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力量 – 王嵩
我个人觉得20世纪英语最好的两个人是温斯顿邱吉尔和马丁路德金。他们把英语词汇动员起来，送去战场，征服了世界。不过马丁路德金自己说，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是不带兵器的真理和不带条件的爱将赢得最终的胜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非暴力的力量。
耶稣有许多有名的教导，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外也为人熟知。比如: 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爱你的邻舍有如爱你自己。不可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就够了。但是他也有一些教导，同样为人所熟知，但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内也常常让人不愿多谈，或者将之哲学化，属灵化。比如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8-39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3-44
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
很多人觉得这些教导不能按字面意思来解读，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 这些话不只是传道者夸张的言语，感性的教导。爱仇敌是耶稣一生的使命和全部的生活。耶稣生于贫穷，长于卑微，流离失所，遭人厌弃，最后甘心情愿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做烈士而是代替罪人做牺牲。也就是爱仇敌以至于死。
早期的基督徒对耶稣的这些教导是极为认真的。
殉道者游斯丁 2世纪出生于撒马利亚的希腊人，从小热衷于哲学。有一天，当游斯丁在海边默想思考问题的时候，刚好遇见一位神秘老人，指出他的哲学问题与弱点，他告诉游斯丁，古代先知对神的了解远比当代的哲学家更多，他劝游斯丁去读读他们的著述。并告诉他旧约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已经降临在地上。游斯丁接受了老人的建议，去研读旧约圣经的先知书，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寻求的真理，其内容指向的是基督以及基督教真理。同时他加入基督徒的团体，他所看到的基督徒的虔诚，和殉道的榜样使他相信基督教教义在道德和精神上都有希腊哲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从此他开始传播基督教作为“真正的哲学”。成为最早的护教学者。他写道 我们从前彼此杀戮，但现在（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不再对敌人发起战争，而且我们也不欺骗敌人，并且随时愿意用死亡见证耶稣。巡抚要求他发誓弃绝耶稣然后向罗马的神献祭，就可以被释放，游斯丁拒绝了，并且向巡抚介绍福音的道理。巡抚再问：“你这自称博学的人，在我对你加以酷刑、杀你以后，你猜自己能上天堂吗？”游斯丁回答说：“我对此深信不疑。” Martyr 就是见证人的意思。早期教会只有为主殉道的门徒才能被称为见证人。为主受逼迫但没有死的只能称confessor。基督教在第一第二世纪得以快速传播的第一个秘诀就是 他们死的比较好，they die well. 更恰当的翻译是他们死得其所。基督徒在强权和暴力面前的平静和坚持展现出世人从所未见的力量。三世纪时有一次大瘟疫袭击了罗马，每天5000人死去，百姓大多逃出了城。很多人把染病的家人留下。这时基督徒留了下来，照顾那些染病的，将死的，甚至是那些不久前逼迫过他们的敌人。大量基督徒因此死去。这种不合情理的，牺牲的怜悯震惊了非信徒。不怕死的人大家都见过，这样为陌生人，敌人牺牲不怕死的人，大家以前谁都没见过。外邦人开始觉得，大概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信的这个耶稣看来真的有门道。
特土良（150-230） 215年迦太基总督发起了一轮对基督徒的迫害，很多普通信徒遭酷刑，被杀害。特土良写了一封长信给总督，谴责这种暴行。他提醒总督迦太基的基督徒有几千人，如果不停止无理的迫害，就发起所有基督徒到他府前抗议，那时你怎么办？把我们全杀了？你需要多少的火与剑？杀完之后的迦太基城会变成什么样？信很大胆。坚持和平，但并不胆怯。非暴力和平主义不是像尼采说的持奴隶心态任人宰割，也不是像马克思说的把信仰当鸦片来麻醉自己，他们敢于抗争，只是不使用暴力。因为他们相信改变世界的力量不在政治，法律，军队，而在耶稣的牺牲和复活。特土良对总督说：我们对所受的逼迫不感到惊讶和困扰，因为我们已经委身于这信仰，并且完全接受这约的所有条款。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爱朋友的到处都是，爱敌人只有我们，你不会搞错。他们看上去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他说话的口气带着权柄和力量。这是早期基督教得以传播的第二个秘诀：cheerful losers，外邦人对此无法理解又深深佩服，基督徒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赢了。如果人只是安慰自己说我已经赢了，他打我是儿子打老子，那就是阿Q，也许可以得安慰，不会改变什么，但当人真的相信耶稣已经得胜，而我依靠他也已经得胜，并且像一个赢家一样去生活，像赢家一样的喜乐，愿意付出时，世界就开始因你而改变。这就是真理的力量。真理不需要暴力也可以战无不胜。人们看到基督徒这样的生活，会无法理解，会惊奇，会想了解他们的力量来自何处。
1929年出生于亚特兰大。他的父亲叫迈克尔金，所以他出生时的名字是小迈克尔金。他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 1934年教会派他去柏林参加了浸信会全球联盟的大会。他参观了许多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关的故址。他对路德非常崇敬，于是回国以后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马丁路德金。而他5岁的小儿子的名字也就改成了小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路德特别影响他们父子的就是他的勇气，他对自己良知的坚持. 他面对宗教裁判官命令他收回他的见解，停止他的教导，否则就会被革除出教甚至被处死时说：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事，因为违背良知既不正确也不安全。我就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上帝帮助我。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help me God. 路德的榜样就是他所服膺的最强大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而不是强权。这深深影响了马丁路德金的一生。
小马丁有一个白人小伙伴，两个人总在一起玩，但到六岁时要上学了，他只能上黑人学校，因为那时候的南方黑人白人是不能去同一所学校的。很快那个白人孩子的父母禁止小马丁再去找他们的孩子玩，告诉他：我们是白人，你是有色人种。 很困惑的马丁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他们于是给他讲了美国奴隶制的历史和种族歧视的现实。小马丁决心要仇恨所有的白人。但父母告诉他基督教的信仰要求他去爱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歧视他的人。
小马丁从5岁起背圣经，也参加了儿童诗班。他最喜欢的圣诗是I want to be more like Jesus. 除了圣经以外，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字典，因此他有超乎常人的词汇量。 小时候的他在playground和其他男孩发生冲突时，他总能讲出最恰当的话避免冲突，终止打斗。 到了高中时代，他的演讲能力已经小有名气。 他圆满的男中音声线，广博的词汇量和驾驭语言的技巧让他成了学校辩论队的明星。 15岁那年，他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就赢得了冠军。但是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他被司机命令站着好腾出座位给白人坐。他一开始拒绝让座，但同行的黑人老师告诉他不让座是违法的。最后两个人站了整整一路。马丁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愤怒的一个晚上。
19岁大学毕业后，他进入Crozer神学院取得了神学学士学位，并且成为了学生会主席。随后他来到BU进修博士学位，24岁拿到学位。他可以选择在北方成为一名教授，神学家。但他回到了南方，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做了一名牧师。
民权运动已经开始风起云涌。54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从此黑人孩子可以和白人一起上学。阿肯色州州长动用国民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校园。艾森豪威尔总统于是派遣101空降师士兵武装护送9名孩子入学。
55年在Montgomery，Rosa Parks在公交车上拒绝为白人让座而被捕。民权运动人士组织了抵制公交车的运动。金被委任组织Carpool来帮助3万黑人每天上下班。运动到了57天，有人朝金的家里扔了炸弹。听到消息，金立刻赶回家中，看到的是受了惊吓的妻子孩子，和一大群挥舞着刀子和手枪的黑人群众。金从大学时代开始受到亨利梭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影响。他尤其敬佩甘地，因为他令大英帝国屈膝不是依靠刀剑，而是依靠真理。真理让人得自由。甘地的话“我今天不会对任何人行不义，也不会在当不义被行在任何人身上时袖手旁观” 深深激励金。但此时此刻，非暴力不再是一个学术观点，它或者是你的生活方式，或者就什么也不是。金对愤怒的群众说：不要在惊吓中做任何事，不要拿起武器，如果你带着武器，把它们放回家。“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我们不提倡暴力，我们要爱仇敌。他劝群众像他和他的家人一样平静，劝他们回家，他向大家保证我可能被阻止，但这场运动不会被阻止。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是公义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在坚持了381天以后，最高法院重申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违宪，抗议活动取得胜利。这场运动使金成为了民权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号召人们通过公民不服从、抵制和游行等方法达成种族平等的目标。
63年金在伯明翰组织了一系列静坐，抵制和游行抗议在工作中的种族隔离。警察把金关进监狱。白人牧师给他写信，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违背了主耶稣的教导，你成了trouble maker？不要这么心急。必须要遵守法律，你给年轻人做了很糟糕的榜样。最难被说服，也最让人伤心的往往是那些好心人。金在回信中指出 耶稣在清理圣殿时也被人称为trouble maker，保罗也是trouble maker。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有争议，不安。上帝是最终的立法者。我遵守公义的法律。圣经里没有种族隔离的教导，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对不公义的法律进行抗争是基督徒的道德责任。波士顿倾茶事件也是不合法的公民不服从行为，而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你让我们等待，我们已经等了太久，我们亲历的苦难告诉我们，压迫者永远不会自愿给予被压迫者以自由，自由是需要被压迫者去争取的。 他批评温和派的白人牧师们追求的只是秩序而非公义，选择没有紧张气氛的消极的和平，而不是公正的积极的和平。他们主观地认为自己可以为他人的自由设定一个时间表。在回答人们说他是个外来者的时候，金讲出了著名的格言：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任何地方的不公義，都威脅著所有地方的公义。
金不守法但尊重法制。没有人在法律之上，没有人有权利选择要遵守的法律。所以他从来接受违法的后果。他的目的不是摧毁制定法律的人和国家，而是唤醒人们的良知，改变不公义的法律。游行的黑人被旁观的白人辱骂，被警察殴打，放狗咬，但是让全美国看到，种族隔离是何等的错误。国家的良知由此被唤醒。近年来的很多街头抗争缺乏这样的特质，没有把他们的信息清楚的呈现出来，而暴力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唤醒良知的目的。
63年8月，金组织了向华盛顿进军。有二十几万人参加了这次和平集会。金站着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他特地选在这个地点，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的总统的雕像前，是因为今天他在呼唤美国兑现她对黑人100年前许下的承诺。也是共和国缔造者们187年前对每一个美国人许下的承诺：人人生而平等，上帝赐给他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他警告自由和平等的凉爽秋天如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但他也强调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而在神面前犯罪。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干渴而在仇恨的苦杯中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站在尊严和纪律的高地。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提升到以灵魂的力量对抗物质的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最后他饱含深情地讲到他的梦想，这梦想深深扎根于美国梦之中，其实也扎根于圣经之中。他梦想公义的沙漠会变成自由的绿洲，他梦想深谷要填满，山岗要削平，崎岖要改为平原。这都是在引用以赛亚书40，43章里的话。他的梦想就是旧约先知们在亡国流放的境遇中的梦想。但这也不只是一个梦想，这是神让他看到的异象。這些夢想不是為要滿足某一种族人的私慾，而是要他們參與於建立神國的任務中，也是要他們經歷與神一起築夢的前所未有的豐盛和能力。
这次演讲使金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名人。当年他被选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次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黑暗无法驱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仇恨无法战胜仇恨，只有爱可以。 我相信不带武器的真理和不带条件的爱最终将取得胜利，暂持失败的公正比高奏凯歌的邪恶更有力量” 更重要的是民权运动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1964年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禁止了公共领域内的种族歧视，禁止在招聘中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的歧视。65年投票权法案，禁止在投票，选民注册中的歧视。
世界永远不会沿直线前进。这些法案通过了。南方仍有强大的势力抵挡黑人平权，种族隔离做为一种制度越来越少见，但歧视和隔离在人们的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改变制度难，但改变人心就更难。同时越来越多的金的同伴对他的非暴力斗争方式不满，越来越多的暴力抗争在美国城市中出现。金在这段时间扩大了他争取公义的范围。他开始公开反对越南战争，这使他和一直支持他的约翰逊总统关系紧张 他说我反对越南战争是因为我爱美国，我的反对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忧虑和伤心，我盼望我深爱的祖国能够成为全世界的道德楷模。他开始建立跨种族的反抗贫穷的同盟。这让他招致许多黑人同伴的不满。
1968年4月，金来到孟菲斯，支持当地环卫工人的罢工。4/3晚上他在教会里讲道，他似乎预见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说 我與任何人無異，誰不希望長命百歲？長壽由神所定，對此我現在一無掛慮，我只想遵行神的旨意去做。我如今已经登上山巅，看见了应许之地。我可能进不去了，但是我确信我们的人民将进入应许之地。我不惧怕任何人。我已经亲眼看见将来主的荣耀。第二天他在旅馆的阳台上被刺杀。
膽怯的人會問：「安全嗎」？自私的人會問：「政治上有利嗎」？虛榮的人會問：「受欢迎嗎？」有良心的會問：「正确吗？」隨著時間推移，總要有一個人必須採取既不安全，又无法在政治上得利，而且還不受歡迎的立場，只因為它是正確的，良知使他别无选择。Here he stands. He can do no other. 在这一点上，马丁路德金和马丁路德一样展现了一名基督徒的勇气。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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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在贫苦中找到上帝的面容 – 王嵩
如果我们在全球做一个民意调查问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我想特蕾莎修女会高票当选。对她的尊重和敬佩不只来自于基督徒，也包括其他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
是什么让特蕾莎修女收到如此广泛的尊重，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25章 在天主教传统中，这几件事被称为 corporal works of mercy, 身体上，物质上怜悯的工作。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是悔改和爱心的表现。这幅画是老勃鲁盖尔画的。当然，这些事很容易变成一个任务清单，让基督徒去划勾，然后沾沾自喜的说我已经都做过了，我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了。但当一些人长久的，付上代价的，特别是默默地做这些事，这样的行为就成为好基督徒的普遍的标志。这不仅是耶稣的教导，也是一个贯穿旧约圣经的主题。从摩西的律法到先知的劝诫，我们都看见神格外关注所谓的四大弱势群体：孤儿，寡妇，寄居者和穷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弱势，更是因为他们常常是或容易成为罪的受害者。在他们那里，不公义最常发生，却最少被人看见。所以神格外关注这些地方。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孤儿寡妇，哪里是公义常常缺席的地方，是每一代的基督徒要了解要有敏感度的事情。
特蕾莎修女原名阿涅泽·冈婕·博亚久。特蕾莎是她成为修女后给自己起的名字。她1910 生于斯科普里城，现在是北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当时属奥斯曼帝国科索沃省。她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她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但身边大多数人是穆斯林和东正教徒。
12岁（1922年）在中学读书时立下志愿，将来要到外国传教，从事救助穷人的工作。 15岁（1925年）在中学念书时，家乡有耶稣会的神父们被派到印度去服务。神父们寄回家乡的书信中，报告了印度有关的一切。她看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她和姐姐决定到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工作。 18岁（1928年）那年，她终于选择奉献生活，只身到爱尔兰洛雷托修会做初学生。 1929年1月6日，她从爱尔兰到印度加尔各答，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开始初学训练。 1937年5月24日在大吉岭发永愿，决定成为终身的修女，做修女可以给自己起个新名字，她于是依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修女圣特蕾莎（Saint Teresa）的名字，改名为特蕾莎。
天主教历史上有好几位圣特蕾莎。这位19世纪最著名的修女现在在华人世界里一般被称为小德兰，或利雪的德兰。利雪是她所在修道院的地方。小德兰15岁进修道院，24岁因肺结核去世，没有做过任何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却在天主教会中极受人喜爱，并被封为圣人。她被人推崇的就是为耶稣做小事。她说我不會做什麼大事，我能對耶穌做的只是到处播种小花，而每一朵花都是為愛所做的犧牲、关注與簡單的話語。她抓住每一个机会练习忍耐，练习爱人。她把自己的自私，虚荣，不耐烦，偷懒的倾向都不加隐藏的记录下来。也记录了她在和这些罪搏斗中她对神的感悟，圣经给她的启发，她的成长的喜悦。看她的自传就让人想起耶稣说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国属于这样的人“ Mother Teresa 以她的名字为自己命名，想必也是要效仿她用爱心做小事。
特蕾莎做了修女之后，被派到加尔各答的圣玛利亚罗雷托修女会中学教地理和圣经课。这座学校虽然座落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旁，但是学校学生都是富家女孩。这所贵族学校夹在贫苦地区当中，好像沙漠中的宫殿那样，高大的围墙，隔离的是两个世界。 印度贫富差距非常大，校内一片安宁，但校外却满街都是无助的痳疯患者、乞丐、流浪孩童。
1946年9月10日改变了特蕾莎修女的一生，也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一生。她那天坐火车去大吉岭，在车站看到一个乞丐不断地说：“我渴……我渴……”这个情境不断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她回到修院后，感觉到神在呼唤她为贫穷的人服务，于是便向加尔各答的总主教征询意见。他们建议她要忍耐且小心行事。
1947年印巴分治，加尔各答涌入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大多数都是怕被穆斯林迫害的印度教徒，传染病如霍乱和麻疯病等都没有受到控制，在街头巷尾爆发开来。于是，加尔各答的街头暨学校的高墙外越来越像是地狱。
1948年2月7日，玛利特蕾莎修女写信给罗马梵蒂冈的总会，请求许可她离开劳来多修女会，专心为印度穷人服务。同年8月得到教宗庇护十二世许可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特蕾莎修女到巴特纳城一座医院受护士训练。三个月后，回到加尔各答城。十二月她在加尔各答城最穷的地区莫地及为失学穷苦儿童办了一所露天学校。起初，由于她个人力量有限，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因此困难重重。但特蕾莎修女咬紧牙关，依靠天主，终于有善心人士受修女善行感召，捐助场所、设备、食物，还有人奉献心力，协助特蕾莎修女的工作，其中不少是她过去的学生一富家的小姐。有11个女孩也决定奉献一生，追随特蕾莎修女为贫苦的人服务。
1950年10月7日，教宗批准了特蕾莎修女与12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特蕾莎修女将教会的修女服改为印度妇女传统的白棉粗布沙丽，这是印度阶级社会中最底层的“吠舍”所穿的。特蕾莎修女却把“吠舍”定义为“主的儿女”，她认为，既然要为穷人服务，理应穿着与那些贫民相同的衣服。白布镶上朴素的蓝边，成为博济会修女的制服。这个修会除了天主教修会传统的贫穷、贞洁、服从三个誓愿以外，还加上要全心主意，不要酬劳，为最贫苦的人，也就是基督受难的化身而服务。
1952年开始，特蕾莎修女开始了最引人注目的善行，就是为快要死亡的穷人服务。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市政府捐赠的伽黎神庙旁的一间空房子，建立世界知名、让穷人得以善终的收容之家（垂死之家），有快死的穷人，因为修女们的细心照顾而起死回生的。对这样的人，除了给予适当的照料之外，还教给他们谋生的技能。垂死病人得到收容之家的修女、医生、护士、义工的细心照顾，平静安详而有尊严地离开人世。
特蕾莎在超过一百个国家运作了517个慈善计划。七百四十多家救济院、一一九个痳疯病中心、七百多家巡回诊所，这个专为“穷苦中的至苦者”服务的慈善机构如今已遍布全球。近五千修女继续着她的志业。受其感召而投入的义工则超过一百万人。
她有一句名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伟大的事，但每个人都可以用伟大的爱做小事。
70年代初，”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一书使这位在加尔各答默默服事的20年的修女的事迹被西欧和北美的人们所知晓。
1979年，为表彰特蕾莎修女为消除对和平造成威胁的贫穷及困苦所作的工作与成就，她被颁予诺贝尔和平奖。她到挪威领取和平奖时，希望挪威政府取消为她准备的国宴。她的想法是：“一顿国宴，只让一百个人吃饱，但国宴这笔钱交给仁爱传教修女会，便能够让一万五千个印度人得到一日的温饱。” 挪威政府回应了特蕾莎的要求，答应她把宴会的六千美元费用交给她使用，修女拿到这笔钱，同时还拿到了40万瑞币的捐款。那个被所有人仰慕的诺贝尔奖牌也被她卖掉了，所得售款连同奖金全部献给了穷人。对她来说，那些奖牌如果不变成钱为穷人服务就一文不值。特蕾莎修女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设问：“我们能为促进世界和平做些什么呢？”她随后答道：“回到家里，爱你的家人。”她接着说道：“在全世界范围内，我发现贫穷不仅仅存在于整体贫困的国家中，在西方国家，贫穷更加难以消除。当我从大街上搭救回来一个饥饿的人，我给他一碗米饭，一块面包，我便很满足了。因为我让人吃饱了。但是，那些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他们不被人需要，没人爱他们，他们生活在恐惧中，他们被社会抛弃。这样精神上的贫困太难消除了。特蕾莎修女对贫穷的定义非常宽广，包括了物质与精神层面。她曾说，举凡饥饿者、孤单者、无知者、胎儿、遭种族歧视者、被弃者、患病者、贫困濒死者、被囚者、酗酒者、吸毒者……，都是马太福音里所谓“我弟兄中最小者”。而缺乏爱，是其中最贫弱者。
在她得奖之后，回到加尔各答她继续做打扫厕所，清洗伤口这样的工作。
1982年，在贝鲁特难民营遭围攻的紧要关头，特蕾莎修女斡旋以色列国防军与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实现暂时停火，并因此得以从一座处于交战前线的医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战争后，特蕾莎告诉一方的指挥官，说战区里面那些可怜的女人和孩子都逃不出来。指挥官说：“修女啊，我想停火，但对方不停，没办法。”特蕾莎说：“那么只好我去了。”特蕾莎修女走进了战区，交火的双方在得知了特蕾莎修女走进战区后，便立刻停火，都在等特蕾莎修女把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带出战区后，双方才又重新开战。后来这个消息辗转间传到了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听后，叹了口气说 ：“ 这件事我做不到。” 有勇气冲进战火中救助孩子的人不少，能让世仇停火的绝无仅有。这世上有两种authority，一种建立在权力之上，一种建立在道德之上，不是道德宣言，而是像讲道一样去生活的表里如一。moral authority常常更强大，因为它更稀有。
她说最不同寻常的爱不是移山倒海，是日复一日的把自己给出去。是那些小事你可能第二天就不记得了，被爱的人也不记得了，但神都记得。因为是在这些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爱中，一个健康的灵魂长大了，一个受伤的心灵痊愈了。
当我们谈论圣人，我们说他们做了超凡脱俗的事迹，他们所做的远超责任和义务的范畴。这个想法的推论是你和我如果无法过一个特蕾莎修女一样的人生，并不能说是我们道德上的缺陷，毕竟她做的远超道德的要求。但如果你问特蕾莎，她会说她做的完完全全就是她的责任，她就是在做上帝呼召她做的事情，she is doing her job. 我们会很难接受她所做的是责任。我们现代人的习惯是要界定标准，要享受什么样的权利就要尽什么样的责任。基督徒对神有时候像公民对政府。只要交完税，剩下的金钱都是我自己的了。但圣经里并没有划这样一条线的教导。一方面得救不是我们可以挣来的，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是神不能向我们要的。现代心理学特别讲究设立疆界，但不存在这样一条边界我们可以把耶稣拦在外面。我们和圣人的差别不在做事能力的差别，而在以何为乐的看法上的差别。或者借用何牧上周讲的，是对神的认识和与神的亲密程度上的差别。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祂的爱和依赖变得更深时，我们就会把越来越多的事看成当做的责任。当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和爱的时候，靠别的动力做出来的行为再多也不过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法利赛人。
《无论如何》
他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
无论如何，还是要爱他们；
如果你友善，他们会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
无论如何，还是要友善；
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
无论如何，还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会被遗忘，
无论如何，还是要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使你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
无论如何，还是要诚实与坦率；
人都会同情弱者，却只追随赢家，
无论如何，还是要为弱者战斗；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
无论如何，还是要建设；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
无论如何，还是要幸福；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
无论如何，还是要帮助；
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可能也远远不够，
无论如何，还是要将最好的东西付出！
你看，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这从来不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事。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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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希特勒的牧师” 【潘霍华】- 徐志雄
迪特里希·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2/4 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的一个大家庭
他和双胞胎妹妹萨宾娜是8兄妹中的老六老七
他的父亲是卡尔，一位精神病专家和神经学家，以批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闻名；
他的母亲保拉是一位教师，是新教神学家卡尔·冯·哈塞和画家斯坦尼斯劳斯·冯·卡尔克罗伊特的孙女
8岁时学会弹钢琴，11岁作曲在爱乐乐团演出，14岁时，决定攻读神学
21岁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以最高荣誉毕业，他的论文“圣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巴特(Karl Barth)读后，赞许为“神学上的奇迹”。
由于还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龄，另一方面也需要实际牧会经验，潘霍华暂停学院的生活，申请在西班牙巴塞罗纳的一个助理牧师之职。那个教会的成员，大多以当地的德国商人为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经济大萧条的浪潮袭来。那是潘霍华首次面对贫穷，他倾尽全力协助失业的人；在窘困时，他甚至必须在经济上求援于家人。
1930年，潘霍华搬到美国，去了哈莱姆区的美国黑人教会，在那里教主日学，并对美国黑人教会产生了终生的热爱。他听到教会长老传讲社会正义福音，开始关注美国种族和少数民族所经历的社会不公以及教会在推动融合方面的无能。原本爱国的潘霍华在观看《西线无战事》后改变了看法，这部电影展示了战争的恐怖。后来，他因为对每个人生命的高度重视而倾向于和平主义，极力反战。
1931年回到德国后，邦霍费尔成为柏林大学系统神学的讲师，大家都注意到他改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潘霍华只简单回答，他“已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是潘霍华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轨”，他说：“我内心明白，惟有当我开始对登山宝训认真起来，我的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清晰和诚实。”
贫穷的vs灵里贫穷的（虚心的）——现在时；
自知靈性貧乏，在上帝面前無可夸耀的人，自认为不配，但上帝要把天國的福份給他們；
对比：自认为在上帝面前无可指责的人（法利赛人和税吏），
哀恸的——将来时；表达哀伤最强烈的一个字，悲痛欲绝；
「為罪惡悲傷的人」，指為自己的罪和這世界因為罪惡產生的不公平與不公義哀慟。這樣的人上帝要安慰他們，亦即上帝終究要解決罪惡對個人和世界的影響。
彼得：「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路5:8）
温柔的——将来时；meek
柔和的心
耶稣的特质：我心里柔和谦卑（meek），你们当负我的轭（太11:29）；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太21:5）
《天路历程》中那个谦卑的牧童说得好：“一个低下的人不需要惧怕跌倒。”温柔的人不担心捍卫自己，因为他晓得原本就没有一样东西是他当得的。
饥饿的vs饥渴慕义——将来时；渴慕上帝的义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4:4）
陆军少校维维安•吉尔伯特（Vivian Gilbert）写过一本书，书名是《最后一次远征的浪漫》，描写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解放巴勒斯坦的事情。 “一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组成的联军从别是巴挥师而上，沿着贫瘠的沙漠，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后方穷追不舍。进攻的队伍把运水的骆驼队远远甩在后面。水瓶里的水喝干了。秃鹰充满期待地在空中盘旋飞过，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吉尔伯特写道：“我们头疼得厉害，我们的双眼布满血丝，在刺眼的强光照射下，眼前阵阵昏暗……我们的舌头肿胀起来，嘴唇变成紫黑色，并且迸裂…撤退的土耳其人前脚刚走，我们便攻进了舍哩亚车站。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那些以石头砌成的大水池，盛满了冰凉、清澈的饮用水。在寂静夜晚的空气当中，可以清晰地听见水流入池子的声音，使得近处的人为之疯狂。然而，命令传来，要各营的人面对水池集合，排成两列横队，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低声抱怨。” 先是受伤的人，接着是执行放哨任务的人，然后是一个连队又一个连队的人。最后一个人喝到水的时候，已经等候了四个钟头。自始至终，他们一直都在距离一堵矮石墙6米开外的地方站着，石墙的另一侧就是成千上万升的水。
试想你是这个军队中的一员，当要轮到你的时候，你会是如何地渴慕，我们对神的话语，也要有这样的渴望。
前四福談到個人方面的心態，在上帝面前一个人当怎样看待自己。从第五项福分开始，基督所要教训的，是前四项祝福的表现。
怜恤人的——将来时；上帝以仁慈回報人對其他人的仁慈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诗18:25-26）
怜悯和恩典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上帝的怜悯是对付罪的消极方面，他的恩典则是为我们行积极的事。他的怜悯说：“不要下地狱！”他的恩典则说：“你要上天堂。”他的怜悯是动慈心，他的恩典则是宽恕人。
清心的——将来时；內心清潔無偽的人
专一：属灵的正直和心思的单一，而不是心怀二意；
十诫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使人和睦的——将来时；
使人彼此和睦，更重要的是使人與上帝和睦
和平之子：在南太平洋的沙威部落，这个部落与另一个部落积怨很深，似乎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和平建立起来。但在这些部落中间有一个风俗，一个部落若有人舍弃他的婴孩，送给另一个部落，两个部落之间就可以成就和平。这个婴孩一定要当作永久的礼物赠送过去，只要孩子活着，和平就会得到尊重。然而，这两个结下宿怨的部落彼此恨恶得实在太深，长期以来，没有人愿意舍弃婴孩建立和平。最后有一个人带着他独生的孩子，一名男婴，跑到仇敌的村庄把孩子献给他们。妻子追着丈夫想把婴孩抢回来，却追不上他。这个孩子后来就被称为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必有和平。
基督就是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在上帝和人之间建立和平——这种和平是永远的。
为义受逼迫的——现在时；天国是他们的，
有一个人带着生意上的难处来请教教会之父特土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必须活下去。”特土良反问道：“你真的必须活下去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选项，就是忠诚于耶稣基督——哪怕这样做意味着死亡。
希特勒就任总理两天后，潘霍华在广播讲话中抨击希特勒，
警告德国不要陷入对元首（Führer领袖）的偶像崇拜，元首很可能会变成Verführer（误导者或诱惑者）。他的广播突然被切断
1933年4月，潘霍华呼吁教会抵抗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宣称教会不仅应为受害者“包扎伤口”，更应“在轮子上插入一个辐条”。
他催迫学生去回答一个使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里，谁是耶稣？人要在哪里找到祂？” 对潘霍华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犹太人，以及被下监牢的教会异议份子。
1933年7月，希特勒违宪地强制进行新教会选举。潘霍华全力投入选举，竞选独立的、非纳粹的官员，他们致力于追随基督
尽管他尽了全力，但在7月的选举中，大量关键教会职位落入纳粹支持的德国基督徒手中
当时教会发言人声明立场，表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风，在希特勒身上彰显的是圣灵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国人得以进入基督的教会。
1933年9月，在“棕色会议”上(Brown Synod；大会中许多神职人员穿着棕色纳粹制服且向纳粹的精神象征致敬)，教会通过“亚利安条款”(Aryan Paragraph)，移除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牧师和教会官员，也拒绝按立犹太血统的传道人。
“棕色会议”后，马丁·尼莫拉带领的“牧师紧急联盟”，呼吁为撤消亚利安条款而奋斗；虽有两千名牧师签名（out of 18800），但是大部分牧师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
1933年11月，20,000名民族主义德国基督徒参加的集会要求从圣经中移除犹太旧约，这被许多人视为异端邪说，进一步壮大了牧师紧急联盟的队伍。
1934年5月的“巴门会议”(Barmen Synod)中，新成立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确认了巴门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们拒绝接受，以为我们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属耶稣基督、而属别的主之错谬教义……。”
18000德国牧师：
3000人认信教会
3000人纳粹教会
12000人沉默
马丁·尼莫拉（1946）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然后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之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当他们对付我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潘霍华的牧职遭到排挤，反对他的人指称他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太激烈、过度了，而且与犹太朋友的连系太深。
另一方面，教会逐渐受纳粹思想影响，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学也与一般风潮妥协，称颂希特勒为政治上的救赎主，并不为那些被褫夺公权的犹太籍教授辩护。 这种种挫折，使潘霍华决定离开德国。一九三三年，他前往伦敦，在那里担任两个德语教会的牧师。这变动招来巴特等人的指责，批评他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逃走了。
Barth accused Bonhoeffer of abandoning his post and wasting his “splendid theological armory” while “the house of your church is on fire”, and chided him to return to Berlin “by the next ship” 1935年，认信教会邀请潘霍华回国主持地下神学院。培训认信教会的牧师，此神学院的神学生不必是纯正的亚利安血统，不必忠于纳粹；神学院也不接受政府资助，只接受自由奉献。 1936年8月，在被指控为“和平主义者和国家敌人”后，在柏林大学的教职被撤销。
1937年7月认信教会的领袖尼莫拉被捕
1937年8月，希姆莱颁布法令，宣布培训和认证认信教会牧师候选人为非法。
1937年9月，盖世太保关闭地下神学院，
1937年11月，逮捕了27名神学院的牧师和神学生。
大约在这段时间，邦霍费尔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书《门徒的代价》，这是对登山宝训的研究，他在书中批评了“廉价恩典”作为道德松懈的掩饰，并提倡“昂贵的恩典”
他痛陈基督徒追求廉价的恩典──有讨价还价空间的救恩，却不对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随基督的生活。
潘霍华继续向信徒提出挑战：跟随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价的恩典”之信仰，与这无情社会里的牺牲者联结。
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
接下来的两年里，邦霍费尔秘密地在东德的各个村庄间穿梭，开展“流动神学院”，监督他学生们的继续教育和工作，他们大多数在旧普鲁士的小教区非法工作。
1938年，盖世太保禁止潘霍华进入柏林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认信教会似乎缺乏不屈不挠的信心，面对效忠德国的公民誓言，教会的会议只为谋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国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权的褫夺。“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潘霍华质问教会领袖们。
这一段时期的文章和讲道，流露出他对德国教会缺乏胆识而有的批评；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节，“你当为哑巴开口……”，来解释为什么他必须为纳粹政府之下的犹太人辩护。
In a 1932 sermon, Bonhoeffer said, “The blood of martyrs might once again be demanded, but this blood, if we really have the courage and loyalty to shed it, will not be innocent, shining like that of the first witnesses for the faith. On our blood lies heavy with guilt, the guilt of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 who is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 1938年2月，潘霍华在他的姐夫汉斯·冯·多纳尼的介绍下，与德国抵抗组织成员初次接触。多纳尼将他介绍给德国军事情报局中一群密谋推翻希特勒的人。
潘霍华还从多纳尼那里得知战争即将爆发。他对被征召入伍的前景尤其感到困扰。作为一个反对纳粹政权的坚定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绝不会向希特勒宣誓，也不会在希特勒的军队中作战，尽管拒绝这样做可能被判处死刑。他还担心拒绝服兵役会给认信教会带来的后果，因为这一举动会受到当时大多数民族主义基督徒及其教会的反对。
在这个关头，潘霍华于1939年6月应纽约联合神学院的邀请前往美国。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很快后悔了这个决定，并在两周后返回德国，尽管他的朋友们强烈劝说他留在美国。他写信给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次来美国是一个错误。我必须与德国人民一起经历这一我们国家历史上的艰难时期。如果我不与我的人民共同经历这一时期的考验，我将没有权利参与战后德国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国的基督徒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希望国家失败以便未来的基督教文明能够存续，要么希望国家胜利，从而毁灭我们的文明和任何真正的基督教。我知道我必须选择哪一个，但我不能在安全的地方做出这个选择。”
回到德国后，潘霍华进一步受到纳粹当局的骚扰，被禁止在公共场合讲话，并被要求定期向警方报告他的活动。
1941年，他被禁止印刷或出版作品。同时，潘霍华加入了德国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多纳尼已经是阿勃维尔的一员，他声称潘霍华广泛的普世主义教会的联系对德国有用，从而将他引入该组织，以保护他免于被征召服役。潘霍华通过多纳尼 知道了针对希特勒的各种阴谋，多纳尼积极参与了这些计划。
面对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暴行，潘霍华通过阿勃维尔了解到了这些暴行的全貌。
在阿勃维尔的掩护下，潘霍华担任德国抵抗运动的信使，向西方盟友透露其存在和意图，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在国外的普世主义教会的联系，希望为推翻希特勒之后的新政府与盟军达成和平协议。
1942年5月，他会见了英国圣公会主教乔治·贝尔，他是上议院议员，也是认信教会的盟友，通过潘霍华流亡的妹夫莱布霍尔茨与他取得联系；通过他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传达了探询。然而，英国政府忽视了这些探询，像对待德国抵抗运动的所有其他接触一样，认为所有德国人都是敌人。
同时潘霍华还和姐夫多纳尼参与了阿勃维尔帮助德国犹太人逃往瑞士的行动。引来盖世太保的猜疑。
1943年4月5日，潘霍华和多纳尼被逮捕。由于缺乏叛国和背叛国家的证据，潘霍华仅被指控逃避兵役。牧师反驳了这些指控，证明他的申请在1940年作为军队牧师入伍的请求被拒绝。尽管如此，他仍被关押在泰格尔的国防军预审监狱。
在狱中，潘霍华写了许多信件、诗文，死后辑成《狱中书简》一书；如今成为极具价值的基督教经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无意义的宗教架构和抽象的神学语言；这些对于在战场和集中营的杀戮和混乱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没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击在乱世里，教会只在意维持其神职人员的权益、本身地位的巩固，表现出来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个人责任。 潘霍华也写信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Maria)， 潘霍华与玛利亚相恋于一九四二年。起初，玛利亚家人反对，一来是年龄差距（36岁和18岁），一来是潘霍华正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然而，当潘霍华入狱后，女方家人公开两人婚约，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玛利亚的探监，成为潘霍华初期冷酷牢狱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写给玛利亚的一封信中，潘霍华说：“我们的爱是上帝恩典和慈爱的记号，使得我们能信。”又说：“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样的苦难，对这世界仍保持爱和真实的信心。……我担心，一个基督徒若只用一只脚站在地上，他也会只有一只脚站在天堂。”
同情的看守帮助他将信件偷运出监狱，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收藏在哈佛大学。
由德国抵抗运动主导说服军方并刺杀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与后续政变行动，密谋借此推翻以纳粹党为首的德国政府、进而和西方的同盟国达成和平协议。
主谋施陶芬贝格上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做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会说我们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们就是良知的叛徒”。
1943年4月7日，在北非隆美尔的军队里服役，施陶芬贝格的车辆遭到了空袭，施陶芬堡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两根手指，成为国家英雄。
1944年7月初开始，反抗集团成员在取得共识后便进行一连串密谋的准备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之一为说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加入行动的行列。而隆美尔的意见则与绝大多数支持反抗行动的军官一样，认为应该策划将希特勒逮捕并且送至军事法庭公开审理。
同时，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贝格被任命为驻扎柏林市中心的弗洛姆大将指揮的后备军总部参谋长，获得了绝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报告、并且亲手以炸弹或者手枪刺杀的机会。
施陶芬贝格在等待希特勒、希姆莱、戈林一起出现时进行刺杀，但机会几次都没有出现，于是他于1944年7月20日在狼穴进行活动。史陶芬伯格带着一个装有2包炸药进入简报厅，
施陶芬贝格借口进入凯特尔办公室的洗手间换衣服，用准备好的钳子剪断圆珠笔型的雷管（启动），再将其插入一块1公斤的炸药块，但由于他失去了右手，左手又只有3个手指，使用钳子遇到困难。一个警卫敲门催促他快点，因为会议马上开始了，并且他打开了门，因此他没能启动第二块炸药，把它留给了副官。
他回到会议室，把公文包放在会议桌下，尽可能靠近希特勒。几分钟后，借口接柏林紧急电话离开会议室。他离开后公文包被布兰德上校挪动了，从原位移到另一边会议桌角后，从而让炸弹在爆炸时威力减弱，使希特勒逃过一劫，而布兰德则被炸弹炸断了一条腿，后来不治。12点45分左右，炸弹引爆，将会议室整个摧毁。三名军官和一位速记员因此死亡，然而主要目标希特勒就和其他人一样因为桌角之厚实而只受了轻伤：裤子被烧焦且耳膜被震破，如同会议室内另外24人。
盖世太保一共抓了7000人，处决了大约5000。施陶芬贝格被捕后第二天被弗洛姆处决，戈培尔则冷冷地对佛洛姆说道：“你太急于杀人灭口了，弗洛姆也被處決。
隆美尔被迫自杀。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之子也遭處決。
在泰格尔的国防军预审监狱关押了一年半之后，他被转移到了弗洛森比爾格集中營。在盟军最后几次凌乱攻击行动中，玛利亚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的集中营，常用步行，四处寻访潘霍华，终未能再见他一面。
同情他的獄卒为他制定了越獄计划，但最终潘霍华拒绝了，因为他担心纳粹会对他的家人进行报复，特别是对他的哥哥克劳斯和妹夫汉斯·冯·多纳尼，他们也被监禁。
1945年4月4日，阿勃维尔首领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日记被发现，希特勒在读到这些日记后勃然大怒，下令摧毁其他阿勃维尔成员。
4/8是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同室囚犯说服潘霍华带领大家有个祷告会。潘霍华要他们默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贝斯特回忆那个时刻：“他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话语表达了我们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带来的意义和定局。” 安静的沉思，因着门被打开而中断，两个身着官服的盖世太保命令潘霍华出来，跟他们走。 潘霍华从容地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把贝斯特叫到一旁，请求他把自己临终的遗言带给英国好友贝尔主教： “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1945年4月8日，潘霍华在没有证人、没有任何证据、没有诉讼记录或辩护的情况下，潘霍华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45年4月9日黎明时分，他在那儿被绞刑处死。
两个星期后4/23 美军解放了集中营
再过一个星期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内用手枪击中右侧太阳穴自杀身亡。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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