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力量 – 王嵩
我個人覺得20世紀英語最好的兩個人是溫斯頓邱吉爾和馬丁路德金。他們把英語詞彙動員起來，送去戰場，征服了世界。不過馬丁路德金自己說，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語。是不帶兵器的真理和不帶條件的愛將贏得最終的勝利。我們今天一起來看一下非暴力的力量。
耶穌有許多有名的教導，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外也為人熟知。比如: 你們願意別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愛你的鄰舍有如愛你自己。不可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的擔子一天擔就夠了。但是他也有一些教導，同樣為人所熟知，但即使在基督徒圈子以內也常常讓人不願多談，或者將之哲學化，屬靈化。比如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太5:38-39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5:43-44
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5:9
很多人覺得這些教導不能按字面意思來解讀，但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 這些話不只是傳道者誇張的言語，感性的教導。愛仇敵是耶穌一生的使命和全部的生活。耶穌生於貧窮，長於卑微，流離失所，遭人厭棄，最後甘心情願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目標做烈士而是代替罪人做犧牲。也就是愛仇敵以至於死。
早期的基督徒對耶穌的這些教導是極為認真的。
殉道者游斯丁 2世紀出生於撒馬利亞的希臘人，從小熱衷於哲學。有一天，當游斯丁在海邊默想思考問題的時候，剛好遇見一位神秘老人，指出他的哲學問題與弱點，他告訴游斯丁，古代先知對神的了解遠比當代的哲學家更多，他勸游斯丁去讀讀他們的著述。並告訴他舊約所應許要來的彌賽亞已經降臨在地上。游斯丁接受了老人的建議，去研讀舊約聖經的先知書，並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一直以來尋求的真理，其內容指向的是基督以及基督教真理。同時他加入基督徒的團體，他所看到的基督徒的虔誠，和殉道的榜樣使他相信基督教教義在道德和精神上都有希臘哲學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從此他開始傳播基督教作為“真正的哲學”。成為最早的護教學者。他寫道 我們從前彼此殺戮，但現在（作為基督徒）我們不僅不再對敵人發起戰爭，而且我們也不欺騙敵人，並且隨時願意用死亡見證耶穌。巡撫要求他發誓棄絕耶穌然後向羅馬的神獻祭，就可以被釋放，游斯丁拒絕了，並且向巡撫介紹福音的道理。巡撫再問：“你這自稱博學的人，在我對你加以酷刑、殺你以後，你猜自己能上天堂嗎？”游斯丁回答說：“我對此深信不疑。” Martyr 就是見證人的意思。早期教會只有為主殉道的門徒才能被稱為見證人。為主受逼迫但沒有死的只能稱confessor。基督教在第一第二世紀得以快速傳播的第一個秘訣就是 他們死的比較好，they die well. 更恰當的翻譯是他們死得其所。基督徒在強權和暴力面前的平靜和堅持展現出世人從所未見的力量。三世紀時有一次大瘟疫襲擊了羅馬，每天5000人死去，百姓大多逃出了城。很多人把染病的家人留下。這時基督徒留了下來，照顧那些染病的，將死的，甚至是那些不久前逼迫過他們的敵人。大量基督徒因此死去。這種不合情理的，犧牲的憐憫震驚了非信徒。不怕死的人大家都見過，這樣為陌生人，敵人犧牲不怕死的人，大家以前誰都沒見過。外邦人開始覺得，大概真是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信的這個耶穌看來真的有門道。
特土良（150-230） 215年迦太基總督發起了一輪對基督徒的迫害，很多普通信徒遭酷刑，被殺害。特土良寫了一封長信給總督，譴責這種暴行。他提醒總督迦太基的基督徒有幾千人，如果不停止無理的迫害，就發起所有基督徒到他府前抗議，那時你怎麼辦？把我們全殺了？你需要多少的火與劍？殺完之後的迦太基城會變成什麼樣？信很大膽。堅持和平，但並不膽怯。非暴力和平主義不是像尼采說的持奴隸心態任人宰割，也不是像馬克思說的把信仰當鴉片來麻醉自己，他們敢於抗爭，只是不使用暴力。因為他們相信改變世界的力量不在政治，法律，軍隊，而在耶穌的犧牲和復活。特土良對總督說：我們對所受的逼迫不感到驚訝和困擾，因為我們已經委身於這信仰，並且完全接受這約的所有條款。我們的信仰要求我們愛仇敵，為逼迫我們的人禱告。愛朋友的到處都是，愛敵人只有我們，你不會搞錯。他們看上去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他說話的口氣帶着權柄和力量。這是早期基督教得以傳播的第二個秘訣：cheerful losers，外邦人對此無法理解又深深佩服，基督徒能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已經贏了。如果人只是安慰自己說我已經贏了，他打我是兒子打老子，那就是阿Q，也許可以得安慰，不會改變什麼，但當人真的相信耶穌已經得勝，而我依靠他也已經得勝，並且像一個贏家一樣去生活，像贏家一樣的喜樂，願意付出時，世界就開始因你而改變。這就是真理的力量。真理不需要暴力也可以戰無不勝。人們看到基督徒這樣的生活，會無法理解，會驚奇，會想了解他們的力量來自何處。
1929年出生於亞特蘭大。他的父親叫邁克爾金，所以他出生時的名字是小邁克爾金。他父親是浸信會的牧師。 1934年教會派他去柏林參加了浸信會全球聯盟的大會。他參觀了許多和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關的故址。他對路德非常崇敬，於是回國以後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馬丁路德金。而他5歲的小兒子的名字也就改成了小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路德特別影響他們父子的就是他的勇氣，他對自己良知的堅持. 他面對宗教裁判官命令他收回他的見解，停止他的教導，否則就會被革除出教甚至被處死時說：我不能也不會收回任何事，因為違背良知既不正確也不安全。我就站在這裡，我別無選擇，上帝幫助我。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help me God. 路德的榜樣就是他所服膺的最強大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而不是強權。這深深影響了馬丁路德金的一生。
小馬丁有一個白人小夥伴，兩個人總在一起玩，但到六歲時要上學了，他只能上黑人學校，因為那時候的南方黑人白人是不能去同一所學校的。很快那個白人孩子的父母禁止小馬丁再去找他們的孩子玩，告訴他：我們是白人，你是有色人種。 很困惑的馬丁把這件事告訴了父母。他們於是給他講了美國奴隸制的歷史和種族歧視的現實。小馬丁決心要仇恨所有的白人。但父母告訴他基督教的信仰要求他去愛每一個人，包括那些歧視他的人。
小馬丁從5歲起背聖經，也參加了兒童詩班。他最喜歡的聖詩是I want to be more like Jesus. 除了聖經以外，他最喜歡讀的書是字典，因此他有超乎常人的詞彙量。 小時候的他在playground和其他男孩發生衝突時，他總能講出最恰當的話避免衝突，終止打鬥。 到了高中時代，他的演講能力已經小有名氣。 他圓滿的男中音聲線，廣博的詞彙量和駕馭語言的技巧讓他成了學校辯論隊的明星。 15歲那年，他第一次參加演講比賽就贏得了冠軍。但是在回家的公交車上，他被司機命令站着好騰出座位給白人坐。他一開始拒絕讓座，但同行的黑人老師告訴他不讓座是違法的。最後兩個人站了整整一路。馬丁後來回憶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憤怒的一個晚上。
19歲大學畢業後，他進入Crozer神學院取得了神學學士學位，並且成為了學生會主席。隨後他來到BU進修博士學位，24歲拿到學位。他可以選擇在北方成為一名教授，神學家。但他回到了南方，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做了一名牧師。
民權運動已經開始風起雲湧。54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憲。從此黑人孩子可以和白人一起上學。阿肯色州州長動用國民衛隊阻止黑人學生進入校園。艾森豪威爾總統於是派遣101空降師士兵武裝護送9名孩子入學。
55年在Montgomery，Rosa Parks在公交車上拒絕為白人讓座而被捕。民權運動人士組織了抵制公交車的運動。金被委任組織Carpool來幫助3萬黑人每天上下班。運動到了57天，有人朝金的家裡扔了炸彈。聽到消息，金立刻趕回家中，看到的是受了驚嚇的妻子孩子，和一大群揮舞着刀子和手槍的黑人群眾。金從大學時代開始受到亨利梭羅，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影響。他尤其敬佩甘地，因為他令大英帝國屈膝不是依靠刀劍，而是依靠真理。真理讓人得自由。甘地的話“我今天不會對任何人行不義，也不會在當不義被行在任何人身上時袖手旁觀” 深深激勵金。但此時此刻，非暴力不再是一個學術觀點，它或者是你的生活方式，或者就什麼也不是。金對憤怒的群眾說：不要在驚嚇中做任何事，不要拿起武器，如果你帶着武器，把它們放回家。“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我們不提倡暴力，我們要愛仇敵。他勸群眾像他和他的家人一樣平靜，勸他們回家，他向大家保證我可能被阻止，但這場運動不會被阻止。我們所做的是正確的，是公義的，上帝與我們同在。在堅持了381天以後，最高法院重申公交車上的種族隔離違憲，抗議活動取得勝利。這場運動使金成為了民權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號召人們通過公民不服從、抵制和遊行等方法達成種族平等的目標。
63年金在伯明翰組織了一系列靜坐，抵制和遊行抗議在工作中的種族隔離。警察把金關進監獄。白人牧師給他寫信，你有沒有認識到你違背了主耶穌的教導，你成了trouble maker？不要這麼心急。必須要遵守法律，你給年輕人做了很糟糕的榜樣。最難被說服，也最讓人傷心的往往是那些好心人。金在回信中指出 耶穌在清理聖殿時也被人稱為trouble maker，保羅也是trouble maker。福音傳到哪裡，哪裡就有爭議，不安。上帝是最終的立法者。我遵守公義的法律。聖經里沒有種族隔離的教導，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對不公義的法律進行抗爭是基督徒的道德責任。波士頓傾茶事件也是不合法的公民不服從行為，而希特勒在德國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你讓我們等待，我們已經等了太久，我們親歷的苦難告訴我們，壓迫者永遠不會自願給予被壓迫者以自由，自由是需要被壓迫者去爭取的。 他批評溫和派的白人牧師們追求的只是秩序而非公義，選擇沒有緊張氣氛的消極的和平，而不是公正的積極的和平。他們主觀地認為自己可以為他人的自由設定一個時間表。在回答人們說他是個外來者的時候，金講出了著名的格言：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任何地方的不公義，都威脅著所有地方的公義。
金不守法但尊重法制。沒有人在法律之上，沒有人有權利選擇要遵守的法律。所以他從來接受違法的後果。他的目的不是摧毀制定法律的人和國家，而是喚醒人們的良知，改變不公義的法律。遊行的黑人被旁觀的白人辱罵，被警察毆打，放狗咬，但是讓全美國看到，種族隔離是何等的錯誤。國家的良知由此被喚醒。近年來的很多街頭抗爭缺乏這樣的特質，沒有把他們的信息清楚的呈現出來，而暴力的行為嚴重傷害了喚醒良知的目的。
63年8月，金組織了向華盛頓進軍。有二十幾萬人參加了這次和平集會。金站着林肯紀念堂的台階上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他特地選在這個地點，在簽署解放黑奴宣言的總統的雕像前，是因為今天他在呼喚美國兌現她對黑人100年前許下的承諾。也是共和國締造者們187年前對每一個美國人許下的承諾：人人生而平等，上帝賜給他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沒有人可以剝奪。他警告自由和平等的涼爽秋天如不到來，黑人義憤填膺的酷暑就不會過去。但他也強調在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我們不要採取錯誤的做法而在神面前犯罪。我們不要為了滿足對自由的乾渴而在仇恨的苦杯中痛飲。我們鬥爭時必須站在尊嚴和紀律的高地。我們不能容許我們的具有嶄新內容的抗議蛻變為暴力行動。我們要不斷地提升到以靈魂的力量對抗物質的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最後他飽含深情地講到他的夢想，這夢想深深紮根於美國夢之中，其實也紮根於聖經之中。他夢想公義的沙漠會變成自由的綠洲，他夢想深谷要填滿，山崗要削平，崎嶇要改為平原。這都是在引用以賽亞書40，43章里的話。他的夢想就是舊約先知們在亡國流放的境遇中的夢想。但這也不只是一個夢想，這是神讓他看到的異象。這些夢想不是為要滿足某一種族人的私慾，而是要他們參與於建立神國的任務中，也是要他們經歷與神一起築夢的前所未有的豐盛和能力。
這次演講使金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名人。當年他被選為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次年贏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時最年輕的獲獎者）。“黑暗無法驅除黑暗，只有光明可以。仇恨無法戰勝仇恨，只有愛可以。 我相信不帶武器的真理和不帶條件的愛最終將取得勝利，暫持失敗的公正比高奏凱歌的邪惡更有力量” 更重要的是民權運動贏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支持。1964年國會通過了民權法案，禁止了公共領域內的種族歧視，禁止在招聘中基於種族膚色性別的歧視。65年投票權法案，禁止在投票，選民註冊中的歧視。
世界永遠不會沿直線前進。這些法案通過了。南方仍有強大的勢力抵擋黑人平權，種族隔離做為一種制度越來越少見，但歧視和隔離在人們的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改變制度難，但改變人心就更難。同時越來越多的金的同伴對他的非暴力鬥爭方式不滿，越來越多的暴力抗爭在美國城市中出現。金在這段時間擴大了他爭取公義的範圍。他開始公開反對越南戰爭，這使他和一直支持他的約翰遜總統關係緊張 他說我反對越南戰爭是因為我愛美國，我的反對不是出於憤怒而是出於憂慮和傷心，我盼望我深愛的祖國能夠成為全世界的道德楷模。他開始建立跨種族的反抗貧窮的同盟。這讓他招致許多黑人同伴的不滿。
1968年4月，金來到孟菲斯，支持當地環衛工人的罷工。4/3晚上他在教會裡講道，他似乎預見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說 我與任何人無異，誰不希望長命百歲？長壽由神所定，對此我現在一無掛慮，我只想遵行神的旨意去做。我如今已經登上山巔，看見了應許之地。我可能進不去了，但是我確信我們的人民將進入應許之地。我不懼怕任何人。我已經親眼看見將來主的榮耀。第二天他在旅館的陽台上被刺殺。
膽怯的人會問：「安全嗎」？自私的人會問：「政治上有利嗎」？虛榮的人會問：「受歡迎嗎？」有良心的會問：「正確嗎？」隨著時間推移，總要有一個人必須採取既不安全，又無法在政治上得利，而且還不受歡迎的立場，只因為它是正確的，良知使他別無選擇。Here he stands. He can do no other. 在這一點上，馬丁路德金和馬丁路德一樣展現了一名基督徒的勇氣。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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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修女】在貧苦中找到上帝的面容 – 王嵩
如果我們在全球做一個民意調查問誰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基督徒，我想特蕾莎修女會高票當選。對她的尊重和敬佩不只來自於基督徒，也包括其他信仰和沒有信仰的人。
是什麼讓特蕾莎修女收到如此廣泛的尊重，我們可以回到馬太福音25章 在天主教傳統中，這幾件事被稱為 corporal works of mercy, 身體上，物質上憐憫的工作。是每個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是悔改和愛心的表現。這幅畫是老勃魯蓋爾畫的。當然，這些事很容易變成一個任務清單，讓基督徒去劃勾，然後沾沾自喜的說我已經都做過了，我是一個合格的基督徒了。但當一些人長久的，付上代價的，特別是默默地做這些事，這樣的行為就成為好基督徒的普遍的標誌。這不僅是耶穌的教導，也是一個貫穿舊約聖經的主題。從摩西的律法到先知的勸誡，我們都看見神格外關注所謂的四大弱勢群體：孤兒，寡婦，寄居者和窮人。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弱勢，更是因為他們常常是或容易成為罪的受害者。在他們那裡，不公義最常發生，卻最少被人看見。所以神格外關注這些地方。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孤兒寡婦，哪裡是公義常常缺席的地方，是每一代的基督徒要了解要有敏感度的事情。
特蕾莎修女原名阿涅澤·岡婕·博亞久。特蕾莎是她成為修女後給自己起的名字。她1910 生於斯科普里城，現在是北馬其頓共和國的首都，當時屬奧斯曼帝國科索沃省。她是阿爾巴尼亞族人。她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但身邊大多數人是穆斯林和東正教徒。
12歲（1922年）在中學讀書時立下志願，將來要到外國傳教，從事救助窮人的工作。 15歲（1925年）在中學念書時，家鄉有耶穌會的神父們被派到印度去服務。神父們寄回家鄉的書信中，報告了印度有關的一切。她看到這些書信，很受感動，她和姐姐決定到印度接受傳教士訓練工作。 18歲（1928年）那年，她終於選擇奉獻生活，隻身到愛爾蘭洛雷托修會做初學生。 1929年1月6日，她從愛爾蘭到印度加爾各答，在喜馬拉雅山下的大吉嶺開始初學訓練。 1937年5月24日在大吉嶺發永願，決定成為終身的修女，做修女可以給自己起個新名字，她於是依法國19世紀最著名的修女聖特蕾莎（Saint Teresa）的名字，改名為特蕾莎。
天主教歷史上有好幾位聖特蕾莎。這位19世紀最著名的修女現在在華人世界裡一般被稱為小德蘭，或利雪的德蘭。利雪是她所在修道院的地方。小德蘭15歲進修道院，24歲因肺結核去世，沒有做過任何轟轟烈烈的事情，但卻在天主教會中極受人喜愛，並被封為聖人。她被人推崇的就是為耶穌做小事。她說我不會做什麼大事，我能對耶穌做的只是到處播種小花，而每一朵花都是為愛所做的犧牲、關注與簡單的話語。她抓住每一個機會練習忍耐，練習愛人。她把自己的自私，虛榮，不耐煩，偷懶的傾向都不加隱藏的記錄下來。也記錄了她在和這些罪搏鬥中她對神的感悟，聖經給她的啟發，她的成長的喜悅。看她的自傳就讓人想起耶穌說的，“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天國屬於這樣的人“ Mother Teresa 以她的名字為自己命名，想必也是要效仿她用愛心做小事。
特蕾莎做了修女之後，被派到加爾各答的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教地理和聖經課。這座學校雖然座落在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旁，但是學校學生都是富家女孩。這所貴族學校夾在貧苦地區當中，好像沙漠中的宮殿那樣，高大的圍牆，隔離的是兩個世界。 印度貧富差距非常大，校內一片安寧，但校外卻滿街都是無助的痳瘋患者、乞丐、流浪孩童。
1946年9月10日改變了特蕾莎修女的一生，也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一生。她那天坐火車去大吉嶺，在車站看到一個乞丐不斷地說：“我渴……我渴……”這個情境不斷在她的腦海里浮現。她回到修院後，感覺到神在呼喚她為貧窮的人服務，於是便向加爾各答的總主教徵詢意見。他們建議她要忍耐且小心行事。
1947年印巴分治，加爾各答湧入了數以萬計的難民，大多數都是怕被穆斯林迫害的印度教徒，傳染病如霍亂和麻瘋病等都沒有受到控制，在街頭巷尾爆發開來。於是，加爾各答的街頭暨學校的高牆外越來越像是地獄。
1948年2月7日，瑪利特蕾莎修女寫信給羅馬梵蒂岡的總會，請求許可她離開勞來多修女會，專心為印度窮人服務。同年8月得到教宗庇護十二世許可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特蕾莎修女到巴特納城一座醫院受護士訓練。三個月後，回到加爾各答城。十二月她在加爾各答城最窮的地區莫地及為失學窮苦兒童辦了一所露天學校。起初，由於她個人力量有限，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因此困難重重。但特蕾莎修女咬緊牙關，依靠天主，終於有善心人士受修女善行感召，捐助場所、設備、食物，還有人奉獻心力，協助特蕾莎修女的工作，其中不少是她過去的學生一富家的小姐。有11個女孩也決定奉獻一生，追隨特蕾莎修女為貧苦的人服務。
1950年10月7日，教宗批准了特蕾莎修女與12位修女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稱博濟會），特蕾莎修女將教會的修女服改為印度婦女傳統的白棉粗布沙麗，這是印度階級社會中最底層的“吠舍”所穿的。特蕾莎修女卻把“吠舍”定義為“主的兒女”，她認為，既然要為窮人服務，理應穿着與那些貧民相同的衣服。白布鑲上樸素的藍邊，成為博濟會修女的制服。這個修會除了天主教修會傳統的貧窮、貞潔、服從三個誓願以外，還加上要全心主意，不要酬勞，為最貧苦的人，也就是基督受難的化身而服務。
1952年開始，特蕾莎修女開始了最引人注目的善行，就是為快要死亡的窮人服務。特蕾莎修女在加爾各答市政府捐贈的伽黎神廟旁的一間空房子，建立世界知名、讓窮人得以善終的收容之家（垂死之家），有快死的窮人，因為修女們的細心照顧而起死回生的。對這樣的人，除了給予適當的照料之外，還教給他們謀生的技能。垂死病人得到收容之家的修女、醫生、護士、義工的細心照顧，平靜安詳而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特蕾莎在超過一百個國家運作了517個慈善計劃。七百四十多家救濟院、一一九個痳瘋病中心、七百多家巡迴診所，這個專為“窮苦中的至苦者”服務的慈善機構如今已遍布全球。近五千修女繼續着她的志業。受其感召而投入的義工則超過一百萬人。
她有一句名言：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偉大的事，但每個人都可以用偉大的愛做小事。
70年代初，”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一書使這位在加爾各答默默服事的20年的修女的事迹被西歐和北美的人們所知曉。
1979年，為表彰特蕾莎修女為消除對和平造成威脅的貧窮及困苦所作的工作與成就，她被頒予諾貝爾和平獎。她到挪威領取和平獎時，希望挪威政府取消為她準備的國宴。她的想法是：“一頓國宴，只讓一百個人吃飽，但國宴這筆錢交給仁愛傳教修女會，便能夠讓一萬五千個印度人得到一日的溫飽。” 挪威政府回應了特蕾莎的要求，答應她把宴會的六千美元費用交給她使用，修女拿到這筆錢，同時還拿到了40萬瑞幣的捐款。那個被所有人仰慕的諾貝爾獎牌也被她賣掉了，所得售款連同獎金全部獻給了窮人。對她來說，那些獎牌如果不變成錢為窮人服務就一文不值。特蕾莎修女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設問：“我們能為促進世界和平做些什麼呢？”她隨後答道：“回到家裡，愛你的家人。”她接著說道：“在全世界範圍內，我發現貧窮不僅僅存在於整體貧困的國家中，在西方國家，貧窮更加難以消除。當我從大街上搭救回來一個飢餓的人，我給他一碗米飯，一塊麵包，我便很滿足了。因為我讓人吃飽了。但是，那些被社會排除在外的人，他們不被人需要，沒人愛他們，他們生活在恐懼中，他們被社會拋棄。這樣精神上的貧困太難消除了。特蕾莎修女對貧窮的定義非常寬廣，包括了物質與精神層面。她曾說，舉凡飢餓者、孤單者、無知者、胎兒、遭種族歧視者、被棄者、患病者、貧困瀕死者、被囚者、酗酒者、吸毒者……，都是馬太福音里所謂“我弟兄中最小者”。而缺乏愛，是其中最貧弱者。
在她得獎之後，回到加爾各答她繼續做打掃廁所，清洗傷口這樣的工作。
1982年，在貝魯特難民營遭圍攻的緊要關頭，特蕾莎修女斡旋以色列國防軍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實現暫時停火，並因此得以從一座處於交戰前線的醫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戰爭後，特蕾莎告訴一方的指揮官，說戰區裡面那些可憐的女人和孩子都逃不出來。指揮官說：“修女啊，我想停火，但對方不停，沒辦法。”特蕾莎說：“那麼只好我去了。”特蕾莎修女走進了戰區，交火的雙方在得知了特蕾莎修女走進戰區後，便立刻停火，都在等特蕾莎修女把那些可憐的婦女和孩子帶出戰區後，雙方才又重新開戰。後來這個消息輾轉間傳到了聯合國大會，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聽後，嘆了口氣說 ：“ 這件事我做不到。” 有勇氣衝進戰火中救助孩子的人不少，能讓世仇停火的絕無僅有。這世上有兩種authority，一種建立在權力之上，一種建立在道德之上，不是道德宣言，而是像講道一樣去生活的表裡如一。moral authority常常更強大，因為它更稀有。
她說最不同尋常的愛不是移山倒海，是日復一日的把自己給出去。是那些小事你可能第二天就不記得了，被愛的人也不記得了，但神都記得。因為是在這些點點滴滴，微不足道的愛中，一個健康的靈魂長大了，一個受傷的心靈痊癒了。
當我們談論聖人，我們說他們做了超凡脫俗的事迹，他們所做的遠超責任和義務的範疇。這個想法的推論是你和我如果無法過一個特蕾莎修女一樣的人生，並不能說是我們道德上的缺陷，畢竟她做的遠超道德的要求。但如果你問特蕾莎，她會說她做的完完全全就是她的責任，她就是在做上帝呼召她做的事情，she is doing her job. 我們會很難接受她所做的是責任。我們現代人的習慣是要界定標準，要享受什麼樣的權利就要盡什麼樣的責任。基督徒對神有時候像公民對政府。只要交完稅，剩下的金錢都是我自己的了。但聖經里並沒有劃這樣一條線的教導。一方面得救不是我們可以掙來的，另一方面沒有什麼是神不能向我們要的。現代心理學特別講究設立疆界，但不存在這樣一條邊界我們可以把耶穌攔在外面。我們和聖人的差別不在做事能力的差別，而在以何為樂的看法上的差別。或者借用何牧上周講的，是對神的認識和與神的親密程度上的差別。當我們對神的認識，對祂的愛和依賴變得更深時，我們就會把越來越多的事看成當做的責任。當我們沒有這樣的認識和愛的時候，靠別的動力做出來的行為再多也不過是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法利賽人。
《無論如何》
他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
無論如何，還是要愛他們；
如果你友善，他們會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
無論如何，還是要友善；
如果你成功以後，身邊儘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
無論如何，還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會被遺忘，
無論如何，還是要做善事；
誠實與坦率使你容易受到欺騙和傷害，
無論如何，還是要誠實與坦率；
人都會同情弱者，卻只追隨贏家，
無論如何，還是要為弱者戰鬥；
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
無論如何，還是要建設；
如果你找到了平靜和幸福，他們可能會嫉妒你，
無論如何，還是要幸福；
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如果你幫助他們，卻可能遭到攻擊，
無論如何，還是要幫助；
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可能也遠遠不夠，
無論如何，還是要將最好的東西付出！
你看，說到底，這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這從來不是你和他們之間的事。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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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希特勒的牧師” 【潘霍華】- 徐志雄
迪特里希·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2/4 出生於德國布雷斯勞的一個大家庭
他和雙胞胎妹妹薩賓娜是8兄妹中的老六老七
他的父親是卡爾，一位精神病專家和神經學家，以批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聞名；
他的母親保拉是一位教師，是新教神學家卡爾·馮·哈塞和畫家斯坦尼斯勞斯·馮·卡爾克羅伊特的孫女
8歲時學會彈鋼琴，11歲作曲在愛樂樂團演出，14歲時，決定攻讀神學
21歲獲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以最高榮譽畢業，他的論文“聖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巴特(Karl Barth)讀後，讚許為“神學上的奇蹟”。
由於還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齡，另一方面也需要實際牧會經驗，潘霍華暫停學院的生活，申請在西班牙巴塞羅納的一個助理牧師之職。那個教會的成員，大多以當地的德國商人為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經濟大蕭條的浪潮襲來。那是潘霍華首次面對貧窮，他傾盡全力協助失業的人；在窘困時，他甚至必須在經濟上求援於家人。
1930年，潘霍華搬到美國，去了哈萊姆區的美國黑人教會，在那裡教主日學，並對美國黑人教會產生了終生的熱愛。他聽到教會長老傳講社會正義福音，開始關注美國種族和少數民族所經歷的社會不公以及教會在推動融合方面的無能。原本愛國的潘霍華在觀看《西線無戰事》後改變了看法，這部電影展示了戰爭的恐怖。後來，他因為對每個人生命的高度重視而傾向於和平主義，極力反戰。
1931年回到德國後，邦霍費爾成為柏林大學系統神學的講師，大家都注意到他改變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潘霍華只簡單回答，他“已成為一個基督徒”了。這是潘霍華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軌”，他說：“我內心明白，惟有當我開始對登山寶訓認真起來，我的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清晰和誠實。”
貧窮的vs靈里貧窮的（虛心的）——現在時；
自知靈性貧乏，在上帝面前無可誇耀的人，自認為不配，但上帝要把天國的福份給他們；
對比：自認為在上帝面前無可指責的人（法利賽人和稅吏），
哀慟的——將來時；表達哀傷最強烈的一個字，悲痛欲絕；
「為罪惡悲傷的人」，指為自己的罪和這世界因為罪惡產生的不公平與不公義哀慟。這樣的人上帝要安慰他們，亦即上帝終究要解決罪惡對個人和世界的影響。
彼得：「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路5:8）
溫柔的——將來時；meek
柔和的心
耶穌的特質：我心裡柔和謙卑（meek），你們當負我的軛（太11:29）；你的王來到你這裡，是溫柔的，又騎着驢，就是騎着驢駒子。（太21:5）
《天路歷程》中那個謙卑的牧童說得好：“一個低下的人不需要懼怕跌倒。”溫柔的人不擔心捍衛自己，因為他曉得原本就沒有一樣東西是他當得的。
飢餓的vs饑渴慕義——將來時；渴慕上帝的義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4:4）
陸軍少校維維安•吉爾伯特（Vivian Gilbert）寫過一本書，書名是《最後一次遠征的浪漫》，描寫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解放巴勒斯坦的事情。 “一支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士兵組成的聯軍從別是巴揮師而上，沿着貧瘠的沙漠，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後方窮追不捨。進攻的隊伍把運水的駱駝隊遠遠甩在後面。水瓶里的水喝乾了。禿鷹充滿期待地在空中盤旋飛過，太陽無情地炙烤着。”吉爾伯特寫道：“我們頭疼得厲害，我們的雙眼布滿血絲，在刺眼的強光照射下，眼前陣陣昏暗……我們的舌頭腫脹起來，嘴唇變成紫黑色，並且迸裂…撤退的土耳其人前腳剛走，我們便攻進了舍哩亞車站。最先映入我們眼帘的，就是那些以石頭砌成的大水池，盛滿了冰涼、清澈的飲用水。在寂靜夜晚的空氣當中，可以清晰地聽見水流入池子的聲音，使得近處的人為之瘋狂。然而，命令傳來，要各營的人面對水池集合，排成兩列橫隊，這時候卻沒有一個人低聲抱怨。” 先是受傷的人，接着是執行放哨任務的人，然後是一個連隊又一個連隊的人。最後一個人喝到水的時候，已經等候了四個鐘頭。自始至終，他們一直都在距離一堵矮石牆6米開外的地方站着，石牆的另一側就是成千上萬升的水。
試想你是這個軍隊中的一員，當要輪到你的時候，你會是如何地渴慕，我們對神的話語，也要有這樣的渴望。
前四福談到個人方面的心態，在上帝面前一個人當怎樣看待自己。從第五項福分開始，基督所要教訓的，是前四項祝福的表現。
憐恤人的——將來時；上帝以仁慈回報人對其他人的仁慈
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彎曲待他。（詩18:25-26）
憐憫和恩典是同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 上帝的憐憫是對付罪的消極方面，他的恩典則是為我們行積極的事。他的憐憫說：“不要下地獄！”他的恩典則說：“你要上天堂。”他的憐憫是動慈心，他的恩典則是寬恕人。
清心的——將來時；內心清潔無偽的人
專一：屬靈的正直和心思的單一，而不是心懷二意；
十誡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使人和睦的——將來時；
使人彼此和睦，更重要的是使人與上帝和睦
和平之子：在南太平洋的沙威部落，這個部落與另一個部落積怨很深，似乎沒有一種辦法可以把和平建立起來。但在這些部落中間有一個風俗，一個部落若有人捨棄他的嬰孩，送給另一個部落，兩個部落之間就可以成就和平。這個嬰孩一定要當作永久的禮物贈送過去，只要孩子活着，和平就會得到尊重。然而，這兩個結下宿怨的部落彼此恨惡得實在太深，長期以來，沒有人願意捨棄嬰孩建立和平。最後有一個人帶着他獨生的孩子，一名男嬰，跑到仇敵的村莊把孩子獻給他們。妻子追着丈夫想把嬰孩搶回來，卻追不上他。這個孩子後來就被稱為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必有和平。
基督就是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在上帝和人之間建立和平——這種和平是永遠的。
為義受逼迫的——現在時；天國是他們的，
有一個人帶着生意上的難處來請教教會之父特土良（“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他說：“我該怎麼辦呢？我必須活下去。”特土良反問道：“你真的必須活下去嗎？”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選項，就是忠誠於耶穌基督——哪怕這樣做意味着死亡。
希特勒就任總理兩天後，潘霍華在廣播講話中抨擊希特勒，
警告德國不要陷入對元首（Führer領袖）的偶像崇拜，元首很可能會變成Verführer（誤導者或誘惑者）。他的廣播突然被切斷
1933年4月，潘霍華呼籲教會抵抗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宣稱教會不僅應為受害者“包紮傷口”，更應“在輪子上插入一個輻條”。
他催迫學生去回答一個使人不安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裡，誰是耶穌？人要在哪裡找到祂？” 對潘霍華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猶太人，以及被下監牢的教會異議份子。
1933年7月，希特勒違憲地強制進行新教會選舉。潘霍華全力投入選舉，競選獨立的、非納粹的官員，他們致力於追隨基督
儘管他盡了全力，但在7月的選舉中，大量關鍵教會職位落入納粹支持的德國基督徒手中
當時教會發言人聲明立場，表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風，在希特勒身上彰顯的是聖靈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國人得以進入基督的教會。
1933年9月，在“棕色會議”上(Brown Synod；大會中許多神職人員穿着棕色納粹制服且向納粹的精神象徵致敬)，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Aryan Paragraph)，移除所有具有猶太血統的牧師和教會官員，也拒絕按立猶太血統的傳道人。
“棕色會議”後，馬丁·尼莫拉帶領的“牧師緊急聯盟”，呼籲為撤消亞利安條款而奮鬥；雖有兩千名牧師簽名（out of 18800），但是大部分牧師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
1933年11月，20,000名民族主義德國基督徒參加的集會要求從聖經中移除猶太舊約，這被許多人視為異端邪說，進一步壯大了牧師緊急聯盟的隊伍。
1934年5月的“巴門會議”(Barmen Synod)中，新成立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確認了巴門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們拒絕接受，以為我們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屬耶穌基督、而屬別的主之錯謬教義……。”
18000德國牧師：
3000人認信教會
3000人納粹教會
12000人沉默
馬丁·尼莫拉（1946）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然後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之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當他們對付我的時候，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潘霍華的牧職遭到排擠，反對他的人指稱他對政府政策的反對太激烈、過度了，而且與猶太朋友的連繫太深。
另一方面，教會逐漸受納粹思想影響，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學也與一般風潮妥協，稱頌希特勒為政治上的救贖主，並不為那些被褫奪公權的猶太籍教授辯護。 這種種挫折，使潘霍華決定離開德國。一九三三年，他前往倫敦，在那裡擔任兩個德語教會的牧師。這變動招來巴特等人的指責，批評他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刻逃走了。
Barth accused Bonhoeffer of abandoning his post and wasting his “splendid theological armory” while “the house of your church is on fire”, and chided him to return to Berlin “by the next ship” 1935年，認信教會邀請潘霍華回國主持地下神學院。培訓認信教會的牧師，此神學院的神學生不必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不必忠於納粹；神學院也不接受政府資助，只接受自由奉獻。 1936年8月，在被指控為“和平主義者和國家敵人”後，在柏林大學的教職被撤銷。
1937年7月認信教會的領袖尼莫拉被捕
1937年8月，希姆萊頒布法令，宣布培訓和認證認信教會牧師候選人為非法。
1937年9月，蓋世太保關閉地下神學院，
1937年11月，逮捕了27名神學院的牧師和神學生。
大約在這段時間，邦霍費爾出版了他最著名的書《門徒的代價》，這是對登山寶訓的研究，他在書中批評了“廉價恩典”作為道德鬆懈的掩飾，並提倡“昂貴的恩典”
他痛陳基督徒追求廉價的恩典──有討價還價空間的救恩，卻不對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隨基督的生活。
潘霍華繼續向信徒提出挑戰：跟隨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價的恩典”之信仰，與這無情社會裡的犧牲者聯結。
你的弟兄亞伯在哪裡？
接下來的兩年里，邦霍費爾秘密地在東德的各個村莊間穿梭，開展“流動神學院”，監督他學生們的繼續教育和工作，他們大多數在舊普魯士的小教區非法工作。
1938年，蓋世太保禁止潘霍華進入柏林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認信教會似乎缺乏不屈不撓的信心，面對效忠德國的公民誓言，教會的會議只為謀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權的褫奪。“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潘霍華質問教會領袖們。
這一段時期的文章和講道，流露出他對德國教會缺乏膽識而有的批評；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節，“你當為啞巴開口……”，來解釋為什麼他必須為納粹政府之下的猶太人辯護。
In a 1932 sermon, Bonhoeffer said, “The blood of martyrs might once again be demanded, but this blood, if we really have the courage and loyalty to shed it, will not be innocent, shining like that of the first witnesses for the faith. On our blood lies heavy with guilt, the guilt of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 who is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 1938年2月，潘霍華在他的姐夫漢斯·馮·多納尼的介紹下，與德國抵抗組織成員初次接觸。多納尼將他介紹給德國軍事情報局中一群密謀推翻希特勒的人。
潘霍華還從多納尼那裡得知戰爭即將爆發。他對被徵召入伍的前景尤其感到困擾。作為一個反對納粹政權的堅定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絕不會向希特勒宣誓，也不會在希特勒的軍隊中作戰，儘管拒絕這樣做可能被判處死刑。他還擔心拒絕服兵役會給認信教會帶來的後果，因為這一舉動會受到當時大多數民族主義基督徒及其教會的反對。
在這個關頭，潘霍華於1939年6月應紐約聯合神學院的邀請前往美國。經過一番內心掙扎，他很快後悔了這個決定，並在兩周後返回德國，儘管他的朋友們強烈勸說他留在美國。他寫信給萊因霍爾德·尼布爾：
“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次來美國是一個錯誤。我必須與德國人民一起經歷這一我們國家歷史上的艱難時期。如果我不與我的人民共同經歷這一時期的考驗，我將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國的基督徒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怕的選擇：要麼希望國家失敗以便未來的基督教文明能夠存續，要麼希望國家勝利，從而毀滅我們的文明和任何真正的基督教。我知道我必須選擇哪一個，但我不能在安全的地方做出這個選擇。”
回到德國後，潘霍華進一步受到納粹當局的騷擾，被禁止在公共場合講話，並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他的活動。
1941年，他被禁止印刷或出版作品。同時，潘霍華加入了德國情報機構阿勃維爾。多納尼已經是阿勃維爾的一員，他聲稱潘霍華廣泛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對德國有用，從而將他引入該組織，以保護他免於被徵召服役。潘霍華通過多納尼 知道了針對希特勒的各種陰謀，多納尼積极參与了這些計劃。
面對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暴行，潘霍華通過阿勃維爾了解到了這些暴行的全貌。
在阿勃維爾的掩護下，潘霍華擔任德國抵抗運動的信使，向西方盟友透露其存在和意圖，希望獲得他們的支持，並通過他在國外的普世主義教會的聯繫，希望為推翻希特勒之後的新政府與盟軍達成和平協議。
1942年5月，他會見了英國聖公會主教喬治·貝爾，他是上議院議員，也是認信教會的盟友，通過潘霍華流亡的妹夫萊布霍爾茨與他取得聯繫；通過他向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傳達了探詢。然而，英國政府忽視了這些探詢，像對待德國抵抗運動的所有其他接觸一樣，認為所有德國人都是敵人。
同時潘霍華還和姐夫多納尼參與了阿勃維爾幫助德國猶太人逃往瑞士的行動。引來蓋世太保的猜疑。
1943年4月5日，潘霍華和多納尼被逮捕。由於缺乏叛國和背叛國家的證據，潘霍華僅被指控逃避兵役。牧師反駁了這些指控，證明他的申請在1940年作為軍隊牧師入伍的請求被拒絕。儘管如此，他仍被關押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
在獄中，潘霍華寫了許多信件、詩文，死後輯成《獄中書簡》一書；如今成為極具價值的基督教經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里，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 潘霍華也寫信給他的未婚妻瑪利亞(Maria)， 潘霍華與瑪利亞相戀於一九四二年。起初，瑪利亞家人反對，一來是年齡差距（36歲和18歲），一來是潘霍華正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然而，當潘霍華入獄後，女方家人公開兩人婚約，以表示對他的支持。 瑪利亞的探監，成為潘霍華初期冷酷牢獄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寫給瑪利亞的一封信中，潘霍華說：“我們的愛是上帝恩典和慈愛的記號，使得我們能信。”又說：“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樣的苦難，對這世界仍保持愛和真實的信心。……我擔心，一個基督徒若只用一隻腳站在地上，他也會只有一隻腳站在天堂。”
同情的看守幫助他將信件偷運出監獄，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收藏在哈佛大學。
由德國抵抗運動主導說服軍方並刺殺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與後續政變行動，密謀藉此推翻以納粹黨為首的德國政府、進而和西方的同盟國達成和平協議。
主謀施陶芬貝格上校在自己的日記中寫下，“做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會說我們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們就是良知的叛徒”。
1943年4月7日，在北非隆美爾的軍隊里服役，施陶芬貝格的車輛遭到了空襲，施陶芬堡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兩根手指，成為國家英雄。
1944年7月初開始，反抗集團成員在取得共識後便進行一連串密謀的準備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事項之一為說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稱的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加入行動的行列。而隆美爾的意見則與絕大多數支持反抗行動的軍官一樣，認為應該策劃將希特勒逮捕並且送至軍事法庭公開審理。
同時，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貝格被任命為駐紮柏林市中心的弗洛姆大將指揮的後備軍總部參謀長，獲得了絕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報告、並且親手以炸彈或者手槍刺殺的機會。
施陶芬貝格在等待希特勒、希姆萊、戈林一起出現時進行刺殺，但機會幾次都沒有出現，於是他於1944年7月20日在狼穴進行活動。史陶芬伯格帶着一個裝有2包炸藥進入簡報廳，
施陶芬貝格借口進入凱特爾辦公室的洗手間換衣服，用準備好的鉗子剪斷圓珠筆型的雷管（啟動），再將其插入一塊1公斤的炸藥塊，但由於他失去了右手，左手又只有3個手指，使用鉗子遇到困難。一個警衛敲門催促他快點，因為會議馬上開始了，並且他打開了門，因此他沒能啟動第二塊炸藥，把它留給了副官。
他回到會議室，把公文包放在會議桌下，儘可能靠近希特勒。幾分鐘後，借口接柏林緊急電話離開會議室。他離開後公文包被布蘭德上校挪動了，從原位移到另一邊會議桌角後，從而讓炸彈在爆炸時威力減弱，使希特勒逃過一劫，而布蘭德則被炸彈炸斷了一條腿，後來不治。12點45分左右，炸彈引爆，將會議室整個摧毀。三名軍官和一位速記員因此死亡，然而主要目標希特勒就和其他人一樣因為桌角之厚實而只受了輕傷：褲子被燒焦且耳膜被震破，如同會議室內另外24人。
蓋世太保一共抓了7000人，處決了大約5000。施陶芬貝格被捕後第二天被弗洛姆處決，戈培爾則冷冷地對佛洛姆說道：“你太急於殺人滅口了，弗洛姆也被處決。
隆美爾被迫自殺。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之子也遭處決。
在泰格爾的國防軍預審監獄關押了一年半之後，他被轉移到了弗洛森比爾格集中營。在盟軍最後幾次凌亂攻擊行動中，瑪利亞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間的集中營，常用步行，四處尋訪潘霍華，終未能再見他一面。
同情他的獄卒為他制定了越獄計劃，但最終潘霍華拒絕了，因為他擔心納粹會對他的家人進行報復，特別是對他的哥哥克勞斯和妹夫漢斯·馮·多納尼，他們也被監禁。
1945年4月4日，阿勃維爾首領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的日記被發現，希特勒在讀到這些日記後勃然大怒，下令摧毀其他阿勃維爾成員。
4/8是復活節後的第一個主日，同室囚犯說服潘霍華帶領大家有個禱告會。潘霍華要他們默想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貝斯特回憶那個時刻：“他觸動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話語表達了我們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帶來的意義和定局。” 安靜的沉思，因着門被打開而中斷，兩個身着官服的蓋世太保命令潘霍華出來，跟他們走。 潘霍華從容地向每一個人道別後，把貝斯特叫到一旁，請求他把自己臨終的遺言帶給英國好友貝爾主教： “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
1945年4月8日，潘霍華在沒有證人、沒有任何證據、沒有訴訟記錄或辯護的情況下，潘霍華被戰地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1945年4月9日黎明時分，他在那兒被絞刑處死。
兩個星期後4/23 美軍解放了集中營
再過一個星期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內用手槍擊中右側太陽穴自殺身亡。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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