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大地的呼召】從威廉·克里到戴德生 – 王嵩 (信仰探討)

今天的題目是跨越大地的呼喚，我們要講幾位影響深遠的宣教士的故事。在介紹19世紀海外宣教的浪潮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18世紀末，歐洲與北美的社會和宗教狀況。首先那是一個革命的時代。美國率先爆發了革命，建立了一個沒有國王也沒有貴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新共和國。美國獨立的官方理由，就像獨立宣言里寫的，是反抗英國的壓迫和暴政，捍衛人民的自由。但如果從實際政治與經濟層面上看，英國對北美殖民地並沒有實行特別嚴苛的壓迫。英國花費了巨大的資源在英法北美戰爭中保護北美殖民地，而殖民地的稅負遠低於英國本土，並且殖民地人民享有有高度自治。美國革命的根本動因並非忍無可忍的反抗，而是創造新世界秩序的信念與野心。北美殖民地社會沒有根深蒂固的貴族階層或教會勢力。人民有土地、有財富、有遠高於英國的教育水平，唯獨缺少構建新社會所需的政治權利。開國元勛們嘴上不講但心裡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們要做大事，完成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與社會實驗。 普通老百姓也要做大事。沒有血統，沒有背景的升斗小民也可以靠誠實勞動建立家園，實現夢想。做大事是那個時代的精神。但是，人人都想做大事的環境，也對教會構成了新的挑戰。當“成就偉業”成為時代的氛圍，信仰的中心就容易從敬拜與順服，轉向功效與成就。如果每個人都在追求改變世界，誰還學習在小事上忠心？如果人人都想做英雄，誰還願意在禱告中安靜、在家庭中服事？時代的熱情雖讓基督徒更積極地參與社會，但也讓“榮耀神”被“成就事業”悄然取代。其次那是一個理性的時代。人們對理性充滿了信心。他們看到科學的巨大成功，可以不用神而解釋自然界的種種奧秘，這使他們相信也能用理性來建立道德與社會秩序。他們試圖不用啟示、不靠信仰，只憑人類的理智與善意，構築一個普世的理想社會——一個沒有迷信、沒有戰爭、沒有壓迫的新世界。這個精神在法國大革命中最為明顯。但他們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理性能開山填海，卻不能馴服人心；能設計制度，卻不能醫治驕傲與貪婪。法國大革命用鮮血證明，人類若沒有超越自我的信仰，理性本身也會成為新的暴君。 革命與理性這兩大趨勢也深刻的影響了教會。 在歐洲，教會被看作專制體制的一部分，成為革命的對象。神跡，復活，基督的神性等核心教義被稀釋，淡化，教會越來越多的行使慈善等社會職能，而不是做為屬靈的團契。在美國，民眾的宗教情感要比歐洲深刻，但在遍地是機會，人人做大事的氛圍里，信仰有了非常多的競爭者，人們的宗教熱情也在逐漸淡薄。 但就像在教會歷史上我們反覆看到的那樣，在危機中，神也仍然在工作。在信仰日漸冷淡的18世紀，神興起了一批不安於現狀的人，為19世紀將要到來的宣教浪潮做準備。 首先是衛斯理兄弟。他們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就和幾個同學組成小組，讀經、禱告、禁食、探訪囚犯、關懷窮人。他們的生活非常有規律、嚴格地執行屬靈操練，凡事講求“方法”每天幾點禱告、幾點讀經；一周幾次禁食；每天反省言行、記錄靈修筆記。其他學生譏笑他們太過拘謹、形式化，便稱他們為 “Methodists”——“那些按方法生活的人”。衛斯理兄弟後來接受了這個稱號，將“Methodist”從嘲諷轉為自豪，標誌着他們有紀律的信仰生活。對他們而言，“method”不是形式主義，而是一種有規則的實踐信仰的生活方式：敬虔不是情緒衝動，來的快，去的也快，而是有計劃、重紀律的生命更新。他們這種重視個人靈修、群體監督、信仰實踐的精神，也成為後來衛理公會的特色。衛斯理兄弟走出教堂，把福音帶到工廠，礦山，街道，監獄，使平民信眾也能得到餵養。他們建立“小組”制度，重視團契生活，彼此守望與信徒關懷。大家不難想象，向紳士淑女傳福音與向礦工牧羊人傳福音需要非常不同的方法。富商和貧民在信仰實踐上面臨的挑戰也很不一樣。以前的教會把90%的精力放在10%的上等人身上，衛斯理兄弟把福音帶回到平民當中，並為他們設計了能幫助他們生命更新的新方法。不僅讓平民了解救恩，也幫他們改掉酗酒，打老婆孩子的毛病，那時工人一般從8，9歲就開始工作，一周工作六天，絕大多數平民沒機會受教育，基本都是文盲，衛理宗利用他們的小組網絡、平信徒講道員制度，在各地工人階層中開設主日學，不僅幫工人識字受教育，更成了傳福音與門訓的起點。訓練了大量平信徒教師與未來宣教士。到今天，主日學已經成了世界性的教會教育制度，而團契和小組也成了教會重要的有機組成。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運動是摩拉維亞弟兄會。他們最早是一批來自捷克的遭受宗教迫害的難民，逃到德國赫恩胡特定居時只有十來個人，後來逐漸增至約 300人左右。並開始在各地植堂。他們全盛時期在全歐洲也不過兩三千人。但是他們在18世紀差派了300多位宣教士去海外宣教。這是個非常令人驚嘆的數字。摩拉維亞弟兄會最大的特色是注重禱告。他們從1727年開始設立24小時不間斷禱告鏈，持續超過100年。成員按年齡與性別分成“兄弟會”“姐妹會”“青年團契”等，定期查經、聚會。教會成員大多是普通農民，沒受過高等教育，所以他們重視心靈經驗多於理性辯證；強調“信心行動”，少講理論，多行愛心。讓人想到國內農村和小鎮中的家庭教會。1735年，約翰·衛斯理赴美傳教失敗返英途中，在海上遇到一群摩拉維亞弟兄。在風暴中，他們鎮定唱詩、不懼死亡，深深震撼了衛斯理——他發現自己雖有神學知識，卻沒有內心確據。後來他在參加摩拉維亞人聚會中，經歷了被他稱為“心被溫暖”的悔改，由此開啟了英國信仰大復興。摩拉維亞弟兄會堅持“信心宣教”的理念——不募款、不靠政府、不依附宗派，只靠禱告與信心——直接影響了後來戴德生及其中國內地會。他們的宣教觀打破了“宣教是神職人員的專利”的觀念，證明平信徒也能被呼召到地極。摩拉維亞宣教士出發前彼此會說一句祝福語，“願羔羊得着祂受苦所配得的賞賜。”成為宣教史上最感人的信仰宣言之一。18世紀中期，當歐洲大部分教會沉迷於討論神學問題、講理性、修教堂，這些平民出身的弟兄們早已踏上了格林蘭的冰原和加勒比海島。他們沒有財富，也沒有後盾，卻靠着禱告、信心和彼此相愛，向全世界證明：宣教不是強者的特權，而是信徒的責任。他們播下的宣教的種子，到了十八世紀末，在英國的一位鞋匠心中萌芽——他的名字叫威廉·克理。他讀到摩拉維亞人的見證，深受感動，說出那句改變歷史的話：“期待神做大事，也為神嘗試大事。” 十八世紀末的英國，教會普遍富裕而冷淡。海外的殖民擴張讓英國成為世界強國，但“福音的擴張”幾乎無人提起。就在這樣的環境里，神揀選了一個最平凡的人——一個鞋匠。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出身貧寒，小時候沒受過什麼教育。他一邊修鞋，一邊自學讀書。作鞋的桌子上，他擺着一本舊聖經和一張他自己手繪的世界地圖。他在地圖上標出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國家，邊工作邊禱告。他在1780年代寫下一本小冊子，書名很長，叫做——《論基督徒使用各樣方法使異教徒得救的義務》。這本書的核心思想非常簡單：“福音的命令是給每一個信徒的，誰都不能袖手旁觀。” 他呼籲成立宣教差會。許多人譏笑他，甚至一位牧師當面說：“年輕人，坐下！當上帝願意拯救異教徒時，祂自會動手，不需要你或我。”但克理沒有因此退縮。1792年，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弟兄成立了浸信會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次年，他帶着妻子和孩子，離開英國，前往印度——那是當時最遙遠、最艱難的宣教工場之一。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反對任何“擾亂當地秩序”的宣教活動，因此他是非法入境者，只能秘密登陸孟加拉附近的桑地帕爾。他沒有錢，沒有團隊，他不會當地語言，也沒有官方許可或支持；因為不能公開傳教，克理在加爾各答附近的印地戈種植園當教師、管家維生；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孟加拉語、梵文，並翻譯聖經。他的信件中寫道：“我似乎被埋在東印度的一片荒野里……若能有一個同工與我一同禱告，我將心滿意足。” 幾年後他學好孟加拉語，準備第一次公開佈道。那天他早早到河邊搭好棚子，結果一個人也沒來。太陽東升西落，他站在空地上，終於忍不住哭了。旁邊的翻譯安慰他說：“今天沒人聽，但神聽見了。”他寫信回英國說：“我們播下種子，也許百年後才開花；但若不播種，花永遠也不會有。” 宣教的生活是困苦的，有時甚至是殘酷的。克里的兒子死於熱病，妻子精神崩潰，家中一片混亂。當克里決定去印度宣教時，多蘿西並不情願——她是個普通農家女，不識字、更不懂外語，且要帶着年幼的孩子。印度炎熱、潮濕、疾病橫行；他們住在貧民區，環境骯髒。她接連失去兩個孩子，長期焦慮、孤獨，周圍沒有女性同伴或牧師長者支持。終於她開始出現幻覺與被害妄想。常大聲辱罵、甚至試圖傷人。1795年後，病情加重，被迫由專人看守；她在精神錯亂中度過餘生（1807年去世）。那個時代的信仰拓荒者們常常在婚姻和家庭上有很多掙扎。約翰·衛斯理的婚姻也非常失敗。講這些絕不是要揭偉人的隱私，也不只是要證明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人成就他的呼召，而是希望幫助大家看到：宣教不是“英雄故事”，而是“代價沉重的順服”。宣教常意味着長年離家、危險、貧困，伴侶無論是分離或同行；如果沒有同樣蒙召，矛盾幾乎必然發生。當時社會期望女性操持家務、服從丈夫；宣教士妻子既要顧家，又要參與事工，身心壓力極大。宣教士把“全然奉獻”視為屬靈美德，有時無意中忽視了“愛家人如己”的責任。當我們奉獻的時候，還是要記得，有些“我的東西”（像我的家人）is not for me to give. 所以今天的宣教一般都主張呼召必須是雙方的，要求夫妻共同確認呼召，教會/差會並要給予心理與婚姻輔導。聖經中“治理好自己的家”（提前3:5）與“往普天下去”並不矛盾。家庭中的愛、接納、犧牲，是最真實的宣教見證。沒有節制與同理，熱心可能成為傷人的火。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看到衛斯理在婚姻上失敗，卻帶來英國大復興；克理家庭破碎，卻開創現代宣教；這些生命印證了保羅的話：“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衛斯理和克里的家庭悲劇給我們留下的功課就是：熱心要有智慧，使命要有人情，順服要有同伴。回到克里的宣教旅程，家庭的破碎讓他極度痛苦，他曾獨自坐在河邊禱告：“主啊，我不再求成功，只求不要被遺棄。”克理的宣教起點，不是榮耀的成就，而是生活的混亂與心靈的孤單。轉機發生在1799年，一批丹麥宣教士抵達印度。他們避居在丹麥屬地塞蘭坡（Serampore），因屬丹麥管轄，英國東印度公司無權干涉。克理隨即搬入塞蘭坡，與他們組成團隊，建立了塞蘭坡宣教中心。克理是語言天才，學會多種印度語言。翻譯或監督翻譯聖經成 孟加拉語、印地語、馬拉地語、旁遮普語、梵文等多種版本；塞蘭坡印刷所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印刷機構，出版聖經、教科書、詞典、新聞。1812年印刷所大火，一夜間燒毀克里二十多年的稿件與設備，他當天晚上禱告說：“神賞賜，神收取；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第二天就開始重寫稿件。 後來，他們創辦塞蘭坡學院接納不同宗派、不同民族的學生；成為亞洲最早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倡導女性教育、識字運動；積極推動社會改革：與印度學者合作，反對“薩蒂”（寡婦殉葬）制度；呼籲廢除童婚；他也翻譯、印刷印度文學經典，以尊重本地文化的方式傳福音。克里的工作逐漸獲得各國支持，形成廣泛影響。他在印度度過 41年，從未回英國。克理早期幾乎沒有看到成果——他宣講七年，才有第一個歸主的人。但他始終堅持：“我可以不聰明、不成功，但我能堅持。他臨終前說：“當我死後，不要提我的成就，只要說：他是一個愛神的人。” 他在地上的成就也許有限，但他的信心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標誌着教會從理性到順服，從觀望到差派的轉變。 第二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大衛·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他是蘇格蘭人，出身很普通——家裡窮，十二歲就進紡織廠當織布工。但他有一股韌勁：白天織布，晚上自學。他後來考進了格拉斯哥大學，學了醫學、希臘語和神學，立志要成為一名宣教士。一開始，他的目標其實是去中國。可是就在他要出發的時候，鴉片戰爭爆發，所有宣教計劃都被打亂。於是他轉了方向，決定前往非洲。他說：“既然中國的門暫時關上，也許神要我去另一扇門。”1841年，他抵達南非，受倫敦宣教會差派。差會原本只希望他留在邊境地區——教教書、傳傳道，不要跑太遠。但李文斯敦不是那種安於現狀的人。他很快發現，非洲的福音之門很難打開：語言不通、文化隔閡、疾病頻發、部族衝突不斷，還有殘酷的奴隸貿易。他心裡開始想：“如果人們被貧窮、戰爭和奴役困住，他們連聽福音的機會都沒有。若我能醫治他們的身體，或帶來新的道路，就能更容易接觸他們的心。”於是他決定走進內陸，去為福音找一條路。這就是他探險的開始。在漫長的跋涉中，他不斷做筆記——記錄河流的流向、氣候、動植物、部落風俗、貿易路線，甚至奴隸販運的情形。這些資料後來引起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注意。他們為他提供地圖和儀器，資助他繼續探索。就這樣，一個原本只想傳福音的醫生，慢慢成了學術界承認的地理探險家。但李文斯敦自己從不認這個頭銜。他說：“我不是探險家，只是一個傳道人——被環境逼成了探險者。”1855年，他發現並命名了維多利亞瀑布，首次繪出了贊比西河流域和中部非洲的水系圖。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看到的奴隸貿易的殘酷現實公開告訴歐洲人——震動了整個社會。後來他寫成一本書，叫《南非宣教旅行與研究》，一出版就在歐洲引起轟動——成了當時的暢銷書。對李文斯敦來說，地理學不是為了榮譽，也不是為了科學，而是服事宣教的工具。他相信道路、貿易、教育和福音可以一起改變非洲。他把這個願景概括成“非洲的三C使命——Christianity（基督教）、Commerce（商業）、Civilization（文明）。”他希望非洲不再是被掠奪的土地，而是一個有尊嚴、能與世界並肩的夥伴。而他的足跡，也真的在那片大陸上，為後來的宣教士開出了一條“通往心靈的道路”。在一次探訪部落途中，他試圖保護村民免受一頭獅子攻擊，結果被獅子撲倒，右臂嚴重骨折。雖然後來治癒，但手臂再也抬不高。他常用這隻僵硬的手對學生開玩笑說：“神讓我記得——力量不在我的臂膀，而在祂的手中。”1866年利文斯頓出發去尋找尼羅河的源頭，然後就徹底消失了。沒有信件、沒有消息——彷彿被非洲吞沒。整整五年，歐洲各地的報紙都在猜測：“他是不是死了？”其實他沒有死，而是在貧窮和疾病中繼續他的服事。1869年聖誕節，李文斯敦獨自在帳篷中，身體虛弱、沒有食物，但他仍點燃一根蠟燭，唱起聖詩《普世歡騰》。他寫在日記里：“我在荒野中獨唱，但基督在我心裡，比千人合唱更響亮。”直到1871年，一位年輕的記者史坦利，奉《紐約先驅報》之命，前往非洲尋找他。史坦利歷經千辛萬苦，穿越雨林、沼澤與部族領地，終於在坦桑尼亞的烏吉吉湖畔，看見一個滿臉鬍鬚、身着破舊外衣的老人——正舉着地圖與筆記本。史坦利走上前去，微微鞠躬，說出了那句後來載入史冊的話：“Dr. Livingstone, I presume?”（“李文斯敦博士，我想是您吧？”） 史坦利記錄到“他身披破衣，但目光平靜如晨星。” 李文斯敦拒絕回歐洲安享晚年，他說：“我必須完成神託付我的路。”兩年後，他在贊比亞一間簡陋的小屋裡跪着禱告時安然去世。當地的僕人忠心地把他的心臟葬在非洲，把遺體送回英國。他的棺木安放在西敏寺，而墓碑上刻着一句話：“他在這裡安息，但他的心永遠在非洲。” 李文斯敦並沒有“發現非洲”，他發現的是——信仰能讓人走進未知、超越恐懼和艱險。當1870年代世界在努力尋找他時，其實是在尋找一種失落已久的精神和勇氣——那種以愛為指引的信仰的勇氣。李文斯敦點燃了非洲宣教與人道運動的熱潮。到十九世紀末，非洲幾乎所有主要地區都設立了宣教站。他也改變了歐洲公眾對非洲的看法。非洲不再只是“黑暗”“野蠻”和神秘，而是一片“被苦難籠罩的人類土地”是一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愛的鄰舍”。 第三位要介紹的宣教士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出生於英國約克郡的一個虔誠衛理宗家庭。從幼年起，就常見父母為中國禱告——這在他心中埋下“去中國”的種子。17歲時，他到一家銀行擔任學徒，進入一個更“世俗”“更自由”的環境。周圍的年輕人追求享樂、譏諷信仰，他也開始動搖。他後來坦白說：“我那時並不否認神，只是不想要一個管我的神。”當他在靈性上遠離神的同時，他的母親一直在為他禱告。1849年有一次天，在外地探親的母親突然有強烈感動要為兒子禱告。她回憶說：“那天我關上房門，禱告了幾個小時，直到心裡忽然感到一種從神而來的確據。“主已經聽了我的禱告。我的兒子必得救。”同一天，戴德生在銀行宿舍里感到身體不適。他無聊地在書架上翻找讀物，想打發時間。無意中，他拿到一本小冊子——封面上寫着：《已成之工》（It is Finished）。這本小冊子講述的正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話：“成了。”（約翰福音19:30）他本來只是想隨便翻翻，但越讀越被吸引，最後讀到那句經文時，他心裡猛然一震。他後來回憶：“我忽然明白——基督已經完成了一切，不需要我再去‘掙扎’或‘配得’。我只要接受祂，就得了救恩。”他立刻跪下禱告，把生命交給主。他寫道：“那一刻，我的眼淚止不住。陽光照進房間，我彷彿看見天也亮了。”幾天後，他寫信告訴母親自己歸信的消息。母親回信時說：“那天我為你禱告的時刻，正是你決志的時刻。”堅定信仰的戴德生開始自學中文、醫學與藥學，操練簡樸生活，以預備將來的艱苦環境。那時他住在倫敦簡陋的閣樓里。有一次，房東上門收房租，而他口袋裡只剩一枚銀幣。他禱告：“主啊，若這是禰的事，禰必負責。”當天夜裡，一位病人求他上門看病——病人窮得什麼也付不起。戴德生掙扎許久，最後把那枚僅有的銀幣放進那人手中。他回家後心裡平安。第二天早晨，郵差送來一封信，裡面有一枚金鎊——是十倍的房租。他後來寫道：“那天我學到：神不是我的最後一個選擇，而是我的第一個供應者。1854年戴德生受倫敦宣教會派遣，來到中國。途中遇上大風暴，船幾乎翻覆。“浪打到甲板上，水手絕望地喊叫。他心中也有恐懼，但想起主在加利利海上的一句話——‘不要怕，是我。’他就在狂風中跪下禱告。”風暴過後，他的同船乘客驚訝地說：“年輕人，你真鎮定。”戴德生回答：“不是我鎮定，而是我認識那位掌管風海的主。” 然而火一般的熱情很快就遇到了現實的冰冷。英國與中國剛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外國人在沿海城市普遍被敵視；宣教士之間教派林立、相互批評；他在街上發傳單，講道，毫無果效。他在信里寫到我來到一個不懂我語言的地方，而我也不懂他們的心。理想中的“偉大復興”根本沒有發生。而身邊的宣教士之間存在嚴重分歧：有人重翻譯，有人重教育；多數人留在通商口岸，不願冒險深入內地；生活方式偏向舒適，僱傭僕人、住洋樓。戴德生主張簡樸生活。他寫信說：“我們來傳十字架，卻住得比商人更安逸。” 1860年，他與倫敦宣教會正式脫離關係，成了無派別、無支援的自由宣教士——幾乎孤身一人。由於差會支持中斷，他完全靠信心生活，多次食不果腹。介紹戴德生的文章里都喜歡講他全憑信心的生活，而神也屢次行神跡，讓他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得到資助。這些都是事實，但神不是順豐快遞。不是你吃完最後一粒米，神就馬上差人送來一袋新的。他實際上挨過很多次餓。也患上過痢疾與熱病，數次病危；上海的外國人認為他瘋了：“一個英國年輕人，穿中國衣，住貧民屋，吃鹹菜傳教？” 他寫道：“我常在病中禱告求死，卻又被提醒：若神要我活，就要我繼續順服。” 1858年他娶了瑪麗·瓊斯，她是宣教士之女；兩人同心，但生活貧困、五個孩子先後夭折，當時正是太平天國動亂，他們常被迫搬家、避亂。有一次他們在寧波，家中還收留了幾位中國信徒，半夜外面暴民喊“燒洋鬼子屋”戴德生忙着收拾手稿、藥品和聖經。讓妻子先從後窗逃走。瑪麗懷中抱着幼兒，腳下一滑，從窗檯跳下時扭傷腳踝。她忍痛跟隨丈夫穿過黑暗的小巷，逃到城外避難。第二天清晨局勢平息，才返回被洗劫一空的住所。瑪麗的腳傷留下了後遺症，長期行走疼痛。但她從未以此埋怨，反而說：“若這點傷痕能讓我記得主的手掌，也就值得。”但長期的過度勞累使戴德生患上失眠，缺乏同工，傳福音沒有果效使他精神幾近崩潰；1860年他回英國養病，願意是要徹底放棄。他說：“我已經儘力，卻什麼也沒成就。”在英國期間，他整理中文聖經、出版《中國的靈魂呼聲》小冊子，這讓他重新看見中國內地的屬靈需要。1865年的一天，他獨自在布萊頓海邊散步，看見海邊人潮熙來攘往，心中突然湧出強烈的感動：“他們有人傳福音，而那遙遠的中國有幾億靈魂從未聽過一次福音。”他坐在沙灘上流淚禱告：“主啊，差遣我去！差遣我去中國內地！”那天，他和妻子瑪麗分享說：“我已決意順服呼召，無論代價如何。” 他在禱告筆記上寫下願望：“願主賜我24位同工，共赴中國18省。”不久，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正式成立。核心理念是——“以信心生活，不靠募款；以各宗派聯合，不分教派。”內地會不依賴差會發固定薪水，完全靠信心；宣教士穿本地服飾、學習方言；鼓勵女性與平信徒參與；重視禱告與團體生活。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們堅持穿長袍、留辮子，學習方言、尊重中國的禮儀習俗。實踐保羅所說，我向什麼人傳就做什麼人。有的宣教士覺得他“丟臉”，連小孩都指着他笑。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一個英國水手沖他大喊：“假中國佬！”他笑着說：“我若能因此多贏得一個靈魂，這點羞辱算得了什麼？”他後來寫信給母親：“我若要傳道給中國人，就要像他們一樣生活。基督若來中國，也必穿上他們的衣服。” “若中國人必須先成為英國人才能成為基督徒，我們就傳錯了福音。”這種“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後來成為全球宣教理論的核心。1870年，他的妻子瑪麗患病去世，年僅33歲，瑪麗與克里，衛斯理的妻子們不同，她是戴德生真正的同工和靈魂的伴侶。在戴德生最失敗消沉的年代，支持鼓勵了他。戴德生在信中寫道，她去世前仍然寧靜、喜樂，不斷勸慰周圍人。“我親愛的瑪麗用她的最後氣息告訴我：‘親愛的，我們若忠心，主必看顧我們的孩子。’” 墓碑上刻着《詩篇46篇》的話：“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當地中國信徒親手立碑，稱她為：“戴夫人——敬畏上帝的女子，愛中國如己。”她去世後，戴德生在她的墳旁靜坐良久，最後起身對同工說：“她先我而去，但神的工作不能停。” 他在信中寫道：我們共同播下的淚，將結出他日的果實。幾十年後，當他在湖南，看到一群中國信徒唱詩，他流淚說：“瑪麗沒有白死。我們的眼淚變成了他們的歌聲。”1865年，戴德生在為中國內地會建立奔走時，講出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不會留下一條不給給中國。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部支取。不，不是為中國，而是為基督”這是他人生最真實的寫照，他後來四十年都在用生命實現它。1905年，73歲的戴德生最後一次回到中國。他已滿頭白髮，步履蹣跚，但他堅持要“再看一次長江”。有人問：“泰勒先生，您一生為中國犧牲了這麼多，是否值得？”他於是重複了那句名言：若我有千條生命，我仍願都獻給中國。那時他已經失去了妻子、同工、健康，但仍在說同樣的話——不再是宣言，而是回望：是被時間印證的信心。 這三位宣教士帶出了三個關於信心的主題：克理：信心起於卑微——神能用平凡的人改變世界。李文斯敦：信心行於荒野——孤單的路上也有主的同在。戴德生：信心成於順服——不靠金錢權力，只靠那呼召人的神。宣教的故事並不只是關於遠方的國度的一些傳奇，而是關於人心能否在軟弱與失敗中，仍然信靠那位呼召他們的神。從威廉·克理到李文斯敦到戴德生，從印度到非洲到中國，這些宣教士用生命寫下的，不是成功的傳記，而是一首首關於順服的詩歌。

November 5, 2025

2025-11-02【你的人生交給誰 ? — 米利都重要的人生功課】使徒行傳 20:17-38 – 陳堯健牧師

信息大綱 I. 忠心見證所信的福音 (vv. 18-24) — 重新認識神恩惠的福音 II. 警醒守護所愛的教會 (vv. 25-31) — 盡力實踐神全備的旨意 III. 勇敢活出所望的生命 (vv. 32-38) — 更多經歷施比受更有福 本週金句: 使徒行傳 20: 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 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 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November 2, 2025

2025-10-26【同 行 有 辣— 「同心同行」系列之辣後回甘的喜樂與堅固】使徒行傳 15:1-35 – 陳堯健牧師

信息大綱 I. 衝突的辣源 — 關乎教會存續的危機 (v. 1-5) II. 止辣的關鍵 — 化解辣味的屬天智慧 (v. 6-21) III. 辣後的回甘 — 合一中的喜樂與堅固 (v. 22-35) 本週金句: 使徒行傳 15:11 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 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

October 27, 2025

2025-10-19【同 行 有 苦 — 同心同行系列之罪中之苦】使徒行傳 5:1-11 – 陳堯健牧師

信息大綱 I. 哪裡苦? II. 為何苦? III. 我們，苦嗎? — 我們可以不苦 本週金句: 詩篇 119:71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 禰的律例。

October 20, 2025

【奮興與理性】從薩佛納羅拉和皮科講起 – 王嵩 (信仰探討)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奮興與理性， Revival and Reason, 這兩者可以算是近500年來基督教發展的兩條腿。教會得以站立和前進都離不開這兩條腿的平衡與互動。奮興讓信仰回到起初的火熱與純真，使冰冷的教義重新有了生命，使個人與群體重新經歷神的同在。理性則幫助信仰不斷思考與澄清，使教會在面對文化、科學與哲學的挑戰時，能夠有理有據地回應，避免了陷入盲目的狂熱與迷信。這兩者不是彼此對立的，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奮興給理性以力量，理性幫助奮興糾正方向。但在教會歷史上，我們也看到它們之間的張力，偏重一面的基督徒間彼此衝突。當熱情失去理性時，信仰容易走向極端；當理性失去熱情時，信仰又會變得冰冷。今天我們要透過兩位宗教改革前夕的人物，兩個非常不可能成為朋友的朋友——薩佛納羅拉與皮科——來認識這兩大傳統如何並行，也如何影響此後五百年的教會。 教會發展到15世紀末，已經成為一個塑造歐洲社會的決定性力量。它把從俄羅斯到愛爾蘭，從冰島到西班牙的廣大地區統一在一個信仰文化之下。教會為征戰不休的歐洲社會提供了穩定性，行使着地方政府的實際職能，也成了學術，教育的中心。但到了這個時候，教會也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我這裡列出了兩組問題，一組是一位天主教學者總結的，一組是一位新教學者總結的 神學：失去了批判性，與現實脫節，聖經研究成了證明教會正確的工具，而不是獲得正確認識的源頭 禮儀：成了神職人員的表演而不是民眾的參與。聖人崇拜，朝聖，贖罪等敬虔的行動目標是避免懲罰而不是建立與基督的關係，信仰成了另一種功利主義。 政治：教皇越來越成為一個政治人物，只是眾多權力掮客中的一員。教皇的軍隊也與其他軍隊一起為搶地盤大打出手。 教會：層級結構建立了一個類似世俗的等級制度。底層民眾被剝奪了權利，被邊緣化。神職人員的腐敗問題也隨之而來。 對行為的強調模糊了得救的途徑 教皇和教會權威高於聖經 腐敗並捲入政治 否認普通人可以直接與聖經和上帝建立聯繫 我們談到教會的腐敗，常常想到的是主教貪污錢財，包養小三這類道德腐敗。其實一個更嚴重的腐敗是教會，神職人員沒有做自己的工作。主教從來沒去過自己的教區，神父不認識自己的教民，教會沒有教育，宣教，沒有安慰關懷。普通信眾對教義缺乏基本認識，迷信蔓延。 任何對信仰認真的人都會同意，大規模的徹底的改革已經不可避免。實際上在馬丁路德之前，很多人已經開始提出路德提出的那些意見，開始在教會內部做改革的努力。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今天的兩位主人公，帶到15世紀末的佛羅倫薩。 1497年春天的一個深夜，一群人偷偷潛入佛羅倫薩百花大教堂，薩佛納羅拉講道的地方，他們把人的糞便塗在講台附近，把一頭死驢放在講台上，最後把釘子倒釘在桌面上，期待薩佛納羅拉在清理完所有污穢，開始講道時，會比平時更加憤怒的拍桌子，從而被釘子刺傷。你肯定會想，這是個什麼樣的人，會激起別人如此的憤恨。 如果你生活在15世紀的佛羅倫薩，我保證你會對他有強烈的好惡。沒有人會對他無動於衷。薩佛納羅拉是道明會的修士。道明會的宗旨是傳播福音，除滅異端。他身材矮小貌不驚人，但渾身散發著強大氣場。他講道時常常有一萬五千人來聽。那可是個沒有麥克風的年代。簡單地說，薩使很多人確信他是一位先知，他和上帝之間有熱線電話。而薩也對佛羅倫薩也有一個非常清晰的信息。1494年法國軍隊入侵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實際統治者美第奇家族不戰而降，引起市民們的憤怒。一群反對美第奇的富商聯合人民趕走了美第奇家族，宣布佛羅倫薩成為一個真正人民共和國。薩佛納羅拉抓住了這個機會，要把佛羅倫薩改造成新耶路撒冷，人民不需要君主，教皇告訴他們怎麼做，而是完全按照聖經的標準來過悔改，簡樸，聖潔的生活。教會根除腐敗，恢復屬靈的純正，社會上要禁止賭博，淫亂，酗酒，孩童和青年要成為道德警察，提醒成人守規矩。要清除會敗壞人心的藝術品，飾物，書籍。薩像舊約先知一樣毫不懼怕權貴和君王。他嚴厲地批評教皇亞歷山大六世，養情婦，生私生子，夜夜笙歌的腐朽生活。他同樣批評文藝復興藝術家助長享樂和肉慾，批評人本主義學者高抬哲學，古典學問，凌駕於聖經之上。薩自己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他並不反對知識，反對藝術，但是他反對一切讓人遠離神的東西。在他20歲加入道明修會時，寫信給父親說我要生活的像一個有理性的人，而不是只跟隨情慾的動物。所以他不是個狂熱的宗教瘋子，而是個注重理性的人。只是對他來說理性必須為神服務。他在佛羅倫薩宣講神的審判，說神留給人的時間不多了，每個人必須拋棄原先奢華罪孽的生活，轉向神。他的講道非常有能力，可以點燃聽眾心中的火焰。很多人聽了他的道，把自己的貂皮大衣，珠寶首飾，書籍繪畫都扔在廣場中心，虛榮之火。佛羅倫薩是歐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是文藝復興的中心，是歐洲最好的學者討論哲學科學的場所。就像今天的紐約波士頓，以常理而論，是這一類宗教狂熱最不可能發生的地方。但它確確實實的發生了。大畫家波提切利以畫希臘神話女神著名，他被薩深深打動，燒了自己的畫，主動回到更神聖的主題，兒童成群結隊在街上唱聖詩，搜尋虛榮品。歐洲最世俗的城市看起來變成了屬靈復興的中心。讓我們先停在這裡，回過頭去看一下皮科。 喬萬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比薩小11歲，但成名更早。他身高185，非常魁武。人極其聰慧，14歲入博洛尼亞大學學法律。然後一直在歐洲各地遊學。他能講7種語言。包括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是個典型的文藝復興學者。文藝復興的一個核心精神是回到本源，不僅是繪畫雕塑哲學要回到古希臘羅馬的本源，讀聖經也是如此。1453年土耳其人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的學者西遷帶來了原文聖經。人們開始質疑拉丁譯本和教會的教導。 皮科立志要寫一本書，把所有人類知識歸納為900多條普遍的真理。他認為教會擁有真理，但並不壟斷真理。在教會之外聖經之外也有真理。這在15世紀是個革命性的想法。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一切真理或者說一切重要的真理都在教會以內。而對於聖經，信仰，道德判斷的一切問題，最終權威在羅馬教廷，異端審判與焚書制度正是這種思想壟斷的體現。說“教會不壟斷真理，真理不必通過教會才能被認識”——這是一種對權威的根本性挑戰。他認為神的智慧是普遍的，在各種文明、哲學與宗教中都有反映，柏拉圖哲學、亞里士多德邏輯、猶太卡巴拉、伊斯蘭神秘思想，都是人類以不同方式接近真理的努力。他希望把這些“片段的真理”匯聚在一起，展示出神在全人類歷史中的普遍啟示。教會是神啟示的中心，卻不是神啟示的邊界。皮科認為人是神所創造萬物之中唯一擁有理性和自由意志並可以用之提高自己的生物。所以學習是人的第一要務。唯有不斷學習，思考，善用自由意志，人才可以實現凈化靈魂的目的。他的理想是：通過哲學與神學的對話，實現知識與信仰的統一。他認為自己不是異端不是什麼人本主義者，但教皇不這麼看，他組織了一批教會的學者審查了皮科的書，並把它定為異端。皮科只好流亡到佛羅倫薩。他介紹薩佛納羅拉來到佛羅倫薩，因為他被薩的講道深深打動。這是兩個非常不同的人。皮科相信我們應該廣泛學習各文化的智慧以成為最好的自己，我們只能追求真理，不能壟斷真理。薩相信世界上充滿了假先知和肉體眼目情慾的誘惑，而他絕對壟斷真理。但是皮科被薩的敬虔，他的教導深深打動以至於想要加入修會，把自己的財產捐給薩的修道院。薩觸動了皮科心中那個我們說不清楚，幾千年來的神學家也沒能描述解釋明白的東西。我們暫且稱之為宗教情結。它不是人念了多少書，進行了多麼深入的思考後得到的，它好像原來就在那裡，它可以被各種方式喚醒，讓我們的心靈和那個遠超我們個人和世界的神建立連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它。而它一旦被喚醒會迸發出巨大的力量改變我們，改變社會。 兩個人都相信人們不需要君王，教皇，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獲得真理。兩人都認為教會需要改革，要根除腐敗，要在道德上潔凈，要回歸本源。這些也是宗教改革的先聲。但是兩個人的結局都很不好，皮科1494年31歲就突然去世，很可能是被人下了毒。薩主持了他的葬禮。4年以後，教皇宣布薩為異端，將他開除出教，公開號召處死薩。很多佛羅倫薩市民沒有了酒吧和賭場也開始對薩越來越不滿。4月8日，一群人襲擊了修道院，抓走了薩和另兩位修士。三人都遭遇長達數周的酷刑，最後在當初點燃“虛榮之火”的廣場被處以絞刑並焚屍。我們現在可能感到很吃驚，那時人們會用如此極端和暴力的方式對待皮科和薩這樣兩個手無寸鐵的人。但在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思想（ideas）常常被視為是具有爆炸性的危險力量。那是一個信仰、政治、社會秩序緊密交織的時代——思想不只是個人觀點，而是對整個社會架構的挑戰。一個新的觀念可能引發社會動蕩、政治革命、甚至靈魂的“失序”。因此當局往往以火刑、流放、禁書的方式“撲滅思想”，而在他們的眼中，這是一種“防火措施”，不是殘暴，而是維穩。現代社會的思想自由，其實依賴於社會的法治、學術制度、輿論空間的種種規則和調控。這些正是在前人付出重大犧牲後慢慢發展出來的。而它們其實也很脆弱，不要覺得我們永遠不會回到政府和社會禁書，禁言，關押異見分子的黑暗時代。 薩和皮科這兩人代表着人們宗教情感和實踐的兩個最重要的方面：薩所代表的是奮興主義的一面，他呼籲人們回到基督信仰的最純凈的核心，去除一切阻礙敬虔的情慾，享樂，虛榮，他的信仰像烈火一樣燃燒，帶着審判的力量，也帶着凈化的渴望。皮科所代表的是理性主義的一面，他相信人藉着理性與思辨，可以理解神所設立的秩序與智慧。他的信仰像清水一樣流動，寧靜、透明，卻也有深不可測的力量。從這兩人身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兩個傳統的一些特徵：奮興主義代表着信仰的激情和純粹，它呼喚人回到最單純的信仰狀態——像孩子一樣信靠，像殉道者一樣忠誠。它追求的是一種毫不分心的專註，一種“忘記背後，努力向前，向著標杆直跑”的決心。因為單純，所以能夠全然投入；因為要完全，所以不容妥協。奮興的火點燃悔改的心，喚醒麻木的靈魂，讓人重新感受到信仰的真實與力量。但同樣的火，也可能灼傷人——當熱情缺乏理性約束時，信仰就容易滑向狂熱與專制。而理性主義代表着信仰的寬度和深度，它不滿足於盲目的熱情，而渴望理解神在創造中的智慧、在歷史中的作為。理性主義者相信，真理不怕探問，信仰可以經得起思考。他們追求的是那種在理解中生出的敬畏——不是情感的高漲，而是理智的謙卑。因為有寬度，所以注重寬容：他們看到真理的多面性，也看到人的有限；因為要理解，所以更加清醒與溫和。理性讓信仰能夠與文化、科學、哲學對話，讓基督教不被世界的變化所吞噬，而能與時代同行。但如果理性走得太遠，信仰也可能失去熱度，變得冷漠、抽象、無力感動人心。正如火需要水來節制，水也需要火來加熱——激情與理性並非敵對，而是信仰得以成長的兩種力量。火提醒我們信仰不只是思想，水提醒我們信仰不能盲目。當這兩股力量能夠彼此調和，教會就能既充滿熱情，又有深度；既能燃燒，又能持久——那才是成熟而穩健的信仰。 薩佛納羅拉代表的奮興主義在後代的一個代表是發源於英國，並深刻影響了英美兩國歷史的清教徒運動。志雄以前講過，宗教改革時期，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為了離婚娶新娘生兒子，與羅馬教廷決裂，加入了新教陣營。是為英國國教。英國國教會保留了不少天主教傳統。尤其是主教制度和宗教禮儀方面。清教徒（Puritans）認為改革不夠完全，想要使教會更純潔（purified），強調個人要悔改、聖潔、重生。社會要因信仰而更新。清教徒追求簡樸生活，推崇 勤勉和節制，反對奢侈、賭博、舞蹈、戲劇等娛樂。後世人們對清教徒有一個刻板的印象，覺得他們kill-joy, 掃興。有個流傳很廣的話，清教徒是一群唯恐天下有人快樂的人。但事實上，清教徒並不是禁欲主義者，他們反對娛樂，做道德警察的熱情遠比不上後來的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清教徒只是反對虛浮、放縱、與神無關的快樂。真正的喜樂來自於心靈的平安、與神和好的關係、家庭的和睦、誠實的勞動與群體的團契。但清教徒確實對屬靈狀況與罪的自覺極為敏感。他們不斷地省察自己的動機、思想、情感，擔心在無意中得罪神。現代人可能覺得這太過了，整天想着自己的罪，這日子還怎麼過？清教徒也不覺得這樣特別爽，但他們相信比總是思想自己的罪更糟糕的是犯罪的時候什麼都不想，什麼都感受不到。我們了解清教徒的鑰匙是他們的加爾文主義的救恩論：他們相信得救與否全在神的預定和揀選。人的行為、功德、意志都不能改變神的決定。這在實際生活中給信徒帶來深刻的焦慮。人們渴望得救，但無法做任何事來增加得救的機率，於是他們轉而尋找“被揀選的證據”。我是不是有重生的經歷，我有沒有感受到聖靈的內住，他們相信善行，服事都是揀選的標誌。這使他們在工作、家庭、社會中極度認真、勤勉、剋制——形成後來被稱為“清教徒工作倫理（Puritan Work Ethic）”的精神。 清教徒的改革訴求得不到王室和國教教會的支持，並被限制出任教職，公職，因此一部分人決定前往美洲，不是逃避暴力迫害，而是為了建立一個能自由實行信仰理想的“新耶路撒冷“。所以Pilgrim不是躲避迫害的逃亡者，而是追求宗教理想的開拓者。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五月花號”抵達新英格蘭，30年代，更大批“清教徒”移居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的名言：“我們要成為山上的城，讓世人都看見。” 他們實行公理制（Congregational polity）每個地方教會完全獨立自治，不受主教或宗派機構約束。強調信徒共同的“契約”（covenant），以聖經為唯一權威。公理會不僅是宗教組織，更是社會與政治秩序的核心。教會與市政緊密結合：只有教會成員才能參與政治投票。只有有重生經歷的人才能加入教會。教會推動教育：1636年創辦哈佛學院，培養屬靈與學術領袖。屬靈熱情高漲。但用今天的標準來看，他們並不寬容。清教徒承認信仰不能強迫，不能用武力來讓人相信，但他們對不信的人和信的不對的人毫不留情。但第二代移民子孫不像第一代那樣火熱。1662允許未經歷“重生”的第二代受洗，部分加入教會。意圖保留社會統一，但也導致屬靈標準下降。隨着商業發展與殖民地擴展，社會逐漸遠離初代清教徒的屬靈嚴格。到18世紀初屬靈熱情下降，信仰變得形式化。1730-40喬納森·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喬治·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等帶領有了北美第一次大覺醒，特點是佈道熱烈感人，常引發群眾哭泣、悔改、情感爆發。強調“心靈的宗教”，重視個人與神的直接關係，而非形式禮儀。反對信仰的理性化，主張真實的屬靈經歷。這一次復興的時間不長，到獨立戰爭前夜，北美周日去教堂禮拜的比例又非常低了。19世紀初，有了第二次大覺醒，這一次帶來更群眾化，更廣泛的復興運動，不是依賴於少數幾個著名佈道家。出現了一些新的方式，如福音營，培靈會，禱告會，音樂敬拜，公開悔改，比第一次大覺醒更民主、開放、實用：人人都能悔改、傳道。從加爾文主義“預定論”轉向強調人的自由意志與行動。推動了宣教、慈善、社會改革（如廢奴、禁酒，女權）。 而在英國，清教徒運動有一個非常不同的劇情。查理一世時期，國王加強了對清教徒的打壓，清教徒與王權衝突升級，成為導致英國內戰的重要原因。在內戰期間，議會軍中，清教徒的宗教熱情成為士氣核心，議會軍的統帥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本人就是清教徒。1649年查理一世被處決，英格蘭成為共和國。清教徒掌握主導，在社會上推行清教道德規範：禁止戲劇、嚴格守主日、節制娛樂。這是清教徒政治影響力的頂點，但也因過度嚴格而引起普通民眾的反感。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要求所有牧師遵守國教禮儀，約2000名清教牧師拒絕而被逐出。清教徒在英國開始邊緣化。英國的共和國時期是新教全面掌握國家政權的一個實例。今天的教會中，我們仍常聽到要讓美國恢復基督教為本的國家的呼聲。英國共和國時期的清教徒把屬靈復興的理想推向政治實踐，以聖經為準則重塑整個國家的努力是個很有意義的前車之鑒。他們改革了教會制度，廢除了主教制，教會開始由長老和公會自治；取消了公禱書，取而代之的是簡潔禱告與講道，以聖經為唯一權威。目標是消除儀式化宗教，恢復“純正”信仰。但取消了自上而下的權威後，各種新派想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取消了錯誤的權威並不保證信仰的純正。在社會層面，清教徒政府試圖建立“聖經化社會”。關閉劇院、禁止舞蹈、賭博、斗熊、聖誕節慶祝，周日禁止商業與娛樂活動，成立“道德委員會”監督風俗、懲治通姦與酗酒，鼓勵聖經教育與識字；嚴格審查出版物。這些政策走在了多數民眾的前面，民眾普遍感到厭倦：生活太“灰暗”、太壓抑，缺乏歡樂。人民感到被壓迫，復興變成了枷鎖。所以克倫威爾一死，查理二世復辟，立即恢復英國國教制度。清教徒政策被全面推翻。這段歷史給我們不少教訓：屬靈奮興常常是個人的，小群體的。一旦進入國家機器，就必須轉化為律法與行政命令，一方面屬靈熱情往往因此枯竭。另一方面民眾沒有準備好，信仰變成了壓抑而不是喜樂和自由。屬靈火熱無法長期以政治制度維繫——這正是復興主義的結構性限制。一個信徒理想中的基督教共和國是否有可能建成，其實是有很大疑問的。但是清教徒運動在英美文明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他們大力推動教育，他們的讀經傳統形成了英國與新英格蘭高識字率與學術氛圍。工作被視為榮耀神的呼召，不是謀生的手段。勤勉、節制、責任、守信成為美德。後來被馬克斯·韋伯稱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宗教根源。清教徒相信人與神、人與人之間都立約，社會是一個信仰共同體，而非權力統治關係。這種契約觀成為社會信任與自治的基礎。推動形成了西方社會中“公民德性”與“良心監督”的傳統。塑造了英美的公共倫理。推動了反專制與有限政府思想。比如《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體現“政府來自人民同意”的理念。 皮科所代表的理性主義傳統在後世的一個代表是啟蒙運動時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如笛卡爾，萊布尼茨，洛克。就像提到宗教改革運動，人們往往以為這只是新教徒發起的改革運動。但實際上天主教內部的改革也是宗教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同樣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同樣的，一提到啟蒙運動，人們往往以為這只是無神論者發起的反抗宗教束縛的思想運動。但實際上基督教思想家也積極地參與啟蒙運動，並深刻地影響了教會和整個社會的發展。 宗教改革後的100多年裡，歐洲發生了多次宗教衝突和戰爭，法國天主教暴民屠殺新教會眾，英國清教徒砍了傾向天主教的國王的頭，新教荷蘭與天主教西班牙打了80年獨立戰爭。德國天主教和新教的爭鬥最後發展成席捲整個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中歐人口減少30%。在這種背景下，啟蒙運動思想家們開始倡導宗教寬容。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是約翰洛克。他在1689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論宗教寬容” 主張宗教爭端不應該在戰場上用火槍和刺刀解決，也不應該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解決。信仰不能被強迫；信心是心靈與神之間的事。國家權力只管外在秩序，不能干涉良心。洛克指出：宗教上的一些分歧有時是無法消除的。不可能證明某個信仰是錯誤的。可能證明某些想法是錯誤的。這是個事實，但教會和信徒如何應對這個事實，人們有了不同看法。洛克認為既然人們無法消除教義這些大問題上的分歧，就沒必要浪費時間在教義爭執上面，而應該注重內在道德與良心的自由。洛克認為基督教的真義不在於使徒信經上這一條條的教義而在新約中闡述的道德準則，耶穌所傳講的愛，舍己，和寬恕。這是基督教理性主義傳統進入啟蒙時代後的一次關鍵轉向。從奧古斯丁的以信心求理解轉為用理性評估信仰。洛克的思想奠定了後來自由派神學輕教義，重道德，輕神跡，重經驗，輕神學爭論，重社會實踐的基調。把信仰的重心從啟示與救贖轉向理性與道德。但是這個轉變也帶來一些問題：首先基督教的核心不是道德而是救贖，基督教倫理是建立在人的墮落和神的救贖基礎上的。洛克與後來的康德都希望把這些神學教義拿開，用理性來建立道德律，卻繞不開一個根本問題：理性無法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如果沒有超越性的源頭（神），道德命令只不過是社會共識或情感選擇。洛克和康德為道德設立了一些理性的公理，然後從這些公理推導出道德律，就像數學一樣。他們設立的這些公理看起來和幾何學的公理一樣不證自明，其實是因為歐洲一千年來都浸潤在基督教倫理當中。比如，康德的道德哲學的一個最基本公理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有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中國人，非洲人就不覺得這是顯而易見的公理。在我們的文化中沒有這種觀念。康德的這個公理實際來自於聖經說的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離開了聖經的土壤，道德便失去終極權威，只剩下社會規範或個人偏好。理性主義者以為自己能在信仰之外保存道德，但他們保存的，只是基督教文明的“餘溫”。當那餘溫散盡，現代社會就進入了真正的“價值真空”。 今天我們從薩佛納羅拉與皮科談起，看見教會在歷史上有兩種同樣重要的追求——奮興與理性。 奮興主義提醒我們，信仰若失去火熱，就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理性主義提醒我們，熱情若沒有真理，就可能偏離方向。 他們雖然看起來很不同，卻都在尋求同一位神——那位既啟迪思想、又點燃心靈的神。 我們今天最需要的，不是選擇做“火”的人或“水”的人，而是讓火與水在我們心中並存：讓信仰有熱度，也有深度；既能感動人心，也能經得起思考。既不失去那份屬靈的熱情，也不放棄那份理性的光芒。

October 19, 2025

2025-10-12（國/英）【全然獻上的宣教 Inspiring Our All】馬太福音 28:1-20 Matthew 28:1-20 – 許重一牧師 Pastor David Hsu

信息大綱 I. 與復活主同行宣教，克服我們的恐懼 II. 與復活主同行宣教，必面對阻力 III. 與復活主同行宣教，激勵我們全然獻上 與復活主同行宣教如何激勵我們踏出信心的 下一步？ I. Missions with the risen Christ overcomes our fears II. Missions with the risen Christ will be met with opposition III. Missions with the risen Christ inspires our all How does being on mission with the risen Christ inspires us to take the next faith step […]

October 13, 2025

2025-10-05（國/英）【一起走，走得遠 Walking Together, Going Further】申命記 8 : 1-6 Deuteronomy 8 : 1-6 – 陳堯健牧師 Pastor Chen

信息大綱 I. 回顧神的帶領，為的是繼續向前走 II. 遵行神的話語，是我們共同的腳步 III. 傳承基督信仰，是我們永續的旅程 IV. 結論 I. II. III. Remember God’s Past Guidance to Move Forward Obey God’s Word as Our Common Steps Passing on the Christian Faith is Our Sustainable Journey IV. Conclusion 本週金句: 詩篇 145 : 4 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也要傳揚你的大能。 Key Verse：Psalm 145 : 4 One generation shall commend your works to […]

October 6, 2025

【十字軍】為誰而戰 – 王嵩 (信仰探討)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十字軍：為誰而戰。多數人認為十字軍東征是基督教歷史上的一塊污漬。還有一些激進的無神論者進一步認為宗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是戰爭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十字軍，人們還會想到宗教改革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三十年戰爭，二十世紀的愛爾蘭宗教衝突等等。這讓我們有必要在討論十字軍之前，把鏡頭拉的再遠一點，仔細看一下基督教與暴力和戰爭之間的關係演變。 1. 耶穌的教導有非常強的和平主義的傾向。新約聖經最大的特點，就是召喚門徒走一條與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世界相信刀劍能解決問題，但耶穌基督卻指向一條和平之路。在登山寶訓里，耶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馬太福音5:39）祂又說：“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5:44）對這段話有很多層面上的解釋，但不管怎麼解釋，每個人都可以看出，都會同意，耶穌不鼓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他要求我們放下報復，選擇寬恕，以善勝惡。彼得曾經拔刀要為耶穌抵擋抓捕祂的兵丁，結果耶穌立刻制止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26:52）耶穌拯救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十字架上犧牲的愛。十字架這件事就是世人選擇了暴力而耶穌選擇了和平。保羅也提醒教會：“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以弗所書6:12）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那些反對我們的人，而是影響人心的邪惡力量，那些謊言，仇恨，誘惑。信仰的真正戰場不是在兩國邊界，而是在每個人的心靈當中。所以基督徒的武器也不是刀槍，而是“公義做鎧甲”，“信心做盾牌”，“神的真理做寶劍”這是保羅在以弗所書6章說的。羅馬書12章更是直接說：“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12:19, 21） 新約聖經給我們一個極其清晰的圖像：神的國度不是靠刀劍擴張，而是靠福音、靠愛、靠見證。耶穌基督呼召我們成為“使人和睦的人”（太5:9）。 早期的基督徒對主耶穌的教導也正是這樣理解的。在羅馬帝國的逼迫下，他們沒有舉刀反抗，而是以殉道作為榮耀的見證。著名教父特土良這樣寫道，基督徒不應當參軍，也不應當用暴力解決衝突，因為他們追隨的是那位在十字架上舍己的主。 從公元100年至400年間，基督教思想家反對死刑，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反對參軍。大約在公元200年出現的一部詳細的教會手冊《希波呂陀的宗徒傳統》（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列出了那些不得接受正式信仰教導的職業，包括角鬥士、必須執行死刑的軍官，負責判處死刑的執政官，手冊似乎允許普通士兵接受教導（至少沒有被明確排除），但如果一個已經受過完整教導並受洗的基督徒“想要成為士兵，就要把他趕出去。因為他已經輕視了上帝。”  介紹一下這個正式信仰教導。它有一個專門的希臘詞語，後來成為英文 catechumenate, 也就是中文裡慕道這個詞的來源。早期教會，慕道要2-3年的時間，然後才能夠受洗成為基督徒。君士坦丁之後慕道還要3年嗎？縮短到幾個月，後來到中世紀變成嬰兒受洗，先受洗再受教育。這是一個教會運作受現實影響而發生改變的例子。它的利與弊甚至對與錯，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尼西亞大公會議（由君士坦丁本人在場主持）所制定的第十二條規章指出，那些重返軍隊的基督徒就像“一隻回到自己嘔吐物里的狗”。如果這樣的士兵再次改變心意、重新回到教會，他必須再接受三年的信仰課程。 可見，在基督教的奠基文獻和最初幾個世紀的歷史中，從未有任何準備讓教會與國家暴力結合在一起。 合法權威（Authority）戰爭必須由合法的統治者發動，而不是私人復仇。個人不可擅自以暴制暴。正當理由必須是為了抵禦侵略、保護無辜、恢復秩序。貪慾、擴張、報復，都不是正當理由。正當執行善待戰俘，不羞辱對方，不過度殺傷 基督教在歐洲的下一次大發展是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歐洲在一些蠻族統治之下。宣教士被差派前往愛爾蘭，英國，德國，荷蘭，丹麥，捷克，保加利亞，俄羅斯，冰島，挪威，瑞典先後完成基督化進程。福音的傳播仍然完全靠的是宣教士的服務，見證，勸說，查理曼大帝在征服薩克森地區後，強令所有人改信基督教，拆毀所有異教神龕。神父阿爾琴勸說他福音應該被傳講，洗禮和領聖餐之前需要先理解。信仰要吸引人，而不是強迫人。查理曼聽從了他的勸告，取消了強迫改教。阿爾琴的方法更慢但更有效，薩克森地區到9世紀後期才完成基督教化，但卻成為中世紀信仰的堡壘 十字軍東征的起點是1095年的克萊蒙會議。在會上教皇烏爾班二世發表了講話。他首先描述了東方基督徒的苦難，聖地落入異教徒之手，基督徒朝聖者被劫掠，殺害，用煽動性語言激發信徒們的憤慨和同情。鼓勵騎士和普通信徒放下彼此之間的爭鬥，把武力用於對抗“異教徒”，解放聖地耶路撒冷。他還為這場運動創造了一個口號Deus vult! ——神心所願。烏爾班宣布：凡真心參與遠征的信徒，都可以獲得罪的赦免（和贖罪卷類似）。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把戰爭與屬靈功德直接掛鈎。對當時的人來說，這是極具吸引力的“天堂保證”。演說結束後，會場爆發出山呼海嘯般的吶喊：“Deus vult!（神心所願）”。眾人跪下當場許願，要為神出征，許多人在衣服上縫上紅色十字，這成為後來“crusade（十字軍）”這個稱號的來緣。這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演講之一，它對歐洲和中東的影響之大怎麼說都不過分。今天無論教會內外，對十字軍的評價都是負面的，這使得人們很容易把烏爾班二世想象成一個蠱惑人心的野心家。但平心而論，烏爾班二世身上也有富有理想和雄才大略的一面。烏爾班的伯樂，前任教皇格里高利7世也是一位歷史上很有名的教皇。他和烏爾班一脈相傳都是志在改革教會。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曾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開除出教會。逼得皇帝不得不來到教皇的城堡外負荊請罪。亨利四世在雪地中赤腳站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教皇赦免。小時候讀到這個故事覺得教皇的權力也太大了，做事也太囂張了。實際情況其實要複雜的多。格里高利教皇看到了教會的一些弊端，買賣聖職和神職人員納妾。推動改革，收回任免主教的權力和執行紀律的權力。和皇帝發生衝突。並不是教皇真的有任免皇帝的權力，亨利屈服是因為他手下的諸侯對他不服，利用這個機會想另立新君。亨利的雪地懺悔也是和教皇反覆談判，達成一致後的表演。幾年後，亨利四世平定了諸侯的叛亂，立刻發兵羅馬，教皇不得不倉皇出逃，最後在流亡中死去。亨利甚至自行立了一個新教皇克萊孟三世。烏爾班二世則得到了教會中的改革派支持於1088年被選為教皇。烏爾班終其一生都在致力革除教會中的腐敗並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為了實現公義的目標，努力獲取權力，而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在信仰的很多方面compromise了。這是教會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一個爭論，目的能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所以那時候有兩個教皇。烏爾班召開克萊蒙會議時，他還不是西歐教會無爭議的領袖。因此，烏爾班二世非常需要一場大規模的宗教行動來鞏固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正統地位。另一個重要的背景：40多年前的1054年，西方與東方的教會剛剛發生了分裂。成為了今天天主教和東正教這兩大分支。其實雙方在所爭論的教義和禮儀上的分歧並不很大。這次離婚的核心衝突是人的驕傲和權力的爭鬥。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很多人都不認為這是離婚，而只是一次吵架，雙方還有複合的可能。克萊蒙會議之前，拜占庭帝國遭遇突厥人的攻擊，向西歐各國求援。烏爾班也很想利用這個機會幫助東方的基督徒而彌合教會之間的裂痕，重建普世教會。當然他絕對想不到，他所發起的十字軍運動成了東西方教會以後再也沒能複合的一大原因。 當我們討論十字軍運動的動機時，我們看到各個群體都有多方面的複雜動機。烏爾班二世想要整合西歐的基督徒力量，擴展自己的影響力，贏得與對立的教皇之間的權力鬥爭，以推進教會的改革。第二他想要解救東方的基督徒，統一普世教會，第三想調動騎士階層，減少西歐內部衝突，轉移矛盾。這些動機是正當的，但他用的方法全都是這個罪惡世界常用的方法。基督要求他的門徒走一條和世界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早把這些拋到腦後。這不奇怪。堅持效法基督，他幾乎不可能走到現在的位置。權力鬥爭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把不夠心狠手辣的人選擇掉的過程。這其實是對所有想做大事的基督徒的一個提醒。可以去嘗試去努力，但你能不能保守你的初心。到一定的時刻，基督徒要面對一個選擇，也許失敗是更好的結果。這時候你能不能守住信仰的底線而接受失敗。對於貴族來說，他們有借參與聖戰獲得罪的赦免的強烈動機。但是他們也想到聖地去獲取新封地、新財富，尤其是家中的次子，他們在歐洲長子繼承體制下，無地可分。對於騎士來說，把自己一身武藝用在捍衛信仰，解救弟兄的事業上，當然比為領主搶奪地盤有意義的多，但他們也有渴望冒險，建功立業，贏得財富的誘惑。而對於普通民眾，聖地，朝聖在他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多手工業者，關了自己的店鋪，托妻負子，去當兵，你很難用屬世的物質原因來解釋。但也有很多貧民為生活所迫，來參與冒險。十字軍就是這樣一個大雜燴，有着宗教與政治、屬靈與屬世的多重動機交織。有理想主義的層面，也有赤裸裸的黑暗現實考量。但是把這樣一股力量釋放出來，卻沒有統一有力的領導和制約，理想會逐漸模糊，而黑暗會不斷放大。 十字軍一出發，還沒有離開西歐，就已經開始了對猶太人的掠奪和殺戮。相當多的十字軍認為，家鄉附近尚有猶太教異教徒，卻要不遠萬里、跋山涉水去消滅另外一幫異教徒，實在是莫名其妙。數千猶太人遇害。很多人被逼改宗，或財產被掠奪。暴力迫害猶太人並不是教會官方的政策，以科隆大主教為首的許多基督教主教都盡其所能地保護猶太人，但是無力阻止暴民。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在軍事上是最成功的。十字軍先後攻下了尼西亞，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在聖地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家。但在攻克耶路撒冷後，十字軍進行了無差別的大規模屠殺。穆斯林躲進聖殿山上的阿克薩清真寺，但仍然沒有逃過接下來的屠殺。猶太人躲在會堂里向神禱告，被十字軍縱火燒死。連東方基督徒也有被殺戮的。這場屠殺成為三大宗教共同的集體記憶。這之後，在穆斯林眼中，十字軍乃至西方就不再只是入侵的外敵了，而是異教的野蠻人。發動十字軍東征的烏爾班二世在耶路撒冷城破後半個月去世。那時收復耶路撒冷的消息還沒有傳到意大利。如果他聽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終於實現，以及這神跡般的成就伴隨着的駭人聽聞的暴行，不知他會在病榻上作何感想。 第一次十字軍的成功主要得益於穆斯林世界的分裂。當時阿拉伯帝國已經名存實亡，只是一個空殼，北方的土耳其和敘利亞由塞爾柱突厥控制，南方埃及由法蒂碼王朝控制，雙方互相攻擊，被十字軍各個擊破。幾十年後，穆斯林開始反擊，收復了一些被十字軍佔領的城邦，並開始威脅耶路撒冷。消息傳到歐洲，教皇於是發起了第二次東征，並請聖伯爾納多負責宣傳工作。伯爾納多是中世紀非常有名的修道院改革運動領袖，也是極其出色的靈修文學作家。他是熙篤修會的修士。熙篤會戒律森嚴，平時禁止交談，俗稱啞巴會。但伯爾納多是個口才文筆俱佳之人。他極富感染力，曾引領自己做公爵的父親和兩位兄弟捨棄家財一同修道。以至於當時有這樣的童謠“做母親的快把兒子藏起來、做妻子的快把丈夫藏起來，別等到伯爾納多來了，就感化他們去修道院“ 伯爾納多接受教皇命令後，在法國和德國多次佈道，成功點燃了公眾熱情，使王侯、騎士、平民紛紛響應。把法國國王和德國皇帝都說服了去參加十字軍。然而大軍還未出發，就又出現了迫害猶太人的事情。修士 拉道夫（Radulf） 等激進傳教士煽動民眾攻擊猶太人，認為“先清除身邊的異教徒，再去聖地”。伯爾納多對這種行徑大為震驚，親自前往德國干預，在科隆、美因茨等地講道，平息暴民情緒。甚至強制要求拉道夫返回修道院，終止其活動。避免了重演第一次十字軍的猶太人大屠殺。 第二次十字軍雖然人數眾多但軍紀更差。經常搶劫沿路的居民。以至於拜占庭帝國的百姓都很憎恨他們。為十字軍帶路的當地嚮導故意把他們帶錯路，使很多將士餓死渴死。甚至有嚮導把他們帶進突厥人的埋伏圈，使十字軍傷亡慘重。最後幾十萬大軍圍攻大馬士革數月，徒勞無功。狼狽撤軍。 這之後，穆斯林在埃及蘇丹薩拉丁的領導下實現了統一。1187年在哈丁戰役中擊敗十字軍，隨即重新佔領耶路撒冷。哈丁戰役有個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關於真十字架。4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聖海倫娜（Helena）據說在耶路撒冷的聖墓附近找到了耶穌受難的十字架。當時有三根木架（因與耶穌同釘的兩個強盜），傳統說法是通過一個奇蹟來辨認出哪一根是“真十字架”。之後，這根木架被切分，一部分留在耶路撒冷，部分送往君士坦丁堡、羅馬等地。隨着世紀推移，碎片被進一步分割、分贈給教會、修道院和王侯貴族。到中世紀，幾乎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有所謂“真十字架”的碎片。耶路撒冷的聖十字教堂里供奉着最大的部分，被視為耶路撒冷王國的守護聖物。哈丁戰役（1187年）耶路撒冷國王居伊（Guy de Lusignan）親自帶着“真十字架”出征，認為聖物會帶來神聖庇護。結果：十字軍在哈丁被徹底包圍、切斷水源，最終全軍潰敗。國王被俘，“真十字架”也落入薩拉丁之手，再也沒有被基督徒奪回。 十字軍的“真十字架”遺物被薩拉丁繳獲。中世紀編年史提到，他把它送往大馬士革，作為勝利的象徵。對比約櫃曾顯神跡，十字架沒顯示任何神奇。之後下落不明，有人推測可能在後來蒙古入侵、馬木留克動蕩中遺失或毀壞，也可能被悄悄隱藏。當薩拉丁重占耶路撒冷時，他沒有屠城，報復而是與守軍談判，最後允許十字軍在交付贖金後自由離開。甚至沒有把交不起贖金的人賣為奴隸。這和88年前十字軍的殘暴行為相比，形成了強烈的道德反差。當地很多東方基督徒選擇留下，他們信任薩拉丁勝過信任歐洲的基督徒弟兄。這不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與伊斯蘭更接近，而是歐洲基督徒對他們的歧視壓迫比薩拉丁更甚。這時候的基督徒真的是沒有什麼見證了。 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歐洲掀起軒然大波。真十字軍落入異教手中更是奇恥大辱。教皇再一次號召東征。這回英國法國德國的君主都響應號召，親率大軍前往聖地。但是此時拜占庭與西歐基督徒的關係已然惡化。拜占庭皇帝甚至暗中與薩拉丁結盟，意欲阻攔十字軍東進。密謀敗露後，雙方的不信任和敵意加深，使“基督教世界合力對抗穆斯林”的理想敘事完全破碎。德國皇帝過河時馬失前蹄，淹死了。法國國王腓力健康不佳，又與英國國王理查明爭暗鬥，不久也回國了。理查外號獅心卻是中世紀的名將，他率軍取得了對薩拉丁的一系列勝利，但最終因為兵力，補給不足，沒能收復耶路撒冷。理查最後與薩拉丁達成協議，耶路撒冷將維持在穆斯林的控制下，但也允許非武裝的基督教朝聖者和商旅來訪。在第三次十字軍期間，理查一世一度染上熱病，身體虛弱。薩拉丁得知後，派人送去自己營地的水果和雪中保存的冰涼飲料，還派出醫生來協助治療。這件事被十字軍編年史家記載下來，成為“敵人之間互相尊敬”的象徵。對比中世紀的殘酷戰爭，這個故事凸顯了兩位領袖之間的騎士風度。另一則流傳甚廣的小故事講兩人比較武藝：薩拉丁展示他的彎刀，可以輕輕一揮就把絲綢切成兩半。理查則展示他的重劍，一擊就能把鐵盔劈開。兩人都讚歎對方武器與武藝之精妙，象徵著東西方兩種不同的騎士精神：薩拉丁代表輕巧、精準；理查代表力量、剛猛。 10年以後，教皇又發起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但這次十字軍比較缺錢。他們找上了威尼斯人，計劃借威尼斯艦隊運送大軍。十字軍沒錢支付船費，威尼斯人要求他們幫忙進攻扎拉（今克羅地亞扎達爾），一個基督徒城市。可這不是一般的僱傭軍，這是胸前畫著十字架，喊着神心所願的基督的軍隊。十字軍來到扎拉。當地人掛起畫有十字架的旗幟，提醒他們我們是弟兄。但十字軍一點沒含糊，洗劫了扎拉城。教皇聞訊大怒。寫信把全體十字軍將士開除出教。十字軍領袖沒有把信件告訴士兵。而教皇氣消了之後，撤銷了絕罰令。隨後十字軍參與了拜占庭帝國的王位爭奪戰，扶持了阿萊克修斯四世登上帝位，從而換取他曾經許諾過的豐厚報酬。但阿萊克修斯四世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拜占庭軍民也極鄙視這個靠西方人上位的年輕人。他不久就在政變中被廢除，而繼任者拒絕向十字軍付一分錢，請他們快走不送。十字軍勃然大怒，開始圍攻君士坦丁堡。4天後攻破城防，隨即對這座西方文明最大的城市進行了洗劫。十字軍燒毀了君士坦丁堡圖書館，許多古典作品被盜被毀。聖索菲亞大教堂也被掠奪。君士坦丁堡賽馬場里的著名青銅馬雕像被帶回了威尼斯，裝飾聖馬克大教堂。至今仍在。我很難理解教會如何會允許這個暴力犯罪的見證繼續裝飾教堂。十字軍沒有繼續去耶路撒冷，而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個短命的“拉丁帝國”（1204–1261年）當然講希臘語的當地人民非常痛恨這個外來政權。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大概是基督教2000年歷史的最低點。十字軍目標徹底偏離。東正教對西方天主教的仇恨加深，東西教會的裂痕更加不可彌合。拜占庭帝國雖然在1261年恢復，但元氣大傷，從此再難恢復昔日輝煌。教皇英諾森三世最初非常震怒，譴責十字軍攻擊同為基督徒的城市，並對參與者下達過絕罰。後來：當看到大量戰利品與聖物送回羅馬，並且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國”，他又轉而接受，並視之為羅馬教皇權威擴展到東方的機會。

October 5, 2025

【修道主義和聖方濟各】出世與入世 – 王嵩 (信仰探討)

在基督教會最初的300年間，基督徒經歷了很多次迫害。許多基督徒為主殉道。殉道者，Martyr這個詞原本就是見證人的意思。主耶穌升天之前對門徒說：但 聖 靈 降 臨 在 你 們 身 上 ， 你 們 就 必 得 著 能 力 ， 並 要 在 耶 路 撒 冷 、 猶 太 全 地 ， 和 撒 瑪 利 亞 ， 直 到 地 極 ， 作 我 的 見 證 。原文就是做我的martyr。耶穌並不是在吩咐門徒必須要去死，而是要他們在世界各處為他作見證。但後來在猶太公會，羅馬帝國迫害基督徒的背景下，作見證常常意味着 面對逼迫仍不否認基督。而絕大多數的使徒都殉道了，我們以前介紹過：彼得在羅馬被倒釘十字架，保羅殉道於羅馬，雅各死在希律的刀下。漸漸地，“見證”與“殉道”合而為一。以至於只有為主捨命的人才可以被稱為見證人。 也有很多基督徒在迫害當中堅持信仰，沒有否認基督，但最終沒有被處死，這些人就被稱為confessor，信仰告白者，他們也被高度尊敬，但在敬意上略低於殉道者。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使徒約翰。根據早期教父的記載，約翰在羅馬曾遭受酷刑，甚至有傳說他被投入滾燙的油鍋卻奇蹟般生還。後來他被流放到拔摩島。因為他在逼迫和酷刑中沒有否認基督，卻沒有死，早期教會稱他為 confessor。313 年《米蘭敕令》頒布後，基督教獲得合法地位，不再擔心迫害，甚至得到帝國資助。殉道的機會減少了，教會生活也逐漸轉為公開、盛大。但正是在這種“平安”中，不少人反而看見危險：當迫害停止，教會逐漸與社會同化，失去了先知般的批判鋒芒。基督教越來越成為羅馬主流文化的繼承者，而不是它的挑戰者。帝國的支持帶來壯麗的教堂、盛大的禮儀，但同時也帶來形式化與世俗化的風險。教會的節日愈發繁密，儀式日趨複雜，外在的隆重掩蓋了內里的貧困。禱告有時淪為公式化的背誦，幾乎像是異教祭祀中的咒語。對於一些信徒來說，這樣的信仰更像是羅馬宗教的延伸，而不再是追隨十字架的道路。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修道主義萌芽了。有人選擇離開城市，走向曠野與荒漠，不是出於對世界的厭倦，而是渴望重新找回福音的本真。他們認為，若在日益世俗化的教會裡繼續安逸生活，信仰就會失去最初的純凈。於是，禁慾、禱告、獨處、勞動成為他們對抗“世俗化教會”，追求radical christianity的方式。radical這個詞在現在，尤其是和宗教聯繫在一起時，有非常負面的含義。但如果追溯這個詞的根源，在早期基督教的脈絡中，它恰恰表達的是門徒所追求的目標。radical來自於拉丁文radix，就是根的意思。 […]

September 28, 2025

2025-09-28【義人必因信得生 — 從哈巴谷書了解信心】哈巴谷書 1-3-王嵩弟兄

信息大綱 I. 信心不是知道明天會怎樣，而是知道誰掌管明天； II. 信心不是一廂情願的盼望，而是在黑暗裡仍能從 神獲取力量； III. 信心不是靠自己咬牙堅持，而是把自己交託在神 的手中。 本週金句: 希伯來書 10:37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 並不遲延；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