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进化】基要主义与科学的世纪之争 – 王嵩 (信仰探讨)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创造与进化—基要主义与科学的百年之争。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是创造与进化谁对谁错。因为那个题目我们去年和前年已经讨论过两次了。今天作为教会历史系列的一部分，我想探讨的是教会面对现代科学与社会变迁时的回应、调整与反思。是信仰与时代的互动。

我们常常觉得今天的科技进步快得让人眼花撩乱，难以适应。但其实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最深刻的一次巨变。因为近几十年的技术革命主要影响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而工业革命影响的是人们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过去几千年，绝大多数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家生产，人们的生活也围绕着这些生产来进行，但到了19世纪末英国工人喝上了印度的茶叶和加勒比群岛的朗姆酒，中国的小商贩卖着美国和日本工厂生产的棉衣，人们离开农村那种一年工作一百五十天的生活，来到城市，一年工作300天，住在拥挤肮脏的街区。过去村庄里每个星期天大家都去同一间教堂，牧师不仅讲道，还做医生、教师、法官。生命中一切重大事件：生，死，婚礼，也包括生活中的一切流言蜚语，都在教堂里发生；而到了19世纪，人们挤在城市里，忙于生计，教会再也不是生活的中心。更大意义上，一千多年来，基督信仰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统一的意义的源头——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掌管历史。但当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兴起后，人们开始问：自然法则似乎能解释一切，世界真的需要“上帝”这个假设吗？理性主义告诉人们：“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 看到这种说法，忍不住要吐槽：因为这与我们的生活完全脱节：孩子如何证明母亲爱他，新娘如何证明新郎会带给他幸福？我们如何证明朋友值得信任？我们可以把一天之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决定都记下来，然后数一数，有百分之几的决定是你能证明是正确的？凡不能被证明的，就不值得相信。人类从来就不是这样生活的，恰恰相反，人类一直都不是靠证明来生活，而是靠信任来生活。这句话其实不是在挑战我们的生活观，它从一开始就是针对宗教的。它是说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证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必须承认，它对宗教的攻击相当有效，今天的知识分子反对宗教时都会说这句话或它的一些变化形式，其实，重科学轻宗教思潮真正的说服力不在这些哲学上的思辨，而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事实，科学技术有用而且见效快，而宗教不一定。药吃下去，孩子的病就好了，祷告不一定这么有效。工程师，科学家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牧师往往做不到同样的成绩。整个19世纪，当这样的事实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时，教会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社会的讲台上，声音开始变得微弱。

与此同时，欧洲神学界兴起所谓的“高等批评” （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学者开始像研究《荷马史诗》那样研究圣经。他们问：
《五经》真的是摩西写的吗？
福音书里的神迹是不是后人加进去的？
首先用研究《荷马史诗》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并不是一个错误。这些新的方法在圣经研究上有不少出色的成果。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论证了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因为教会历史上一直认为马太福音是最早的福音书。但是高等批判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用新工具来研究圣经的运动，而是用新眼光来重构圣经的运动。它主张一切关于圣经的知识都必须从科学方法而来，也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这个原则有一点偏颇。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假设：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和最高标准。换句话说，凡是不能被实证、被测量、被重复的，就不算是“真的”。于是，神迹被怀疑，启示被质疑，甚至连祷告、信心、被爱这些属灵经验，也被当作心理幻觉看待。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的高度有效是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之内。从18世纪到今天，试图用科学用理性重铸道德律，构建理想社会的努力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但是在19世纪，高等批评运动是信仰史上的一次地震。过去，圣经被看作上帝无误的话语；而现在，它被当作一部古代文献，被剖析、怀疑。这对教会是极大的震动——因为如果圣经只是人的话，那么信仰的根基何在？

另一个巨变是在社会中，首先是教育领域。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与北美掀起了普及教育与高等学术制度化的浪潮。过去，大学多是由教会创办、神学主导——像牛津、剑桥、哈佛、耶鲁，都以培养牧师为目标。但到19世纪末，大学的核心从“神学”转向“科学研究”。实验室取代了礼拜堂成为知识的象征；“教授”取代“牧师”成为社会尊敬的智者。小学中学也逐渐由国家而不是教会主办，父母越来越无法胜任教育的任务，而在这些学校中，教育的目标不再是“认识上帝与自我”，而是“掌握自然与社会的规律”。一代代青年在新的教育体系中成长，他们尊敬科学，却对神学冷漠；他们相信进步，却怀疑启示。这让教会意识到：它已不再垄断“真理”的语言。
工业化让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开放让她们能读书、写作、思考。与此同时，许多女性也成为社会改革与宣教运动的主力。十九世纪的禁酒运动、反奴隶制运动、海外宣教，很多都得到了女性组织的强力推动。许多女性开始质疑：为什么在教会里，她们只能听，却不能讲？为什么在社会里，她们管理家庭财政远胜男性，却不能投票？教会第一次面对：女性是否只能是侍奉者，而不能是思想与领导的主体。
工业革命让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出现了无数漂泊的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家庭根基，没有时间守主日，也负担不起教会的捐献。于是，传统教会的模式——主日讲道、唱诗、奉献——在工厂区显得格格不入。许多牧师开始发现：若要传福音，必须要给人工作、教育、卫生、住房。这催生了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 Movement）。牧师不再只讲天堂，也讲工人宿舍的厕所、孩童的教育、工厂的工时。很多教会从“灵魂拯救者”，转变为“社会改造者”。
19世纪末，印刷与报业的爆炸式增长让知识民主化。报纸、小说、杂志充斥市场。真理的解释权从牧师手中流向公众舆论。“我听牧师说”变成“我在报纸上看到”。教会失去了话语垄断权。这种信息的混杂，让许多信徒陷入迷惘：到底该信谁？也让教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我们还与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有关吗？

在这样的风暴中，教会内部出现了两条路，两种应对的方法。
第一条路，是“防守”。他们成为后来的“基要主义者”。他们深感时代的潮流正威胁着信仰的根基：高等批评质疑圣经的权威，达尔文进化论挑战神的创造，自由主义神学淡化罪与救赎的概念，社会改革者只谈论人类的进步与自我完善。在他们看来，这些不是无害的思想探索，而是信仰堡垒上的裂缝。
因此，他们选择退回根本——回到那“不可谈判的真理”。他们坚信：圣经是上帝的无误话语；神迹确实发生过；在质疑面前应该更加高举圣经，他们反对各种新派的解经方法，主张用字面含义来解读圣经。他们觉得：若圣经的字面真实被放弃，信仰就会崩塌。所以他们宁愿被讥笑，也不愿妥协。他们像尼希米记里重建城墙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准备战斗。他们不喜欢这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想要回到从前那个单纯的年代。他们不喜欢这么多的问题和挑战，盼望能远离喧嚣，守住纯正的信仰。
然而，他们的困境在于：当他们为保守真理筑起高墙时，也不自觉地隔绝了对话与同理。他们守住了边界，却失去了听众。
第二条路，是“适应”。这些人被称作“自由神学”或“社会福音派”。 他们认为，若教会只是一味抱残守缺，终将被时代边缘化。他们相信，上帝在创造之初就赋予人理性与良知，科学、文化与社会的进步也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部分。应当拥抱而不是抗拒。他们说：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而是信仰的见证与道德指南；它教导我们如何爱神、爱人，而不是告诉我们宇宙的运作公式。他们主张重新解释圣经，以适应现代人的思想框架。他们同时也关心社会的不公工业化带来贫富悬殊、童工、酗酒、犯罪与城市贫民窟。他们说：信仰不应只谈天堂的得救，也要更新地上的社会。基督徒若只谈灵魂，而不关心工人遭遇的饥饿与不公，那福音就失去了爱与怜悯的本质。自由神学派与社会福音运动的目标，是让福音“继续有话可说”。他们希望人们看到：信仰不是古老的神话，而是能塑造现代生活的力量。但他们的风险在于：在努力“适应”的过程中，很难把握那个度，有时会淡化罪、悔改与救赎这些信仰的核心，把基督教变成了一种道德理想或社会改革方案。二战以后，自由派教会曾经非常兴盛。但七八十年代开始这些教会迅速衰退。当教会失去了超自然的神这个维度，也就失去了改变生命的特殊力量。教会需要接地气，但也必须连于天上。不能为了吸引世界把自己变得现代而丢掉世界真正渴望的—那个超越世界的盼望。
基要主义和自由神学这两条路，其实都出于同样的焦虑——教会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展成长？
基要派选择“守住不变”，担心再退一步，真理就会失守；
自由派选择“与时俱进”，担心若不更新，信仰就会失声。
他们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它们各自与身边世界的冲突，构成了20世纪教会的主旋律，也留下至今仍在继续的张力。

下面我们就用进化论这个特别的例子来看一下教会对科学，社会，文化巨变的反应。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一本改变世界的书— 物种起源。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论断，震动了西方世界 “所有生命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机制下逐渐演化而来的。” 这个想法冲击了教会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万物都是由神直接创造的。其实，“进化”的想法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存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界就有很多人指出地球的年龄要比教会所说的6千年长得多，生命可能是在漫长的时代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步发展来的。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说法更多是一种哲学幻想或诗意猜测。人们或许觉得有趣，却没人能解释——进化“如何发生”？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给出了自然选择这个机制。这让“进化”第一次摆脱了空想的地位，进入了可以观察、推理、实验、验证的科学领域。同时它表明复杂的结构可以没有设计，没有目的，而通过自然选择这个机制从随机突变中产生出来。当时的知识界认为神存在最大的证据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复杂性，它暗示着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者。达尔文的观点直接动摇这一原本十分坚固的想法。12年后的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他在书中指出人类与其他动物有共同祖先，人类的心智和道德也源于渐进的进化。这本书的冲击就更大了。原本只有生物学家，大学生明白物种起源说的是什么，但这本书一出，每个大学生的舅舅们也都听说了达尔文说人是猴子变的。现在进化论挑战的不仅是创世纪的解释，而是在挑战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是神的特别创造这些更基本的神学观念了。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市民，早就被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思想所感染——他们相信人类在不断前进、可以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也有很多人，他们早就不满于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解释，想要冲破这个束缚，而达尔文的理论正好迎合了这种心态。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理直气壮”的替代信仰。这其实是进化论在社会上掀起热潮的真正原因。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达尔文的著作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阶级斗争就是生存竞争在社会中的反映。他甚至想把《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达尔文（后来被达尔文婉拒）。弗洛伊德更加热情的拥抱进化论，他认为进化论把神从生物学中赶了出去，自己更进一步，把神从人的心灵世界也赶了出去。
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代表了现代世俗思想对传统信仰的“三大冲击“
世界没有上帝也能存在（科学）
社会没有上帝也能前进（政治）
人心没有上帝也能解释（心理）
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信徒对这些挑战有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回应，如果大家有兴趣，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详细的讲，简单的说，
若没有上帝，
世界会失去目的和意义，
社会会失去公义的根基，
人心会失去安息与方向。
但在19世纪，这些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英国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圣公会历来兼具“信仰传统”与“理性思考”的双重特质，许多主教与神学院教授最初强烈反对进化论。他们称达尔文的理论“危险、不敬虔、破坏道德”。他们担心社会若接受人来自动物，道德秩序与神圣责任将被推翻。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糟糕的后果不能成为一个理论对错的理由。地震的后果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就说地震是不会发生的。但同时，另一批圣公会牧师与科学家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科学发现并不会威胁信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谁创造”，科学只是揭示“如何创造”。最著名的例子是牧师兼生物学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他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我不觉得你的理论与信仰相冲突。上帝可以创造若干能够自我发展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必不断以新的创造来填补祂自己造出的空隙“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坦普尔（Frederick Temple），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认为科学是上帝的“第二本启示录”，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这些开放的声音，使英国教会没有滑入对进化论的全面对抗，也为后来的“有神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天主教在当时的反应相对温和。梵蒂冈并未立即谴责达尔文，但强调“人类的灵魂直接出自上帝”。与英国相比，美国教会的反对更激烈。当进化论传入美国时，许多教会视之为“来自欧洲的无神论毒素”。大众媒体把问题简化地呈现为科学与圣经的对抗。教会开始建立“创造科学”协会、出版反达尔文的小册，形成了后来“基要主义运动”的思想根源。
1859–1900的几十年间，教会的反应经历了从震惊 → 分歧 → 重新定位的过程。最初的恐惧，源于担心信仰失去权威；随后的争论，反映出教会内部对于“如何解读启示”的不同理解。有些人选择守住字面真理，有些人选择重新诠释文本，也有人尝试让信仰与科学成为两条平行但互补的轨道。

Dongjun Jiao November 9t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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