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9【同 行 有 苦 — 同心同行系列之罪中之苦】使徒行传 5:1-11 – 陈尧健牧师

信息大纲 I. 哪里苦? II. 为何苦? III. 我们，苦吗? — 我们可以不苦 本周金句: 诗篇 119:71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 祢的律例。

October 20, 2025

【奋兴与理性】从萨佛纳罗拉和皮科讲起 – 王嵩 (信仰探讨)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奋兴与理性， Revival and Reason, 这两者可以算是近500年来基督教发展的两条腿。教会得以站立和前进都离不开这两条腿的平衡与互动。奋兴让信仰回到起初的火热与纯真，使冰冷的教义重新有了生命，使个人与群体重新经历神的同在。理性则帮助信仰不断思考与澄清，使教会在面对文化、科学与哲学的挑战时，能够有理有据地回应，避免了陷入盲目的狂热与迷信。这两者不是彼此对立的，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奋兴给理性以力量，理性帮助奋兴纠正方向。但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它们之间的张力，偏重一面的基督徒间彼此冲突。当热情失去理性时，信仰容易走向极端；当理性失去热情时，信仰又会变得冰冷。今天我们要透过两位宗教改革前夕的人物，两个非常不可能成为朋友的朋友——萨佛纳罗拉与皮科——来认识这两大传统如何并行，也如何影响此后五百年的教会。 教会发展到15世纪末，已经成为一个塑造欧洲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它把从俄罗斯到爱尔兰，从冰岛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统一在一个信仰文化之下。教会为征战不休的欧洲社会提供了稳定性，行使着地方政府的实际职能，也成了学术，教育的中心。但到了这个时候，教会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这里列出了两组问题，一组是一位天主教学者总结的，一组是一位新教学者总结的 神学：失去了批判性，与现实脱节，圣经研究成了证明教会正确的工具，而不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头 礼仪：成了神职人员的表演而不是民众的参与。圣人崇拜，朝圣，赎罪等敬虔的行动目标是避免惩罚而不是建立与基督的关系，信仰成了另一种功利主义。 政治：教皇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只是众多权力掮客中的一员。教皇的军队也与其他军队一起为抢地盘大打出手。 教会：层级结构建立了一个类似世俗的等级制度。底层民众被剥夺了权利，被边缘化。神职人员的腐败问题也随之而来。 对行为的强调模糊了得救的途径 教皇和教会权威高于圣经 腐败并卷入政治 否认普通人可以直接与圣经和上帝建立联系 我们谈到教会的腐败，常常想到的是主教贪污钱财，包养小三这类道德腐败。其实一个更严重的腐败是教会，神职人员没有做自己的工作。主教从来没去过自己的教区，神父不认识自己的教民，教会没有教育，宣教，没有安慰关怀。普通信众对教义缺乏基本认识，迷信蔓延。 任何对信仰认真的人都会同意，大规模的彻底的改革已经不可避免。实际上在马丁路德之前，很多人已经开始提出路德提出的那些意见，开始在教会内部做改革的努力。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两位主人公，带到15世纪末的佛罗伦萨。 1497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一群人偷偷潜入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萨佛纳罗拉讲道的地方，他们把人的粪便涂在讲台附近，把一头死驴放在讲台上，最后把钉子倒钉在桌面上，期待萨佛纳罗拉在清理完所有污秽，开始讲道时，会比平时更加愤怒的拍桌子，从而被钉子刺伤。你肯定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会激起别人如此的愤恨。 如果你生活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我保证你会对他有强烈的好恶。没有人会对他无动于衷。萨佛纳罗拉是道明会的修士。道明会的宗旨是传播福音，除灭异端。他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浑身散发着强大气场。他讲道时常常有一万五千人来听。那可是个没有麦克风的年代。简单地说，萨使很多人确信他是一位先知，他和上帝之间有热线电话。而萨也对佛罗伦萨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1494年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不战而降，引起市民们的愤怒。一群反对美第奇的富商联合人民赶走了美第奇家族，宣布佛罗伦萨成为一个真正人民共和国。萨佛纳罗拉抓住了这个机会，要把佛罗伦萨改造成新耶路撒冷，人民不需要君主，教皇告诉他们怎么做，而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过悔改，简朴，圣洁的生活。教会根除腐败，恢复属灵的纯正，社会上要禁止赌博，淫乱，酗酒，孩童和青年要成为道德警察，提醒成人守规矩。要清除会败坏人心的艺术品，饰物，书籍。萨像旧约先知一样毫不惧怕权贵和君王。他严厉地批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养情妇，生私生子，夜夜笙歌的腐朽生活。他同样批评文艺复兴艺术家助长享乐和肉欲，批评人本主义学者高抬哲学，古典学问，凌驾于圣经之上。萨自己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并不反对知识，反对艺术，但是他反对一切让人远离神的东西。在他20岁加入道明修会时，写信给父亲说我要生活的像一个有理性的人，而不是只跟随情欲的动物。所以他不是个狂热的宗教疯子，而是个注重理性的人。只是对他来说理性必须为神服务。他在佛罗伦萨宣讲神的审判，说神留给人的时间不多了，每个人必须抛弃原先奢华罪孽的生活，转向神。他的讲道非常有能力，可以点燃听众心中的火焰。很多人听了他的道，把自己的貂皮大衣，珠宝首饰，书籍绘画都扔在广场中心，虚荣之火。佛罗伦萨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是文艺复兴的中心，是欧洲最好的学者讨论哲学科学的场所。就像今天的纽约波士顿，以常理而论，是这一类宗教狂热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但它确确实实的发生了。大画家波提切利以画希腊神话女神著名，他被萨深深打动，烧了自己的画，主动回到更神圣的主题，儿童成群结队在街上唱圣诗，搜寻虚荣品。欧洲最世俗的城市看起来变成了属灵复兴的中心。让我们先停在这里，回过头去看一下皮科。 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比萨小11岁，但成名更早。他身高185，非常魁武。人极其聪慧，14岁入博洛尼亚大学学法律。然后一直在欧洲各地游学。他能讲7种语言。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是个典型的文艺复兴学者。文艺复兴的一个核心精神是回到本源，不仅是绘画雕塑哲学要回到古希腊罗马的本源，读圣经也是如此。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学者西迁带来了原文圣经。人们开始质疑拉丁译本和教会的教导。 皮科立志要写一本书，把所有人类知识归纳为900多条普遍的真理。他认为教会拥有真理，但并不垄断真理。在教会之外圣经之外也有真理。这在15世纪是个革命性的想法。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切真理或者说一切重要的真理都在教会以内。而对于圣经，信仰，道德判断的一切问题，最终权威在罗马教廷，异端审判与焚书制度正是这种思想垄断的体现。说“教会不垄断真理，真理不必通过教会才能被认识”——这是一种对权威的根本性挑战。他认为神的智慧是普遍的，在各种文明、哲学与宗教中都有反映，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逻辑、犹太卡巴拉、伊斯兰神秘思想，都是人类以不同方式接近真理的努力。他希望把这些“片段的真理”汇聚在一起，展示出神在全人类历史中的普遍启示。教会是神启示的中心，却不是神启示的边界。皮科认为人是神所创造万物之中唯一拥有理性和自由意志并可以用之提高自己的生物。所以学习是人的第一要务。唯有不断学习，思考，善用自由意志，人才可以实现净化灵魂的目的。他的理想是：通过哲学与神学的对话，实现知识与信仰的统一。他认为自己不是异端不是什么人本主义者，但教皇不这么看，他组织了一批教会的学者审查了皮科的书，并把它定为异端。皮科只好流亡到佛罗伦萨。他介绍萨佛纳罗拉来到佛罗伦萨，因为他被萨的讲道深深打动。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皮科相信我们应该广泛学习各文化的智慧以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只能追求真理，不能垄断真理。萨相信世界上充满了假先知和肉体眼目情欲的诱惑，而他绝对垄断真理。但是皮科被萨的敬虔，他的教导深深打动以至于想要加入修会，把自己的财产捐给萨的修道院。萨触动了皮科心中那个我们说不清楚，几千年来的神学家也没能描述解释明白的东西。我们暂且称之为宗教情结。它不是人念了多少书，进行了多么深入的思考后得到的，它好像原来就在那里，它可以被各种方式唤醒，让我们的心灵和那个远超我们个人和世界的神建立连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它。而它一旦被唤醒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改变我们，改变社会。 两个人都相信人们不需要君王，教皇，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获得真理。两人都认为教会需要改革，要根除腐败，要在道德上洁净，要回归本源。这些也是宗教改革的先声。但是两个人的结局都很不好，皮科1494年31岁就突然去世，很可能是被人下了毒。萨主持了他的葬礼。4年以后，教皇宣布萨为异端，将他开除出教，公开号召处死萨。很多佛罗伦萨市民没有了酒吧和赌场也开始对萨越来越不满。4月8日，一群人袭击了修道院，抓走了萨和另两位修士。三人都遭遇长达数周的酷刑，最后在当初点燃“虚荣之火”的广场被处以绞刑并焚尸。我们现在可能感到很吃惊，那时人们会用如此极端和暴力的方式对待皮科和萨这样两个手无寸铁的人。但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思想（ideas）常常被视为是具有爆炸性的危险力量。那是一个信仰、政治、社会秩序紧密交织的时代——思想不只是个人观点，而是对整个社会架构的挑战。一个新的观念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政治革命、甚至灵魂的“失序”。因此当局往往以火刑、流放、禁书的方式“扑灭思想”，而在他们的眼中，这是一种“防火措施”，不是残暴，而是维稳。现代社会的思想自由，其实依赖于社会的法治、学术制度、舆论空间的种种规则和调控。这些正是在前人付出重大牺牲后慢慢发展出来的。而它们其实也很脆弱，不要觉得我们永远不会回到政府和社会禁书，禁言，关押异见分子的黑暗时代。 萨和皮科这两人代表着人们宗教情感和实践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萨所代表的是奋兴主义的一面，他呼吁人们回到基督信仰的最纯净的核心，去除一切阻碍敬虔的情欲，享乐，虚荣，他的信仰像烈火一样燃烧，带着审判的力量，也带着净化的渴望。皮科所代表的是理性主义的一面，他相信人借着理性与思辨，可以理解神所设立的秩序与智慧。他的信仰像清水一样流动，宁静、透明，却也有深不可测的力量。从这两人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两个传统的一些特征：奋兴主义代表着信仰的激情和纯粹，它呼唤人回到最单纯的信仰状态——像孩子一样信靠，像殉道者一样忠诚。它追求的是一种毫不分心的专注，一种“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的决心。因为单纯，所以能够全然投入；因为要完全，所以不容妥协。奋兴的火点燃悔改的心，唤醒麻木的灵魂，让人重新感受到信仰的真实与力量。但同样的火，也可能灼伤人——当热情缺乏理性约束时，信仰就容易滑向狂热与专制。而理性主义代表着信仰的宽度和深度，它不满足于盲目的热情，而渴望理解神在创造中的智慧、在历史中的作为。理性主义者相信，真理不怕探问，信仰可以经得起思考。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在理解中生出的敬畏——不是情感的高涨，而是理智的谦卑。因为有宽度，所以注重宽容：他们看到真理的多面性，也看到人的有限；因为要理解，所以更加清醒与温和。理性让信仰能够与文化、科学、哲学对话，让基督教不被世界的变化所吞噬，而能与时代同行。但如果理性走得太远，信仰也可能失去热度，变得冷漠、抽象、无力感动人心。正如火需要水来节制，水也需要火来加热——激情与理性并非敌对，而是信仰得以成长的两种力量。火提醒我们信仰不只是思想，水提醒我们信仰不能盲目。当这两股力量能够彼此调和，教会就能既充满热情，又有深度；既能燃烧，又能持久——那才是成熟而稳健的信仰。 萨佛纳罗拉代表的奋兴主义在后代的一个代表是发源于英国，并深刻影响了英美两国历史的清教徒运动。志雄以前讲过，宗教改革时期，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离婚娶新娘生儿子，与罗马教廷决裂，加入了新教阵营。是为英国国教。英国国教会保留了不少天主教传统。尤其是主教制度和宗教礼仪方面。清教徒（Puritans）认为改革不够完全，想要使教会更纯洁（purified），强调个人要悔改、圣洁、重生。社会要因信仰而更新。清教徒追求简朴生活，推崇 勤勉和节制，反对奢侈、赌博、舞蹈、戏剧等娱乐。后世人们对清教徒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他们kill-joy, 扫兴。有个流传很广的话，清教徒是一群唯恐天下有人快乐的人。但事实上，清教徒并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们反对娱乐，做道德警察的热情远比不上后来的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清教徒只是反对虚浮、放纵、与神无关的快乐。真正的喜乐来自于心灵的平安、与神和好的关系、家庭的和睦、诚实的劳动与群体的团契。但清教徒确实对属灵状况与罪的自觉极为敏感。他们不断地省察自己的动机、思想、情感，担心在无意中得罪神。现代人可能觉得这太过了，整天想着自己的罪，这日子还怎么过？清教徒也不觉得这样特别爽，但他们相信比总是思想自己的罪更糟糕的是犯罪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感受不到。我们了解清教徒的钥匙是他们的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论：他们相信得救与否全在神的预定和拣选。人的行为、功德、意志都不能改变神的决定。这在实际生活中给信徒带来深刻的焦虑。人们渴望得救，但无法做任何事来增加得救的机率，于是他们转而寻找“被拣选的证据”。我是不是有重生的经历，我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内住，他们相信善行，服事都是拣选的标志。这使他们在工作、家庭、社会中极度认真、勤勉、克制——形成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工作伦理（Puritan Work Ethic）”的精神。 清教徒的改革诉求得不到王室和国教教会的支持，并被限制出任教职，公职，因此一部分人决定前往美洲，不是逃避暴力迫害，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能自由实行信仰理想的“新耶路撒冷“。所以Pilgrim不是躲避迫害的逃亡者，而是追求宗教理想的开拓者。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抵达新英格兰，30年代，更大批“清教徒”移居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名言：“我们要成为山上的城，让世人都看见。” 他们实行公理制（Congregational polity）每个地方教会完全独立自治，不受主教或宗派机构约束。强调信徒共同的“契约”（covenant），以圣经为唯一权威。公理会不仅是宗教组织，更是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核心。教会与市政紧密结合：只有教会成员才能参与政治投票。只有有重生经历的人才能加入教会。教会推动教育：1636年创办哈佛学院，培养属灵与学术领袖。属灵热情高涨。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并不宽容。清教徒承认信仰不能强迫，不能用武力来让人相信，但他们对不信的人和信的不对的人毫不留情。但第二代移民子孙不像第一代那样火热。1662允许未经历“重生”的第二代受洗，部分加入教会。意图保留社会统一，但也导致属灵标准下降。随着商业发展与殖民地扩展，社会逐渐远离初代清教徒的属灵严格。到18世纪初属灵热情下降，信仰变得形式化。1730-40乔纳森·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等带领有了北美第一次大觉醒，特点是布道热烈感人，常引发群众哭泣、悔改、情感爆发。强调“心灵的宗教”，重视个人与神的直接关系，而非形式礼仪。反对信仰的理性化，主张真实的属灵经历。这一次复兴的时间不长，到独立战争前夜，北美周日去教堂礼拜的比例又非常低了。19世纪初，有了第二次大觉醒，这一次带来更群众化，更广泛的复兴运动，不是依赖于少数几个著名布道家。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如福音营，培灵会，祷告会，音乐敬拜，公开悔改，比第一次大觉醒更民主、开放、实用：人人都能悔改、传道。从加尔文主义“预定论”转向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行动。推动了宣教、慈善、社会改革（如废奴、禁酒，女权）。 而在英国，清教徒运动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剧情。查理一世时期，国王加强了对清教徒的打压，清教徒与王权冲突升级，成为导致英国内战的重要原因。在内战期间，议会军中，清教徒的宗教热情成为士气核心，议会军的统帅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本人就是清教徒。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英格兰成为共和国。清教徒掌握主导，在社会上推行清教道德规范：禁止戏剧、严格守主日、节制娱乐。这是清教徒政治影响力的顶点，但也因过度严格而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要求所有牧师遵守国教礼仪，约2000名清教牧师拒绝而被逐出。清教徒在英国开始边缘化。英国的共和国时期是新教全面掌握国家政权的一个实例。今天的教会中，我们仍常听到要让美国恢复基督教为本的国家的呼声。英国共和国时期的清教徒把属灵复兴的理想推向政治实践，以圣经为准则重塑整个国家的努力是个很有意义的前车之鉴。他们改革了教会制度，废除了主教制，教会开始由长老和公会自治；取消了公祷书，取而代之的是简洁祷告与讲道，以圣经为唯一权威。目标是消除仪式化宗教，恢复“纯正”信仰。但取消了自上而下的权威后，各种新派想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取消了错误的权威并不保证信仰的纯正。在社会层面，清教徒政府试图建立“圣经化社会”。关闭剧院、禁止舞蹈、赌博、斗熊、圣诞节庆祝，周日禁止商业与娱乐活动，成立“道德委员会”监督风俗、惩治通奸与酗酒，鼓励圣经教育与识字；严格审查出版物。这些政策走在了多数民众的前面，民众普遍感到厌倦：生活太“灰暗”、太压抑，缺乏欢乐。人民感到被压迫，复兴变成了枷锁。所以克伦威尔一死，查理二世复辟，立即恢复英国国教制度。清教徒政策被全面推翻。这段历史给我们不少教训：属灵奋兴常常是个人的，小群体的。一旦进入国家机器，就必须转化为律法与行政命令，一方面属灵热情往往因此枯竭。另一方面民众没有准备好，信仰变成了压抑而不是喜乐和自由。属灵火热无法长期以政治制度维系——这正是复兴主义的结构性限制。一个信徒理想中的基督教共和国是否有可能建成，其实是有很大疑问的。但是清教徒运动在英美文明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大力推动教育，他们的读经传统形成了英国与新英格兰高识字率与学术氛围。工作被视为荣耀神的呼召，不是谋生的手段。勤勉、节制、责任、守信成为美德。后来被马克斯·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根源。清教徒相信人与神、人与人之间都立约，社会是一个信仰共同体，而非权力统治关系。这种契约观成为社会信任与自治的基础。推动形成了西方社会中“公民德性”与“良心监督”的传统。塑造了英美的公共伦理。推动了反专制与有限政府思想。比如《五月花公约》（Mayflower Compact）体现“政府来自人民同意”的理念。 皮科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在后世的一个代表是启蒙运动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如笛卡尔，莱布尼茨，洛克。就像提到宗教改革运动，人们往往以为这只是新教徒发起的改革运动。但实际上天主教内部的改革也是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同样的，一提到启蒙运动，人们往往以为这只是无神论者发起的反抗宗教束缚的思想运动。但实际上基督教思想家也积极地参与启蒙运动，并深刻地影响了教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宗教改革后的100多年里，欧洲发生了多次宗教冲突和战争，法国天主教暴民屠杀新教会众，英国清教徒砍了倾向天主教的国王的头，新教荷兰与天主教西班牙打了80年独立战争。德国天主教和新教的争斗最后发展成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欧人口减少30%。在这种背景下，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开始倡导宗教宽容。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洛克。他在1689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宗教宽容” 主张宗教争端不应该在战场上用火枪和刺刀解决，也不应该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解决。信仰不能被强迫；信心是心灵与神之间的事。国家权力只管外在秩序，不能干涉良心。洛克指出：宗教上的一些分歧有时是无法消除的。不可能证明某个信仰是错误的。可能证明某些想法是错误的。这是个事实，但教会和信徒如何应对这个事实，人们有了不同看法。洛克认为既然人们无法消除教义这些大问题上的分歧，就没必要浪费时间在教义争执上面，而应该注重内在道德与良心的自由。洛克认为基督教的真义不在于使徒信经上这一条条的教义而在新约中阐述的道德准则，耶稣所传讲的爱，舍己，和宽恕。这是基督教理性主义传统进入启蒙时代后的一次关键转向。从奥古斯丁的以信心求理解转为用理性评估信仰。洛克的思想奠定了后来自由派神学轻教义，重道德，轻神迹，重经验，轻神学争论，重社会实践的基调。把信仰的重心从启示与救赎转向理性与道德。但是这个转变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基督教的核心不是道德而是救赎，基督教伦理是建立在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基础上的。洛克与后来的康德都希望把这些神学教义拿开，用理性来建立道德律，却绕不开一个根本问题：理性无法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没有超越性的源头（神），道德命令只不过是社会共识或情感选择。洛克和康德为道德设立了一些理性的公理，然后从这些公理推导出道德律，就像数学一样。他们设立的这些公理看起来和几何学的公理一样不证自明，其实是因为欧洲一千年来都浸润在基督教伦理当中。比如，康德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最基本公理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有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中国人，非洲人就不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公理。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种观念。康德的这个公理实际来自于圣经说的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离开了圣经的土壤，道德便失去终极权威，只剩下社会规范或个人偏好。理性主义者以为自己能在信仰之外保存道德，但他们保存的，只是基督教文明的“余温”。当那余温散尽，现代社会就进入了真正的“价值真空”。 今天我们从萨佛纳罗拉与皮科谈起，看见教会在历史上有两种同样重要的追求——奋兴与理性。 奋兴主义提醒我们，信仰若失去火热，就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理性主义提醒我们，热情若没有真理，就可能偏离方向。 他们虽然看起来很不同，却都在寻求同一位神——那位既启迪思想、又点燃心灵的神。 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不是选择做“火”的人或“水”的人，而是让火与水在我们心中并存：让信仰有热度，也有深度；既能感动人心，也能经得起思考。既不失去那份属灵的热情，也不放弃那份理性的光芒。

October 19, 2025

2025-10-12（国/英）【全然献上的宣教 Inspiring Our All】马太福音 28:1-20 Matthew 28:1-20 – 许重一牧师 Pastor David Hsu

信息大纲 I. 与复活主同行宣教，克服我们的恐惧 II. 与复活主同行宣教，必面对阻力 III. 与复活主同行宣教，激励我们全然献上 与复活主同行宣教如何激励我们踏出信心的 下一步？ I. Missions with the risen Christ overcomes our fears II. Missions with the risen Christ will be met with opposition III. Missions with the risen Christ inspires our all How does being on mission with the risen Christ inspires us to take the next faith step […]

October 13, 2025

2025-10-05（国/英）【一起走，走得远 Walking Together, Going Further】申命记 8 : 1-6 Deuteronomy 8 : 1-6 – 陈尧健牧师 Pastor Chen

信息大纲 I. 回顾神的带领，为的是继续向前走 II. 遵行神的话语，是我们共同的脚步 III. 传承基督信仰，是我们永续的旅程 IV. 结论 I. II. III. Remember God’s Past Guidance to Move Forward Obey God’s Word as Our Common Steps Passing on the Christian Faith is Our Sustainable Journey IV. Conclusion 本周金句: 诗篇 145 : 4 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Key Verse：Psalm 145 : 4 One generation shall commend your works to […]

October 6, 2025

【十字军】为谁而战 – 王嵩 (信仰探讨)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十字军：为谁而战。多数人认为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块污渍。还有一些激进的无神论者进一步认为宗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是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十字军，人们还会想到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二十世纪的爱尔兰宗教冲突等等。这让我们有必要在讨论十字军之前，把镜头拉的再远一点，仔细看一下基督教与暴力和战争之间的关系演变。 1. 耶稣的教导有非常强的和平主义的倾向。新约圣经最大的特点，就是召唤门徒走一条与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世界相信刀剑能解决问题，但耶稣基督却指向一条和平之路。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9）祂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44）对这段话有很多层面上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解释，每个人都可以看出，都会同意，耶稣不鼓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要求我们放下报复，选择宽恕，以善胜恶。彼得曾经拔刀要为耶稣抵挡抓捕祂的兵丁，结果耶稣立刻制止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耶稣拯救世界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十字架这件事就是世人选择了暴力而耶稣选择了和平。保罗也提醒教会：“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以弗所书6:12）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而是影响人心的邪恶力量，那些谎言，仇恨，诱惑。信仰的真正战场不是在两国边界，而是在每个人的心灵当中。所以基督徒的武器也不是刀枪，而是“公义做铠甲”，“信心做盾牌”，“神的真理做宝剑”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说的。罗马书12章更是直接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12:19, 21） 新约圣经给我们一个极其清晰的图像：神的国度不是靠刀剑扩张，而是靠福音、靠爱、靠见证。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太5:9）。 早期的基督徒对主耶稣的教导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下，他们没有举刀反抗，而是以殉道作为荣耀的见证。著名教父特土良这样写道，基督徒不应当参军，也不应当用暴力解决冲突，因为他们追随的是那位在十字架上舍己的主。 从公元100年至400年间，基督教思想家反对死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反对参军。大约在公元200年出现的一部详细的教会手册《希波吕陀的宗徒传统》（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列出了那些不得接受正式信仰教导的职业，包括角斗士、必须执行死刑的军官，负责判处死刑的执政官，手册似乎允许普通士兵接受教导（至少没有被明确排除），但如果一个已经受过完整教导并受洗的基督徒“想要成为士兵，就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他已经轻视了上帝。”  介绍一下这个正式信仰教导。它有一个专门的希腊词语，后来成为英文 catechumenate, 也就是中文里慕道这个词的来源。早期教会，慕道要2-3年的时间，然后才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君士坦丁之后慕道还要3年吗？缩短到几个月，后来到中世纪变成婴儿受洗，先受洗再受教育。这是一个教会运作受现实影响而发生改变的例子。它的利与弊甚至对与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尼西亚大公会议（由君士坦丁本人在场主持）所制定的第十二条规章指出，那些重返军队的基督徒就像“一只回到自己呕吐物里的狗”。如果这样的士兵再次改变心意、重新回到教会，他必须再接受三年的信仰课程。 可见，在基督教的奠基文献和最初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从未有任何准备让教会与国家暴力结合在一起。 合法权威（Authority）战争必须由合法的统治者发动，而不是私人复仇。个人不可擅自以暴制暴。正当理由必须是为了抵御侵略、保护无辜、恢复秩序。贪欲、扩张、报复，都不是正当理由。正当执行善待战俘，不羞辱对方，不过度杀伤 基督教在欧洲的下一次大发展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在一些蛮族统治之下。宣教士被差派前往爱尔兰，英国，德国，荷兰，丹麦，捷克，保加利亚，俄罗斯，冰岛，挪威，瑞典先后完成基督化进程。福音的传播仍然完全靠的是宣教士的服务，见证，劝说，查理曼大帝在征服萨克森地区后，强令所有人改信基督教，拆毁所有异教神龛。神父阿尔琴劝说他福音应该被传讲，洗礼和领圣餐之前需要先理解。信仰要吸引人，而不是强迫人。查理曼听从了他的劝告，取消了强迫改教。阿尔琴的方法更慢但更有效，萨克森地区到9世纪后期才完成基督教化，但却成为中世纪信仰的堡垒 十字军东征的起点是1095年的克莱蒙会议。在会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讲话。他首先描述了东方基督徒的苦难，圣地落入异教徒之手，基督徒朝圣者被劫掠，杀害，用煽动性语言激发信徒们的愤慨和同情。鼓励骑士和普通信徒放下彼此之间的争斗，把武力用于对抗“异教徒”，解放圣地耶路撒冷。他还为这场运动创造了一个口号Deus vult! ——神心所愿。乌尔班宣布：凡真心参与远征的信徒，都可以获得罪的赦免（和赎罪卷类似）。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战争与属灵功德直接挂钩。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天堂保证”。演说结束后，会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Deus vult!（神心所愿）”。众人跪下当场许愿，要为神出征，许多人在衣服上缝上红色十字，这成为后来“crusade（十字军）”这个称号的来缘。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演讲之一，它对欧洲和中东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过分。今天无论教会内外，对十字军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把乌尔班二世想象成一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但平心而论，乌尔班二世身上也有富有理想和雄才大略的一面。乌尔班的伯乐，前任教皇格里高利7世也是一位历史上很有名的教皇。他和乌尔班一脉相传都是志在改革教会。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曾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开除出教会。逼得皇帝不得不来到教皇的城堡外负荆请罪。亨利四世在雪地中赤脚站了三天三夜，才得到教皇赦免。小时候读到这个故事觉得教皇的权力也太大了，做事也太嚣张了。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的多。格里高利教皇看到了教会的一些弊端，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纳妾。推动改革，收回任免主教的权力和执行纪律的权力。和皇帝发生冲突。并不是教皇真的有任免皇帝的权力，亨利屈服是因为他手下的诸侯对他不服，利用这个机会想另立新君。亨利的雪地忏悔也是和教皇反复谈判，达成一致后的表演。几年后，亨利四世平定了诸侯的叛乱，立刻发兵罗马，教皇不得不仓皇出逃，最后在流亡中死去。亨利甚至自行立了一个新教皇克莱孟三世。乌尔班二世则得到了教会中的改革派支持于1088年被选为教皇。乌尔班终其一生都在致力革除教会中的腐败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为了实现公义的目标，努力获取权力，而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在信仰的很多方面compromise了。这是教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争论，目的能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所以那时候有两个教皇。乌尔班召开克莱蒙会议时，他还不是西欧教会无争议的领袖。因此，乌尔班二世非常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行动来巩固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正统地位。另一个重要的背景：40多年前的1054年，西方与东方的教会刚刚发生了分裂。成为了今天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两大分支。其实双方在所争论的教义和礼仪上的分歧并不很大。这次离婚的核心冲突是人的骄傲和权力的争斗。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很多人都不认为这是离婚，而只是一次吵架，双方还有复合的可能。克莱蒙会议之前，拜占庭帝国遭遇突厥人的攻击，向西欧各国求援。乌尔班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帮助东方的基督徒而弥合教会之间的裂痕，重建普世教会。当然他绝对想不到，他所发起的十字军运动成了东西方教会以后再也没能复合的一大原因。 当我们讨论十字军运动的动机时，我们看到各个群体都有多方面的复杂动机。乌尔班二世想要整合西欧的基督徒力量，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赢得与对立的教皇之间的权力斗争，以推进教会的改革。第二他想要解救东方的基督徒，统一普世教会，第三想调动骑士阶层，减少西欧内部冲突，转移矛盾。这些动机是正当的，但他用的方法全都是这个罪恶世界常用的方法。基督要求他的门徒走一条和世界截然相反的道路。他早把这些抛到脑后。这不奇怪。坚持效法基督，他几乎不可能走到现在的位置。权力斗争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把不够心狠手辣的人选择掉的过程。这其实是对所有想做大事的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可以去尝试去努力，但你能不能保守你的初心。到一定的时刻，基督徒要面对一个选择，也许失败是更好的结果。这时候你能不能守住信仰的底线而接受失败。对于贵族来说，他们有借参与圣战获得罪的赦免的强烈动机。但是他们也想到圣地去获取新封地、新财富，尤其是家中的次子，他们在欧洲长子继承体制下，无地可分。对于骑士来说，把自己一身武艺用在捍卫信仰，解救弟兄的事业上，当然比为领主抢夺地盘有意义的多，但他们也有渴望冒险，建功立业，赢得财富的诱惑。而对于普通民众，圣地，朝圣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多手工业者，关了自己的店铺，托妻负子，去当兵，你很难用属世的物质原因来解释。但也有很多贫民为生活所迫，来参与冒险。十字军就是这样一个大杂烩，有着宗教与政治、属灵与属世的多重动机交织。有理想主义的层面，也有赤裸裸的黑暗现实考量。但是把这样一股力量释放出来，却没有统一有力的领导和制约，理想会逐渐模糊，而黑暗会不断放大。 十字军一出发，还没有离开西欧，就已经开始了对犹太人的掠夺和杀戮。相当多的十字军认为，家乡附近尚有犹太教异教徒，却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去消灭另外一帮异教徒，实在是莫名其妙。数千犹太人遇害。很多人被逼改宗，或财产被掠夺。暴力迫害犹太人并不是教会官方的政策，以科隆大主教为首的许多基督教主教都尽其所能地保护犹太人，但是无力阻止暴民。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军事上是最成功的。十字军先后攻下了尼西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在圣地建立了四个十字军国家。但在攻克耶路撒冷后，十字军进行了无差别的大规模屠杀。穆斯林躲进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但仍然没有逃过接下来的屠杀。犹太人躲在会堂里向神祷告，被十字军纵火烧死。连东方基督徒也有被杀戮的。这场屠杀成为三大宗教共同的集体记忆。这之后，在穆斯林眼中，十字军乃至西方就不再只是入侵的外敌了，而是异教的野蛮人。发动十字军东征的乌尔班二世在耶路撒冷城破后半个月去世。那时收复耶路撒冷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意大利。如果他听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终于实现，以及这神迹般的成就伴随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不知他会在病榻上作何感想。 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穆斯林世界的分裂。当时阿拉伯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只是一个空壳，北方的土耳其和叙利亚由塞尔柱突厥控制，南方埃及由法蒂码王朝控制，双方互相攻击，被十字军各个击破。几十年后，穆斯林开始反击，收复了一些被十字军占领的城邦，并开始威胁耶路撒冷。消息传到欧洲，教皇于是发起了第二次东征，并请圣伯尔纳多负责宣传工作。伯尔纳多是中世纪非常有名的修道院改革运动领袖，也是极其出色的灵修文学作家。他是熙笃修会的修士。熙笃会戒律森严，平时禁止交谈，俗称哑巴会。但伯尔纳多是个口才文笔俱佳之人。他极富感染力，曾引领自己做公爵的父亲和两位兄弟舍弃家财一同修道。以至于当时有这样的童谣“做母亲的快把儿子藏起来、做妻子的快把丈夫藏起来，别等到伯尔纳多来了，就感化他们去修道院“ 伯尔纳多接受教皇命令后，在法国和德国多次布道，成功点燃了公众热情，使王侯、骑士、平民纷纷响应。把法国国王和德国皇帝都说服了去参加十字军。然而大军还未出发，就又出现了迫害犹太人的事情。修士 拉道夫（Radulf） 等激进传教士煽动民众攻击犹太人，认为“先清除身边的异教徒，再去圣地”。伯尔纳多对这种行径大为震惊，亲自前往德国干预，在科隆、美因茨等地讲道，平息暴民情绪。甚至强制要求拉道夫返回修道院，终止其活动。避免了重演第一次十字军的犹太人大屠杀。 第二次十字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军纪更差。经常抢劫沿路的居民。以至于拜占庭帝国的百姓都很憎恨他们。为十字军带路的当地向导故意把他们带错路，使很多将士饿死渴死。甚至有向导把他们带进突厥人的埋伏圈，使十字军伤亡惨重。最后几十万大军围攻大马士革数月，徒劳无功。狼狈撤军。 这之后，穆斯林在埃及苏丹萨拉丁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1187年在哈丁战役中击败十字军，随即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哈丁战役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关于真十字架。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Helena）据说在耶路撒冷的圣墓附近找到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当时有三根木架（因与耶稣同钉的两个强盗），传统说法是通过一个奇迹来辨认出哪一根是“真十字架”。之后，这根木架被切分，一部分留在耶路撒冷，部分送往君士坦丁堡、罗马等地。随着世纪推移，碎片被进一步分割、分赠给教会、修道院和王侯贵族。到中世纪，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所谓“真十字架”的碎片。耶路撒冷的圣十字教堂里供奉着最大的部分，被视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守护圣物。哈丁战役（1187年）耶路撒冷国王居伊（Guy de Lusignan）亲自带着“真十字架”出征，认为圣物会带来神圣庇护。结果：十字军在哈丁被彻底包围、切断水源，最终全军溃败。国王被俘，“真十字架”也落入萨拉丁之手，再也没有被基督徒夺回。 十字军的“真十字架”遗物被萨拉丁缴获。中世纪编年史提到，他把它送往大马士革，作为胜利的象征。对比约柜曾显神迹，十字架没显示任何神奇。之后下落不明，有人推测可能在后来蒙古入侵、马木留克动荡中遗失或毁坏，也可能被悄悄隐藏。当萨拉丁重占耶路撒冷时，他没有屠城，报复而是与守军谈判，最后允许十字军在交付赎金后自由离开。甚至没有把交不起赎金的人卖为奴隶。这和88年前十字军的残暴行为相比，形成了强烈的道德反差。当地很多东方基督徒选择留下，他们信任萨拉丁胜过信任欧洲的基督徒弟兄。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与伊斯兰更接近，而是欧洲基督徒对他们的歧视压迫比萨拉丁更甚。这时候的基督徒真的是没有什么见证了。 耶路撒冷的陷落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真十字军落入异教手中更是奇耻大辱。教皇再一次号召东征。这回英国法国德国的君主都响应号召，亲率大军前往圣地。但是此时拜占庭与西欧基督徒的关系已然恶化。拜占庭皇帝甚至暗中与萨拉丁结盟，意欲阻拦十字军东进。密谋败露后，双方的不信任和敌意加深，使“基督教世界合力对抗穆斯林”的理想叙事完全破碎。德国皇帝过河时马失前蹄，淹死了。法国国王腓力健康不佳，又与英国国王理查明争暗斗，不久也回国了。理查外号狮心却是中世纪的名将，他率军取得了对萨拉丁的一系列胜利，但最终因为兵力，补给不足，没能收复耶路撒冷。理查最后与萨拉丁达成协议，耶路撒冷将维持在穆斯林的控制下，但也允许非武装的基督教朝圣者和商旅来访。在第三次十字军期间，理查一世一度染上热病，身体虚弱。萨拉丁得知后，派人送去自己营地的水果和雪中保存的冰凉饮料，还派出医生来协助治疗。这件事被十字军编年史家记载下来，成为“敌人之间互相尊敬”的象征。对比中世纪的残酷战争，这个故事凸显了两位领袖之间的骑士风度。另一则流传甚广的小故事讲两人比较武艺：萨拉丁展示他的弯刀，可以轻轻一挥就把丝绸切成两半。理查则展示他的重剑，一击就能把铁盔劈开。两人都赞叹对方武器与武艺之精妙，象征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骑士精神：萨拉丁代表轻巧、精准；理查代表力量、刚猛。 10年以后，教皇又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这次十字军比较缺钱。他们找上了威尼斯人，计划借威尼斯舰队运送大军。十字军没钱支付船费，威尼斯人要求他们帮忙进攻扎拉（今克罗地亚扎达尔），一个基督徒城市。可这不是一般的雇佣军，这是胸前画着十字架，喊着神心所愿的基督的军队。十字军来到扎拉。当地人挂起画有十字架的旗帜，提醒他们我们是弟兄。但十字军一点没含糊，洗劫了扎拉城。教皇闻讯大怒。写信把全体十字军将士开除出教。十字军领袖没有把信件告诉士兵。而教皇气消了之后，撤销了绝罚令。随后十字军参与了拜占庭帝国的王位争夺战，扶持了阿莱克修斯四世登上帝位，从而换取他曾经许诺过的丰厚报酬。但阿莱克修斯四世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拜占庭军民也极鄙视这个靠西方人上位的年轻人。他不久就在政变中被废除，而继任者拒绝向十字军付一分钱，请他们快走不送。十字军勃然大怒，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4天后攻破城防，随即对这座西方文明最大的城市进行了洗劫。十字军烧毁了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许多古典作品被盗被毁。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掠夺。君士坦丁堡赛马场里的著名青铜马雕像被带回了威尼斯，装饰圣马克大教堂。至今仍在。我很难理解教会如何会允许这个暴力犯罪的见证继续装饰教堂。十字军没有继续去耶路撒冷，而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拉丁帝国”（1204–1261年）当然讲希腊语的当地人民非常痛恨这个外来政权。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大概是基督教2000年历史的最低点。十字军目标彻底偏离。东正教对西方天主教的仇恨加深，东西教会的裂痕更加不可弥合。拜占庭帝国虽然在1261年恢复，但元气大伤，从此再难恢复昔日辉煌。教皇英诺森三世最初非常震怒，谴责十字军攻击同为基督徒的城市，并对参与者下达过绝罚。后来：当看到大量战利品与圣物送回罗马，并且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他又转而接受，并视之为罗马教皇权威扩展到东方的机会。

October 5, 2025

【修道主义和圣方济各】出世与入世 – 王嵩 (信仰探讨)

在基督教会最初的300年间，基督徒经历了很多次迫害。许多基督徒为主殉道。殉道者，Martyr这个词原本就是见证人的意思。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但 圣 灵 降 临 在 你 们 身 上 ， 你 们 就 必 得 著 能 力 ， 并 要 在 耶 路 撒 冷 、 犹 太 全 地 ， 和 撒 玛 利 亚 ， 直 到 地 极 ， 作 我 的 见 证 。原文就是做我的martyr。耶稣并不是在吩咐门徒必须要去死，而是要他们在世界各处为他作见证。但后来在犹太公会，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背景下，作见证常常意味着 面对逼迫仍不否认基督。而绝大多数的使徒都殉道了，我们以前介绍过：彼得在罗马被倒钉十字架，保罗殉道于罗马，雅各死在希律的刀下。渐渐地，“见证”与“殉道”合而为一。以至于只有为主舍命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见证人。 也有很多基督徒在迫害当中坚持信仰，没有否认基督，但最终没有被处死，这些人就被称为confessor，信仰告白者，他们也被高度尊敬，但在敬意上略低于殉道者。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使徒约翰。根据早期教父的记载，约翰在罗马曾遭受酷刑，甚至有传说他被投入滚烫的油锅却奇迹般生还。后来他被流放到拔摩岛。因为他在逼迫和酷刑中没有否认基督，却没有死，早期教会称他为 confessor。313 年《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不再担心迫害，甚至得到帝国资助。殉道的机会减少了，教会生活也逐渐转为公开、盛大。但正是在这种“平安”中，不少人反而看见危险：当迫害停止，教会逐渐与社会同化，失去了先知般的批判锋芒。基督教越来越成为罗马主流文化的继承者，而不是它的挑战者。帝国的支持带来壮丽的教堂、盛大的礼仪，但同时也带来形式化与世俗化的风险。教会的节日愈发繁密，仪式日趋复杂，外在的隆重掩盖了内里的贫困。祷告有时沦为公式化的背诵，几乎像是异教祭祀中的咒语。对于一些信徒来说，这样的信仰更像是罗马宗教的延伸，而不再是追随十字架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修道主义萌芽了。有人选择离开城市，走向旷野与荒漠，不是出于对世界的厌倦，而是渴望重新找回福音的本真。他们认为，若在日益世俗化的教会里继续安逸生活，信仰就会失去最初的纯净。于是，禁欲、祷告、独处、劳动成为他们对抗“世俗化教会”，追求radical christianity的方式。radical这个词在现在，尤其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时，有非常负面的含义。但如果追溯这个词的根源，在早期基督教的脉络中，它恰恰表达的是门徒所追求的目标。radical来自于拉丁文radix，就是根的意思。 […]

September 28, 2025

2025-09-28【义人必因信得生 — 从哈巴谷书了解信心】哈巴谷书 1-3-王嵩弟兄

信息大纲 I. 信心不是知道明天会怎样，而是知道谁掌管明天； II. 信心不是一厢情愿的盼望，而是在黑暗里仍能从 神获取力量； III. 信心不是靠自己咬牙坚持，而是把自己交托在神 的手中。 本周金句: 希伯来书 10:37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君士坦丁大帝】圣徒？暴君？- 徐志雄长老 (信仰探讨)

主后250年德修皇帝（Decius）颁令所有基督徒放弃信仰，向罗马的神献祭，违者初而警告，再犯就被处决。 主后300年左右，戴克里先（Diocletian）为了要有效地统一罗马帝国，便要求所有罗马公民持同一的信仰，基督徒也因此成为他的心头大患，于是在主后303年，他下令将教会毁灭，基督徒只有一选择：背弃信仰或死亡。他并下令基督徒将圣经交出来，然后焚烧。不少基督徒殉道，有躲藏的，也有背弃信仰以保性命的。 305年，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退位，伽列里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分别晋升为东西部正帝 308年伽列里乌斯（Galerius）颁令，所有人除须向罗马的神献祭外，凡市上的食物一律洒上祭祀的酒，以迫使基督徒吃”祭物”或饿死 迫害的原因基督教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并且以自己的信仰为绝对真理，不肯与其他宗教融合或并列，这便得罪了当时要维护罗马宗教的人，也令其他宗教的信徒憎恶。另一方面，基督徒为了分别为圣，绝不肯参与任何国家所指定的祭祀，这便引起误会，叫人以为他们蔑视神，甚至不信神的存在。因此当时对基督徒一个严重的控诉是：他们是无神论者。基督徒被认为太狂热，他们所追求的圣洁、仁爱、和平、公义，在人看来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当基督徒不计代价地付诸实践时，其他的人一方面暗暗佩服，但另一方面却感到不安。例如基督徒拒绝进入罗马盛行的竞技场，观看角斗。不少教父更批评当时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这引起当时的人很大的不满。当基督徒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强烈的对照，他们便感觉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基督徒不受欢迎。基督徒结成一体，很容易使人怀疑他们有政治企图或行动；而且在国家的法律以外，他们更遵守神的律，并坚持神的律才是绝对的。不少基督徒因要谨守不可杀人的命令，便坚决不拿兵器，不肯当兵，这对于以军事立国的罗马政府，显然是罪大恶极的。 教会的回应：坚守信仰，绝不妥协。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会的种籽－－特土良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公元272年出生于罗马默西亚行省母亲海伦娜是小酒店老板的女儿父亲是西部副帝君士坦提乌斯年轻时跟随戴克里先在帝国东部征战公元305年父亲升任正帝，回到父亲身边公元306年父亲猝死，被部下拥戴为帝国西部正帝，为此后18年的混战拉开帷幕 312年春，君士坦丁率领4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攻取了都灵，善待当地居民，这样意大利北部各城相继打开城门投降312年10月，君士坦丁来到罗马城下，马克森提乌斯出城迎战，在罗马城外3公里处台伯河上的米尔维安大桥附近展开了决战 优西比乌（约公元337年）：在《君士坦丁传》中写道，君士坦丁亲口告诉他，大约在中午时分，他和军队看见太阳上方出现了一个发光的十字架，伴随着希腊文 ἐν τούτῳ νίκα（“凭此征服”）的话语。当天夜里，基督又在梦中向他显现，嘱咐他在战斗中使用这个标志☧ Χριστός 大部分的溃逃士兵都涌向了8米宽的米尔维安大桥。不少士兵刚开始过桥就让后头的人推倒，活活挤死在桥旁的石栏杆上。台伯河其实并不宽，可以游泳渡河。但是士兵们身上都穿着沉重的盔甲，而在人挤人的混乱中，根本没有办法脱下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跳进河里后，大多都没有机会浮出水面，就葬身河底。 马克森提乌斯也葬身台伯河底，第二天被打捞上来，斩首示众，将马克森提乌斯的两个儿子也同样斩首 元老院升其为正帝 然后出发前往米兰和李锡尼会谈， 313年春天李锡尼与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坦提娅）进行了婚礼 313年6月15日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联合发布米兰敕令，给与公民宗教自由，基督教正式走出地下，成为合法宗教。 很久以来，我们二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始终认为信仰自由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因此，在我们所管辖的帝国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认，并允许他们为加深其信仰而举办有关仪式。然而，这种意愿在法律实施时给执行者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此问题作明文的规定。 我们，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锡尼于米兰相聚，共商帝国大事。我们一致认为，在所有事关万民的大事中，首先应该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 无论基督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民，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皆应得到完全的认可。无论哪一方天神，都应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为作为统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带来和平与繁荣。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二人属下的所有臣民，都应该得到宗教自由的权利。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以上是我们二人之决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颁布的有关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戴克里先皇帝制定的镇压基督教的诸法）一概无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 给予基督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绝对自由，同样也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们认为，全面承认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于帝国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誉和尊严都不容遭到诋敦。 基督徒曾饱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别规定，基督徒之前被没收的聚会祈祷的场所，必须立即予以归还。另外，那些曾经属于教会或者教区的资产，也即刻物归原主。依照上述规定，对那些以拍卖方式购买了教会财产的人，在交还财产后，国家将以公平的价格补偿其经济损失。 315年在多瑙河附近的⼩镇西巴菜（现克罗地亚东部温科夫齐Vinkovci）。君⼠坦丁⼿下守护莱茵河防线的2万⾼卢兵，对阵李锡尼麾下守卫多瑙河防线多年的3.5万巴尔⼲部队。君士坦丁亲率骑兵团冲锋，获得胜利。此时，两年前与李锡尼结婚的君士坦提娅，出来调停丈夫和兄长之间的斗争。可能是在12月达成和解，条件是李锡尼必须退到小亚细亚以东。君士坦丁接管多瑙河防线的精锐部队。 316-322年 君士坦丁和长子克里斯普斯分别防守多瑙河和莱茵河防线，抵挡蛮族的侵入。322年君士坦丁彻底击败哥特人，将4万哥特男子编入罗马大军。 324年君士坦丁向李锡尼开战，12万vs16.5万，在哈德良堡（现土耳其的埃迪尔内Edirne）决战，君士坦丁依旧亲率骑兵团冲锋，大腿中箭也不后退，最终击溃李锡尼的部队.. 李锡尼逃入拜占庭。在拜占庭外的海上，君士坦丁的长子克里斯普斯率领200艘浆帆船，利用顺风冲击李锡尼的350艘浆帆船，获得制海权。 李锡尼逃回老巢尼科米底亚（土耳其西北部的伊兹米特 Izmit），李锡尼的妻子，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这时再一次出面调停。李锡尼在妻子陪伴下，向君士坦丁下跪，并当面脱下了象征帝位的紫色披风。君士坦丁拉着李锡尼的手扶他起身，并提出之前与妹妹约定好的和谈条件。从今以后，李锡尼正式退位，与妻子前往帖撒罗尼迦一起过着引退生活。 第二年325年，突然有一队士兵闯入可以眺望爱琴海的帖撒罗尼迦，声称李锡尼私下与哥特人联络，密谋反叛君士坦丁，然后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将李锡尼和少年的儿子处以死刑。 君士坦提娅后来跟君士坦丁依然关系良好，不久就改信基督教了。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也已经改信基督教，所以君士坦提娅成了皇室中第二个改信基督教的人。 310年 逼前正帝岳父马克西米安自杀312年 米尔维安大桥之战杀死大舅子马克森提乌斯325年 处死了前正帝妹夫李锡尼326年 在狱中酷刑逼供杀死了长子克里斯普斯同年将皇后法乌斯塔在蒸汽浴中闷死 米兰敕令偿还教会资产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官兵，周日放假去做礼拜捐赠皇帝资产给教会对神职人员的特权与支持召开尼西亚会议建设新首都君士坦丁堡 耶路撒冷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伯利恒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罗马拉特朗大殿（Lateran Basilica – 12 […]

September 22,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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