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希特勒的牧师” 【潘霍华】- 徐志雄

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2/4 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的一个大家庭

他和双胞胎妹妹萨宾娜是8兄妹中的老六老七
他的父亲是卡尔，一位精神病专家和神经学家，以批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闻名；
他的母亲保拉是一位教师，是新教神学家卡尔·冯·哈塞和画家斯坦尼斯劳斯·冯·卡尔克罗伊特的孙女

8岁时学会弹钢琴，11岁作曲在爱乐乐团演出，14岁时，决定攻读神学
21岁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以最高荣誉毕业，他的论文“圣徒交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巴特(Karl Barth)读后，赞许为“神学上的奇迹”。

由于还不到按牧的最低年龄，另一方面也需要实际牧会经验，潘霍华暂停学院的生活，申请在西班牙巴塞罗纳的一个助理牧师之职。那个教会的成员，大多以当地的德国商人为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在西班牙，经济大萧条的浪潮袭来。那是潘霍华首次面对贫穷，他倾尽全力协助失业的人；在窘困时，他甚至必须在经济上求援于家人。

1930年，潘霍华搬到美国，去了哈莱姆区的美国黑人教会，在那里教主日学，并对美国黑人教会产生了终生的热爱。他听到教会长老传讲社会正义福音，开始关注美国种族和少数民族所经历的社会不公以及教会在推动融合方面的无能。原本爱国的潘霍华在观看《西线无战事》后改变了看法，这部电影展示了战争的恐怖。后来，他因为对每个人生命的高度重视而倾向于和平主义，极力反战。

1931年回到德国后，邦霍费尔成为柏林大学系统神学的讲师，大家都注意到他改变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潘霍华只简单回答，他“已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是潘霍华一生中第一次“步上正轨”，他说：“我内心明白，惟有当我开始对登山宝训认真起来，我的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清晰和诚实。”

贫穷的vs灵里贫穷的（虚心的）——现在时；
自知灵性贫乏，在上帝面前无可夸耀的人，自认为不配，但上帝要把天国的福份给他们；
对比：自认为在上帝面前无可指责的人（法利赛人和税吏），
哀恸的——将来时；表达哀伤最强烈的一个字，悲痛欲绝；
「为罪恶悲伤的人」，指为自己的罪和这世界因为罪恶产生的不公平与不公义哀恸。这样的人上帝要安慰他们，亦即上帝终究要解决罪恶对个人和世界的影响。
彼得：「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路5:8）
温柔的——将来时；meek
柔和的心
耶稣的特质：我心里柔和谦卑（meek），你们当负我的轭（太11:29）；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太21:5）
《天路历程》中那个谦卑的牧童说得好：“一个低下的人不需要惧怕跌倒。”温柔的人不担心捍卫自己，因为他晓得原本就没有一样东西是他当得的。
饥饿的vs饥渴慕义——将来时；渴慕上帝的义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4:4）
陆军少校维维安•吉尔伯特（Vivian Gilbert）写过一本书，书名是《最后一次远征的浪漫》，描写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解放巴勒斯坦的事情。 “一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组成的联军从别是巴挥师而上，沿着贫瘠的沙漠，在撤退的土耳其人后方穷追不舍。进攻的队伍把运水的骆驼队远远甩在后面。水瓶里的水喝干了。秃鹰充满期待地在空中盘旋飞过，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吉尔伯特写道：“我们头疼得厉害，我们的双眼布满血丝，在刺眼的强光照射下，眼前阵阵昏暗……我们的舌头肿胀起来，嘴唇变成紫黑色，并且迸裂…撤退的土耳其人前脚刚走，我们便攻进了舍哩亚车站。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那些以石头砌成的大水池，盛满了冰凉、清澈的饮用水。在寂静夜晚的空气当中，可以清晰地听见水流入池子的声音，使得近处的人为之疯狂。然而，命令传来，要各营的人面对水池集合，排成两列横队，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低声抱怨。” 先是受伤的人，接着是执行放哨任务的人，然后是一个连队又一个连队的人。最后一个人喝到水的时候，已经等候了四个钟头。自始至终，他们一直都在距离一堵矮石墙6米开外的地方站着，石墙的另一侧就是成千上万升的水。
试想你是这个军队中的一员，当要轮到你的时候，你会是如何地渴慕，我们对神的话语，也要有这样的渴望。
前四福谈到个人方面的心态，在上帝面前一个人当怎样看待自己。从第五项福分开始，基督所要教训的，是前四项祝福的表现。
怜恤人的——将来时；上帝以仁慈回报人对其他人的仁慈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诗18:25-26）
怜悯和恩典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上帝的怜悯是对付罪的消极方面，他的恩典则是为我们行积极的事。他的怜悯说：“不要下地狱！”他的恩典则说：“你要上天堂。”他的怜悯是动慈心，他的恩典则是宽恕人。
清心的——将来时；内心清洁无伪的人
专一：属灵的正直和心思的单一，而不是心怀二意；
十诫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使人和睦的——将来时；
使人彼此和睦，更重要的是使人与上帝和睦
和平之子：在南太平洋的沙威部落，这个部落与另一个部落积怨很深，似乎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和平建立起来。但在这些部落中间有一个风俗，一个部落若有人舍弃他的婴孩，送给另一个部落，两个部落之间就可以成就和平。这个婴孩一定要当作永久的礼物赠送过去，只要孩子活着，和平就会得到尊重。然而，这两个结下宿怨的部落彼此恨恶得实在太深，长期以来，没有人愿意舍弃婴孩建立和平。最后有一个人带着他独生的孩子，一名男婴，跑到仇敌的村庄把孩子献给他们。妻子追着丈夫想把婴孩抢回来，却追不上他。这个孩子后来就被称为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必有和平。
基督就是和平之子，只要他活着，就在上帝和人之间建立和平——这种和平是永远的。
为义受逼迫的——现在时；天国是他们的，
有一个人带着生意上的难处来请教教会之父特土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必须活下去。”特土良反问道：“你真的必须活下去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选项，就是忠诚于耶稣基督——哪怕这样做意味着死亡。

希特勒就任总理两天后，潘霍华在广播讲话中抨击希特勒，
警告德国不要陷入对元首（Führer领袖）的偶像崇拜，元首很可能会变成Verführer（误导者或诱惑者）。他的广播突然被切断

1933年4月，潘霍华呼吁教会抵抗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宣称教会不仅应为受害者“包扎伤口”，更应“在轮子上插入一个辐条”。

他催迫学生去回答一个使人不安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的世界里，谁是耶稣？人要在哪里找到祂？”对潘霍华而言，一九三三年的基督，就是受逼迫的犹太人，以及被下监牢的教会异议份子。

1933年7月，希特勒违宪地强制进行新教会选举。潘霍华全力投入选举，竞选独立的、非纳粹的官员，他们致力于追随基督
尽管他尽了全力，但在7月的选举中，大量关键教会职位落入纳粹支持的德国基督徒手中

当时教会发言人声明立场，表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正面的基督教作风，在希特勒身上彰显的是圣灵工作的方式，也是神的旨意，使德国人得以进入基督的教会。
1933年9月，在“棕色会议”上(Brown Synod；大会中许多神职人员穿着棕色纳粹制服且向纳粹的精神象征致敬)，教会通过“亚利安条款”(Aryan Paragraph)，移除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牧师和教会官员，也拒绝按立犹太血统的传道人。
“棕色会议”后，马丁·尼莫拉带领的“牧师紧急联盟”，呼吁为撤消亚利安条款而奋斗；虽有两千名牧师签名（out of 18800），但是大部分牧师仍保持沉默，令人失望。

1933年11月，20,000名民族主义德国基督徒参加的集会要求从圣经中移除犹太旧约，这被许多人视为异端邪说，进一步壮大了牧师紧急联盟的队伍。

1934年5月的“巴门会议”(Barmen Synod)中，新成立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确认了巴门信仰告白，大部分由巴特起草：“……我们拒绝接受，以为我们生命中可以有些部分不属耶稣基督、而属别的主之错谬教义……。”

18000德国牧师：
3000人认信教会
3000人纳粹教会
12000人沉默

马丁·尼莫拉（1946）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然后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之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当他们对付我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潘霍华的牧职遭到排挤，反对他的人指称他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太激烈、过度了，而且与犹太朋友的连系太深。
另一方面，教会逐渐受纳粹思想影响，使他感到孤立；甚至他任教的大学也与一般风潮妥协，称颂希特勒为政治上的救赎主，并不为那些被褫夺公权的犹太籍教授辩护。这种种挫折，使潘霍华决定离开德国。一九三三年，他前往伦敦，在那里担任两个德语教会的牧师。这变动招来巴特等人的指责，批评他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刻逃走了。
Barth accused Bonhoeffer of abandoning his post and wasting his “splendid theological armory” while “the house of your church is on fire”, and chided him to return to Berlin “by the next ship”1935年，认信教会邀请潘霍华回国主持地下神学院。培训认信教会的牧师，此神学院的神学生不必是纯正的亚利安血统，不必忠于纳粹；神学院也不接受政府资助，只接受自由奉献。1936年8月，在被指控为“和平主义者和国家敌人”后，在柏林大学的教职被撤销。
1937年7月认信教会的领袖尼莫拉被捕
1937年8月，希姆莱颁布法令，宣布培训和认证认信教会牧师候选人为非法。
1937年9月，盖世太保关闭地下神学院，
1937年11月，逮捕了27名神学院的牧师和神学生。
大约在这段时间，邦霍费尔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书《门徒的代价》，这是对登山宝训的研究，他在书中批评了“廉价恩典”作为道德松懈的掩饰，并提倡“昂贵的恩典”
他痛陈基督徒追求廉价的恩典──有讨价还价空间的救恩，却不对自己做真正的要求，以致“毒害”了跟随基督的生活。
潘霍华继续向信徒提出挑战：跟随基督，以致上十字架；接受“付代价的恩典”之信仰，与这无情社会里的牺牲者联结。

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

接下来的两年里，邦霍费尔秘密地在东德的各个村庄间穿梭，开展“流动神学院”，监督他学生们的继续教育和工作，他们大多数在旧普鲁士的小教区非法工作。
1938年，盖世太保禁止潘霍华进入柏林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认信教会似乎缺乏不屈不挠的信心，面对效忠德国的公民誓言，教会的会议只为谋求己利，缺乏心志，不再抗衡德国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公民权的褫夺。“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潘霍华质问教会领袖们。

这一段时期的文章和讲道，流露出他对德国教会缺乏胆识而有的批评；他常引用箴言三十一章8节，“你当为哑巴开口……”，来解释为什么他必须为纳粹政府之下的犹太人辩护。

In a 1932 sermon, Bonhoeffer said, “The blood of martyrs might once again be demanded, but this blood, if we really have the courage and loyalty to shed it, will not be innocent, shining like that of the first witnesses for the faith. On our blood lies heavy with guilt, the guilt of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 who is cast into outer darkness.”[1938年2月，潘霍华在他的姐夫汉斯·冯·多纳尼的介绍下，与德国抵抗组织成员初次接触。多纳尼将他介绍给德国军事情报局中一群密谋推翻希特勒的人。
潘霍华还从多纳尼那里得知战争即将爆发。他对被征召入伍的前景尤其感到困扰。作为一个反对纳粹政权的坚定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绝不会向希特勒宣誓，也不会在希特勒的军队中作战，尽管拒绝这样做可能被判处死刑。他还担心拒绝服兵役会给认信教会带来的后果，因为这一举动会受到当时大多数民族主义基督徒及其教会的反对。

在这个关头，潘霍华于1939年6月应纽约联合神学院的邀请前往美国。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很快后悔了这个决定，并在两周后返回德国，尽管他的朋友们强烈劝说他留在美国。他写信给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次来美国是一个错误。我必须与德国人民一起经历这一我们国家历史上的艰难时期。如果我不与我的人民共同经历这一时期的考验，我将没有权利参与战后德国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国的基督徒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希望国家失败以便未来的基督教文明能够存续，要么希望国家胜利，从而毁灭我们的文明和任何真正的基督教。我知道我必须选择哪一个，但我不能在安全的地方做出这个选择。”

回到德国后，潘霍华进一步受到纳粹当局的骚扰，被禁止在公共场合讲话，并被要求定期向警方报告他的活动。

1941年，他被禁止印刷或出版作品。同时，潘霍华加入了德国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多纳尼已经是阿勃维尔的一员，他声称潘霍华广泛的普世主义教会的联系对德国有用，从而将他引入该组织，以保护他免于被征召服役。潘霍华通过多纳尼 知道了针对希特勒的各种阴谋，多纳尼积极参与了这些计划。

面对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暴行，潘霍华通过阿勃维尔了解到了这些暴行的全貌。

在阿勃维尔的掩护下，潘霍华担任德国抵抗运动的信使，向西方盟友透露其存在和意图，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在国外的普世主义教会的联系，希望为推翻希特勒之后的新政府与盟军达成和平协议。

1942年5月，他会见了英国圣公会主教乔治·贝尔，他是上议院议员，也是认信教会的盟友，通过潘霍华流亡的妹夫莱布霍尔茨与他取得联系；通过他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传达了探询。然而，英国政府忽视了这些探询，像对待德国抵抗运动的所有其他接触一样，认为所有德国人都是敌人。

同时潘霍华还和姐夫多纳尼参与了阿勃维尔帮助德国犹太人逃往瑞士的行动。引来盖世太保的猜疑。
1943年4月5日，潘霍华和多纳尼被逮捕。由于缺乏叛国和背叛国家的证据，潘霍华仅被指控逃避兵役。牧师反驳了这些指控，证明他的申请在1940年作为军队牧师入伍的请求被拒绝。尽管如此，他仍被关押在泰格尔的国防军预审监狱。

在狱中，潘霍华写了许多信件、诗文，死后辑成《狱中书简》一书；如今成为极具价值的基督教经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无意义的宗教架构和抽象的神学语言；这些对于在战场和集中营的杀戮和混乱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没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击在乱世里，教会只在意维持其神职人员的权益、本身地位的巩固，表现出来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个人责任。潘霍华也写信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Maria)，潘霍华与玛利亚相恋于一九四二年。起初，玛利亚家人反对，一来是年龄差距（36岁和18岁），一来是潘霍华正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然而，当潘霍华入狱后，女方家人公开两人婚约，以表示对他的支持。玛利亚的探监，成为潘霍华初期冷酷牢狱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写给玛利亚的一封信中，潘霍华说：“我们的爱是上帝恩典和慈爱的记号，使得我们能信。”又说：“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样的苦难，对这世界仍保持爱和真实的信心。……我担心，一个基督徒若只用一只脚站在地上，他也会只有一只脚站在天堂。”

同情的看守帮助他将信件偷运出监狱，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收藏在哈佛大学。

由德国抵抗运动主导说服军方并刺杀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与后续政变行动，密谋借此推翻以纳粹党为首的德国政府、进而和西方的同盟国达成和平协议。
主谋施陶芬贝格上校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做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会说我们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们就是良知的叛徒”。

1943年4月7日，在北非隆美尔的军队里服役，施陶芬贝格的车辆遭到了空袭，施陶芬堡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两根手指，成为国家英雄。

1944年7月初开始，反抗集团成员在取得共识后便进行一连串密谋的准备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之一为说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加入行动的行列。而隆美尔的意见则与绝大多数支持反抗行动的军官一样，认为应该策划将希特勒逮捕并且送至军事法庭公开审理。

同时，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贝格被任命为驻扎柏林市中心的弗洛姆大将指挥的后备军总部参谋长，获得了绝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报告、并且亲手以炸弹或者手枪刺杀的机会。

施陶芬贝格在等待希特勒、希姆莱、戈林一起出现时进行刺杀，但机会几次都没有出现，于是他于1944年7月20日在狼穴进行活动。史陶芬伯格带着一个装有2包炸药进入简报厅，
施陶芬贝格借口进入凯特尔办公室的洗手间换衣服，用准备好的钳子剪断圆珠笔型的雷管（启动），再将其插入一块1公斤的炸药块，但由于他失去了右手，左手又只有3个手指，使用钳子遇到困难。一个警卫敲门催促他快点，因为会议马上开始了，并且他打开了门，因此他没能启动第二块炸药，把它留给了副官。
他回到会议室，把公文包放在会议桌下，尽可能靠近希特勒。几分钟后，借口接柏林紧急电话离开会议室。他离开后公文包被布兰德上校挪动了，从原位移到另一边会议桌角后，从而让炸弹在爆炸时威力减弱，使希特勒逃过一劫，而布兰德则被炸弹炸断了一条腿，后来不治。12点45分左右，炸弹引爆，将会议室整个摧毁。三名军官和一位速记员因此死亡，然而主要目标希特勒就和其他人一样因为桌角之厚实而只受了轻伤：裤子被烧焦且耳膜被震破，如同会议室内另外24人。

盖世太保一共抓了7000人，处决了大约5000。施陶芬贝格被捕后第二天被弗洛姆处决，戈培尔则冷冷地对佛洛姆说道：“你太急于杀人灭口了，弗洛姆也被处决。
隆美尔被迫自杀。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之子也遭处决。

在泰格尔的国防军预审监狱关押了一年半之后，他被转移到了弗洛森比尔格集中营。在盟军最后几次凌乱攻击行动中，玛利亚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的集中营，常用步行，四处寻访潘霍华，终未能再见他一面。
同情他的狱卒为他制定了越狱计划，但最终潘霍华拒绝了，因为他担心纳粹会对他的家人进行报复，特别是对他的哥哥克劳斯和妹夫汉斯·冯·多纳尼，他们也被监禁。

1945年4月4日，阿勃维尔首领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日记被发现，希特勒在读到这些日记后勃然大怒，下令摧毁其他阿勃维尔成员。
4/8是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同室囚犯说服潘霍华带领大家有个祷告会。潘霍华要他们默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贝斯特回忆那个时刻：“他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话语表达了我们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带来的意义和定局。”安静的沉思，因着门被打开而中断，两个身着官服的盖世太保命令潘霍华出来，跟他们走。潘霍华从容地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把贝斯特叫到一旁，请求他把自己临终的遗言带给英国好友贝尔主教：“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1945年4月8日，潘霍华在没有证人、没有任何证据、没有诉讼记录或辩护的情况下，潘霍华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45年4月9日黎明时分，他在那儿被绞刑处死。
两个星期后4/23 美军解放了集中营
再过一个星期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内用手枪击中右侧太阳穴自杀身亡。

cgcm_media October 24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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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拜没能杀死的人” 【汤若望】- 徐志雄

1622年6月23日 (天启二年五月十五日)，耶稣会士布鲁诺（Bruno）、罗雅各和汤若望指挥炮手击退了入侵澳门的英荷联军。
朝中耶稣会士的朋友们如徐光启等人，上奏天启帝力邀传教士进京帮助朝廷，以挽回明朝颓势。
但传教士们反对以此为借口进京，强调自己一方面不谙军事武器知识；另方面，此举亦与信仰不符。
对此，李之藻劝说道：“你们利用这个称号，就像裁缝用针一样，针在缝制衣服的时候是有用的；用过之后，就将它搁置一旁不用了。
当你们得到皇帝的允许，能够留在京城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剑放在一旁，而将笔拾起来。”

徐光启1562-1633

徐1600年进京赶考，途经南京，认识利玛窦。
1603年徐光启用了8天的时间仔细研究了利玛窦结合中国某些儒家思想所写的天主教教义书《天学实义》 ，决定受洗，
三年后更是劝说父亲和全家信主，他也两度到澳门圣保禄神学院进修神学
1604年进士，后来索性搬到利玛窦家隔壁，天天在一起琢磨《几何原本》1607年出版了前6卷。许多几何名词都是他们翻的。
崇祯三年升任礼部尚书(组织部长)，崇祯六年封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

李之藻1571-1630

李1598年进士，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后官至光禄寺少卿（副膳长）
李之藻所学很广：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哲学、宗教无不研究，据杨廷筠记，利公曾说过：“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人耳！

李之藻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天主教教义。在与利玛窦的交往 中，李之藻逐渐接受了天主教教义。
利玛窦的第一部汉文宗教论著《天学实义》再版时，李之藻为这部论著作了序。
李说，关于求得数学和自然规律，则已记在《几何原本》这书内；关于人生的大问题，其答案，则在《天学实义》这本书中可找到。
如果说利玛窦只求讲科技，那就不是利公奔走了九万里来我国苦心追求的目的。

李请皇帝下令礼部，赶快设立一个翻译局，把所有利的书译出，逐渐推广……可见李氏有宏伟的计划，但皇帝看到李的奏疏，只批了“知道了”，没有下文，

因为有妾的缘故，他迟迟没有信奉天主教，天主教是不准纳妾的。
1610年2月，李之藻在北京忽然得了一场重病，病情之重让他觉得自己活 不了多久了，于是提笔写下遗书。
在前去探病的利玛窦竭力劝导下，李之藻受了洗礼，

杨廷筠1562-1627

1592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中纪委），顺天府府丞（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早年，出儒入佛，又是杭州著名居士。
他曾在北京与利玛窦交往，但没有象徐光启、李之藻那样随耶稣会士研习天文历算（学几何，没学懂）辞官回杭州后，与在江南的传教士郭居静、金尼阁和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等往来。
1611年，在参加了李之藻父亲的西式葬礼后，决定改信天主教。 但他也有小妾，传教士拒绝给他施洗，
李之藻劝杨廷筠放弃带妾入教的奢望。杨廷筠听从了李之藻的劝导，将妾妥善安置别处。
郭居静和金尼阁见杨廷筠信天主教是诚心诚意的，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钦天监，汤若望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推广天文学，制作仪器。
1631年（崇祯四年），徐光启和下属首次用望远镜观看了日食。
汤若望在徐光启主持下参与测量并绘制了大幅星图的工作。

1634年12月（崇祯七年十一月）,在徐光启和汤若望主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钦天监终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
1639年1月6日（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三日），崇祯皇帝对汤若望等人的治历工作十分赞赏，亲赐北京南堂耶稣会所御匾一方，上面亲书“钦褒天学”四个大字。

1642年（崇祯十五年），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但他“竭力寻找借口，希望朝廷能原谅他不能从命。他坚持说，为战争制造武器与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
而且在造炮方面他仅有一点点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但是他的申诉没有被接受，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
但就凭着这“一点点书本知识”，他居然能在两年中铸造出铜炮20门。

后来大清帝国建立，多尔衮下令3天内北京城的非满人都必须搬出，否则杀无赦。而汤若望冒死写信给多尔衮，提到历法编制的重要性，
由于自己身边诸多的资料不能及时搬出北京城。多尔衮很欣赏这位传教士，破例让他待在北京城，并请他继续编写历法。

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汤若望预测将有日食发生，推算出“日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并各省直见食有多寡，先后不同”等具体情形。
八月初一日，日食发生。钦天监官方使用旧历法的测验均有偏差，“大统历错一半（半小时），回回历差一时”；但汤若望的测试结果“时刻分秒，毫厘不爽”。

1645年《崇祯历书》改名《时宪历》颁布，今天的农历是根据《时宪历》修订的万年历。

由于他精通医术，治好了孝庄皇后的病，所以他和孝庄、顺治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当时顺治很小，多尔衮的野心不断膨胀，汤若望还安慰顺治说：多尔衮太过霸道，上天会惩罚他的。
结果1650年（顺治七年）多尔衮从马上落下摔伤，于是人们一直坚信这个德国人有知晓未来的能力。

少年顺治帝福临有极强的求知欲，屡屡召汤若望进宫讲解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之间建立起超越寻常君臣之间的关系。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
在他们关系最亲密的1656年和1657年，福临常常驾临他的府中，和他交谈到深夜

汤若望在北京宜武门内建立了一座欧式风格的雄伟教堂，顺治十四年（1657），皇帝御笔亲书“通微佳境”，制成匾额悬挂于教堂里。
汤若望还把顺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竖立在教堂前面。这一举动等于默认了汤若望有自由传教的权力。
事实上，汤若望也经常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向皇帝宣讲基督教义，顺治皇帝也阅读了有关书籍。由于汤若望的声望，中国境内的传教士都得到了保护，入教的人数达上万人。

1658年，汤若望官至正一品。

但自1657年以后，福临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试图使清帝信仰基督宗教的努力最终未能成功

1661年顺治染上了天花，可是顺治一直对传位给哪位皇子犹豫不决，他临终前请汤若望给他建议。
汤若望是当时唯一一个能知道天花的破坏性影响的人，
于是他从大清帝国的长远考虑，建议一定立一个曾经出过天花的皇子当皇上，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康熙——玄烨。

2月5日驾崩于养心殿，享年二十三岁。当夜，顺治帝的遗诏颁示天下，特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康熙的辅政大臣。年仅8岁的玄烨即位
但因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沙哈因曾是摄政王多尔衮旧属，为其它辅政大臣所恶，因此鳌拜才得以擅权，扶植亲信，打击异己，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康熙六年（1667年）大臣索尼死后，苏克萨哈便上疏请求解除“第一辅政大臣”的职务，愿往遵化守护顺治帝陵寝。
这个举动别有意味，那就是既然苏克萨哈已经卸任，鳌拜就无理由再继续出任辅政大臣，必须让康熙帝亲政。
鳌拜最后诬陷苏克萨哈“背负先帝”、“别怀异心”[，逼康熙将苏克萨哈处死。康熙帝不同意，认为“核议未当，不许所请”，
鳌拜竟要胁康熙帝执行，最后苏克萨哈被处绞刑。

历法案
官生杨光先看准鳌拜不喜欢宣教士，发难对汤若望等西方宣教士进行全面攻击，
指责《时宪历》敢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以尊西洋；
另外，汤若望将大清历书只编至二百年，意思是要大清王朝短命而亡。
杨光先攻击宣教士图谋颠覆清朝，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窥探朝廷机密，屯兵澳门，接渡海上往来。因此要求将汤若望等正法。
结果杨光先胜诉，将汤若望判处凌迟，其他人分别斩首发配。
恰逢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京师人心恐慌，以为狱讼不公，天象示警。康熙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出面干预，宣教士们幸免于难，
但支持新历的5名中国官员(均为天主教徒)仍被处决，一些信教官员被革职。
1666年汤若望去世。

1668年，14岁的康熙帝与鳌拜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钦天监正杨光先的错误已闹得满城风雨，而鳌拜仍极力回护。
康熙召集杨光先、南怀仁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命大学士和他们一起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经过3天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杨光先等都有误差。
康熙命南怀仁审查杨光先所订历书，结果错误百出。
西洋历法以实际测算的准确性取得胜利，杨光先被革职，他还喋喋不休地抗辩， 被康熙斥骂了一顿，逐回原籍，中途病死。
1669年康熙亲政，为汤若望平反，亲撰祭文并率领文武百官参加汤若望的葬礼。历法之争最后告终，南怀仁接任钦天监正，此后，许多宣教士在他的推荐下来到北京，在清廷供职。
1693年，康熙患疟疾，太医久治不愈，宣教士张诚送上南洋带来的奎宁，一服而愈。为表谢意，康熙赐地建堂，名”救世主堂”。宣教工作在康熙朝前40年，取得较大进展。

康熙耶稣诗
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警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礼仪之争：一是士人祀孔；二是家人祭祖；三是“译名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正式爆发首先是在福建。由于主持当地教会的耶稣会士艾儒略全面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路线，被当地教内外绅民誉为“西来孔子”。他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十分开明的做法，包括允许教徒们进祠堂、入孔庙。
1633年，方济各会士李安堂到达福建宣教，他对耶稣会神父们居然容忍教民奉行异端大感震惊，便联合多明我会反对耶稣会的做法。
教廷的态度摇摆不定
1693年，在福建的阎当主教发出命令，要求在他的教区内严禁中国礼仪，且要摘去各地教堂中仿制的康熙帝赐 给汤若望的“敬天”大匾。阎当还发动了欧洲的神学家来支持他。
1700年，经过30次讨论，巴黎大学神学院定中国礼仪为异端。
1704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主持全面讨论了阎当提出来的非议，结果断然决定禁止中国礼仪。
1705年12月，教皇特使铎罗主教抵达北京，携带着已经成型的对中国礼仪之争的裁判方案，只是不知如何向康熙摊牌，一拖再拖有半年之久。康熙请他转告教皇：中国人不能改变祖传的礼仪；中国礼仪并不违背天主教教理。铎罗只好请来福建主教阎当与康熙讨论。

康熙：懂得中国书吗？
阎当：一点点。
康熙：铎罗说你精通我们的经书，所以朕召你前来。读过儒家四书吗？
阎当：读过
康熙：记得吗？
阎当：不记得。
康熙：只读不背啊？
阎当：泰西以为背书没用。康熙：那朕说你引不出两句四书语，对吧？既不会说话，可认得字？

康熙指御座后面大匾上的四个字，问是何义。阎当只认识一个字。随后，康熙又问为何要在教堂里摘掉“敬天”大匾。

康熙：何不说说你不赞成，还要禁行的坏东西，就是那些敬天、祀孔、祭祖的事。你为何要禁用“敬天”两个字啊？阎当：“天”的含义不是天主。
康熙：你好不奇怪！朕不是已说了，“天”比“天主”和“天地万物之主”好得多吗？“天”含着“天主”和“天地万物之主”的意思。你说，为什么百姓要呼我“万岁”？
阎当：百姓愿皇帝万寿无疆。康熙：好的，你记得：汉字的真义不能总是抠着字面看。次日，康熙朱批道：”愚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第三天又批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1706年8月，铎多离开北京，到达南京时，传来了康熙在北京驱逐阎当的消息。
1707年1月，他给全国宣教士写信，发出“南京命令”。

在两个世纪后的1939年，圣座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庇护十二世在1939年12月8日颁布了一项谕令，同意教徒进行祭祖仪式和祭孔仪式。后来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上正式认可祭祖祭孔，成为教义的一部分。

cgcm_media May 26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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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诗人祈克果】信心的跳跃 – 王嵩

丹麦这个北欧小国出过不少名人。虚构的人物中最有名的肯定是哈姆雷特。真人当中呢，学文的朋友大概会说是写海的女儿和丑小鸭的安徒生；学理的朋友大概会说是量子力学的宗师尼尔斯波尔。学哲学神学的朋友大概就会说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祈克果。
索伦 ·祈克果，英文是，国内一般翻译成，出生于1813年。比达尔文小4岁，比马克思大5岁。要了解祈克果的思想，必须从他的人生经历讲起，而讲他的人生就不得不从他的父亲开始。他的父亲迈克尔祈克果是一名富商，有很多很多羊，丹麦的羊毛是世界有名的。他很成功，而且不是那种俗不可耐的商人，他自己小时候没受过多少教育，长大以后却非常爱读书，喜欢结交知识分子，所以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称得上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对孩子很严厉也很重视教育。索伦祈克果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喜欢哲学和文学。迈克尔也是教会中的领袖，但就是这样一个成功正直的人，他心里却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生活非常困顿，以至于12岁时有一次在田间放羊时他愤怒的指天诅咒上帝。虽然后来他经商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娶了贤惠的妻子，生了7个儿女，但这段早年的经历一直令他惴惴不安，因为耶稣讲过“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总觉得神不会放过他，报应不知何时就会到来。后来在短短几年中，他的妻子和5个儿女（也就是祈克果的妈妈和哥哥姐姐）先后去世，他认定上帝的报应来了。他悲观的认为神的惩罚就是让他所有的子女死在他眼前。(现代人可能觉得诅咒报应这些有点可笑，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非常彻底地把不科学的东西从生活经历中排出出去了，这也许是一个进步，也许是一个缺失)1835年，父亲把这个心底的秘密告诉了年轻的祈克果，说这是他们家无可逃避的命运。基本上就是告诉孩子，你也没几年好活了。可以想象，这对祈克果的震撼有多大。他原本就是个忧郁的人。他在日记里写下大地震这个标题。这也给了他一种紧迫感。和一般年轻人觉得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不同，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也是在这一年，他在日记里写下一段话：我所真正需要的，是在我心里清楚知道：什么是我该去做的，而不是什么是我该去知道的。我要了解自己，了解神希望我去做什么。发现一种为我而存在的真理，寻找那我将为之生，为之死的理念“ 这句话被认为标志着存在主义的诞生，也是祈克果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他的座右铭。他是说我不要研究什么完整的哲学体系，我要了解我自己，我不试图探明全人类的命运，我要寻找我自己存在的意义，明白神要我做的事。
随着父亲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祈克果觉得自己死期也近了。但在他25岁时，父亲去世了。他伤心地在日记里写着“我多么希望他再多活几年，现在我是独自一人了”但父亲的死也给了他解脱，他不再活在那个诅咒的阴影之下了。他写道我视父亲的死是对我的爱所做的最后牺牲，因为他不是离我而死，却是为我而死，使我还可以有某种转变的机会。这件事也让祁克果重新思考罪，罚和宽恕。他开始相信哥哥姐姐的死亡并非上帝的惩罚，相信当一个人的罪恶受到宽恕之后，他就完全摆脱了这些罪孽。并且任何真正相信自身罪孽已经得到宽恕的人，就不应该在其后的人生中继续沉溺于负罪感之中。他在日记中写下祷告词“天父啊！求您不要把罪恶置于我们之上，但请扶持我们抵御罪恶。当我们的灵魂记起您时，愿它提醒我们您的宽恕，而非我们所犯的罪孽；愿它提醒我们您对我们的拯救，而非我们的迷途！”
对祈克果影响巨大的第二件人生经历是他的爱情。1837年24岁的祈克果认识了15岁的维珍妮,两人几乎是立刻被彼此吸引，交往3年后，祈克果向维珍妮求婚，两人订婚，但是一年后，祈克果解除了婚约，虽然两个人都还深爱着对方。在日记里，他说他的忧郁性格恐怕不能带给心爱的人幸福。但是他悔婚的真正原因一直众说纷纭。这个举动极大地伤害了维珍妮，几乎到了寻死觅活的地步。祈克果非常不安，一开始他像小说里的人物一样故意做一些糟糕的事，说一些冷酷的话想让维珍妮讨厌他，觉得失去祁克果没什么可惜的，这些言行进一步伤害了女孩子。维珍妮的父母恨死祈克果了，但维珍妮和她的姐姐一直相信祈克果是好人。在假扮恶人没有成功后，他又做只有真正的书呆子才做的出的事：用假名写书，然后把书寄给维珍妮，用书里的话劝慰她。直到3年以后，有一天两人在教堂相遇，维珍妮平静地向他点了点头。祈克果明白她已经宽恕他了。他始终爱着维珍妮，在他的日记里满是这样的记录：今天在花园里看到了她，她的背影已经足以把微笑带到我脸上。今天我在课堂上看见一个长得很像她的女孩，我无法集中精力听课了。祈克果死的时候维珍妮是他遗嘱里的唯一受益人。维珍妮后来说：祈克果不敢与世上的任何人羁绊在一起，以至于妨碍他的使命。为了按照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必须牺牲他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因此他牺牲了爱。这是祈克果悔婚的真正原因吗？我们不确定。但是有可能，祈克果在他的名著恐惧和颤惊中分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在那里他暗示他也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信仰献出了最宝贵的东西。在祁克果死前，那时维珍妮已经结婚，嫁给了她童年时的家庭教师Schlegel。他写信给维珍妮说：你看，维珍妮，在天堂里人们也不娶，也不嫁，在那里Schlegel和我都会幸福地和你在一起。这或者是书呆子谈恋爱的最高境界，或者是一个基督徒在他一生最大的挣扎和牺牲中怀有的终极盼望。
那么，这个让祈克果牺牲了最好的东西的使命是什么呢？是写作，或者说是他对人生和信仰的反思。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度过。祈克果认定自己的使命就是和那些人们不经省察就接受的流行观点做斗争。19世纪的丹麦，路德宗教会是国教，除了那些社会边缘的人比如犹太人，所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出生证和受洗证是同一张纸。做基督徒是件不需要思考，挣扎，悔改的事，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祈克果对此极力反对。他说如果人人都是基督徒，那就没有人是基督徒，如果做基督徒是件容易的事，它最终会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祈克果说他的任务是让做基督徒困难起来，唯因困难，最后才能成为可能。他写了一个鹅的寓言。
在丹麦一个村子里，每个星期天，所有的鹅都会按规矩去教会。牧师以激昂的声调，宣讲牠千篇一律的信息。牠说到鹅的光荣命运，因为牠们的造物主赋子牠们高贵的目标。更实贵的是，我们有一对翅膀可以飞翔！我们将飞到一处遥远的青草地，那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所有的鹅都张开翅膀撮动，并发出更大的声音。）在回家的路上，鹅小弟特别受到感动。因为牠第一次觉察，原来牠的翅膀是用来飞翔的！可是牠从来没飞过，也不知道别的鹅有没有飞过。但是不管怎样，牠决定开始学习飞翔。牠每天在自己的后院里，先快跑，然后高高跃起，再张开翅膀搧动。但是因为力量不够，总是栽在泥巴里，搞得自己一身泥。邻居叔叔看见了就对它说「傻小弟。谁叫你去飞的？你只要感谢神就够了！」妈妈和姊姊看见他就说，为什么要飞呢这里的玉米吃不完，这里的鹅舍很安全。到了教堂门口，当牧师也问牠怎么搞得一身泥，鹅小弟说：「牧师，难道我们不应该练习飞翔吗？」鹅牧师没说甚么，只是温柔地摸摸牠的头说：「进去吧！」那天鹅牧师的信息还是重复一样的信息，鹅小弟再次受到激励，于是牠回家之后，就更勤奋地练习飞翔。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所有的鹅伯伯、鹅妈妈和鹅姐姐们. 都因为牠的执迷不悟而不再搭理牠了。牠们认为鹅小弟把这个信息看得太认真了。鹅小弟变得更瘦、更黑，也越来越孤独寡言了。感恩节到了，家家户户都兴奋地准备着。到了星期天，所有的鹅再度涌向教堂。牧师特别带上牠大红色的领结，在门口迎接大家。牠那天的信息还是与往常一样，只是音量加倍了。大家也以更热烈的声音及搧动翅膀，来响应牠。当聚会结束，所有的鹅都摇摇摆摆地走向教堂门口时，牠们很惊慌地发现，很多人在教堂外等著—出来一只，抓一只；出来两只，抓一双。然而，当鹅小弟出来时，看见情况不妙，翅膀奋力一搧，就飞向高空去了。
这个故事的含义是说：那些只是听起来很美很激励人的道理是没有用的。除非被运用到生活中。没人可以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即使生在基督徒家庭,成长在教会中也不够。信仰不是同意一些信条，或者做一个特别的祷告就完成了的事。这样容易的信仰根本不是信仰，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信仰需要你的全人和全部生活。需要跌倒，挣扎，困惑，向鹅小弟一样，但这样的挣扎使信仰内化，成了真正属于你的东西。这样的信仰可以拯救你，可以带你去遥远的青草地。但获得这样的信仰只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和责任，而不是牧师，父母的责任。
祈克果生活在启蒙运动之后。那时候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传统的神学思想也大受冲击，出现了向理性主义屈服的自由神学, 不谈神迹，弱化信仰的教条，强调个人经验，积极追求社会公义。而在自由神学的反面就是有反智倾向的基要主义。它对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侵蚀教会感到很不安，强调严格按字面意思解释圣经，反对社会的世俗化，盼望回到过去的理想时代。到今天，自由神学在知识界还有不少支持者，但作为教会已经几乎消失了。在教会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反复出现。当人们把一些基要信条（比如耶稣的神性，复活的奇蹟，最后的审判）否定弱化后，提出的新神学可能在智力上很吸引人，但这个教会不会发展太久。基要主义仍然势力强大，尤其在美国和中国的教会当中。
启蒙运动的口号是dare to know, 敢于求知，敢于打破传统上不容置疑的规条。启蒙运动为人类带来了现代民主制度，人民不断扩大的平等权利，科学和艺术的蓬勃发展。但这个口号反过来说也是对的，know to dare 知道越多，能力越强，就越dare,胆子越大。理性主义的一大毛病就是它太自信了。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恐怖之后，很多人开始反思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祈克果就是其中之一。他尤其反对黑格尔学派讲的基督教是历史的必然，基督教的教义都像物理定律一样可以用理性证明。他不是反对理性，而是质疑这些证明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有什么用处。他说理性不能代替信心。信心的功用正是在理性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开始显现。
祈克果认为人的存在有感性，理性和灵性三个层面，或者称为审美的，伦理的，宗教的三层面。在感性层面，人们追求享乐和生活的体验，它给了人们创造力；在理性层面，人们的视野从自己转向对他人和世界的责任和承担，它给了人们伦理与规则。但是越是理性的人越知道这世界处处设限，充满着不可能或疑问。面对不可能和疑问，理性的选择就只有放弃或否认。只有当人以信心的跳跃进入宗教性层面，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人才能重新获得盼望。信心的跳跃把人带到一个凭理性无法达到甚至无法想象的地方。信心的跳跃于是成了祈克果有代表性的名言。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故事，康德）亚伯拉罕的信心全在“主会预备”这一句话里面。他不知道主如何预备，也许他相信主能让以撒死里复活，但这是他无法证明无法确定的。当我们把生了重病的孩子抱在怀中，看着医生束手无策时，有谁能证明能确知神一定会救他吗？这个信不是牧师或神学家可以教会你的，每个人必须自己得到这个信。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当他的信心强到可以献出一切的时候，这信心就会为他寻回一切。牧师可以讲一篇道，分析亚伯拉罕与神关系的历史，信心的证据，神的承诺及其应验，然后我们听道的人就得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吗？不可能的。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要像他一样经历那些挣扎，焦虑，不安，颤抖。信心是个很个人的事情。信心必须超越理性。
CS Lewis 也讲过类似的话。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母亲和妻子都死于癌症。他说如果失去是这样的痛，我们为什么还要爱？我不再有答案了。他曾经以为他有答案，他写过一本畅销书来告诉大家答案，但现在他说我不再有答案了，有的只是我这一生。在这一生中，我曾两次面临选择，一次作为孩子，一次作为老人。他说的选择就是面对爱与痛苦时是选择爱并接受痛苦还是选择保护自己和别人保持距离。他说那个男孩选择了安全，这个老人拥抱了痛苦。现在的悲伤是那时欢乐的一部分 That’s the deal. 在人生的风浪中，一切理论都变得苍白，每个人必须亲身从风浪中经过，这个选择每个人只能自己做出。（这个选择其实也是基督教和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颇为不同的一点。基督教强调爱至高无上的地位，爱就是最终的价值，所以为了爱要付上代价，要不计得失。而佛教认为万事皆空，爱其实是一种执念。佛经上说“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星球大战里的尤达大师也说爱带来恐惧，恐惧带来愤怒，愤怒把人引向原力的黑暗面。所以佛教教我们看淡关系，要断舍离。基督教则要门徒为爱舍己，为爱让自己变得更vulnerable，更不安全）
祁克果在世的时候并不出名，他的思想是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的。他肯定没有料想到他当时看来独特怪异的思想会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而他如果看到现在存在主义的样子也一定会在坟墓里打滚。祈克果强调人的个体性和主观意识，反对把人看成一个统计数字，一个面目不清的抽象概念。对于“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或者“女人就是这样不讲理”这一类的至理名言，他一定会大为反对。他也不喜欢“男人就应该XXX”这类的智慧，他强调人要了解自己的独特性，从自身出发去探索，追求，解决生命中的问题。他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想法是个体的人总是会出现“存在焦虑”，他这里说的焦虑不是公司的报告还有两天就要交了，可我还没开始写，或者孩子又没交作业，被学校请家长这些焦虑。这些其实只是生活中的问题，或多或少都会有解决办法，至少都会过去。他说的生存焦虑是那些大问题，即面对人生中不合理的境况（比如善恶未必有报，苦难无缘无故发生在好人身上，所有人终必有死）时的恐惧，困惑和迷失。这些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祈克果的忧郁个性和孤独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对挣扎，苦难，焦虑，恐惧都不陌生，但做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面对无法理解，不合情理的苦难，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处境时，主张通过信心的跳跃，在神的怀抱中找到希望。
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和演变到今天的后现代思潮继承了祈克果的这些思想，但唯独抛弃了神。这使得他们以同样的思考方法得到了南辕北辙的结论。存在主义大师加缪有句很有名的话“生活是荒谬的”。很好的反映了他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对幸福，满足的深切渴望，可是现实中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都不能使人满足，那个最终的满足感就像水月镜花总是抓却抓不住。另一方面我们都追求知识，他指的不是物理学，数学知识，而是解释人生的知识，当苦难降临时，人们常常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老太太孩子得病死了，她在那里哭天抢地，问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她是在为这样的苦难找一个原因，找到了，不管真假，都会有一定的安慰，这是人类非常普遍的渴求。而人最难面对的是没有理由的苦难。我以前遇到一件事，一个一生忠心服事神的老牧师，晚年却患有残疾，生活非常艰难，唯一照顾她的师母晚上出门却被喝醉酒的司机撞死。这样的事情如何可以发生？如何make sense，我想这对所有人都是个挑战。加缪说荒诞就诞生于人类对满足和答案的需要和世界无可理喻的沉默之间的冲突。人们产生这样的荒谬感就是因为人们的渴望和呼求常常换来的是完全的沉默，好像没有人在那里听，没有人care。加缪由此得出结论：没有神，人生没有预设的意义，有的只是虚空。生存的焦虑是没有最终答案的，但是，存在主义不是虚无主义，他提出了解决之道：生命没有答案，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选择来给出自己的答案，可以自己创造自己人生的意义。他借用了希腊神话，西西弗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西西弗斯因为欺骗了神明而被惩罚在地狱里永远推一块巨石上山，而每次推到山顶后，石头都会再次滚落下来，使得他不得不重复这一无望的工作。西西弗斯的经历象征着人类的命运，他说你们大多数人朝九晚五每天上班还不是和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但是加缪说：我们必须设想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因为他能够接受现实的荒谬，通过自己的选择得到一种内在的自由和满足。他说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必死的结局却不接受这命运，知道理性的有限却仍珍视它，经历了生活给你的喜乐和痛苦而仍然想经历更多。
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祈克果和加缪的思想。他们同样认识到人的有限，理性的有限，生命中有种种的不合理，不make sense，无法理解的复杂性。但加缪对理性的崇拜还是要高于祈克果，他不肯放弃确定性，他坚信他其实还是看穿了这个世界。当神不回应人的呼求时，他确定神是不存在的，你只是在对空气呼喊，只是想象了一个神来安慰自己，当我们在人生的难题面前找不到答案时，他确定答案是不存在的。这个其实仍然有一丝理性主义的傲慢：如果我看不出这件事的发生有什么理由，那么就一定没有理由。可是我凭什么有这样的确信呢？但加缪也是诚实的，他明白抓住确定性，排斥神就意味着要放弃意义。没有神人生就不再有预设的意义，每个人现在要背上一副重担去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且要说服自己，我找到的这个值得自己去为之生为之死。这种不向命运低头的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主义有它吸引人的一面，但我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为生命创造意义这副担子究竟有多重。反映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大家没有共同承认的意义，原则和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而且不允许辩论说谁对谁错，没有共识就很难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当社会确定的把神赶了出去，每个人可以自行定义价值以后，我们发现生活中的确定性反而越来越少了：政治领袖和政府越来越难以提供确定的安全感（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都觉得自己的族群更不安全了；专家们越来越难以提供确定的知识，连疫苗的利弊这样简单的事都吵得不可开交。我们面前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我们也就越来越不知所措。我们踢开神，有了独自选择的自由，也就要独自面对选错的后果。
祈克果在这个问题上与加缪完全相反，他不肯放弃神，放弃意义，他愿意放弃的是确定性。人类本来就不能理解这世界的复杂，而神的作为何其深奥，我们的理性永远不能企及。他愿意承认自己已经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他愿意承认自己已经mess up，需要一个神来告诉他如何生活。他说人们需要的是信心的跳跃，在没有答案，不确定的情况下跳向神的怀抱。祈克果有一句名言：生命只能回过头去理解，但必须向前生活。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它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多年以后，尘埃落定时才能慢慢理解，但生活不会等待我们，每个人必须在信息不足，未知很多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做出抉择，而这些抉择的总和构成了我们的一生。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选择，是靠我们的理性，还是要靠信心。祈克果说生活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要经历的现实。在这一点上，祈克果和加缪是一致的。
他们提出了两条诚实的道路：人或者相信神，然后按神的计划去生活，或者不相信神，然后按照自己的计划去生活。真正的荒谬是相信神，然后依然按自己的计划去生活。这是他们两个人都会极力反对的。

cgcm_media May 20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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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花寺里的洋和尚”【利玛窦】- 徐志雄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
~1561年进入耶稣会小学学习
~1568年到罗马，学习法律
~1571年8月15日成为耶稣会修士
~1573年9月至1577年5月进入罗马学院学习
~1577年夏天到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学习葡萄牙语
~1578年3月24日乘坐“圣路易”号离开里斯本

抵达东方
~1578年9月抵达果阿Goa，
研习神学，教授拉丁文希腊文
~1580年因病前往科钦居住，
同年7月被任命为神父
~1581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举荐利玛窦前往中国
宣教
~1582年4月坐船离开果阿
~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

肇庆仙花寺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
与罗明坚神父一道到肇庆
居住
~1585年仙花寺建成

移居韶州
~1589年8月移居韶州
~1594年11月换上中国儒生的服装
~撰写《天学实义》

北上
~1595年4月18日离开韶
州，前往南京，到达南昌
居住
~1598年9月，第一次到北
京，但并未被允许居住
~1599年2月6日驻于南京

入京
~1601年1月24日第二次抵达北京
~1607年5月《几何原本》前六卷（平面几何
部分）中译本出版
~1608年秋冬季开始撰写《中国札记》
~1609年9月8日第一个圣母会在北京成立
~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

“耶稣会士利公之墓”
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
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
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
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cgcm_media May 12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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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罪人，圣人，富人，穷人 – 王嵩

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意大利语：San Francesco d’Assisi；拉丁语：Sanctus Franciscus Assisiensis；1182年—1226年10月3日），简称方济各、方济，新教又译为圣法兰西斯（圣公会译名）是动物、天主教运动、美国旧金山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也是方济各会（又称“小兄弟会”）的创办者（会祖），知名的苦行僧。教宗方济各的名号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圣人。

生平
方济各出生于意大利的亚西西城，父亲是富有的布商伯铎·伯纳戴德（Pietro Bernardone）。据说他出生时，父亲刚好到法国做生意，母亲为他取名约翰(Giovanni)；然而父亲自法国经商归来后，不喜欢他和施洗约翰同名，又因喜欢法国文化，因此将将其改名为方济各(Franceso，法国人之意)。他英俊、机智、英勇，拥有富裕的家境，加上天生的领袖气质，年少的方济受同侪拥戴成“亚西西欢愉王子”，过着和纨绔子弟无异的豪奢生活。

方济各从小便喜爱帮助穷人，他曾帮助父亲在市场上卖布和天鹅绒，这时一个乞丐来找他施舍，在他的商业交易结束时，方济各放弃了他的商品并追赶乞丐。当他找到乞丐时，方济各把他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的朋友嘲笑他的慈善事业；他的父亲则愤怒地责骂他。

父亲虽事业有成，但毕竟不是贵族，他渴望晋升名门的心愿便落到了儿子方济的肩上。当时要跻身贵族之列，当骑士是最佳捷径。1202年左右，他参加了亚西西军队远征，并在科莱斯特拉达被俘虏一年，一场疾病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1203年回到亚西西后，方济各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生活。1205年，方济各前往阿普利亚，加入布列讷伯爵戈蒂埃三世的军队。因为见到了从天主来的异象，让他回到了亚西西，此后对世俗生活失去了兴趣，他开始避开宴乐和交际，甚至一个朋友问他是否考虑和“贫穷夫人”结婚，他回答说：“是的，她比你们任何人见过的新娘都漂亮”。

在去罗马朝圣时，方济各和穷人一起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乞讨。他在偏僻的地方度过了一段时间，提升他的灵性生命。他在亚西西郊外的圣达米亚诺被遗弃的乡村小教堂圣达勉堂里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神秘异象，在那里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圣像对他说：“重建我的殿宇吧！因为它已经快要倾倒了。”他卖了父亲的布，将所得财物拿给主教，主教却拒绝接受不义之财，方济各气地将钱丢在地上。他父亲知道后雷霆震怒，方济各在圣达米亚诺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躲闭父亲大约一个月。当他又饿又脏的回到城里时，他被父亲拖回家，殴打、捆绑并锁在一个小储藏室里。被母亲释放后，他立即返回圣达米亚诺，找到了主教的庇护所，但他很快就被他父亲告上法庭。在亚西西主教面前的法律诉讼中，方济各放弃了他儿子的身份和他的遗产，与父亲断绝关系。他为了表示放弃而脱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主教用自己的斗篷盖住了他。

他曾在邻近的修道院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他去了古比奥，一位朋友在那里给了他一件朝圣者的斗篷、腰带和棍杖作为施舍。回到亚西西，他穿过城市为了重建旧教堂所需用的石头乞讨，因此被过去的朋友耻笑。在两年的时间里，他过着修道的生活，并修复了亚西西周围乡村的几座被毁坏的小教堂，其中包括斯皮纳的圣伯多禄和天使圣玛丽亚小教堂，这后来成为他最喜欢的住所。他以服事穷人为毕生的志业，自身也过着赤贫的生活，穿着乞丐般的衣裳，与痳疯病人在一起，强迫自己接受原来抗拒的事物，扭转了价值观和人生目标。1209年他在教堂中听到玛窦福音第十章的教导：“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马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痳疯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于是他脱去隐士的衣服，束上绳子，过简朴的生活，开始旅行讲道，不带任何行囊，随走随传，过着信心的生活。逐渐有些人开始跟随他，他们都像方济各一样，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专心跟随基督。

信仰的程式化。信仰变成一组要遵守的规范。人们说我每周都上教会，每月领圣餐，每顿饭前祷告，我奉献金钱，我每年至少忏悔一次，这还不够吗，我还需要做别的吗？方济各希望大家过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只在周日，只在生活的某个方面。信仰是整个生活，而不是生活中的一个to-do list。他不停地呼唤世人经历神，经历祂的宽恕和医治。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圣诞期间摆设nativity scene，耶稣诞生的场景。这个传统是从方济各开始的，他第一个在小镇里牵来牛羊，摆上马槽，我们今天都用塑料的，因为真的牛羊很臭。但这真是方济各的本意。他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体验。体验救主是如何来到世间，他为我们经历了什么。让我们在这样的经历中了解福音，得到医治。我们从经历中学到的总是比从书本上学的更深刻。中世纪基督徒很强调经历，Tim Keller也说读经要读到如身临其境一般。如果有人救了我的命…..耶稣做了同样的事，但我们对耶稣的态度往往没有那么热切

方济各为什么这么成功？他吸引了几千人跟随他，成立了方济各会。这些人都像他一样，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实践方济各会“贫穷，圣洁，顺服”的信条。他赢得了各类人的尊重和支持，包括亚西西的主教，一个相当贪图世俗的人，前后三位教皇，甚至穆斯林的苏丹。1219年，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方济各来到埃及，他说他要劝说苏丹信主从而结束这场战争，或者成为烈士。当时苏丹正与十字军对峙，在一场血腥的战斗之后，方济各来到苏丹军营。在里面住了几天，向苏丹和他的宫廷传福音，据说苏丹也带了几位穆斯林大师要他皈依伊斯兰。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的很少，几十年后有传闻说方济各挑战从烈火中走过，苏丹偷偷地信主了，我觉得相当的不可信。但有事实证据的是，方济各会获得了在圣地（耶路撒冷，伯利恒）驻扎，甚至传教的权利，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唯一可以这样做的天主教修会。他是如何赢得这么多人心的？这个答案应该很简单，在使徒以后的所有基督徒中，他是最接近做到了live as one preach，像自己讲的道一样生活的一个。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Authentic。效法耶稣一样的生活，传道，爱人。当人们遇到这样的人时，就算我们不相信他所相信的，不同意他对事物的看法，甚至不赞成他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还是会被他深深吸引，会不由自主的敬重他。他生命的光芒让人无法无视，让人心向往之。

但不简单的是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能做到的人真的很少很少。甘地的话。（他的批评我是服气的，我不服气的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还有印度教徒。这其实是基督教教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不需要一本新的书，一个新的有魅力的教师，一套新的哲学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如何生活，但是我们做不到）成为一个authentic基督徒大概没有一个固定的配方，但我们可以从方济各的生命中学习到一些端倪。他不是一下子就成为圣人的。悔改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有反复，会失足，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里说的，是个挣扎。方济各对挣扎一点不陌生。少年时他拥有一切却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快乐，他发现开party不如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更让他快乐，朋友说他奇怪，他没有听从朋友的，他跟随了内心的呼召神的引导。他直到多年后才明白神向他要求的不是修复教堂的建筑，而是修复教会，但他没有坐下来反复思考，到处寻访大师来解释神给他的启示，他听到神的命令，他理解这是神要他修建筑物，他就到处去找石头和泥。慢慢的神的心意才渐渐显明。如果他在神旨意还不很清晰的时候没有顺服，神的旨意也许永远不会清晰。他是一个富家子弟，成为贫穷，安于贫穷，为穷人服务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做到的。有一天，方济各与一位患有痳疯病的人相遇，他本能地想就此避开，但在那一刻他感到了主恩的催促，他下马给了他一些钱拥抱并亲吻了该病患。然后他和一些弟兄搬去了麻风病人的社区，为他们服务。这样的经历比任何书本和讲道更可以改变人，他说当他把麻风病人拥在怀中时，他才注意到臭味以外的东西，这是我的弟兄。他说这以后事情就容易了。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强迫自己接受原来抗拒的事物，扭转了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他不愿意point finger去指责别人，不愿意做领袖。他成立了方济各会，但这个修会的正式名字是小弟兄会，最小的弟兄，修会一走上正轨，他就离开了领导位置，因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谦卑，他需要体会谦卑，顺服，对人谦卑，顺服人，这样才能最终对神谦卑顺服。

cgcm_media May 6th,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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