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從鴉片戰爭到民國初年 – 徐志雄 (信仰探討)

割香港島給英國。 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 中國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 英國商人可以自由地與中國商人交易 居留的權利（傳教士作為洋人，得以合法地居留中國 ）， 領事裁判權（傳教士作為洋人，享有不受中國司法制度管轄的特權） ， 最惠國待遇（嗣後法國為拓展天主教在華的傳教事業，而對中國作出的各種開放傳教的要求，皆被英、美等國家援引最惠國權利，得以為基督新教所共享 ） 《南京條約》後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中國全面開放她的國土，容讓洋人在各地遊歷，這樣即表示一切傳教的藩籬皆被撤去，整個國家皆可容許傳教士自由傳教了。   1859年，天津條約規定第二年在北京換約，但咸豐皇帝不願讓英法使節武裝進京，結果重啟戰火 1860年，中英談判破裂，僧格林沁將英國領事巴夏禮一行39人拘捕，然後酷刑折磨，21人被虐待致死，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作為報復 第一、中國文化悠遠綿長，舉世無倫，聖哲先賢憑着他們天賦的智慧，為後世創立 了一套完美無瑕的知識和生活規範，這是天下間最完備的道理，萬世不移。根本不需要考慮來自蠻夷之地的其他文化。 第二、儒家關心的是現實人生的問題，對鬼神、來生等並無太大興趣。 第三，儒家的基本關懷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的和諧；為了確保這個和諧能夠達致，要在人際關係中釐定一些共同遵守的制約，道德禮法被視為維繫整個人倫秩序、 社會安定的基礎，所有外來宗教皆需無條件的認可及遵守此禮法。 男女禮防 中國人對男女禮防極其看重，兩性間任何稍為親密的來往都會引來風化性的罪惡的論斷； 對傳教士的謠言和誤會主要也集中在這方面。洋鬼子的傳教士來到本鄉，自然不會安什麼好的心腸； 可是他們在這裡可以得到什麼利益呢？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要勾引良家婦女了。 當然中國人這個推論不是全無「根據」的。例如當家族中有婦女皈依了基督教後，她們便不肯聽從父兄的禁令，堅持要繼續返教堂參加聚會，對此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她們中了傳教士的蠱毒，或被勾攝了魂魄，以致再也身不由主了。 此外，洗禮是另一種最易招人誤會的禮儀行為，孤男寡女同處一浸池中，還會做出什麼好事來？ 育嬰堂 晚清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最常辦的一種服務是開設育嬰院，以收容遭人遺棄的嬰孩。 可是基於衛生設備欠佳，收納進院的嬰孩又多在體質及健康上出現問題，很易生病的緣故，因此育嬰院常常發生嬰孩死亡以至因互相傳染而造成嬰孩大量死亡的事件。 謠言便由此而生了。本來中國人就不相信傳教士千里迢迢到來是純粹為了做善事造福國人的，開辦育嬰院等社會服務必然別有用心；如今嬰孩大量死亡，更足以顯露他們的禍心。 國人更進一步推斷，傳教士之大量收納及殺害嬰孩，目的當是為了性及長生的「採補術」；洋人捉拿了這些童男童女，便將他們的童精童血吸至殆盡，使他們虛脫而死，然後用來煉丹製藥，行功采捕。 這樣的臆測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但是卻被國人深信不疑；於是輾轉相傳之下，便有暴民圍攻育嬰院，拆毀建築物及殺害傳教士，一樁教案便由此而產生了。  揚州教案 主後1868年，法籍天主教傳教士金緘三(J．Seckinger)在揚州建堂傳教，又開設育嬰院。 此時民間已流傳傳教士挖眼剖心、取腦配藥等謠言； 其後，又因育嬰院收容的嬰孩死亡人數大增，加上有孩童被拐失蹤的傳聞。 於是乎群情洶湧，民眾到處焚毀傳教的建築物，攻擊傳教士。 連原與育嬰堂完全無關的更正教傳教士戴德生(於1868年到揚州傳教)也受到牽連，寓所被毀。　　 教案發生後，由於牽涉了英、法的傳教士在內，故兩國均派副領事前來調查， 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W.H．Medhurst)更親自帶軍隊坐軍艦到揚州來，並迫令負責查辦此案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切實處理。 雙方几經談判下，麥華陀要求嚴辦教案的幕後主使的士紳、賠償教士損失、出諭勒令禁民滋擾教堂教士、重修教士房屋等。 曾國藩除力保士紳免遭懲辦外，余皆遵照辦理。　　 在整宗教案里，地方官員事實上是一直努力要維護傳教士的安全的，除派人保護外，又勸喻戴德生等離開揚州暫避；只是由於民憤極大的緣故，他們才不能制止到事件的發生。 但是，揚州知府及甘泉縣令卻因着教案的發生而遭撤職處分；對於一個十載寒窗幾經艱苦才爬到如斯地位的儒生而言，只一樁教案便可將他的前途盡毀，試想怎不令人引以為鑒：寧願儘可能地偏袒教民，也不可讓教案發生呢？　　 不過，地方官員之懼怕傳教士，遇事偏袒教民，卻又導致一些教民橫行無忌，拿着宗教的幌子到處漁利，招來對基督教更大的不滿。 更者，由於地方官員偏幫教民，不敢主持公道，也令人民產生一個成見：既然官府都不能幫助他們，故循合法的途徑亦無法保障他們免受洋人的欺凌； 在對合法途徑感到絕望的情況下，他們只好訴諸非法的暴力手段，逕自與洋人相抗了。如此亦間接促成教案的發生。 例如在義和團事件爆發前的三年間(1897–1899)，山東便多次發生教案，這與義和團事件的引發，實在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病理解剖 廣東連州向有排外思想，加上人民在美北長老會所設立的醫院內發現手術後的病理解剖樣本，引起誤會， 許多謠言激發下，釀成嚴重的民教衝突，教堂醫院等建築物被毀，五名傳教士或家眷被殺害。是為「連州教案」。 由於茲事體大，甚至驚動了美國國務院，指令廣州領事徹底查辦。在教案中遇害的五人裡面，包括了傳教醫生麻義士(Dr．Machle)的妻子及女兒在內。 麻義士所受的打擊自然不少，但他卻竟然說：「我希望我再能有此蒙福的機會，去重建連州的教會；並且用我餘下的一生，去服侍那約二百個曾因對傳教事業不滿、而作了破壞及搶掠的事的人。」  迎神賽會 […]

November 18, 2025

2026-11-16 【下一步，怎麼走 ? —從使徒保羅人生三個轉向，看走不下去時，如何走下去? 】 使徒行傳26:1-18；16:6-10；20:22-24 – 陳堯健牧師

信息大綱 I. 往大馬色的半路上 (徒 26:1-18) — 放下既有的成見，才能真正的認識自己 II. 馬其頓異象的領受 (徒 6:6-10) — 放下眼下的順勢，才能看見更大的將來 III. 米利都的勇敢宣告 (徒 20:22-24) — 放下各樣的擔憂，才能毫無懼怕的往前 本週金句: 詩篇 142 : 3 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的時候，禰知道我的道路。

November 16, 2025

【創造與進化】基要主義與科學的世紀之爭 – 王嵩 (信仰探討)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創造與進化—基要主義與科學的百年之爭。不過我們的重點不是創造與進化誰對誰錯。因為那個題目我們去年和前年已經討論過兩次了。今天作為教會歷史系列的一部分，我想探討的是教會面對現代科學與社會變遷時的回應、調整與反思。是信仰與時代的互動。 我們常常覺得今天的科技進步快得讓人眼花撩亂，難以適應。但其實19世紀的工業革命才是改變人類生活方式最深刻的一次巨變。因為近幾十年的技術革命主要影響信息的獲取和傳播，而工業革命影響的是人們生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過去幾千年，絕大多數人的食物和衣服都是自家生產，人們的生活也圍繞着這些生產來進行，但到了19世紀末英國工人喝上了印度的茶葉和加勒比群島的朗姆酒，中國的小商販賣着美國和日本工廠生產的棉衣，人們離開農村那種一年工作一百五十天的生活，來到城市，一年工作300天，住在擁擠骯髒的街區。過去村莊里每個星期天大家都去同一間教堂，牧師不僅講道，還做醫生、教師、法官。生命中一切重大事件：生，死，婚禮，也包括生活中的一切流言蜚語，都在教堂里發生；而到了19世紀，人們擠在城市裡，忙於生計，教會再也不是生活的中心。更大意義上，一千多年來，基督信仰為西方世界提供了統一的意義的源頭——上帝創造世界，上帝掌管歷史。但當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興起後，人們開始問：自然法則似乎能解釋一切，世界真的需要“上帝”這個假設嗎？理性主義告訴人們：“凡不能被證明的，就不值得相信。” 看到這種說法，忍不住要吐槽：因為這與我們的生活完全脫節：孩子如何證明母親愛他，新娘如何證明新郎會帶給他幸福？我們如何證明朋友值得信任？我們可以把一天之中做的大大小小所有決定都記下來，然後數一數，有百分之幾的決定是你能證明是正確的？凡不能被證明的，就不值得相信。人類從來就不是這樣生活的，恰恰相反，人類一直都不是靠證明來生活，而是靠信任來生活。這句話其實不是在挑戰我們的生活觀，它從一開始就是針對宗教的。它是說宗教建立在一些不能證明的根基上，所以不值得信任。必須承認，它對宗教的攻擊相當有效，今天的知識分子反對宗教時都會說這句話或它的一些變化形式，其實，重科學輕宗教思潮真正的說服力不在這些哲學上的思辨，而是一個大家都看到的事實，科學技術有用而且見效快，而宗教不一定。葯吃下去，孩子的病就好了，禱告不一定這麼有效。工程師，科學家極大的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牧師往往做不到同樣的成績。整個19世紀，當這樣的事實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衝擊着人們的感官時，教會第一次感到，自己在社會的講台上，聲音開始變得微弱。 與此同時，歐洲神學界興起所謂的“高等批評” （higher criticism，historical criticism）。學者開始像研究《荷馬史詩》那樣研究聖經。他們問：《五經》真的是摩西寫的嗎？福音書里的神跡是不是後人加進去的？首先用研究《荷馬史詩》的方法來研究聖經並不是一個錯誤。這些新的方法在聖經研究上有不少出色的成果。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論證了馬可福音是最早的福音書。因為教會歷史上一直認為馬太福音是最早的福音書。但是高等批判運動從一開始就不是用新工具來研究聖經的運動，而是用新眼光來重構聖經的運動。它主張一切關於聖經的知識都必須從科學方法而來，也必須接受科學方法的檢驗。這個原則有一點偏頗。因為它暗含了一個假設：科學方法是人類獲得可靠知識的唯一途徑和最高標準。換句話說，凡是不能被實證、被測量、被重複的，就不算是“真的”。於是，神跡被懷疑，啟示被質疑，甚至連禱告、信心、被愛這些屬靈經驗，也被當作心理幻覺看待。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學的高度有效是在一個特定的領域之內。從18世紀到今天，試圖用科學用理性重鑄道德律，構建理想社會的努力毫無例外地都失敗了。但是在19世紀，高等批評運動是信仰史上的一次地震。過去，聖經被看作上帝無誤的話語；而現在，它被當作一部古代文獻，被剖析、懷疑。這對教會是極大的震動——因為如果聖經只是人的話，那麼信仰的根基何在？ 另一個巨變是在社會中，首先是教育領域。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與北美掀起了普及教育與高等學術制度化的浪潮。過去，大學多是由教會創辦、神學主導——像牛津、劍橋、哈佛、耶魯，都以培養牧師為目標。但到19世紀末，大學的核心從“神學”轉向“科學研究”。實驗室取代了禮拜堂成為知識的象徵；“教授”取代“牧師”成為社會尊敬的智者。小學中學也逐漸由國家而不是教會主辦，父母越來越無法勝任教育的任務，而在這些學校中，教育的目標不再是“認識上帝與自我”，而是“掌握自然與社會的規律”。一代代青年在新的教育體系中成長，他們尊敬科學，卻對神學冷漠；他們相信進步，卻懷疑啟示。這讓教會意識到：它已不再壟斷“真理”的語言。工業化讓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教育開放讓她們能讀書、寫作、思考。與此同時，許多女性也成為社會改革與宣教運動的主力。十九世紀的禁酒運動、反奴隸制運動、海外宣教，很多都得到了女性組織的強力推動。許多女性開始質疑：為什麼在教會裡，她們只能聽，卻不能講？為什麼在社會裡，她們管理家庭財政遠勝男性，卻不能投票？教會第一次面對：女性是否只能是侍奉者，而不能是思想與領導的主體。工業革命讓農村人口大量遷入城市。出現了無數漂泊的工人階級——他們沒有家庭根基，沒有時間守主日，也負擔不起教會的捐獻。於是，傳統教會的模式——主日講道、唱詩、奉獻——在工廠區顯得格格不入。許多牧師開始發現：若要傳福音，必須要給人工作、教育、衛生、住房。這催生了社會福音運動（Social Gospel Movement）。牧師不再只講天堂，也講工人宿舍的廁所、孩童的教育、工廠的工時。很多教會從“靈魂拯救者”，轉變為“社會改造者”。19世紀末，印刷與報業的爆炸式增長讓知識民主化。報紙、小說、雜誌充斥市場。真理的解釋權從牧師手中流向公眾輿論。“我聽牧師說”變成“我在報紙上看到”。教會失去了話語壟斷權。這種信息的混雜，讓許多信徒陷入迷惘：到底該信誰？也讓教會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我們還與這個迅速變化的世界有關嗎？ 在這樣的風暴中，教會內部出現了兩條路，兩種應對的方法。第一條路，是“防守”。他們成為後來的“基要主義者”。他們深感時代的潮流正威脅着信仰的根基：高等批評質疑聖經的權威，達爾文進化論挑戰神的創造，自由主義神學淡化罪與救贖的概念，社會改革者只談論人類的進步與自我完善。在他們看來，這些不是無害的思想探索，而是信仰堡壘上的裂縫。因此，他們選擇退回根本——回到那“不可談判的真理”。他們堅信：聖經是上帝的無誤話語；神跡確實發生過；在質疑面前應該更加高舉聖經，他們反對各種新派的解經方法，主張用字面含義來解讀聖經。他們覺得：若聖經的字面真實被放棄，信仰就會崩塌。所以他們寧願被譏笑，也不願妥協。他們像尼希米記里重建城牆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準備戰鬥。他們不喜歡這個眼花繚亂的新世界，想要回到從前那個單純的年代。他們不喜歡這麼多的問題和挑戰，盼望能遠離喧囂，守住純正的信仰。然而，他們的困境在於：當他們為保守真理築起高牆時，也不自覺地隔絕了對話與同理。他們守住了邊界，卻失去了聽眾。第二條路，是“適應”。這些人被稱作“自由神學”或“社會福音派”。 他們認為，若教會只是一味抱殘守缺，終將被時代邊緣化。他們相信，上帝在創造之初就賦予人理性與良知，科學、文化與社會的進步也是上帝普遍啟示的一部分。應當擁抱而不是抗拒。他們說：聖經不是科學教科書，而是信仰的見證與道德指南；它教導我們如何愛神、愛人，而不是告訴我們宇宙的運作公式。他們主張重新解釋聖經，以適應現代人的思想框架。他們同時也關心社會的不公工業化帶來貧富懸殊、童工、酗酒、犯罪與城市貧民窟。他們說：信仰不應只談天堂的得救，也要更新地上的社會。基督徒若只談靈魂，而不關心工人遭遇的飢餓與不公，那福音就失去了愛與憐憫的本質。自由神學派與社會福音運動的目標，是讓福音“繼續有話可說”。他們希望人們看到：信仰不是古老的神話，而是能塑造現代生活的力量。但他們的風險在於：在努力“適應”的過程中，很難把握那個度，有時會淡化罪、悔改與救贖這些信仰的核心，把基督教變成了一種道德理想或社會改革方案。二戰以後，自由派教會曾經非常興盛。但七八十年代開始這些教會迅速衰退。當教會失去了超自然的神這個維度，也就失去了改變生命的特殊力量。教會需要接地氣，但也必須連於天上。不能為了吸引世界把自己變得現代而丟掉世界真正渴望的—那個超越世界的盼望。基要主義和自由神學這兩條路，其實都出於同樣的焦慮——教會如何在現代世界中繼續發展成長？基要派選擇“守住不變”，擔心再退一步，真理就會失守；自由派選擇“與時俱進”，擔心若不更新，信仰就會失聲。他們之間的衝突，或者說，它們各自與身邊世界的衝突，構成了20世紀教會的主旋律，也留下至今仍在繼續的張力。 下面我們就用進化論這個特別的例子來看一下教會對科學，社會，文化巨變的反應。1859年達爾文出版了一本改變世界的書— 物種起源。書里有一句簡單的論斷，震動了西方世界 “所有生命都是在自然選擇的機制下逐漸演化而來的。” 這個想法衝擊了教會長久以來的一個觀點：萬物都是由神直接創造的。其實，“進化”的想法在達爾文之前就已經存在。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知識界就有很多人指出地球的年齡要比教會所說的6千年長得多，生命可能是在漫長的時代中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等到高等逐步發展來的。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謨·達爾文就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但在那個時代，這樣的說法更多是一種哲學幻想或詩意猜測。人們或許覺得有趣，卻沒人能解釋——進化“如何發生”？達爾文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給出了自然選擇這個機制。這讓“進化”第一次擺脫了空想的地位，進入了可以觀察、推理、實驗、驗證的科學領域。同時它表明複雜的結構可以沒有設計，沒有目的，而通過自然選擇這個機制從隨機突變中產生出來。當時的知識界認為神存在最大的證據就是宇宙和生命的複雜性，它暗示着背後一定有一個設計者。達爾文的觀點直接動搖這一原本十分堅固的想法。12年後的1871年，達爾文又出版了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 他在書中指出人類與其他動物有共同祖先，人類的心智和道德也源於漸進的進化。這本書的衝擊就更大了。原本只有生物學家，大學生明白物種起源說的是什麼，但這本書一出，每個大學生的舅舅們也都聽說了達爾文說人是猴子變的。現在進化論挑戰的不僅是創世紀的解釋，而是在挑戰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是神的特別創造這些更基本的神學觀念了。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以來，許多知識分子乃至普通市民，早就被工業革命帶來的“進步”思想所感染——他們相信人類在不斷前進、可以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也有很多人，他們早就不滿於傳統宗教對世界的解釋，想要衝破這個束縛，而達爾文的理論正好迎合了這種心態。為他們提供了一種“理直氣壯”的替代信仰。這其實是進化論在社會上掀起熱潮的真正原因。馬克思對恩格斯說達爾文的著作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自然科學的基礎，階級鬥爭就是生存競爭在社會中的反映。他甚至想把《資本論》第二卷獻給達爾文（後來被達爾文婉拒）。弗洛伊德更加熱情的擁抱進化論，他認為進化論把神從生物學中趕了出去，自己更進一步，把神從人的心靈世界也趕了出去。達爾文、馬克思、弗洛伊德代表了現代世俗思想對傳統信仰的“三大衝擊“世界沒有上帝也能存在（科學）社會沒有上帝也能前進（政治）人心沒有上帝也能解釋（心理）一百多年以後，今天的信徒對這些挑戰有了比較系統和完整的回應，如果大家有興趣，以後有時間我們可以詳細的講，簡單的說，若沒有上帝，世界會失去目的和意義，社會會失去公義的根基，人心會失去安息與方向。但在19世紀，這些衝擊是非常巨大的。 英國是這場風暴的中心。聖公會歷來兼具“信仰傳統”與“理性思考”的雙重特質，許多主教與神學院教授最初強烈反對進化論。他們稱達爾文的理論“危險、不敬虔、破壞道德”。他們擔心社會若接受人來自動物，道德秩序與神聖責任將被推翻。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但糟糕的後果不能成為一個理論對錯的理由。地震的後果很糟糕，但你不能因此就說地震是不會發生的。但同時，另一批聖公會牧師與科學家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科學發現並不會威脅信仰，因為聖經告訴我們“誰創造”，科學只是揭示“如何創造”。最著名的例子是牧師兼生物學家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他在給達爾文的信中寫道：“我不覺得你的理論與信仰相衝突。上帝可以創造若干能夠自我發展演化的生命體，而不必不斷以新的創造來填補祂自己造出的空隙“ 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坦普爾（Frederick Temple），後來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認為科學是上帝的“第二本啟示錄”，自然界的規律本身就是神的智慧。這些開放的聲音，使英國教會沒有滑入對進化論的全面對抗，也為後來的“有神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發展埋下了種子。天主教在當時的反應相對溫和。梵蒂岡並未立即譴責達爾文，但強調“人類的靈魂直接出自上帝”。與英國相比，美國教會的反對更激烈。當進化論傳入美國時，許多教會視之為“來自歐洲的無神論毒素”。大眾媒體把問題簡化地呈現為科學與聖經的對抗。教會開始建立“創造科學”協會、出版反達爾文的小冊，形成了後來“基要主義運動”的思想根源。1859–1900的幾十年間，教會的反應經歷了從震驚 → 分歧 → 重新定位的過程。最初的恐懼，源於擔心信仰失去權威；隨後的爭論，反映出教會內部對於“如何解讀啟示”的不同理解。有些人選擇守住字面真理，有些人選擇重新詮釋文本，也有人嘗試讓信仰與科學成為兩條平行但互補的軌道。

November 9, 2025

2025-11-09【重燃福音熱情的旅程】以斯帖記 4:14–16 – 蕭民牧師

信息大綱 一、像以斯帖一樣回應福音的呼召 二、因禾場的需要而承擔福音的使命 三、在短宣中重燃對福音的熱情 本週金句: 以斯帖記 4 : 14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

【跨越大地的呼召】從威廉·克里到戴德生 – 王嵩 (信仰探討)

今天的題目是跨越大地的呼喚，我們要講幾位影響深遠的宣教士的故事。在介紹19世紀海外宣教的浪潮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18世紀末，歐洲與北美的社會和宗教狀況。首先那是一個革命的時代。美國率先爆發了革命，建立了一個沒有國王也沒有貴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新共和國。美國獨立的官方理由，就像獨立宣言里寫的，是反抗英國的壓迫和暴政，捍衛人民的自由。但如果從實際政治與經濟層面上看，英國對北美殖民地並沒有實行特別嚴苛的壓迫。英國花費了巨大的資源在英法北美戰爭中保護北美殖民地，而殖民地的稅負遠低於英國本土，並且殖民地人民享有有高度自治。美國革命的根本動因並非忍無可忍的反抗，而是創造新世界秩序的信念與野心。北美殖民地社會沒有根深蒂固的貴族階層或教會勢力。人民有土地、有財富、有遠高於英國的教育水平，唯獨缺少構建新社會所需的政治權利。開國元勛們嘴上不講但心裡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們要做大事，完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與社會實驗。 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大事。沒有血統，沒有背景的升斗小民也可以靠誠實勞動建立家園，實現夢想。做大事是那個時代的精神。但是，人人都想做大事的環境，也對教會構成了新的挑戰。當“成就偉業”成為時代的氛圍，信仰的中心就容易從敬拜與順服，轉向功效與成就。如果每個人都在追求改變世界，誰還學習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人人都想做英雄，誰還願意在禱告中安靜、在家庭中服事？時代的熱情雖讓基督徒更積極地參與社會，但也讓“榮耀神”被“成就事業”悄然取代。其次那是一個理性的時代。人們對理性充滿了信心。他們看到科學的巨大成功，可以不用神而解釋自然界的種種奧秘，這使他們相信也能用理性來建立道德與社會秩序。他們試圖不用啟示、不靠信仰，只憑人類的理智與善意，構築一個普世的理想社會——一個沒有迷信、沒有戰爭、沒有壓迫的新世界。這個精神在法國大革命中最為明顯。但他們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理性能開山填海，卻不能馴服人心；能設計制度，卻不能醫治驕傲與貪婪。法國大革命用鮮血證明，人類若沒有超越自我的信仰，理性本身也會成為新的暴君。 革命與理性這兩大趨勢也深刻的影響了教會。 在歐洲，教會被看作專制體制的一部分，成為革命的對象。神跡，復活，基督的神性等核心教義被稀釋，淡化，教會越來越多的行使慈善等社會職能，而不是做為屬靈的團契。在美國，民眾的宗教情感要比歐洲深刻，但在遍地是機會，人人做大事的氛圍里，信仰有了非常多的競爭者，人們的宗教熱情也在逐漸淡薄。 但就像在教會歷史上我們反覆看到的那樣，在危機中，神也仍然在工作。在信仰日漸冷淡的18世紀，神興起了一批不安於現狀的人，為19世紀將要到來的宣教浪潮做準備。 首先是衛斯理兄弟。他們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就和幾個同學組成小組，讀經、禱告、禁食、探訪囚犯、關懷窮人。他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嚴格地執行屬靈操練，凡事講求“方法”每天幾點禱告、幾點讀經；一周幾次禁食；每天反省言行、記錄靈修筆記。其他學生譏笑他們太過拘謹、形式化，便稱他們為 “Methodists”——“那些按方法生活的人”。衛斯理兄弟後來接受了這個稱號，將“Methodist”從嘲諷轉為自豪，標誌着他們有紀律的信仰生活。對他們而言，“method”不是形式主義，而是一種有規則的實踐信仰的生活方式：敬虔不是情緒衝動，來的快，去的也快，而是有計劃、重紀律的生命更新。他們這種重視個人靈修、群體監督、信仰實踐的精神，也成為後來衛理公會的特色。衛斯理兄弟走出教堂，把福音帶到工廠，礦山，街道，監獄，使平民信眾也能得到餵養。他們建立“小組”制度，重視團契生活，彼此守望與信徒關懷。大家不難想象，向紳士淑女傳福音與向礦工牧羊人傳福音需要非常不同的方法。富商和貧民在信仰實踐上面臨的挑戰也很不一樣。以前的教會把90%的精力放在10%的上等人身上，衛斯理兄弟把福音帶回到平民當中，並為他們設計了能幫助他們生命更新的新方法。不僅讓平民了解救恩，也幫他們改掉酗酒，打老婆孩子的毛病，那時工人一般從8，9歲就開始工作，一周工作六天，絕大多數平民沒機會受教育，基本都是文盲，衛理宗利用他們的小組網絡、平信徒講道員制度，在各地工人階層中開設主日學，不僅幫工人識字受教育，更成了傳福音與門訓的起點。訓練了大量平信徒教師與未來宣教士。到今天，主日學已經成了世界性的教會教育制度，而團契和小組也成了教會重要的有機組成。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運動是摩拉維亞弟兄會。他們最早是一批來自捷克的遭受宗教迫害的難民，逃到德國赫恩胡特定居時只有十來個人，後來逐漸增至約 300人左右。並開始在各地植堂。他們全盛時期在全歐洲也不過兩三千人。但是他們在18世紀差派了300多位宣教士去海外宣教。這是個非常令人驚嘆的數字。摩拉維亞弟兄會最大的特色是注重禱告。他們從1727年開始設立24小時不間斷禱告鏈，持續超過100年。成員按年齡與性別分成“兄弟會”“姐妹會”“青年團契”等，定期查經、聚會。教會成員大多是普通農民，沒受過高等教育，所以他們重視心靈經驗多於理性辯證；強調“信心行動”，少講理論，多行愛心。讓人想到國內農村和小鎮中的家庭教會。1735年，約翰·衛斯理赴美傳教失敗返英途中，在海上遇到一群摩拉維亞弟兄。在風暴中，他們鎮定唱詩、不懼死亡，深深震撼了衛斯理——他發現自己雖有神學知識，卻沒有內心確據。後來他在參加摩拉維亞人聚會中，經歷了被他稱為“心被溫暖”的悔改，由此開啟了英國信仰大復興。摩拉維亞弟兄會堅持“信心宣教”的理念——不募款、不靠政府、不依附宗派，只靠禱告與信心——直接影響了後來戴德生及其中國內地會。他們的宣教觀打破了“宣教是神職人員的專利”的觀念，證明平信徒也能被呼召到地極。摩拉維亞宣教士出發前彼此會說一句祝福語，“願羔羊得着祂受苦所配得的賞賜。”成為宣教史上最感人的信仰宣言之一。18世紀中期，當歐洲大部分教會沉迷於討論神學問題、講理性、修教堂，這些平民出身的弟兄們早已踏上了格林蘭的冰原和加勒比海島。他們沒有財富，也沒有後盾，卻靠着禱告、信心和彼此相愛，向全世界證明：宣教不是強者的特權，而是信徒的責任。他們播下的宣教的種子，到了十八世紀末，在英國的一位鞋匠心中萌芽——他的名字叫威廉·克理。他讀到摩拉維亞人的見證，深受感動，說出那句改變歷史的話：“期待神做大事，也為神嘗試大事。” 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教會普遍富裕而冷淡。海外的殖民擴張讓英國成為世界強國，但“福音的擴張”幾乎無人提起。就在這樣的環境里，神揀選了一個最平凡的人——一個鞋匠。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出身貧寒，小時候沒受過什麼教育。他一邊修鞋，一邊自學讀書。作鞋的桌子上，他擺着一本舊聖經和一張他自己手繪的世界地圖。他在地圖上標出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國家，邊工作邊禱告。他在1780年代寫下一本小冊子，書名很長，叫做——《論基督徒使用各樣方法使異教徒得救的義務》。這本書的核心思想非常簡單：“福音的命令是給每一個信徒的，誰都不能袖手旁觀。” 他呼籲成立宣教差會。許多人譏笑他，甚至一位牧師當面說：“年輕人，坐下！當上帝願意拯救異教徒時，祂自會動手，不需要你或我。”但克理沒有因此退縮。1792年，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弟兄成立了浸信會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次年，他帶着妻子和孩子，離開英國，前往印度——那是當時最遙遠、最艱難的宣教工場之一。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反對任何“擾亂當地秩序”的宣教活動，因此他是非法入境者，只能秘密登陸孟加拉附近的桑地帕爾。他沒有錢，沒有團隊，他不會當地語言，也沒有官方許可或支持；因為不能公開傳教，克理在加爾各答附近的印地戈種植園當教師、管家維生；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孟加拉語、梵文，並翻譯聖經。他的信件中寫道：“我似乎被埋在東印度的一片荒野里……若能有一個同工與我一同禱告，我將心滿意足。” 幾年後他學好孟加拉語，準備第一次公開佈道。那天他早早到河邊搭好棚子，結果一個人也沒來。太陽東升西落，他站在空地上，終於忍不住哭了。旁邊的翻譯安慰他說：“今天沒人聽，但神聽見了。”他寫信回英國說：“我們播下種子，也許百年後才開花；但若不播種，花永遠也不會有。” 宣教的生活是困苦的，有時甚至是殘酷的。克里的兒子死於熱病，妻子精神崩潰，家中一片混亂。當克里決定去印度宣教時，多蘿西並不情願——她是個普通農家女，不識字、更不懂外語，且要帶着年幼的孩子。印度炎熱、潮濕、疾病橫行；他們住在貧民區，環境骯髒。她接連失去兩個孩子，長期焦慮、孤獨，周圍沒有女性同伴或牧師長者支持。終於她開始出現幻覺與被害妄想。常大聲辱罵、甚至試圖傷人。1795年後，病情加重，被迫由專人看守；她在精神錯亂中度過餘生（1807年去世）。那個時代的信仰拓荒者們常常在婚姻和家庭上有很多掙扎。約翰·衛斯理的婚姻也非常失敗。講這些絕不是要揭偉人的隱私，也不只是要證明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人成就他的呼召，而是希望幫助大家看到：宣教不是“英雄故事”，而是“代價沉重的順服”。宣教常意味着長年離家、危險、貧困，伴侶無論是分離或同行；如果沒有同樣蒙召，矛盾幾乎必然發生。當時社會期望女性操持家務、服從丈夫；宣教士妻子既要顧家，又要參與事工，身心壓力極大。宣教士把“全然奉獻”視為屬靈美德，有時無意中忽視了“愛家人如己”的責任。當我們奉獻的時候，還是要記得，有些“我的東西”（像我的家人）is not for me to give. 所以今天的宣教一般都主張呼召必須是雙方的，要求夫妻共同確認呼召，教會/差會並要給予心理與婚姻輔導。聖經中“治理好自己的家”（提前3:5）與“往普天下去”並不矛盾。家庭中的愛、接納、犧牲，是最真實的宣教見證。沒有節制與同理，熱心可能成為傷人的火。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看到衛斯理在婚姻上失敗，卻帶來英國大復興；克理家庭破碎，卻開創現代宣教；這些生命印證了保羅的話：“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衛斯理和克里的家庭悲劇給我們留下的功課就是：熱心要有智慧，使命要有人情，順服要有同伴。回到克里的宣教旅程，家庭的破碎讓他極度痛苦，他曾獨自坐在河邊禱告：“主啊，我不再求成功，只求不要被遺棄。”克理的宣教起點，不是榮耀的成就，而是生活的混亂與心靈的孤單。轉機發生在1799年，一批丹麥宣教士抵達印度。他們避居在丹麥屬地塞蘭坡（Serampore），因屬丹麥管轄，英國東印度公司無權干涉。克理隨即搬入塞蘭坡，與他們組成團隊，建立了塞蘭坡宣教中心。克理是語言天才，學會多種印度語言。翻譯或監督翻譯聖經成 孟加拉語、印地語、馬拉地語、旁遮普語、梵文等多種版本；塞蘭坡印刷所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印刷機構，出版聖經、教科書、詞典、新聞。1812年印刷所大火，一夜間燒毀克里二十多年的稿件與設備，他當天晚上禱告說：“神賞賜，神收取；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第二天就開始重寫稿件。 後來，他們創辦塞蘭坡學院接納不同宗派、不同民族的學生；成為亞洲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倡導女性教育、識字運動；積極推動社會改革：與印度學者合作，反對“薩蒂”（寡婦殉葬）制度；呼籲廢除童婚；他也翻譯、印刷印度文學經典，以尊重本地文化的方式傳福音。克里的工作逐漸獲得各國支持，形成廣泛影響。他在印度度過 41年，從未回英國。克理早期幾乎沒有看到成果——他宣講七年，才有第一個歸主的人。但他始終堅持：“我可以不聰明、不成功，但我能堅持。他臨終前說：“當我死後，不要提我的成就，只要說：他是一個愛神的人。” 他在地上的成就也許有限，但他的信心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標誌着教會從理性到順服，從觀望到差派的轉變。 第二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大衛·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他是蘇格蘭人，出身很普通——家裡窮，十二歲就進紡織廠當織布工。但他有一股韌勁：白天織布，晚上自學。他後來考進了格拉斯哥大學，學了醫學、希臘語和神學，立志要成為一名宣教士。一開始，他的目標其實是去中國。可是就在他要出發的時候，鴉片戰爭爆發，所有宣教計劃都被打亂。於是他轉了方向，決定前往非洲。他說：“既然中國的門暫時關上，也許神要我去另一扇門。”1841年，他抵達南非，受倫敦宣教會差派。差會原本只希望他留在邊境地區——教教書、傳傳道，不要跑太遠。但李文斯敦不是那種安於現狀的人。他很快發現，非洲的福音之門很難打開：語言不通、文化隔閡、疾病頻發、部族衝突不斷，還有殘酷的奴隸貿易。他心裡開始想：“如果人們被貧窮、戰爭和奴役困住，他們連聽福音的機會都沒有。若我能醫治他們的身體，或帶來新的道路，就能更容易接觸他們的心。”於是他決定走進內陸，去為福音找一條路。這就是他探險的開始。在漫長的跋涉中，他不斷做筆記——記錄河流的流向、氣候、動植物、部落風俗、貿易路線，甚至奴隸販運的情形。這些資料後來引起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注意。他們為他提供地圖和儀器，資助他繼續探索。就這樣，一個原本只想傳福音的醫生，慢慢成了學術界承認的地理探險家。但李文斯敦自己從不認這個頭銜。他說：“我不是探險家，只是一個傳道人——被環境逼成了探險者。”1855年，他發現並命名了維多利亞瀑布，首次繪出了贊比西河流域和中部非洲的水系圖。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看到的奴隸貿易的殘酷現實公開告訴歐洲人——震動了整個社會。後來他寫成一本書，叫《南非宣教旅行與研究》，一出版就在歐洲引起轟動——成了當時的暢銷書。對李文斯敦來說，地理學不是為了榮譽，也不是為了科學，而是服事宣教的工具。他相信道路、貿易、教育和福音可以一起改變非洲。他把這個願景概括成“非洲的三C使命——Christianity（基督教）、Commerce（商業）、Civilization（文明）。”他希望非洲不再是被掠奪的土地，而是一個有尊嚴、能與世界並肩的夥伴。而他的足跡，也真的在那片大陸上，為後來的宣教士開出了一條“通往心靈的道路”。在一次探訪部落途中，他試圖保護村民免受一頭獅子攻擊，結果被獅子撲倒，右臂嚴重骨折。雖然後來治癒，但手臂再也抬不高。他常用這隻僵硬的手對學生開玩笑說：“神讓我記得——力量不在我的臂膀，而在祂的手中。”1866年利文斯頓出發去尋找尼羅河的源頭，然後就徹底消失了。沒有信件、沒有消息——彷彿被非洲吞沒。整整五年，歐洲各地的報紙都在猜測：“他是不是死了？”其實他沒有死，而是在貧窮和疾病中繼續他的服事。1869年聖誕節，李文斯敦獨自在帳篷中，身體虛弱、沒有食物，但他仍點燃一根蠟燭，唱起聖詩《普世歡騰》。他寫在日記里：“我在荒野中獨唱，但基督在我心裡，比千人合唱更響亮。”直到1871年，一位年輕的記者史坦利，奉《紐約先驅報》之命，前往非洲尋找他。史坦利歷經千辛萬苦，穿越雨林、沼澤與部族領地，終於在坦桑尼亞的烏吉吉湖畔，看見一個滿臉鬍鬚、身着破舊外衣的老人——正舉着地圖與筆記本。史坦利走上前去，微微鞠躬，說出了那句後來載入史冊的話：“Dr. Livingstone, I presume?”（“李文斯敦博士，我想是您吧？”） 史坦利記錄到“他身披破衣，但目光平靜如晨星。” 李文斯敦拒絕回歐洲安享晚年，他說：“我必須完成神託付我的路。”兩年後，他在贊比亞一間簡陋的小屋裡跪着禱告時安然去世。當地的僕人忠心地把他的心臟葬在非洲，把遺體送回英國。他的棺木安放在西敏寺，而墓碑上刻着一句話：“他在這裡安息，但他的心永遠在非洲。” 李文斯敦並沒有“發現非洲”，他發現的是——信仰能讓人走進未知、超越恐懼和艱險。當1870年代世界在努力尋找他時，其實是在尋找一種失落已久的精神和勇氣——那種以愛為指引的信仰的勇氣。李文斯敦點燃了非洲宣教與人道運動的熱潮。到十九世紀末，非洲幾乎所有主要地區都設立了宣教站。他也改變了歐洲公眾對非洲的看法。非洲不再只是“黑暗”“野蠻”和神秘，而是一片“被苦難籠罩的人類土地”是一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愛的鄰舍”。 第三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的一個虔誠衛理宗家庭。從幼年起，就常見父母為中國禱告——這在他心中埋下“去中國”的種子。17歲時，他到一家銀行擔任學徒，進入一個更“世俗”“更自由”的環境。周圍的年輕人追求享樂、譏諷信仰，他也開始動搖。他後來坦白說：“我那時並不否認神，只是不想要一個管我的神。”當他在靈性上遠離神的同時，他的母親一直在為他禱告。1849年有一次天，在外地探親的母親突然有強烈感動要為兒子禱告。她回憶說：“那天我關上房門，禱告了幾個小時，直到心裡忽然感到一種從神而來的確據。“主已經聽了我的禱告。我的兒子必得救。”同一天，戴德生在銀行宿舍里感到身體不適。他無聊地在書架上翻找讀物，想打發時間。無意中，他拿到一本小冊子——封面上寫着：《已成之工》（It is Finished）。這本小冊子講述的正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話：“成了。”（約翰福音19:30）他本來只是想隨便翻翻，但越讀越被吸引，最後讀到那句經文時，他心裡猛然一震。他後來回憶：“我忽然明白——基督已經完成了一切，不需要我再去‘掙扎’或‘配得’。我只要接受祂，就得了救恩。”他立刻跪下禱告，把生命交給主。他寫道：“那一刻，我的眼淚止不住。陽光照進房間，我彷彿看見天也亮了。”幾天後，他寫信告訴母親自己歸信的消息。母親回信時說：“那天我為你禱告的時刻，正是你決志的時刻。”堅定信仰的戴德生開始自學中文、醫學與藥學，操練簡樸生活，以預備將來的艱苦環境。那時他住在倫敦簡陋的閣樓里。有一次，房東上門收房租，而他口袋裡只剩一枚銀幣。他禱告：“主啊，若這是禰的事，禰必負責。”當天夜裡，一位病人求他上門看病——病人窮得什麼也付不起。戴德生掙扎許久，最後把那枚僅有的銀幣放進那人手中。他回家後心裡平安。第二天早晨，郵差送來一封信，裡面有一枚金鎊——是十倍的房租。他後來寫道：“那天我學到：神不是我的最後一個選擇，而是我的第一個供應者。1854年戴德生受倫敦宣教會派遣，來到中國。途中遇上大風暴，船幾乎翻覆。“浪打到甲板上，水手絕望地喊叫。他心中也有恐懼，但想起主在加利利海上的一句話——‘不要怕，是我。’他就在狂風中跪下禱告。”風暴過後，他的同船乘客驚訝地說：“年輕人，你真鎮定。”戴德生回答：“不是我鎮定，而是我認識那位掌管風海的主。” 然而火一般的熱情很快就遇到了現實的冰冷。英國與中國剛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外國人在沿海城市普遍被敵視；宣教士之間教派林立、相互批評；他在街上發傳單，講道，毫無果效。他在信里寫到我來到一個不懂我語言的地方，而我也不懂他們的心。理想中的“偉大復興”根本沒有發生。而身邊的宣教士之間存在嚴重分歧：有人重翻譯，有人重教育；多數人留在通商口岸，不願冒險深入內地；生活方式偏向舒適，僱傭僕人、住洋樓。戴德生主張簡樸生活。他寫信說：“我們來傳十字架，卻住得比商人更安逸。” 1860年，他與倫敦宣教會正式脫離關係，成了無派別、無支援的自由宣教士——幾乎孤身一人。由於差會支持中斷，他完全靠信心生活，多次食不果腹。介紹戴德生的文章里都喜歡講他全憑信心的生活，而神也屢次行神跡，讓他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得到資助。這些都是事實，但神不是順豐快遞。不是你吃完最後一粒米，神就馬上差人送來一袋新的。他實際上挨過很多次餓。也患上過痢疾與熱病，數次病危；上海的外國人認為他瘋了：“一個英國年輕人，穿中國衣，住貧民屋，吃鹹菜傳教？” 他寫道：“我常在病中禱告求死，卻又被提醒：若神要我活，就要我繼續順服。” 1858年他娶了瑪麗·瓊斯，她是宣教士之女；兩人同心，但生活貧困、五個孩子先後夭折，當時正是太平天國動亂，他們常被迫搬家、避亂。有一次他們在寧波，家中還收留了幾位中國信徒，半夜外面暴民喊“燒洋鬼子屋”戴德生忙着收拾手稿、藥品和聖經。讓妻子先從後窗逃走。瑪麗懷中抱着幼兒，腳下一滑，從窗檯跳下時扭傷腳踝。她忍痛跟隨丈夫穿過黑暗的小巷，逃到城外避難。第二天清晨局勢平息，才返回被洗劫一空的住所。瑪麗的腳傷留下了後遺症，長期行走疼痛。但她從未以此埋怨，反而說：“若這點傷痕能讓我記得主的手掌，也就值得。”但長期的過度勞累使戴德生患上失眠，缺乏同工，傳福音沒有果效使他精神幾近崩潰；1860年他回英國養病，願意是要徹底放棄。他說：“我已經儘力，卻什麼也沒成就。”在英國期間，他整理中文聖經、出版《中國的靈魂呼聲》小冊子，這讓他重新看見中國內地的屬靈需要。1865年的一天，他獨自在布萊頓海邊散步，看見海邊人潮熙來攘往，心中突然湧出強烈的感動：“他們有人傳福音，而那遙遠的中國有幾億靈魂從未聽過一次福音。”他坐在沙灘上流淚禱告：“主啊，差遣我去！差遣我去中國內地！”那天，他和妻子瑪麗分享說：“我已決意順服呼召，無論代價如何。” 他在禱告筆記上寫下願望：“願主賜我24位同工，共赴中國18省。”不久，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正式成立。核心理念是——“以信心生活，不靠募款；以各宗派聯合，不分教派。”內地會不依賴差會發固定薪水，完全靠信心；宣教士穿本地服飾、學習方言；鼓勵女性與平信徒參與；重視禱告與團體生活。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們堅持穿長袍、留辮子，學習方言、尊重中國的禮儀習俗。實踐保羅所說，我向什麼人傳就做什麼人。有的宣教士覺得他“丟臉”，連小孩都指着他笑。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一個英國水手沖他大喊：“假中國佬！”他笑着說：“我若能因此多贏得一個靈魂，這點羞辱算得了什麼？”他後來寫信給母親：“我若要傳道給中國人，就要像他們一樣生活。基督若來中國，也必穿上他們的衣服。” “若中國人必須先成為英國人才能成為基督徒，我們就傳錯了福音。”這種“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後來成為全球宣教理論的核心。1870年，他的妻子瑪麗患病去世，年僅33歲，瑪麗與克里，衛斯理的妻子們不同，她是戴德生真正的同工和靈魂的伴侶。在戴德生最失敗消沉的年代，支持鼓勵了他。戴德生在信中寫道，她去世前仍然寧靜、喜樂，不斷勸慰周圍人。“我親愛的瑪麗用她的最後氣息告訴我：‘親愛的，我們若忠心，主必看顧我們的孩子。’” 墓碑上刻着《詩篇46篇》的話：“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當地中國信徒親手立碑，稱她為：“戴夫人——敬畏上帝的女子，愛中國如己。”她去世後，戴德生在她的墳旁靜坐良久，最後起身對同工說：“她先我而去，但神的工作不能停。” 他在信中寫道：我們共同播下的淚，將結出他日的果實。幾十年後，當他在湖南，看到一群中國信徒唱詩，他流淚說：“瑪麗沒有白死。我們的眼淚變成了他們的歌聲。”1865年，戴德生在為中國內地會建立奔走時，講出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不會留下一條不給給中國。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部支取。不，不是為中國，而是為基督”這是他人生最真實的寫照，他後來四十年都在用生命實現它。1905年，73歲的戴德生最後一次回到中國。他已滿頭白髮，步履蹣跚，但他堅持要“再看一次長江”。有人問：“泰勒先生，您一生為中國犧牲了這麼多，是否值得？”他於是重複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我仍願都獻給中國。那時他已經失去了妻子、同工、健康，但仍在說同樣的話——不再是宣言，而是回望：是被時間印證的信心。 這三位宣教士帶出了三個關於信心的主題：克理：信心起於卑微——神能用平凡的人改變世界。李文斯敦：信心行於荒野——孤單的路上也有主的同在。戴德生：信心成於順服——不靠金錢權力，只靠那呼召人的神。 宣教的故事並不只是關於遠方的國度的一些傳奇，而是關於人心能否在軟弱與失敗中，仍然信靠那位呼召他們的神。從威廉·克理到李文斯敦到戴德生，從印度到非洲到中國，這些宣教士用生命寫下的，不是成功的傳記，而是一首首關於順服的詩歌。

November 5, 2025

2025-11-02【你的人生交給誰 ? — 米利都重要的人生功課】使徒行傳 20:17-38 – 陳堯健牧師

信息大綱 I. 忠心見證所信的福音 (vv. 18-24) — 重新認識神恩惠的福音 II. 警醒守護所愛的教會 (vv. 25-31) — 盡力實踐神全備的旨意 III. 勇敢活出所望的生命 (vv. 32-38) — 更多經歷施比受更有福 本週金句: 使徒行傳 20: 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 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 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November 2, 2025

2025-10-26【同 行 有 辣— 「同心同行」系列之辣後回甘的喜樂與堅固】使徒行傳 15:1-35 – 陳堯健牧師

信息大綱 I. 衝突的辣源 — 關乎教會存續的危機 (v. 1-5) II. 止辣的關鍵 — 化解辣味的屬天智慧 (v. 6-21) III. 辣後的回甘 — 合一中的喜樂與堅固 (v. 22-35) 本週金句: 使徒行傳 15:11 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 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

October 27, 2025

2025-10-19【同 行 有 苦 — 同心同行系列之罪中之苦】使徒行傳 5:1-11 – 陳堯健牧師

信息大綱 I. 哪裡苦? II. 為何苦? III. 我們，苦嗎? — 我們可以不苦 本週金句: 詩篇 119: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 禰的律例。

October 20, 2025

【奮興與理性】從薩佛納羅拉和皮科講起 – 王嵩 (信仰探討)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奮興與理性， Revival and Reason, 這兩者可以算是近500年來基督教發展的兩條腿。教會得以站立和前進都離不開這兩條腿的平衡與互動。奮興讓信仰回到起初的火熱與純真，使冰冷的教義重新有了生命，使個人與群體重新經歷神的同在。理性則幫助信仰不斷思考與澄清，使教會在面對文化、科學與哲學的挑戰時，能夠有理有據地回應，避免了陷入盲目的狂熱與迷信。這兩者不是彼此對立的，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奮興給理性以力量，理性幫助奮興糾正方向。但在教會歷史上，我們也看到它們之間的張力，偏重一面的基督徒間彼此衝突。當熱情失去理性時，信仰容易走向極端；當理性失去熱情時，信仰又會變得冰冷。今天我們要透過兩位宗教改革前夕的人物，兩個非常不可能成為朋友的朋友——薩佛納羅拉與皮科——來認識這兩大傳統如何並行，也如何影響此後五百年的教會。 教會發展到15世紀末，已經成為一個塑造歐洲社會的決定性力量。它把從俄羅斯到愛爾蘭，從冰島到西班牙的廣大地區統一在一個信仰文化之下。教會為征戰不休的歐洲社會提供了穩定性，行使着地方政府的實際職能，也成了學術，教育的中心。但到了這個時候，教會也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我這裡列出了兩組問題，一組是一位天主教學者總結的，一組是一位新教學者總結的 神學：失去了批判性，與現實脫節，聖經研究成了證明教會正確的工具，而不是獲得正確認識的源頭 禮儀：成了神職人員的表演而不是民眾的參與。聖人崇拜，朝聖，贖罪等敬虔的行動目標是避免懲罰而不是建立與基督的關係，信仰成了另一種功利主義。 政治：教皇越來越成為一個政治人物，只是眾多權力掮客中的一員。教皇的軍隊也與其他軍隊一起為搶地盤大打出手。 教會：層級結構建立了一個類似世俗的等級制度。底層民眾被剝奪了權利，被邊緣化。神職人員的腐敗問題也隨之而來。 對行為的強調模糊了得救的途徑 教皇和教會權威高於聖經 腐敗並捲入政治 否認普通人可以直接與聖經和上帝建立聯繫 我們談到教會的腐敗，常常想到的是主教貪污錢財，包養小三這類道德腐敗。其實一個更嚴重的腐敗是教會，神職人員沒有做自己的工作。主教從來沒去過自己的教區，神父不認識自己的教民，教會沒有教育，宣教，沒有安慰關懷。普通信眾對教義缺乏基本認識，迷信蔓延。 任何對信仰認真的人都會同意，大規模的徹底的改革已經不可避免。實際上在馬丁路德之前，很多人已經開始提出路德提出的那些意見，開始在教會內部做改革的努力。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今天的兩位主人公，帶到15世紀末的佛羅倫薩。 1497年春天的一個深夜，一群人偷偷潛入佛羅倫薩百花大教堂，薩佛納羅拉講道的地方，他們把人的糞便塗在講台附近，把一頭死驢放在講台上，最後把釘子倒釘在桌面上，期待薩佛納羅拉在清理完所有污穢，開始講道時，會比平時更加憤怒的拍桌子，從而被釘子刺傷。你肯定會想，這是個什麼樣的人，會激起別人如此的憤恨。 如果你生活在15世紀的佛羅倫薩，我保證你會對他有強烈的好惡。沒有人會對他無動於衷。薩佛納羅拉是道明會的修士。道明會的宗旨是傳播福音，除滅異端。他身材矮小貌不驚人，但渾身散發著強大氣場。他講道時常常有一萬五千人來聽。那可是個沒有麥克風的年代。簡單地說，薩使很多人確信他是一位先知，他和上帝之間有熱線電話。而薩也對佛羅倫薩也有一個非常清晰的信息。1494年法國軍隊入侵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實際統治者美第奇家族不戰而降，引起市民們的憤怒。一群反對美第奇的富商聯合人民趕走了美第奇家族，宣布佛羅倫薩成為一個真正人民共和國。薩佛納羅拉抓住了這個機會，要把佛羅倫薩改造成新耶路撒冷，人民不需要君主，教皇告訴他們怎麼做，而是完全按照聖經的標準來過悔改，簡樸，聖潔的生活。教會根除腐敗，恢復屬靈的純正，社會上要禁止賭博，淫亂，酗酒，孩童和青年要成為道德警察，提醒成人守規矩。要清除會敗壞人心的藝術品，飾物，書籍。薩像舊約先知一樣毫不懼怕權貴和君王。他嚴厲地批評教皇亞歷山大六世，養情婦，生私生子，夜夜笙歌的腐朽生活。他同樣批評文藝復興藝術家助長享樂和肉慾，批評人本主義學者高抬哲學，古典學問，凌駕於聖經之上。薩自己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他並不反對知識，反對藝術，但是他反對一切讓人遠離神的東西。在他20歲加入道明修會時，寫信給父親說我要生活的像一個有理性的人，而不是只跟隨情慾的動物。所以他不是個狂熱的宗教瘋子，而是個注重理性的人。只是對他來說理性必須為神服務。他在佛羅倫薩宣講神的審判，說神留給人的時間不多了，每個人必須拋棄原先奢華罪孽的生活，轉向神。他的講道非常有能力，可以點燃聽眾心中的火焰。很多人聽了他的道，把自己的貂皮大衣，珠寶首飾，書籍繪畫都扔在廣場中心，虛榮之火。佛羅倫薩是歐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是文藝復興的中心，是歐洲最好的學者討論哲學科學的場所。就像今天的紐約波士頓，以常理而論，是這一類宗教狂熱最不可能發生的地方。但它確確實實的發生了。大畫家波提切利以畫希臘神話女神著名，他被薩深深打動，燒了自己的畫，主動回到更神聖的主題，兒童成群結隊在街上唱聖詩，搜尋虛榮品。歐洲最世俗的城市看起來變成了屬靈復興的中心。讓我們先停在這裡，回過頭去看一下皮科。 喬萬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比薩小11歲，但成名更早。他身高185，非常魁武。人極其聰慧，14歲入博洛尼亞大學學法律。然後一直在歐洲各地遊學。他能講7種語言。包括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是個典型的文藝復興學者。文藝復興的一個核心精神是回到本源，不僅是繪畫雕塑哲學要回到古希臘羅馬的本源，讀聖經也是如此。1453年土耳其人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的學者西遷帶來了原文聖經。人們開始質疑拉丁譯本和教會的教導。 皮科立志要寫一本書，把所有人類知識歸納為900多條普遍的真理。他認為教會擁有真理，但並不壟斷真理。在教會之外聖經之外也有真理。這在15世紀是個革命性的想法。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一切真理或者說一切重要的真理都在教會以內。而對於聖經，信仰，道德判斷的一切問題，最終權威在羅馬教廷，異端審判與焚書制度正是這種思想壟斷的體現。說“教會不壟斷真理，真理不必通過教會才能被認識”——這是一種對權威的根本性挑戰。他認為神的智慧是普遍的，在各種文明、哲學與宗教中都有反映，柏拉圖哲學、亞里士多德邏輯、猶太卡巴拉、伊斯蘭神秘思想，都是人類以不同方式接近真理的努力。他希望把這些“片段的真理”匯聚在一起，展示出神在全人類歷史中的普遍啟示。教會是神啟示的中心，卻不是神啟示的邊界。皮科認為人是神所創造萬物之中唯一擁有理性和自由意志並可以用之提高自己的生物。所以學習是人的第一要務。唯有不斷學習，思考，善用自由意志，人才可以實現凈化靈魂的目的。他的理想是：通過哲學與神學的對話，實現知識與信仰的統一。他認為自己不是異端不是什麼人本主義者，但教皇不這麼看，他組織了一批教會的學者審查了皮科的書，並把它定為異端。皮科只好流亡到佛羅倫薩。他介紹薩佛納羅拉來到佛羅倫薩，因為他被薩的講道深深打動。這是兩個非常不同的人。皮科相信我們應該廣泛學習各文化的智慧以成為最好的自己，我們只能追求真理，不能壟斷真理。薩相信世界上充滿了假先知和肉體眼目情慾的誘惑，而他絕對壟斷真理。但是皮科被薩的敬虔，他的教導深深打動以至於想要加入修會，把自己的財產捐給薩的修道院。薩觸動了皮科心中那個我們說不清楚，幾千年來的神學家也沒能描述解釋明白的東西。我們暫且稱之為宗教情結。它不是人念了多少書，進行了多麼深入的思考後得到的，它好像原來就在那裡，它可以被各種方式喚醒，讓我們的心靈和那個遠超我們個人和世界的神建立連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它。而它一旦被喚醒會迸發出巨大的力量改變我們，改變社會。 兩個人都相信人們不需要君王，教皇，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獲得真理。兩人都認為教會需要改革，要根除腐敗，要在道德上潔凈，要回歸本源。這些也是宗教改革的先聲。但是兩個人的結局都很不好，皮科1494年31歲就突然去世，很可能是被人下了毒。薩主持了他的葬禮。4年以後，教皇宣布薩為異端，將他開除出教，公開號召處死薩。很多佛羅倫薩市民沒有了酒吧和賭場也開始對薩越來越不滿。4月8日，一群人襲擊了修道院，抓走了薩和另兩位修士。三人都遭遇長達數周的酷刑，最後在當初點燃“虛榮之火”的廣場被處以絞刑並焚屍。我們現在可能感到很吃驚，那時人們會用如此極端和暴力的方式對待皮科和薩這樣兩個手無寸鐵的人。但在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思想（ideas）常常被視為是具有爆炸性的危險力量。那是一個信仰、政治、社會秩序緊密交織的時代——思想不只是個人觀點，而是對整個社會架構的挑戰。一個新的觀念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政治革命、甚至靈魂的“失序”。因此當局往往以火刑、流放、禁書的方式“撲滅思想”，而在他們的眼中，這是一種“防火措施”，不是殘暴，而是維穩。現代社會的思想自由，其實依賴於社會的法治、學術制度、輿論空間的種種規則和調控。這些正是在前人付出重大犧牲後慢慢發展出來的。而它們其實也很脆弱，不要覺得我們永遠不會回到政府和社會禁書，禁言，關押異見分子的黑暗時代。 薩和皮科這兩人代表着人們宗教情感和實踐的兩個最重要的方面：薩所代表的是奮興主義的一面，他呼籲人們回到基督信仰的最純凈的核心，去除一切阻礙敬虔的情慾，享樂，虛榮，他的信仰像烈火一樣燃燒，帶着審判的力量，也帶着凈化的渴望。皮科所代表的是理性主義的一面，他相信人藉着理性與思辨，可以理解神所設立的秩序與智慧。他的信仰像清水一樣流動，寧靜、透明，卻也有深不可測的力量。從這兩人身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兩個傳統的一些特徵：奮興主義代表着信仰的激情和純粹，它呼喚人回到最單純的信仰狀態——像孩子一樣信靠，像殉道者一樣忠誠。它追求的是一種毫不分心的專註，一種“忘記背後，努力向前，向著標杆直跑”的決心。因為單純，所以能夠全然投入；因為要完全，所以不容妥協。奮興的火點燃悔改的心，喚醒麻木的靈魂，讓人重新感受到信仰的真實與力量。但同樣的火，也可能灼傷人——當熱情缺乏理性約束時，信仰就容易滑向狂熱與專制。而理性主義代表着信仰的寬度和深度，它不滿足於盲目的熱情，而渴望理解神在創造中的智慧、在歷史中的作為。理性主義者相信，真理不怕探問，信仰可以經得起思考。他們追求的是那種在理解中生出的敬畏——不是情感的高漲，而是理智的謙卑。因為有寬度，所以注重寬容：他們看到真理的多面性，也看到人的有限；因為要理解，所以更加清醒與溫和。理性讓信仰能夠與文化、科學、哲學對話，讓基督教不被世界的變化所吞噬，而能與時代同行。但如果理性走得太遠，信仰也可能失去熱度，變得冷漠、抽象、無力感動人心。正如火需要水來節制，水也需要火來加熱——激情與理性並非敵對，而是信仰得以成長的兩種力量。火提醒我們信仰不只是思想，水提醒我們信仰不能盲目。當這兩股力量能夠彼此調和，教會就能既充滿熱情，又有深度；既能燃燒，又能持久——那才是成熟而穩健的信仰。 薩佛納羅拉代表的奮興主義在後代的一個代表是發源於英國，並深刻影響了英美兩國歷史的清教徒運動。志雄以前講過，宗教改革時期，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為了離婚娶新娘生兒子，與羅馬教廷決裂，加入了新教陣營。是為英國國教。英國國教會保留了不少天主教傳統。尤其是主教制度和宗教禮儀方面。清教徒（Puritans）認為改革不夠完全，想要使教會更純潔（purified），強調個人要悔改、聖潔、重生。社會要因信仰而更新。清教徒追求簡樸生活，推崇 勤勉和節制，反對奢侈、賭博、舞蹈、戲劇等娛樂。後世人們對清教徒有一個刻板的印象，覺得他們kill-joy, 掃興。有個流傳很廣的話，清教徒是一群唯恐天下有人快樂的人。但事實上，清教徒並不是禁欲主義者，他們反對娛樂，做道德警察的熱情遠比不上後來的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清教徒只是反對虛浮、放縱、與神無關的快樂。真正的喜樂來自於心靈的平安、與神和好的關係、家庭的和睦、誠實的勞動與群體的團契。但清教徒確實對屬靈狀況與罪的自覺極為敏感。他們不斷地省察自己的動機、思想、情感，擔心在無意中得罪神。現代人可能覺得這太過了，整天想着自己的罪，這日子還怎麼過？清教徒也不覺得這樣特別爽，但他們相信比總是思想自己的罪更糟糕的是犯罪的時候什麼都不想，什麼都感受不到。我們了解清教徒的鑰匙是他們的加爾文主義的救恩論：他們相信得救與否全在神的預定和揀選。人的行為、功德、意志都不能改變神的決定。這在實際生活中給信徒帶來深刻的焦慮。人們渴望得救，但無法做任何事來增加得救的機率，於是他們轉而尋找“被揀選的證據”。我是不是有重生的經歷，我有沒有感受到聖靈的內住，他們相信善行，服事都是揀選的標誌。這使他們在工作、家庭、社會中極度認真、勤勉、剋制——形成後來被稱為“清教徒工作倫理（Puritan Work Ethic）”的精神。 清教徒的改革訴求得不到王室和國教教會的支持，並被限制出任教職，公職，因此一部分人決定前往美洲，不是逃避暴力迫害，而是為了建立一個能自由實行信仰理想的“新耶路撒冷“。所以Pilgrim不是躲避迫害的逃亡者，而是追求宗教理想的開拓者。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五月花號”抵達新英格蘭，30年代，更大批“清教徒”移居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的名言：“我們要成為山上的城，讓世人都看見。” 他們實行公理制（Congregational polity）每個地方教會完全獨立自治，不受主教或宗派機構約束。強調信徒共同的“契約”（covenant），以聖經為唯一權威。公理會不僅是宗教組織，更是社會與政治秩序的核心。教會與市政緊密結合：只有教會成員才能參與政治投票。只有有重生經歷的人才能加入教會。教會推動教育：1636年創辦哈佛學院，培養屬靈與學術領袖。屬靈熱情高漲。但用今天的標準來看，他們並不寬容。清教徒承認信仰不能強迫，不能用武力來讓人相信，但他們對不信的人和信的不對的人毫不留情。但第二代移民子孫不像第一代那樣火熱。1662允許未經歷“重生”的第二代受洗，部分加入教會。意圖保留社會統一，但也導致屬靈標準下降。隨着商業發展與殖民地擴展，社會逐漸遠離初代清教徒的屬靈嚴格。到18世紀初屬靈熱情下降，信仰變得形式化。1730-40喬納森·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喬治·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等帶領有了北美第一次大覺醒，特點是佈道熱烈感人，常引發群眾哭泣、悔改、情感爆發。強調“心靈的宗教”，重視個人與神的直接關係，而非形式禮儀。反對信仰的理性化，主張真實的屬靈經歷。這一次復興的時間不長，到獨立戰爭前夜，北美周日去教堂禮拜的比例又非常低了。19世紀初，有了第二次大覺醒，這一次帶來更群眾化，更廣泛的復興運動，不是依賴於少數幾個著名佈道家。出現了一些新的方式，如福音營，培靈會，禱告會，音樂敬拜，公開悔改，比第一次大覺醒更民主、開放、實用：人人都能悔改、傳道。從加爾文主義“預定論”轉向強調人的自由意志與行動。推動了宣教、慈善、社會改革（如廢奴、禁酒，女權）。 而在英國，清教徒運動有一個非常不同的劇情。查理一世時期，國王加強了對清教徒的打壓，清教徒與王權衝突升級，成為導致英國內戰的重要原因。在內戰期間，議會軍中，清教徒的宗教熱情成為士氣核心，議會軍的統帥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本人就是清教徒。1649年查理一世被處決，英格蘭成為共和國。清教徒掌握主導，在社會上推行清教道德規範：禁止戲劇、嚴格守主日、節制娛樂。這是清教徒政治影響力的頂點，但也因過度嚴格而引起普通民眾的反感。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要求所有牧師遵守國教禮儀，約2000名清教牧師拒絕而被逐出。清教徒在英國開始邊緣化。英國的共和國時期是新教全面掌握國家政權的一個實例。今天的教會中，我們仍常聽到要讓美國恢復基督教為本的國家的呼聲。英國共和國時期的清教徒把屬靈復興的理想推向政治實踐，以聖經為準則重塑整個國家的努力是個很有意義的前車之鑒。他們改革了教會制度，廢除了主教制，教會開始由長老和公會自治；取消了公禱書，取而代之的是簡潔禱告與講道，以聖經為唯一權威。目標是消除儀式化宗教，恢復“純正”信仰。但取消了自上而下的權威後，各種新派想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取消了錯誤的權威並不保證信仰的純正。在社會層面，清教徒政府試圖建立“聖經化社會”。關閉劇院、禁止舞蹈、賭博、斗熊、聖誕節慶祝，周日禁止商業與娛樂活動，成立“道德委員會”監督風俗、懲治通姦與酗酒，鼓勵聖經教育與識字；嚴格審查出版物。這些政策走在了多數民眾的前面，民眾普遍感到厭倦：生活太“灰暗”、太壓抑，缺乏歡樂。人民感到被壓迫，復興變成了枷鎖。所以克倫威爾一死，查理二世復辟，立即恢復英國國教制度。清教徒政策被全面推翻。這段歷史給我們不少教訓：屬靈奮興常常是個人的，小群體的。一旦進入國家機器，就必須轉化為律法與行政命令，一方面屬靈熱情往往因此枯竭。另一方面民眾沒有準備好，信仰變成了壓抑而不是喜樂和自由。屬靈火熱無法長期以政治制度維繫——這正是復興主義的結構性限制。一個信徒理想中的基督教共和國是否有可能建成，其實是有很大疑問的。但是清教徒運動在英美文明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他們大力推動教育，他們的讀經傳統形成了英國與新英格蘭高識字率與學術氛圍。工作被視為榮耀神的呼召，不是謀生的手段。勤勉、節制、責任、守信成為美德。後來被馬克斯·韋伯稱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宗教根源。清教徒相信人與神、人與人之間都立約，社會是一個信仰共同體，而非權力統治關係。這種契約觀成為社會信任與自治的基礎。推動形成了西方社會中“公民德性”與“良心監督”的傳統。塑造了英美的公共倫理。推動了反專制與有限政府思想。比如《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體現“政府來自人民同意”的理念。 皮科所代表的理性主義傳統在後世的一個代表是啟蒙運動時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如笛卡爾，萊布尼茨，洛克。就像提到宗教改革運動，人們往往以為這只是新教徒發起的改革運動。但實際上天主教內部的改革也是宗教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同樣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同樣的，一提到啟蒙運動，人們往往以為這只是無神論者發起的反抗宗教束縛的思想運動。但實際上基督教思想家也積極地參與啟蒙運動，並深刻地影響了教會和整個社會的發展。 宗教改革後的100多年裡，歐洲發生了多次宗教衝突和戰爭，法國天主教暴民屠殺新教會眾，英國清教徒砍了傾向天主教的國王的頭，新教荷蘭與天主教西班牙打了80年獨立戰爭。德國天主教和新教的爭鬥最後發展成席捲整個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中歐人口減少30%。在這種背景下，啟蒙運動思想家們開始倡導宗教寬容。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是約翰洛克。他在1689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論宗教寬容” 主張宗教爭端不應該在戰場上用火槍和刺刀解決，也不應該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解決。信仰不能被強迫；信心是心靈與神之間的事。國家權力只管外在秩序，不能干涉良心。洛克指出：宗教上的一些分歧有時是無法消除的。不可能證明某個信仰是錯誤的。可能證明某些想法是錯誤的。這是個事實，但教會和信徒如何應對這個事實，人們有了不同看法。洛克認為既然人們無法消除教義這些大問題上的分歧，就沒必要浪費時間在教義爭執上面，而應該注重內在道德與良心的自由。洛克認為基督教的真義不在於使徒信經上這一條條的教義而在新約中闡述的道德準則，耶穌所傳講的愛，舍己，和寬恕。這是基督教理性主義傳統進入啟蒙時代後的一次關鍵轉向。從奧古斯丁的以信心求理解轉為用理性評估信仰。洛克的思想奠定了後來自由派神學輕教義，重道德，輕神跡，重經驗，輕神學爭論，重社會實踐的基調。把信仰的重心從啟示與救贖轉向理性與道德。但是這個轉變也帶來一些問題：首先基督教的核心不是道德而是救贖，基督教倫理是建立在人的墮落和神的救贖基礎上的。洛克與後來的康德都希望把這些神學教義拿開，用理性來建立道德律，卻繞不開一個根本問題：理性無法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如果沒有超越性的源頭（神），道德命令只不過是社會共識或情感選擇。洛克和康德為道德設立了一些理性的公理，然後從這些公理推導出道德律，就像數學一樣。他們設立的這些公理看起來和幾何學的公理一樣不證自明，其實是因為歐洲一千年來都浸潤在基督教倫理當中。比如，康德的道德哲學的一個最基本公理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有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中國人，非洲人就不覺得這是顯而易見的公理。在我們的文化中沒有這種觀念。康德的這個公理實際來自於聖經說的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離開了聖經的土壤，道德便失去終極權威，只剩下社會規範或個人偏好。理性主義者以為自己能在信仰之外保存道德，但他們保存的，只是基督教文明的“餘溫”。當那餘溫散盡，現代社會就進入了真正的“價值真空”。 今天我們從薩佛納羅拉與皮科談起，看見教會在歷史上有兩種同樣重要的追求——奮興與理性。 奮興主義提醒我們，信仰若失去火熱，就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理性主義提醒我們，熱情若沒有真理，就可能偏離方向。 他們雖然看起來很不同，卻都在尋求同一位神——那位既啟迪思想、又點燃心靈的神。 我們今天最需要的，不是選擇做“火”的人或“水”的人，而是讓火與水在我們心中並存：讓信仰有熱度，也有深度；既能感動人心，也能經得起思考。既不失去那份屬靈的熱情，也不放棄那份理性的光芒。

October 19, 2025

2025-10-12（國/英）【全然獻上的宣教 Inspiring Our All】馬太福音 28:1-20 Matthew 28:1-20 – 許重一牧師 Pastor David Hsu

信息大綱 I. 與復活主同行宣教，克服我們的恐懼 II. 與復活主同行宣教，必面對阻力 III. 與復活主同行宣教，激勵我們全然獻上 與復活主同行宣教如何激勵我們踏出信心的 下一步？ I. Missions with the risen Christ overcomes our fears II. Missions with the risen Christ will be met with opposition III. Missions with the risen Christ inspires our all How does being on mission with the risen Christ inspires us to take the next faith step […]

October 13,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