与良心的自由。洛克认为基督教的真义不在于使徒信经上这一条条的教义而在新约中阐述的道德准则，耶稣所传讲的爱，舍己，和宽恕。这是基督教理性主义传统进入启蒙时代后的一次关键转向。从奥古斯丁的以信心求理解转为用理性评估信仰。洛克的思想奠定了后来自由派神学轻教义，重道德，轻神迹，重经验，轻神学争论，重社会实践的基调。把信仰的重心从启示与救赎转向理性与道德。但是这个转变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基督教的核心不是道德而是救赎，基督教伦理是建立在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基础上的。洛克与后来的康德都希望把这些神学教义拿开，用理性来建立道德律，却绕不开一个根本问题：理性无法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没有超越性的源头（神），道德命令只不过是社会共识或情感选择。洛克和康德为道德设立了一些理性的公理，然后从这些公理推导出道德律，就像数学一样。他们设立的这些公理看起来和几何学的公理一样不证自明，其实是因为欧洲一千年来都浸润在基督教伦理当中。比如，康德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最基本公理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有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中国人，非洲人就不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公理。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种观念。康德的这个公理实际来自于圣经说的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离开了圣经的土壤，道德便失去终极权威，只剩下社会规范或个人偏好。理性主义者以为自己能在信仰之外保存道德，但他们保存的，只是基督教文明的“余温”。当那余温散尽，现代社会就进入了真正的“价值真空”。

今天我们从萨佛纳罗拉与皮科谈起，看见教会在历史上有两种同样重要的追求——奋兴与理性。

奋兴主义提醒我们，信仰若失去火热，就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理性主义提醒我们，热情若没有真理，就可能偏离方向。

他们虽然看起来很不同，却都在寻求同一位神——那位既启迪思想、又点燃心灵的神。

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不是选择做“火”的人或“水”的人，而是让火与水在我们心中并存：让信仰有热度，也有深度；既能感动人心，也能经得起思考。既不失去那份属灵的热情，也不放弃那份理性的光芒。

cgcm-xingyang October 19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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