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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jun Jiao December 14th, 2025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创造与进化—基要主义与科学的百年之争。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是创造与进化谁对谁错。因为那个题目我们去年和前年已经讨论过两次了。今天作为教会历史系列的一部分，我想探讨的是教会面对现代科学与社会变迁时的回应、调整与反思。是信仰与时代的互动。

我们常常觉得今天的科技进步快得让人眼花撩乱，难以适应。但其实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最深刻的一次巨变。因为近几十年的技术革命主要影响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而工业革命影响的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过去几千年，绝大多数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家生产，人们的生活也围绕着这些生产来进行，但到了19世纪末英国工人喝上了印度的茶叶和加勒比群岛的朗姆酒，中国的小商贩卖着美国和日本工厂生产的棉衣，人们离开农村那种一年工作一百五十天的生活，来到城市，一年工作300天，住在拥挤肮脏的街区。过去村庄里每个星期天大家都去同一间教堂，牧师不仅讲道，还做医生、教师、法官。生命中一切重大事件：生，死，婚礼，也包括生活中的一切流言蜚语，都在教堂里发生；而到了19世纪，人们挤在城市里，忙于生计，教会再也不是生活的中心。更大意义上，一千多年来，基督信仰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统一的意义的源头——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掌管历史。但当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兴起后，人们开始问：自然法则似乎能解释一切，世界真的需要“上帝”这个假设吗？理性主义告诉人们：“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 看到这种说法，忍不住要吐槽：因为这与我们的生活完全脱节：孩子如何证明母亲爱他，新娘如何证明新郎会带给他幸福？我们如何证明朋友值得信任？我们可以把一天之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决定都记下来，然后数一数，有百分之几的决定是你能证明是正确的？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人类从来就不是这样生活的，恰恰相反，人类一直都不是靠证明来生活，而是靠信任来生活。这句话其实不是在挑战我们的生活观，它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宗教的。它是说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证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必须承认，它对宗教的攻击相当有效，今天的知识分子反对宗教时都会说这句话或它的一些变化形式，其实，重科学轻宗教思潮真正的说服力不在这些哲学上的思辨，而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事实，科学技术有用而且见效快，而宗教不一定。药吃下去，孩子的病就好了，祷告不一定这么有效。工程师，科学家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牧师往往做不到同样的成绩。整个19世纪，当这样的事实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时，教会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社会的讲台上，声音开始变得微弱。

与此同时，欧洲神学界兴起所谓的“高等批评” （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学者开始像研究《荷马史诗》那样研究圣经。他们问：
《五经》真的是摩西写的吗？
福音书里的神迹是不是后人加进去的？
首先用研究《荷马史诗》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并不是一个错误。这些新的方法在圣经研究上有不少出色的成果。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论证了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因为教会历史上一直认为马太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但是高等批判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新工具来研究圣经的运动，而是用新眼光来重构圣经的运动。它主张一切关于圣经的知识都必须从科学方法而来，也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这个原则有一点偏颇。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假设：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和最高标准。换句话说，凡是不能被实证、被测量、被重复的，就不算是“真的”。于是，神迹被怀疑，启示被质疑，甚至连祷告、信心、被爱这些属灵经验，也被当作心理幻觉看待。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的高度有效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之内。从18世纪到今天，试图用科学用理性重铸道德律，构建理想社会的努力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但是在19世纪，高等批评运动是信仰史上的一次地震。过去，圣经被看作上帝无误的话语；而现在，它被当作一部古代文献，被剖析、怀疑。这对教会是极大的震动——因为如果圣经只是人的话，那么信仰的根基何在？

另一个巨变是在社会中，首先是教育领域。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与北美掀起了普及教育与高等学术制度化的浪潮。过去，大学多是由教会创办、神学主导——像牛津、剑桥、哈佛、耶鲁，都以培养牧师为目标。但到19世纪末，大学的核心从“神学”转向“科学研究”。实验室取代了礼拜堂成为知识的象征；“教授”取代“牧师”成为社会尊敬的智者。小学中学也逐渐由国家而不是教会主办，父母越来越无法胜任教育的任务，而在这些学校中，教育的目标不再是“认识上帝与自我”，而是“掌握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一代代青年在新的教育体系中成长，他们尊敬科学，却对神学冷漠；他们相信进步，却怀疑启示。这让教会意识到：它已不再垄断“真理”的语言。
工业化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开放让她们能读书、写作、思考。与此同时，许多女性也成为社会改革与宣教运动的主力。十九世纪的禁酒运动、反奴隶制运动、海外宣教，很多都得到了女性组织的强力推动。许多女性开始质疑：为什么在教会里，她们只能听，却不能讲？为什么在社会里，她们管理家庭财政远胜男性，却不能投票？教会第一次面对：女性是否只能是侍奉者，而不能是思想与领导的主体。
工业革命让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出现了无数漂泊的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家庭根基，没有时间守主日，也负担不起教会的捐献。于是，传统教会的模式——主日讲道、唱诗、奉献——在工厂区显得格格不入。许多牧师开始发现：若要传福音，必须要给人工作、教育、卫生、住房。这催生了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 Movement）。牧师不再只讲天堂，也讲工人宿舍的厕所、孩童的教育、工厂的工时。很多教会从“灵魂拯救者”，转变为“社会改造者”。
19世纪末，印刷与报业的爆炸式增长让知识民主化。报纸、小说、杂志充斥市场。真理的解释权从牧师手中流向公众舆论。“我听牧师说”变成“我在报纸上看到”。教会失去了话语垄断权。这种信息的混杂，让许多信徒陷入迷惘：到底该信谁？也让教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我们还与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有关吗？

在这样的风暴中，教会内部出现了两条路，两种应对的方法。
第一条路，是“防守”。他们成为后来的“基要主义者”。他们深感时代的潮流正威胁着信仰的根基：高等批评质疑圣经的权威，达尔文进化论挑战神的创造，自由主义神学淡化罪与救赎的概念，社会改革者只谈论人类的进步与自我完善。在他们看来，这些不是无害的思想探索，而是信仰堡垒上的裂缝。
因此，他们选择退回根本——回到那“不可谈判的真理”。他们坚信：圣经是上帝的无误话语；神迹确实发生过；在质疑面前应该更加高举圣经，他们反对各种新派的解经方法，主张用字面含义来解读圣经。他们觉得：若圣经的字面真实被放弃，信仰就会崩塌。所以他们宁愿被讥笑，也不愿妥协。他们像尼希米记里重建城墙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准备战斗。他们不喜欢这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想要回到从前那个单纯的年代。他们不喜欢这么多的问题和挑战，盼望能远离喧嚣，守住纯正的信仰。
然而，他们的困境在于：当他们为保守真理筑起高墙时，也不自觉地隔绝了对话与同理。他们守住了边界，却失去了听众。
第二条路，是“适应”。这些人被称作“自由神学”或“社会福音派”。他们认为，若教会只是一味抱残守缺，终将被时代边缘化。他们相信，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赋予人理性与良知，科学、文化与社会的进步也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应当拥抱而不是抗拒。他们说：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而是信仰的见证与道德指南；它教导我们如何爱神、爱人，而不是告诉我们宇宙的运作公式。他们主张重新解释圣经，以适应现代人的思想框架。他们同时也关心社会的不公工业化带来贫富悬殊、童工、酗酒、犯罪与城市贫民窟。他们说：信仰不应只谈天堂的得救，也要更新地上的社会。基督徒若只谈灵魂，而不关心工人遭遇的饥饿与不公，那福音就失去了爱与怜悯的本质。自由神学派与社会福音运动的目标，是让福音“继续有话可说”。他们希望人们看到：信仰不是古老的神话，而是能塑造现代生活的力量。但他们的风险在于：在努力“适应”的过程中，很难把握那个度，有时会淡化罪、悔改与救赎这些信仰的核心，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道德理想或社会改革方案。二战以后，自由派教会曾经非常兴盛。但七八十年代开始这些教会迅速衰退。当教会失去了超自然的神这个维度，也就失去了改变生命的特殊力量。教会需要接地气，但也必须连于天上。不能为了吸引世界把自己变得现代而丢掉世界真正渴望的—那个超越世界的盼望。
基要主义和自由神学这两条路，其实都出于同样的焦虑——教会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展成长？
基要派选择“守住不变”，担心再退一步，真理就会失守；
自由派选择“与时俱进”，担心若不更新，信仰就会失声。
他们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们各自与身边世界的冲突，构成了20世纪教会的主旋律，也留下至今仍在继续的张力。

下面我们就用进化论这个特别的例子来看一下教会对科学，社会，文化巨变的反应。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一本改变世界的书— 物种起源。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论断，震动了西方世界 “所有生命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逐渐演化而来的。” 这个想法冲击了教会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万物都是由神直接创造的。其实，“进化”的想法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存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界就有很多人指出地球的年龄要比教会所说的6千年长得多，生命可能是在漫长的时代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步发展来的。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更多是一种哲学幻想或诗意猜测。人们或许觉得有趣，却没人能解释——进化“如何发生”？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给出了自然选择这个机制。这让“进化”第一次摆脱了空想的地位，进入了可以观察、推理、实验、验证的科学领域。同时它表明复杂的结构可以没有设计，没有目的，而通过自然选择这个机制从随机突变中产生出来。当时的知识界认为神存在最大的证据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复杂性，它暗示着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者。达尔文的观点直接动摇这一原本十分坚固的想法。12年后的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他在书中指出人类与其他动物有共同祖先，人类的心智和道德也源于渐进的进化。这本书的冲击就更大了。原本只有生物学家，大学生明白物种起源说的是什么，但这本书一出，每个大学生的舅舅们也都听说了达尔文说人是猴子变的。现在进化论挑战的不仅是创世纪的解释，而是在挑战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是神的特别创造这些更基本的神学观念了。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早就被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思想所感染——他们相信人类在不断前进、可以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也有很多人，他们早就不满于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解释，想要冲破这个束缚，而达尔文的理论正好迎合了这种心态。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理直气壮”的替代信仰。这其实是进化论在社会上掀起热潮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达尔文的著作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阶级斗争就是生存竞争在社会中的反映。他甚至想把《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达尔文（后来被达尔文婉拒）。弗洛伊德更加热情的拥抱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把神从生物学中赶了出去，自己更进一步，把神从人的心灵世界也赶了出去。
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代表了现代世俗思想对传统信仰的“三大冲击“
世界没有上帝也能存在（科学）
社会没有上帝也能前进（政治）
人心没有上帝也能解释（心理）
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信徒对这些挑战有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回应，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详细的讲，简单的说，
若没有上帝，
世界会失去目的和意义，
社会会失去公义的根基，
人心会失去安息与方向。
但在19世纪，这些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英国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圣公会历来兼具“信仰传统”与“理性思考”的双重特质，许多主教与神学院教授最初强烈反对进化论。他们称达尔文的理论“危险、不敬虔、破坏道德”。他们担心社会若接受人来自动物，道德秩序与神圣责任将被推翻。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糟糕的后果不能成为一个理论对错的理由。地震的后果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就说地震是不会发生的。但同时，另一批圣公会牧师与科学家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科学发现并不会威胁信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谁创造”，科学只是揭示“如何创造”。最著名的例子是牧师兼生物学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我不觉得你的理论与信仰相冲突。上帝可以创造若干能够自我发展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必不断以新的创造来填补祂自己造出的空隙“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坦普尔（Frederick Temple），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认为科学是上帝的“第二本启示录”，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这些开放的声音，使英国教会没有滑入对进化论的全面对抗，也为后来的“有神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天主教在当时的反应相对温和。梵蒂冈并未立即谴责达尔文，但强调“人类的灵魂直接出自上帝”。与英国相比，美国教会的反对更激烈。当进化论传入美国时，许多教会视之为“来自欧洲的无神论毒素”。大众媒体把问题简化地呈现为科学与圣经的对抗。教会开始建立“创造科学”协会、出版反达尔文的小册，形成了后来“基要主义运动”的思想根源。
1859–1900的几十年间，教会的反应经历了从震惊 → 分歧 → 重新定位的过程。最初的恐惧，源于担心信仰失去权威；随后的争论，反映出教会内部对于“如何解读启示”的不同理解。有些人选择守住字面真理，有些人选择重新诠释文本，也有人尝试让信仰与科学成为两条平行但互补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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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jun Jiao November 9th, 2025

今天的题目是跨越大地的呼唤，我们要讲几位影响深远的宣教士的故事。在介绍19世纪海外宣教的浪潮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18世纪末，欧洲与北美的社会和宗教状况。
首先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美国率先爆发了革命，建立了一个没有国王也没有贵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共和国。美国独立的官方理由，就像独立宣言里写的，是反抗英国的压迫和暴政，捍卫人民的自由。但如果从实际政治与经济层面上看，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实行特别严苛的压迫。英国花费了巨大的资源在英法北美战争中保护北美殖民地，而殖民地的税负远低于英国本土，并且殖民地人民享有有高度自治。美国革命的根本动因并非忍无可忍的反抗，而是创造新世界秩序的信念与野心。北美殖民地社会没有根深蒂固的贵族阶层或教会势力。人民有土地、有财富、有远高于英国的教育水平，唯独缺少构建新社会所需的政治权利。开国元勋们嘴上不讲但心里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要做大事，完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与社会实验。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大事。没有血统，没有背景的升斗小民也可以靠诚实劳动建立家园，实现梦想。做大事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人人都想做大事的环境，也对教会构成了新的挑战。当“成就伟业”成为时代的氛围，信仰的中心就容易从敬拜与顺服，转向功效与成就。如果每个人都在追求改变世界，谁还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人人都想做英雄，谁还愿意在祷告中安静、在家庭中服事？时代的热情虽让基督徒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但也让“荣耀神”被“成就事业”悄然取代。
其次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们对理性充满了信心。他们看到科学的巨大成功，可以不用神而解释自然界的种种奥秘，这使他们相信也能用理性来建立道德与社会秩序。他们试图不用启示、不靠信仰，只凭人类的理智与善意，构筑一个普世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迷信、没有战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这个精神在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明显。但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理性能开山填海，却不能驯服人心；能设计制度，却不能医治骄傲与贪婪。法国大革命用鲜血证明，人类若没有超越自我的信仰，理性本身也会成为新的暴君。革命与理性这两大趋势也深刻的影响了教会。在欧洲，教会被看作专制体制的一部分，成为革命的对象。神迹，复活，基督的神性等核心教义被稀释，淡化，教会越来越多的行使慈善等社会职能，而不是做为属灵的团契。在美国，民众的宗教情感要比欧洲深刻，但在遍地是机会，人人做大事的氛围里，信仰有了非常多的竞争者，人们的宗教热情也在逐渐淡薄。

但就像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在危机中，神也仍然在工作。在信仰日渐冷淡的18世纪，神兴起了一批不安于现状的人，为19世纪将要到来的宣教浪潮做准备。首先是卫斯理兄弟。他们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和几个同学组成小组，读经、祷告、禁食、探访囚犯、关怀穷人。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严格地执行属灵操练，凡事讲求“方法”每天几点祷告、几点读经；一周几次禁食；每天反省言行、记录灵修笔记。其他学生讥笑他们太过拘谨、形式化，便称他们为 “Methodists”——“那些按方法生活的人”。卫斯理兄弟后来接受了这个称号，将“Methodist”从嘲讽转为自豪，标志着他们有纪律的信仰生活。对他们而言，“method”不是形式主义，而是一种有规则的实践信仰的生活方式：敬虔不是情绪冲动，来的快，去的也快，而是有计划、重纪律的生命更新。他们这种重视个人灵修、群体监督、信仰实践的精神，也成为后来卫理公会的特色。卫斯理兄弟走出教堂，把福音带到工厂，矿山，街道，监狱，使平民信众也能得到喂养。他们建立“小组”制度，重视团契生活，彼此守望与信徒关怀。大家不难想象，向绅士淑女传福音与向矿工牧羊人传福音需要非常不同的方法。富商和贫民在信仰实践上面临的挑战也很不一样。以前的教会把90%的精力放在10%的上等人身上，卫斯理兄弟把福音带回到平民当中，并为他们设计了能帮助他们生命更新的新方法。不仅让平民了解救恩，也帮他们改掉酗酒，打老婆孩子的毛病，那时工人一般从8，9岁就开始工作，一周工作六天，绝大多数平民没机会受教育，基本都是文盲，卫理宗利用他们的小组网络、平信徒讲道员制度，在各地工人阶层中开设主日学，不仅帮工人识字受教育，更成了传福音与门训的起点。训练了大量平信徒教师与未来宣教士。到今天，主日学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教会教育制度，而团契和小组也成了教会重要的有机组成。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运动是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最早是一批来自捷克的遭受宗教迫害的难民，逃到德国赫恩胡特定居时只有十来个人，后来逐渐增至约 300人左右。并开始在各地植堂。他们全盛时期在全欧洲也不过两三千人。但是他们在18世纪差派了300多位宣教士去海外宣教。这是个非常令人惊叹的数字。摩拉维亚弟兄会最大的特色是注重祷告。他们从1727年开始设立24小时不间断祷告链，持续超过100年。成员按年龄与性别分成“兄弟会”“姐妹会”“青年团契”等，定期查经、聚会。教会成员大多是普通农民，没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们重视心灵经验多于理性辩证；强调“信心行动”，少讲理论，多行爱心。让人想到国内农村和小镇中的家庭教会。1735年，约翰·卫斯理赴美传教失败返英途中，在海上遇到一群摩拉维亚弟兄。在风暴中，他们镇定唱诗、不惧死亡，深深震撼了卫斯理——他发现自己虽有神学知识，却没有内心确据。后来他在参加摩拉维亚人聚会中，经历了被他称为“心被温暖”的悔改，由此开启了英国信仰大复兴。摩拉维亚弟兄会坚持“信心宣教”的理念——不募款、不靠政府、不依附宗派，只靠祷告与信心——直接影响了后来戴德生及其中国内地会。他们的宣教观打破了“宣教是神职人员的专利”的观念，证明平信徒也能被呼召到地极。摩拉维亚宣教士出发前彼此会说一句祝福语，“愿羔羊得着祂受苦所配得的赏赐。”成为宣教史上最感人的信仰宣言之一。18世纪中期，当欧洲大部分教会沉迷于讨论神学问题、讲理性、修教堂，这些平民出身的弟兄们早已踏上了格林兰的冰原和加勒比海岛。他们没有财富，也没有后盾，却靠着祷告、信心和彼此相爱，向全世界证明：宣教不是强者的特权，而是信徒的责任。他们播下的宣教的种子，到了十八世纪末，在英国的一位鞋匠心中萌芽——他的名字叫威廉·克理。他读到摩拉维亚人的见证，深受感动，说出那句改变历史的话：“期待神做大事，也为神尝试大事。”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教会普遍富裕而冷淡。海外的殖民扩张让英国成为世界强国，但“福音的扩张”几乎无人提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神拣选了一个最平凡的人——一个鞋匠。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出身贫寒，小时候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一边修鞋，一边自学读书。作鞋的桌子上，他摆着一本旧圣经和一张他自己手绘的世界地图。他在地图上标出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国家，边工作边祷告。他在1780年代写下一本小册子，书名很长，叫做——《论基督徒使用各样方法使异教徒得救的义务》。这本书的核心思想非常简单：“福音的命令是给每一个信徒的，谁都不能袖手旁观。” 他呼吁成立宣教差会。许多人讥笑他，甚至一位牧师当面说：“年轻人，坐下！当上帝愿意拯救异教徒时，祂自会动手，不需要你或我。”但克理没有因此退缩。1792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弟兄成立了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次年，他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英国，前往印度——那是当时最遥远、最艰难的宣教工场之一。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反对任何“扰乱当地秩序”的宣教活动，因此他是非法入境者，只能秘密登陆孟加拉附近的桑地帕尔。他没有钱，没有团队，他不会当地语言，也没有官方许可或支持；因为不能公开传教，克理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印地戈种植园当教师、管家维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孟加拉语、梵文，并翻译圣经。他的信件中写道：“我似乎被埋在东印度的一片荒野里……若能有一个同工与我一同祷告，我将心满意足。” 几年后他学好孟加拉语，准备第一次公开布道。那天他早早到河边搭好棚子，结果一个人也没来。太阳东升西落，他站在空地上，终于忍不住哭了。旁边的翻译安慰他说：“今天没人听，但神听见了。”他写信回英国说：“我们播下种子，也许百年后才开花；但若不播种，花永远也不会有。” 宣教的生活是困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克里的儿子死于热病，妻子精神崩溃，家中一片混乱。当克里决定去印度宣教时，多萝西并不情愿——她是个普通农家女，不识字、更不懂外语，且要带着年幼的孩子。印度炎热、潮湿、疾病横行；他们住在贫民区，环境肮脏。她接连失去两个孩子，长期焦虑、孤独，周围没有女性同伴或牧师长者支持。终于她开始出现幻觉与被害妄想。常大声辱骂、甚至试图伤人。1795年后，病情加重，被迫由专人看守；她在精神错乱中度过余生（1807年去世）。那个时代的信仰拓荒者们常常在婚姻和家庭上有很多挣扎。约翰·卫斯理的婚姻也非常失败。讲这些绝不是要揭伟人的隐私，也不只是要证明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人成就他的呼召，而是希望帮助大家看到：宣教不是“英雄故事”，而是“代价沉重的顺服”。宣教常意味着长年离家、危险、贫困，伴侣无论是分离或同行；如果没有同样蒙召，矛盾几乎必然发生。当时社会期望女性操持家务、服从丈夫；宣教士妻子既要顾家，又要参与事工，身心压力极大。宣教士把“全然奉献”视为属灵美德，有时无意中忽视了“爱家人如己”的责任。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有些“我的东西”（像我的家人）is not for me to give. 所以今天的宣教一般都主张呼召必须是双方的，要求夫妻共同确认呼召，教会/差会并要给予心理与婚姻辅导。圣经中“治理好自己的家”（提前3:5）与“往普天下去”并不矛盾。家庭中的爱、接纳、牺牲，是最真实的宣教见证。没有节制与同理，热心可能成为伤人的火。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卫斯理在婚姻上失败，却带来英国大复兴；克理家庭破碎，却开创现代宣教；这些生命印证了保罗的话：“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卫斯理和克里的家庭悲剧给我们留下的功课就是：热心要有智慧，使命要有人情，顺服要有同伴。
回到克里的宣教旅程，家庭的破碎让他极度痛苦，他曾独自坐在河边祷告：“主啊，我不再求成功，只求不要被遗弃。”克理的宣教起点，不是荣耀的成就，而是生活的混乱与心灵的孤单。
转机发生在1799年，一批丹麦宣教士抵达印度。他们避居在丹麦属地塞兰坡（Serampore），因属丹麦管辖，英国东印度公司无权干涉。克理随即搬入塞兰坡，与他们组成团队，建立了塞兰坡宣教中心。克理是语言天才，学会多种印度语言。翻译或监督翻译圣经成孟加拉语、印地语、马拉地语、旁遮普语、梵文等多种版本；塞兰坡印刷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印刷机构，出版圣经、教科书、词典、新闻。1812年印刷所大火，一夜间烧毁克里二十多年的稿件与设备，他当天晚上祷告说：“神赏赐，神收取；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第二天就开始重写稿件。后来，他们创办塞兰坡学院接纳不同宗派、不同民族的学生；成为亚洲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倡导女性教育、识字运动；积极推动社会改革：与印度学者合作，反对“萨蒂”（寡妇殉葬）制度；呼吁废除童婚；他也翻译、印刷印度文学经典，以尊重本地文化的方式传福音。克里的工作逐渐获得各国支持，形成广泛影响。他在印度度过 41年，从未回英国。克理早期几乎没有看到成果——他宣讲七年，才有第一个归主的人。但他始终坚持：“我可以不聪明、不成功，但我能坚持。他临终前说：“当我死后，不要提我的成就，只要说：他是一个爱神的人。” 他在地上的成就也许有限，但他的信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教会从理性到顺服，从观望到差派的转变。

第二位要介绍的宣教士，是大卫·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他是苏格兰人，出身很普通——家里穷，十二岁就进纺织厂当织布工。但他有一股韧劲：白天织布，晚上自学。他后来考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学了医学、希腊语和神学，立志要成为一名宣教士。
一开始，他的目标其实是去中国。可是就在他要出发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所有宣教计划都被打乱。于是他转了方向，决定前往非洲。他说：“既然中国的门暂时关上，也许神要我去另一扇门。”1841年，他抵达南非，受伦敦宣教会差派。差会原本只希望他留在边境地区——教教书、传传道，不要跑太远。但李文斯敦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他很快发现，非洲的福音之门很难打开：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疾病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还有残酷的奴隶贸易。他心里开始想：“如果人们被贫穷、战争和奴役困住，他们连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若我能医治他们的身体，或带来新的道路，就能更容易接触他们的心。”于是他决定走进内陆，去为福音找一条路。这就是他探险的开始。
在漫长的跋涉中，他不断做笔记——记录河流的流向、气候、动植物、部落风俗、贸易路线，甚至奴隶贩运的情形。这些资料后来引起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注意。他们为他提供地图和仪器，资助他继续探索。就这样，一个原本只想传福音的医生，慢慢成了学术界承认的地理探险家。但李文斯敦自己从不认这个头衔。他说：“我不是探险家，只是一个传道人——被环境逼成了探险者。”
1855年，他发现并命名了维多利亚瀑布，首次绘出了赞比西河流域和中部非洲的水系图。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看到的奴隶贸易的残酷现实公开告诉欧洲人——震动了整个社会。后来他写成一本书，叫《南非宣教旅行与研究》，一出版就在欧洲引起轰动——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对李文斯敦来说，地理学不是为了荣誉，也不是为了科学，而是服事宣教的工具。他相信道路、贸易、教育和福音可以一起改变非洲。他把这个愿景概括成“非洲的三C使命——Christianity（基督教）、Commerce（商业）、Civilization（文明）。”他希望非洲不再是被掠夺的土地，而是一个有尊严、能与世界并肩的伙伴。而他的足迹，也真的在那片大陆上，为后来的宣教士开出了一条“通往心灵的道路”。
在一次探访部落途中，他试图保护村民免受一头狮子攻击，结果被狮子扑倒，右臂严重骨折。虽然后来治愈，但手臂再也抬不高。他常用这只僵硬的手对学生开玩笑说：“神让我记得——力量不在我的臂膀，而在祂的手中。”
1866年利文斯顿出发去寻找尼罗河的源头，然后就彻底消失了。没有信件、没有消息——仿佛被非洲吞没。整整五年，欧洲各地的报纸都在猜测：“他是不是死了？”其实他没有死，而是在贫穷和疾病中继续他的服事。1869年圣诞节，李文斯敦独自在帐篷中，身体虚弱、没有食物，但他仍点燃一根蜡烛，唱起圣诗《普世欢腾》。他写在日记里：“我在荒野中独唱，但基督在我心里，比千人合唱更响亮。”
直到1871年，一位年轻的记者史坦利，奉《纽约先驱报》之命，前往非洲寻找他。史坦利历经千辛万苦，穿越雨林、沼泽与部族领地，终于在坦桑尼亚的乌吉吉湖畔，看见一个满脸胡须、身着破旧外衣的老人——正举着地图与笔记本。史坦利走上前去，微微鞠躬，说出了那句后来载入史册的话：“Dr. Livingstone, I presume?”（“李文斯敦博士，我想是您吧？”）史坦利记录到“他身披破衣，但目光平静如晨星。” 李文斯敦拒绝回欧洲安享晚年，他说：“我必须完成神托付我的路。”两年后，他在赞比亚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跪着祷告时安然去世。当地的仆人忠心地把他的心脏葬在非洲，把遗体送回英国。他的棺木安放在西敏寺，而墓碑上刻着一句话：“他在这里安息，但他的心永远在非洲。” 李文斯敦并没有“发现非洲”，他发现的是——信仰能让人走进未知、超越恐惧和艰险。当1870年代世界在努力寻找他时，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失落已久的精神和勇气——那种以爱为指引的信仰的勇气。李文斯敦点燃了非洲宣教与人道运动的热潮。到十九世纪末，非洲几乎所有主要地区都设立了宣教站。他也改变了欧洲公众对非洲的看法。非洲不再只是“黑暗”“野蛮”和神秘，而是一片“被苦难笼罩的人类土地”是一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爱的邻舍”。

第三位要介绍的宣教士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一个虔诚卫理宗家庭。从幼年起，就常见父母为中国祷告——这在他心中埋下“去中国”的种子。17岁时，他到一家银行担任学徒，进入一个更“世俗”“更自由”的环境。周围的年轻人追求享乐、讥讽信仰，他也开始动摇。他后来坦白说：“我那时并不否认神，只是不想要一个管我的神。”当他在灵性上远离神的同时，他的母亲一直在为他祷告。1849年有一次天，在外地探亲的母亲突然有强烈感动要为儿子祷告。她回忆说：“那天我关上房门，祷告了几个小时，直到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从神而来的确据。“主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的儿子必得救。”同一天，戴德生在银行宿舍里感到身体不适。他无聊地在书架上翻找读物，想打发时间。无意中，他拿到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已成之工》（It is Finished）。这本小册子讲述的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话：“成了。”（约翰福音19:30）他本来只是想随便翻翻，但越读越被吸引，最后读到那句经文时，他心里猛然一震。他后来回忆：“我忽然明白——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不需要我再去‘挣扎’或‘配得’。我只要接受祂，就得了救恩。”他立刻跪下祷告，把生命交给主。他写道：“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阳光照进房间，我仿佛看见天也亮了。”几天后，他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归信的消息。母亲回信时说：“那天我为你祷告的时刻，正是你决志的时刻。”
坚定信仰的戴德生开始自学中文、医学与药学，操练简朴生活，以预备将来的艰苦环境。那时他住在伦敦简陋的阁楼里。有一次，房东上门收房租，而他口袋里只剩一枚银币。他祷告：“主啊，若这是祢的事，祢必负责。”当天夜里，一位病人求他上门看病——病人穷得什么也付不起。戴德生挣扎许久，最后把那枚仅有的银币放进那人手中。他回家后心里平安。第二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信，里面有一枚金镑——是十倍的房租。他后来写道：“那天我学到：神不是我的最后一个选择，而是我的第一个供应者。1854年戴德生受伦敦宣教会派遣，来到中国。途中遇上大风暴，船几乎翻覆。“浪打到甲板上，水手绝望地喊叫。他心中也有恐惧，但想起主在加利利海上的一句话——‘不要怕，是我。’他就在狂风中跪下祷告。”风暴过后，他的同船乘客惊讶地说：“年轻人，你真镇定。”戴德生回答：“不是我镇定，而是我认识那位掌管风海的主。” 然而火一般的热情很快就遇到了现实的冰冷。英国与中国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人在沿海城市普遍被敌视；宣教士之间教派林立、相互批评；他在街上发传单，讲道，毫无果效。他在信里写到我来到一个不懂我语言的地方，而我也不懂他们的心。理想中的“伟大复兴”根本没有发生。而身边的宣教士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有人重翻译，有人重教育；多数人留在通商口岸，不愿冒险深入内地；生活方式偏向舒适，雇佣仆人、住洋楼。戴德生主张简朴生活。他写信说：“我们来传十字架，却住得比商人更安逸。” 1860年，他与伦敦宣教会正式脱离关系，成了无派别、无支援的自由宣教士——几乎孤身一人。由于差会支持中断，他完全靠信心生活，多次食不果腹。介绍戴德生的文章里都喜欢讲他全凭信心的生活，而神也屡次行神迹，让他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得到资助。这些都是事实，但神不是顺丰快递。不是你吃完最后一粒米，神就马上差人送来一袋新的。他实际上挨过很多次饿。也患上过痢疾与热病，数次病危；上海的外国人认为他疯了：“一个英国年轻人，穿中国衣，住贫民屋，吃咸菜传教？” 他写道：“我常在病中祷告求死，却又被提醒：若神要我活，就要我继续顺服。” 1858年他娶了玛丽·琼斯，她是宣教士之女；两人同心，但生活贫困、五个孩子先后夭折，当时正是太平天国动乱，他们常被迫搬家、避乱。有一次他们在宁波，家中还收留了几位中国信徒，半夜外面暴民喊“烧洋鬼子屋”戴德生忙着收拾手稿、药品和圣经。让妻子先从后窗逃走。玛丽怀中抱着幼儿，脚下一滑，从窗台跳下时扭伤脚踝。她忍痛跟随丈夫穿过黑暗的小巷，逃到城外避难。第二天清晨局势平息，才返回被洗劫一空的住所。玛丽的脚伤留下了后遗症，长期行走疼痛。但她从未以此埋怨，反而说：“若这点伤痕能让我记得主的手掌，也就值得。”
但长期的过度劳累使戴德生患上失眠，缺乏同工，传福音没有果效使他精神几近崩溃；1860年他回英国养病，愿意是要彻底放弃。他说：“我已经尽力，却什么也没成就。”在英国期间，他整理中文圣经、出版《中国的灵魂呼声》小册子，这让他重新看见中国内地的属灵需要。1865年的一天，他独自在布莱顿海边散步，看见海边人潮熙来攘往，心中突然涌出强烈的感动：“他们有人传福音，而那遥远的中国有几亿灵魂从未听过一次福音。”他坐在沙滩上流泪祷告：“主啊，差遣我去！差遣我去中国内地！”那天，他和妻子玛丽分享说：“我已决意顺服呼召，无论代价如何。” 他在祷告笔记上写下愿望：“愿主赐我24位同工，共赴中国18省。”不久，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正式成立。核心理念是——“以信心生活，不靠募款；以各宗派联合，不分教派。”内地会不依赖差会发固定薪水，完全靠信心；宣教士穿本地服饰、学习方言；鼓励女性与平信徒参与；重视祷告与团体生活。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们坚持穿长袍、留辫子，学习方言、尊重中国的礼仪习俗。实践保罗所说，我向什么人传就做什么人。有的宣教士觉得他“丢脸”，连小孩都指着他笑。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一个英国水手冲他大喊：“假中国佬！”他笑着说：“我若能因此多赢得一个灵魂，这点羞辱算得了什么？”他后来写信给母亲：“我若要传道给中国人，就要像他们一样生活。基督若来中国，也必穿上他们的衣服。” “若中国人必须先成为英国人才能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传错了福音。”这种“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后来成为全球宣教理论的核心。1870年，他的妻子玛丽患病去世，年仅33岁，玛丽与克里，卫斯理的妻子们不同，她是戴德生真正的同工和灵魂的伴侣。在戴德生最失败消沉的年代，支持鼓励了他。戴德生在信中写道，她去世前仍然宁静、喜乐，不断劝慰周围人。“我亲爱的玛丽用她的最后气息告诉我：‘亲爱的，我们若忠心，主必看顾我们的孩子。’” 墓碑上刻着《诗篇46篇》的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当地中国信徒亲手立碑，称她为：“戴夫人——敬畏上帝的女子，爱中国如己。”
她去世后，戴德生在她的坟旁静坐良久，最后起身对同工说：“她先我而去，但神的工作不能停。” 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共同播下的泪，将结出他日的果实。几十年后，当他在湖南，看到一群中国信徒唱诗，他流泪说：“玛丽没有白死。我们的眼泪变成了他们的歌声。”
1865年，戴德生在为中国内地会建立奔走时，讲出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条生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给中国。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不，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这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他后来四十年都在用生命实现它。
1905年，73岁的戴德生最后一次回到中国。他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但他坚持要“再看一次长江”。有人问：“泰勒先生，您一生为中国牺牲了这么多，是否值得？”他于是重复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条生命，我仍愿都献给中国。那时他已经失去了妻子、同工、健康，但仍在说同样的话——不再是宣言，而是回望：是被时间印证的信心。

这三位宣教士带出了三个关于信心的主题：
克理：信心起于卑微——神能用平凡的人改变世界。
李文斯敦：信心行于荒野——孤单的路上也有主的同在。
戴德生：信心成于顺服——不靠金钱权力，只靠那呼召人的神。

宣教的故事并不只是关于远方的国度的一些传奇，而是关于人心能否在软弱与失败中，仍然信靠那位呼召他们的神。从威廉·克理到李文斯敦到戴德生，从印度到非洲到中国，这些宣教士用生命写下的，不是成功的传记，而是一首首关于顺服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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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jun Jiao November 5th, 2025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十字军：为谁而战。多数人认为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块污渍。还有一些激进的无神论者进一步认为宗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是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十字军，人们还会想到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二十世纪的爱尔兰宗教冲突等等。这让我们有必要在讨论十字军之前，把镜头拉的再远一点，仔细看一下基督教与暴力和战争之间的关系演变。

1. 耶稣的教导有非常强的和平主义的倾向。新约圣经最大的特点，就是召唤门徒走一条与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世界相信刀剑能解决问题，但耶稣基督却指向一条和平之路。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9）祂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44）对这段话有很多层面上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解释，每个人都可以看出，都会同意，耶稣不鼓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要求我们放下报复，选择宽恕，以善胜恶。彼得曾经拔刀要为耶稣抵挡抓捕祂的兵丁，结果耶稣立刻制止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耶稣拯救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十字架这件事就是世人选择了暴力而耶稣选择了和平。保罗也提醒教会：“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以弗所书6:12）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而是影响人心的邪恶力量，那些谎言，仇恨，诱惑。信仰的真正战场不是在两国边界，而是在每个人的心灵当中。所以基督徒的武器也不是刀枪，而是“公义做铠甲”，“信心做盾牌”，“神的真理做宝剑”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说的。罗马书12章更是直接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12:19, 21）新约圣经给我们一个极其清晰的图像：神的国度不是靠刀剑扩张，而是靠福音、靠爱、靠见证。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太5:9）。

早期的基督徒对主耶稣的教导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下，他们没有举刀反抗，而是以殉道作为荣耀的见证。著名教父特土良这样写道，基督徒不应当参军，也不应当用暴力解决冲突，因为他们追随的是那位在十字架上舍己的主。从公元100年至400年间，基督教思想家反对死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反对参军。大约在公元200年出现的一部详细的教会手册《希波吕陀的宗徒传统》（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列出了那些不得接受正式信仰教导的职业，包括角斗士、必须执行死刑的军官，负责判处死刑的执政官，手册似乎允许普通士兵接受教导（至少没有被明确排除），但如果一个已经受过完整教导并受洗的基督徒“想要成为士兵，就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他已经轻视了上帝。” 介绍一下这个正式信仰教导。它有一个专门的希腊词语，后来成为英文 catechumenate, 也就是中文里慕道这个词的来源。早期教会，慕道要2-3年的时间，然后才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君士坦丁之后慕道还要3年吗？缩短到几个月，后来到中世纪变成婴儿受洗，先受洗再受教育。这是一个教会运作受现实影响而发生改变的例子。它的利与弊甚至对与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尼西亚大公会议（由君士坦丁本人在场主持）所制定的第十二条规章指出，那些重返军队的基督徒就像“一只回到自己呕吐物里的狗”。如果这样的士兵再次改变心意、重新回到教会，他必须再接受三年的信仰课程。可见，在基督教的奠基文献和最初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未有任何准备让教会与国家暴力结合在一起。

• 但是随着380年基督教成为国教，5世纪初，基督徒成为帝国的多数（60-70%）。帝国成了基督徒自己的国家。基督徒不许参军已在现实中不可能。安波罗修，奥古斯丁是最早系统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他提出了“正义战争”的三条原则：

合法权威（Authority）
战争必须由合法的统治者发动，而不是私人复仇。
个人不可擅自以暴制暴。
正当理由
必须是为了抵御侵略、保护无辜、恢复秩序。
贪欲、扩张、报复，都不是正当理由。
正当执行
善待战俘，不羞辱对方，不过度杀伤

• 奥古斯丁强调：战争本身不是美善，而是罪恶世界中的“必要之恶”。没有荣耀，是我们不能以善胜恶的失败。奥古斯丁是个现实主义者。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也可以说是信仰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个现实是耶稣期待的吗？窄门小路，信徒是小群（路12:32）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从新约文献来看，耶稣和使徒并没有期待基督徒成为帝国人口多数，更没有讨论“当兵打仗”这类公民责任问题。他们普遍假设教会处在边缘，被逼迫；信徒的“战争”是属灵的（弗6:12），而不是军事性的；信仰的见证通过忍受苦难，而非行使暴力

基督教在欧洲的下一次大发展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在一些蛮族统治之下。宣教士被差派前往爱尔兰，英国，德国，荷兰，丹麦，捷克，保加利亚，俄罗斯，冰岛，挪威，瑞典先后完成基督化进程。福音的传播仍然完全靠的是宣教士的服务，见证，劝说，查理曼大帝在征服萨克森地区后，强令所有人改信基督教，拆毁所有异教神龛。神父阿尔琴劝说他福音应该被传讲，洗礼和领圣餐之前需要先理解。信仰要吸引人，而不是强迫人。查理曼听从了他的劝告，取消了强迫改教。阿尔琴的方法更慢但更有效，萨克森地区到9世纪后期才完成基督教化，但却成为中世纪信仰的堡垒

• 从奥古斯丁到十字军的6，7百年间，正义战争的神学理论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实践中宗教与战争的联系更多了。查理曼大帝的扩张战争被描绘为为信仰而战，得到教皇背书。捍卫教会也成了战争的正当动机之一。教会在一个slippery slope上慢慢下滑，然后就到了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的起点是1095年的克莱蒙会议。在会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讲话。他首先描述了东方基督徒的苦难，圣地落入异教徒之手，基督徒朝圣者被劫掠，杀害，用煽动性语言激发信徒们的愤慨和同情。鼓励骑士和普通信徒放下彼此之间的争斗，把武力用于对抗“异教徒”，解放圣地耶路撒冷。他还为这场运动创造了一个口号Deus vult! ——神心所愿。乌尔班宣布：凡真心参与远征的信徒，都可以获得罪的赦免（和赎罪卷类似）。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战争与属灵功德直接挂钩。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天堂保证”。演说结束后，会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Deus vult!（神心所愿）”。众人跪下当场许愿，要为神出征，许多人在衣服上缝上红色十字，这成为后来“crusade（十字军）”这个称号的来缘。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演讲之一，它对欧洲和中东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过分。今天无论教会内外，对十字军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把乌尔班二世想象成一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但平心而论，乌尔班二世身上也有富有理想和雄才大略的一面。乌尔班的伯乐，前任教皇格里高利7世也是一位历史上很有名的教皇。他和乌尔班一脉相传都是志在改革教会。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曾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开除出教会。逼得皇帝不得不来到教皇的城堡外负荆请罪。亨利四世在雪地中赤脚站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教皇赦免。小时候读到这个故事觉得教皇的权力也太大了，做事也太嚣张了。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的多。格里高利教皇看到了教会的一些弊端，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纳妾。推动改革，收回任免主教的权力和执行纪律的权力。和皇帝发生冲突。并不是教皇真的有任免皇帝的权力，亨利屈服是因为他手下的诸侯对他不服，利用这个机会想另立新君。亨利的雪地忏悔也是和教皇反复谈判，达成一致后的表演。几年后，亨利四世平定了诸侯的叛乱，立刻发兵罗马，教皇不得不仓皇出逃，最后在流亡中死去。亨利甚至自行立了一个新教皇克莱孟三世。乌尔班二世则得到了教会中的改革派支持于1088年被选为教皇。乌尔班终其一生都在致力革除教会中的腐败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为了实现公义的目标，努力获取权力，而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在信仰的很多方面compromise了。这是教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争论，目的能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所以那时候有两个教皇。乌尔班召开克莱蒙会议时，他还不是西欧教会无争议的领袖。因此，乌尔班二世非常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行动来巩固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正统地位。另一个重要的背景：40多年前的1054年，西方与东方的教会刚刚发生了分裂。成为了今天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两大分支。其实双方在所争论的教义和礼仪上的分歧并不很大。这次离婚的核心冲突是人的骄傲和权力的争斗。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很多人都不认为这是离婚，而只是一次吵架，双方还有复合的可能。克莱蒙会议之前，拜占庭帝国遭遇突厥人的攻击，向西欧各国求援。乌尔班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帮助东方的基督徒而弥合教会之间的裂痕，重建普世教会。当然他绝对想不到，他所发起的十字军运动成了东西方教会以后再也没能复合的一大原因。

当我们讨论十字军运动的动机时，我们看到各个群体都有多方面的复杂动机。乌尔班二世想要整合西欧的基督徒力量，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赢得与对立的教皇之间的权力斗争，以推进教会的改革。第二他想要解救东方的基督徒，统一普世教会，第三想调动骑士阶层，减少西欧内部冲突，转移矛盾。这些动机是正当的，但他用的方法全都是这个罪恶世界常用的方法。基督要求他的门徒走一条和世界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早把这些抛到脑后。这不奇怪。坚持效法基督，他几乎不可能走到现在的位置。权力斗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把不够心狠手辣的人选择掉的过程。这其实是对所有想做大事的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可以去尝试去努力，但你能不能保守你的初心。到一定的时刻，基督徒要面对一个选择，也许失败是更好的结果。这时候你能不能守住信仰的底线而接受失败。对于贵族来说，他们有借参与圣战获得罪的赦免的强烈动机。但是他们也想到圣地去获取新封地、新财富，尤其是家中的次子，他们在欧洲长子继承体制下，无地可分。对于骑士来说，把自己一身武艺用在捍卫信仰，解救弟兄的事业上，当然比为领主抢夺地盘有意义的多，但他们也有渴望冒险，建功立业，赢得财富的诱惑。而对于普通民众，圣地，朝圣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多手工业者，关了自己的店铺，托妻负子，去当兵，你很难用属世的物质原因来解释。但也有很多贫民为生活所迫，来参与冒险。十字军就是这样一个大杂烩，有着宗教与政治、属灵与属世的多重动机交织。有理想主义的层面，也有赤裸裸的黑暗现实考量。但是把这样一股力量释放出来，却没有统一有力的领导和制约，理想会逐渐模糊，而黑暗会不断放大。

十字军一出发，还没有离开西欧，就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掠夺和杀戮。相当多的十字军认为，家乡附近尚有犹太教异教徒，却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消灭另外一帮异教徒，实在是莫名其妙。数千犹太人遇害。很多人被逼改宗，或财产被掠夺。暴力迫害犹太人并不是教会官方的政策，以科隆大主教为首的许多基督教主教都尽其所能地保护犹太人，但是无力阻止暴民。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军事上是最成功的。十字军先后攻下了尼西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在圣地建立了四个十字军国家。但在攻克耶路撒冷后，十字军进行了无差别的大规模屠杀。穆斯林躲进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但仍然没有逃过接下来的屠杀。犹太人躲在会堂里向神祷告，被十字军纵火烧死。连东方基督徒也有被杀戮的。这场屠杀成为三大宗教共同的集体记忆。这之后，在穆斯林眼中，十字军乃至西方就不再只是入侵的外敌了，而是异教的野蛮人。
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乌尔班二世在耶路撒冷城破后半个月去世。那时收复耶路撒冷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意大利。如果他听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终于实现，以及这神迹般的成就伴随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不知他会在病榻上作何感想。

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穆斯林世界的分裂。当时阿拉伯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只是一个空壳，北方的土耳其和叙利亚由塞尔柱突厥控制，南方埃及由法蒂码王朝控制，双方互相攻击，被十字军各个击破。几十年后，穆斯林开始反击，收复了一些被十字军占领的城邦，并开始威胁耶路撒冷。消息传到欧洲，教皇于是发起了第二次东征，并请圣伯尔纳多负责宣传工作。伯尔纳多是中世纪非常有名的修道院改革运动领袖，也是极其出色的灵修文学作家。他是熙笃修会的修士。熙笃会戒律森严，平时禁止交谈，俗称哑巴会。但伯尔纳多是个口才文笔俱佳之人。他极富感染力，曾引领自己做公爵的父亲和两位兄弟舍弃家财一同修道。以至于当时有这样的童谣“做母亲的快把儿子藏起来、做妻子的快把丈夫藏起来，别等到伯尔纳多来了，就感化他们去修道院“ 伯尔纳多接受教皇命令后，在法国和德国多次布道，成功点燃了公众热情，使王侯、骑士、平民纷纷响应。把法国国王和德国皇帝都说服了去参加十字军。然而大军还未出发，就又出现了迫害犹太人的事情。修士拉道夫（Radulf）等激进传教士煽动民众攻击犹太人，认为“先清除身边的异教徒，再去圣地”。伯尔纳多对这种行径大为震惊，亲自前往德国干预，在科隆、美因茨等地讲道，平息暴民情绪。甚至强制要求拉道夫返回修道院，终止其活动。避免了重演第一次十字军的犹太人大屠杀。第二次十字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军纪更差。经常抢劫沿路的居民。以至于拜占庭帝国的百姓都很憎恨他们。为十字军带路的当地向导故意把他们带错路，使很多将士饿死渴死。甚至有向导把他们带进突厥人的埋伏圈，使十字军伤亡惨重。最后几十万大军围攻大马士革数月，徒劳无功。狼狈撤军。

这之后，穆斯林在埃及苏丹萨拉丁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1187年在哈丁战役中击败十字军，随即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哈丁战役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关于真十字架。
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Helena）据说在耶路撒冷的圣墓附近找到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当时有三根木架（因与耶稣同钉的两个强盗），传统说法是通过一个奇迹来辨认出哪一根是“真十字架”。之后，这根木架被切分，一部分留在耶路撒冷，部分送往君士坦丁堡、罗马等地。随着世纪推移，碎片被进一步分割、分赠给教会、修道院和王侯贵族。到中世纪，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所谓“真十字架”的碎片。耶路撒冷的圣十字教堂里供奉着最大的部分，被视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守护圣物。哈丁战役（1187年）耶路撒冷国王居伊（Guy de Lusignan）亲自带着“真十字架”出征，认为圣物会带来神圣庇护。结果：十字军在哈丁被彻底包围、切断水源，最终全军溃败。国王被俘，“真十字架”也落入萨拉丁之手，再也没有被基督徒夺回。十字军的“真十字架”遗物被萨拉丁缴获。中世纪编年史提到，他把它送往大马士革，作为胜利的象征。对比约柜曾显神迹，十字架没显示任何神奇。之后下落不明，有人推测可能在后来蒙古入侵、马木留克动荡中遗失或毁坏，也可能被悄悄隐藏。当萨拉丁重占耶路撒冷时，他没有屠城，报复而是与守军谈判，最后允许十字军在交付赎金后自由离开。甚至没有把交不起赎金的人卖为奴隶。这和88年前十字军的残暴行为相比，形成了强烈的道德反差。当地很多东方基督徒选择留下，他们信任萨拉丁胜过信任欧洲的基督徒弟兄。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与伊斯兰更接近，而是欧洲基督徒对他们的歧视压迫比萨拉丁更甚。这时候的基督徒真的是没有什么见证了。

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真十字军落入异教手中更是奇耻大辱。教皇再一次号召东征。这回英国法国德国的君主都响应号召，亲率大军前往圣地。但是此时拜占庭与西欧基督徒的关系已然恶化。拜占庭皇帝甚至暗中与萨拉丁结盟，意欲阻拦十字军东进。密谋败露后，双方的不信任和敌意加深，使“基督教世界合力对抗穆斯林”的理想叙事完全破碎。德国皇帝过河时马失前蹄，淹死了。法国国王腓力健康不佳，又与英国国王理查明争暗斗，不久也回国了。理查外号狮心却是中世纪的名将，他率军取得了对萨拉丁的一系列胜利，但最终因为兵力，补给不足，没能收复耶路撒冷。理查最后与萨拉丁达成协议，耶路撒冷将维持在穆斯林的控制下，但也允许非武装的基督教朝圣者和商旅来访。
在第三次十字军期间，理查一世一度染上热病，身体虚弱。萨拉丁得知后，派人送去自己营地的水果和雪中保存的冰凉饮料，还派出医生来协助治疗。这件事被十字军编年史家记载下来，成为“敌人之间互相尊敬”的象征。对比中世纪的残酷战争，这个故事凸显了两位领袖之间的骑士风度。另一则流传甚广的小故事讲两人比较武艺：萨拉丁展示他的弯刀，可以轻轻一挥就把丝绸切成两半。理查则展示他的重剑，一击就能把铁盔劈开。两人都赞叹对方武器与武艺之精妙，象征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骑士精神：萨拉丁代表轻巧、精准；理查代表力量、刚猛。

10年以后，教皇又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这次十字军比较缺钱。他们找上了威尼斯人，计划借威尼斯舰队运送大军。十字军没钱支付船费，威尼斯人要求他们帮忙进攻扎拉（今克罗地亚扎达尔），一个基督徒城市。可这不是一般的雇佣军，这是胸前画着十字架，喊着神心所愿的基督的军队。十字军来到扎拉。当地人挂起画有十字架的旗帜，提醒他们我们是弟兄。但十字军一点没含糊，洗劫了扎拉城。教皇闻讯大怒。写信把全体十字军将士开除出教。十字军领袖没有把信件告诉士兵。而教皇气消了之后，撤销了绝罚令。随后十字军参与了拜占庭帝国的王位争夺战，扶持了阿莱克修斯四世登上帝位，从而换取他曾经许诺过的丰厚报酬。但阿莱克修斯四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拜占庭军民也极鄙视这个靠西方人上位的年轻人。他不久就在政变中被废除，而继任者拒绝向十字军付一分钱，请他们快走不送。十字军勃然大怒，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4天后攻破城防，随即对这座西方文明最大的城市进行了洗劫。十字军烧毁了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许多古典作品被盗被毁。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掠夺。君士坦丁堡赛马场里的著名青铜马雕像被带回了威尼斯，装饰圣马克大教堂。至今仍在。我很难理解教会如何会允许这个暴力犯罪的见证继续装饰教堂。十字军没有继续去耶路撒冷，而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拉丁帝国”（1204–1261年）当然讲希腊语的当地人民非常痛恨这个外来政权。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大概是基督教2000年历史的最低点。十字军目标彻底偏离。东正教对西方天主教的仇恨加深，东西教会的裂痕更加不可弥合。拜占庭帝国虽然在1261年恢复，但元气大伤，从此再难恢复昔日辉煌。教皇英诺森三世最初非常震怒，谴责十字军攻击同为基督徒的城市，并对参与者下达过绝罚。后来：当看到大量战利品与圣物送回罗马，并且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他又转而接受，并视之为罗马教皇权威扩展到东方的机会。

理想与权力的混合极其危险
   •   十字军原本以“解放圣地”的属灵理想出发，但很快被权力、财富、民族利益吞没。
   •   一旦“为神的荣耀”与“为我的利益”混合在一起，理想往往只是外衣，真正驱动的是权力和欲望。
   •   教训：当我们试图用权力建造“理想社会”时，要不断问自己：for his glory or mine?
属灵手段不能被世俗逻辑取代
   •   十字军试图用武力解决属灵问题：他们把救赎和天堂与刀剑挂钩。
   •   结果是，他们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血腥，反而让人远离基督。
   •   教训：福音的扩展必须靠十字架的道，而不是靠刀剑和政治力量。
短期的胜利可能是长期的羞辱
   •   1099年，十字军攻下耶路撒冷，自以为是“神迹”；
   •   但在伊斯兰和犹太人的记忆中，那是“屠杀”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仍是基督徒的羞辱。
   •   教训：政治或军事的短期胜利，如果违背福音精神，最终会成为历史上的污点与负担。
合一比扩张更重要
   •   十字军没有让教会更合一，反而使东西教会的裂痕不可弥合。
   •   基督徒彼此攻伐，成了世人讥笑的把柄。
   •   教训：如果政治追求导致肢体分裂，它就绝不是神所喜悦的复兴。
真正的“理想社会”不是靠权力重建的
   •   十字军试图在耶路撒冷建立“神的国”，结果只是短命的十字军国家。
   •   耶稣却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
   •   教训：教会的使命不是用政治实现“地上的天国”，而是见证将来要来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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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jun Jiao October 5th, 2025

主后250年德修皇帝（Decius）颁令所有基督徒放弃信仰，向罗马的神献祭，违者初而警告，再犯就被处决。

主后300年左右，戴克里先（Diocletian）为了要有效地统一罗马帝国，便要求所有罗马公民持同一的信仰，基督徒也因此成为他的心头大患，于是在主后303年，他下令将教会毁灭，基督徒只有一选择：背弃信仰或死亡。他并下令基督徒将圣经交出来，然后焚烧。不少基督徒殉道，有躲藏的，也有背弃信仰以保性命的。

305年，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退位，伽列里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分别晋升为东西部正帝

308年伽列里乌斯（Galerius）颁令，所有人除须向罗马的神献祭外，凡市上的食物一律洒上祭祀的酒，以迫使基督徒吃”祭物”或饿死

迫害的原因
基督教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并且以自己的信仰为绝对真理，不肯与其他宗教融合或并列，这便得罪了当时要维护罗马宗教的人，也令其他宗教的信徒憎恶。另一方面，基督徒为了分别为圣，绝不肯参与任何国家所指定的祭祀，这便引起误会，叫人以为他们蔑视神，甚至不信神的存在。因此当时对基督徒一个严重的控诉是：他们是无神论者。
基督徒被认为太狂热，他们所追求的圣洁、仁爱、和平、公义，在人看来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当基督徒不计代价地付诸实践时，其他的人一方面暗暗佩服，但另一方面却感到不安。例如基督徒拒绝进入罗马盛行的竞技场，观看角斗。不少教父更批评当时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这引起当时的人很大的不满。当基督徒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强烈的对照，他们便感觉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基督徒不受欢迎。
基督徒结成一体，很容易使人怀疑他们有政治企图或行动；而且在国家的法律以外，他们更遵守神的律，并坚持神的律才是绝对的。不少基督徒因要谨守不可杀人的命令，便坚决不拿兵器，不肯当兵，这对于以军事立国的罗马政府，显然是罪大恶极的。

教会的回应：坚守信仰，绝不妥协。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会的种籽－－特土良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公元272年出生于罗马默西亚行省
母亲海伦娜是小酒店老板的女儿
父亲是西部副帝君士坦提乌斯
年轻时跟随戴克里先在帝国东部征战
公元305年父亲升任正帝，回到父亲身边
公元306年父亲猝死，被部下拥戴为帝国西部正帝，为此后18年的混战拉开帷幕

312年春，君士坦丁率领4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攻取了都灵，善待当地居民，这样意大利北部各城相继打开城门投降
312年10月，君士坦丁来到罗马城下，马克森提乌斯出城迎战，在罗马城外3公里处台伯河上的米尔维安大桥附近展开了决战

优西比乌（约公元337年）：在《君士坦丁传》中写道，君士坦丁亲口告诉他，大约在中午时分，他和军队看见太阳上方出现了一个发光的十字架，伴随着希腊文 ἐν τούτῳ νίκα（“凭此征服”）的话语。当天夜里，基督又在梦中向他显现，嘱咐他在战斗中使用这个标志☧ Χριστός

大部分的溃逃士兵都涌向了8米宽的米尔维安大桥。不少士兵刚开始过桥就让后头的人推倒，活活挤死在桥旁的石栏杆上。台伯河其实并不宽，可以游泳渡河。但是士兵们身上都穿着沉重的盔甲，而在人挤人的混乱中，根本没有办法脱下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跳进河里后，大多都没有机会浮出水面，就葬身河底。

马克森提乌斯也葬身台伯河底，第二天被打捞上来，斩首示众，将马克森提乌斯的两个儿子也同样斩首

元老院升其为正帝

然后出发前往米兰和李锡尼会谈，

313年春天李锡尼与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坦提娅）进行了婚礼

313年6月15日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联合发布米兰敕令，给与公民宗教自由，基督教正式走出地下，成为合法宗教。

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因此，在我们所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认，并允许他们为加深其信仰而举办有关仪式。然而，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时给执行者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作明文的规定。

我们，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锡尼于米兰相聚，共商帝国大事。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中，首先应该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

无论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皆应得到完全的认可。无论哪一方天神，都应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以上是我们二人之决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颁布的有关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镇压基督教的诸法）一概无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

给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和尊严都不容遭到诋敦。

基督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别规定，基督徒之前被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即予以归还。另外，那些曾经属于教会或者教区的资产，也即刻物归原主。依照上述规定，对那些以拍卖方式购买了教会财产的人，在交还财产后，国家将以公平的价格补偿其经济损失。

315年在多瑙河附近的⼩镇西巴菜（现克罗地亚东部温科夫齐Vinkovci）。君⼠坦丁⼿下守护莱茵河防线的2万⾼卢兵，对阵李锡尼麾下守卫多瑙河防线多年的3.5万巴尔⼲部队。
君士坦丁亲率骑兵团冲锋，获得胜利。
此时，两年前与李锡尼结婚的君士坦提娅，出来调停丈夫和兄长之间的斗争。可能是在12月达成和解，条件是李锡尼必须退到小亚细亚以东。君士坦丁接管多瑙河防线的精锐部队。

316-322年君士坦丁和长子克里斯普斯分别防守多瑙河和莱茵河防线，抵挡蛮族的侵入。322年君士坦丁彻底击败哥特人，将4万哥特男子编入罗马大军。

324年君士坦丁向李锡尼开战，12万vs16.5万，在哈德良堡（现土耳其的埃迪尔内Edirne）决战，君士坦丁依旧亲率骑兵团冲锋，大腿中箭也不后退，最终击溃李锡尼的部队..

李锡尼逃入拜占庭。在拜占庭外的海上，君士坦丁的长子克里斯普斯率领200艘浆帆船，利用顺风冲击李锡尼的350艘浆帆船，获得制海权。

李锡尼逃回老巢尼科米底亚（土耳其西北部的伊兹米特 Izmit），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这时再一次出面调停。
李锡尼在妻子陪伴下，向君士坦丁下跪，并当面脱下了象征帝位的紫色披风。君士坦丁拉着李锡尼的手扶他起身，并提出之前与妹妹约定好的和谈条件。从今以后，李锡尼正式退位，与妻子前往帖撒罗尼迦一起过着引退生活。

第二年325年，突然有一队士兵闯入可以眺望爱琴海的帖撒罗尼迦，声称李锡尼私下与哥特人联络，密谋反叛君士坦丁，然后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李锡尼和少年的儿子处以死刑。

君士坦提娅后来跟君士坦丁依然关系良好，不久就改信基督教了。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也已经改信基督教，所以君士坦提娅成了皇室中第二个改信基督教的人。

310年逼前正帝岳父马克西米安自杀
312年米尔维安大桥之战杀死大舅子马克森提乌斯
325年处死了前正帝妹夫李锡尼
326年在狱中酷刑逼供杀死了长子克里斯普斯
同年将皇后法乌斯塔在蒸汽浴中闷死

米兰敕令偿还教会资产
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官兵，周日放假去做礼拜
捐赠皇帝资产给教会
对神职人员的特权与支持
召开尼西亚会议
建设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耶路撒冷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伯利恒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罗马拉特朗大殿（Lateran Basilica – 12 Apostles）
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中世纪流传的《君士坦丁捐赠书》（Donation of Constantine）声称他把“西罗马帝国”捐给教宗，但这其实是伪造文书（8世纪产生）。

为主教提供国家供养，如津贴和生活保障，免除神职人员一切公务和纳税的义务，专心事奉神，罗马社会的中间阶层开始大量涌入教会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主教（260-340）在其著作《基督教教会史》中痛心地写道：“很多人入教是为利益，而非信仰”，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现状。

君士坦丁只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未将它列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没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

亚流的主张
•上帝是“独一”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受造物。
•上帝先创造了“道”，即基督耶稣，再藉由道创造世界。

亚他拿修的主张
•圣子为圣父在永恒中所“生”，与父虽然有別，但本质上“与父同质”，他就是上帝。

支持亚流的：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主教，尼科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主教
支持亚他拿修的：亚历山大主教

教会面临分裂的局面，这是君士坦丁无法容忍的事情，于是在尼西亚召开主教大会
300主教大部分来自东方教会，10人来自西方教会

尼西亚信经：解决了圣父圣子同为神的问题.

君士坦丁建设了一个只有基督教教堂、没有多神教神殿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公元330年5月11日，庆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工的落成典礼隆重举行。在全力加程赶工之下，短短6年时间，至少这座城市初步具备了首都应有的外形。
如果说罗马是多神教的罗马帝国首都，那么以皇帝君士坦丁之名命名、号称“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罗马帝国首都了。
君士坦丁认为，要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必须依靠新政体、新首都、新宗教来完成。当然，从这一年起，首都的所有功能，都从罗马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

公元337年开春，君士坦丁率领大军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小亚细亚。因为在“四帝共治制”时期被罗马军队彻底击败而被迫讲和的波斯帝国，在事隔40年后再一次展开了反罗马的军事行动。
虽然君士坦丁已经65岁，但对手是波斯国王的话，还是需要他亲自出马。

但是，这时君士坦丁已经是花甲之年，加上30年来忙于争夺皇位和专制统治，将心力全数投入权力的取得和维持中，因此积劳成疾。在亚细亚西部的尼科米底亚，他卧床不起，于5月22日过世，享年65岁。

君士坦丁的遗体没有按照传统进行火葬，而是直接运到君士坦丁堡，安葬在他生前修建的“圣十二使徒教堂”。

据基督教史料记载，君士坦丁临终时，接受了亚流派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的洗礼。

君士坦丁只是遵循当时的惯例，即将洗礼延后到临终时举行。这样一来，他在做皇帝期间，即使干了一些属于严重罪恶的坏事，也还能在最后一刻通过洗礼得到赦免。

后世评价

政治层面：重新统一帝国，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使帝国权力重心东移，开启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历史。
宗教层面：承认并支持基督教，为基督教成为欧洲文明的核心信仰奠定基础，但也从此让教会走上了依附权力的道路。
个人层面：因皇位继承与宫廷斗争制造家族悲剧，虽然临终才受洗，但他一生的宗教政策极大改变了教会命运；然而，他的统治也留下“利用信仰巩固权力”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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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jun Jiao September 22nd, 2025

相传在一世纪的时候一位外邦人遇到一位基督徒。外邦人说：我想多了解一下你们传的这个叫基督教的新宗教。你们的神庙在哪里？

基督徒回答说：我们没有神庙。

什么？那你们在哪里朝见你们的神？

基督徒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我们无论在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

有意思。但你们如何献祭呢？

我们不献牲畜，谷物，美酒为祭。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人献了祭。现在我们唯一要献为祭的是自己的身体，生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

嗯，太有趣了，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你们的祭司，我想向他多请教请教

我就是个祭司。

不，你不是祭司，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我在市场上看见过你

基督徒回答说：你也可以成为祭司，只要你委身于基督，信靠祂。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祭司

这个对话是想象出来的，但它很生动地显明了基督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重大不同。一世纪的基督徒正是过着这样的信仰生活，这样建立基督徒的团体。两千年前，这样的回答让世界无比惊讶。有意思的是2000年后，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但很多基督徒不再像一世纪的基督徒那样看待这个信仰，他们更多的把教堂看作神的殿，把牧师看作神的祭司，把每周日做礼拜，十一奉献看作对神的献祭。总之让基督教越来越像其他宗教。我们这学期会一起看一些基督教历史上的人和事，有些是垂范千古的事迹，有些是不那么光彩的篇章。我们的目的之一，借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口号：就是回归本源，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厘清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化，权力，人心的欲望对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塑造与侵蚀，而让我们透过这些重新看到这个信仰的本源。

今天我们来讨论基督教最初的一两百年。这个信仰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开始，凸显了它的神秘和不寻常。

第一个出人意料：基督教是在它的创教领袖死了以后才开始的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种宗教是建立在其创始人的“失败”之上。通常，一个宗教的诞生，需要创立者的成功、智慧或胜利：释迦牟尼的开悟，孔子吸引大量学生，穆罕默德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但基督教恰恰相反——它开始于一个最羞辱的死亡。在罗马世界，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它保留给奴隶、叛乱者、最下贱的人。它太屈辱了，以至于罗马公民都不许被处以十字架之刑。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在社会眼中不仅是罪犯，更是个人神共弃的对象。对于宗教，思想领袖来说，死亡不一定是问题，但死亡的方式是大问题。苏格拉底也被判处了死刑，但他在朋友围绕之下，一边讨论灵魂不朽，一边平静地喝下毒芹汁，挥洒自如，了无牵挂。因此，苏格拉底的死在希腊世界被看成是“哲人殉道”，他的死强化了他爱真理胜于爱生命的高大形象。

对比之下，耶稣的死在一世纪的犹太与希腊罗马文化圈中，几乎是最不堪的处境。祂不是在门徒围绕的课堂里谈论崇高的理念，而是在耻辱的刑场上，被罗马士兵戏弄、鞭打、剥去衣服，最后悬挂在十字架上。对犹太人来说，钉十字架意味着“被神咒诅”（申命记21:23 “被挂在木头上的是神所咒诅的。”）。犹太人本来很多人因为耶稣与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不同而远离耶稣。这样的死亡方式更是让他们确信耶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被神弃绝的。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十字架是奴隶和罪犯的极刑，是最下贱的死亡方式。没有哲学家的尊严，没有英雄的壮烈，只有赤裸、血污与耻辱。按常理，这样的死亡不可能激发任何“崇敬”或“效法的心”，只会让人对他避而远之。在罗马的帕拉蒂尼山出土过一个公元二世纪的涂鸦：一个人跪拜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形，但那人头却画成驴头，旁边写着“亚历克萨美诺敬拜他的神”。这是当时人嘲笑基督徒的证据，认为他们拜的是一个被羞辱的“驴子神”。（驴子和马，骡子相比是更下贱的牲畜，驴比较笨，驴代表谦卑，基督教几乎在每个地方颠覆世界的价值观。但中世纪教会权贵不再骑驴）基督教很容易被嘲笑，被人dismiss，不以为然。因为它宣扬的并不是人们自然而然感兴趣和追求的东西比如权力，能力，物质丰盛。这也是传福音的难处。福音是好消息，但不是不言而喻的好消息。

然而，保罗却宣告：“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1:23-24）基督教从一开始传的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正是基督信仰出人意料的地方：耶稣的死亡并没有成为祂运动的终点，而是成了信仰的核心，救赎盼望的关键。这不合情理，历史上也没有类似的例子，为什么会发生？正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另一个核心：耶稣的复活。复活使十字架不再是失败的符号，而是得胜的起点；不再是羞辱的记号，而是荣耀的冠冕。正是从这个最羞辱的刑具，神彰显了他智慧与能力。那些最早的基督徒因为亲眼见证了耶稣的复活，生命得到完全的反转，价值观得到完全的更新，那些听了他们所传的道就相信了的人，是看到他们的与众不同,被他们的生命生活中喜乐平安谦卑舍己说吸引，除非他们所传的是真的，无法解释

这就是基督教出人意料的开始：不是从荣耀走向荣耀，而是从羞辱走向荣耀；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神的拯救。这也是它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不是对品格完美者的奖赏，而是软弱失败者的盼望。十字架的信息正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神可以成就最伟大的事。被世人嘲讽的，代表屈辱的十字架成为荣耀，拯救的标志，

第二个出人意料：基督教的传播背后没有帝国的军队外交，反而常受政权迫害

在人类历史中，大多数宗教或思想体系的扩张，往往依赖权力的扶持或武力的征服。埃及、巴比伦、罗马的宗教，都与帝国的权力紧密结合；伊斯兰的扩展也伴随着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但基督教的传播，却是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故事。在罗马帝国，皇帝既是政治统治者，也是宗教领袖；祭祀国家的神明被视为忠诚的表现。基督徒拒绝参与帝国的祭祀，拒绝向凯撒焚香，结果被认为是不忠之人、危险分子，常常被排斥、甚至抓捕，处死。基督教不是借助国家机器扩张，反而常常是国家刀剑下的受害者。更特别的是迫害成为基督教传播的动力。当司提反殉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大逼迫，门徒分散各处（徒8:1）。但这并没有使教会消失，反而使福音传到犹太，撒玛利亚，小亚西亚。当罗马帝国以为可以用权力和武力消灭教会时，基督教反而越发扩展。特土良在二世纪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约公元155年，士每拿主教玻利卡被捕。当罗马官员劝他“只要说‘凯撒是主’，就能得释放”时，他回答：“我服侍我的主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我，我怎能亵渎我的王、我的救主？” 最后他被焚烧殉道。当人们看到基督徒唱着赞美诗走近斗兽场，在酷刑面前视死如归时，很多人开始思考，他们信的这个基督如何能给他们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平安和盼望实在世所罕有。基督教的胜利，不是靠刀剑，而是靠见证。（澄清。西欧，北欧，中国，非洲）这是基督教传播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一个常被排斥、受逼迫、没有政权护航的群体，竟然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7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与佛教的比较：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兴盛源于阿育王的支持，失去政权支持后佛教在印度几乎消失。在中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取得成功，一大原因是它不否定当地原有的神祇，而是常常采取兼容并蓄的策略。例如在中国，佛教与道教、民间信仰发生交流和融合；在东南亚，也与当地多神崇拜并存。信条本土化。基督教向德国，北欧，英国，爱尔兰的传播不是在罗马帝国的支持下）

第三个不寻常：没有种族基础和文化认同

在古代，宗教往往与民族、血统和地域紧密绑定。

犹太教：这是典型的民族宗教，根基在以色列民族，身份认同和律法遵守是进入群体的前提。

希腊、罗马宗教：以城邦或帝国为单位，人们崇拜各自的守护神明。宗教与政治、文化身份捆绑在一起，生而为雅典人，就该敬拜雅典的神；生而为罗马人，就应祭凯撒与诸神。所以在华人当中对基督徒有一个常见的批评，就是你们怎么信洋教。可以什么都不信，但是要信就应该信我们中国的。正是源于这样一个宗教观，宗教是属于民族的

在这种语境下，一个没有民族基础、没有文化传承的宗教，通常很难有生命力。

基督教却恰恰反其道而行：它不是一个“民族宗教”，即便源自犹太人，核心却是对所有人的开放。耶稣复活后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28 宣告：“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按常理，这样的宗教应该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被边缘化。但基督教在其后的2000年里表现出惊人的跨文化性（跨文化但不改变核心信条）。这正是因为它的力量不在于血缘上的亲和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大家来到这个信仰面前不是因为它讲的特有道理，它的哲学特深奥而精妙，不是因为它的故事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关乎拯救的一个好消息，基督徒对信仰或者说对这个宗教有和其它宗教传统很不同的一点：神，宗教并不属于某一个民族，所有的民族都属于神。

第四个不寻常：初代没有中央机构可以进行有效管理和经营

在古代，想要让一个宗教或思想体系迅速传播并维持统一，通常需要中央管理与制度化：

犹太教有耶路撒冷圣殿和祭司体制，祭祀和律法裁定由大祭司和公会统一掌控。

罗马宗教由帝国和地方官员监管，帝国祭坛和皇帝崇拜维系“全国一致”。

各类哲学学派（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等）都有大师和学园，传承依赖组织化的教学中心。

没有这种“总部”，思想往往迅速分裂，难以持久。

基督教最初却完全没有中央管理机构：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起点，但很快因逼迫而分散；各地教会由长老、执事牧养，本地自治，形态各异。使徒们的角色不是“中央官员”，而是巡回的见证人和书信的作者。尽管没有中央机构，初代教会却保持了核心信仰的一致性。教会在安提阿、哥林多、罗马、以弗所等城市落脚，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语言、文化与社会背景。照理说，应当出现许多彼此冲突的理解。但从《新约书信》可以看到，虽然地方教会有道德问题，但同一个福音的认信在第一世纪中被清晰地守住。（二世纪开始，教会需要回答更复杂的问题：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如何关系？神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与不同哲学、宗教传统碰撞（如诺斯替思想、希腊二元论、犹太律法主义），导致各种“混合式”信仰冒出。使徒们相继去世。没有了亲眼见过复活基督、直接领受启示的人，教会失去了一个天然的统一标准。因此，二世纪开始，很多人提出新的解释和思想，争夺“正统”的话语权。权力开始进入教会；早期圣灵的呵护，后来发展的必要，就像父母照顾孩子）

今天我们容易以为，组织越强大，教会越有力量。但基督教的起点告诉我们，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在组织当中，而是在圣灵，顺服，委身当中，这些圣经中反复说的，我们听起来很熟悉，但行起来有些陌生的概念。

第五个不寻常：排他性

在罗马帝国与希腊文化中，宗教是多元并存的：

城邦有各自的守护神，帝国也承认无数地方神明。

普遍的观念是“神越多越好”，罗马宗教不断把外来神明纳入自己的体系，在罗马有来自埃及的“伊希斯神庙”、波斯的“密特拉祭坛”。

多元宽容是一种政治与文化策略，为了减少冲突。

基督教却毫不妥协地宣告：“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种绝对的独一真神信仰，在罗马帝国被看作危险的排他性。基督徒不愿意在凯撒像前献香，不参加地方祭祀，被视为“不敬神明”，甚至被指控为“无神论者” 按理说，在多神文化里，一个拒绝与其他宗教妥协、甚至断言“别的神都是假的”的信仰，应该很快被孤立和消灭。

它既没有政治庇护，也没有文化宽容。

它得罪了帝国（因为拒绝凯撒崇拜），也得罪了地方宗教。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样的宗教很难存活。

但出人意料的是，正是这种排他性，反而赋予了基督教强大的吸引力和身份认同。基督徒知道自己“与世界不同”。这种界限带来强烈的群体认同与彼此支持。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周围截然不同（如拒绝弃婴、性混乱、暴力娱乐）。这让外人即便反感，也不得不敬佩他们的生活。

对罗马人（很多现代人）来说，宗教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国富民强的工具。如果接纳一个新神比排斥它更有益处，就接纳，如果接纳带来很多冲突，就排斥。

对基督徒来说，神不是一种社会契约，而是真理本身。真理天然具有排他性。因此，基督徒不能像罗马人那样，把神当作策略工具，而必须忠于独一的真神。

在多神的罗马世界，基督徒的坚持显得顽固、狭隘，既“不合群”，又带来文化，社会，政治风险。照理说，这样的宗教应该被边缘化。但事实却出人意料，基督徒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宁可殉道也不妥协，反而使福音更有力量。不是排他性宣称有力量，是对排他真理的信所发出的生命改变具有力量（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在迫害面前有平安，仍然宽恕；他们在瘟疫、饥荒时主动照顾病人和穷人）真正减少冲突的不是对其它信仰的接纳而是对有其它信仰的人的接纳和爱。后来的基督徒很容易接受并宣扬排他性真理，但并没有按真理去生活，反而有了掌握真理的傲慢，这就是与初期教会的见证背道而驰了。

第六个不寻常：威胁等级社会的平等思想

罗马帝国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公民、自由民、奴隶泾渭分明，法律地位完全不同。社会的运作不像现代社会基于平等的契约，而是基于庇护-依附关系：依附人服从，侍奉，尊崇庇护人；庇护人对依附人有恩慈，怜悯，保护，提供经济机会。罗马人看待神明也像“庇护人”：人向神明献祭、尊崇，神明则赐福保护。在犹太人中这种不平等同样是根深蒂固的。犹太人的祷告。

基督教反其道而行之，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在教会中，奴隶与主人一起领圣餐，妇女与男人一同祷告。在福音里，人不是通过“献祭来换取庇护”，而是直接因信进入与神的亲子关系。这是极其“出人意料”的，早期教父贾斯汀（Justin Martyr, 2世纪）描述基督徒的聚会时说：“我们不分穷人或奴隶，富人或自由人，大家同样领受圣餐。”

在一个奴隶不能与主人同桌吃饭的社会，这是颠覆性的见证。奴隶在教会里被称为“弟兄”，甚至有些奴隶成为教会领袖。而且是危险的：一个信仰共同体竟然模糊、甚至否认了当时最坚固的社会界限。为什么危险？如果奴隶在教会里和主人平等，这思想本身就动摇了奴隶制度的合法性。这是基督教废奴主义从始至终的呼声“拥有神形象的弟兄怎么可以像牲畜一样的买卖？若妇女在基督里与男人同为一体，就冲击了传统父权的单向尊崇关系和家庭秩序。难怪二世纪的罗马作家塞尔苏斯讥讽基督徒“让妇女和奴隶参与信仰”，认为这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按常理，这样的平等思想只会被视为“危险”而遭打压。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思想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成为基督信仰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被忽视、被压迫的人在教会里找到了尊严与身份。这使福音能迅速在广大平民、奴隶、妇女中传播。教会因此成了“另类共同体”，见证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天国的秩序”。在这个新型共同体中，真正的权柄不再是建立在提供庇护的能力，而是建立在彼此服事、彼此相爱上。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初期教会的“出人意料”揭示了它的力量所在。这些令人震惊的，不和常理的独特性使这个发源于帝国边陲的小小运动迅速传遍了地中海世界。但今天在许多地方，这些特质都或多或少被削弱，使基督教看起来更像“社会宗教”中的一种。

十字架更多成为文化符号，人们强调基督教让我找到内心的平静等等对个人的益处，弱化了“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真义。

初代教会在逼迫中仍然扩展，证明教会的生命力不靠权力。今天越来越多教会和基督徒热衷政治，对权力的得失极敏感，甚至有时为了“影响力”而迎合权力，失去“在逼迫中见证”的精神。

初代教会超越民族与文化，犹太人与外邦人成为一体。今日：教会往往受制于民族、文化或阶层的界限，分化为“族群教会”“文化教会”

初代教会缺乏组织能力，靠圣灵和福音保持合一。今天教会机构化、行政化，仪式化，这些改变使教会能做一些大事，但有时也会使教会变得更像企业或社团组织，

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进退失据，或者害怕得罪别人而不敢为真理做见证，或者大声坚持真理而真的得罪别人，甚至把人推的离福音更远

今天我们看了基督教的前一两百年。它面临着一连串的挑战却出人意料地成长起来。下周志雄会介绍早期教会经历的最大的挑战，命运中最出乎意料的转折：基督教从被普通人厌弃到被普通人追捧，从被迫害的社团到拥有了帝国的军队和钱袋。是福是祸，可喜可忧，我们下周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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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xingyang September 14th, 2025

倪柝声（1903—1972），原名倪述祖，籍贯福建福州。1903年生于广东汕头。
1916年，倪柝声就读于著名的福州三一学校汉英书院，接受西式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领导学运，被停学一年
1920年在余慈度的布道会上立志终身奉献，改名倪柝声 Watchman Nee

1 父亲当时在汕头任海关官员。倪柝声是家中的长子，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祖父是教会的牧师。
母亲所生的前2个孩子都是女儿，常受重视男嗣的婆婆讽刺。再次怀孕时，就模仿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应许如果所生为男孩，就将他一生献给神[5]。此后共生有五子，

2 福州三一学校包括汉英书院（八年制，中学和大学一、二年级，主要学科均采用英文教学），倪柝声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绝顶聪明。

3 停学一年

4 原本在信仰上不冷不热的妈妈深受余慈度的讲道所感动，不仅放弃了打麻将的嗜好，而且主动为自己曾向家人发脾气而认罪悔改，请求家人饶恕。倪柝声对母亲的改变非常惊讶，因好奇也去听余慈度讲道，深受感动，接受了福音，整夜认罪悔改，并且立志终身奉献。复学之后，他不顾受嘲笑，热心向同学传扬福音，把70名同学的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天天代祷，到毕业时，有69人接受福音。

以后几年间，他一面刻苦勤读圣经，同时博览大批基督教历史名著，一面到隐居的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里求教。

1 倪看见分门别类的宗派带来的问题，觉得那是分裂基督的身体，于是提出脱离宗派，建立一地一会的“地方教会”（local church）

2 1923年初，王载从南京请来女传道人李渊如开复兴布道会。几十位青年基督徒穿上写着‘信耶稣得救’的福音背心游行，吸引人来参加布道会。1个月间，听道受感者达到几百人，成立基督徒会堂。李渊如不久回到南京，几年后成为倪柝声的重要同工。

3 王载的重点是复兴布道的工作，要走个人奋兴家的道路，到各地巡回布道，并且去上海接受美国传教士的按立成为牧师。而倪柝声认为工作重点在于建造地方教会，認為教會的一个罪惡是有特權階級，在天主教，這個特權階級是神父；在基督教則是牧師，他认为，信徒皆為祭司，不需要特權階級（神父，牧师）作神人間的代理人，所以他與同工都以「弟兄」互稱。

福州教会1966年文革中被关闭。现改名“马厂街基督教堂”重新开放。

4马来西亚

5新加坡

1 南京
李渊如（1894-1969）——1917年来到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校监，职责是将学校非基督化。当时该校音乐教师蔡苏娟带领200名学生中的72名学生相信耶稣，引起家长反对。李是倪柝声在文字出版方面的重要同工，负责上海福音书房的文字编辑工作。

2 无锡
「以前我以为一个人要到老年时才可以写书；但那时我以为自己快要离世了，所以必须开始写书。于是我在江苏省无锡城租了一个小房间，将自己关在里面终日写作。那时我的病开始加剧，连躺下来都不能。我写的时候要坐在一张高背椅子上，胸部顶住桌子，以减轻胸部疼痛。撒但对我说，你既然快要死，何不死得舒服点，何必如此受苦？我说，是神要我这样，你退去吧！经过了四个月，我写完了三卷《属灵人》，在写作期间，不知流了多少血汗和眼泪；在生命无可指望中，神的恩典都将我带领过去。每次写作后，我都对自己说，这是我对教会最后的见证。虽然是在百般的艰苦中写作，但我觉得神对我非常亲近。

3 上海
1927年底，倪柝声、李渊如、汪佩真和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祝康宁共4人，在新闸路944弄赓庆里（今泰兴路口东侧）汪佩真住所举行上海地方教会的第一次擘饼聚会。

汪佩真（1899-1971）——1921年从金陵女子神学院毕业之后，开始到中国各省讲道。她的传讲很有能力，广受欢迎，号称中国的女司布真。1925年，她到烟台传福音，李常受因而得救。汪是倪柝声的另一重要同工，负责姊妹工作和青年学生的福音工作。

1928年1月，他们在哈同路文德里（今铜仁路240弄），租赁了一幢石库门房屋，作为聚会场所。又租下26号作为单身女同工的住所，汪佩真，李渊如等长期住在此处。

4 神迹
那一天我禁食，是由早晨起到下午三时，同时，在上海的同工们，也在李渊如姊妹家，为我迫切祷告。我向神祷告，求祂给我信心，祂就给我话语，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第一句：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义人必因信而活；第二句：是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四节，凭信而立（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第三句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因信而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就不顾一切，穿上我一百七十六天未穿过的衣服。我下床要站立起来，出了很多汗，好像被雨淋透。撒但对我说，你连坐都不能，还想站立起来？我说，是神叫我站立。我就站起来，全身又出冷汗，几乎倒下去。我一直说，凭信而立，凭信而立！我就走去拿裤子和袜子来穿，穿好了，我就坐下。一坐下，神的话又来了，叫我不只凭信而立，还要因信而行。我觉得我能起床，并走几步去拿裤子和袜子来穿，已经是了不得了，我怎能希望再行走呢？我就问神，你要我往哪里去？神说，你下楼梯到二百十五号李渊如姊妹的家里去。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为你的病已经禁食了两三天。

当我站在楼梯顶的时候，我看那是我一生所看见最高的一道楼梯。我对神说，你叫我走，我纵使死了，我也要走。但我接着对主说，主啊！我走不动，求你用手扶着我走。我扶着栏杆，一阶一阶地走下去。我的全身又冒出冷汗，我一面走，一面喊着说，因信而行，因信而行！我每走下一阶，我都祷告说，主啊！是你叫我能走！在信心中，我似乎是与主手拉着手，直走完了那二十五阶的楼梯。下到楼梯底时，我觉得很有力量，就快步跑到后门，开了门，一直向李渊如姊妹的家中走去。我对主说，从今以后，我因信而活着，不再是个躺着的病人了。我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那样地叩门，只是没有罗大出来应门。门一开，我走进去，七、八个弟兄姊妹注视着我，不出声，也不动。大家安静坐着，约有一小时，如同神出现在人间。我也坐在那里，心中满了感谢和赞美。以后我就作见证，向他们述说我蒙医治的经过。大家灵里畅快喜乐，高声赞美神奇妙的作为。」

1 倪年轻时爱上了倪家三代世交张汝舟的三女儿张品蕙（1902-1971）。在倪柝声得救之后，就尽力地向张品蕙传福音，张却取笑他，这使倪柝声感到很沮丧。尽管如此，在他心的深处，他仍无法放下她，
1922年倪柝声到上海，受邀在宣道会守真堂作见证，张家都在四川北路守真堂聚会，他不能像诗人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天，倪柝声虽然硬着头皮，上讲台讲了一篇道，但是他不晓得自己讲的是什么。整整一星期，倪柝声和神挣扎，他对张品蕙的爱慕，成为他被圣灵充满的拦阻。一星期后，倪柝声以沉重的心情求神改变祂的心意，允许他继续爱慕仍未信主的女朋友，他向神许了许多愿：愿意去西藏传福音；但是神坚持祂的要求，于是倪柝声求基督的爱充满他，他愿意放下他心爱的人。几天后，基督的爱摸着了倪柝声，他写下《主爱长阔高深》，其中一段说：

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除你之外在天何归？在地何所爱慕？
反对、艰苦、飘零，我今一起不理；只求我主用你爱情，绕我灵、魂、身体。

2 张去北京上大学
1934年张开始参加文德里的聚，此时，倪柝声认定，他为主的缘故所放下的，神重新赐给他作配偶。正如腓利门书十五节所说的，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
但张品蕙的姑母张美珍，把张品蕙从小抚养大，有意将张品蕙许配给有名望、有财富、有地位的人。所以倪柝声虽然对张品蕙有感情，为了不拂逆张美珍的意思，一直拖延这桩婚事。

3 1934年10月倪在杭州带领特别聚会，当知道母亲决定在聚会结束后为他举行婚礼时，倪柝声大吃一惊。他深知在张美珍的反对下，一旦与张品蕙结婚，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他于是打算一领完聚会，就逃婚。
被同工严词警告，倪不得不接受环境的安排，举行了婚礼。

4 回到上海后，张美珍在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连续一星期刊登启示从各方面彻底毁谤倪柝声，她又在众信徒之间广泛派发单张，破坏倪柝声的名誉，

“這個窮傳道人竟敢將她寵愛的品蕙拐走？這樣一位教養非凡的青春淑女，他以後養得起嗎，有能力寵愛嗎？就算辦得到，也一定是依靠了外國金援。”

使倪柝声精神上深受打击，他被迫携带新婚的妻子，远离上海，後來倪就和幾位弟兄駕車，從浙江、江西、湖南，往廣西去了。因為結婚所遭到的毀謗，反倒促成了倪氏在中國西南方的工作，真是神奇妙的作為。

在全国两百位同工中，差不多有四十位是由他直接照顾。

1 李常受领会
2 重新出山
3 福州教会的大复兴，信徒人数从150人扩增到1,400人以上，倪柝声将倪家在福州的三处房产全部奉献出来给福州教会使用

4 1948年4月20-21日，倪柝声向同工们交代了他经营生化药厂的原委：
「我当年目睹同工们的家庭，经济困难，营养不良。有些同工的孩子不能上学，肚子饿，在家里哭。有许多同工因患肺病而逝世
我们同工中的寡妇。。。有二十多位。这些姊妹的丈夫活着的时候，是抛弃自己的地位，辞掉自己的职业，但他们死了以后，都被人忘记了。
当时我办生化药厂的时候，我的情形就宛如一个寡妇，带着几个孩子，盼望养活他们，但是养活他们的盼望不幸落空，因此寡妇就改嫁了。遇了一些日子，连孩子都没有了。
我看着一个一个同工的去世，我里面生气；也许我作了许多的错事，但是神知道我为什么缘故这样作。」说到这里，倪柝声一面讲，一面哭，众人也当场哭出来，会场里一片哭声。

倪柝声当天就把上海生化药厂的管理权交出来，「我八年的工夫在弟兄姊妹面前抬不起头来，难道我今天不能说一句：我也摆上了。」
这时他对年青的弟兄姊妹说，奉献一切，才能专心事奉神。倪柝声既然与同工们言归于好，也就与同工们一起配搭事奉。
上海教会的大复兴人数从几百人扩增到数千人，其中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占三分之一。于是信徒踊跃奉献，建造了南阳路145号聚会所（后来的静安体育馆），可容纳3,000人，但挤满了4000人，于是又在虹口的虬江路买了一个会所，可容一千人。

5 这次上海同工聚会又决定，进行同工培训。倪柝声用经营中国生化制药厂的收入买下了福州鼓岭的二十余栋房子，拿来作执事之家，以便培训同工。执事之家于是又称鼓岭同工训练班。
1948年和1949年的夏季，倪柝声在鼓岭，举办了两期同工长老训练。在倪柝声的一生中，他在鼓岭对同工的两次培训是他事奉的高峰。
同工回忆：「倪柝声弟兄在鼓岭，一天三次，每次两、三个钟头交通，连说了四个月，哪里来的丰富和力量？我们想也想不来。
但是看到生命的能力，吞灭了人的软弱，我们的灵、魂、体，都蒙了恩，就不能不俯伏敬拜神。。。那些日子，天与地是连在一起的。」
陈则信的回忆：「他所释放的亮光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话语的能力有如利刃扎人心坎！听完信息在祷告时，常有多人流泪痛哭！
有好几次他讲完了道，全堂几乎都仆倒哀痛着祷告，其情形宛如五旬节的再临，圣灵同在是如此明显，真像大风吹过能感觉得到一般！参加那次训练的人，实在是太蒙恩了！」

6 香港复兴

经过鼓岭训练之后，全国各地教会普遍大复兴。在北方，张子洁带领的青岛教会信徒迅速扩增到4,000人，
各地纷纷新建聚会所，如南京、北京。浙江萧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阳，开办农场，建立教会。
1950年初，倪柝声在香港的工作，带进香港教会的复兴，信徒扩增到3,000人，新建了尖沙咀天文台道聚会所。

1950年代，中国大陆约有700处地方教会，其中一半在浙江省；共有7万信徒，其中近4万在浙江省，其中又以温州地区最为集中。

1 一九五0年五月，倪在香港领会，李常受來香港，報告臺灣工作的進展，（倪差派李去台湾建立教会）。六月李常受在臨走前，曾盡力試圖勸阻他不要回上海，
倪柝聲說：「弟兄！我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把教會建造起來，我現在能夠丟下他們不管麼？使徒們在這種情形下，不是仍留在耶路撒冷麼？」
倪柝聲這時接到上海長老打來的一封電報，說到他們有許多問題，請他早一點回去解決。這時汪佩真在場，她支持上海長老的請求。她提醒說：「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永遠。」（詩二十九 10）
儘管李常受再次把他拉到一邊，竭力勸阻，但倪柝聲大聲說：「我不以性命為念，若房子塌下來，我的孩子還在裏面，我必定把它支撐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顧惜。」

2 1950年6月28日，中国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7月，倪柝声、李渊如、俞成华、汪佩真联名指示全国各地475个聚会处负责人，发动信徒32,782人签名，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鼓岭执事之家的房产土地。倪柝声此举是为了保留鼓岭的房产土地，好作教会未来培训同工之用，但在当局看来，是纠众要胁政府，是违抗新中国的土改政策。更加离谱的是，为了迎合新政权的政治需要，倪柝声和少数的同工们，又在各地信徒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份32782人的签名名单，作为各地信徒赞同加入三自教会的表态。这种移花接木的作法，怎么逃得出共产党的法眼。后来，鼓岭执事之家被定为团体地主。1951年3月，全体在鼓岭执事之家的人员受到管制，达半年之久。管制结束之后，执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没收，执事之家的人员全体离开。

3 1951年4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倪柝声接受邀请去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拟了一个通知，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因为倪看到新政府对神教会的政治压力特别大，若不趁早参加政府号召的‘三自’组织，势必得不到政府所许诺、保证的、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导致教会大遭逼迫

4 1952年2月，在沈阳的东北药厂开始进行五反。原上海生化的副总经理史济汤在东北药厂检举了倪柝声，说他将高压锅炉以三十万人民币（新币）的高价卖给东北药厂。这被视为是盗窃国家资财
1952年4月10日，（三反五反运动中）倪柝声在东北被秘密逮捕拘禁。直到4年后的1956年（肃反运动中）

5 1956年1月29日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被捕，稍后俞成华、左弗如等人也入狱，这些同工和倪柝声一起被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开控诉。

1956年2月8-16日，政府在南京西路上海市卫生学校举办了“倪柝声反革命罪证展览会”，组织聚会处的全体信徒前去参观，扩音机里不断播放李渊如和汪佩真的录音，哭着承认自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展览会中还贴出一张倪柝声所写的笔供，承认自己生活荒唐，多次嫖妓，他还与一白俄妓女长期保持关系，还污辱了两位女同工，等等。但笔迹完全不是倪的，工作人员说是他生病时写的。

政治上无比反动，反革命、特务；经济上偷漏巨额稅款，欺骗政府；生活上荒淫无耻﹐与女同工私通的照相底片公开展览（没有头部的裸体女性）。如同他一贯的作风，倪柝声对他的指控没有任何表白。

1956年6月21日，倪被判刑15年，关进远东最大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

1958年中国大陆基督教于实行联合礼拜。南阳路聚会所也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为静安体育馆。

1 倪柝声在被囚禁期间，仍然不停地传福音，一直为主作见证。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带领了一个难友吴友琦信主。吴因妻子被不肯离婚被开除公职气愤难平，靠墙痛哭，发现一只手被倪抓住。“我当时很气愤。。我不要他同情，心里想把他的手甩开。我是个拳击运动员，当时我很年轻，他是个年纪大的人，又有心脏病，只要我一甩，他整个人一定被我甩到铁门上去。但是，弟兄姊妹！真的很奇怪，这是一件奇迹，当时我的手竟然举不起来，倪伯伯并没有多大力气，我至少举了三次，就是举不起来。这时我听到倪伯伯在我的耳边讲：“友琦阿，哭出来，哭出来好一点，舒服一点。”他的这句话打动了我」

两个人聊了起来，倪说，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够早一点满了，能够早一点出去，还能够和妻子见面，说他的妻子像吴的妻子一样非常爱丈夫。两人越说越投机，然后倪就传福音给吴。我就问他，你现在还信不信主？他回答说：“你们不信，我信；你们没有看见，我看见。”

一天狱方把倪和两个比较有名望的天主教徒找去，要求他们公开放弃信仰，倪拒绝了。那两个在广播里念自己的悔过书，然后被当场释放。你不放弃，放走两个人给你看。倪柝声不为所动，结果反而吴友琦被触动了，
「你前几天还向我讲，你的妻子对你那样好，你们是那么恩爱；你的妻子身体是那么不好，那么危险，你那么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让你回去，你只要讲一句话，说你放弃好了，只要开一个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愿意！一句话你都不肯讲，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这样的地步！我知道倪伯伯这个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这样相信耶稣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稣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稣，我也要跟着倪伯伯相信耶稣。」

2 剥夺政治权力5年

3 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是唯一允许前去探监的人。在文革中，张品蕙因不肯与丈夫离婚而遭受严重迫害，曾经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处受伤，
1969年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给她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1971年11月，张品蕙在岳阳路200弄88号家中骨折，送至医院后无人为其医治，11月7日，病故于上海中山医院的走廊中

4 倪去世

5 最后遗言

金钱：完全奉献的人；不透明，没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倪說，左手做的不能讓右手知道。他也從來不記賬，別人也不敢問他。有關工作的經濟，等於是他一手抓的。他喜歡將錢放在哪一方面，就用在哪一方面。
男女：婚前和同工有过不正當的关系

文字工作：
24岁养病时写下《属灵人》，三元论：灵魂体，倪柝声认为灵本来是全人中最高的部分，灵(功能有直觉、交通和良心)像主妇，魂(功能有情感、心思和意志)像管家，体像仆人。（帖前五23）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解经的时候不可以思想的，你一用思想就属魂的，所以你读书很多思想，很多知识，你就是属魂的，没有生命，「有知识，没有生命」。这是台湾常常听到的话，「你不要看他有知识，他没有生命！」
「理性归向真理的时候，那个理性就是灵性」–唐崇荣

1938年第二次出国访问史百克先生（Austin-Sparks），在丹麦的时候就讲「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是他用英文讲的，就有像金弥耳这样的人把他记录下来。以后出书，竟风行全球，一直到现在。中文版是翻译本。

同工培训：
1948-1949 鼓岭训练，注重对真理的绝对顺服

地方教会：
采用分区、分家、分排的作法，教会迅速增长，一千个地方教会，信徒约九万人了
一地一会，与其他教会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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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October 25th, 2024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已完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表面上看，中国福音的大门是打开了。然而，将宣教工作依附于不平等条约之上，却埋下了难以预料的祸患和仇恨的种子，为中国教会预备了极坏的土壤。儒家士大夫是反对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集团，这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以至地方上作为社会基层骨干的士绅。他们散播了大量攻击基督教的言论，并且往往又是教案的幕后煽动及策划者。
反教三大原因
谣言和误会：男女礼防，育婴院（扬州教案），病理解剖（连州教案）
利益冲突：迎神赛会，教民脱离士绅辖制
传教士某些不当的措施和行为：查还旧堂，官阶品位，干预词讼
1900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是民教冲突积累了半个世纪的大喷发

1896年，山东一带出现拳民秘密社团。
1899年，酷吏毓贤任山东巡抚，拳民焚毁教堂，抢劫教民，毓贤因教案被撤职。
1900年4月，各国驻北京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要求将拳匪剿除。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
慈禧决定启用拳民扶清灭洋，悬赏杀洋人，男50两纹银，女40两，儿童20两
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向11国宣战（英法德意奥匈帝国日俄美，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未参战）
义和团围攻京城的外国使馆，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保护使馆的包括409名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配备三支机关枪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内有足够水井及粮食。
北京、山西、河南、东北、内蒙等地义和团也相继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天主教信徒被杀18000 人，新教2000 – 5000人。
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
8月14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教堂的围困。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

孤儿寡母，靠出租房子和母亲洗衣服、缝补衣服勉强度日
王明道体弱多病，多次在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从死亡的边缘转回，屡屡蒙神保守
在教会学校长大，14岁时，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受洗成为基督徒
15-18岁，心中的争战——做传道人还是做政治家
19岁上完一年大学后，到保定教书，看到孩子们受教后的改变，心志也慢慢变化，愿意接受呼召，做个大牧师
1921年因为洗礼的问题和学校闹翻，回到北京家中
1924年底在家中开始了查经班
1925年起开始被邀请到各地领会，有24年之久，直到1949年

王明道个性嫉恶如仇，最痛恨的是自由派神学
注重信徒圣洁的生活
主张政教分离，也不参与社会关怀

1928年8月8日结婚

1942.1 （北京教会领袖）劝我们加入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们大家跪下来祷告。不到几分钟，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5月，迫切祷告后回信拒绝参加，参加的话和不信派同流合污；背后有日本人的操纵，不参加教会可能会停办，甚至生命有危险
6月，敌系教会。“那些时候我常想本日的聚会也许是最末后一次聚会”，甚至有一部分常来聚会的人都畏缩不敢来
10月9日, 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要见我谈话
10月10日，最后的战争。一夜祷告之后，神将出乎意料的平安放在王先生的心里，骑车唱诗前往。
“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 ”
“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决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决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决办不到的”“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之久，现在不需要再考虑了”“ 武田先生，若没有甚么别的事，我就告辞了”
至高神的仆人，“你不知道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个蚂蚁那样容易么？”我听他所说的这句话，当时心中确是有片刻的畏惧。不久我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但我不是一个蚂蚁，我是至高神的仆人。神不许可，任何人不能加害于我。”

三自——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自治，自养，自传
三自的主席——吴耀宗（王明道的评价：中国两个著名的不信有上帝的基督徒——冯玉祥，吴耀宗）
当年因为吴亲苏亲共，有人改了主祷文讽刺他：我们在北方的父（斯大林），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俄国一样。我们日用的卢布, 今日赐给我们 …..

我们要控诉
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做间谍
通过教会破坏三自运动
勾结蒋匪帮
反共反苏，文化侵略
以民主自由，亲美崇美，文化侵略
“超政治”（政教分离），离间信徒和政府的团结，破坏三自运动

各地开完控诉大会就成立三自分会
三自教会讲道不能再提黑暗世界，撒旦，天国的名词，
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会堂人数越来越多
控诉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

1954 真理，毒素——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这是帝国主义的毒素），这是圣经的真理
成为众矢之的
1955 我们是为了信仰 —— 直接反驳吴耀宗，丁光训的攻击，表明无法和不信派合一
“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人的嘴长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过事实永远是事实，不但神看得清楚，属神的人也看得清楚。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

不断有教会退出三自
政府开始反击
《天风》发表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
反帝爱国是基督徒团结的基础vs我们是为了信仰
提出基要派和自由派的论战是帝国主义的阴谋
凡是这样做的人，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基督徒会堂的同工被捕
各大院校发起运动，要求去基督徒会堂聚会的学生，交代王明道的问题，甚至有学生不堪重压，自杀身亡，拒不交代的当即被捕
1955年8月7日是主日，那天聚会人数特别多700-800人，王先生的题目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
半夜12点一伙公安翻墙而入，一人拔出手枪，高呼不许动，将王明道夫妇逮捕。教会同工也有数十人被捕
8-11月全国各地三自教会展开对《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声讨, 在當時成為基督教界的大案。
例如在江蘇徐州一場批王的會議上，主持人高喊「王明道該不該槍斃？」「同意槍斃王明道的人請舉手！」其中有一位名叫關品鶴的人因沒有舉手，結果被判五年徒刑。

在狱中，政府找了两个无赖恐吓殴打他，逼他认罪，罪认得越多，出去的越快，不然立马枪毙
1956年9月29日王表示愿意悔过，答应参加三自，9月30日在青年会YMCA被迫公开宣读其在狱中的认罪材料。
王明道早在1935 年就在《靈食季刊》發表文章抨擊青年會的工作偏離正統信仰，在他眼中，青年會是「不信派」的大本營，現在他竟要公開在此宣讀自己的「認罪檢討」，對向來以捍衞真理自居的王而言，無疑是極大的羞辱及打擊，他说，“一個四十一年之久（1914～1955）痛恨謊言，不說謊言，而且勸戒別人不要說謊言的人，竟在獄中說了不可勝數的謊言。我還有甚麼面目見人？更有甚麼面目見神呢？”
由於王明道不能接受自己竟軟弱至謊話盡說，自覺沒資格再任傳道，拒絕帶領基督徒會堂，不再主領講道。他甚至一度萌生自殺的念頭，計劃先把妻子送到杭州外家後，「然後我就跳西湖自殺，以了此殘生」。后被妻子阻止。
那時我把我所譯的一首讚美詩的副歌：
「一切全奉獻，一切全奉獻，完全獻與恩主耶穌，一切全奉獻」
改成：
「一切全完了，一切全完了，全軍覆沒，一敗塗地，一切全完了」。
王一直没有兑现对政府的承诺，就是带领教会参加三自，所以到58年，政府失去了耐心，再次逮捕了王明道夫妇

上诉驳回后, 无期徒刑已经定案, 没有希望了。但神正是用这一件事挽救了他, 使他绝处逢生, 在灵性上得到一个极大的复兴, 成为他生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时他心潮翻滚, 痛苦难当, 就祷告主说:“神哪! 你怎么这么残忍, 叫我遭遇这样的打击, 被判无期徒刑?”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想起他二十一岁时背熟的一段圣经来，就是弥迦书7:7-9

神的话在他心里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功效, 使他从极大的痛苦与失望中解脱出来。这时他才醒悟过来, 认识到他之所以被判无期徒刑是因为他大量撒谎, 犯了神所憎恶的大罪, 得罪了神。他对神的不满立时都烟消云散了, 他说:“判我无期徒刑, 该判! 就是判死刑也是应该的。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他看见了自己的大失败, 就决定把从前所说的谎言完全推翻。于是他向神祷告说:“神哪!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叫我翻供。”

就在他这样祷告过后, 心里平安了, 也不害怕了, 而且以后每当他想到这件事时, 心里就有一种赦罪的平安与喜乐。

他此后在狱中生活的指导原则: 宁可死在监里, 也决不说半句谎言。

他站立起来以后, 神给了他一个应许:“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 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剪除。”(赛五十五章十二至十三节)。

中美建交后，中国已经进入国际大家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国际舆论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伦敦保卫人权委员会打电报给二十多个国家，并且代表这些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意见，请中国释放一切政治犯。政府决定释放王明道。谁知他这个犯人与众不同，他不肯糊里糊涂地走出来。于是政府打电报给他儿子王天铎，让他来接父亲。

王先生看见儿子，感到很奇怪，就问天铎说：　　“你干吗来了？” 　　
“我来接爸爸回去。” 　　
“我不回去。”王先生说，“你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这儿顶好。” 　　
没等天铎再开口，大队长就说：“你儿子来接你到上海去，你就跟他走吧！” 　　
“我不走，”王先生说，“我的事情还没弄清楚呢！我没犯罪，我在这里押了二十多年，完全是为了信仰。” 　　
“不必追究这些事情了。”大队长劝他，“你走吧！监狱不是个好地方。” 　　
“我坐了二十多年的监，还不知道监狱不是个好地方？”王先生说，“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我现在已经把监狱看作我的安乐国了，我不走。” 　　
“你走吧！”大队长又劝他，“别在这儿住下去了。” 　　
“要我走也可以，”王先生说，“政府必须承认三件事：承认逮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了我二十多年也关错了，而且以书面证明，不然我不出监！”
一直僵持到下午，最后，父亲怕儿子接不走他太难过，就答应跟儿子走。

结果政府要他在释放证上签字，上面写着： “押犯王明道，因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改判一年，提前释放。” 　　
“你拿着这个，”李干事说，“现在就可以跟你儿子回上海去。” 　　
“我不签字，”王先生说，“ 我也不走。说我是反革命罪犯，我不承认。我没有犯罪，是政府逮捕我逮捕错了，判我刑判错了，关押我也关错了。政府必须把我的事情弄清楚，不然我不出监，我就在这儿住下去了。”然后他告诉天铎说：“你回上海去吧，我不出监。”

过了一个多月，监狱干部找他谈话
“你说你不出监，我们不能强迫你出监。不过监外边有三间房，你可以去那边住着，过不了多少日子，北京法院会有人来，同你谈清楚你的事情。你一出监，你就恢复自由了，你愿意上哪里去，就可以上哪里去。”他信以为真，想只要北京有人来，他就能把事情谈清楚了，所以就答应了，“我回去收拾我的东西。” 　
“不用你收拾了，” 队长说，“已经有人帮你把东西收拾好了。”

“三间房”不是监狱，而是刑满释放的人暂住的地方。一九七九年除夕，住在“三间房”的人都出去看电影了，就剩下王先生和一个湖南人。湖南人对他说：　　“今天大家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我劝你别在这里住下去了。这里已经不是监狱了，你八十岁的人，一旦病了怎么办？人家不能送你去监狱医院，你只能去上海。上海离这里好几千里路，你怎么去啊？你还是赶快写信叫你儿子把你接回去吧！不然你病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王先生只好叫儿子来接他。释放王明道用的是一个计。放他出来，他不走，非要政府认错，政府怎么认啊？所以就只好想个办法把他骗出来。所以王先生说：　“我不是放出来的，我是骗出来的。”

8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安顿下来，很多信徒来看他，有人劝他，“其实你领导‘三自’比吴耀宗合适, 因为你们教会本来就是三自的。特别是全国各地好多信徒都认识你和了解你, 所以你领导比较合宜。” 　　
“我二十岁的时候改名叫王明道, 我不预备在八十几岁时, 再改名叫王犹大。”

八十岁以后的王明道弟兄，满了基督的光彩。从前出卖他逼迫他的人，他都原谅了。许多的人从世界各地来看望他，他都鼓励他们。他常常说：“我是彼得，不是犹大”。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子而出卖了耶稣，后来被良心责备，自杀身亡；但彼得虽然在害怕之下三次不认耶稣，但是后来却坚信耶稣对他的爱，就回转过来，一生为耶稣而活。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八日(主日)戴绍曾弟兄清晨醒来, 里面深深感到王明道先生就要归回天家, 所以早上七时半从香港打电话到上海给王太太, 得知王先生确是病危, 正如他里面的感觉一样。那时王先生家的主日崇拜即将开始, 他们还在谈的时候, 戴弟兄从电话里听见会众唱诗的声音, 就把谈话赶快结束了。但他当时一点没有想到, 仅仅再过一个多小时, 王先生就要离世与基督同在了。

早上九点, 正当众肢体聚集敬拜时, 王先生吸了一口长气就安息了。天上天使天军的欢呼声与地上众圣徒的歌声交织在一起, 把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 引到了他一生忠心事奉的主面前。

八个月之后王太太也息下了地上的劳苦，回到了天家。

“许多人有好的开始，但是很少有人有好的结束。”
犹大和彼得都有好的开始，但是只有彼得有好的结束。
人生的道路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有好的开始固然不错，但有好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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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觉得20世纪英语最好的两个人是温斯顿邱吉尔和马丁路德金。他们把英语词汇动员起来，送去战场，征服了世界。不过马丁路德金自己说，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是不带兵器的真理和不带条件的爱将赢得最终的胜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非暴力的力量。

耶稣有许多有名的教导，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外也为人熟知。比如: 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爱你的邻舍有如爱你自己。不可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就够了。但是他也有一些教导，同样为人所熟知，但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内也常常让人不愿多谈，或者将之哲学化，属灵化。比如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8-39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3-44
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
很多人觉得这些教导不能按字面意思来解读，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这些话不只是传道者夸张的言语，感性的教导。爱仇敌是耶稣一生的使命和全部的生活。耶稣生于贫穷，长于卑微，流离失所，遭人厌弃，最后甘心情愿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做烈士而是代替罪人做牺牲。也就是爱仇敌以至于死。

早期的基督徒对耶稣的这些教导是极为认真的。
殉道者游斯丁 2世纪出生于撒马利亚的希腊人，从小热衷于哲学。有一天，当游斯丁在海边默想思考问题的时候，刚好遇见一位神秘老人，指出他的哲学问题与弱点，他告诉游斯丁，古代先知对神的了解远比当代的哲学家更多，他劝游斯丁去读读他们的著述。并告诉他旧约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已经降临在地上。游斯丁接受了老人的建议，去研读旧约圣经的先知书，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寻求的真理，其内容指向的是基督以及基督教真理。同时他加入基督徒的团体，他所看到的基督徒的虔诚，和殉道的榜样使他相信基督教教义在道德和精神上都有希腊哲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从此他开始传播基督教作为“真正的哲学”。成为最早的护教学者。他写道我们从前彼此杀戮，但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不再对敌人发起战争，而且我们也不欺骗敌人，并且随时愿意用死亡见证耶稣。巡抚要求他发誓弃绝耶稣然后向罗马的神献祭，就可以被释放，游斯丁拒绝了，并且向巡抚介绍福音的道理。巡抚再问：“你这自称博学的人，在我对你加以酷刑、杀你以后，你猜自己能上天堂吗？”游斯丁回答说：“我对此深信不疑。” Martyr 就是见证人的意思。早期教会只有为主殉道的门徒才能被称为见证人。为主受逼迫但没有死的只能称confessor。基督教在第一第二世纪得以快速传播的第一个秘诀就是他们死的比较好，they die well. 更恰当的翻译是他们死得其所。基督徒在强权和暴力面前的平静和坚持展现出世人从所未见的力量。三世纪时有一次大瘟疫袭击了罗马，每天5000人死去，百姓大多逃出了城。很多人把染病的家人留下。这时基督徒留了下来，照顾那些染病的，将死的，甚至是那些不久前逼迫过他们的敌人。大量基督徒因此死去。这种不合情理的，牺牲的怜悯震惊了非信徒。不怕死的人大家都见过，这样为陌生人，敌人牺牲不怕死的人，大家以前谁都没见过。外邦人开始觉得，大概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信的这个耶稣看来真的有门道。

特土良（150-230） 215年迦太基总督发起了一轮对基督徒的迫害，很多普通信徒遭酷刑，被杀害。特土良写了一封长信给总督，谴责这种暴行。他提醒总督迦太基的基督徒有几千人，如果不停止无理的迫害，就发起所有基督徒到他府前抗议，那时你怎么办？把我们全杀了？你需要多少的火与剑？杀完之后的迦太基城会变成什么样？信很大胆。坚持和平，但并不胆怯。非暴力和平主义不是像尼采说的持奴隶心态任人宰割，也不是像马克思说的把信仰当鸦片来麻醉自己，他们敢于抗争，只是不使用暴力。因为他们相信改变世界的力量不在政治，法律，军队，而在耶稣的牺牲和复活。特土良对总督说：我们对所受的逼迫不感到惊讶和困扰，因为我们已经委身于这信仰，并且完全接受这约的所有条款。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爱朋友的到处都是，爱敌人只有我们，你不会搞错。他们看上去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他说话的口气带着权柄和力量。这是早期基督教得以传播的第二个秘诀：cheerful losers，外邦人对此无法理解又深深佩服，基督徒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赢了。如果人只是安慰自己说我已经赢了，他打我是儿子打老子，那就是阿Q，也许可以得安慰，不会改变什么，但当人真的相信耶稣已经得胜，而我依靠他也已经得胜，并且像一个赢家一样去生活，像赢家一样的喜乐，愿意付出时，世界就开始因你而改变。这就是真理的力量。真理不需要暴力也可以战无不胜。人们看到基督徒这样的生活，会无法理解，会惊奇，会想了解他们的力量来自何处。

1929年出生于亚特兰大。他的父亲叫迈克尔金，所以他出生时的名字是小迈克尔金。他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 1934年教会派他去柏林参加了浸信会全球联盟的大会。他参观了许多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关的故址。他对路德非常崇敬，于是回国以后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马丁路德金。而他5岁的小儿子的名字也就改成了小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路德特别影响他们父子的就是他的勇气，他对自己良知的坚持. 他面对宗教裁判官命令他收回他的见解，停止他的教导，否则就会被革除出教甚至被处死时说：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事，因为违背良知既不正确也不安全。我就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上帝帮助我。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help me God. 路德的榜样就是他所服膺的最强大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而不是强权。这深深影响了马丁路德金的一生。
小马丁有一个白人小伙伴，两个人总在一起玩，但到六岁时要上学了，他只能上黑人学校，因为那时候的南方黑人白人是不能去同一所学校的。很快那个白人孩子的父母禁止小马丁再去找他们的孩子玩，告诉他：我们是白人，你是有色人种。很困惑的马丁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他们于是给他讲了美国奴隶制的历史和种族歧视的现实。小马丁决心要仇恨所有的白人。但父母告诉他基督教的信仰要求他去爱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歧视他的人。
小马丁从5岁起背圣经，也参加了儿童诗班。他最喜欢的圣诗是I want to be more like Jesus. 除了圣经以外，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字典，因此他有超乎常人的词汇量。小时候的他在playground和其他男孩发生冲突时，他总能讲出最恰当的话避免冲突，终止打斗。到了高中时代，他的演讲能力已经小有名气。他圆满的男中音声线，广博的词汇量和驾驭语言的技巧让他成了学校辩论队的明星。 15岁那年，他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就赢得了冠军。但是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他被司机命令站着好腾出座位给白人坐。他一开始拒绝让座，但同行的黑人老师告诉他不让座是违法的。最后两个人站了整整一路。马丁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愤怒的一个晚上。
19岁大学毕业后，他进入Crozer神学院取得了神学学士学位，并且成为了学生会主席。随后他来到BU进修博士学位，24岁拿到学位。他可以选择在北方成为一名教授，神学家。但他回到了南方，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做了一名牧师。

民权运动已经开始风起云涌。54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从此黑人孩子可以和白人一起上学。阿肯色州州长动用国民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校园。艾森豪威尔总统于是派遣101空降师士兵武装护送9名孩子入学。
55年在Montgomery，Rosa Parks在公交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而被捕。民权运动人士组织了抵制公交车的运动。金被委任组织Carpool来帮助3万黑人每天上下班。运动到了57天，有人朝金的家里扔了炸弹。听到消息，金立刻赶回家中，看到的是受了惊吓的妻子孩子，和一大群挥舞着刀子和手枪的黑人群众。金从大学时代开始受到亨利梭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影响。他尤其敬佩甘地，因为他令大英帝国屈膝不是依靠刀剑，而是依靠真理。真理让人得自由。甘地的话“我今天不会对任何人行不义，也不会在当不义被行在任何人身上时袖手旁观” 深深激励金。但此时此刻，非暴力不再是一个学术观点，它或者是你的生活方式，或者就什么也不是。金对愤怒的群众说：不要在惊吓中做任何事，不要拿起武器，如果你带着武器，把它们放回家。“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我们不提倡暴力，我们要爱仇敌。他劝群众像他和他的家人一样平静，劝他们回家，他向大家保证我可能被阻止，但这场运动不会被阻止。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是公义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在坚持了381天以后，最高法院重申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违宪，抗议活动取得胜利。这场运动使金成为了民权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号召人们通过公民不服从、抵制和游行等方法达成种族平等的目标。

63年金在伯明翰组织了一系列静坐，抵制和游行抗议在工作中的种族隔离。警察把金关进监狱。白人牧师给他写信，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违背了主耶稣的教导，你成了trouble maker？不要这么心急。必须要遵守法律，你给年轻人做了很糟糕的榜样。最难被说服，也最让人伤心的往往是那些好心人。金在回信中指出耶稣在清理圣殿时也被人称为trouble maker，保罗也是trouble maker。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有争议，不安。上帝是最终的立法者。我遵守公义的法律。圣经里没有种族隔离的教导，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对不公义的法律进行抗争是基督徒的道德责任。波士顿倾茶事件也是不合法的公民不服从行为，而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你让我们等待，我们已经等了太久，我们亲历的苦难告诉我们，压迫者永远不会自愿给予被压迫者以自由，自由是需要被压迫者去争取的。他批评温和派的白人牧师们追求的只是秩序而非公义，选择没有紧张气氛的消极的和平，而不是公正的积极的和平。他们主观地认为自己可以为他人的自由设定一个时间表。在回答人们说他是个外来者的时候，金讲出了著名的格言：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任何地方的不公義，都威脅著所有地方的公义。
金不守法但尊重法制。没有人在法律之上，没有人有权利选择要遵守的法律。所以他从来接受违法的后果。他的目的不是摧毁制定法律的人和国家，而是唤醒人们的良知，改变不公义的法律。游行的黑人被旁观的白人辱骂，被警察殴打，放狗咬，但是让全美国看到，种族隔离是何等的错误。国家的良知由此被唤醒。近年来的很多街头抗争缺乏这样的特质，没有把他们的信息清楚的呈现出来，而暴力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唤醒良知的目的。

63年8月，金组织了向华盛顿进军。有二十几万人参加了这次和平集会。金站着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他特地选在这个地点，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的总统的雕像前，是因为今天他在呼唤美国兑现她对黑人100年前许下的承诺。也是共和国缔造者们187年前对每一个美国人许下的承诺：人人生而平等，上帝赐给他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他警告自由和平等的凉爽秋天如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但他也强调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而在神面前犯罪。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干渴而在仇恨的苦杯中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站在尊严和纪律的高地。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提升到以灵魂的力量对抗物质的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最后他饱含深情地讲到他的梦想，这梦想深深扎根于美国梦之中，其实也扎根于圣经之中。他梦想公义的沙漠会变成自由的绿洲，他梦想深谷要填满，山岗要削平，崎岖要改为平原。这都是在引用以赛亚书40，43章里的话。他的梦想就是旧约先知们在亡国流放的境遇中的梦想。但这也不只是一个梦想，这是神让他看到的异象。這些夢想不是為要滿足某一种族人的私慾，而是要他們參與於建立神國的任務中，也是要他們經歷與神一起築夢的前所未有的豐盛和能力。

这次演讲使金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名人。当年他被选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次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黑暗无法驱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仇恨无法战胜仇恨，只有爱可以。我相信不带武器的真理和不带条件的爱最终将取得胜利，暂持失败的公正比高奏凯歌的邪恶更有力量” 更重要的是民权运动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1964年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禁止了公共领域内的种族歧视，禁止在招聘中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的歧视。65年投票权法案，禁止在投票，选民注册中的歧视。

世界永远不会沿直线前进。这些法案通过了。南方仍有强大的势力抵挡黑人平权，种族隔离做为一种制度越来越少见，但歧视和隔离在人们的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改变制度难，但改变人心就更难。同时越来越多的金的同伴对他的非暴力斗争方式不满，越来越多的暴力抗争在美国城市中出现。金在这段时间扩大了他争取公义的范围。他开始公开反对越南战争，这使他和一直支持他的约翰逊总统关系紧张他说我反对越南战争是因为我爱美国，我的反对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忧虑和伤心，我盼望我深爱的祖国能够成为全世界的道德楷模。他开始建立跨种族的反抗贫穷的同盟。这让他招致许多黑人同伴的不满。
1968年4月，金来到孟菲斯，支持当地环卫工人的罢工。4/3晚上他在教会里讲道，他似乎预见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说我與任何人無異，誰不希望長命百歲？長壽由神所定，對此我現在一無掛慮，我只想遵行神的旨意去做。我如今已经登上山巅，看见了应许之地。我可能进不去了，但是我确信我们的人民将进入应许之地。我不惧怕任何人。我已经亲眼看见将来主的荣耀。第二天他在旅馆的阳台上被刺杀。

膽怯的人會問：「安全嗎」？自私的人會問：「政治上有利嗎」？虛榮的人會問：「受欢迎嗎？」有良心的會問：「正确吗？」隨著時間推移，總要有一個人必須採取既不安全，又无法在政治上得利，而且還不受歡迎的立場，只因為它是正確的，良知使他别无选择。Here he stands. He can do no other. 在这一点上，马丁路德金和马丁路德一样展现了一名基督徒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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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