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學期的最後一課,我們一同走近一位非常有名不需要介紹的畫家:文森特 凡高。他一生的經歷非常有名,可能比他的畫更有名。他如此的為大眾熟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是個有故事的人。他是個創作生涯極短暫,但卻極為高產的畫家。一生創作了850幅油畫,只賣出過一幅,他貧困潦倒,精神痛苦,自殘,發瘋,37歲時開槍自盡。在世時,他是個失敗者,一個怪人,一個瘋子。死後卻成為現代藝術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名字之一。
就像這幅向日葵。你永遠不會碰到一個人看見這幅畫後說:這幅向日葵畫的真好,是誰畫的?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凡高的向日葵。凡高的名氣在畫作之上。不知道這幅畫的人多半不會覺得它畫的好。
凡高的生命充滿了矛盾與反差:他曾夢想成為傳道人,卻因“太過投入”而被教會開除;他渴望愛,從不吝惜付出,卻屢屢被拒絕;他筆下的色彩熱烈奔放,心靈卻深陷絕望。
正是這種掙扎,使他更貼近我們真實的生活和信仰旅程。我們每個人也都可能在愛與被愛之間,在召喚與拒絕之間,在光明與黑暗之間徘徊。
坦白地說,在凡高的生命中,我們不容易看見神直接的安慰和回應。他的禱告似乎沒有被聽見,他的付出沒有被獎賞。但或許正因如此,他的生命才如此真實地提醒我們:不是每個信仰的旅程都充滿順利、確信和被看見的祝福。今天我也不準備在凡高的生命中“辨別神的美意”,但我們可以一同聆聽他畫中的吶喊,看見一個掙扎着仍想相信、想要愛的靈魂。
1853 出生。父親和祖父都是牧師。他有三個伯父叔父是成功的畫商。他從小就與宗教和藝術極有淵源。父親薪水不高,但教會還是為他配了一個女僕,兩個廚子,一個園丁。所以他成長的環境絕不清貧。父母都很敬虔,注重紀律,規範和理性。梵高生來敏感,容易沉溺於情緒中。這些在家中不被理解和接納,被簡單的視為不聽話。他早早被送去寄宿學校。在那裡也很孤立,總覺得被排擠。15歲輟學。伯父帶他去英國賣畫。他對繪畫的豐富知識贏得了同事們的尊重,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被眾人仰望的一段日子。他那時的收入比父親還高。追求過一個女孩被拒絕。自我放逐,變得憤世嫉俗,痛恨藝術的商業化。被畫行辭退。二十齣頭,對宗教越來越感興趣。做牧師助手,翻譯聖經,花大量時間學習聖經。24歲準備神學院考試,無法應付希臘文,拉丁文和數學。 去比利時貧困的煤礦做宣教士。放棄了宣教機構給他的住房,食物,與礦工吃住在一起。礦工受傷了,他撕了自己的襯衫做繃帶。在他寫給家人的信里,反覆講“跟隨耶穌,彼此相愛” 很快他被機構驅逐了。他們覺得梵高應當引導礦工認識上帝,而不是成為礦工的一分子,他們覺得梵高這種邋遢、不成人樣的外表會使人不願意信仰上帝。”undermining the dignity of the priesthood” 過於狂熱,不善講道。這對他的信仰是個打擊。他繼續住在礦工間一年,為他們畫像。重燃對藝術的熱愛。
泥沼地里的兩個農婦, 1883 農婦身形粗壯,在寒冷潮濕的泥地中彎腰勞作。她們的身體幾乎融入了黑褐色的土地,衣着沉重、粗糙,動作重複單調。背景是一片荒涼的田野,天空沉悶,幾無光亮。畫面的主調暗淡厚重,幾乎沒有鮮明色彩,表現出勞動的艱辛與土地的沉重。梵高沒有美化勞動,而是忠實地呈現了農婦在冬日土地中辛勞的姿態。在梵高的筆下,這種日復一日的勞作幾乎帶有宗教般的虔誠和堅忍。
Potato eater: 1885 五位農民圍坐在桌邊,藉著昏黃油燈的微光共進晚餐。餐桌上只有一盤土豆和一壺咖啡,他們粗糙的雙手從盤中拿取食物,臉上刻着生活的艱辛與樸實。表現他對貧窮農夫的親近。他沒有把他們的貧窮浪漫化。他在他們的日常中看到神聖的人性。他曾寫信說,這幅畫的目的是“讓人看出這些人親手掘出土豆,靠誠實勞動生活”。沒有浪漫,也不美化貧窮,而是強調這種生活的真實和堅毅。
色調昏暗,筆觸粗重,凡高自己很喜歡這幅畫。
開始遠離教會。1881因拒絕和家人一起聖誕節去教會和父親大吵一架。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我已看穿了今天的基督教,那籠罩我整個童年的冷漠。他和教會的距離越來越遠。“聖經太狹隘,太壓抑,但仍提供了一個安慰—耶穌” “我仍然敬仰耶穌,但我不再需要牧師和教會的許可來信仰祂。” 他並沒有成為無神論者。他在信中說,我的心裡有一個我無法形容的東西,它使我活着,讓我能愛,對我來說這就是上帝。他聽說了托爾斯泰的我的宗教的內容,深以為然。他說宗教不應該增加世上的苦難,而應該帶來慰籍,勇氣,平和與動力。托爾斯泰研讀新約,認為耶穌教導的核心是“不要以惡報惡。所以他主張非暴力,無政府主義,愛仇敵不是高貴的理想,是基督徒行為的基石。他反對東正教和所有有組織的宗教,認為他們與權力勾結,背叛了耶穌的教導。強調信仰必須體現在行為中;提倡簡單生活、不積蓄、不剝削、務農自給;認為真正的基督徒應以“愛與寬恕”為行動指南,而不是以國家法律或社會習俗為標準。這些思想和凡高的想法和做法非常相近。他付出一切去愛他牧養的礦工,他崇尚簡樸,他反對有組織的教會,反對權威,和那些徒有其表的空洞儀式。但另一方面,托爾斯泰否認耶穌的神性和復活,對因信稱義的教義不屑一顧。所以在今天的主流教會中對托爾斯泰的信仰大體持批判、保留或警惕的態度。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托爾斯泰,凡高這樣的人?
托爾斯泰和凡高都曾接觸過教會傳統,卻因看到其僵化、虛偽、冷漠的一面而憤然退出。他們對聖經的理解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地方,我們完全可以與之爭辯,但他們對“愛”的理解遠超過知識,感情的層面。我們也許可以問一問他們是不是比我們活得更像耶穌。當教會變成禮儀制度、教義成為背誦條目,信仰就變成一潭死水。托爾斯泰和凡高像石頭一樣丟入其中,濺起波瀾——他們的誠實、掙扎、憤怒、不合時宜,可以幫助人重新思考什麼是真理、什麼是生命、什麼是十字架的呼召。他們在很多地方“說得不對”,但他們敢於提出信仰圈子內不願面對的問題。他們是不完全的人,托爾斯泰反對教會,但他推崇的非暴力無政府主義不能解決社會的問題,他付出一切以行為稱義,最終也沒有得到他期盼的平安。凡高生活中充滿混亂,掙扎,他的很多行為是病態的。但他們在很多方面比許多“正統信徒”更認真地“跟隨耶穌”。他們的生命常帶着耶穌那種“與窮人同憂傷、為罪人流眼淚”的氣息,是不是比有些空洞的講道更接近福音本質。我們不會請託爾斯泰來做牧師,請凡高來教主日學,但我們可以同理他們眼淚和熱誠:那種不顧一切追求真實,寧可受傷也不偽善。
Still life with Bible 1885: 完成於父親去世後不久。顏色以黃,灰,褐色為主,筆觸厚重向泥巴一樣。仍是凡高早期的風格。
父親的巨大的聖經和小小的“生活的樂趣” (左拉。沒有樂趣,非常黑暗,寫的是人的苦難,社會的不公,生存的艱難)聖經已經打開,小說是合上的但看起來被讀的次數更多。而旁邊的蠟燭已經熄滅了。這代表他和父親的關係嗎? 是他面臨人生的選擇,是繼續走父親的屬靈道路,還是踏上一條更痛苦卻更真實的人性之旅嗎?父親離世之後,他生命中信仰的火也像蠟燭一樣熄滅了嗎,抑或蠟燭在等着重新被點燃?
81-85年,凡高過着潦倒和混亂的生活,他又有過單戀,求婚,慘遭拒絕的經歷,學畫和老師發生矛盾,拚命作畫,但一幅也賣不出去。86年他來到巴黎,見到了印象派的新畫法,他終於開始在他的調色盤中添加更加明亮的顏料,筆觸也變得更加大膽起來。他很快無師自通的掌握了印象派的技法精髓。
塞納河上的橋 1887 蒙馬特花園中的情侶 1887
巴黎時期,凡高為自己的藝術注入了光與空氣,脫離荷蘭時期的棕黑色調,開始用亮黃、天藍、淺綠。吸收莫奈、修拉的用筆方式, 筆觸更短小、跳動。畫的氛圍平靜,是從旁觀者的角度再現世界。還未完全建立起他後期那種帶有烈火般精神強度的風格。
大家初看印象派繪畫會覺得不像。(Seinfeld)透視不那麼精確,形象有些模糊,顏色不對。但是看得多了以後,你會發覺它有比傳統繪畫更“像”的地方。那種因季節,天氣而變化的天光,那種顏色在眼前跳動的感覺。是我們在傳統繪畫,甚至在相片中沒見到過的。(照片不像)因為它畫的不是照片一樣的逼真,而是我們感知和記憶里的那種生動而難以言喻的真實。人眼的感知本就不是清晰而穩定的,你越熟悉自然與光線的互動,就越發現它準確地呈現了“我們看風景時的心理經驗”。印象派的陰影從來不是黑色的,常常用藍,紫,甚至綠色調和而成,因為我們的感官就是這樣覺着的。傳統繪畫:在調色板上將顏色調和均勻後上色,色彩較為穩定。印象派繪畫:傾向於在畫布上直接使用並列的小筆觸塗抹原色,讓觀者的眼睛在遠處自動“混色” 顏色不再“混成一致”,而是保留其鮮活的對比和跳躍感。物體的邊界在光中變得模糊,世界不是由清晰邊界組成的,而是由流動的光與色交織而成的感受。
88年2月來到法國南部的阿爾勒,夢想建立一個藝術家的村落。直到9月高更決定來住一陣子。梵高為此租下了黃房子,並買了兩張新床。為裝飾高更的房間,他畫了向日葵。向日葵不精緻不文雅不含蓄,是很粗獷很張揚的野花。象徵著農民的直接和不事雕琢,和梵高自己的氣質非常契合。 初看這幅畫給人的印象就是亮瞎人雙眼的黃,黃色的背景,黃色的花瓶,黃色的桌子。全畫是深淺不同,色調各異的黃。金黃色的陽光充滿畫面,背景極明亮。飽和度極高。展現了他內心火一般的熱情。我們買花,為教會插花都會選盛開的或是待放的。我們會小心地把開敗的花除去。我們一般也不用野花,比如向日葵因為它花期太短。凡高的向日葵有15朵,有的正在盛開,更多的已過了盛期,還有的已枯萎。他不是要把生命最燦爛的一刻留住,而是要記錄生命的原貌。凡高非常喜歡向日葵和它代表的精神。芍藥是傑寧的,蜀葵是科斯特的,向日葵是我的花。就像周敦頤說世人都愛牡丹,陶淵明獨愛菊,我最愛蓮花。這是以花明志。
87年他看到高更的畫,立刻被擊中了靈魂,這就是他一直想在繪畫中找到的感覺。他再次改變畫風,筆觸越來越長,越來越扭動。印象派用短筆觸,甚至用點彩,目的是模擬自然的光影效果,但梵高高更他們的長長的筆觸不是在畫客觀的形象,而是在畫主觀的心情了。就像中國的草書,認不認得出來寫的什麼字不重要,筆畫的線條墨色有獨立的審美價值。所以他們被稱為後印象派。他們畫的也是印象,但更主觀,更不被客觀形體限制。他的畫透視不重要,比例不重要,連形體都不再重要,所有的條條框框都被打破了。他的畫,景色,物體只是一個框架,他追求的是在這個框架內如何讓筆觸舞動,展現出不同的節奏,疏密,橫直,深淺的變化和平衡,這種美學思想和中國文人畫非常接近。畫畫就像舞劍者隨着音樂自由舞動,或是鋼琴家的即興彈奏,這樣的創作給創作者極大的喜悅,但也為欣賞者設置了很高的門檻。這樣的藝術,它的好壞是有道理可循的,但需要很多的專業知識和眼界。在這樣一個群體形成後,有人推崇,有人介紹,藝術才慢慢進入大眾視野。就像中國的書法。在凡高的時代里,他太超前了,人們無法理解,欣賞這種繪畫,連他摯愛的弟弟提奧,無條件的支持他,幫助他,但也從不在信件中和他談他的畫。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所愛的東西別人也愛。我們找到一個人聊聊共同喜愛的電視劇都會非常高興。而一個極大的痛苦就是你愛的東西,別人全不理解,不欣賞。這種沒有知音的狀態使梵高長期陷於痛苦之中,他作畫時有多喜悅,放下畫筆回到現實時就有多沮喪。有人說如果他來到中國,至少在藝術圈裡,會有很多知音,中國人這麼畫畫已經上千年了。但是在西方,他太另類了。我對這種說法比較懷疑。這使得梵高一旦遇到一個可以理解他的畫的人,他會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給出去。高更要來讓他欣喜若狂。一個長期沒有愛的人常常愛的非常卑微,愛的沒有疆界。他毫無保留的付出背後也有對對方極高的期盼。這讓唯一能理解他的高更也受不了他了。加上梵高長期酗酒熬夜,他的精神終於崩潰了。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把高更嚇跑了,也把自己送進了精神病院。
一個小插曲,凡高離開阿爾勒前為自己的醫生畫了一幅肖像送給他。可醫生一點也不喜歡,轉手就用它修補破舊的雞舍。我們今天會覺得這簡直是焚琴煮鶴,暴殄天物,但當時的人會覺得這是物盡其用。這個世界上人事物的價值和名聲,功績一樣,遠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持久,那樣理所當然。
89年5月,凡高住進了聖雷米的精神病院。院長相信自然,花卉,藝術可以醫治精神疾病,凡高被允許在花園,甚至去附近的山野中散步,特別是允許他畫畫。鳶尾花就是他在醫院畫的第一幅畫。也是典型的凡高風格。使用互補色:紫對黃,綠對紅,讓畫面緊張有激情,花和葉的線條,顏色都在扭動,流轉。按中國的審美,這畫畫的太擁擠了,缺少留白和餘韻,但凡高就是在書寫他心中的緊張和不安。他自己就是一片藍紫中那朵孤零零的白色鳶尾花。和星夜相比,這幅畫的用筆和造型還是比較克制的。他知道自己瘋了,病了,他在試圖從自然中尋找,在畫布上重建秩序和安寧。在療養期間,他患上眩暈症,時不時就會天旋地轉。但每次發作之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拿起筆,把那種眩暈的感覺畫出來。你可能會奇怪,都病成這樣了,還畫什麼畫?但這正是他唯一可以獲得快樂和滿足的方式,是生活留給他唯一的盼望了。著名的星夜就是這時的作品,這幅畫是從精神病院病房的窗戶里看出去的景象,星,月,雲全都那麼的扭轉,流動,色彩那麼絢麗,飽和度那麼高,小鎮上還有微弱的燈光但教堂是黑暗的沉睡的。一棵柏樹直刺天空和教堂的尖頂並列但更有生命力。地上是安靜的,沉睡的,而天上卻是璀璨的,動人心魄的。熱鬧非凡的。有人說凡高在天文學家之前預見了螺旋狀星雲,這完全是瞎扯。他畫的不是現實是vision,心中眼睛看到的景象。他曾在信中寫道:“我需要一種宗教的、超越現實的東西……我覺得夜晚比白天更豐富、更有色彩。” 這是他在白天在人間孤獨失望後在夜晚在天上憧憬的壯麗和神秘。你完全看不出這是一個絕望的人,因為這畫正是他對絕望的唯一反抗。他在給妹妹的信中寫道:我變得越丑,越老,越病,越窮,就越想用生動明艷的色彩來對抗這一切。
在星空里,他找到希望和安慰。
我們都在對抗一些無法逆轉的東西,爬樓梯越來越喘,記憶越來越差,頭髮越來越少,看到一些60幾歲的女明星用濾鏡用化妝品把自己打扮的好像19歲,可以理解,但也覺得有點sad。也許我們可以更關注一點那些我們生命中在更新在成長的東西,而不是竭盡全力去打註定失敗的仗。也許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更可靠的盼望和慰籍。
《麥田群鴉》,是他人生最後階段的作品之一,畫於他自殺前兩個星期。畫面中延伸着三條分岔的小路,沒有明確的終點,也沒有引導觀者的方向。它們互不相交,通向未知。象徵迷茫和選擇、孤獨與命運。濃烈的黃色麥浪佔據了畫面的中央。麥子往往象徵生命、豐收,但這裡的色調不再是明亮和溫暖,而是夾雜着沉重的深綠與棕色,在天空下給人一種躁動的感覺。深藍與墨綠交織的天空壓迫着整個畫面,色調厚重,看不到光的來源,造成一種無盡的沉重與絕望的氛圍。烏鴉低飛在麥田之上,聚集、盤旋、嘶鳴。它們方向混亂,在此彷彿是死亡在召喚,或思緒在掙扎。
梵高在給弟弟提奧的信中提到,“我畫的是廣闊的麥田和天空——我努力用畫表達悲傷與極度的孤獨”。儘管畫面壓抑,但筆觸卻異常激烈、奔放。那些濃烈的黃色和藍色不是消極的,而是劇烈的掙扎,像是畫家在對命運做最後的反抗。觀者的視角極低,被困在麥田中,四周一望無際,只有亂飛的群鴉。凡高似乎在告訴我們,在這個廣闊而冷漠的世界裡,個體的悲苦幾乎無聲無息。
無論如何才華橫溢,無論怎樣奮鬥掙扎,一個孤獨的人終究無法憑自己走出黑暗。兩個星期後,凡高在麥田裡開槍自殺,他最後的一句話是:悲傷永不止息。
凡高現在享有同情和尊敬,這些他生前迫切渴望的東西,但太遲了。我們不知道他臨終前是否還能聽見神的聲音,他凝視星夜的眼睛是否在那片麥田的濃雲中還能看到天國的一線光亮。只有他自己知道,信心的火焰是否還在他心底燃燒。
對我們來說,凡高的故事是一面鏡子,照見教會的盲點。我們需要學習理解人性的脆弱。人心,和人的身體一樣,是會破碎的——不只是因為不信,也可能因為太敏感、太孤單、太誠實地感受世界的痛苦。
如果凡高活在一個更有愛心和接納的時代,他或許不會那樣孤單。如果他在教會中遇見的是憐憫而非規範,是接納而非排斥,是有人願意聆聽他破碎語言背後的掙扎與渴望——他也許能活出一個不一樣的故事。
今天,我們身邊也可能有許多擦肩而過的“凡高”——那些穿着不像我們、說話不像我們、不懂我們屬靈語言的人。我們或許覺得他們“怪異”““不屬靈”,然而我們的冷淡、論斷、可能讓他們更深地跌入孤獨與絕望。我們不能只向“像我們”的人才伸出手。因為耶穌沒有等我們變得“像祂”,才為我們死。教會不只是真理的“看門人”,更要是恩典的“守望者”。
凡高沒有活着看到自己的畫被稱作“神跡”,但願我們活着的時候,能夠為身邊那些正在掙扎的人,帶去理解、尊重與盼望。成為神跡的器皿。
Dongjun Jiao July 2nd,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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