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希特勒的牧師” 【潘霍華】- 徐志雄

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2/4 出生於德國布雷斯勞的一個大家庭

他和雙胞胎妹妹薩賓娜是8兄妹中的老六老七
他的父親是卡爾，一位精神病專家和神經學家，以批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聞名；
他的母親保拉是一位教師，是新教神學家卡爾·馮·哈塞和畫家斯坦尼斯勞斯·馮·卡爾克羅伊特的孫女

8歲時學會彈鋼琴，11歲作曲在愛樂樂團演出，14歲時，決定攻讀神學
21歲獲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以最高榮譽畢業，他的論文“聖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巴特(Karl Barth)讀後，讚許為“神學上的奇蹟”。

由於還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齡，另一方面也需要實際牧會經驗，潘霍華暫停學院的生活，申請在西班牙巴塞羅納的一個助理牧師之職。那個教會的成員，大多以當地的德國商人為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經濟大蕭條的浪潮襲來。那是潘霍華首次面對貧窮，他傾盡全力協助失業的人；在窘困時，他甚至必須在經濟上求援於家人。

1930年，潘霍華搬到美國，去了哈萊姆區的美國黑人教會，在那裡教主日學，並對美國黑人教會產生了終生的熱愛。他聽到教會長老傳講社會正義福音，開始關注美國種族和少數民族所經歷的社會不公以及教會在推動融合方面的無能。原本愛國的潘霍華在觀看《西線無戰事》後改變了看法，這部電影展示了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因為對每個人生命的高度重視而傾向於和平主義，極力反戰。

1931年回到德國後，邦霍費爾成為柏林大學系統神學的講師，大家都注意到他改變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潘霍華只簡單回答，他“已成為一個基督徒”了。這是潘霍華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軌”，他說：“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開始對登山寶訓認真起來，我的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貧窮的vs靈里貧窮的（虛心的）——現在時；
自知靈性貧乏，在上帝面前無可誇耀的人，自認為不配，但上帝要把天國的福份給他們；
對比：自認為在上帝面前無可指責的人（法利賽人和稅吏），
哀慟的——將來時；表達哀傷最強烈的一個字，悲痛欲絕；
「為罪惡悲傷的人」，指為自己的罪和這世界因為罪惡產生的不公平與不公義哀慟。這樣的人上帝要安慰他們，亦即上帝終究要解決罪惡對個人和世界的影響。
彼得：「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路5:8）
溫柔的——將來時；meek
柔和的心
耶穌的特質：我心裡柔和謙卑（meek），你們當負我的軛（太11:29）；你的王來到你這裡，是溫柔的，又騎着驢，就是騎着驢駒子。（太21:5）
《天路歷程》中那個謙卑的牧童說得好：“一個低下的人不需要懼怕跌倒。”溫柔的人不擔心捍衛自己，因為他曉得原本就沒有一樣東西是他當得的。
飢餓的vs饑渴慕義——將來時；渴慕上帝的義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4:4）
陸軍少校維維安•吉爾伯特（Vivian Gilbert）寫過一本書，書名是《最後一次遠征的浪漫》，描寫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解放巴勒斯坦的事情。 “一支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士兵組成的聯軍從別是巴揮師而上，沿着貧瘠的沙漠，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後方窮追不捨。進攻的隊伍把運水的駱駝隊遠遠甩在後面。水瓶里的水喝乾了。禿鷹充滿期待地在空中盤旋飛過，太陽無情地炙烤着。”吉爾伯特寫道：“我們頭疼得厲害，我們的雙眼布滿血絲，在刺眼的強光照射下，眼前陣陣昏暗……我們的舌頭腫脹起來，嘴唇變成紫黑色，並且迸裂…撤退的土耳其人前腳剛走，我們便攻進了舍哩亞車站。最先映入我們眼帘的，就是那些以石頭砌成的大水池，盛滿了冰涼、清澈的飲用水。在寂靜夜晚的空氣當中，可以清晰地聽見水流入池子的聲音，使得近處的人為之瘋狂。然而，命令傳來，要各營的人面對水池集合，排成兩列橫隊，這時候卻沒有一個人低聲抱怨。” 先是受傷的人，接着是執行放哨任務的人，然後是一個連隊又一個連隊的人。最後一個人喝到水的時候，已經等候了四個鐘頭。自始至終，他們一直都在距離一堵矮石牆6米開外的地方站着，石牆的另一側就是成千上萬升的水。
試想你是這個軍隊中的一員，當要輪到你的時候，你會是如何地渴慕，我們對神的話語，也要有這樣的渴望。
前四福談到個人方面的心態，在上帝面前一個人當怎樣看待自己。從第五項福分開始，基督所要教訓的，是前四項祝福的表現。
憐恤人的——將來時；上帝以仁慈回報人對其他人的仁慈
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彎曲待他。（詩18:25-26）
憐憫和恩典是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 上帝的憐憫是對付罪的消極方面，他的恩典則是為我們行積極的事。他的憐憫說：“不要下地獄！”他的恩典則說：“你要上天堂。”他的憐憫是動慈心，他的恩典則是寬恕人。
清心的——將來時；內心清潔無偽的人
專一：屬靈的正直和心思的單一，而不是心懷二意；
十誡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使人和睦的——將來時；
使人彼此和睦，更重要的是使人與上帝和睦
和平之子：在南太平洋的沙威部落，這個部落與另一個部落積怨很深，似乎沒有一種辦法可以把和平建立起來。但在這些部落中間有一個風俗，一個部落若有人捨棄他的嬰孩，送給另一個部落，兩個部落之間就可以成就和平。這個嬰孩一定要當作永久的禮物贈送過去，只要孩子活着，和平就會得到尊重。然而，這兩個結下宿怨的部落彼此恨惡得實在太深，長期以來，沒有人願意捨棄嬰孩建立和平。最後有一個人帶着他獨生的孩子，一名男嬰，跑到仇敵的村莊把孩子獻給他們。妻子追着丈夫想把嬰孩搶回來，卻追不上他。這個孩子後來就被稱為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必有和平。
基督就是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在上帝和人之間建立和平——這種和平是永遠的。
為義受逼迫的——現在時；天國是他們的，
有一個人帶着生意上的難處來請教教會之父特土良（“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他說：“我該怎麼辦呢？我必須活下去。”特土良反問道：“你真的必須活下去嗎？”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忠誠於耶穌基督——哪怕這樣做意味着死亡。

希特勒就任總理兩天後，潘霍華在廣播講話中抨擊希特勒，
警告德國不要陷入對元首（Führer領袖）的偶像崇拜，元首很可能會變成Verführer（誤導者或誘惑者）。他的廣播突然被切斷

1933年4月，潘霍華呼籲教會抵抗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宣稱教會不僅應為受害者“包紮傷口”，更應“在輪子上插入一個輻條”。

他催迫學生去回答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誰是耶穌？人要在哪裡找到祂？”對潘霍華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

1933年7月，希特勒違憲地強制進行新教會選舉。潘霍華全力投入選舉，競選獨立的、非納粹的官員，他們致力於追隨基督
儘管他盡了全力，但在7月的選舉中，大量關鍵教會職位落入納粹支持的德國基督徒手中

當時教會發言人聲明立場，表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風，在希特勒身上彰顯的是聖靈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國人得以進入基督的教會。
1933年9月，在“棕色會議”上(Brown Synod；大會中許多神職人員穿着棕色納粹制服且向納粹的精神象徵致敬)，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移除所有具有猶太血統的牧師和教會官員，也拒絕按立猶太血統的傳道人。
“棕色會議”後，馬丁·尼莫拉帶領的“牧師緊急聯盟”，呼籲為撤消亞利安條款而奮鬥；雖有兩千名牧師簽名（out of 18800），但是大部分牧師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

1933年11月，20,000名民族主義德國基督徒參加的集會要求從聖經中移除猶太舊約，這被許多人視為異端邪說，進一步壯大了牧師緊急聯盟的隊伍。

1934年5月的“巴門會議”(Barmen Synod)中，新成立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確認了巴門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們拒絕接受，以為我們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屬耶穌基督、而屬別的主之錯謬教義……。”

18000德國牧師：
3000人認信教會
3000人納粹教會
12000人沉默

馬丁·尼莫拉（1946）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然後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之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當他們對付我的時候，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潘霍華的牧職遭到排擠，反對他的人指稱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太激烈、過度了，而且與猶太朋友的連繫太深。
另一方面，教會逐漸受納粹思想影響，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學也與一般風潮妥協，稱頌希特勒為政治上的救贖主，並不為那些被褫奪公權的猶太籍教授辯護。這種種挫折，使潘霍華決定離開德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倫敦，在那裡擔任兩個德語教會的牧師。這變動招來巴特等人的指責，批評他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刻逃走了。
Barth accused Bonhoeffer of abandoning his post and wasting his “splendid theological armory” while “the house of your church is on fire”, and chided him to return to Berlin “by the next ship”1935年，認信教會邀請潘霍華回國主持地下神學院。培訓認信教會的牧師，此神學院的神學生不必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不必忠於納粹；神學院也不接受政府資助，只接受自由奉獻。1936年8月，在被指控為“和平主義者和國家敵人”後，在柏林大學的教職被撤銷。
1937年7月認信教會的領袖尼莫拉被捕
1937年8月，希姆萊頒布法令，宣布培訓和認證認信教會牧師候選人為非法。
1937年9月，蓋世太保關閉地下神學院，
1937年11月，逮捕了27名神學院的牧師和神學生。
大約在這段時間，邦霍費爾出版了他最著名的書《門徒的代價》，這是對登山寶訓的研究，他在書中批評了“廉價恩典”作為道德鬆懈的掩飾，並提倡“昂貴的恩典”
他痛陳基督徒追求廉價的恩典──有討價還價空間的救恩，卻不對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隨基督的生活。
潘霍華繼續向信徒提出挑戰：跟隨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價的恩典”之信仰，與這無情社會裡的犧牲者聯結。

你的弟兄亞伯在哪裡？

接下來的兩年里，邦霍費爾秘密地在東德的各個村莊間穿梭，開展“流動神學院”，監督他學生們的繼續教育和工作，他們大多數在舊普魯士的小教區非法工作。
1938年，蓋世太保禁止潘霍華進入柏林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認信教會似乎缺乏不屈不撓的信心，面對效忠德國的公民誓言，教會的會議只為謀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權的褫奪。“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潘霍華質問教會領袖們。

這一段時期的文章和講道，流露出他對德國教會缺乏膽識而有的批評；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節，“你當為啞巴開口……”，來解釋為什麼他必須為納粹政府之下的猶太人辯護。

In a 1932 sermon, Bonhoeffer said, “The blood of martyrs might once again be demanded, but this blood, if we really have the courage and loyalty to shed it, will not be innocent, shining like that of the first witnesses for the faith. On our blood lies heavy with guilt, the guilt of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 who is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1938年2月，潘霍華在他的姐夫漢斯·馮·多納尼的介紹下，與德國抵抗組織成員初次接觸。多納尼將他介紹給德國軍事情報局中一群密謀推翻希特勒的人。
潘霍華還從多納尼那裡得知戰爭即將爆發。他對被徵召入伍的前景尤其感到困擾。作為一個反對納粹政權的堅定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絕不會向希特勒宣誓，也不會在希特勒的軍隊中作戰，儘管拒絕這樣做可能被判處死刑。他還擔心拒絕服兵役會給認信教會帶來的後果，因為這一舉動會受到當時大多數民族主義基督徒及其教會的反對。

在這個關頭，潘霍華於1939年6月應紐約聯合神學院的邀請前往美國。經過一番內心掙扎，他很快後悔了這個決定，並在兩周後返回德國，儘管他的朋友們強烈勸說他留在美國。他寫信給萊因霍爾德·尼布爾：

“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次來美國是一個錯誤。我必須與德國人民一起經歷這一我們國家歷史上的艱難時期。如果我不與我的人民共同經歷這一時期的考驗，我將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國的基督徒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怕的選擇：要麼希望國家失敗以便未來的基督教文明能夠存續，要麼希望國家勝利，從而毀滅我們的文明和任何真正的基督教。我知道我必須選擇哪一個，但我不能在安全的地方做出這個選擇。”

回到德國後，潘霍華進一步受到納粹當局的騷擾，被禁止在公共場合講話，並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他的活動。

1941年，他被禁止印刷或出版作品。同時，潘霍華加入了德國情報機構阿勃維爾。多納尼已經是阿勃維爾的一員，他聲稱潘霍華廣泛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對德國有用，從而將他引入該組織，以保護他免於被徵召服役。潘霍華通過多納尼 知道了針對希特勒的各種陰謀，多納尼積极參与了這些計劃。

面對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暴行，潘霍華通過阿勃維爾了解到了這些暴行的全貌。

在阿勃維爾的掩護下，潘霍華擔任德國抵抗運動的信使，向西方盟友透露其存在和意圖，希望獲得他們的支持，並通過他在國外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希望為推翻希特勒之後的新政府與盟軍達成和平協議。

1942年5月，他會見了英國聖公會主教喬治·貝爾，他是上議院議員，也是認信教會的盟友，通過潘霍華流亡的妹夫萊布霍爾茨與他取得聯繫；通過他向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傳達了探詢。然而，英國政府忽視了這些探詢，像對待德國抵抗運動的所有其他接觸一樣，認為所有德國人都是敵人。

同時潘霍華還和姐夫多納尼參與了阿勃維爾幫助德國猶太人逃往瑞士的行動。引來蓋世太保的猜疑。
1943年4月5日，潘霍華和多納尼被逮捕。由於缺乏叛國和背叛國家的證據，潘霍華僅被指控逃避兵役。牧師反駁了這些指控，證明他的申請在1940年作為軍隊牧師入伍的請求被拒絕。儘管如此，他仍被關押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

在獄中，潘霍華寫了許多信件、詩文，死後輯成《獄中書簡》一書；如今成為極具價值的基督教經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里，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潘霍華也寫信給他的未婚妻瑪利亞(Maria)，潘霍華與瑪利亞相戀於一九四二年。起初，瑪利亞家人反對，一來是年齡差距（36歲和18歲），一來是潘霍華正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然而，當潘霍華入獄後，女方家人公開兩人婚約，以表示對他的支持。瑪利亞的探監，成為潘霍華初期冷酷牢獄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寫給瑪利亞的一封信中，潘霍華說：“我們的愛是上帝恩典和慈愛的記號，使得我們能信。”又說：“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樣的苦難，對這世界仍保持愛和真實的信心。……我擔心，一個基督徒若只用一隻腳站在地上，他也會只有一隻腳站在天堂。”

同情的看守幫助他將信件偷運出監獄，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收藏在哈佛大學。

由德國抵抗運動主導說服軍方並刺殺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與後續政變行動，密謀藉此推翻以納粹黨為首的德國政府、進而和西方的同盟國達成和平協議。
主謀施陶芬貝格上校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做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會說我們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1943年4月7日，在北非隆美爾的軍隊里服役，施陶芬貝格的車輛遭到了空襲，施陶芬堡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兩根手指，成為國家英雄。

1944年7月初開始，反抗集團成員在取得共識後便進行一連串密謀的準備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事項之一為說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稱的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加入行動的行列。而隆美爾的意見則與絕大多數支持反抗行動的軍官一樣，認為應該策劃將希特勒逮捕並且送至軍事法庭公開審理。

同時，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貝格被任命為駐紮柏林市中心的弗洛姆大將指揮的後備軍總部參謀長，獲得了絕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報告、並且親手以炸彈或者手槍刺殺的機會。

施陶芬貝格在等待希特勒、希姆萊、戈林一起出現時進行刺殺，但機會幾次都沒有出現，於是他於1944年7月20日在狼穴進行活動。史陶芬伯格帶着一個裝有2包炸藥進入簡報廳，
施陶芬貝格借口進入凱特爾辦公室的洗手間換衣服，用準備好的鉗子剪斷圓珠筆型的雷管（啟動），再將其插入一塊1公斤的炸藥塊，但由於他失去了右手，左手又只有3個手指，使用鉗子遇到困難。一個警衛敲門催促他快點，因為會議馬上開始了，並且他打開了門，因此他沒能啟動第二塊炸藥，把它留給了副官。
他回到會議室，把公文包放在會議桌下，儘可能靠近希特勒。幾分鐘後，借口接柏林緊急電話離開會議室。他離開後公文包被布蘭德上校挪動了，從原位移到另一邊會議桌角後，從而讓炸彈在爆炸時威力減弱，使希特勒逃過一劫，而布蘭德則被炸彈炸斷了一條腿，後來不治。12點45分左右，炸彈引爆，將會議室整個摧毀。三名軍官和一位速記員因此死亡，然而主要目標希特勒就和其他人一樣因為桌角之厚實而只受了輕傷：褲子被燒焦且耳膜被震破，如同會議室內另外24人。

蓋世太保一共抓了7000人，處決了大約5000。施陶芬貝格被捕後第二天被弗洛姆處決，戈培爾則冷冷地對佛洛姆說道：“你太急於殺人滅口了，弗洛姆也被處決。
隆美爾被迫自殺。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之子也遭處決。

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關押了一年半之後，他被轉移到了弗洛森比爾格集中營。在盟軍最後幾次凌亂攻擊行動中，瑪利亞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間的集中營，常用步行，四處尋訪潘霍華，終未能再見他一面。
同情他的獄卒為他制定了越獄計劃，但最終潘霍華拒絕了，因為他擔心納粹會對他的家人進行報復，特別是對他的哥哥克勞斯和妹夫漢斯·馮·多納尼，他們也被監禁。

1945年4月4日，阿勃維爾首領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的日記被發現，希特勒在讀到這些日記後勃然大怒，下令摧毀其他阿勃維爾成員。
4/8是復活節後的第一個主日，同室囚犯說服潘霍華帶領大家有個禱告會。潘霍華要他們默想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貝斯特回憶那個時刻：“他觸動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話語表達了我們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帶來的意義和定局。”安靜的沉思，因着門被打開而中斷，兩個身着官服的蓋世太保命令潘霍華出來，跟他們走。潘霍華從容地向每一個人道別後，把貝斯特叫到一旁，請求他把自己臨終的遺言帶給英國好友貝爾主教：“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1945年4月8日，潘霍華在沒有證人、沒有任何證據、沒有訴訟記錄或辯護的情況下，潘霍華被戰地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1945年4月9日黎明時分，他在那兒被絞刑處死。
兩個星期後4/23 美軍解放了集中營
再過一個星期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內用手槍擊中右側太陽穴自殺身亡。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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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拜沒能殺死的人” 【湯若望】- 徐志雄

1622年6月23日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耶穌會士布魯諾（Bruno）、羅雅各和湯若望指揮炮手擊退了入侵澳門的英荷聯軍。
朝中耶穌會士的朋友們如徐光啟等人，上奏天啟帝力邀傳教士進京幫助朝廷，以挽回明朝頹勢。
但傳教士們反對以此為借口進京，強調自己一方面不諳軍事武器知識；另方面，此舉亦與信仰不符。
對此，李之藻勸說道：“你們利用這個稱號，就像裁縫用針一樣，針在縫製衣服的時候是有用的；用過之後，就將它擱置一旁不用了。
當你們得到皇帝的允許，能夠留在京城之後，就可以很容易地將劍放在一旁，而將筆拾起來。”

徐光啟1562-1633

徐1600年進京趕考，途經南京，認識利瑪竇。
1603年徐光啟用了8天的時間仔細研究了利瑪竇結合中國某些儒家思想所寫的天主教教義書《天學實義》 ，決定受洗，
三年後更是勸說父親和全家信主，他也兩度到澳門聖保祿神學院進修神學
1604年進士，後來索性搬到利瑪竇家隔壁，天天在一起琢磨《幾何原本》1607年出版了前6卷。許多幾何名詞都是他們翻的。
崇禎三年升任禮部尚書(組織部長)，崇禎六年封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

李之藻1571-1630

李1598年進士，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後官至光祿寺少卿（副膳長）
李之藻所學很廣：天文、地理、軍事、水利、音樂、數學、哲學、宗教無不研究，據楊廷筠記，利公曾說過：“自吾抵上國，所見聰明了達，惟李振之、徐子先二人耳！

李之藻跟隨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不可避免地要接觸到天主教教義。在與利瑪竇的交往 中，李之藻逐漸接受了天主教教義。
利瑪竇的第一部漢文宗教論著《天學實義》再版時，李之藻為這部論著作了序。
李說，關於求得數學和自然規律，則已記在《幾何原本》這書內；關於人生的大問題，其答案，則在《天學實義》這本書中可找到。
如果說利瑪竇只求講科技，那就不是利公奔走了九萬里來我國苦心追求的目的。

李請皇帝下令禮部，趕快設立一個翻譯局，把所有利的書譯出，逐漸推廣……可見李氏有宏偉的計劃，但皇帝看到李的奏疏，只批了“知道了”，沒有下文，

因為有妾的緣故，他遲遲沒有信奉天主教，天主教是不準納妾的。
1610年2月，李之藻在北京忽然得了一場重病，病情之重讓他覺得自己活 不了多久了，於是提筆寫下遺書。
在前去探病的利瑪竇竭力勸導下，李之藻受了洗禮，

楊廷筠1562-1627

1592年進士，曾任監察御史（中紀委），順天府府丞（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早年，出儒入佛，又是杭州著名居士。
他曾在北京與利瑪竇交往，但沒有象徐光啟、李之藻那樣隨耶穌會士研習天文歷算（學幾何，沒學懂）辭官回杭州後，與在江南的傳教士郭居靜、金尼閣和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等往來。
1611年，在參加了李之藻父親的西式葬禮後，決定改信天主教。 但他也有小妾，傳教士拒絕給他施洗，
李之藻勸楊廷筠放棄帶妾入教的奢望。楊廷筠聽從了李之藻的勸導，將妾妥善安置別處。
郭居靜和金尼閣見楊廷筠信天主教是誠心誠意的，於是同意了他的請求，

在欽天監，湯若望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曆書》，推廣天文學，製作儀器。
1631年（崇禎四年），徐光啟和下屬首次用望遠鏡觀看了日食。
湯若望在徐光啟主持下參與測量並繪製了大幅星圖的工作。

1634年12月（崇禎七年十一月）,在徐光啟和湯若望主持下，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工作，欽天監終於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曆書》，是對中國傳統曆法的重大改革
1639年1月6日（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崇禎皇帝對湯若望等人的治歷工作十分讚賞，親賜北京南堂耶穌會所御匾一方，上面親書“欽褒天學”四個大字。

1642年（崇禎十五年），湯若望奉旨設廠鑄炮。但他“竭力尋找借口，希望朝廷能原諒他不能從命。他堅持說，為戰爭製造武器與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
而且在造炮方面他僅有一點點書本知識，沒有實踐經驗。但是他的申訴沒有被接受，他不得不屈從於皇帝的命令。”
但就憑着這“一點點書本知識”，他居然能在兩年中鑄造出銅炮20門。

後來大清帝國建立，多爾袞下令3天內北京城的非滿人都必須搬出，否則殺無赦。而湯若望冒死寫信給多爾袞，提到曆法編製的重要性，
由於自己身邊諸多的資料不能及時搬出北京城。多爾袞很欣賞這位傳教士，破例讓他待在北京城，並請他繼續編寫曆法。

順治元年（1644年）七月，湯若望預測將有日食發生，推算出“日食分秒時刻，起複方位，並各省直見食有多寡，先後不同”等具體情形。
八月初一日，日食發生。欽天監官方使用舊曆法的測驗均有偏差，“大統歷錯一半（半小時），回回曆差一時”；但湯若望的測試結果“時刻分秒，毫釐不爽”。

1645年《崇禎曆書》改名《時憲歷》頒布，今天的農曆是根據《時憲歷》修訂的萬年曆。

由於他精通醫術，治好了孝庄皇后的病，所以他和孝庄、順治建立非常好的關係。
當時順治很小，多爾袞的野心不斷膨脹，湯若望還安慰順治說：多爾袞太過霸道，上天會懲罰他的。
結果1650年（順治七年）多爾袞從馬上落下摔傷，於是人們一直堅信這個德國人有知曉未來的能力。

少年順治帝福臨有極強的求知慾，屢屢召湯若望進宮講解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兩人之間建立起超越尋常君臣之間的關係。順治帝稱湯若望為“瑪法”即滿語爺爺。
在他們關係最親密的1656年和1657年，福臨常常駕臨他的府中，和他交談到深夜

湯若望在北京宜武門內建立了一座歐式風格的雄偉教堂，順治十四年（1657），皇帝御筆親書“通微佳境”，製成匾額懸掛於教堂里。
湯若望還把順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豎立在教堂前面。這一舉動等於默認了湯若望有自由傳教的權力。
事實上，湯若望也經常利用接近皇帝的機會向皇帝宣講基督教義，順治皇帝也閱讀了有關書籍。由於湯若望的聲望，中國境內的傳教士都得到了保護，入教的人數達上萬人。

1658年，湯若望官至正一品。

但自1657年以後，福臨開始崇信佛教禪宗，湯若望試圖使清帝信仰基督宗教的努力最終未能成功

1661年順治染上了天花，可是順治一直對傳位給哪位皇子猶豫不決，他臨終前請湯若望給他建議。
湯若望是當時唯一一個能知道天花的破壞性影響的人，
於是他從大清帝國的長遠考慮，建議一定立一個曾經出過天花的皇子當皇上，這個人就是後來的康熙——玄燁。

2月5日駕崩於養心殿，享年二十三歲。當夜，順治帝的遺詔頒示天下，特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四人為康熙的輔政大臣。年僅8歲的玄燁即位
但因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蘇克沙哈因曾是攝政王多爾袞舊屬，為其它輔政大臣所惡，因此鰲拜才得以擅權，扶植親信，打擊異己，飛揚跋扈，不可一世。

康熙六年（1667年）大臣索尼死後，蘇克薩哈便上疏請求解除“第一輔政大臣”的職務，願往遵化守護順治帝陵寢。
這個舉動別有意味，那就是既然蘇克薩哈已經卸任，鰲拜就無理由再繼續出任輔政大臣，必須讓康熙帝親政。
鰲拜最後誣陷蘇克薩哈“背負先帝”、“別懷異心”[，逼康熙將蘇克薩哈處死。康熙帝不同意，認為“核議未當，不許所請”，
鰲拜竟要脅康熙帝執行，最後蘇克薩哈被處絞刑。

曆法案
官生楊光先看準鰲拜不喜歡宣教士，發難對湯若望等西方宣教士進行全面攻擊，
指責《時憲歷》敢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竊正朔以尊西洋；
另外，湯若望將大清曆書只編至二百年，意思是要大清王朝短命而亡。
楊光先攻擊宣教士圖謀顛覆清朝，以修歷為名，陰行邪教，窺探朝廷機密，屯兵澳門，接渡海上往來。因此要求將湯若望等正法。
結果楊光先勝訴，將湯若望判處凌遲，其他人分別斬首發配。
恰逢北京發生強烈地震，京師人心恐慌，以為獄訟不公，天象示警。康熙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出面干預，宣教士們幸免於難，
但支持新曆的5名中國官員(均為天主教徒)仍被處決，一些信教官員被革職。
1666年湯若望去世。

1668年，14歲的康熙帝與鰲拜的矛盾日益尖銳。當時欽天監正楊光先的錯誤已鬧得滿城風雨，而鰲拜仍極力回護。
康熙召集楊光先、南懷仁一起討論天文曆法。命大學士和他們一起到觀象台，預推正午日影所止之處，經過3天實地測驗，南懷仁推測無誤，楊光先等都有誤差。
康熙命南懷仁審查楊光先所訂曆書，結果錯誤百出。
西洋曆法以實際測算的準確性取得勝利，楊光先被革職，他還喋喋不休地抗辯， 被康熙斥罵了一頓，逐回原籍，中途病死。
1669年康熙親政，為湯若望平反，親撰祭文並率領文武百官參加湯若望的葬禮。曆法之爭最後告終，南懷仁接任欽天監正，此後，許多宣教士在他的推薦下來到北京，在清廷供職。
1693年，康熙患瘧疾，太醫久治不愈，宣教士張誠送上南洋帶來的奎寧，一服而愈。為表謝意，康熙賜地建堂，名”救世主堂”。宣教工作在康熙朝前40年，取得較大進展。

康熙耶穌詩
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兩番雞。　　五千鞭撻寸膚裂，六尺懸垂二盜齊。　　慘慟八垓警九品，七言一畢萬靈啼。

天門久為初人開，福路全是聖子通。
我願接受神聖子，兒子名份得永生。

禮儀之爭：一是士人祀孔；二是家人祭祖；三是“譯名之爭”。
“中國禮儀之爭”正式爆發首先是在福建。由於主持當地教會的耶穌會士艾儒略全面繼承了利瑪竇的傳教路線，被當地教內外紳民譽為“西來孔子”。他對中國文化採取了十分開明的做法，包括允許教徒們進祠堂、入孔廟。
1633年，方濟各會士李安堂到達福建宣教，他對耶穌會神父們居然容忍教民奉行異端大感震驚，便聯合多明我會反對耶穌會的做法。
教廷的態度搖擺不定
1693年，在福建的閻當主教發出命令，要求在他的教區內嚴禁中國禮儀，且要摘去各地教堂中仿製的康熙帝賜 給湯若望的“敬天”大匾。閻當還發動了歐洲的神學家來支持他。
1700年，經過30次討論，巴黎大學神學院定中國禮儀為異端。
1704年，教皇克萊芒十一世主持全面討論了閻當提出來的非議，結果斷然決定禁止中國禮儀。
1705年12月，教皇特使鐸羅主教抵達北京，攜帶着已經成型的對中國禮儀之爭的裁判方案，只是不知如何向康熙攤牌，一拖再拖有半年之久。康熙請他轉告教皇：中國人不能改變祖傳的禮儀；中國禮儀並不違背天主教教理。鐸羅只好請來福建主教閻當與康熙討論。

康熙：懂得中國書嗎？
閻當：一點點。
康熙：鐸羅說你精通我們的經書，所以朕召你前來。讀過儒家四書嗎？
閻當：讀過
康熙：記得嗎？
閻當：不記得。
康熙：只讀不背啊？
閻當：泰西以為背書沒用。康熙：那朕說你引不出兩句四書語，對吧？既不會說話，可認得字？

康熙指御座後面大匾上的四個字，問是何義。閻當只認識一個字。隨後，康熙又問為何要在教堂里摘掉“敬天”大匾。

康熙：何不說說你不贊成，還要禁行的壞東西，就是那些敬天、祀孔、祭祖的事。你為何要禁用“敬天”兩個字啊？閻當：“天”的含義不是天主。
康熙：你好不奇怪！朕不是已說了，“天”比“天主”和“天地萬物之主”好得多嗎？“天”含着“天主”和“天地萬物之主”的意思。你說，為什麼百姓要呼我“萬歲”？
閻當：百姓願皇帝萬壽無疆。康熙：好的，你記得：漢字的真義不能總是摳着字面看。次日，康熙硃批道：”愚不識字，膽敢妄論中國之道。”第三天又批道：”既不識字，又不善中國語言，對話須用翻譯。這等人敢談中國經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有一點根據。”

1706年8月，鐸多離開北京，到達南京時，傳來了康熙在北京驅逐閻當的消息。
1707年1月，他給全國宣教士寫信，發出“南京命令”。

在兩個世紀後的1939年，聖座開始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庇護十二世在1939年12月8日頒布了一項諭令，同意教徒進行祭祖儀式和祭孔儀式。後來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1962-1965）上正式認可祭祖祭孔，成為教義的一部分。

cgcm_media May 26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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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詩人祈克果】信心的跳躍 – 王嵩

丹麥這個北歐小國出過不少名人。虛構的人物中最有名的肯定是哈姆雷特。真人當中呢，學文的朋友大概會說是寫海的女兒和醜小鴨的安徒生；學理的朋友大概會說是量子力學的宗師尼爾斯波爾。學哲學神學的朋友大概就會說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祈克果。
索倫 ·祈克果，英文是，國內一般翻譯成，出生於1813年。比達爾文小4歲，比馬克思大5歲。要了解祈克果的思想，必須從他的人生經歷講起，而講他的人生就不得不從他的父親開始。他的父親邁克爾祈克果是一名富商，有很多很多羊，丹麥的羊毛是世界有名的。他很成功，而且不是那種俗不可耐的商人，他自己小時候沒受過多少教育，長大以後卻非常愛讀書，喜歡結交知識分子，所以他家裡總是高朋滿座，稱得上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對孩子很嚴厲也很重視教育。索倫祈克果在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就喜歡哲學和文學。邁克爾也是教會中的領袖，但就是這樣一個成功正直的人，他心裡卻藏着一個可怕的秘密：他小的時候家裡很窮，生活非常困頓，以至於12歲時有一次在田間放羊時他憤怒的指天詛咒上帝。雖然後來他經商成功，躋身上流社會，娶了賢惠的妻子，生了7個兒女，但這段早年的經歷一直令他惴惴不安，因為耶穌講過“褻瀆聖靈的罪總不得赦免”，總覺得神不會放過他，報應不知何時就會到來。後來在短短几年中，他的妻子和5個兒女（也就是祈克果的媽媽和哥哥姐姐）先後去世，他認定上帝的報應來了。他悲觀的認為神的懲罰就是讓他所有的子女死在他眼前。(現代人可能覺得詛咒報應這些有點可笑，因為我們的時代已經非常徹底地把不科學的東西從生活經歷中排出出去了，這也許是一個進步，也許是一個缺失)1835年，父親把這個心底的秘密告訴了年輕的祈克果，說這是他們家無可逃避的命運。基本上就是告訴孩子，你也沒幾年好活了。可以想象，這對祈克果的震撼有多大。他原本就是個憂鬱的人。他在日記里寫下大地震這個標題。這也給了他一種緊迫感。和一般年輕人覺得有大把時間可以揮霍不同，他有一種時不我待的感覺。也是在這一年，他在日記里寫下一段話：我所真正需要的，是在我心裡清楚知道：什麼是我該去做的，而不是什麼是我該去知道的。我要了解自己，了解神希望我去做什麼。發現一種為我而存在的真理，尋找那我將為之生，為之死的理念“ 這句話被認為標誌着存在主義的誕生，也是祈克果一生追求的目標，是他的座右銘。他是說我不要研究什麼完整的哲學體系，我要了解我自己，我不試圖探明全人類的命運，我要尋找我自己存在的意義，明白神要我做的事。
隨着父親身體一天天衰弱下去，祈克果覺得自己死期也近了。但在他25歲時，父親去世了。他傷心地在日記里寫着“我多麼希望他再多活幾年，現在我是獨自一人了”但父親的死也給了他解脫，他不再活在那個詛咒的陰影之下了。他寫道我視父親的死是對我的愛所做的最後犧牲，因為他不是離我而死，卻是為我而死，使我還可以有某種轉變的機會。這件事也讓祁克果重新思考罪，罰和寬恕。他開始相信哥哥姐姐的死亡並非上帝的懲罰，相信當一個人的罪惡受到寬恕之後，他就完全擺脫了這些罪孽。並且任何真正相信自身罪孽已經得到寬恕的人，就不應該在其後的人生中繼續沉溺於負罪感之中。他在日記中寫下禱告詞“天父啊！求您不要把罪惡置於我們之上，但請扶持我們抵禦罪惡。當我們的靈魂記起您時，願它提醒我們您的寬恕，而非我們所犯的罪孽；願它提醒我們您對我們的拯救，而非我們的迷途！”
對祈克果影響巨大的第二件人生經歷是他的愛情。1837年24歲的祈克果認識了15歲的維珍妮,兩人幾乎是立刻被彼此吸引，交往3年後，祈克果向維珍妮求婚，兩人訂婚，但是一年後，祈克果解除了婚約，雖然兩個人都還深愛着對方。在日記里，他說他的憂鬱性格恐怕不能帶給心愛的人幸福。但是他悔婚的真正原因一直眾說紛紜。這個舉動極大地傷害了維珍妮，幾乎到了尋死覓活的地步。祈克果非常不安，一開始他像小說里的人物一樣故意做一些糟糕的事，說一些冷酷的話想讓維珍妮討厭他，覺得失去祁克果沒什麼可惜的，這些言行進一步傷害了女孩子。維珍妮的父母恨死祈克果了，但維珍妮和她的姐姐一直相信祈克果是好人。在假扮惡人沒有成功後，他又做只有真正的書獃子才做的出的事：用假名寫書，然後把書寄給維珍妮，用書里的話勸慰她。直到3年以後，有一天兩人在教堂相遇，維珍妮平靜地向他點了點頭。祈克果明白她已經寬恕他了。他始終愛着維珍妮，在他的日記里滿是這樣的記錄：今天在花園裡看到了她，她的背影已經足以把微笑帶到我臉上。今天我在課堂上看見一個長得很像她的女孩，我無法集中精力聽課了。祈克果死的時候維珍妮是他遺囑里的唯一受益人。維珍妮後來說：祈克果不敢與世上的任何人羈絆在一起，以至於妨礙他的使命。為了按照上帝對他的呼召，他必須犧牲他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因此他犧牲了愛。這是祈克果悔婚的真正原因嗎？我們不確定。但是有可能，祈克果在他的名著恐懼和顫驚中分析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在那裡他暗示他也像亞伯拉罕一樣為信仰獻出了最寶貴的東西。在祁克果死前，那時維珍妮已經結婚，嫁給了她童年時的家庭教師Schlegel。他寫信給維珍妮說：你看，維珍妮，在天堂里人們也不娶，也不嫁，在那裡Schlegel和我都會幸福地和你在一起。這或者是書獃子談戀愛的最高境界，或者是一個基督徒在他一生最大的掙扎和犧牲中懷有的終極盼望。
那麼，這個讓祈克果犧牲了最好的東西的使命是什麼呢？是寫作，或者說是他對人生和信仰的反思。蘇格拉底說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度過。祈克果認定自己的使命就是和那些人們不經省察就接受的流行觀點做鬥爭。19世紀的丹麥，路德宗教會是國教，除了那些社會邊緣的人比如猶太人，所有的人生下來就是基督徒，出生證和受洗證是同一張紙。做基督徒是件不需要思考，掙扎，悔改的事，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祈克果對此極力反對。他說如果人人都是基督徒，那就沒有人是基督徒，如果做基督徒是件容易的事，它最終會變成一件不可能的事。祈克果說他的任務是讓做基督徒困難起來，唯因困難，最後才能成為可能。他寫了一個鵝的寓言。
在丹麥一個村子裏，每個星期天，所有的鵝都會按規矩去教會。牧師以激昂的聲調，宣講牠千篇一律的信息。牠說到鵝的光榮命運，因為牠們的造物主賦子牠們高貴的目標。更實貴的是，我們有一對翅膀可以飛翔！我們將飛到一處遙遠的青草地，那才是我們永遠的歸宿！」（所有的鵝都張開翅膀撮動，並發出更大的聲音。）在回家的路上，鵝小弟特別受到感動。因為牠第一次覺察，原來牠的翅膀是用來飛翔的！可是牠從來沒飛過，也不知道別的鵝有沒有飛過。但是不管怎樣，牠決定開始學習飛翔。牠每天在自己的後院裏，先快跑，然後高高躍起，再張開翅膀搧動。但是因為力量不夠，總是栽在泥巴里，搞得自己一身泥。鄰居叔叔看見了就對它說「傻小弟。誰叫你去飛的？你只要感謝神就夠了！」媽媽和姊姊看見他就說，為什麼要飛呢這裡的玉米吃不完，這裡的鵝舍很安全。到了教堂門口，當牧師也問牠怎麼搞得一身泥，鵝小弟說：「牧師，難道我們不應該練習飛翔嗎？」鵝牧師沒說甚麼，只是溫柔地摸摸牠的頭說：「進去吧！」那天鵝牧師的信息還是重複一樣的信息，鵝小弟再次受到激勵，於是牠回家之後，就更勤奮地練習飛翔。時間一周又一周地過去，所有的鵝伯伯、鵝媽媽和鵝姐姐們. 都因為牠的執迷不悟而不再搭理牠了。牠們認為鵝小弟把這個信息看得太認真了。鵝小弟變得更瘦、更黑，也越來越孤獨寡言了。感恩節到了，家家戶戶都興奮地準備著。到了星期天，所有的鵝再度湧向教堂。牧師特別帶上牠大紅色的領結，在門口迎接大家。牠那天的信息還是與往常一樣，只是音量加倍了。大家也以更熱烈的聲音及搧動翅膀，來響應牠。當聚會結束，所有的鵝都搖搖擺擺地走向教堂門口時，牠們很驚慌地發現，很多人在教堂外等著—出來一隻，抓一隻；出來兩隻，抓一雙。然而，當鵝小弟出來時，看見情況不妙，翅膀奮力一搧，就飛向高空去了。
這個故事的含義是說：那些只是聽起來很美很激勵人的道理是沒有用的。除非被運用到生活中。沒人可以生下來就是基督徒，即使生在基督徒家庭,成長在教會中也不夠。信仰不是同意一些信條，或者做一個特別的禱告就完成了的事。這樣容易的信仰根本不是信仰，也起不到什麼作用，信仰需要你的全人和全部生活。需要跌倒，掙扎，困惑，向鵝小弟一樣，但這樣的掙扎使信仰內化，成了真正屬於你的東西。這樣的信仰可以拯救你，可以帶你去遙遠的青草地。但獲得這樣的信仰只能是每個人自己的選擇和責任，而不是牧師，父母的責任。
祈克果生活在啟蒙運動之後。那時候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大行其道。傳統的神學思想也大受衝擊，出現了向理性主義屈服的自由神學, 不談神跡，弱化信仰的教條，強調個人經驗，積極追求社會公義。而在自由神學的反面就是有反智傾向的基要主義。它對理性主義，人本主義侵蝕教會感到很不安，強調嚴格按字面意思解釋聖經，反對社會的世俗化，盼望回到過去的理想時代。到今天，自由神學在知識界還有不少支持者，但作為教會已經幾乎消失了。在教會歷史上，這樣的故事反覆出現。當人們把一些基要信條（比如耶穌的神性，復活的奇蹟，最後的審判）否定弱化後，提出的新神學可能在智力上很吸引人，但這個教會不會發展太久。基要主義仍然勢力強大，尤其在美國和中國的教會當中。
啟蒙運動的口號是dare to know, 敢於求知，敢於打破傳統上不容置疑的規條。啟蒙運動為人類帶來了現代民主制度，人民不斷擴大的平等權利，科學和藝術的蓬勃發展。但這個口號反過來說也是對的，know to dare 知道越多，能力越強，就越dare,膽子越大。理性主義的一大毛病就是它太自信了。在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恐怖之後，很多人開始反思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祈克果就是其中之一。他尤其反對黑格爾學派講的基督教是歷史的必然，基督教的教義都像物理定律一樣可以用理性證明。他不是反對理性，而是質疑這些證明在面對生活的挑戰時有什麼用處。他說理性不能代替信心。信心的功用正是在理性無能為力的時候才開始顯現。
祈克果認為人的存在有感性，理性和靈性三個層面，或者稱為審美的，倫理的，宗教的三層面。在感性層面，人們追求享樂和生活的體驗，它給了人們創造力；在理性層面，人們的視野從自己轉向對他人和世界的責任和承擔，它給了人們倫理與規則。但是越是理性的人越知道這世界處處設限，充滿着不可能或疑問。面對不可能和疑問，理性的選擇就只有放棄或否認。只有當人以信心的跳躍進入宗教性層面，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人才能重新獲得盼望。信心的跳躍把人帶到一個憑理性無法達到甚至無法想象的地方。信心的跳躍於是成了祈克果有代表性的名言。
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來說明這個道理。(故事，康德）亞伯拉罕的信心全在“主會預備”這一句話裡面。他不知道主如何預備，也許他相信主能讓以撒死里復活，但這是他無法證明無法確定的。當我們把生了重病的孩子抱在懷中，看着醫生束手無策時，有誰能證明能確知神一定會救他嗎？這個信不是牧師或神學家可以教會你的，每個人必須自己得到這個信。亞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當他的信心強到可以獻出一切的時候，這信心就會為他尋回一切。牧師可以講一篇道，分析亞伯拉罕與神關係的歷史，信心的證據，神的承諾及其應驗，然後我們聽道的人就得到了亞伯拉罕的信心嗎？不可能的。擁有亞伯拉罕的信心就要像他一樣經歷那些掙扎，焦慮，不安，顫抖。信心是個很個人的事情。信心必須超越理性。
CS Lewis 也講過類似的話。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母親和妻子都死於癌症。他說如果失去是這樣的痛，我們為什麼還要愛？我不再有答案了。他曾經以為他有答案，他寫過一本暢銷書來告訴大家答案，但現在他說我不再有答案了，有的只是我這一生。在這一生中，我曾兩次面臨選擇，一次作為孩子，一次作為老人。他說的選擇就是面對愛與痛苦時是選擇愛並接受痛苦還是選擇保護自己和別人保持距離。他說那個男孩選擇了安全，這個老人擁抱了痛苦。現在的悲傷是那時歡樂的一部分 That’s the deal. 在人生的風浪中，一切理論都變得蒼白，每個人必須親身從風浪中經過，這個選擇每個人只能自己做出。（這個選擇其實也是基督教和東方宗教尤其是佛教頗為不同的一點。基督教強調愛至高無上的地位，愛就是最終的價值，所以為了愛要付上代價，要不計得失。而佛教認為萬事皆空，愛其實是一種執念。佛經上說“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星球大戰里的尤達大師也說愛帶來恐懼，恐懼帶來憤怒，憤怒把人引向原力的黑暗面。所以佛教教我們看淡關係，要斷舍離。基督教則要門徒為愛舍己，為愛讓自己變得更vulnerable，更不安全）
祁克果在世的時候並不出名，他的思想是在20世紀被重新發現的。他肯定沒有料想到他當時看來獨特怪異的思想會成為西方世界的主流。而他如果看到現在存在主義的樣子也一定會在墳墓里打滾。祈克果強調人的個體性和主觀意識，反對把人看成一個統計數字，一個面目不清的抽象概念。對於“這是男人都會犯的錯誤”或者“女人就是這樣不講理”這一類的至理名言，他一定會大為反對。他也不喜歡“男人就應該XXX”這類的智慧，他強調人要了解自己的獨特性，從自身出發去探索，追求，解決生命中的問題。他思想中的一個核心想法是個體的人總是會出現“存在焦慮”，他這裡說的焦慮不是公司的報告還有兩天就要交了，可我還沒開始寫，或者孩子又沒交作業，被學校請家長這些焦慮。這些其實只是生活中的問題，或多或少都會有解決辦法，至少都會過去。他說的生存焦慮是那些大問題，即面對人生中不合理的境況（比如善惡未必有報，苦難無緣無故發生在好人身上，所有人終必有死）時的恐懼，困惑和迷失。這些都是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觀點。祈克果的憂鬱個性和孤獨的人生經歷使得他對掙扎，苦難，焦慮，恐懼都不陌生，但做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面對無法理解，不合情理的苦難，遇到無法克服的困難處境時，主張通過信心的跳躍，在神的懷抱中找到希望。
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和演變到今天的後現代思潮繼承了祈克果的這些思想，但唯獨拋棄了神。這使得他們以同樣的思考方法得到了南轅北轍的結論。存在主義大師加繆有句很有名的話“生活是荒謬的”。很好的反映了他的思想。他指出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中都有對幸福，滿足的深切渴望，可是現實中我們追求的這些東西都不能使人滿足，那個最終的滿足感就像水月鏡花總是抓卻抓不住。另一方面我們都追求知識，他指的不是物理學，數學知識，而是解釋人生的知識，當苦難降臨時，人們常常問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一個老太太孩子得病死了，她在那裡哭天搶地，問我上輩子到底做了什麼孽。她是在為這樣的苦難找一個原因，找到了，不管真假，都會有一定的安慰，這是人類非常普遍的渴求。而人最難面對的是沒有理由的苦難。我以前遇到一件事，一個一生忠心服事神的老牧師，晚年卻患有殘疾，生活非常艱難，唯一照顧她的師母晚上出門卻被喝醉酒的司機撞死。這樣的事情如何可以發生？如何make sense，我想這對所有人都是個挑戰。加繆說荒誕就誕生於人類對滿足和答案的需要和世界無可理喻的沉默之間的衝突。人們產生這樣的荒謬感就是因為人們的渴望和呼求常常換來的是完全的沉默，好像沒有人在那裡聽，沒有人care。加繆由此得出結論：沒有神，人生沒有預設的意義，有的只是虛空。生存的焦慮是沒有最終答案的，但是，存在主義不是虛無主義，他提出了解決之道：生命沒有答案，每個人可以用自己的選擇來給出自己的答案，可以自己創造自己人生的意義。他借用了希臘神話，西西弗斯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點。西西弗斯因為欺騙了神明而被懲罰在地獄裡永遠推一塊巨石上山，而每次推到山頂後，石頭都會再次滾落下來，使得他不得不重複這一無望的工作。西西弗斯的經曆象徵著人類的命運，他說你們大多數人朝九晚五每天上班還不是和西西弗斯推石頭一樣？但是加繆說：我們必須設想西西弗斯是快樂的。因為他能夠接受現實的荒謬，通過自己的選擇得到一種內在的自由和滿足。他說這樣的人知道自己必死的結局卻不接受這命運，知道理性的有限卻仍珍視它，經歷了生活給你的喜樂和痛苦而仍然想經歷更多。
那麼我們來比較一下祈克果和加繆的思想。他們同樣認識到人的有限，理性的有限，生命中有種種的不合理，不make sense，無法理解的複雜性。但加繆對理性的崇拜還是要高於祈克果，他不肯放棄確定性，他堅信他其實還是看穿了這個世界。當神不回應人的呼求時，他確定神是不存在的，你只是在對空氣呼喊，只是想象了一個神來安慰自己，當我們在人生的難題面前找不到答案時，他確定答案是不存在的。這個其實仍然有一絲理性主義的傲慢：如果我看不出這件事的發生有什麼理由，那麼就一定沒有理由。可是我憑什麼有這樣的確信呢？但加繆也是誠實的，他明白抓住確定性，排斥神就意味着要放棄意義。沒有神人生就不再有預設的意義，每個人現在要背上一副重擔去尋找自己人生的意義，而且要說服自己，我找到的這個值得自己去為之生為之死。這種不向命運低頭的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主義有它吸引人的一面，但我想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為生命創造意義這副擔子究竟有多重。反映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上，大家沒有共同承認的意義，原則和價值，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而且不允許辯論說誰對誰錯，沒有共識就很難有解決問題的方案。當社會確定的把神趕了出去，每個人可以自行定義價值以後，我們發現生活中的確定性反而越來越少了：政治領袖和政府越來越難以提供確定的安全感（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猶太人都覺得自己的族群更不安全了；專家們越來越難以提供確定的知識，連疫苗的利弊這樣簡單的事都吵得不可開交。我們面前有越來越多的選擇，我們也就越來越不知所措。我們踢開神，有了獨自選擇的自由，也就要獨自面對選錯的後果。
祈克果在這個問題上與加繆完全相反，他不肯放棄神，放棄意義，他願意放棄的是確定性。人類本來就不能理解這世界的複雜，而神的作為何其深奧，我們的理性永遠不能企及。他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眼花繚亂，不知所措，他願意承認自己已經mess up，需要一個神來告訴他如何生活。他說人們需要的是信心的跳躍，在沒有答案，不確定的情況下跳向神的懷抱。祈克果有一句名言：生命只能回過頭去理解，但必須向前生活。這一切為什麼發生，它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在多年以後，塵埃落定時才能慢慢理解，但生活不會等待我們，每個人必須在信息不足，未知很多的情況下日復一日地做出抉擇，而這些抉擇的總和構成了我們的一生。我們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做選擇，是靠我們的理性，還是要靠信心。祈克果說生活不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要經歷的現實。在這一點上，祈克果和加繆是一致的。
他們提出了兩條誠實的道路：人或者相信神，然後按神的計划去生活，或者不相信神，然後按照自己的計划去生活。真正的荒謬是相信神，然後依然按自己的計划去生活。這是他們兩個人都會極力反對的。

cgcm_media May 20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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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花寺裏的洋和尚”【利瑪竇】- 徐志雄

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年10月6日，出生於意大利的馬切拉塔Macerata
~1561年進入耶穌會小學學習
~1568年到羅馬，學習法律
~1571年8月15日成為耶穌會修士
~1573年9月至1577年5月進入羅馬學院學習
~1577年夏天到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學習葡萄牙語
~1578年3月24日乘坐“聖路易”號離開里斯本

抵達東方
~1578年9月抵達果阿Goa，
研習神學，教授拉丁文希臘文
~1580年因病前往科欽居住，
同年7月被任命為神父
~1581年，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舉薦利瑪竇前往中國
宣教
~1582年4月坐船離開果阿
~1582年8月7日抵達澳門

肇慶仙花寺
~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
與羅明堅神父一道到肇慶
居住
~1585年仙花寺建成

移居韶州
~1589年8月移居韶州
~1594年11月換上中國儒生的服裝
~撰寫《天學實義》

北上
~1595年4月18日離開韶
州，前往南京，到達南昌
居住
~1598年9月，第一次到北
京，但並未被允許居住
~1599年2月6日駐於南京

入京
~1601年1月24日第二次抵達北京
~1607年5月《幾何原本》前六卷（平面幾何
部分）中譯本出版
~1608年秋冬季開始撰寫《中國札記》
~1609年9月8日第一個聖母會在北京成立
~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

“耶穌會士利公之墓”
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
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
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
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cgcm_media May 12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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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西的【聖方濟各】罪人，聖人，富人，窮人 – 王嵩

亞西西的聖方濟各（意大利語：San Francesco d’Assisi；拉丁語：Sanctus Franciscus Assisiensis；1182年—1226年10月3日），簡稱方濟各、方濟，新教又譯為聖法蘭西斯（聖公會譯名）是動物、天主教運動、美國舊金山以及自然環境的守護聖人，也是方濟各會（又稱“小兄弟會”）的創辦者（會祖），知名的苦行僧。教宗方濟各的名號就是為了紀念這位聖人。

生平
方濟各出生於意大利的亞西西城，父親是富有的布商伯鐸·伯納戴德（Pietro Bernardone）。據說他出生時，父親剛好到法國做生意，母親為他取名約翰(Giovanni)；然而父親自法國經商歸來後，不喜歡他和施洗約翰同名，又因喜歡法國文化，因此將將其改名為方濟各(Franceso，法國人之意)。他英俊、機智、英勇，擁有富裕的家境，加上天生的領袖氣質，年少的方濟受同儕擁戴成“亞西西歡愉王子”，過着和紈絝子弟無異的豪奢生活。

方濟各從小便喜愛幫助窮人，他曾幫助父親在市場上賣布和天鵝絨，這時一個乞丐來找他施捨，在他的商業交易結束時，方濟各放棄了他的商品並追趕乞丐。當他找到乞丐時，方濟各把他口袋裡的所有東西都給了他。他的朋友嘲笑他的慈善事業；他的父親則憤怒地責罵他。

父親雖事業有成，但畢竟不是貴族，他渴望晉陞名門的心愿便落到了兒子方濟的肩上。當時要躋身貴族之列，當騎士是最佳捷徑。1202年左右，他參加了亞西西軍隊遠征，並在科萊斯特拉達被俘虜一年，一場疾病讓他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1203年回到亞西西後，方濟各回到了無憂無慮的生活。1205年，方濟各前往阿普利亞，加入布列訥伯爵戈蒂埃三世的軍隊。因為見到了從天主來的異象，讓他回到了亞西西，此後對世俗生活失去了興趣，他開始避開宴樂和交際，甚至一個朋友問他是否考慮和“貧窮夫人”結婚，他回答說：“是的，她比你們任何人見過的新娘都漂亮”。

在去羅馬朝聖時，方濟各和窮人一起在聖伯多祿大教堂乞討。他在偏僻的地方度過了一段時間，提升他的靈性生命。他在亞西西郊外的聖達米亞諾被遺棄的鄉村小教堂聖達勉堂里看到了耶穌基督的神秘異象，在那裡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聖像對他說：“重建我的殿宇吧！因為它已經快要傾倒了。”他賣了父親的布，將所得財物拿給主教，主教卻拒絕接受不義之財，方濟各氣地將錢丟在地上。他父親知道後雷霆震怒，方濟各在聖達米亞諾附近的一個山洞裡躲閉父親大約一個月。當他又餓又髒的回到城裡時，他被父親拖回家，毆打、捆綁並鎖在一個小儲藏室里。被母親釋放後，他立即返回聖達米亞諾，找到了主教的庇護所，但他很快就被他父親告上法庭。在亞西西主教面前的法律訴訟中，方濟各放棄了他兒子的身份和他的遺產，與父親斷絕關係。他為了表示放棄而脫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主教用自己的斗篷蓋住了他。

他曾在鄰近的修道院工作過一段時間，然後他去了古比奧，一位朋友在那裡給了他一件朝聖者的斗篷、腰帶和棍杖作為施捨。回到亞西西，他穿過城市為了重建舊教堂所需用的石頭乞討，因此被過去的朋友恥笑。在兩年的時間裡，他過着修道的生活，並修復了亞西西周圍鄉村的幾座被毀壞的小教堂，其中包括斯皮納的聖伯多祿和天使聖瑪麗亞小教堂，這後來成為他最喜歡的住所。他以服事窮人為畢生的志業，自身也過着赤貧的生活，穿着乞丐般的衣裳，與痳瘋病人在一起，強迫自己接受原來抗拒的事物，扭轉了價值觀和人生目標。1209年他在教堂中聽到瑪竇福音第十章的教導：“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馬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痳瘋的潔凈，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腰袋裡不要帶金銀銅錢；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拐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於是他脫去隱士的衣服，束上繩子，過簡樸的生活，開始旅行講道，不帶任何行囊，隨走隨傳，過着信心的生活。逐漸有些人開始跟隨他，他們都像方濟各一樣，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專心跟隨基督。

信仰的程式化。信仰變成一組要遵守的規範。人們說我每周都上教會，每月領聖餐，每頓飯前禱告，我奉獻金錢，我每年至少懺悔一次，這還不夠嗎，我還需要做別的嗎？方濟各希望大家過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只在周日，只在生活的某個方面。信仰是整個生活，而不是生活中的一個to-do list。他不停地呼喚世人經歷神，經歷祂的寬恕和醫治。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聖誕期間擺設nativity scene，耶穌誕生的場景。這個傳統是從方濟各開始的，他第一個在小鎮里牽來牛羊，擺上馬槽，我們今天都用塑料的，因為真的牛羊很臭。但這真是方濟各的本意。他不是為了紀念，而是為了體驗。體驗救主是如何來到世間，他為我們經歷了什麼。讓我們在這樣的經歷中了解福音，得到醫治。我們從經歷中學到的總是比從書本上學的更深刻。中世紀基督徒很強調經歷，Tim Keller也說讀經要讀到如身臨其境一般。如果有人救了我的命…..耶穌做了同樣的事，但我們對耶穌的態度往往沒有那麼熱切

方濟各為什麼這麼成功？他吸引了幾千人跟隨他，成立了方濟各會。這些人都像他一樣，變賣所有分給窮人，實踐方濟各會“貧窮，聖潔，順服”的信條。他贏得了各類人的尊重和支持，包括亞西西的主教，一個相當貪圖世俗的人，前後三位教皇，甚至穆斯林的蘇丹。1219年，在第五次十字軍東征期間，方濟各來到埃及，他說他要勸說蘇丹信主從而結束這場戰爭，或者成為烈士。當時蘇丹正與十字軍對峙，在一場血腥的戰鬥之後，方濟各來到蘇丹軍營。在裡面住了幾天，向蘇丹和他的宮廷傳福音，據說蘇丹也帶了幾位穆斯林大師要他皈依伊斯蘭。那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知道的很少，幾十年後有傳聞說方濟各挑戰從烈火中走過，蘇丹偷偷地信主了，我覺得相當的不可信。但有事實證據的是，方濟各會獲得了在聖地（耶路撒冷，伯利恆）駐紮，甚至傳教的權利，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是唯一可以這樣做的天主教修會。他是如何贏得這麼多人心的？這個答案應該很簡單，在使徒以後的所有基督徒中，他是最接近做到了live as one preach，像自己講的道一樣生活的一個。他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Authentic。效法耶穌一樣的生活，傳道，愛人。當人們遇到這樣的人時，就算我們不相信他所相信的，不同意他對事物的看法，甚至不贊成他的一些做法，我們也還是會被他深深吸引，會不由自主的敬重他。他生命的光芒讓人無法無視，讓人心嚮往之。

但不簡單的是他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因為能做到的人真的很少很少。甘地的話。（他的批評我是服氣的，我不服氣的是沒有解釋為什麼還有印度教徒。這其實是基督教教義一個很不同的地方，我們不需要一本新的書，一個新的有魅力的教師，一套新的哲學來告訴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每個人都知道應該如何生活，但是我們做不到）成為一個authentic基督徒大概沒有一個固定的配方，但我們可以從方濟各的生命中學習到一些端倪。他不是一下子就成為聖人的。悔改是一個過程，每個人都會有反覆，會失足，就像保羅在羅馬書7章里說的，是個掙扎。方濟各對掙扎一點不陌生。少年時他擁有一切卻越來越發現自己不快樂，他發現開party不如一個人到山上去禱告更讓他快樂，朋友說他奇怪，他沒有聽從朋友的，他跟隨了內心的呼召神的引導。他直到多年後才明白神向他要求的不是修復教堂的建築，而是修復教會，但他沒有坐下來反覆思考，到處尋訪大師來解釋神給他的啟示，他聽到神的命令，他理解這是神要他修建築物，他就到處去找石頭和泥。慢慢的神的心意才漸漸顯明。如果他在神旨意還不很清晰的時候沒有順服，神的旨意也許永遠不會清晰。他是一個富家子弟，成為貧窮，安於貧窮，為窮人服務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就可以做到的。有一天，方濟各與一位患有痳瘋病的人相遇，他本能地想就此避開，但在那一刻他感到了主恩的催促，他下馬給了他一些錢擁抱並親吻了該病患。然後他和一些弟兄搬去了麻風病人的社區，為他們服務。這樣的經歷比任何書本和講道更可以改變人，他說當他把麻風病人擁在懷中時，他才注意到臭味以外的東西，這是我的弟兄。他說這以後事情就容易了。他就是這樣一步步強迫自己接受原來抗拒的事物，扭轉了價值觀和人生目標。他不願意point finger去指責別人，不願意做領袖。他成立了方濟各會，但這個修會的正式名字是小弟兄會，最小的弟兄，修會一走上正軌，他就離開了領導位置，因為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謙卑，他需要體會謙卑，順服，對人謙卑，順服人，這樣才能最終對神謙卑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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